第一講 出眉山

·源與流

文學大家蘇東坡因為一生創(chuàng)作了巨量的作品，所以被人們喻為一條大河；后來又有人把他比作一片茫茫的海洋，即所謂的“蘇海韓潮”。這里的“韓”指為文充沛激越的韓愈。我們且把蘇東坡看作一條生命的長河，從源頭做一回溯，把目光投向那個叫作眉山的地方。

它是蜀地的一個富饒之鄉(xiāng)，自古以來物產(chǎn)豐厚，文化發(fā)達，植被茂密，是一片有著強大生長力的肥沃土地。人文在這里是同樣豐饒的，這就說到了蘇氏家族。從記載上看，這個家族素以學問深厚著稱，遠祖蘇味道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是歷史上頗負盛名的初唐“文章四友”之一。此人極為早慧，九歲能文，武則天時曾躋身相位，唐中宗時被貶為眉州刺史。到了蘇東坡這一代，蘇氏家族已經(jīng)在此繁衍了三百多年，為當?shù)赜忻氖考澣思摇?/p>

蘇東坡的祖父蘇序為人慷慨，樂善好施，少時性格頑皮，讀書不求甚解；成年后喜歡寫詩且思維敏捷，詩作多達數(shù)千篇，是一位民間詩人：上自朝廷郡邑，下至鄉(xiāng)間漁耕，皆能入詩。蘇軾的兩位伯父都高中進士，大伯父蘇澹早亡，二伯父蘇渙是第一位由眉山出仕的人。

可見眉山蘇氏詩書傳家，淵源深遠。蘇東坡的母親程氏也出自眉山名門望族，外公程文應(yīng)是眉山首富，舅舅程濬與二伯父蘇渙為同年進士。當年蘇東坡父母的結(jié)合并非偶然，雖然當時蘇家已經(jīng)敗落，與程家財富地位頗不般配，但蘇氏家族從學問積累到精神氣質(zhì)，仍別于一般鄉(xiāng)紳。蘇、程兩家可謂世家聯(lián)姻。

眉山的文人士大夫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或修身于家，或為政于鄉(xiāng)，都不肯走科舉之路。唯有蘇東坡的二伯父蘇渙勤奮問學，及第入仕，開一時一地之風氣。繼他之后，眉山出仕者多達數(shù)百人，蘇氏家族也從此崛起，并由“三蘇”發(fā)揚光大。史書上記錄的蘇洵是一個老來發(fā)奮、終成大器的典范，還被編入家喻戶曉的《三字經(jīng)》：“蘇老泉，二十七。始發(fā)憤，讀書籍。”可見蘇洵雖然在科舉上不像他的兩位兄長那樣成功，但一直懷有著作心和為仕志。

作為蘇軾的父親，蘇老泉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杰出人物。他在衰落的家道中一直暗暗積蓄力量，未曾懈怠。他博學多聞，四處游歷，遍訪名山大川，結(jié)交一些重要的文化和官場人物，把希望寄托在兩個兒子身上，而且勢在必得。

蘇洵與夫人程氏對蘇軾和蘇轍從小就進行嚴格規(guī)范的培養(yǎng)教育，夫婦倆一個嚴肅刻板，一個慈祥溫厚，但都是飽讀詩書、深懷報國之心的人。他們深深地影響了蘇軾兄弟的成長，對其世界觀的形成、人生價值的取向，都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蘇軾兄弟立志遠行，以入仕進身為最終目標，這其中當然有著儒學的強大規(guī)定力，是“學而優(yōu)則仕”的必然取向。后來蘇東坡在詩中回憶自己的家庭時，寫道：“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保ā洞鹑螏熤屑覞h公》 ）

蘇東坡在青少年時代，居然將一百二十卷、八十余萬字的《漢書》手抄兩遍，用功之深令人驚嘆。他一生手抄《漢書》三遍，最后一遍是謫居黃州寂寞之期所為。關(guān)于努力治學，這只是許多記錄中的一點而已，還有數(shù)不勝數(shù)的例子。比如晚年謫居海南，他在《夜夢》一詩中寫到自己兒時讀書不專，耽于嬉戲，突然被父師發(fā)現(xiàn)，夢醒之后竟驚慌如吞鉤之魚。

蘇東坡與弟弟蘇轍幼年師從眉山道士張易簡，在天慶觀讀書三年。張易簡收有學童百人，東坡和后來載入《仙鑒》的道士陳太初，是深受道長喜愛的兩個學生。東坡被貶黃州時，陳太初在漢中羽化仙去，此事被其記在《陳太初尸解》一文中。天慶觀的啟蒙教育，使詩人自小蓄有玄志，為后來的世外思想打下基礎(chǔ)。

世人一再強調(diào)的“童子功”，實際上來自天地人三者。蘇軾的童年非同一般，家庭環(huán)境一派向上氣象，既有強勁的入世進取之力，又能夠放任自然，見識玄人。蘇東坡曾經(jīng)在《洞仙歌》一詞自序云：“仆七歲時，見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边@個老尼姑引起蘇東坡的極大好奇，因為她自言隨師父進入蜀主孟昶的宮中，敘說當年見聞。這在少年眼中，玄人與宮廷合二為一，散發(fā)出神秘的光暈，讓他心曠神怡。

后人面對蘇東坡這樣一位奇人，會一次次設(shè)問由來，就像感嘆黃河長江之浩而必要追尋其源一樣。但有一部分奧秘或許是無法挖掘的，因為所有天才人物都是個案，后天的一些緣由好像都是一些表象。仿佛一切都有更深的淵源和設(shè)定，是一種自然宿命。

如果以童年為源頭，少年為初流，青年為沖蕩而去的激浪，那么到了壯年則變?yōu)閷掗煹拇笏咸?；到了老年，就成為無聲的闊漫之水，直到入海，展現(xiàn)出平湖一般的澄明，漸漸與無邊的冥渺匯為一體。

當世人看到一條巨流的時候，感嘆最多的是其波濤洶涌的氣勢，一瀉千里的豪邁，只有少數(shù)人才能夠追根溯源，臨近源頭做一番實際而周備的考察。這種考察需要經(jīng)歷辛苦的跋涉，因為它的源路遙遠而復雜，不可能匆促覽過。它是一種客觀的呈現(xiàn)，可以量化，可以分析，或直觀地羅列眼前，或隱去了重要的部分。我們知道真正的源頭是更為繁復、瑣屑和神秘的。它如何產(chǎn)生在這樣的時空中，實際上是無解的。我們將依據(jù)能夠把握的部分，運用自己的智慧去梳理和考察。這一段是洶涌闊流，那一段是涓涓溪水，二者之間有著不可割斷的牽扯。先是緩慢的匯聚合攏，最后形成滔滔之勢。

我們相信一切巨流皆有淵源，可實勘時又難免陷于惶惑：滴水涓流，無數(shù)支流與小溪，沒有波瀾，沒有驚人的氣象，只流向一個未知的方向，曲折蜿蜒。我們無法將它的中游、將宏大的氣象與眼前聯(lián)系在一起。沿途不斷有支流匯入，還在含納和接受；不過它最終在大地上刻成的那道驚人的痕跡、那沖擊山岳的力量、那在整個山川中留下的永垂史冊的濃墨重筆，還是讓人有些始料不及。

我們?yōu)榱鞫瑁瑸樵此?，久久不能平靜。蘇東坡離去千年，倔強的身影難以被塵埃淹沒，仍然清晰地矗立在那里。在當下這樣一個物質(zhì)主義和娛樂主義至上的時代，他的詩文與傳奇更加引人注目，更能惹人喜愛，也更容易成為許多人的偶像。但我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這樣一位文學巨擘，還是一個問題。關(guān)于他有多少空想、浪漫和誤解，還須從頭盤點。這是一項并不輕松的工作。

·三蘇之別

“三蘇”作為歷史上通用的一個稱謂，將蘇家三位杰出人物統(tǒng)而括之，似乎此等人品、才具和成就齊聚一家，這個現(xiàn)象本身就凸顯了一個世所罕見的人文奇觀，并作為一個文化符號為人津津樂道。與此相關(guān)的還有一個驚悚的傳說：眉山地區(qū)本來綠色蔥蘢，青翠欲滴，卻因為“三蘇”的誕生而變得貧枯荒寂。原本是土質(zhì)肥沃之地，卻因為三棵碩大的植物而耗貧，偌大一片土地竟然不再有茂密的繁殖。這三個人作為人中翹楚，百年不得一遇的曠世奇才，對一片土地具有這樣的剝奪力，真是讓人驚嘆中又生出幾分恐懼。如果偉人出世，一方土地必得付出這樣大的代價，該是多么悲慘。不過這種悲慘卻伴隨著時代的欣悅和地方的自豪。這個洋溢著夸張與豪邁的傳說，讓我們窺見了一個時代驚羨的表情。

“三蘇”文學成就巨大，父子三人同享文名，飲譽天下，與此類似者，歷史上還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從這種奇跡中我們可以窺見什么秘密，還需要到個體中去尋覓。首先是老來成名的父親蘇洵，他比較起兩個兒子，似乎有著一副冷苛的面容。他雖然興趣廣泛，但少一些幽默感，更為正統(tǒng)，是儒家傳人的典范，治學、修身、出仕，繼承了嚴格的詩書傳統(tǒng)。他具有恒志，雖然二十七歲才發(fā)憤讀書，屢試不中，卻絲毫沒有減弱濟世之心。他不僅將報國之志落實到自己的行動中，而且更深入地貫徹到兩個兒子身上，他們最終在“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超越了父親，在仕途上官至三品甚至更高，且著作等身。當然在一些細部，比如個人志趣、性格特點、天賦高下等，兄弟二人仍有較大區(qū)別。他們共同點很多，不同處也非常多。

我們以最具有代表性的蘇軾為例，做一個分析。從他身上仿佛可以看到蘇洵的影子，如執(zhí)拗、堅定和正統(tǒng)，如強烈的儒家情懷，更有輔佐君王的忠耿，似乎完全繼承了蘇洵；在其他方面，則又顯出了一些不同，更幽默、更隨性，把那種堅定和執(zhí)拗的品性，發(fā)散到較長的生命過程中；當進入某個生活的局部，又顯得松適散漫。他那么寬容，又那么偏執(zhí)，時而激情滔滔，時而閑適松弛。他像父親一樣欣悅美麗的山川，足跡遍布大江南北，能夠于外物之中汲取靈感和樂趣。他的興味幾乎遍布一切事物：從“云煙湖寺”到“船閣荒村”，從“溪上青山”到“細草軟沙”，從“嶺上晴云”到“西軒月色”，舉不勝舉。他與綠竹相伴，與水鳥同眠，堅韌樂觀，于悲苦中尋找自己的精神依托，在寂寞中驅(qū)趕沮喪，一生取悅于筆墨。他善于在現(xiàn)實中做出妥協(xié)、做出建設(shè)，在為政生涯中大有作為，同時又是一個閑情自娛的大玩家。僅僅從記載中，我們還難以從父親蘇洵身上看到這一切。

我們再看和他處于同一時代的蘇轍。他們生長于同一片山水、同一個家庭，接受同樣的教育和熏陶，但作為弟弟的蘇轍卻自有面貌。無論是從政為文還是其他，蘇轍既不同于嚴格的父親，又不類似復雜的東坡，他更像一個規(guī)范的官場人物、一個我們所能理解的詩人、文章高手。他在仕途發(fā)展方面要好于東坡，但在文采方面卻不像兄長那樣恣意飛揚，那樣無邊無際漫卷一切、涵蓋一切。蘇東坡的才情，會讓我們稍稍地忘掉其他“二蘇”。蘇東坡從“三蘇”的籠統(tǒng)中走出來，走向我們，他的面部更清晰，特質(zhì)更突出。他的步履時而緩慢，時而匆忙；他的神情一會兒舒展，一會兒激烈，一會兒憂愁，一會兒又變得狡黠和曖昧。在“三蘇”中，我們常常忽略另外兩個，而更多地鐘情于一個東坡。

因為蘇東坡繁復到了無法言說，后人把他比喻為一條大河或一片大海再恰當不過。因為它的茫茫一片，因為它在朝陽和夕色下泛著火焰、在中午的烈日下閃著炫目的銀光，暗礁與溝壑都淹入無邊的大波。我們可能傾注半生泛舟其上，探索和搜尋，時而淹沒于局部。當有一天回到彼岸，仍然會為這段經(jīng)歷所震驚——在蒼茫的不測中有過怎樣的喜悅和歷險，是一次難忘的經(jīng)歷。

蘇洵的雄文《辯奸論》，筆調(diào)嚴峻，指向清晰，言辭苛刻，在歷史上頗負盛名且稍存爭議。在這篇犀利的文字中，王安石不點名地受到斥責，不留情面，毫無余地，以至于后來連東坡兄弟都不能茍同。從諸多方面分析，蘇洵的文字峻急而苛責，黑白分明，嫉惡如仇，又稍稍褊狹。他除了詩文，更愛著述，喜歡研究《易經(jīng)》《論語》等大典，興趣持久，去世前因為沒有完成這些著作而感到愧疚，不得不把接續(xù)的重任留給兩個兒子。兄弟二人沒有辜負父親的囑托，特別是蘇軾，幾乎是在最艱難的人生旅途中完成了《易傳》《論語說》《書傳》三部書。

蘇東坡在青壯年時期好像沒有多少著述的志向，其人生著力點主要是為政，其次是筆墨自娛。但越是到晚年，越是不能忘卻父親的重托，著述就成為一個重要事業(yè)，也是很大的慰藉。他不僅以此打發(fā)時間，而且還進入了歷史和人生的嚴肅思考與總結(jié)之中，成為必做的、最后的一門功課。這對他來說是非常值得的。他這個時段也許更能理解父親的夙愿，明白這項工作是多么重要。到了生命接近終點的時候，蘇東坡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三大著述”，因為它們連接著父親的希望，認為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文字結(jié)晶，有了它們便可死而無憾了?！暗珦嵋暋兑住贰稌贰墩撜Z》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保ā洞鹛K伯固書》 ）

可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后來人對這“三大著述”并沒有給予更多的關(guān)注，矚目的還是那些詩文，是“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是“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是“一蓑煙雨任平生”，是“清風徐來，水波不興”，這樣一些佳句；甚至對他那些嘔心瀝血的策論和奏議，也都選擇了忽視和緘默。這也許表現(xiàn)了當代人不重理路，只求娛樂的特征。我們更喜歡有趣的文字，喜歡個性，喜歡傳說，喜歡在一些委婉多情或性格鮮明的抒寫中獲得共鳴，尋取快感。我們不愿意涉足深沉的思考和思辨，在許多時候，將它們留給那些專門的學問家，讓他們?nèi)ャ^沉探微、總結(jié)和生發(fā)。我們只愿做一個欣賞者，一起快慰、慨嘆、暢飲和歌唱。奇怪的是那些所謂的學術(shù)人物對于蘇軾，包括蘇洵和蘇轍的學術(shù)著作中關(guān)于歷史和社會的沉思，也沒有給予更多的回應(yīng)。至少這方面的研究著述我們看到的不多。

翻開“三蘇”文集，我們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三個人一生最用力的不是曼妙的辭章，不是詩，不是詞，也不是散文，而是那些數(shù)量龐大的策論，甚至包括他們?yōu)榛始移鸩莸囊恍┲普a。這些文字數(shù)量頗大，文思縝密。蘇軾尤其激情萬丈，在策論之中表現(xiàn)出逼人的才華，深入的思考、強大的辯才、一瀉千里的氣勢。而這一切在詩文中似乎并沒有表現(xiàn)得這樣充盈。

蘇東坡繼承了父親的豪放與思辨，也繼承了母親的和藹與隨性。他十歲能詩，二十通經(jīng)，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少年天才。弟弟蘇轍似乎更為沉穩(wěn)，但文辭非常銳利。人們通常以為蘇轍要溫和一些、中庸一些，實際上也會怒而疾言。他在政爭中所表現(xiàn)出的勇氣，某些時候甚至超越了東坡。不過在大多數(shù)時候他還是持重的。蘇東坡的敏而多辯一度成為習慣，其靈魂始終活躍。

蘇老泉發(fā)奮求仕較晚，只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兩個兒子身上，著意培養(yǎng)，使他們在仕途上更早啟程，可以說作為父親的蘇洵準備周全，成竹在胸。這是一條為仕的傳統(tǒng)路徑，也是僅存的報國之途。蘇東坡和蘇轍在這種強大的傳統(tǒng)之力的推動下，最終放棄了上山為玄的世外奇志，走出眉山。就東坡而言，他在這條道路上傾注了最大的熱情，但對其他方面似乎又有不舍，結(jié)果一生都在張望、神游和飄移。與兄長相比，盡管弟弟子由也喜歡修道，卻更能夠安于官場。有一次一個瘋癲道士治好了子由的病，他便把此人推薦給東坡。兄弟二人經(jīng)常交流修煉心得。由此可見，少年喜好玄事，追慕道家，是兄弟兩人共同的經(jīng)歷，這大概也受到父親蘇洵的影響。

好玄修道，似乎與出仕為官并不矛盾。中國歷史上不止一位君王喜歡玄事，比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等。這些具有雄才大略的鐵腕人物，決定著天下人的生死，唯獨不能掌控自己的陽壽，所以全都向往世外玄術(shù)。還有一些特異的生命像李白、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等，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浸染，渴望濟世報國建立事功，一方面又向往“處士風流水石間”（《與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其一》 ），要隱居修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唐代中期的名相李泌，幼年穎悟異常，有世外之志，仰慕神仙之術(shù)，曾數(shù)次隱遁山林，又數(shù)次被帝王召回。就是這個似乎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前后輔佐了肅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幾次挽大唐于既倒。好玄修道在中國士大夫身上竟能和諧統(tǒng)一，可謂奇觀?！叭K”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將二者融合，難以考察，不過從他們的人生旅程上，還是能夠發(fā)現(xiàn)二者的交融與互補。

子由小東坡三歲，視兄長為終生榜樣，謹記父訓，一生追隨左右。他的命運一直為兄長所籠罩，這使他吃盡了苦頭，也享盡了榮耀。一般人看來在從政、家庭、著述等諸多方面，蘇轍都是一個模范人物，他愛家、愛友、愛君，兢兢業(yè)業(yè)，不像東坡那樣常陷爭議的漩渦，當然也缺少東坡那樣的名氣和華彩。蘇轍不像兄長那樣多情多趣，他勤于政務(wù)，寡欲清心，婚姻方面也是從一而終。或許是平穩(wěn)健康的生活彌補和化解了仕途上的跌宕，他最終得以長壽，晚年隱居潁濱，筑室“遺老齋”，讀書寫作，默坐參禪。那時北宋的元祐大臣大多在迫害中郁郁而逝，所剩無幾，蘇轍卻能夠在世俗生活中安度。這在那個時代顯示了其特異性，也是一種難得的人生格局。

蘇洵之冷峻、嚴厲、激烈，在東坡身上大多得到了繼承，只是在外部表現(xiàn)上有些不同而已。蘇轍既不同于父親，又不同于兄長，似乎較為平和穩(wěn)健，是一個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納的政治人物。我們可以設(shè)想，如果沒有東坡宦海風波的激烈顛簸，蘇轍一生將會平穩(wěn)許多。不僅是蘇轍，即便是蘇軾的子孫也無不為其裹挾，晚年流放嶺外，一個孫子死在惠州，他們的人生也隨東坡劇烈起伏?！叭K”之中，蘇洵更像一位父親，而東坡卻不像一位兄長，若將蘇轍和蘇軾調(diào)換一下位置，我們會覺得更妥帖一些。作為一位小弟，子由如果像東坡那樣頑皮嬉戲、多才幽默、不拘小節(jié)，也許更合情理，因為兄長應(yīng)該更踏實、更穩(wěn)重、更像父親。但果真如此，東坡就不成其為東坡了。在私生活方面蘇轍也更像父親，沒有納妾，沒有緋聞。對于命運和兄長，他都無可奈何，不知應(yīng)該欣悅還是痛苦，只一味遵循父訓，敬仰兄長，愿做一個跟隨者陪伴身旁。

兄弟兩人一旦踏上仕途，便走入了渾茫莫測的旅程。他們在這段崎嶇的道路上行色匆匆，身不由己，一生難得見面，大部分時間都在相互遙望。他們青年時代有過“夜雨對床”之約，命運卻將兩人遠遠地分開，于是就引出了彼此那么多的懷念和憶想，那么多的書信往來和詩文互答，也有了蘇東坡的千古佳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yīng)似飛鴻踏雪泥。”（《和子由澠池懷舊》 ）“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保ā端{(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 ）這樣的一對兄弟，古往今來溫暖了多少世間人心。我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血脈的力量，倫常的力量，傳統(tǒng)文化的力量，感受到人間無處不在的溫情暖意。他們相互激勵支持，走完了輝煌而多舛的一生。

蘇洵對于新黨人物的變革充滿了厭惡，對王安石等人的惡感直接影響了東坡和蘇轍，這種影響是致命的。他們?yōu)檎牧鲆约八麄兊脑娢?，將三個人緊緊地連接在一起。他們無愧于眉山這片豐腴的土地，最終化為她的符號，成為她的代表。他們大致有著共同的厄運、不幸和光榮。這父子三人又是互補的：風格的互補，思想的互補，矛盾和差異的統(tǒng)一。他們既已打上“三蘇”的印記，許多時候也就難以剝離：人們面對蘇東坡這樣一條浩瀚的大河時，會想起另外兩條河流。

他們不是支流，而是各自蜿蜒、時而匯合時而分離的兩條河流。

·北上

蘇東坡從第一次離開家鄉(xiāng)眉山開始，就踏上了一條北上之路?？偨Y(jié)他的一生，我們會發(fā)現(xiàn)：只要北上就是幸運，就是美好的旅程。因為京都在北方，那兒意味著權(quán)力和榮耀。比起南方，那里更高也更清爽。南方有濕瘴，而且趨近蠻夷，北方似乎更靠近文明。然而北方之北卻是另一番景象了，那里意味著更強悍和更粗獷。以北宋京城汴京為坐標，蘇東坡一生為仕，除了定州算是任職邊塞，幾乎所有北上的經(jīng)歷都是美好和欣悅的。相比之下，所有南下的經(jīng)歷都充滿了不祥，是一次次災難。

在當時的朝廷眼中，南部是疏離的，多用于不端之臣的流放，只有東南方的蘇杭是一個例外，它們離繁華的都城不遠，地理位置十分優(yōu)越。杭州曾經(jīng)是蘇東坡用心經(jīng)營和鐘愛的地方，這里在當年算是富裕和開放的代表，北宋仁宗皇帝曾經(jīng)有一句詩：“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保ā顿n梅摯知杭州》 ）蘇東坡對杭州的喜愛無以言表，曾在詩中說，自己好像前生已經(jīng)到過這個地方似的，到處都像舊地重游一樣。他在這里感到了空前的喜悅。此地飲食與風光俱佳，也留下了蘇東坡一生最值得夸耀的政績，成為他最留戀的歲月。好像杭州是為數(shù)不多的美地，甚至讓他覺得超過了故鄉(xiāng)眉山。他把這里比喻為“山水窟”，即自然風光的勝地。

說到對北方的向往，還不僅僅因為權(quán)力，也還有自然氣候之益。在當年，北方氣候與今天稍有不同，洛陽與黃河中下游的城市都溫暖宜人，有繁茂的綠色。比如元好問曾經(jīng)贊揚濟南富有江南氣象：“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長作濟南人?！保ā稘想s詩十首·十》 ）當時的黃河中下游城市雖無蘇杭一帶的濕潤和繁華，但也絕非苦寒之地。蘇東坡自從走出眉山的一刻就心向北方，直到走進那個夢想的都城。這對于南方人特別是蜀地人來說，尤其如此。眾星環(huán)拱的北極星下有一處最為神奇威嚴、華美隆盛之所，這種想象激勵了天下多少莘莘學子。

北方是儒學發(fā)源地，是源遠流長的正統(tǒng)文化的誕生地，也是威權(quán)的象征。沒有嚴謹肅穆的北方，就沒有正大的中華思想；沒有干爽嚴肅的北方，就沒有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沒有權(quán)力的籠罩，大地就會渙散以至于傾斜。華夏似乎因為北方而變得更有希望、更有條理。蘇東坡最痛苦的幾個人生階段都是向南的流放，向南再向南，苦難也就隨之層層遞進。從京城汴京到黃州、到惠州、到雷州，最后到瓊州、儋州，也就達到了苦難的頂點。蘇東坡一生很少發(fā)出哀嘆，但到了海南之后也不得不說，此地無藥、無吃物、無朋友、更無文友。沒有可以傾心交談的人，真是痛苦寂寞到極點。在這個遙遠而枯寂的孤島，四顧途窮，登高遠望，水天無際，似乎沒有生還的可能。他凄然傷懷：何時得出此島？

他渴望北上，直等到生命的最后歲月才踏上了北歸的道路。

地理與心理有一種奇怪的聯(lián)系，心理空間與地理空間的關(guān)系也頗費思忖。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氣質(zhì)，連接著不同的幻覺。它們的不同究竟由什么造成，作為一個概念又有著怎樣的內(nèi)涵，形成的過程是怎樣的，一切都值得細細尋索。從古到今，“北方”的內(nèi)涵和外延多有變化，但有一部分至今未變，即北方的力量與權(quán)威仍然在想象和認知中得到確立。當年蘇東坡在父親的帶領(lǐng)下與弟弟一起跨向北方的時候，可能并沒有想到，等待他們的是一生僅有兩次的返鄉(xiāng)機會，這在我們今天看來真是不可思議。離開故土難得回返，該是人生的多大遺憾。但是在當年交通工具極不發(fā)達，還有繁忙的政務(wù)及其他阻礙，難返也就變成平常之事?；丶抑愤b遠又遙遠，北上之路坎坷又坎坷，父子三人當年所能夠想象的那種壯志得酬、一展宏圖的境況，實際上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實現(xiàn)，更多的還是一場空想。

當年好像所有的機遇都在北方，那是一個發(fā)展之地、實現(xiàn)之地，是邁向人生巔峰的一個方向。這盡管與今天的想象稍有不同，但大抵還是沒有多少變化的：北上仍然是一個強烈的吸引。

從東坡的旅途記錄中我們發(fā)現(xiàn)，當年最舒適的交通工具是舟楫，陸地行走往往是艱苦的。在少水的北方，他只能騎馬或乘坐馬車赴任，道路崎嶇，敝裘羸馬，風刀雪劍，旅程將變得格外漫長。蘇東坡晚年貶放嶺南，一路南下困苦倍增，部分原因就是陸路顛簸，無奈之下不得不向哲宗皇帝乞求舟行。他的一生似乎都是水陸輾轉(zhuǎn)、停泊或休整，從他的詩作中，可以看到好幾次除夕之夜奔波在離任赴任、南下和北上的旅途上。北上、南下，再北上、再南下，從最北走到最南，從榮耀走向淪落。在北宋最南端的“夷獠”之地，蘇東坡度過了風雨飄搖的三年，也走向了人生的末路。他的最后日月讓人惋嘆：再一次北上。

在矛盾重重、坎坷叢生的旅程中，他作為一個大智者何嘗沒有悔悟、沒有痛心疾首的反抗與追問。這一再重復的北上之路似乎昭示了希望，卻更多地埋下了絕望。真正的悲劇其實是從離開故鄉(xiāng)眉山開始的，北上之路不過是一條傷絕之路。他在一道道詔宣之下不得不重蹈覆轍，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踏上彼岸，踽動，挪移，像最初離開眉山一樣，向著一個方向。

等待他的是最后的時刻。詩人的榮耀始于北上，詩人的生命亦止于北上。

·誤入最大人家

在中國歷代讀書人的心目中，朝廷是一個莊嚴端正之所，是治理的中心，是理想的基礎(chǔ)，是安頓個人肉體與精神的最高堂宇。在這里似乎可以擁有一切，可以真正地施展抱負。這是讓人生變得更加闊大充實，是無所不能的一個場域。他們不由自主地將其當成最大公器，于是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封建專制社會的朝廷其實并非一般的政體設(shè)置，而是天下“最大人家”，即一個大家庭的內(nèi)部辦事機構(gòu)?！凹姨煜隆敝膳?，只有深入其中的人才會深味。

蘇東坡所進入的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一戶“最大人家”，比起朝廷外的那些強悍聚集，在許多時候要“莊重”一些，比如梁山和太平天國之流，二者比較起來差異是很大的，然而在本質(zhì)上仍舊相似，都屬于叢林法則之下強蠻爭奪的結(jié)伙?！白畲笕思摇奔僖詴r日，逐漸會有一些規(guī)范的積累，盡管已經(jīng)十分畸形，但畢竟有了規(guī)制，甚至在上升時期還會有一些“大家氣象”，有所謂的“政治傳統(tǒng)”。但它的原始屬性，一定要在特別的時刻現(xiàn)出原形，表現(xiàn)出強虜?shù)谋举|(zhì)?！凹姨煜隆钡奶刭|(zhì)任何時候都不會隱匿到無影無蹤，甚至會暴露無遺，如瘋狂的壓榨和掠奪；如窮奢極欲，殘忍鎮(zhèn)壓，上行下效；如成群的性奴；如群蠅競臭，等等。投身于這樣的體制之中，與一個讀書人的報國之志相去甚遠，與儒家的仁治之心相去甚遠。這種報國無門的痛苦，其實是所有身懷家國的讀書人的最大痛苦。一個個王朝由盛而衰，更迭換代，只是鮮有例外。

一個英明有為的君主會使朝廷氣象為之一新，整個國土變得生機煥發(fā)，置身其中的讀書人覺得生逢其時，覺得大有作為，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是值得的。他們像所有誠實的人一樣，開始踐諾。在這樣的時刻，他們往往誤解了自己身處何地，忘記了自己進入的仍舊是天下“最大人家”。在這個“家天下”的巢穴里，他們開始一點一點品嘗痛苦人生。

北宋初年算是一個非同凡響的治世，開國之君趙匡胤重文抑武，通過“杯酒釋兵權(quán)”，從藩鎮(zhèn)主將手中收回軍政大權(quán)，直接掌握軍隊，并推行文人領(lǐng)兵的范例。他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君主，喜歡讀書，馬上得天下之后即以文治國，給后代子孫立下“勒石三戒”，其中之一就是“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者”。他力倡政治文明，尊崇儒家學術(shù)，因此頗受歷代文人的贊揚。宋代官員俸祿非常豐厚，三四品以上薪水更高。如宰相和樞密使正俸的月錢是明朝宰輔的數(shù)倍，并有服裝絹綾及各種補貼?？傊未墓俚?，沒有哪個朝代可以比擬。這時國家版圖雖小，科技和經(jīng)濟卻非常發(fā)達，活字印刷、火藥和指南針，都是在這個時期取得了重大突破，算學、天文學、醫(yī)藥學等領(lǐng)域也遙遙領(lǐng)先于世界。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為中國北宋時期，其科學與文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是人類偉大的創(chuàng)造時期。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愿意生活在中國的宋朝。”北宋都城汴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都市，據(jù)考證有一百五十多萬人口，超過了盛唐時期的長安人口。宋代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這樣描述：“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宋徽宗年間的畫家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生動地再現(xiàn)了當時汴京的富麗景象和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

唐代曾實行“里坊制”，將居民區(qū)和商業(yè)區(qū)加以分隔，而且閉門鼓敲之后市民不能上街。北宋仁宗時代廢除了里坊制，整個都市的商業(yè)生活從此無比紅火，汴京即成為一座不夜城，夜市開到半夜，凌晨接續(xù)早市。京城的娛樂業(yè)非常發(fā)達，通常把黃金地段用一個個勾欄隔開，夜夜上演評書、戲曲、雜藝、相撲等節(jié)目，最熱鬧時可吸引上萬人，連仁宗皇帝都出宮與民同樂。最不可思議的是當時的女子相撲表演，她們著裝火辣，仁宗皇帝看完表演竟十分興奮，吩咐“賜予銀絹”。據(jù)記載皇帝此舉激怒了司馬光，他曾上《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婉轉(zhuǎn)地批評了仁宗。

現(xiàn)代人使用的牙膏和牙刷也在北宋出現(xiàn)，蘇東坡就是一位善于研制牙粉的行家里手，記載中就有“蘇軾牙粉”和“蘇軾刷牙法”。北宋人不僅愛惜牙齒，還發(fā)明了美容和鑲牙術(shù)，當時稱為“染須術(shù)”和“種牙術(shù)”，如南宋詩人陸游寫過“染須種齒笑人癡”（《歲晚幽興》 ）的句子。當年還有專職牙醫(yī)，陸游在此詩自注中說“有醫(yī)以補墮齒為業(yè)者”。這都是高度文明的例證。兩宋都城的餐飲業(yè)也格外發(fā)達，上層人士熱衷于享受名廚和名店。據(jù)《東京夢華錄》和南宋吳自牧的《夢粱錄》所記，當時宋人的烹飪技巧已達數(shù)十種之多，而且酒店還有歌舞助興和外賣生意。

除了豐盛的物質(zhì)享受之外，宋人還有讀報的習慣，《靖康要錄》記：“凌晨有賣朝報者?！眻笳率且粋€較為繁瑣的行業(yè)，印刷發(fā)行需要諸多環(huán)節(jié)的緊密合作，在南宋《西湖老人繁盛錄》和《武林舊事》描述中，“早報”業(yè)務(wù)已經(jīng)成熟，許多都城人家不僅看官府的“朝報”，還可以看到私人小報，后者主要登載各種花邊新聞之類，屬于“朝報”不屑于報和不敢報的內(nèi)容。西方十七世紀才出現(xiàn)了《法蘭克福郵政總局報》《新到新聞》《萊比錫新聞》等，比宋代晚了七百多年。

汴京的體育賽事格外發(fā)達，相當于現(xiàn)代足球的“蹴鞠”，在當時非常興盛；高爾夫球在宋代叫“錘丸”，這種高雅的體育活動也流行于朝野。與這種奢靡生活相匹的還有妓館，據(jù)《西湖游覽志余》記，每一州府只要新太守上任，營妓們都要出去迎接；太守離任之時，與之交往密切的營妓會難分難舍。當年蘇東坡任杭州通判時，就曾派杭妓前往蘇州迎接新太守，并專門為此賦詞《菩薩蠻·杭妓往蘇迓新守楊元素，寄蘇守王規(guī)甫》：“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蕭瑟。不用許飛瓊，瑤臺空月明。清香凝夜宴，借與韋郎看。莫便向姑蘇，扁舟下五湖?！边@種群妓迎接新任的情形，可謂宋代的一道風景。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保ā多噺V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 ）蘇東坡在父親蘇洵的指引下北上，懷有報國壯志，卻誤入了“最大人家”，這對他而言既始料不及，又自然而然。他在這種靡靡之音中或有迷失，但冷寂中會悟徹許多?？上б磺卸紴闀r太晚，心身之矛盾已不可調(diào)和。有時他會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如“最大人家”的秩序、森嚴氣象，會加深恍惑。他宛若置身于一個神秘的場所，這里的一切似乎都值得付出。只有真相顯露的時候，詩人才會產(chǎn)生出陣陣驚悚，但這時已經(jīng)無法逃離。

·最大的虛妄與神秘

封建宮廷不過是人工所能造出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虛妄。它曲折隱晦，難以為外人所知；它的晦澀性無論怎么估計都不過分。這個地方幾乎每天都在發(fā)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大事”。這個闊大、偉岸和堂皇的建筑群讓人矚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仰望中，被鑲了一道金邊。不過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上蒼眼里不過是一處“蜂巢”而已，是微塵聚散之一例。真正的大世界還是天籟自然，是萬里長空，是星辰日月的昭示。人世間對于皇家宮廷的好奇心是無法泯滅的，這是一個傳統(tǒng)，是人類積習。有時人們會根據(jù)一些傳說，用最好的想象去揣測，其實一切都是幻覺。

蘇東坡在很小的時候就聽人講起朝廷里的名臣如范仲淹等人，他們革除舊弊，開拓新局，史稱“慶歷新政”。國子監(jiān)直講石介寫了《慶歷圣德詩》加以頌揚，東坡讀到這首詩時剛剛八歲，那時就讀于鄉(xiāng)校，有人把這首詩帶給老師看，引起了他的好奇。因為不了解詩中提及的人名，就焦急地詢問，老師說：你一個小孩子不必知道這些。東坡喊道：難道他們是天上的神仙？只要是地上的人，我為什么就不能知道？由這個記載可以看出，幼年蘇東坡是何等倔強何等向往，自小駐入胸間的就是一些能吏名臣，一些流傳千古的人物。

那些人物出入宮廷，服務(wù)于朝廷，聲名遠播，事跡動人。這對于一個邊遠地區(qū)的讀書少年而言，影響是決定性的，在此，榜樣的力量顯現(xiàn)出來。一棵茁壯成長的、將要成為巨材的小樹，在那種難得的時代風氣里英姿勃發(fā)、綠色蔥蘢。

民間有一句俗語：“樹挪死，人挪活?！碧K軾即將北上，隨父遠行，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個人的前程與國家的前程合而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圖景，在他的腳下化為金光閃閃的道路鋪展開來。人生最初的行走往往如此，有志向、有目標的人尤其如此。他們不愿固守，也不能待在原地，好像總有一束強光在前頭引導，讓他們跋涉不停，讓他們追趕。

后來發(fā)生的事情似乎如愿以償。蘇軾二十二歲高中進士，并為皇帝與名臣欣賞，盡管后來仕途蹭蹬，還險些喪命，但五十一歲的時候即侍立邇英閣，弟弟蘇轍緊隨其后。兄弟二人獲此殊榮，成為元祐政壇上令人矚目的事件，在朝中一時傳為美談。邇英閣古槐參天，花香馥郁，多少名公巨卿在此流連，可謂風光無限。蘇洵將耕讀傳家的傳統(tǒng)發(fā)揮到極致，眉山蘇氏就是中國鄉(xiāng)紳文化的縮影，其儒家情懷，蘇家子弟直到最后也難以超越。在宮廷中，即便是最為痛苦的時刻，他們也只能在隱隱的不安中質(zhì)疑。這質(zhì)疑之聲回應(yīng)了更遙遠更恒久的召喚，矛盾重重：有時欣然釋懷，有時痛楚不安，有時迷茫無緒。

蘇東坡的局限也屬于很多讀書人。一個生命置身于體制之中，很難有一個例外。

·諍臣佞臣與人杰

在官場中，諍臣佞臣與人杰，這三種人不可不加以辨識?！罢姵肌背３Ｊв诙?，而“佞臣”必定荒于德，唯有“人杰”最為難得?！罢姵肌辈坏扔凇叭私堋?，“人杰”往往諍而有度，重視實踐，富于理性，常有大策在胸，既遠離平庸，又不當和事佬。在朝廷政壇上三種人各有大用，連“佞臣”也不例外，因為“佞臣”只要懂得權(quán)術(shù)機心，便是最高權(quán)力者之大備。最高權(quán)力者需要駕馭群臣、調(diào)節(jié)眾僚，即所謂的“帝王術(shù)”，以此確保自身利益，所以“佞臣”的作用從來不容忽視。“佞臣”既是一味毒藥，又是一味厲藥，更是禍害一個時期政治風氣的主要因素。對于“家天下”的主人，“佞臣”從來都被庇護得很好，只在萬不得已時才將其拋棄，這對“佞臣”來說真是一個悲慘的時刻。說到底封建體制是民眾的對立面，在一般人看來，黑幕重重圍攏，那里面絕對少不了“佞臣”。

蘇東坡在許多時候稱得上是一位“人杰”，但更多的時候只算是一位“諍臣”。他常常因為年輕氣盛而失于度，這種情形直到老年，在其不斷反省和總結(jié)之后才變得稍好一些。這就像血脈不可更改一樣，直到最后，他都未能徹底改變自己的品質(zhì)。這種激昂沖撞的個性也來自他從政的初衷。在那個遙遠的呼喚當中，有一個不能拋棄的情結(jié)，就是要做一位“諍臣”，他眼里的大榜樣從很早開始就確立為范仲淹之類。

癡情而忠貞的蘇東坡在《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中寫道：“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嘆，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又說：“臣聞圣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彼谩皢拾睢敝G警示皇上，又何嘗不是對自己的一種鞭策。就是這樣的一位“諍臣”，在整個朝廷中顯得鶴立雞群。他理直氣盛，堅持己見，追求真理，并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坎坷，不得伸展。

新舊黨爭進入白熾化，作為失敗的一方，他被一貶再貶。后來神宗駕崩太后臨朝，新黨失勢，舊黨重新執(zhí)政，他的良師益友司馬光出任宰相，蘇東坡終于迎來了一生中最好的為政時機。但可悲的是他這一次仍未隨上機緣，在同黨之間仍然據(jù)理力爭。這似乎是他從政的一個疏失，卻又是一生最為閃光的一段記錄，是最可珍視的生命表達。

·不自覺的強勢

因為天性，因為少年得志，更因為才華和責任，還因為剛直不阿的品質(zhì)，這一切綜合一起，使蘇東坡常常表現(xiàn)出一種“強勢”。這往往是不自覺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總有敏捷的先手，這都給人一種強勢感，客觀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縱氣，而不是恃才斂氣，這似乎是他這一類大才子最顯著的特征，實際上也是他們命運的死穴。記錄中蘇東坡辯論起來豪情萬丈，可謂“橫掃千軍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對他人形成了壓抑。他在《文說》中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這是怎樣的豪邁，這里有自許自足、夸耀和自豪。雖然說的是實情，是一種真實的表露和描摹，但如果由他人說出豈不更好。

蘇東坡的“強勢”實際上根源頗深。早在宋仁宗時期，兩兄弟同為進士的時候，皇帝就對皇后說道：“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此話不會止于后宮，而必定遠傳，于是也將招致更多的嫉妒和警惕。當時的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對蘇東坡盛贊之至，他的一句褒貶即關(guān)乎青年士子一生的榮辱。從處世的智謀來看，蘇東坡有了這樣的聲望和期許之后，自當安于謙卑，謹慎從事，這是東方智慧的重要元素，而他卻鬼使神差地忘卻了?？傊鞣N緣由綜合一起，使他走向了一個宿命般的結(jié)局：眾矢之的、群僚惴惴。似乎他的每一步行走和每一次發(fā)言都被記錄、觀測和挑剔，于是鑄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后果。這也是蘇東坡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果相襲，化為陌生之物將他包裹起來，最后使他舉步維艱，受盡折磨和屈辱。

這是一位天才的不幸、一種文化的不幸，從古至今大致如此。在這種可怕的循環(huán)與強大的合力中，沒有人能夠?qū)⑹茈y者牽拉出來，將其引上灑滿陽光的人生坦途。

·此生此刻有話說

綜觀蘇東坡的諍諫之言，包括一些“閑文”，都有一股強大的內(nèi)在推動力，給人一種此生此刻有話說的感覺。他始終是一位“在場”者，進入了一種生命的自然狀態(tài)，而不全是源于心中不能泯滅的那份責任。如果不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而僅僅是出于責任，已經(jīng)晚了半步。一個人天性如此，才能夠隨時保證自己“在場”。實際上他的“強勢”感也不過是來自天性，這樣的人從世上走過，是一定要發(fā)言的。時光匆促，機會稍縱即逝，對他來說每一次發(fā)言都是“這一次”和“第一次”。他的忘情與沖動，既來自一次次的直覺和判斷，也來自深刻的理性。那些深植于生命底層的責任感，會讓他堅持和重復，使他變得更為執(zhí)著。這種執(zhí)著充分表現(xiàn)于他對新黨所倡導的新法的強烈反對，在一場轟轟烈烈的戰(zhàn)斗中，雙方對峙，互不讓步，仗理執(zhí)言，氣沖斗牛。

新黨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干硬、銳利、透徹、毫不讓步，足以抵消司馬光和蘇東坡等人的厚重、雍容、雄魄與廣博。司馬光等舊黨人物因為擁有了蘇東坡這樣的雄辯之才，顯得聲勢愈加壯大，可惜最終仍未能挽救頹勢。作為勵志改革的宋神宗，急于讓一個積弱的北宋走向康復和強大，“家天下”的利益、社稷的利益，壓倒一切。沒有改革就沒有出路，沒有銳利的絕地反擊，北宋王朝一定會走向末路。這對當政者來說當然是一種理性之思，對那些舊黨人物而言卻是一次重大的冒險，如果失敗，必會帶來不可挽回的頹敗。

新黨舊黨中的代表人物可以擱下私利，卻難以放下意氣風發(fā)的沖動性格，這對舊黨的代表人物蘇東坡尤其如此。讓人惋嘆的是他恃才縱性的脾氣，如兩次上書宋神宗，第一次竟然長達萬言，不僅宏巨，而且文辭絢爛，有縱橫家的氣勢和辭賦家的文采，氣概奪人。作為一篇美文欣賞是一回事，作為一篇勸上的進言卻是另一回事。這對于至高無上的統(tǒng)治者宋神宗而言，顯得過于偏執(zhí)和孟浪，更不用說大言滔滔和意態(tài)凌人了。皇上肯定有許多不適，這對人臣而言當是忌憚。蘇東坡的意氣用事在這部萬言書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xiàn)。從政者將從這段歷史中看到許多端倪，一代又一代都得到了教訓：畏言求安，察言觀色，將社稷安危丟在腦后。

最后，舊黨在這場爭斗中不出意料地大敗而歸，蘇東坡也離開了朝廷，這是他從政以來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何止是從政，他的暢達無忌、發(fā)自肺腑的直言表現(xiàn)在更多方面。他對人對物，對細微和宏巨，無不如此關(guān)切和放任。他對江河，對高山，對故友，對愛人，都是如此。他的言說并非僅僅是一種聲氣和語調(diào)，而是最富于表達的千變?nèi)f化。時而激昂，時而低沉，時而婉轉(zhuǎn)，時而輕柔。作為一場生命的傾訴和表述，他已經(jīng)使用了最大的真切和情意，拋出了千萬噸的言辭，有時奮不顧身。

·書生為真勇

書生之勇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無知。蘇東坡之所以能夠“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應(yīng)制舉上兩制書》 ），也因為這種深知。至于愛，它是我們深入事物、有所作為的一個基礎(chǔ)，在這里他愛知皆備，所以才敢于冒犯天顏，屢屢將自己置于險境。這不僅是朝廷上的書生之言，大快之言，即便在現(xiàn)實的操作層面，在實踐當中，他也有過一些極出色的表現(xiàn)：面對徐州的滔天洪水，面對密州的匪患猖獗，他都表現(xiàn)出莫大的勇氣，毫不畏懼，一次又一次地展現(xiàn)了一個書生的非凡果勇。我們因而得到深深的啟悟：知而后勇，才算真勇。

有人總以為讀書人只善于紙上謀劃、宮闈密籌，有一種天生的怯懦，那真是大錯而特錯。知識之教導，真理之指引，會從根本上催發(fā)人的勇氣。如果文明的培育不能給人以勇邁，那就只好求助于蒙昧和野蠻了。學習是求真、認真之過程，有了這樣的追求之心，才可能不顧一切，為真理一搏。我們的歷史記載中自然有好壞兩種榜樣，文明因為其強大的指引力和教導力，最終一定會抵消壞的榜樣。仁者勇，儒學的核心即為仁；體制不仁，還需要“仁”與“勇”之外的東西：“智”。我們通觀蘇東坡的一生，可謂是大“勇”的一生，但因為缺少機心，缺少“智”，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蛞驗槿涡?、因為恃才，這讓蘇東坡在步入晚年時多有自省。但曉悟并不等于改變，這是源自血脈和文化的基因，源自蘇氏家族。他對這一切顯然無能為力。

記載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從蘇東坡貶謫之地的來人，一定要問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語？”可見這位對蘇東坡一生造成重創(chuàng)和傷害的宰相，對作為政敵的蘇東坡畏懼和忌憚，但對一個擁有無限創(chuàng)造力、才情煥發(fā)且敏悟多思的詩人，又好奇和喜愛。有一次某位朋友帶來蘇東坡的新作《勝相院經(jīng)藏記》，文章里使用了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覺今是而昨非”之句，顯然是從禪修的角度回視過去，檢討反思招致災禍的內(nèi)在原因。文中，蘇東坡把自己的執(zhí)著與強辯歸結(jié)為四個字“強恨自用”，說：“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jié)習口業(yè)，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yè)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闭f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yè)”。

王安石看過此文大為贊嘆，對蘇東坡非常欽佩，但指出該文應(yīng)改一字：“日勝日負”要改為“日勝日貧”。此語傳至蘇東坡，詩人即欣然提筆改“負”為“貧”。一字之易讓人思索良多：比起“負”字，“貧”之含納就更加復雜。“貧”是貧瘠、貧困、貧窮，當然這里不是指財富，也不是指處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氣。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創(chuàng)造力和堅持力的根本的東西，唯有它支撐著一個生命的遠行，沖破千難萬險，向著一個目標。

在王安石眼里，在后來蘇東坡的覺悟里，這個“貧”字活畫出一個人步步趨近的那種尷尬、無助、難以為繼的窘迫境地。蘇東坡把縱情激辯、不停的言辭相搏視為“口業(yè)”，這在佛教經(jīng)義里是多么重的一個詞。在這種非常嚴重的認識中，蘇東坡感到了無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認王安石為“一字師”。

“貧”是耗的結(jié)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寶貴的生長的汁水。哪怕稍有虛榮心和求勝心，這種“耗”都會不斷地加劇。失于競勝，耗掉真氣，究竟用多少時間、多少失敗堆積起來，才會讓一個人大徹大悟地沉默下來。這種沉默會讓對方喘息，留給對方一個反省和自覺的空間，也給自我來一個寬松和尋索求證的機緣。這種沉默會使雙方視為一種休戰(zhàn)的狀態(tài)，各自免除沖動，理性也將慢慢回歸。除了朝堂政爭之外，這種“日勝日貧”還貫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勝之心總會把人引向虛妄，無論對方才華多么盛大，勢力多么強悍，都難免被這種競勝之心耗貧、耗光。“貧”字活畫了人生，它應(yīng)該成為始終的生命警示。

王安石一生歷經(jīng)兩次罷相，飽嘗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個目光銳利的洞徹之人、一個大徹大悟之人。所以蘇東坡曾稱他為“野狐精”，這并非世俗意義上的貶語，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靈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細密心思。王安石說蘇東坡“日勝日貧”之時，又何嘗不是在提醒自己。作為一介書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個好的去處。

·不曾忘記才華

蘇東坡對自身的才華不加掩飾，而且忍不住會有一些自我肯定甚至陶醉。蘇東坡的豪情、浪漫、高闊、縱才，讓人聯(lián)想到唐代詩人李白。李白是那樣的狂言無忌，但他也會經(jīng)常忘掉自己的才華，而一個人恰恰在這種時刻才擁有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比起李白，蘇東坡好像很少忘掉自己的才華，他對生命中的這種優(yōu)勢頗為得意，這使他多了幾分恃才和自得，常常玩性大發(fā)。

平心而論，蘇東坡主觀上對自我才華的鑒定是準確的，沒有多少虛妄和夸大，但同時他對這一切也是自傲的，這時的蘇東坡也就顯得稍稍無力，氣浮于上。如果不是一個過于自信的人，就不會有那么多的隨意潑灑和筆墨游戲。妙筆生花的細微處，在于一支筆的自我行走，筆端凸顯的不再出自胸臆，而是來自莫名的慣性，好像一支筆在無比嫻熟之后能夠自我繁衍，妙趣橫生。這種游戲的興奮籠罩著他，如墮霧中，真性也就遁到遠處。這種時刻對文章來說并非是有益的。

蘇東坡留下的隨意文字稍有些多了。如果說它是一片海洋，一路沖刷而下的泥沙也太多了。所謂的泥沙俱下是一條巨河的特征，那么當它們流到入?？跁r，一定會有過量的堆積。海洋闊大、深不見底、迷茫無限，泥沙會沉淀其中。沉淀需要巨量的水和較長的時間，這二者俱備時，我們才能夠放松地欣賞這片浩瀚的海洋。一切都留待后來，等待生命發(fā)生轉(zhuǎn)折，這轉(zhuǎn)折是不可逆轉(zhuǎn)的。

這就迎來了他一生中的關(guān)鍵節(jié)點，即“烏臺詩案”。這一場文字獄、一場曠世冤案之后，這位天才人物的心靈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化。從此“落盡驕氣浮”（《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他能夠雙目下沉，更多也更切近地盯視面前這條坎坷泥濘的道路，深深體味生命的局限和脆弱。盡管還會時不時地顯露本性難移的一面，所謂的“滿招損”，常常成為蘇東坡真實的寫照，但在他人生的低潮期，比如身處真正的弱勢時，就會暫時忘記自己的才華。這時候的蘇東坡創(chuàng)造力是那么宏巨，以至于令人驚訝。他的覺悟力超群，自愈力也極強，這個時候的詩人顯得更加可愛，也富于人格魅力。有一股自內(nèi)而外的力量噴涌而出，將他推向更高和更遠。

一個人無論擁有怎樣的廣博和智慧，都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每個人都是天生如此的，只有充分地感受自己的軟弱和殘缺的時候，才能回到最清醒最理性的狀態(tài)，這個時候才是最有力量的。我們可以回想“烏臺詩案”以后，蘇東坡被貶黃州，那時的詩人是多么沮喪、謹慎和小心。他為度過今后日月不得不做多方設(shè)想，開荒種稻，浚井引水，效仿和實踐陶淵明的方式，用日常勞作排遣寂寞。在這些日子里他交往了許多普通百姓，與之攜酒出游，“野飲花間”，向他們學習筑屋、放牧、種桑、刈草。他看著綠瑩瑩的禾苗長出了沉甸甸的穗子，欣悅空前；自釀蜜酒，春甕生香，詩人開始泛起生活的希望。他與奇人異士江畔漫步，月夜泛舟，一起觀巨涌，游赤壁，賞月聽簫，寫出了一生最為深沉蘊藉、感人肺腑的文字。這個時段他的爆發(fā)力之強、魅力之大，令后人驚羨。

這個時候，一個生命回到了孤寂和軟弱無助的境地，一種過去不曾有過的悟想力和創(chuàng)造力正在緩緩堆積，最后一發(fā)而不可收。這一段日子也許是蘇東坡對自己的心智產(chǎn)生懷疑的時刻。一位杰出的人物如此，其他人大概也是如此，需要認識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需要忘記自己的才華。

·也說少年書

自古至今，很多人認為“少年不著書”，不然就會“悔其少作”。這似乎是一個通理，但許多時候還要明白，對于那些極少數(shù)天才其實不必如此。我們從蘇東坡這里就可看出端倪。少年記錄，實際上是一條生命之河的發(fā)端，舍此則沒有漫長的流動。生命的河流要盡可能真實地展現(xiàn)其長度和寬度，我們不可能讓河流的中段和末端來取代它的源頭，因為那是一切的開始，自有百般氣象。從這個意義上講，少年文字自有可觀處。

中年和老年各有文章。一個人不到二十，讀盡詩文，蘊豐藏富，表達中會有大量不自覺的效仿。中年之后見聞漸多，經(jīng)受了諸多物事，甚至飽受摧折，這時候生命的縱深與氣概自會不同。但少年書常有一種清新的氣息，它一定不是后來所能具備的。年輕的生命滿眼新奇，沖動不已，也會產(chǎn)生好文章。這時候的文勢出自天然，過時不候。對于蘇東坡這樣有家學淵源的天才，其少年之作往往只嫌其少而不嫌其多。他文熟而情慧，從記載上我們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年僅十歲多一點的蘇東坡竟然有那樣的洞察和敏感，那樣出色的表達。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保ā恩锸筚x》 ）這樣的句子，在富有人生經(jīng)驗的老人看來都不失為深刻的洞悉和哲思。

蘇東坡少年時曾遵從父命，模仿歐陽修作《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讓蘇洵極為滿意。他認為將來兒子一定會用得上這篇文章，像歐陽修一樣名揚天下、功勛卓著，成為皇上身邊的一位要人，光宗耀祖。蘇東坡二十二歲的應(yīng)試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竟放到了主考官歐陽修面前。對方以為此文脫盡五代宋初以來的浮糜艱澀之風，大為贊賞，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一位文壇盟主對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說出這番贊語，讓人訝異?！昂钩觥薄爱敱堋薄胺懦鲆活^地”，是怎樣的心境與情致。一位文章大家胸襟博厚、雙目如炬，才會這樣豪邁。一切如同歐陽修所料，后來的蘇東坡果然大展宏圖。我們不知道當時的主考官對這個新進才俊是寄托于政事還是文事，結(jié)果是雙雙斬獲。

蘇東坡少年得志，后來屢次進階，得到恩寵，然后又接連受挫、再起再挫；中間曾抵高位，像歐陽修一樣，得到了皇帝賜給的金帶和駿馬。他在文章方面開一代風氣，成就超過了歐陽修。蘇東坡作品數(shù)量之巨是北宋第一人，且妙句無限，揮揮灑灑無所不能。他作為一個人之多趣、多能，傳奇般的生命，深度與廣度、情趣和色彩，更有雅俗共賞、卓越與凡俗的綜合一體，真正構(gòu)成了一部宏富綺麗、無所不包的時代大書。他讓人神往，讓人喜愛，讓人擁有?，F(xiàn)代人會在自己擁擠的心間辟開一角安放他，并時而遐想。人們一開始就會接近他的少年，注目一個及早上路的天才，一個起伏跌宕的人生。

·詩體策用

長時間以來人們的共識是，蘇東坡的詩詞文章皆好，他的應(yīng)試策論和奏議也有大可稱道處，只不過后者由于時過境遷、由于它所言及的問題屬于遙遠的時代，多少有些陌生，使人失去了興味。但如果我們能夠放空成見，靜心品嚼，或能看到另一種恢宏的氣象與闊大的風景。我們不得不感嘆，至少有兩種過人的能力同時備于一人，古今以來實在少見。就此而言，同處于北宋時期的杰出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也不能與之相比。蘇東坡比他們更機敏、更豐腴也更復雜。

在蘇東坡的文字海洋里有無數(shù)深壑與激流，它們縱橫交織，無以言表。我們面對“策論”的蘇東坡和“詩文”的蘇東坡，有時不免惶惑：這兩種能力哪個更為出色和重要，哪個可以成為或接近生命的主體和本體？回顧蘇東坡的少年成長和求學經(jīng)歷，會發(fā)現(xiàn)他最初的學習是在父親的引導下以求仕為目標，經(jīng)史子集兼學并蓄，有大量策論和詩文方面的演練追求。但是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在詩學方面及早登堂入室的少年，最早表現(xiàn)出來的是過人的詩才。蘇軾和蘇轍曾師從眉山城西壽昌院州學教授劉微之，此人為當?shù)孛?，曾寫過《鷺鷥》一詩，其中最為得意的句子是“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而蘇東坡卻認為“逐風斜”不如改為“雪片落蒹葭”，讓劉微之嘆服。

蘇東坡作為一位詩人所表現(xiàn)出的浪漫與幻想、杳冥與詭異的特質(zhì)，類似于屈原和李白那樣的放縱想象，非常突出。這預示著他會是一個超絕的詩人，有飄逸的文采。但是就蘇氏家族追逐的主要目標來看，策論才是基礎(chǔ)和門徑，沒有策論就無法科舉進仕。從這個意義上看，策論是實用的，而詩學僅為從仕之余。這也許是一種過于理性的認識。

在蘇東坡一生的所有文字中，詩及詩性斐然的文章始終處于主體的地位，可以說是一種更自然的生長，而策論始終作為一種從政工具為詩人所用。從這個意義上講，詩是其生命追求的本體或主體部分，策論不過是這種能力的拓展。朝廷將“策對之學”用于科舉，既是為了選拔人才，也是為了以后施治之用。經(jīng)國大事與文章大事都要有起承轉(zhuǎn)合與縝密布局，詩文與策對之學兼?zhèn)?，正是儒學的本分。反過來用仕之心太重，就會壓抑詩情，讓人變得刻板無趣。入仕不會變通，不能周密和完善，缺乏想象力，也不會是一個優(yōu)秀的管理者。只有創(chuàng)造性地入仕、審美化地入仕，世界才會打上美好而深刻的印記，否則將很快淪為體制的死硬工具，視野狹窄，目光短淺，機械盲從，背離入仕的初衷。這種人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中的“器”。當年蘇東坡就極力反對王安石罷去詩賦、單以經(jīng)義策論考取進士，認為“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shù)，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議學校貢舉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