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編者前言

我非常高興，能夠為中國讀者奉獻德高望重的德國漢學家福蘭閣（1863～1946）教授的自傳《兩個世界的回憶——個人生命的旁白》。中文版的翻譯與編輯是與歐陽甦女士共同進行的合作項目，體現(xiàn)了成果豐碩的德中合作。我們力求忠實于作者的子女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和奧爾加·弗蘭克（Olga Franke，1898-1991）在其去世以后整理編輯的手稿。這本傳記記載了德中相互理解的跨文化努力，也是福蘭閣一生中最后一本著作。

“傳記文學”這一類別，在福蘭閣的自傳中，超越了他本人跌宕起伏的生命歷程，不僅擁有了世界史的廣度，而且具備了學術史的深度。它不僅將19～20世紀殖民和帝國主義的世界史，還將德國機構性的漢學研究史視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以此為主題并舉例說明。為了使中文讀者更好地理解當時的情況和發(fā)展，中文版本增加了相關的注釋、人名和機構名稱的中外文索引，等等，增加的附錄也包括福蘭閣在自傳中提及的個人著述詳細書目。此外，還增添了迄今從未發(fā)表過的他個人、相關人事和家庭照片以及歷史文獻圖片。它們選取于較為豐富的家庭照片收藏集，屬于私人遺物。如果照片本身就有以斜體標題而做的原始說明，那么一并保留，否則編者就對事件、人物和時間進行了歸類注釋。

我將這份對東西方生活史極為生動的描述交給讀者，也許會有助于人們不要遺忘福蘭閣，也不要遺忘他在傳播令人崇敬、變化多樣、具有重要學術影響的中國形象時的功績。我還要指出，與本書同時出版的一本照片集，它們是有關中國的專業(yè)照片，也是19世紀末福蘭閣在中國擔任德意志帝國外交服務局翻譯的13年時間內(nèi)所收藏的照片。

福蘭閣一生共發(fā)表了375篇有關中國的著述，其中包括報刊文章、報告、論文、評論、8部專著和一套五卷本的歷史著作，并在其82歲高齡、離世一年前完成了自傳《兩個世界的回憶》。福蘭閣的回憶開始于自己在中國及其鄰國的旅行日記和報道；然后是與他1888～1901年在中國從事外交翻譯服務的經(jīng)歷聯(lián)系起來的文章；在20世紀的前10年，他擔任柏林中國公使館的秘書，并為德國《科隆報》撰寫有關東亞政治變革的分析文章，而且在1910年將其中部分文章編選成文集《東亞重組》（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而出版。此外，與柏林組織的吐魯番考察活動相關，他轉(zhuǎn)向宗教學與文化學，并受其啟發(fā)，更加深入地致力于儒教這一國家學說的研究。

1909年，福蘭閣應聘擔任漢堡殖民學院的第一位正式教席教授，他也是德國第一位正式漢學教授。此后，他越來越多地獻身于中國歷史的研究與著述。與偉大的德國歷史學家黑格爾和蘭克相反，福蘭閣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中國的形成和發(fā)展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組成部分。然而，在他那個時代，這些觀點遠遠不是理所當然的。他的研究最終匯成了其畢生的重要著作，即五卷本的《中華帝國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該著是他在“二戰(zhàn)”期間，作為榮休的正式教授以及頗具名望的普魯士科學院院士期間完成的，涵蓋了從上古直至元代的中國歷史。

福蘭閣的求學之路，使他從小城市來到德意志帝國的首都柏林和哥廷根，進入大學學習，并在哥廷根獲得哲學（印度學與比較語言學）博士學位。在他成長期間，最具個人特色的是中學時代就有的“對遠方的渴望”，他熱愛徒步旅行，去過很多地方。到中國后，依然保持著徒步旅行和其他旅行的興致。這使他在面對陌生的環(huán)境和不同的人的時候，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和開放的心態(tài)。福蘭閣始自語言學和歷史學，經(jīng)過印度學，再到漢學的教育經(jīng)歷變化，以及他在中國外交服務部門的實踐經(jīng)驗，讓他打下了以后在中國學研究領域的廣博基礎。他應該是德國漢學界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全面的學者，既致力于中國古代的研究，也重視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的探討。他不囿于專業(yè)的籬笆，同時獻身于高等教育政策的工作和大量的社會活動，這使他顯得尤為出眾。福蘭閣對自己時代的政治、社會架構和發(fā)展的看法和評判，其可靠性獨立于時代，其適用性超然于時間，這尤其產(chǎn)生了影響。

盡管福蘭閣擁有保守主義的民族思想情感——這要追溯到其父，一個小城市的市長，也是俾斯麥的追隨者——但他的世界政治觀卻具有極為進步的立場。他尤其關心以康有為為核心的中國改革者的命運，并以極大的同情關注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爭取國際平等的奮斗。

起初，福蘭閣對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者只是抱有懷疑，后來，當這些人暴露了真實面目的時候，就完全拒絕了他們。由于年齡的原因，作為榮休教授，他退回到學術研究，并在研究中放逐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此前的1937年5月底，他將自己唯一活著的小兒子，即我的父親傅吾康送到中國。這不但挽救了兒子的性命，也使德國漢學研究后繼有人。傅吾康在北京的中德學會擔任干事，直到戰(zhàn)爭結束該學會關閉為止。他也致力于其父努力終身的德中相互理解。1945年，中德學會出版了福蘭閣的文集《中國歷史與文化——1902～1942年的報告與論文》（Aus Kultur und Geschichte Chinas. Vortr?ge und Abhandlungen aus den Jahren 1902-1942）。這些文章的主題廣泛，有時并不容易理解，部分已翻譯成中文。從保留的大量往來信件中可以看到，父子二人在他們繼續(xù)推進的跨文化活動和中國學研究方面是如何互相支持的。戰(zhàn)后，傅吾康繼任了漢堡大學的漢學教授席位，在他的自傳《為中國著迷》（Im Banne Chinas）一書中，與其父一樣，也形象地描述了自己在中國的經(jīng)歷和獲得的經(jīng)驗。

另外，對于福蘭閣的夫人，路易斯·弗蘭克［Luise Franke，1877-1962，娘家姓尼布爾（Niebuhr）］也應該有幾句代表性的話。她不僅是丈夫日常生活的支柱，而且在其學術研究活動中也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幫助，用打印機打印其手稿、編排目錄并接手了堪與秘書甚至是專職人員相比的工作。遺憾的是，《回憶》中很少提到她以及他們的四個孩子，其中兩個兒子在青年時代就已離世。因為在福蘭閣的時代，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仍將過于私人和家庭的事務排除在個人的生活故事之外。

福蘭閣不僅是涉獵廣泛、認真嚴謹、具有批判精神的學者，還是一位非常開放、正直高尚的人，他明白應該將德國和中國這兩個不同的世界協(xié)調(diào)起來。他對中國文化的高度尊重不僅貫穿了這本自傳，也貫穿了他所有的文字和著作，通過自己兼具廣度的多樣性研究，并用創(chuàng)造性的假設命題和深思熟慮的問題，為西方漢學創(chuàng)造了條件，下一代漢學家可以繼續(xù)研究這些假設和問題，并在各個特殊領域內(nèi)加以深化。即使如今福蘭閣在德國幾乎不再被人提及，他的文獻也幾乎不再被引用，但他的基本思想?yún)s處處見諸國際范圍的現(xiàn)代中國學研究。因此，他完全可以被視作德國第一代漢學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在世的時候，不僅被帝國總統(tǒng)興登堡授予了歌德勛章，尤其贏得了中國對其傳播和著述工作的認可和尊重。在他的遺物中有一些頗具聲譽的中國勛章，每枚勛章都比他的實際地位高兩個級別。他本人雖然沒有提到這些表彰，但從自傳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習慣于和中國同行平等地開展現(xiàn)代概念上的跨文化的對話和理解的，而且他也不懼怕對當時的國際外交發(fā)表批評性的、通常有利于中國的言論?，F(xiàn)在，讀者可以通過閱讀中文版的《回憶》，深入了解福蘭閣各種各樣的觀察方式及其精微的諷刺評論。

應該再次提請讀者注意，與《回憶》一起，還將出版福蘭閣在中國13年期間收藏的照片集，讀者能夠更加身臨其境地了解福蘭閣的生活和思想，感受那個時代中國和世界的發(fā)展脈搏。

傅復生（Dr. Renata Fu-sheng Franke）

2013年2月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