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丁玲的命運悖論

春風自恨無情水，

吹得東流竟日西。

——蘇軾《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丁玲是左聯(lián)時星光熠熠的作家，以《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登上文壇。丁玲在揭示人物內(nèi)心世界方面，顯示了藝術(shù)才華。莎菲女士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歷史長廊中的一個典型形象，“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茅盾《女作家丁玲》）。

20世紀30年代，丁玲在創(chuàng)作上有了新的進展，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韋護》和《母親》，中篇小說《水》《田家沖》。

丁玲到陜北參加革命實際工作，毛澤東賦詞《臨江仙》曰“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贊美她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進步。丁玲創(chuàng)作視野開闊了，對生活描寫更真實了，她將作品收入《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和《我在霞村的時候》兩個小說集。這是為工農(nóng)群眾和革命戰(zhàn)士樹碑立傳的作品。

丁玲堅持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一直關注個性解放、婦女解放等，揭示了實際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20世紀40年代后期，丁玲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創(chuàng)作了以此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是解放區(qū)長篇小說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作品。1952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丁玲到北京參加第一屆中華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全國人大代表等。

在創(chuàng)作方面，丁玲又有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里》等問世。

1954年夏，“眾所周知的原因，她被迫停筆”，“1975年，七十一歲的丁玲從監(jiān)獄中放出來”（《中華文學通史》）。

1984年8月1日，中央組織部文件（中組發(fā)〔1984〕9號）《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指出：

1955年、1957年確定丁玲同志為“丁、陳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都屬于錯劃錯定，不能成立。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消除影響……

丁玲（1904—1986），原名蔣瑋，出生于湖南臨澧，家道中落。中學時，丁玲就讀長沙周南中學。1922年，丁玲到上海，先后就讀共產(chǎn)黨人創(chuàng)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及上海大學中文系。兩年后，丁玲到北京大學旁聽，選修文學、繪畫等，與胡也頻、沈從文等人相識。受“五四”新思潮影響，丁玲接觸各種思想，閱讀大量中外文學經(jīng)典，為日后創(chuàng)作打下了基礎。丁玲二十三歲開始創(chuàng)作小說，其《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在《小說月報》陸續(xù)發(fā)表，后結(jié)集《在黑暗中》出版。《莎菲女士的日記》是日記體小說，刻畫了一個倔強自傲而又苦悶沉郁的青年女性形象，真實反映了當時一些年輕人勇敢掙脫封建束縛，追求個性解放又充滿矛盾的精神狀態(tài)。莎菲成為現(xiàn)代文學長廊中的一個典型形象。丁玲成名后，于1931年加入左聯(lián)，主編《北斗》。此時，她又出版了《一個人的誕生》（與胡也頻合集）、《水》《母親》等作品，成為左聯(lián)主力之一。1936年，丁玲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三年后出獄，赴延安參加革命工作。她曾赴前線，毛澤東為她填《臨江仙》詞一首贊揚她。她撰寫了富有戰(zhàn)斗氣息的報告文學，出版了《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我在霞村的時候》等小說集，后在延安主編《解放日報》副刊。她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于1948年發(fā)表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后又創(chuàng)作續(xù)篇《在嚴寒的日子里》。

1954年，已成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重要領導人的丁玲，受到不公平待遇，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首要人物，流放到東北勞動改造。1975年，七十一歲的丁玲出獄，被安置在山西長治農(nóng)村，繼續(xù)寫《在嚴寒的日子里》這部具有史詩規(guī)模、富有時代特色和歷史深度的長篇小說。

20世紀80年代初，丁玲得到平反。在文壇消失二十多年的丁玲，重返文壇，其作品風格依舊樸素凝重，但深刻雄健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已不再。

1949年，丁玲重返北平，有點兒衣錦還鄉(xiāng)的味道，她購買了在王府井北大街多福巷的宅第。

1949年6月8日，在沈陽的丁玲被沙可夫派甘露接到北平，作為擬將召開的文代會的重要成員之一，住進文代會籌備組所在地東總布胡同二十二號。

11日，丁玲致信還在沈陽的丈夫陳明說：

我八號下午到的北平，住東總布胡同二十二號。這里有甘露、企霞，生活一切自然很好，你可想象得出。工作還無頭緒。昨天見到周揚，不得要領。此地籌備工作很差，頭緒多，思想計劃不夠，因此我還不能給劉芝明報告，要等周揚再來時談。他現(xiàn)在是宣傳部副部長。見到一些人，但我不能四處拜訪人，因此還有些人未見到。今天準備上香山，明天回來。昨天看了表哥和沈從文。（《致陳明》）

信中兩處提到周揚，一句“不得要領”，內(nèi)涵豐富。提到過去的老朋友沈從文時，冷淡如冰。沈從文自殺一事，一字不提，在丁玲心中，她與沈從文已形同陌路。

“準備上香山”，對丁玲來說，是一件大事。她要去看望老朋友毛澤東主席。毛澤東知丁玲到了北平，要接見她。1949年3月15日，黨中央從西柏坡遷到北平時，毛澤東主席不愿到城里，執(zhí)意要住在香山的雙清別墅，那里風景如畫、清靜幽雅。直到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前夕，毛澤東主席才搬進中南海菊香書屋。

1950年，丁玲擔任中國文協(xié)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主持文協(xié)日常工作。這之前她考慮到，從解放區(qū)到京的作家，有豐富的革命經(jīng)歷和生活基礎，但文化水平不高，寫出的作品大多質(zhì)量不高，應該設法創(chuàng)造條件，讓他們系統(tǒng)讀書，提高創(chuàng)作成績。她受到訪問蘇聯(lián)時參觀高爾基文學院的啟發(fā)，也想在新中國創(chuàng)辦一座培養(yǎng)作家的文學學校。丁玲將這一想法寫出來，提交中國文協(xié)黨組討論。英雄所見略同，她立刻得到一致支持，黨組以中國文協(xié)名義，在共和國成立后第二十三天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呈報《關于創(chuàng)辦文學研究院的建議書》。天遂人愿，此建議很快獲得文化部批準。更讓丁玲欣喜的是，建中央文學研究所一事，竟受到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主席的重視，主席派秘書到丁玲家商議建研究所諸事。

丁玲進北平后，于1949年底，找到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請他寫一封介紹信，由陳明去湖南將她的老母接到北平同住。不久，丁玲搬出東總布胡同二十二號，為母親買了在北平熱鬧的王府井北大街多福巷十六號小院。三十歲就守寡的母親，一直一個人苦苦支撐，將女兒送到北京讀書，后又為丁玲撫養(yǎng)她與蔣光慈生下的蔣祖林兄妹到1938年，才托人將兄妹安全地送到延安，又孤身一人在鄉(xiāng)間，遇上天災兵禍，備受熬煎。如今母女重逢，自是淚灑衣襟。

丁玲在多福巷新家向毛澤東主席派來的秘書匯報籌建文學研究院事宜，雙喜臨門，令她歡欣雀躍，淚花閃閃。她說，文研院籌備組她任組長，田間任副組長，康濯、馬烽、邢野等參與具體工作。她與田間、康濯等負責建院經(jīng)費，馬烽等負責找校舍、跑設備。秘書微笑著詳細記錄后，回中南海去匯報了。丁玲送走秘書，站在門樓前，向西望去，秋日的晚霞正濃。這是“丁玲最精彩的一段時光”（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丁玲在多福巷住了五年。它見證了女主人進城幾年的無限風光。一家人在此其樂融融地享受天倫之樂，這里社會名流出出入入，文研所學員如同歸家般到這里談文學、談人生。

丁玲他們看中了鼓樓東大街一〇三號一個宅院，主人是開當鋪的。經(jīng)過商議，按當時的交易方式，文研所以二百匹布加上幾石小米，買下了這座大院。經(jīng)過整修，又采購了五萬多冊舊圖書，中央文學研究所于1950年1月8日，正式在這里掛牌暨首屆開學典禮。

郭沫若、茅盾、周揚、葉圣陶等一干嘉賓領導都來祝賀，人數(shù)不多，卻極為隆重。周揚代表政務院文化部宣讀任命書：丁玲任所長，張?zhí)煲砣胃彼L，田間任秘書長，康濯和馬烽分任第一、第二副秘書長。

中央文學研究所直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領導，由全國文協(xié)協(xié)辦。為了建立文研所，政府從緊張的預算中撥付一千八百匹布，在當時，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因丁玲的人脈關系，文研所的老師力量頗為雄厚。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作家、學者，幾乎都擔任過文研所的教職。鄭振鐸、俞平伯、葉圣陶等學者教古典文學，郭沫若、茅盾、老舍、艾青、田漢等作家教現(xiàn)代文學及社團，蔡儀、李何林、曹靖華、張?zhí)煲淼冉绦挛膶W。

文研所堅持丁玲的教學理念“自學為主，教學為輔，聯(lián)系生活，組合創(chuàng)作”，文研所培養(yǎng)了一大批后來的作家、詩人、文學理論家、編輯家及文藝界領導人。以第一、第二期為例，文研所走出了鄧友梅、馬烽、瑪拉沁夫、徐光耀、唐達成、陳登科、胡正、白刃、西戎、苗得雨、劉真、李納、王景山、張鳳珠、張志民等在文壇熠熠生輝的人物。

文研所取得的成就，不能都歸功于丁玲，但她為文研所建設所提出的十六字教學方針，以及為之付出的勞動和心血，是功不可沒的。特別是她那春雨細無聲式對學員的諄諄教誨，讓他們受益一生。時光如水，近半個世紀后，第二屆學員苗得雨于1998年8月21日，在《今晚報》上發(fā)表《記丁玲在文講所第二期的輔導談話》一文。文中把丁玲這次“輔導談話”視為“不亞于一份寶貴的出土文物”，想當初，這談話曾令自己“喜出望外又喜出望外”。

苗得雨這篇回憶文章，被他的老同學鄧友梅讀到，鄧友梅感慨萬千，作為回應，也寫了一篇《難忘丁玲談讀書——鄧友梅致苗得雨》，發(fā)表在9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文章驚呼，四十多年，白駒過隙，世事滄桑，物是人非，苗得雨“居然保留住這珍貴的記錄，文壇何幸，學界何幸”。鄧友梅感慨地寫道：

丁玲那次講話對我們那批人有很大影響，你的記錄對當代文學史研究極有價值……經(jīng)過四十多年風刀霜劍，同學們有的離開人世，有的退出文壇，我等的筆記文稿又麻煩紅衛(wèi)兵、造反派的多次查抄燒搶，早已消失殆盡。

其實令苗得雨稱“不亞于一份寶貴的出土文物”，讓鄧友梅驚呼“文壇何幸，學界何幸”的丁玲談話，并非什么寶典秘籍。鄧友梅在文中引證了丁玲的這次談話：

有人讀書，讀了后就明白了這書的主題、構(gòu)思、人物、場面。我這人不同，我不同意這種讀書方法。看書要滾到生活里去，書里的感情，與自己的感情貫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論”的人，往往沒意思……

我們讀書是教條的，按著幾條去讀，幾條讀出來了，證據(jù)是有了，但里邊動人的地方倒忘了！

讀書是一種享受。讀著有一種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腦子里形成一種愉快的東西，有一天碰到一種思想，構(gòu)成了一個主題，這些享受都活了……

鄧友梅接著寫道：“坦白地說，這些觀點和言論，在那個時代是‘另唱一個調(diào)子’，用現(xiàn)在的話說有點新潮、前衛(wèi)。”但是，那時的文藝功能觀，始終不能離開革命策略整體，當文藝游離了為政治服務的路線，哪怕出現(xiàn)一點不和諧的音符，只是對教條主義有所批評，也必然受到懲戒或放逐。鄧友梅在文中肯定老師對文學堅守的文化人格：“我們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務實、熱情坦直、快人快語的丁玲，我們看著她為此付出了過重的代價?！?/p>

除了苗得雨、鄧友梅重新評價丁玲的那次談話，2000年，徐光耀撰文《讀書問題及其他》發(fā)表于《長城》，其中也保存了丁玲的此次談話記錄，證明苗、鄧關于丁玲談話的真實性。

丁玲到文研所任所長之后，其多福巷寓所成了學員聚會的場所。丁玲甚至把學員請到寬敞的四合院開座談會。伴著年輕學員的歡笑之聲，丁玲度過了幾年快樂的時光。這兩年，經(jīng)胡喬木三次談話，兼著《文藝報》主編的丁玲，不得不去中央宣傳部文藝處當處長。丁玲自己說：“在那里‘混’了兩年多，沒有做什么，我在那里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嘛！”（《講一點心里話》）

1952年春，丁玲離開《文藝報》，又奉調(diào)《人民文學》任主編。2月，她率中國文藝界代表團赴蘇，參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活動，并作了《果戈理——進步人類所珍貴的文化巨人》的演講。3月在蘇，其《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同獲二等獎的還有賀敬之、丁毅的歌劇《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風驟雨》。

這“意外的光榮”，讓丁玲感到莫大的驚喜。她在接受蘇聯(lián)廣播電臺采訪時說，“我從來連做夢也不敢想到斯大林的名字能和‘丁玲’這兩個字連在一起”，“我歡喜，卻又帶著巨大的不安”。她反復強調(diào)，這“光榮是給中國所有作家和中國人民的，歸于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6月18日，全國文藝界為榮獲斯大林文學獎的四位作家舉行了慶祝會。會上，丁玲把五萬盧布獎金全部捐給全國婦聯(lián)兒童福利委員會。

享受如此殊榮的丁玲，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也不知道《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完全是蘇聯(lián)方面決定的。國內(nèi)根本就沒有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推薦給蘇聯(lián)參評。直到丁玲去了再無紛擾的天國多年，當年給任弼時當秘書的朱子奇，在《永不消失的春天——悼丁玲》一文中，道出了此事的真相：

1950年春，我在莫斯科時，一位蘇共中央負責人問過我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他們聽說，中國有權(quán)威人士發(fā)表了否定性評論，如這部作品獲得斯大林文學獎，會產(chǎn)生什么影響。我將他的意見轉(zhuǎn)告了在莫斯科的任弼時同志。任弼時同志說，他很少看小說，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他卻看了，認為是部好作品，反映了“土改”斗爭的實情，寫得生動有味道，也符合政策，至于有同志指出缺點、不足，是次要的，把次要點講過了，我看，是不可取的，如同看一個干部，他主要方面是好的，就是好干部，就應大膽用。沒有十全十美的干部。是否有十全十美的小說呢？大概也沒有吧！我把弼時同志這段話的大意，講給那位蘇聯(lián)同志聽，他表示很高興，也很贊同。后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列入了斯大林文學獎獲獎名單，并在蘇聯(lián)報刊上廣為介紹和評價。

很多資料證明，朱子奇關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的回憶，是真實可信的。據(jù)嚴家炎先生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與丁玲的創(chuàng)作個性》一文提供資料看，學者嚴家炎一直以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推薦的結(jié)果”，但在1962年秋，在中央黨校舉行的唐弢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提綱討論會中間休息的時候，他向參會的周揚“提了一個問題：當初中共中央宣傳部是怎樣向蘇聯(lián)推薦《桑干河上》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的”。周揚的回答，讓嚴家炎“感到非常意外”，又“恍然大悟”：

我們中宣部從來沒有推薦過《桑干河上》去獲斯大林文學獎。我們當初推薦的是趙樹理。但蘇聯(lián)人和我們的看法不一樣，他們說趙樹理的小說太簡單了，不合適。于是，蘇聯(lián)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選？我們只能同意。但我們又補推薦了幾個作品。經(jīng)過幾個來回，雙方才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關于怎樣評價《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小說，筆者已在“民國清流系列”之《告別與新生》一書中有詳細論述。該小說與《暴風驟雨》一樣，都是敘述土改革命的。以當時流行思想觀念把握鄉(xiāng)土，其鄉(xiāng)土已退去自身豐饒的意義，越來越失去其地域風姿而變成千篇一律的“革命的土地”。

雖然《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頗有曲折，但不管是周揚拒絕推薦，還是蘇聯(lián)執(zhí)意給獎，其實質(zhì)并非取決于小說的文學性，而是意識形態(tài)運作的必然結(jié)果。

丁玲命運的轉(zhuǎn)折，始于1955年酷熱的夏天。

那年2月，丁玲夫婦住在魚米之鄉(xiāng)且風光秀麗的無錫，繼續(xù)創(chuàng)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姊妹篇《在嚴寒的日子里》。6月初，作協(xié)通知丁玲、陳明二人到上海，聽作協(xié)黨組書記邵荃麟通報“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情，同時看相關材料。早在5月初，丁玲從《人民日報》上讀了《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后，十分震驚并已有不祥預感。不幾日，丁玲回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令她沒想到的是，厄運竟然來得這樣快。人大會議結(jié)束后，她便被留下來。8月3日至9月6日，在作協(xié)召開的黨組擴大會上，她和陳企霞被莫名地當作“反動小集團”遭到一個月的輪番批判，之后，一份《關于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既未經(jīng)過中國作協(xié)黨組集體討論，也不向當事者和相關人員進行調(diào)查核實，就上報中央宣傳部，轉(zhuǎn)呈中央。

據(jù)陳企霞之子陳恭懷所著《悲愴人生——陳企霞傳》（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介紹，陳企霞遠沒有丁玲被“請”到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的禮遇，他是從家里被人持逮捕證逮捕后，押到會場上接受批判的。書中寫道：

據(jù)當時在中宣部負責“丁陳”一案，后來又受“丁陳”一案牽連的黎辛同志說，作協(xié)黨組在周揚的主持下，搞了一個《關于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上報中央，并要求對陳進行逮捕。但當時主管中宣部的常務副部長張際春同志看了報告后，認為逮捕的理由不足，不同意上報。周揚違反組織程序，利用自己是十人小組成員的便利條件……弄到了逮捕證。

關于“丁陳反黨小集團”案，原本是一政治迫害事件，其過程卻跌宕起伏，驚心動魄，富有鬧劇、喜劇、悲劇的色彩。

這里引郭小川寫于1967年交代的相關材料，或可更多地看到造成“丁陳”事件深層的原因：

那時，文化部不大聽周揚的，管事的副部長錢俊瑞是鬧獨立性的。周揚后來利用五八年錢俊瑞不適當?shù)墓ぷ鞣绞剑プ×诉@件事。副部長劉芝明也看不起周揚，兩人并不見有原則分歧。

原來文化方面由胡喬木管，后來由陸定一主管，拉來了周揚。周揚有文藝的實權(quán)是從五四年或者說五五年初開始的。當時周揚手上只有作協(xié)，當初只有作協(xié)歸中宣部管。

周揚要從作協(xié)打開缺口，掌握文藝界。五五年底，康濯寫了一個揭發(fā)丁玲的材料，說丁自由主義，攻擊周揚。原來沒準備搞丁陳的。劉白羽來作協(xié)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對丁陳斗爭是劉搞的。他一來作協(xié)就感到作協(xié)有一派勢力，要搞作協(xié)，必須把丁玲這一派打下去。

因為反周揚的人很多，打丁是殺雞嚇猴，把作協(xié)的陣地抓到自己的手上來，搞了丁玲，就要搞創(chuàng)作，搞出成績來給中央看……（《悲愴人生——陳企霞傳》）

郭小川與周揚、丁玲等共事過，為人也厚道，他的話應該實事求是的，而且當事人之一劉白羽在1994年出版的《心靈歷程》中，回顧這段往事并做了懺悔，也可做旁證：

在一次暴風雨的運動中，我辜負了我與丁玲一道共患過難，而又一道承受喜悅而建立的友誼，在那閃著歡笑，流著淚水的可愛深夜，我們何曾想到后來的命運會做出那樣無情的安排……對于這一切，我作為當時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負責人之一，應當承擔我的歷史責任……我到丁玲那里去了，我說：“丁玲，我向你請罪來了！”

其實，丁玲、陳企霞等人的落難，是舉國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的深化和延伸，文藝失去正常的文藝批評和思想斗爭，所有在理論上的不同見解和創(chuàng)作上的不同現(xiàn)象，一概被斥為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表現(xiàn)，被粗暴地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不少人被視為政治異端，被大加撻伐與組織處理。

即便是受害者，如丁玲、陳企霞，在這種“左”傾思潮的影響下，也干過類似的事情。想當年，丁玲和陳企霞主編《文藝報》時，曾對碧野描寫解放太原戰(zhàn)役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等作品及王亞平的創(chuàng)作猛烈批評。特別是對蕭也牧發(fā)表在《人民文學》上，后被多家報刊轉(zhuǎn)載的《我們夫婦之間》，以“背離工農(nóng)兵”方向的藝術(shù)異端，在全國范圍內(nèi)展開聲勢浩大的批判，以至這位編輯了《紅旗譜》《紅巖》《白洋淀紀事》的作家，在反右派斗爭中被打成右派，一生坎坷。《我們夫婦之間》講述了一對從解放區(qū)進入城市工作的年輕夫婦，因出身、思想觀念的差異，感情發(fā)生矛盾，經(jīng)過學習反省，重歸于好的故事。小說表現(xiàn)來自農(nóng)村的干部應該接受城市文明的意識，難能可貴，但被扣上了“丑化”工農(nóng)干部的帽子。

1990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在嚴寒的日子里》，有一篇陳明寫的序，曰：

現(xiàn)在出版的《在嚴寒的日子里》，是丁玲苦心思索、幾經(jīng)磨難，經(jīng)營了三十多年而終于未能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早在50年代初，丁玲就準備寫這部長篇小說，為此她幾次到桑干河兩岸尋親訪友。1954年6月在黃山開筆，但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她被迫停筆了。1956年10月《人民文學》發(fā)表了前八章。1975年，七十一歲的丁玲從監(jiān)獄出來，被安置在山西長治農(nóng)村。1976年3月她在山西農(nóng)村拿起筆重新寫這部長篇。

此序說明了丁玲寫《在嚴寒的日子里》的不平凡的經(jīng)過，折射出中年后丁玲命運的坎坷悲涼。

根據(jù)丁玲1948年6月15日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寫的序言可知，《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原計劃分三部分寫，即斗爭、分地、參軍。可是小說只寫了土改斗爭，而分地、參軍并沒有表現(xiàn)。進北京后，1953年10月，丁玲偶然從《人民畫報》上看到宋學廣拍攝的一組反映她曾經(jīng)參加過土改的溫泉屯變化的照片，怦然心動。聯(lián)系起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時，“得到一些淪陷后桑干河一帶護地隊斗爭的材料，很生動的材料”（《丁玲全集》），丁玲便萌生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續(xù)篇的決定。

還有一件事，令丁玲難忘。1947年春，劉少奇率領中央工委到阜平。丁玲見到劉少奇時，曾向他談起過護地隊，并且匯報說，想把護地隊寫進她正在創(chuàng)作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劉少奇聽后表示贊同，并且說，失敗為什么不能寫？就是要寫這個失?。ā抖￡惙袋h集團冤案始末》）。因《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只寫了土改的勝利，護地隊材料就沒有用。如今要寫《在嚴寒的日子里》，護地隊斗爭的故事，正好可以派上用場。

于是，丁玲“重回溫泉屯，重訪桑干河……回到北京之后，她又到河北涿鹿縣的溫泉屯等幾個村子去采訪，繼續(xù)搜集解放戰(zhàn)爭時期護地隊斗爭的材料……丁玲感到她心中的那部作品已經(jīng)雛形漸現(xiàn)，她準備動筆了”（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

到了已知天命之年的丁玲，于1954年7月，躊躇滿志地登上安徽黃山，一邊療養(yǎng)，一邊開筆寫《在嚴寒的日子里》。但是，文藝斗爭的硝煙不斷襲擾著在風景如畫的黃山埋頭寫作的丁玲。10月，《文藝報》因批判俞平伯《紅樓夢辨》等資產(chǎn)階級文藝觀不得力，受到嚴厲的指責。1955年2月至5月，特別是《人民日報》發(fā)表《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后，文藝界已陰云密布。2月5日至7日，丁玲參加決定對胡風文藝理論展開批判的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第十三次擴大會議后，已感受到政治斗爭的風暴逐漸迫近?？纯催@一時期丁玲的日記，其創(chuàng)作狀態(tài)已見消沉，一種惆悵不安的心緒游蕩其間。但是，丁玲還是書生氣十足，為了逃避沒完沒了地“參加開會，把文章又耽誤下去了”，甚至未等到在醫(yī)院治病的女兒蔣祖慧病愈出院，便匆匆到無錫太湖療養(yǎng)院，繼續(xù)寫《在嚴寒的日子里》。

到了3月，丁玲盡力排除各種影響，全神貫注地創(chuàng)作，幾經(jīng)調(diào)整，小說已寫出兩萬字。這與預期進度有較大差距，“但總之，我要克服它，我希望到夏天能搞出十五萬字來”（《丁玲全傳》）。不幸的是，8月3日至9月6日，丁玲在中國作協(xié)召開的黨組擴大會議上，毫無前兆地被打成“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突然飛來的橫禍令她難以接受，她不得不向中宣部申訴。在“丁、陳反黨小集團”由立案到被推翻，再到定案過山車式的過程中，她竟然還在堅持創(chuàng)作《在嚴寒的日子里》。

1956年10月，《人民文學》令人意外地刊登了《在嚴寒的日子里》前八章，放在小說類第二篇。在小說前，有一個編者按：

“在嚴寒的日子里”是一部長篇小說，尚未定稿，這里發(fā)表的是開頭八節(jié)……小說的作者丁玲同志希望讀者們將讀后的意見提供給她，使她能夠參照這些意見對小說進行修改和續(xù)寫。

此時丁玲的小說，尚能亮相在當時最重要的文學期刊《人民文學》，不能不引起文學界的關注。關注的焦點是丁玲的命運。人們從丁玲作品在《人民文學》發(fā)表之舉，揣測她是否風光依舊。

王增如在《丁玲辦〈中國〉》一文中，有一段文字寫了丁玲的心態(tài)：

1956年10月號《人民文學》上那五萬字的《在嚴寒的日子里》，對于她來說，實在是一個非常之舉……丁玲自己也從那些話（編者按——引者）里看到了“上頭”對于她的態(tài)度。她期待著能早日完成這一長篇，實現(xiàn)許久的夙愿。她的心情好起來，身體也就隨之好起來……她又有了寫作時的興趣和欲望。

關心丁玲的人包括丁玲自己，都沒有預料到，她在《人民文學》亮相后，跌入了深淵。

正是“春風自恨無情水，吹得東流竟日西”（蘇軾《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