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王耀武一定還能記起一場名叫譚家橋的戰(zhàn)役，在那場他親身參與的戰(zhàn)役中，紅軍犧牲了一位卓越戰(zhàn)將——尋淮洲。

尋淮洲曾任紅七軍團軍團長，他擔任軍團長時，只有21歲，比林彪還年輕，是當時紅軍中最年輕的軍團長。尋淮洲如果不死，憑其戰(zhàn)功、資歷及其善戰(zhàn)之名，新中國成立后封將拜帥完全沒有問題。

那時候粟裕還只是軍團參謀長，王耀武無論如何不會想到，正是這個看似瘦小、貌不驚人的幕僚長，日后不僅替戰(zhàn)友報了折戟的一箭之仇，而且翻江倒海，成了他本人乃至整個國民黨軍隊的克星。

這是一個天生與戰(zhàn)場有緣的人。

人各有志，有時候這種志從小就能看得出來?！都t樓夢》中，賈政要測試兒子未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出來，讓賈寶玉抓取。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寶玉什么都不碰，伸手就把“脂粉釵環(huán)”抓了過去，為此還換來賈老爺一聲臭罵：“酒色之徒耳！”

如果讓年幼時的粟裕來抓，他緊緊攥在小手里的，也許只會是一件東西——劍！

只要“神”還留著

作為傳統(tǒng)的古老兵器，劍代表著俠客風范和男兒血性。佩劍之人，可以云游四方，除暴安良，好不快哉。

劍客的夢想，支撐著粟裕的整個童年時光，其間還少不了一個很關鍵的人，他叫阿陀。

粟裕雖不是出生于賈府那樣的鐘鳴鼎食之家，但家境也堪稱富裕，阿陀就是受雇于粟家的一位青年長工。

有一種說法，說民國其實是中國武俠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不僅涌現(xiàn)出了霍元甲、杜心武等一批武俠技擊高手，就連近現(xiàn)代武俠小說的源頭也正是從此處發(fā)軔。那時候的人們，比現(xiàn)在更熱衷于談論武俠和劍客。

阿陀顯然自己就是個武俠迷，他成了少年粟裕的啟蒙老師。從阿陀那里，粟裕知道了許多蜚聲民間的好漢名字：“草上飛”，這哥們兒輕功了得，能飛檐走壁，尤其擅長在草尖上借力飛奔；“一枝梅”，此君牛就牛在每次替天行道后，必要在墻上畫一枝梅花作為記號……

一個年代有一個年代的“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聽著這些故事，小粟裕激動得血脈賁張，不能自已。

想做一名新生代劍客嗎？練吧！

“草上飛”訓練秘籍：用沙袋捆在腿上，通過不停地跑跳，說不準什么時候就能身輕如燕，展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奇跡。

“一枝梅”訓練秘籍：找根一丈長的竹竿，只留一頭的竹節(jié)，其余全部打通灌沙，這叫“狼牙棒”，一旦練熟，離替天行道興許就不遠了。

在阿陀的帶領下，粟裕樂此不疲，經常練到汗流浹背，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直到有一天，一件新玩意兒的出現(xiàn)，讓他眼前一亮。

那是阿陀做的一把“槍”。原料為一個子彈殼，鉆洞后放入火藥，再添沙子，點燃后沙子就能噴射出來。

粟裕用此“槍”瞄準“假想敵”，一擊即中，頓時把他給樂壞了。

原來槍比劍更厲害！

馮驥才在小說《神鞭》中，描寫了一個會用辮子格斗的天津好漢傻二，被稱為“神鞭”。他后來發(fā)現(xiàn)洋人的洋槍威猛，就毅然割去辮子，并練出了雙手使槍、百分百中的絕活，為此還留下了一段發(fā)人深省的話：“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卻留著……不論嘛新玩意兒，都能玩到家?！?/p>

武俠也得隨時代進步哇，只要“神”還留著。

19歲那年，粟裕終于得到了一支真正的槍。此前，他是湖南省立第二師范的學生，為了迎接北伐軍的到來，幾個同學合著湊錢買了一支駁殼槍和兩百發(fā)子彈。

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共分裂，粟裕和一些同學投向武漢，加入了中共控制的第24師教導隊。

粟裕不是軍校科班出身，他所受的軍事訓練，即從教導隊開始。

一到教導隊，教官就向這些學生兵發(fā)問：“艱苦和死亡相比，哪一個更難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答：“死亡更難受?！?/p>

教官立即糾正：“不對，艱苦比死亡更難受！”

接下來，教官的一番訓導給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死亡只是一瞬間的事，而艱苦卻是長期的、時刻都會遇到的。如果你們能夠戰(zhàn)勝艱苦，那么還有什么不可戰(zhàn)勝的呢？”

在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武俠小說里吃個丹藥就能功力大長那么輕松，只有一輪又一輪艱苦的打磨。

第24師師長是北伐名將葉挺。某次作戰(zhàn)，因兵力懸殊，士兵紛紛退卻，葉挺的參謀長親自督戰(zhàn)，仍無濟于事。這時突然傳來消息：“葉挺師長來了！”

眾人立即止步，轉身向敵軍發(fā)起沖鋒。一個營長原先只是受了點輕傷，正哼哼唧唧地要下來，一聽葉挺來了，趕緊跳下?lián)苋ゴ蛘獭?/p>

葉挺督軍練兵，就一個字：嚴。

一般軍隊是“三操兩講”，教導隊加量加價，為“四操三講”，即每天要多出一次操，多上一堂課。學生兵的軍事動作稍不合乎要求，便被勒令重做十幾次，為了達到標準，一排、一連的人常常要連續(xù)重復做一個動作，直到隊伍整齊劃一為止。

緊張的生活節(jié)奏把吃飯時間都包括了進去，吃個飯，必須要狼吞虎咽才行，否則就來不及。有時教官還會故意在飯中摻入頭發(fā)和沙子，你要是皺著眉頭挑挑揀揀，那就別想吃飽了。

粟裕參加教導隊的軍訓統(tǒng)共不過一兩個月，但作為入門，已經夠了。要知道，黃埔軍校受訓也很短，實打實的訓練時間不過才3個月。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到戰(zhàn)場上去繼續(xù)練習吧。

青年戰(zhàn)術家

教官所說的艱苦，可不單是指訓練。

粟裕隨教導隊參加了南昌起義，并擔任警衛(wèi)隊班長，主要負責保護后勤物資。南昌起義后，起義軍南下廣東，警衛(wèi)隊一人背30公斤輜重，還得人盯人地照看挑槍民夫。這些民夫隨時有逃逸的可能，人一走，就把槍扔下來，結果沿途丟棄了不少武器彈藥。

到了廣東，一場仗沒打好，撤退過于慌張，好不容易籌集到的冬衣、物資、軍餉又大部分被扔掉了，粟裕心疼得直跺腳。

就在這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挫折過程中，粟裕第一次中了招。一顆子彈從頭部穿過，人馬上就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排長一看，腦袋都中槍了，肯定沒得救，便說了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p>

卸下他的駁殼槍就走了。

粟裕心里很明白，這時候全得靠自己。當他稍能活動時，便掙扎著在路上爬行，終于以驚人的毅力追上了部隊。

南昌起義、廣州起義，都一個接一個失敗了，那是起義軍最艱苦的一個階段。葉挺流亡歐洲，黃埔出身的林彪慨嘆：“隊伍不行了，碰不得（敵人），一碰就垮?！?/p>

林彪時任連長，本來已經離隊，只是各個要隘都有民團把守，出不去，才被迫于當夜返回部隊。

這個時候，率隊的朱德顯示了遠見，他說：“蔣桂戰(zhàn)爭一定要爆發(fā)，蔣馮戰(zhàn)爭也一定要爆發(fā)?！?/p>

蔣桂戰(zhàn)爭是蔣介石與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斗，蔣馮戰(zhàn)爭是蔣介石與馮玉祥斗，原先這些人合一塊兒，以革命的名義，和被視為軍閥的北洋干仗。那時節(jié)，大家都把北洋當妖怪，個個搶著拿投名狀，只是讓人料想不到的是，后來他們自己也一個個成了妖怪。

在軍閥的譜系里，北洋叫作老軍閥，蔣桂馮稱為新軍閥。朱德一針見血地說：“軍閥不爭地盤不可能，要爭地盤就要打仗，他們一打，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發(fā)展了。”

果然，蔣桂戰(zhàn)爭、蔣馮戰(zhàn)爭先后爆發(fā)，國民黨內部打成一鍋粥，誰也顧不上料理共產黨的部隊，起義軍得到了來之不易的喘息之機。

隨著井岡山時期的到來，一支新型軍隊——紅軍誕生了。

紅軍的基本戰(zhàn)法以游擊戰(zhàn)為主。打游擊戰(zhàn)，練什么呢？

爬山。

部隊每天起床，第一個課目就練這個，不管山多高，你得一口氣沖上去。休息幾分鐘后，再下山。

不爬完山，不能吃早飯。

紅軍子彈少，1支槍一般只有3發(fā)子彈。作戰(zhàn)時，沖鋒前打1～2發(fā)，沖鋒后就不能再開槍了，那最后一顆子彈還得留著追擊時用。

這樣使用子彈，就必須槍法精準才行。粟裕每天練習單手舉槍射擊，他的紀錄是：一只手舉步槍，可堅持1～20分鐘。

上世紀50年代，粟裕在蘇聯(lián)養(yǎng)病，療養(yǎng)院的按摩醫(yī)生和他比腕力，竟然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取勝，讓他大為吃驚，而那時候的粟裕早就過了不惑之年。

粟裕的指揮才能也開始露出了尖尖角。1928年6月，在老七溪嶺之戰(zhàn)中，擔任連長的粟裕乘敵疲憊松懈，猛不丁地突破了對方防線。

粟裕能爬山，當他帶頭沖到制高點時，回頭一看，跟上來才9個人，其他人都還掉在后面。

都站住了等？那就傻了。所謂蘿卜快了不洗泥，白菜滯了剝層皮，繼續(xù)沖啊。

粟裕留下6個人守制高點，帶3個人越過山頂，猛追逃敵。

一過山坳，發(fā)現(xiàn)竟然有百兒八十敵方士兵猬集一處，他當即大喝一聲：“把槍放下，你們被俘虜了！”

此時制高點上的司號員也配合著在山頂揮起紅旗，吹響了沖鋒號。

說好聽點，這叫疑兵之計，通俗些，就是忽悠加賭博。只要這百兒八十兵里，有那么幾個有膽色，事情就懸了，粟裕也險了。

妙就妙在沒人有膽色，士兵們早就慌不擇路，一聽動靜這么大，都乖乖地把槍給放下了。

粟裕一邊只有3個人，沒法拿百兒八十條槍，于是命令俘虜把機柄卸下，他們自己背機柄，俘虜們背空槍。

很多年后的解放戰(zhàn)爭中，如此戲劇性的場面經常上演，紅軍時期還是不多。朱德知道后非常高興，稱贊粟裕是“青年戰(zhàn)術家”。

敵人非常強

在頻繁的作戰(zhàn)中，機會到處都是，唯一的條件是，你還活著。

1930年，第一次反“圍剿”開始時，粟裕升任師長。到第三次反“圍剿”，他已經是紅十一軍參謀長。

即使在蘇區(qū)和紅軍的鼎盛時期，戰(zhàn)爭的天平也并非完全一邊倒，勝利的一方有時亦須付出不小代價。在戰(zhàn)斗中，粟裕的左臂被子彈打中，而且正好擊中動脈血管，鮮血噴出一米多遠，他當場就昏了過去。

送到軍醫(yī)院時，為避免感染，醫(yī)生主張將左臂踞掉。

只剩一只胳膊，打仗該多不方便。粟裕對醫(yī)生說：“即便有生命危險，我也不鋸！”

最后沒鋸，自此粟裕的左臂一直殘疾，活動無法自如，僅能幫助右臂做一些輔助性動作。

由于缺乏醫(yī)藥，傷口痊愈很慢，當粟裕傷愈出院時，第五次反“圍剿”已經開始一個多月了，紅十一軍也早就改編為紅七軍團，軍團長便是尋淮洲，粟裕出任軍團參謀長兼第二十師師長。

第五次反“圍剿”與前面四次都不同，突出表現(xiàn)為，參與進攻的國民黨軍隊從數(shù)量、戰(zhàn)斗力、武器乃至戰(zhàn)術都有了極大改進。

過去講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好像就賴一個李德，粟裕卻很坦白地承認，這次敵人非常強。

戰(zhàn)場上首次出現(xiàn)了飛機和坦克的影子。蔣介石原來并沒有飛機坦克的成型化特種部隊，是受了長城抗戰(zhàn)失敗的影響后，才開始著手建立的。這些特種部隊當時連雛形都算不上，作戰(zhàn)能力很弱，地空協(xié)同、步車協(xié)同更是無從談起，不過做個樣子罷了，但它對紅軍的心理威懾作用卻著實不容小覷。

有個號稱“游擊健將”的紅軍團長，從未見過飛機集中轟炸的場面，當敵機投彈時，忍不住失聲驚呼：“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出動的坦克一共才兩輛，而且都是輕型的，威力十分有限，可也是因為從沒有見過，大家全都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拿這倆鐵家伙怎么辦，結果一個師的陣地眼睜睜就被坦克給沖垮了。

打得順時無所謂，怎么打都行，一旦不順了，其他弊端也會慢慢暴露出來。

尋淮洲參加過秋收起義，他和粟裕都是從戰(zhàn)爭中學習，憑借一拳一腳在戰(zhàn)場上打出來的好漢?？蓡栴}是兩人都沒有實權，實權掌握在軍團政委手里。

紅七軍團政委是樂少華。他有留學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此人缺乏軍事經驗，但行事蠻橫霸道，動不動就拍桌子罵娘，看誰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員”的大帽子壓過去，你不服還不行，因為他有“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

軍團開歡迎大會，請剛上任的樂少華作報告，恰巧粟裕從戰(zhàn)場回來，尋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剛簡單談了幾句話，樂少華在臺上看見了，便拍著桌子大罵：“他媽的，我在作報告，哪個還在講話？”

當時樂少華還不認識粟裕，他罵罵咧咧，是要當眾給軍團長難堪，以便樹立他自己的權威。

很快，矛頭又轉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隊打退并消滅了一股敵軍，他親自從前沿跑回軍團指揮所，請示是否繼續(xù)追擊。當時尋淮洲和樂少華坐在一根木頭上，尋淮洲一聽，這正是乘勝窮追的好時機啊，馬上說：“好，好，好?！?/p>

樂少華沒有吱聲。粟裕以為他同意了，軍情緊急，轉身就走，不料樂少華突然跳起身來大叫：“站??！他媽的，政治委員制度不要了嗎？回來，回來。”

尋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從，只得停止追擊。

當晚中央軍委來電，批評紅七軍團為什么不繼續(xù)追擊，樂少華才閉口不言，但他隨即就把粟裕列入“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的危險人物”，長期對其進行限制和監(jiān)視。

樂少華把粟裕當成了尋淮洲的人，一意打擊報復。說粟裕反對某制度云云，不過是掛神圣之名，行猥瑣之事罷了。

在這里，對錯并不重要，站隊最重要，粟裕其實就是站隊沒站好，不會順風使舵而已，他后來吃的許多苦頭，可以說都與此有關。

外面拼命給壓力，里面還在自縛手腳，這仗當然只會越打越憋氣，越打越失敗。到1934年夏，中央蘇區(qū)已由原來的縱橫近千里，縮小到300余里，中央軍委也不得不考慮離開蘇區(qū)，進行長征。

1934年7月，紅七軍團被調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內的中央軍委接見了軍團領導人，當面宣布由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

當時中央軍委沒有把先遣隊的戰(zhàn)略意圖說得太清楚，只是告訴他們，這次行動的最后到達地域為皖南，因為那里將舉行“皖南暴動”，并由此建立蘇區(qū)，紅七軍團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干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從字面上看，紅七軍團是“先遣”，主力紅軍會隨后跟進，但按照后來朱德提供的說明，派先遣隊北上，只是要讓他們“去做個引子”，以便掩護中央紅軍南下。

換句話說，中央紅軍和紅七軍團的行軍方向正好相反，當紅七軍團北上，從而調開敵軍兵力時，中央紅軍將從中央蘇區(qū)的西南部尋求突圍。

其實早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毛澤東就曾提出過一個挽救中央蘇區(qū)的策略。那時恰好爆發(fā)了“福建事變”，他主張趁機派紅軍主力挺進包括皖南在內的蘇浙皖贛地區(qū)，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決戰(zhàn)，以迫使對方的“圍剿”大部隊回援。可惜的是，當時毛澤東沒有決策權，中央未能采納這一良策。

時移世易，現(xiàn)在再派小股部隊深入險地，其本來的效果和意義已一去不復返。畢竟蔣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圍剿”勝局已定的情況下，他絕不會因為一個北上抗日的口號，或者一支小股部隊的出動而改變原有部署，更不會放松對中央蘇區(qū)的繼續(xù)圍困。

當然，在情況萬分危急之際，中央嘗試丟卒保帥也未必就沒有一點道理，事情糟就糟在，決策者中途又頭腦發(fā)熱，對先遣隊的要求也遠遠超出了“保帥”的范圍。

橡皮膏藥一樣粘著

先遣隊從瑞金出發(fā)后，按原計劃渡過閩江，準備北上浙西去皖南，但這時中央軍委忽然改變計劃，命令隨之更改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紅七軍團開始奉令進攻福州城。中央軍委下達的這個命令其實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會，筑有高大城墻以及堅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國民黨部隊為王敬久第八十七師。

第八十七師是當時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的部隊，也是早期國民黨“中央軍”里戰(zhàn)斗力最強、兵員素質最高的勁旅，其內外戰(zhàn)表現(xiàn)均十分出色，兩年前的“一二八淞滬會戰(zhàn)”，該師是絕對主力，曾在著名的廟行大戰(zhàn)中與日軍常備師團對攻。

福州城里只有第八十七師的一個團，可你要想攻破他們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面，紅七軍團經過連續(xù)作戰(zhàn)的消耗，全軍團僅剩4000多人，經過突擊補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戰(zhàn)斗人員4000多，分編成3個師，但實際上只相當于3個大團。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紅七軍團只有一些輕重機槍和6門迫擊炮，用來攻城遠遠不夠。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只得向閩東轉移，結果第八十七師的那個團還從城里追了出來，在背后一路攆趕，軍團為此傷亡了好幾個師團干部。

福州難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煩的是實力被完全暴露了。紅七軍團渡過閩江時，聲勢浩大，對方陣營也弄不清楚究竟來了多少兵力，“圍剿”中央蘇區(qū)的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曾一面緊急調兵，一面親自飛往福州進行“視察”。

一個回合過去，弄明白了，原來是一支紅軍的牽制部隊，而且力量也并不怎么大。

“帥”沒有保成，倒是“卒”逐漸被推入了危險境地。蔣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處處長俞濟時為“追剿軍”總指揮，從蘇浙皖贛就地調集兵力，對紅七軍團展開追堵，一時間紅七軍團如同被橡皮膏藥粘著，想脫身都脫不了。

閩東有一塊蘇區(qū)，領導人是菲律賓歸國華僑葉飛。當紅七軍團到達閩東蘇區(qū)時，葉飛發(fā)現(xiàn)了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軍團槍多兵少，有一人背兩支槍的，有民夫挑著槍的。

葉飛是有人沒槍，尋淮洲和粟裕卻是有槍沒人，福州一戰(zhàn)后，光傷病員就有七八百人，行動異常不便。

協(xié)商下來，雙方交換，紅七軍團留下多余的槍和傷病員，葉飛給紅七軍團補充了1000多名新兵。

當時閩東蘇區(qū)有一大塊根據(jù)地，號稱“五百里政權”，不僅糧鹽供應方便，兵員補充也很容易，如果紅七軍團能留下來，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的目的，可是軍團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樂少華的經歷相仿，能力和見識也差不多，紅七軍團的領導權就由這兩個“布爾什維克”給把持著。

成立先遣隊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隊之后，卻像個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頹廢有多頹廢，哪個地方都不敢久待，只想趕緊完成到達皖南的任務就算了事。

紅七軍團北去后，葉飛又集中了1000多人參軍，但已經追趕不上部隊了。

除了軍團的“布爾什維克”，中央軍委的命令也讓尋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擾。紅七軍團離開閩東后，在閩北一連打了幾個小勝仗，最后到達閩北蘇區(qū)時，部隊已經疲憊不堪，急需進行短暫休整，然而相應請求卻遭到了中央軍委的來電駁斥：讓你們在閩北停下來休息，正是敵人的企圖！

中央紅軍的長征尚未開始，在中央主持軍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時，不過24歲，缺乏軍事經驗，打仗只能聽李德的，所做決策也都十分機械笨拙。

事實上，在紅七軍團離開瑞金后，“皖南暴動”已經失敗，建立皖南蘇區(qū)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時若隨機應變，讓紅七軍團留在閩東、閩北作戰(zhàn)，其牽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說，要是能夠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發(fā)奇想，提出讓紅七軍團在浙西打游擊，而且還規(guī)定死了游擊的路線和時間。

游擊的優(yōu)勢，全在“靈活”二字，什么都規(guī)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游擊，說白了，還是在搞運動戰(zhàn)。

江浙作為南京政府的核心區(qū)域，建有嚴密的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安團不僅槍械完備，而且經過純熟的訓練，這種運動戰(zhàn)又豈是好打的。紅七軍團被迫每天一戰(zhàn)，最讓人撓頭的還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戰(zhàn)后傷員沒法安置，只能抬著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隊戰(zhàn)斗力。

關系到部隊存亡，尋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機械執(zhí)行中央命令上，尋淮洲和政治委員樂少華更是面對面地發(fā)生了激烈爭吵。

自此以后，軍團高層要么不開會，要么一開會就吵架，天天如此，幾乎造成指揮上的癱瘓。

樂少華是專橫，不把尋淮洲放在眼里，作為中央委員的曾洪易則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飛機襲擊后，更是嚇得臉色發(fā)青，嘴唇顫抖，他不僅在作戰(zhàn)上毫無主見，還一個勁地嚷嚷著要離開部隊。

就在決斷不下之際，尋淮洲、粟裕獲報，敵軍主力已從不同方向圍攏過來，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軍覆滅。

他們當機立斷，決定不顧中央軍委的一再指責，離開浙西，向皖贛挺進。

細節(jié)是關鍵

1934年9月30日，紅七軍團到達皖贛邊。這才知道，皖南暴動失敗了。

好在皖贛邊也有蘇區(qū)，不僅地形有利，補給上也較充裕，按照尋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贛邊就地開展游擊戰(zhàn)，先消滅尾追之敵，待時機成熟后再入浙進行襲擾。

可是他們的建議遭到了中央軍委的否決，軍委傳來新的命令，讓紅七軍團進入閩浙贛蘇區(qū)接受整編。

從皖贛蘇區(qū)到閩浙贛蘇區(qū)，又是幾道封鎖線，紅七軍團到達目的地時，整個軍團僅剩下3000多人。

閩浙贛蘇區(qū)是方志敏創(chuàng)建的老蘇區(qū)，該蘇區(qū)轄有紅十軍。兩軍奉命合并為紅十軍團，軍團長為劉疇西，尋淮洲僅任師長。

這對尋淮洲而言，顯然很不公平，紅七軍團從瑞金出發(fā)后，整整4個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進行指揮，最后別人全是原職調動，唯獨他被從軍團長職位上撤了下來。

中央軍委隨主力長征后，紅十軍團改由項英為首的中央軍區(qū)統(tǒng)一調度，項英下令紅十軍團以運動戰(zhàn)的方式向外線出擊，以創(chuàng)建新蘇區(qū)。

在那種形勢下，博古等人還組建紅十軍團，指望以軍團規(guī)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個重大失誤，而項英的決定，則錯上加錯，進一步把紅十軍團推向了危險境地——想想看，中央蘇區(qū)原有8萬主力紅軍，連他們都守不住老蘇區(qū)，卻要更弱、更小的部隊去創(chuàng)建新蘇區(qū)，這實在是一件強人所難的事。

紅十軍團共有3個師，其中，僅有由原紅七軍團改編的第十九師能打正規(guī)戰(zhàn)，第二十、二十一師均為紅十軍以及一些地方武裝升級而成，主要長于打游擊，沒有大兵團活動的能力和經驗。

用朱德的話說就是“編成一個軍團，不編不垮，一編正規(guī)戰(zhàn)打不成，游擊戰(zhàn)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紅十軍團集結于黃山東南的湯口，國民黨圍追堵截的各路部隊聞聲而動。

3天后，紅十軍團向北轉移，由烏泥關進至黃山東麓的譚家橋。他們獲悉，大部分追敵距離尚遠，只有補充第一旅緊咬不放，現(xiàn)已抵達湯口。

補充第一旅的旅長正是王耀武。彼時的王耀武只是剛剛出道，但他已經受到了蔣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畢業(yè)于黃埔第三期。在國民黨將官中，一期、二期黃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資歷，能讓蔣介石另眼相看，實在是很不容易。

讓蔣介石動心的，是第四次反“圍剿”期間，王耀武死守宜黃一戰(zhàn)。

駐守宜黃的是國民黨第三十二旅，旅長為黃埔一期的柏天民。當紅軍圍困宜黃時，蔣介石已允許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時任團長王耀武的竭力勸說下，仍選擇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紅軍也始終沒能攻下宜黃。

柏天民在作戰(zhàn)中腿部受重傷，戰(zhàn)后他向蔣介石大力推薦王耀武繼任旅長一職。于是蔣介石專門召見王耀武，并饒有興致地當面問他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當時已身陷重圍，紅軍又長于打援和野戰(zhàn)，與其突圍時失敗而死，不如與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還說，宜黃是戰(zhàn)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萬人的代價，也未必能夠重新奪取，所以從戰(zhàn)略整體著想，也不能輕易放棄宜黃。

蔣介石聽后十分滿意，決定重用王耀武，不過他沒有讓王耀武繼任第三十二旅旅長，而是任命其為補充第一旅旅長。

授予此職，蔣介石考慮得很是周到。因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黃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資歷淺擺不平，而補充第一旅剛剛成立，沒有這些問題，便于王耀武指揮調度。

當蔣介石把自己的這番用意告訴王耀武時，王耀武感激涕零，練兵作戰(zhàn)也更加盡心盡力。

正是由于太積極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數(shù)王耀武沖得最猛最前，隊伍也因此顯得孤立突出。經過分析研究，紅十軍團高層做出決定：打一場漂亮的伏擊戰(zhàn)，拿這個王耀武開刀祭旗。

從裝備上看，補充第一旅勝過紅十軍團，但紅十軍團有3個師計5個團以上的兵力，補充第一旅只有3個團，另外，紅十軍團還占有地利優(yōu)勢。

烏泥關是一個山隘口，從烏泥關至譚家橋段的公路兩側，5公里范圍內，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擊戰(zhàn)的話，乃天造地設的絕佳地形。

打伏擊戰(zhàn)，細節(jié)是關鍵，圍繞細節(jié)，軍事主官之間產生了分歧。

軍團長劉疇西擬訂的伏擊戰(zhàn)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師為主攻部隊，第十九師負責待主攻方向打響后，向烏泥關穿插，以截斷王耀武的后路。

尋淮洲和粟裕對此存有異議。道理很簡單，第十九師能攻善守，野戰(zhàn)經驗豐富，當然更適宜于擔任主攻。

話丑理端，可惜劉疇西不接受。

劉疇西畢業(yè)于黃埔一期。南昌起義時，粟裕不過是個班長，而劉疇西已經是營長，后來他被派往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回國后因作戰(zhàn)受傷割掉了左臂，人稱獨臂將軍。

劉疇西的資歷是沒有問題，但他在中央蘇區(qū)時的最高軍職為師長，來到閩浙贛蘇區(qū)后才擔任軍長，時間也不長，與尋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揮大兵團作戰(zhàn)的能力和經驗。

作為負主責的軍團長，劉疇西不會承認自己的欠缺，對殲滅補充第一旅，他也表現(xiàn)得相當樂觀。

硬碰硬的陣地戰(zhàn)

劉疇西的樂觀，其實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僅憑“補充”兩字，就認定補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隊，那就完全錯了。

除了武器裝備較好外，這支部隊的兵員素質也很高，士兵多為北方人，作戰(zhàn)風格硬朗，軍官則大多是軍校畢業(yè)生，官兵訓練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達烏泥關。他很快發(fā)現(xiàn)烏泥關地勢險要，為避免不測，特地留下一個團防守烏泥關及其附近高地，其余人馬則繼續(xù)前進。

紅軍出沒的地帶，多為險要區(qū)域，王耀武也不會算命，他事前當然不會知道對方要在這里設伏，能以1/3兵力做后手，已經比其他將領要精明謹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兩個團就要完全進入伏擊圈，這時意外發(fā)生了，一名紅軍戰(zhàn)士因過于緊張，槍突然走火。

補充第一旅的前衛(wèi)部隊立即警覺起來，發(fā)現(xiàn)有紅軍埋伏后，他們一邊搶占路邊高地，一邊派人向王耀武飛報情況。

在前沿指揮的劉疇西見狀又氣又急，只得提前下達出擊命令，伏擊戰(zhàn)也瞬間演變成了遭遇戰(zhàn)。

王耀武雖然暫時處于被動地位，但他在很短時間內便判明了戰(zhàn)場勢態(tài)?？闯黾t二十師戰(zhàn)斗力并不強，所據(jù)陣地又是控制戰(zhàn)場的制高點，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擊炮和重機槍對其進行火力壓制，同時向高地發(fā)起猛攻。

紅二十師以前沒打過這樣硬碰硬的陣地戰(zhàn)，一時慌亂起來。王耀武找準弱點后，便不斷增調兵力向這個點進行突破，最終紅二十師的陣地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隨著補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斷涌入，烏泥關及譚家橋高地盡被王耀武所奪，戰(zhàn)場主動權完全易手。

按照原計劃，當主攻方向的戰(zhàn)斗打響時，尋淮洲即率紅十九師前去烏泥關抄襲敵軍后路，但這時紅二十師已呈潰散之狀，再抄襲后路已無意義，劉疇西急忙改變計劃，令紅十九師回援。

遺憾的是，尋淮洲沒有遵令，即使方志敏寫信去調，也沒能調來。

也許長時間的壓抑，讓尋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制勝，在這關鍵時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觀，失去了智，只剩下勇。

尋淮洲要“單獨自打一方”，只是他和劉疇西一樣，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當紅十九師到達烏泥關時，王耀武留下的那個團早就占領了制高點，并能居高臨下地俯瞰北面低地，穿插行進中的紅十九師被隔斷在懸崖峭壁之下，兵力難以展開。

尋淮洲殺紅了眼，干脆端起一挺機槍，帶頭發(fā)起沖鋒。

幾經反復，制高點終于拿了下來，但已無實際意義——紅十九師傷亡過重，失去了繼續(xù)攻堅的銳氣，也根本起不到斷敵后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尋淮洲在沖鋒中腹部中彈，受了重傷。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顛簸從擔架上摔下來，導致失血過多，于第二天去世，死時年僅22歲。

譚家橋戰(zhàn)斗從早上打到下午，戰(zhàn)況異常激烈，王耀武在上報時稱：“是役也，為本旅各次剿匪戰(zhàn)役中最猛烈之戰(zhàn)爭?！?/p>

當戰(zhàn)斗進行到下午，紅二十一師的陣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補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紅十軍團指揮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話，整個紅十軍團就得被人家“包餃子”了。

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方志敏和劉疇西下達了撤出戰(zhàn)場的命令，此時王耀武也精疲力竭，無力再進行追趕。

譚家橋一戰(zhàn)對雙方都至關重要。若是這一戰(zhàn)能打贏，紅十軍團不僅能補充大量匱乏的物資裝備，而且能挫滅敵軍氣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腳，相反，其處境就變得十分艱難和被動。

譚家橋戰(zhàn)后，俞濟時不斷向皖南一帶調集重兵，包括補充第一旅在內，已集結了20個團的兵力。

面對優(yōu)勢敵軍的圍追堵截，紅軍只能在寒冷的山區(qū)里饑一頓、飽一頓，靠不停地兜圈子來避敵鋒芒，部隊的戰(zhàn)斗意志大為削弱，與此同時，劉疇西也由樂觀者變成悲觀者，決策時優(yōu)柔寡斷，常常難以下定決心。

紅十軍團轉移時，曾遭遇一個保安團。這時紅十軍團兵力加一塊，仍相當于3個整團，如果劉疇西能審時度勢，下狠心全軍撲上，是有望予以全殲的，但他能避就避，摳摳搜搜，只派了一個營上去作戰(zhàn)，后來發(fā)現(xiàn)一個營不行，又派一個營，直把殲滅戰(zhàn)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戰(zhàn)。

在紅十軍團，方志敏是項英任命的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權威超過樂少華，但他不懂軍事，同時身上又帶有很多文人氣質，在為人做事的風格上，與樂少華等人迥然不同，即便在這個時候，他也不愿意與劉疇西鬧得太僵，因此只好在一旁干著急。

最后劉疇西做出決定，避戰(zhàn)撤離，一個揀軟柿子捏從而重振士氣的機會就這樣白白丟掉了。

半個月內，紅十軍團往返十余縣，進行大小戰(zhàn)斗十余次，這些戰(zhàn)斗大多是遭遇戰(zhàn)和消耗戰(zhàn)。劉疇西無心戀戰(zhàn)，一打就走，什么好處都撈不到，弄得整個軍團人困馬乏，士氣越來越低落。

1935年1月10日，紅十軍團高層在浙西遂安開會。會上分成兩種觀點：一種以樂少華和粟裕為主，主張就地分兵游擊，以減小目標，保存實力；另一種以方志敏和劉疇西為主，他們提出，應繼續(xù)大兵團作戰(zhàn)，爭取早日返回閩浙贛蘇區(qū)進行休整。

經過爭論，方志敏拍板定案，決定采用后者。

與會者都沒有想到，正是這個決定，把紅十軍團送入了覆亡的不歸之路。

相差半小時

方志敏和劉疇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據(jù)地，讓疲憊的紅十軍團得到休整，這當然是必要的，問題是，俞濟時已在前往蘇區(qū)的路上設置了十幾道封鎖線，而且蘇區(qū)內外地域狹小，實際已無法展開大兵團作戰(zhàn)。

從遂安到閩浙贛蘇區(qū)，不過兩百多里路，正常情況下，急行軍兩天即可到達，但紅十軍團不是光趕路就行，他們還得和一只接一只的“攔路虎”周旋。

首先遭遇到的是敵方一個步兵團。在前衛(wèi)部隊已與敵軍接火的情況下，劉疇西也不通知他們，就率大部隊改道夜行，結果大部隊是甩開了敵人，前衛(wèi)部隊卻就此與軍團總部失去了聯(lián)系。

讓粟裕為之扼腕的還是接下來的一幕。

1935年1月12日，紅十軍團到達楊林。由楊林向南越過南華山，就到達了化婺德蘇區(qū)，這是閩浙贛蘇區(qū)北面的一個外圍小蘇區(qū)，方圓約50公里，那里仍有游擊隊活動。

粟裕向劉疇西建議，全軍應加速通過南華山，到達化婺德蘇區(qū)后再休整隱蔽，但劉疇西顧慮主力部隊過于疲勞，下令宿營休息一夜，天亮再出發(fā)。

無奈之下，粟裕只得和方志敏一起率部先行。

隨粟裕行動的，主要是軍團機關、后勤人員以及傷病員，加上缺乏彈藥的迫擊炮連、重機槍連，總共800余人。

他們翻過南華山，一直前進至靠近閩浙贛蘇區(qū)的地方，才停下來休息。

第二天上午，當劉疇西和軍團主力出發(fā)時，已經被一個保安團卡住了通道。前后僅相差半個小時！

劉疇西指揮部隊攻擊，但保安團占據(jù)著有利地形，且火力密集，以至于屢次進攻均無法得手，這時劉疇西又開始舉棋不定，既舍不得立即撤兵，又無決心投入血本，全軍壓上。

左拖右拖，拖到傍晚，仍然過不去，最終還是不得不繞道而行。

時間越來越緊迫，在俞濟時的嚴令督促下，前來圍追堵截的國民黨部隊全是分秒必爭，那個卡道的保安團一夜走了70里，才趕在了劉疇西前面。

偏偏這時劉疇西仍未充分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部隊還在緩慢行軍，整個隊伍拖拖沓沓，前后距離足有十幾里長。

一直到1月15日，紅十軍團主力才大部進入化婺德蘇區(qū)。

離閩浙贛蘇區(qū)越來越近，舉眼望去，不過一步之遙，方志敏和粟?？捶ㄒ恢拢缃褚丝觳灰寺?，只有進入閩浙贛，才能稍稍松上一口氣。

1月16日，仍不見主力到來，方志敏派人送信給劉疇西，讓其率主力迅速跟上，并于當晚通過敵軍的最后一道封鎖線。

下午6點，方志敏、粟裕正要整隊出發(fā)，劉疇西那邊傳來回話：主力已經到齊，但是人員疲憊不堪，晚上不能再走了。

粟裕一聽就急了：“情況這樣緊張，哪能再遲疑啊。今天晚上我們必須全部通過封鎖線！”

方志敏完全贊同粟裕的意見，因為擔心劉疇西再猶豫搖擺，他當即決定讓粟裕率先頭部隊立即前行，自己則回去接應大部隊。

粟裕指揮先頭部隊連夜疾行，碉堡里的敵軍發(fā)現(xiàn)后，立即開槍射擊。

這時俞濟時雖在兩蘇區(qū)之間建立了以碉堡為主的封鎖線，但兵力不足，加上不明紅軍虛實，不敢輕易接仗。粟裕就派兩個戰(zhàn)斗班對碉堡進行佯攻，虛張聲勢，其余人馬趁此機會，加快步伐通過。

先頭部隊上半夜就全部通過封鎖線，安全到達閩浙贛蘇區(qū)，到達之后，粟裕一面同地方人員聯(lián)系，一面等待主力跟進。

下半夜，沒有等到。

第二天，依舊。

第三天，第四天，還是一樣。

粟裕組織了大批便衣隊，前去聯(lián)絡和接應，可是均未能聯(lián)系得上。一開始還能聽到遠處傳來依稀的槍炮之聲，后來也沉寂消失了。

心一下子就懸了起來，粟裕變得異常焦灼不安。

戰(zhàn)場直覺告訴他，情況十分不妙，若是再苦等下去，先頭部隊也可能自身難保。

粟裕率部離開了原定的會合地點。他的估計沒錯，方志敏、劉疇西及其主力再也來不了了。

最后一個機會

1935年1月16日，劉疇西接到了方志敏的信件，但在回信中，仍堅持休息一夜再走。

方志敏苦等回信，在看到劉疇西的答復后，他長嘆一聲，久久無語。

方志敏是一個責任心非常強的人，他本可以去追趕先頭部隊，但為了再做一次努力，又毅然返身折回，找到了劉疇西和大部隊。

劉疇西即將為他連續(xù)的遲疑不決付出慘痛代價。當天晚上，共達14個團的國民黨部隊分路趕到，將紅十軍團主力緊緊包圍在懷玉山區(qū)。

紅十軍團主力這時僅剩2000余人，在7倍于己的敵軍圍困下，已是彈盡糧絕，基本失去了強行突圍的能力。方志敏和劉疇西只能率部在山區(qū)里左兜右轉，希望能尋找出一條生路。

1935年1月18日夜，在一位向導的帶領下，紅十軍團向金竹坑封鎖線發(fā)起攻擊。

只要沖過金竹坑，便可進入閩浙贛蘇區(qū)，因此這次劉疇西下定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做困獸之斗。在他的指揮下，軍團主力蜂擁而上，全力猛撲。

就像粟裕的先頭部隊通過時一樣，黑暗中，碉堡里的國民黨士兵搞不清外面狀況，能做的只是不間斷地朝外開火。

劉疇西一馬當先，完好的右臂又中了一顆子彈，警衛(wèi)員急忙將他扶下來。

劉疇西并未下達撤退令，但后續(xù)部隊不清楚，見軍團長都撤了下來，也就跟著一起撤退。

事后得知，金竹坑的國民黨守軍僅一個排，而紅十軍團可投入千余人攻擊，如果再咬一咬牙，是完全可以乘著夜色突出去的。

這是最后一次機會，沒有了。

隨著包圍圈越縮越小，紅十軍團被完全鎖于牢籠之中。那些天，懷玉山區(qū)雨雪交加，官兵們早已斷糧斷食，不得不以草根樹皮充饑，就連方志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沒有吃上什么東西。

又冷，又餓，加上看不見突圍的希望，使得紅十軍團再也支持不住，內部呈現(xiàn)出明顯的崩潰瓦解之狀，官兵不斷被分割和打散，方志敏和劉疇西就此失去了聯(lián)系。

雖然已把對手逼入絕境，但參加“追剿”的國民黨各部隊也已是凍累交加，疲憊不堪，俞濟時不斷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報告，他這時也認為“追剿”任務已完成，方志敏很可能已經突圍，便向蔣介石請求撤軍。

就在這時，方志敏的警衛(wèi)員下山尋找食物，被俘叛變，供出了方志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況。

坐鎮(zhèn)南昌的蔣介石得悉后，向俞濟時發(fā)來電報。這份電報被閩浙贛省委所截獲，其內容是：方志敏、劉疇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軍休整者“殺勿赦”。

1935年1月27日，劉疇西被搜出。僅隔兩天，方志敏亦被捕。

競技場上，失敗者的結局通常是悲慘的。俞濟時與劉疇西同為黃埔一期的同學，兩人見面時，劉疇西衣衫襤褸，已是凍得渾身發(fā)抖，而俞濟時則身披將軍大氅，雙手還烤著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雖為對手，但畢竟曾是同窗，這俞濟時卻連句寒暄話都沒有，就揮揮手，讓人把劉疇西給帶走了。

后來也是黃埔一期的黃維聽到了這件事，很是鄙夷俞濟時的為人，當著面數(shù)落他：“天那么冷，你也該叫人吃頓好飯，穿件棉襖嘛！大家同學一場，你也太狠心了?！?/p>

失敗者唯一可以堅持和守護的是自己的尊嚴。作為黃埔生，劉疇西拒絕了來自“校長”蔣介石和其他黃埔校友的勸降，面對死亡，無所畏懼，他說：“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時候死，我不知道，因為生命已經握在我的敵人的掌心?！?/p>

更為人所熟知的，還是方志敏在牢中撰寫的《可愛的中國》。在這部感動了很多人的隨筆作品中，方志敏總結道：是“政治領導上的錯誤”，以及“軍事指揮上的遲疑”，使紅十軍團遭到了失敗。

被俘了怎么辦，方志敏的回答是：“現(xiàn)在準備著越獄，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則堅決就死！”

方志敏的錚錚鐵骨和硬漢本色，連看守所的所長都被打動了，自愿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劉疇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