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勞動浮腫

石峻教授，我們稱他為石公。石公胸懷坦蕩，熱情好友。從三年困難時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常約我和方立天去書店，有時進城，中午他便請我們吃飯。那時花5元錢3人就可以吃得不錯，還可以喝點酒，1～2元錢3人也可吃一頓。當時，北京市大學畢業(yè)生月工資為56元，我為調(diào)干生，月工資為62元（這個62元一直維持到1978年），石公為教師6級（副教授的最高級，教授的最低級），月工資210元，所以每次吃飯都不讓我們付錢。在一起散步時，石公會給我們講老北大、武大、西南聯(lián)大的種種奇聞逸事（都是事實），而且談前輩哲學家和學者的學術特點、生活故事等，他講起來生動有趣，使我們知道了很多在書本上看不到的東西，也使我們的認識更加貼近前輩學者的本真，我們受益匪淺。有時我為了請教問題和商量事情，便陪他散步。他的生活習慣是上午10點左右和下午4點出來散步1小時，我便會在這兩個時間向他請教，他很樂意有人陪他散步，興致比獨自散步高，解釋問題條理特清楚。

石公雖當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但他不是黨員，我的具體工作由哲學史教研室的黨支部書記尹明同志安排，于是我找了尹明同志。她是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尹明是她參加革命后改的名字。她是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yè)參加革命工作的，她性格開朗、態(tài)度和藹、關心同志，是有工作魄力的基層女領導。她征求我的意見，是做中國哲學史還是外國哲學史的教學研究工作，我說我對中國古書較熟，念過私塾，在黨史系學習時對中國通史感興趣，做中國哲學史的教研工作比較合適，這樣就定下來了。教研室開了一個歡迎會，歡迎我與龔興同志（王俊義、裴德義還未分來），使我認識了苗力田、李武林、李志逵、李質(zhì)明、鐘宇人（以上是做外國哲學史教研工作的），楊憲邦、孫長江、李燄（以上是做中國哲學史教研工作的）及資料員江濤。尹明同志在會上布置了工作，根據(jù)校黨委和哲學系主任吳江同志的意見，要集中哲學史教研室的力量，鼓足干勁，在一年內(nèi)編出《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講義》。當時在人民大學附中借了一間大教室，擺了12張桌子，集中辦公。我當時住在東風一樓東頭，早上8點上班不覺得怎么，但下午2點上班就覺得緊張，當時我沒有手表（買不起），怕遲到，匆匆地趕到附中，覺得路挺長的。當時教研室分配我寫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理論批判”，楊憲邦寫馮友蘭“新理學批判”等，每人寫一章，個別人寫兩章。我全面、仔細地閱讀了梁氏的“鄉(xiāng)村建設理論”的書及其他著作，寫出了初稿，交同志們傳閱提意見。

從學生到助教，糧食定量從每月36斤一下子降為28斤，我明顯覺得不夠吃，吃不飽，所以要計劃好每天、每餐吃多少。我們單身漢在集體食堂吃飯，食堂打飯缺斤少兩，所以連28斤也吃不到。留校學生大部分單身，絕大多數(shù)是男同學，飯量大，不夠吃了借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省著吃，不計劃著吃，到了月底就沒有吃的了。

1960年初冬，中國人民大學開始搞教學檢查運動，學生們揭發(fā)、批判教師在講課中有錯誤的、修正主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觀點，教研室也檢查每個教師講課的講稿，如發(fā)現(xiàn)有上述觀點便摘出來批判，說是幫助同志改正錯誤，不傳播修正主義觀點。哲學史教研室重點檢查石峻和苗力田的講稿，石峻講課的講稿很簡要，苗力田講課拿幾張卡片。分我們檢查石峻的一部分講稿，我看后覺得沒有問題，我想講中國古代哲學史與修正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有什么關系？我看過的那部分講稿，別人又看，反復檢查，搞得很緊張。在檢查講稿的同時，也檢查文章，凡發(fā)表過的文章都要拿出來檢查，查是否有上述觀點。在檢查楊憲邦講師的文章時，一些人覺得其觀點有問題，楊憲邦覺得沒問題，于是便產(chǎn)生了意見分歧。后來郭影秋同志到人民大學任黨委書記時，解決了意見的分歧。后來教學檢查運動便限于黨內(nèi)，黨外的教員就去中國人民大學在密云縣的農(nóng)場勞動，挖魚塘。這樣我和李質(zhì)明、李燄、江濤就到農(nóng)場挖魚塘了。

北方冬天冷，勞動強度大，糧食定量少，吃不飽，半個多月下來我覺得有點吃不消，有一天睡前洗腳，無意中按摩腿，結(jié)果一按一個印，問其他同志才知道是浮腫了。在三年困難時期，由于營養(yǎng)不良而得浮腫病的人很多。我在泰順土改時雖吃番薯絲、南瓜當飯，但沒有得浮腫病。這次得浮腫病，顯然是半年多來糧食不夠吃而導致的營養(yǎng)不良的結(jié)果。當時我沒有跟領導去說，挖完魚塘回到學校，浮腫病加重了，臉上都顯現(xiàn)出來了，領導照顧我，寒假就讓我到中國人民大學北戴河療養(yǎng)所療養(yǎng)半個月，冬天的北戴河比北京還冷，就沒有出去玩，待在屋里看書養(yǎng)病。北戴河療養(yǎng)所是吳玉章校長向中央要來的，當時其他高等學校都沒有這樣的療養(yǎng)所。療養(yǎng)所伙食因有特殊照顧，所以吃得較好，半個月休息下來，我的浮腫有點好轉(zhuǎn)，以后雖每年寒暑假都組織教職工輪流到北戴河療養(yǎng)所休養(yǎng)，但我舍不得時間和工作，都沒有去，直到現(xiàn)在。

1960年以后，全國經(jīng)濟形勢愈來愈困難，農(nóng)村大量出現(xiàn)餓、病、死人的現(xiàn)象，我也經(jīng)歷了生命的考驗。我除28斤定量糧食外，每月只有半斤肉、半斤油，形勢很嚴峻。有家的教師自己做飯吃，可與老婆孩子相互調(diào)劑，且有家的教師多為講師，每月工資為89元，每月補助半斤黃豆及其他東西。我們這些單身漢年輕教師都是集體戶口，只能吃食堂，且年輕教師大多是助教，沒有一點兒補助，又是能吃飯的年齡，更覺得不夠吃。食堂早上稀飯做得更稀，米飯采取二蒸，米粒的體積大了，而給我們的仍是二兩一碗，且刮了又刮。有個助教對此不滿，還受到批評。我把2月份28天的糧票省下來一點兒，以補3月份31天不夠吃的糧票。我3月份一開始去食堂買飯，就用2月份省下的糧票去買飯，可是炊事員態(tài)度很壞，不僅不打飯給我，而且罵人。我說：“這是我2月份省下來的，又不是偷來的，為什么不可以吃自己省下來的糧食?！贝妒聠T卻說：“糧食是一個月一個月定量，只能吃當月的?！蔽覇枺骸笆程眉Z食上月結(jié)余是否放到下月吃？上月糧食結(jié)余是否上繳國家？”炊事員說：“沒有。”我說：“食堂既然沒有把上月糧食結(jié)余上繳國家而延到下月用，為什么我上月結(jié)余的糧票不能在下月吃?！贝妒聠T罵我詭辯，說我投機取巧，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在作怪等。后來他把此事告到哲學系工會主席那里，工會主席不聽我的說明，僅根據(jù)片面反映就嚴厲地批評我投機取巧、思想有問題等，對此我心里覺得很冤枉。后來我與他說起這事，他直抱歉?！拔幕蟾锩敝?，中國人民大學被“四人幫”解散時，食堂剩余糧食幾十萬斤，食堂只得不要糧票而發(fā)卡給教職工去食堂用餐，卻在三年困難時期沒飯吃、餓肚子的時候克扣教職工的糧食，缺斤少兩，如果那時把這些糧食補給缺糧教職工，很多教職工就不會得浮腫病了。

三年困難時期，政治運動相對減少，勞動也減少，學校領導為了保證教職工身體健康，要求大家勞逸結(jié)合，注意休息。由于沒有政治運動的干擾，教學就比較正常。1961年張騰霄獲得平反后到哲學系當主任。他對我們說：“你們年輕，身體好，下鄉(xiāng)勞動容易，一學就會，讀書、寫文章就難得多了?！庇终f：“教員會講課，這是鐵飯碗；會寫文章，這是銀飯碗；既會講課又會寫文章，這是金飯碗?！边@是實話，也是他自己的親身體驗。本來哲學系的教研室就包含教學和科研兩種基本任務及功能，每個教師都應該具備既會講課又會科研寫文章的基本功，張騰霄的話本沒有錯。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飯碗論”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受到了批判和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