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辦雜志、開書店

回到杭州后，望舒和杜衡在“窮極無聊”^[24]中度過了幾個月。杭州的反共恐怖氣氛不亞于上海。他們時時感到身邊埋著定時炸彈。于是，他們考慮再三，決定到施蟄存所在的松江鄉(xiāng)下去。那兒比較安寧、安全，朋友們在一起，也可以相互慰藉、打氣和切磋，共同做點事。

他們確實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感興趣的事業(yè)之中——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和翻譯，大部分時間用于翻譯外國文學。^[25]他們管他們所住的施家小樓稱作“文學工場”，意思是說他們甘愿像勞工一樣從事文學，或者說為文學服苦役。他們把內(nèi)心的焦慮和痛苦轉(zhuǎn)化成了工作的熱情和勤勉，仿佛在工作中，忘記了以往的不快和現(xiàn)實的無奈。他們確實干得很賣力，很過癮。而且效率很高，望舒很快就譯出了夏多布里昂的兩部小說《阿達拉》和《勒內(nèi)》。其中《阿達拉》被譽為法國第一部浪漫主義小說，《勒內(nèi)》里的主人公勒內(nèi)則成為“世紀病”憂郁的代名詞。

1928年，開明書店將這兩部作品合在一起加以出版；不過，書名叫《少女之誓》。為什么要取這么一個魅惑讀者的名字呢？原來，這書名既不是夏多布里昂取的，也不是望舒取的，而是日譯本的題名。提議借用這個題名的是精通日語的馮雪峰。望舒翻譯完后，曾拿英文本校對過，還想請馮用日譯本校讀；馮沒有答應，說日譯本是從德譯本轉(zhuǎn)譯的，他認為日譯本只有題名可取。^[26]當然日譯本的題名倒是符合小說的內(nèi)容?！栋⑦_拉》的故事發(fā)生在北美未開化的森林區(qū)。阿達拉是一個印第安部落酋長的女兒，自幼發(fā)下終身不嫁的毒誓，卻最終抵擋不住愛情，將被俘的敵對部落青年沙克達斯從死亡威脅下救出，一起逃亡。阿達拉最后毀于激情與誓言的沖突之中。所謂“少女之誓”指的就是阿達拉之誓的立與破。

一開始沒有出版商愿意出望舒的譯本。馮雪峰是個社交頗廣的熱心人，主動請纓，幫望舒聯(lián)系出版事宜。一開始他找王魯彥幫忙，因為王跟人間書局的關系比較密切。魯彥的答復是：“如能改為《少女之誓》這書名，他們決會要，可先拿到一部分錢，此種改書名，實不大好……我想如果為錢，則改書名，并改譯者名亦可?！?sup>[27]大眾的接受心理總是傾向于小情調(diào)、小熱鬧以及那些跟女人隱秘的心理和生理有關的一切，甚至打“性”的擦邊球，那樣的閱讀心理是一種窺陰癖。

1929年，世界書局還打算出一套大型的專門以愛為主題的叢書，叫“唯愛叢書”，可謂這類紅男綠女閱讀心理的登峰造極，以至于驚動了魯迅，受到了他老人家的奚落。他在1929年4月7日給韋素園的信中說：“上海去年嚷了一陣革命文學，由我看來，那些作品，其實都是小資產(chǎn)階級觀念的產(chǎn)物，有些則簡直是軍閥腦子。今年大約要嚷戀愛文學了，已有‘唯愛叢書’和《愛經(jīng)》預告出現(xiàn)”。^[28]魯迅說的預告指的是，1929年3月23日《申報》刊載的關于《愛經(jīng)》的出版廣告：“羅馬沃維提烏思作，戴望舒譯，水沫書店刊行”；以及次日的關于“唯愛叢書”的廣告：“世界書店發(fā)行，唯愛社出版，已出二十種。”論者以為：“‘唯愛叢書’自然是無聊之作，魯迅一時疏忽竟把兩者相提并論，誤作一路貨色了。”^[29]大概博學的魯迅當時并不知道羅馬的沃維提烏思是何許人也。事隔三年后，馮雪峰要編作家書信集，魯迅則委托翻譯家、西方文學專家李霽野向各路友好索回信件并選擇“內(nèi)容關系較大者”寄給馮雪峰。^[30]李弄到了魯迅給韋素園的那封信，并建議魯迅刪掉“和《愛經(jīng)》”，以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倒掉臟水時也潑掉了嬰兒。魯迅深以為然，所以在1932年7月2日給李的信中明確說：“‘和《愛經(jīng)》’三字，已經(jīng)刪掉了?！?sup>[31]從而使望舒免受了牽連。

甚至施蟄存，后來也曾勸望舒媚俗。1932年11月18日，施蟄存在給望舒的信中，也對望舒有過類似的關于書名的勸導：“洪雪帆至今還主張一部稿子拿到手，先問題名。故你以后如有譯稿應將題名改好，如《相思》《戀愛》等字最好也。”^[32]從這段文字的主旨和筆調(diào)來看，施當時走的是大眾化、商業(yè)化的路子。他們要掙錢，就得賣文稿，而且要賣給大眾，而對于那些生活在浮華中的上海市民來說，有什么字眼比《相思》《戀愛》等俗艷而輕倩的字眼更吸引眼球的呢？

望舒本來沒有那么俗的想法和做法，但經(jīng)不住摯友的規(guī)勸和開導，為了解決生計問題，他同意改用《少女之誓》的題名；不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人間書局沒有承印，而最終改由開明書局出版。

望舒每翻譯一部作品，幾乎都要寫一篇序。在《少女之誓》的譯序中，他主要講了夏多布里昂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說夏氏不僅影響了法國還影響了英國的同輩和稍后的作家，如雨果、拜倫等。望舒還講了他自己對這兩部作品的一些感想。如他說《阿達拉》“是一本充滿了詩的情調(diào)，熱情的火焰和不能慰藉的沉哀的書”。^[33]其實《勒內(nèi)》的情調(diào)更是由熱情而歸于沉哀，主人公勒內(nèi)自幼失去雙親，與姐姐阿梅利相依為命。阿梅利卻在姐弟之間產(chǎn)生了非分的情感，無法自拔，最后走進修道院，在修行與祭獻中熬過一生。

在松江待了幾個月后，“望舒對這樣孤寂的隱居生活感到有點厭煩”。^[34]大約在1927年7~8月間，他決定到北京去看看是否能進北京大學或中法大學繼續(xù)他的學業(yè)。本來，他要施蟄存和杜衡跟他一起去；但施因為工作忙走不開，杜則一心想回杭州去，所以對北上沒有任何興趣；望舒只好獨闖舊京。

這是望舒第一次進北京，人生地不熟，剛開始只能在一家小旅館里住下，瞎玩了幾天；不過，很快地，他就認識了當時新起的一些文學青年，如姚蓬子、馮至、沈從文、胡也頻等。胡也頻當時已跟丁玲成為伴侶，丁玲那時還叫丁冰之，是望舒在上海大學時的同學。上學時，湘妹子丁玲是美女，性格潑辣，又弄革命文藝，所以非?；钴S，男同學幾乎沒有不認識她的。但上學期間，望舒與丁玲交往并不多。丁玲把望舒介紹給了胡也頻，但他跟胡也頻后來沒有加深友誼。倒是與胡也頻同屬左翼陣營的雪峰頗得望舒好感，很快兩人就成了摯友。望舒一直在尋求新的思想來刺激、鼓舞、提升自己。雪峰當時已是中共黨員，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當時最吸引年輕人的新思潮。望舒從雪峰身上找到了人生和社會的一種新的可能，所以兩人相談甚洽。

望舒在“上大”和震旦學習期間覺得大學生要么太謹慎，要么太折騰；這兩樣都跟他的性格相去甚遠。從而使他對大學生活興趣淡薄。此次進京，說是想求學，其實主要是想結(jié)交些文朋詩友，開闊些視野，散散心，順便看看是否有學可上、有事可做。以他走馬燈似的觀察，他對北京的大學教育和文化氛圍似乎挺失望的。他當時已經(jīng)有了文學的功底，已經(jīng)掌握了外語，他覺得自己已經(jīng)有足夠的資本從事創(chuàng)作和翻譯，沒必要再去混文憑、弄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