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童年

名字·學前班

1952年2月4日，我在北京出生。那一天是立春，除了閏年，幾乎我的生日總是立春這個節(jié)氣，我是個精確意義上的“春姑娘”。節(jié)氣跟農(nóng)時有關(guān)，按說它應當走農(nóng)歷，可它竟然不是按舊歷走的，卻總是跟陽歷一致。我哥哥的生日是4月20日，而幾乎每年的那一天都是谷雨。

我的第一個居所在東華門附近的一個四合院里，是人民日報社宿舍，因為父母是《人民日報》的創(chuàng)社元老。媽媽后來一直到去世都是《人民日報》的編輯，父親的主要年華也在這里，直到1965年才調(diào)離，那時，他在人民日報社已經(jīng)待了二十年了。

東華門緊鄰王府井，是北京最繁華的地段，人民日報社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一直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的童年就在這熙來攘往的商業(yè)區(qū)度過。每次去父母單位看電影、洗澡，都要從北到南穿過整條王府井大街。盡管如此，我們住的那個小院倒是個鬧中取靜的所在，因為它處在與王府井大街（南北向）垂直的東華門大街（東西向）的西端，已經(jīng)遠離了街市的喧囂。

跟卡內(nèi)蒂那樣的神童不同，我記事相當晚，六歲以前的事情處于一片模糊的混沌之中。印象最深的只有胡同口那個擺攤賣紐扣的老頭。每當阿姨拉著我走過，我總是賴在老頭的攤位前挪不動腳步，扣子的形狀和顏色讓我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以致隱隱記得受到老頭的申斥：你們老站這兒，我怎么做生意？然后才戀戀不舍，一步三回頭地走開。

我在七歲之前一直叫李三反。這個名字有兩個特別之處，一個是我姓的是母姓而不是父姓，這是比較少見的一種情況，原因在于父母持男女地位平等的觀念。我們兄弟姐妹四人，大姐和二姐姓父姓，哥哥和我姓母姓。說起給孩子起名字，人民日報社這種知識分子扎堆兒的地方，越軌事件是比較頻發(fā)的，父母的一位同事是傅作義的女兒，她跟一位周姓同事結(jié)了婚，生有三個女兒，老大姓母姓傅，老二姓父姓周，老三索性沒有姓了，據(jù)說就叫晨風，我不是那么肯定，只知道她的小名叫小乖。我們兩家住對門，小乖常來我家玩耍，是個非?？蓯鄣男」媚铩Ａ硪粋€特別處，“三反”典出1952年在全國開展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父母政治上過于敏感，才會給我起了這么個名字。記得我們小學同年級的同學里有好幾個叫三反的，什么蔣三反啊，陳三反啊，可是我上小學后就改了名字，三反只是小名了。我小時候?qū)W會的第一首兒歌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官僚主義我反對。我哥哥小名叫“老虎”，有些大人見到我們一家出游總要拿我和哥哥的小名打趣：三反打老虎，三反打老虎。我一開始不明白：我沒有打過哥哥呀。后來才知道，“三反”運動抓出來的貪污犯都被稱為“老虎”，所以這些大人會把我們倆的小名連在一起，叫個不停，樂不可支。

再有一個印象就是媽媽要把我送學前班，因為沒上過幼兒園，我鬧著不去這個學前班，媽媽想捉住我把我扭送學前班，我就拼命逃跑，繞著院子里的一個圓形的花壇，我在前面跑，媽媽在后面追，不知追了多半天才捉住了我。反正最終胳膊拗不過大腿，我還是被強行扭送了。

那個學前班是我最早的社會生活，值得寫幾筆。

人民日報社辦的學前班在一個舊廟里，叫娘娘廟。當友人馮唐告訴我他新租的工作室在一個叫娘娘廟的地方時，塵封的記憶突然浮現(xiàn)——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啊，而且是我生命中第一次離家，離開父母家人。

看張元導演、王朔編劇的《看上去很美》的時候，那個幼兒園的場景馬上讓我想起了我上過的娘娘廟幼兒園，連廁所的樣子都好像的：不是一個個的馬桶，甚至不是單個的蹲坑，而是一條貫穿全屋的水溝，上廁所的時候腳要踩在兩邊的磚地上，糞便會被一個水龍頭統(tǒng)一沖走。那時我們是那么幼小，所以上這樣的廁所成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冒險。而且老師不允許起夜，害怕夜間憋尿就成了我生活中的第一個恐懼。同學們也全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臨睡覺前，誰都不愿意從廁所出來，總想待的時間長一點兒，好像這樣就能減少夜里的便意似的。小波的小說中也寫過幼兒園上廁所的場景，他寫了老師忙不過來的時候，“我”幫助小女孩擦屁股的事跡，記得原話大意是：誰能想到，這些后來的美女早就被我光顧過屁股呢。

1952年2月4日立春，我出生，是個精確意義上的“春姑娘”

我七歲之前一直叫李三反，直到現(xiàn)在還是我的小名

可是要說驚險，后來看，這個廁所還真算不上。我后來在父親的山西農(nóng)村老家插隊，當?shù)丶壹覒魬舻膸际窃谠鹤永锿谝粋€一丈深的大坑，直徑也有一米多，上面架兩條木板或者石條，那才真叫驚險，小孩掉進去淹死的極端事件屢見不鮮。

2018年，我看到一個印度電影——《廁所英雄》，故事源自印度古老習俗的變遷。在一個印度的鄉(xiāng)村，一直沒有在家里蓋廁所的習俗，人們只能去野外解決，一個城鎮(zhèn)來的媳婦發(fā)起了廁所革命，她的丈夫成為這場革命中的英雄。跟印度相比，咱們中國在廁所文化上還是挺先進的。但是自從日本人發(fā)明了自動沖洗的廁具，中國又顯得相對落后了。隨著赴日旅游團大量購買馬桶蓋，國內(nèi)的廠家紛紛跟進，現(xiàn)在我家用的就已經(jīng)是國產(chǎn)的馬桶蓋了。

幼兒園的廁所是不分男女的，所以記憶中有男孩性器官的印象。小小的，軟軟的，很可愛的樣子。后來學社會學，搞性學研究，西方學者總要在女孩第一次發(fā)現(xiàn)自己與男孩長得不一樣這件事的后果上大做文章。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弗洛伊德的“陰莖嫉妒理論”，據(jù)他說，當一個女孩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陰莖的時候，就感到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人，從而嫉妒男孩和男人。他說女孩永遠不能克服她的陰莖嫉妒，因為她永遠不會有陰莖。陰莖嫉妒將使她終生感到低人一等，于是心理上變得不成熟，表現(xiàn)在嫉妒心理、被動性、含有受虐意味的母性欲望、自戀傾向和依賴男性的意識，以及道德上的不成熟。她在解剖學上的低下導致了她在道德倫理方面的低下。女孩認為自己是被閹割的人，并接受了陰蒂低于陰莖的看法，在她的一生中都受到陰莖嫉妒的煎熬。這個道理聽上去像是真事。可惜，女性主義學者也不是吃素的，她們猛烈批判了弗洛伊德的陰莖嫉妒理論，認為他有男權(quán)主義的偏見。她們說：他的理論不僅是男性中心的，而且是陰莖中心的；他的理論有過度概括的傾向，以為人的生理能夠完全決定人的心理和行為；他的“解剖即命運”這一立論忽略了社會文化的影響，似乎女性被解剖學決定要經(jīng)歷缺失和下等的感覺，等等。細細搜尋我童年的記憶，真是大失所望：其中哪里有陰莖嫉妒的一點兒點影子？“哎？有點兒不一樣啊”，這就是我當時的全部感覺，就像那張?zhí)煺鏌o邪的招貼畫：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各自撐起自己的小褲頭，查看有啥不同，上身全都向后仰著，一副天真無邪的表情，除了有點兒好奇之外，什么也沒有。

我還留著一張學前班同學的合照，有三十多個人，都是人民日報社員工的孩子。我不知道為什么被任命為班長，也許是因為學習成績好？可是我根本不記得在學前班學過什么課程。要命的是，當班長在老師進教室的時候要喊“起立”，這個差事差點兒要了我的命，我性格中不知為什么有種極度的羞澀，可能是遺傳，因為我姐姐就是個害羞得不得了的人，由此推論，我的羞澀一定是有家庭遺傳的。我記得每當要喊“起立”的時候，我就心跳劇烈，臉紅脖子粗，憋半天才能喊得出來。這種遺傳使我把別人輕而易舉可做的一些事情視為畏途，終生不敢沾邊。記得小學時我被選中參加一個表演唱《八大員》，那是個連說帶唱的節(jié)目，表演郵遞員、炊事員什么的，我渾身哆嗦硬著頭皮去表演，都不知道是怎么熬過來的。在國務院研究室的時候，開聯(lián)歡會唱歌也是這樣，幾乎哆嗦得唱不成句。最納悶的是，我后來居然當了老師，上臺講課（我講課從來不能脫稿，后來執(zhí)意從北京大學調(diào)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不想講課是原因之一），還不時受邀去講演。我永遠不善講演，所以對講演還是能逃就逃，能躲就躲，實在躲不過去的才硬著頭皮上。我寧愿把講演改為對談，我喜歡一問一答的表達方式，因為在我駕輕就熟的話題和領(lǐng)域，我有一定的權(quán)威，比別人知道得多，思考得多，就比較自信，不會過于羞澀了。

娘娘廟里有設在大殿里的教室，有九曲回廊。我們上完課就在院子里玩游戲，還坐在回廊的長條木板座上聽一個叫新華的小男孩說書。這孩子天賦異稟，小小年紀就會講《三國》《水滸》《西游記》，那時候我們才六歲呀，他怎么能記住那么多的故事，還能那么繪聲繪色地講給大家聽呢？他簡直就是我完完全全的對立面：他知道那么多故事，我什么故事都不知道；他講起故事來神態(tài)自若，眉飛色舞，我一說話就滿臉通紅，羞得無地自容。那時候，我對他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至今還記得他講故事時的神態(tài)和一個習慣動作：因為講話講得滿嘴白沫，他會每隔一段時間就用手背去抹嘴角。從那時到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還能記得一清二楚，證明當時他給我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造成了多么大的震驚。

卡內(nèi)蒂在這個歲數(shù)已經(jīng)知道了許多希臘神話故事，對諸神都有自己的好惡評價，而我當時知道的只不過就是一些童話故事。比如小紅帽的故事，記得一個細節(jié)，狼外婆夜里吃老奶奶的手指頭，嘎嘣嘎嘣響，小紅帽問狼外婆：奶奶、奶奶你在吃什么呢？狼外婆說：我在吃胡蘿卜呢。還有白雪公主的故事，三只熊和七個小矮人。再有就是連說帶唱的“小羊兒乖乖把門兒開開……不開不開就不開”。我后來想，這是父母怕單獨在家的孩子給陌生人開門遇到危險，專門編出來告誡孩子的，幾乎算不上什么童話故事，不過是安全教育而已。

記憶最深刻的還是要數(shù)三條小魚的故事，因為那幾乎是媽媽給我講過的唯一一個故事，她工作很忙，而且中國的媽媽沒有給孩子講睡前故事的習慣。情節(jié)很簡單，只有不到十個句子：三條小魚啊，找媽媽去了……它們找到媽媽的時候，媽媽已經(jīng)變成一條白骨啦。我每聽到這兒的時候都會流淚。媽媽可能是因為這個效果而很有成就感，或者是比較訝異，所以總是一試再試，屢試不爽——只要講到這里，我一定會哭。記得媽媽最后一次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已經(jīng)很大了，十幾歲了，可我還是忍不住眼淚。講故事的和聽故事的都覺得有點兒尷尬了，媽媽后來就再也沒有給我講這個故事了。我現(xiàn)在想，這個故事可能根本就是媽媽自己編的，里面最讓人揪心的一個是“找媽媽”，一個是“媽媽死了”，這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的心結(jié)，對于敏感如我這樣的孩子，它總是能讓我淚流不止。

家里有個口口相傳的典故冊，記錄了孩子們說過的最可樂的話，常常被父母拿出來說，供全家開懷一笑。這里試舉幾則：一則是我大姐小林的。她五六歲那年，有一次媽媽病倒了，下不了床。小林對媽媽說：如果你死了，一定要把錢包留給我。她可能看到媽媽總是從錢包里掏出錢來買吃的，怕自己斷了糧草。另一則是哥哥“老虎”的。他小時候說話有點兒大舌頭，那天，他看見來了一輛公共汽車，說：快看快看，東東汽車（公共汽車）上坐了一車小噘噘嘴兒（那是因為媽媽老管他叫小噘噘嘴兒，他以為是人都叫小噘噘嘴兒）。我最最膾炙人口的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天，我對著鏡子哭，媽媽要給我擦眼淚，我對媽媽說：別擦了，我還要接著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