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記憶

我對老家的記憶和婆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婆，就是奶奶，是老家的稱呼。

我的老家在陜西省耀縣（現(xiàn)為銅川市耀州區(qū)）馮家橋村。由西安坐火車向北，經(jīng)咸陽、富平、三原，就到了耀縣，在耀縣縣城下車或在黃堡鎮(zhèn)下車。從縣城下車往前走15里，從黃堡鎮(zhèn)下車往回走15里。因姑家在黃堡的呂家崖村，故我常常在黃堡下車，在黃堡住幾天再回橋上。馮家橋在官路畔，老家人稱公路為官路，官路西側的黃土坡上就是馮家橋。

通向老家的小路是抵達記憶的通道。有兩條小路可以進村，一條在村北，一條在村南。村北坡上的小路經(jīng)過一個門洞，類似城門洞，但小得多。村子被一條溝隔開，由一條土梁連接，人們稱這條土梁為橋，又因全村人都姓馮，所以叫馮家橋。橋不寬，能并排走三四人，也沒有特別的打造，就是原先的土被人的雙腳踩得瓷硬，凹凸不平。經(jīng)過村門洞，再經(jīng)過橋，就可到婆住的窯洞。南邊還有一條小路從官路通到村里，不經(jīng)過橋，路兩邊的地里種著麥子或苞谷。暑假回老家，小麥已經(jīng)收割，麥茬又密又硬，苞谷身材偉岸、顆粒飽滿，棉花枝高葉大、結滿棉桃。耀縣跨八百里秦川的邊，還算富裕。老家流傳著這樣的老話：“五月初八滴一點，耀州城里買大碗?！钡我稽c，是說只要五月初下一場雨，就會豐收；買大碗，是說耀縣出瓷器、陶器，而且很有名。老家人說誰笨，會說“耀州瓷壺”。

婆一個人住在土窯里，圍著一個小院。為了安全，在鄰居的圍墻上開了個口，走鄰居家的門。鄰居當然姓馮，是本家，有一個男孩，和我同輩，小我一歲，叫解放。老家1948年解放，他是那年生的。他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

那時，我在西安上小學。記得一次從西安回到老家，婆的窯洞門上掛著鎖。解放的姐告訴我，婆去廟上燒香，就住在廟里。解放的姐領著我去找婆，走了十里地，一座孤立的小廟出現(xiàn)在官路畔。廟小得像城里人家的小院，可打掃得極干凈，一塵不染。婆和幾位老太太坐在麥秸編的蒲團上，坐在背太陽的陰涼處，正說著話?？匆娢?，婆滿是皺紋的臉上堆起笑，拄著拐棍站起來。我們穿過田野，沿著小路回家。太陽當頭，阡陌金黃。兩邊的莊稼地，充溢著莊稼和泥土特有的清香。路邊草叢中，紅色的山丹丹花、黃色的野菊花，還有不知名的各種顏色的小花，迎風搖擺，鮮艷誘人，讓人對鄉(xiāng)村生出一種特有的情感。婆的黑頭發(fā)中閃爍著根根白發(fā)，頂著烈日，拄著拐棍，邁著小腳，一顛一顛和我們一路回家。

婆信佛。我記得，婆在西安住過一段時間，曾去都城隍廟燒香，磕頭。據(jù)老家的人說，婆年輕時生瘡，向佛許愿，好了，從此信佛。婆忌口，不吃葷，不吃蔥花。婆活到84歲，又有父親這樣一個當過紅軍的兒子，人們說是她信佛的好報。

爺（yè，老家發(fā)音）時家里窮，因為沒有地。那時，土地多為耀縣幾家大地主和香山寺占有，僅香山寺的寺產(chǎn)就達十幾萬畝。地是農(nóng)民的港灣，沒有地就得出去扛活。父親給地主放羊放牛，農(nóng)忙時下地干活。活重，東家給吃得好，白面饃，四個小碟子，涼調蘿卜、醋淹蒜薹之類，一定有一盤醋拌辣面。長工們蹲在地上，手拿著饃，圍著四個小碟。老家是產(chǎn)糧區(qū)，農(nóng)民很少吃菜。人們把當兵叫吃糧，把當兵的叫糧子。父親一生不愛吃菜，孩子們給他碗里夾菜，他說“行了”。父親很小就會抽煙，抽旱煙，農(nóng)民自家種的，用煙鍋。父親用的是羊拐骨，羊拐骨不用花錢買。坐在地頭吧嗒吧嗒抽煙，可以休息一會兒，不抽煙坐著有偷懶之嫌。那時許多人去當紅軍。耀縣的照金，是陜甘紅軍最早的根據(jù)地，是橋山山脈南端的一個突出地帶，叢林密布，重巒疊嶂，溝壑縱橫。

我沒有見過爺，爺去世早。據(jù)老人說，當年父親跟著紅軍走了，婆不吃不喝在炕上躺著。爺去追父親，死在路上了。聽父親說過，曾設法打聽爺?shù)南?，尋找爺?shù)氖?，可到哪里找呢？爺去世后，婆人生辛酸，一度改嫁。十多年后，父親隨解放大軍回來。父親是婆含辛茹苦拉扯大的，是婆的依靠和慰藉，婆因受歧視和虐待又回到馮家橋。父親花錢為婆卷了土墼窯，一般人家的窯洞沒有卷土墼。卷土墼不卷磚，原本是為了省錢，結果是婆的土墼窯比磚窯都貴。

父親作為軍隊干部在西北局黨校學習，接婆到西安住過一段時間?？墒牵乓蚣煽诤蛯Τ抢锷畹姆N種不習慣，又回到馮家橋，一個人住著土窯，從此再也沒有出來。婆的姓名極少有人知道，村里人稱婆為“窯里婆”。父親從黨校畢業(yè)后到甘肅工作，我一個人留在西安上學，直到五年級時才回到父母身邊。我上的學校是部隊子弟學校，名叫“八一完小”，后改名叫“南郊小學”，當時是寄宿學校。寄宿，當然是考慮到新中國成立初部隊駐地分散的實際情況。學校放寒暑假，我有時在學校有時回到老家，住在婆的土窯里。

老家的窯洞有獨特的天然魅力，一年四季，不潮不燥、冬暖夏涼。窯洞正面墻上開門、開窗，還在墻的最上方正中開一個口，長方形，約兩尺高、一尺多寬?？梢酝革L，可以見亮。每年都有“年年春天來這里”的燕子，從這個口飛進，回到窯洞隔墻上的老窩。夜幕降臨，燕子回窩，吱吱細語，昏昏欲睡；天一大亮，嘰嘰喳喳，聯(lián)翩飛翔，進進出出?！霸缙鸬镍B兒有蟲吃”。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這樣，一天過去了，又去迎接新的一天。

暑假回到老家，我曾為婆斫柴。老家冬天燒炕，燒炕可以用棉花稈、苞谷稈等，但用酸棗刺特別好。斫柴就是斫燒炕用的酸棗刺。我和解放及村里的幾個孩子，帶上鐮刀、繩子和小木杈，興沖沖大步快走，上到山上或下到溝里。割麥時一只手拿著鐮刀，用另一只手把住麥子，斫酸棗刺得用木杈代替手。左手用木杈叉住約二三尺高的酸棗刺，右手揮動鐮刀，像割麥但比割麥用力，將酸棗刺斫下。一把一把放在一邊，再將幾把堆成大堆，最后將幾大堆放在一起，踩實打捆。打捆，還得到最近處的松樹或柏樹上斫下數(shù)枝松柏枝條，墊在酸棗刺堆上，用繩子攔腰捆緊，把鐮刀刃插入柴堆，用刃根鈍處勾住繩子，松枝貼背背起來。如附近沒有松樹或柏樹，就斫些蒿草墊背。我們手握鐮把背著柴，呼哧呼哧喘著氣。累了，把柴靠放在小路旁的高處，人靠著柴站著或坐著休息一會兒。柴背回來，婆顛著小腳，用大木杈叉起，垛在靠墻的地方。冬天時，這些酸棗刺就干硬了，好燒了。我氣喘吁吁一次一次背回的小堆柴，漸漸垛得有了一人多高。

老家的孩子相約斫柴，就像城里的孩子相約去玩一樣。小伙伴們個個有結實的身體，活力四射。我們穿過村后的大片田地，田地開闊，遠近立著幾棵大柿樹，非常醒目。天地四野之中，獨見偉岸造型。不管一路上說說笑笑，打打鬧鬧，玩得多么痛快，一旦下到東拐西擰坑坑洼洼的溝里，緊握鐮刀和木杈令手心汗津津的我們，都會飛快地舉起鐮刀和木杈。有時為了玩，大伙會舍近求遠，穿過官路，越過田野，涉水過河，爬坡登山。身旁吹著絲絲暖風，頭上飄著朵朵白云?？实靡鼤r，遇到柿子樹，摘一個尚未成熟的柿子，咬一口，澀的。幾個人還鉆進剛收過苞谷的地里，折苞谷稈，像吃甘蔗一樣，用嘴咂取稈里的水分，甜絲絲的?；氐狡诺耐粮G，等不及開水涼，抓起水瓢，舀一瓢缸里的井水咕嘟咕嘟喝個夠。

麥收前后，田野里常常聽到螞蚱的歌聲。我居住的城市把能歌唱的螞蚱叫蟈蟈。在西安上小學時，麥收季節(jié)，學校會組織學生幫助農(nóng)民拾麥穗。勞動間隙，我們常常會捉一兩只螞蚱，再用麥秸編個籠子裝進去。回到老家，麥收已過，但能歌唱的螞蚱還有。老家有一種用竹片做成的，能發(fā)出和螞蚱叫聲一樣的東西。孩子拿在手中左右一搖，“吱吱吱……吱吱吱……”就會有螞蚱高唱應和，再搖，再應。這樣就可以準確地找到螞蚱的所在，捉住螞蚱。我已記不得這東西叫什么，但記得是用八九個竹片、八九截細竹，一個竹片一截細竹從中間用線繩穿起來做成的。

農(nóng)村的孩子沒城里孩子見過那么多玩具，但農(nóng)村孩子的玩具足讓我這個城里娃羨慕。有孩子拉著小碌碡，用木頭做的，十分精巧，十分利索。碌碡是軋谷物、平場地的石頭滾子。我和村里的孩子玩麻錢，每人放一枚或兩枚在枕頭般大的石頭上，拿另一枚從齊肩的高度對準石頭上的麻錢吊打，打得掉到地上就算贏了。有一次，我和一個孩子玩，輸?shù)袅藘H有的幾枚。我跑回土窯，問婆要麻錢。婆邁動小腳，從僅有的平柜里取出一個藍布包袱，從包著的類似簾子的上面剪下四五個明光锃亮的麻錢。我拿著跑出去，不到一會兒工夫又輸了。直至今日，這都是我心中一個小小的痛。麻錢雖小，是婆用著的東西。

暮色蒼茫，炊煙裊裊。淡淡的月光籠罩了小院，婆端出飯，擺在小院的炕桌上。婆熬的小米粥好喝，至今每當喝小米粥，都會想起婆熬的小米粥。說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許婆熬小米粥是用風箱。老家做飯拉風箱，婆的風箱是父親在西安買的。婆一邊拉著風箱，一邊用麥秸引著火，塞進灶中，再將耐燒的柴火續(xù)上。婆拉風箱熬的小米粥，稠稠的、糊糊的，得用筷子撥著喝。拉風箱做飯，用煤要細碎，把要用的煤澆一點水，再用小煤鏟放進由麥秸等引燃的灶中。煤耐燒，對植被也是個保護。

我曾用驢為婆馱煤。這樣的活我一個人干不了，大人讓一個比我大點的孩子領著我去。我倆一大早出發(fā)，一人騎一頭驢，到十里外的煤場。驢背左右搭著相連的兩個筐子，時慢時快，一路小跑，沿著官路往煤場去。官路通過河，那時還沒有橋，去時騎驢過河，馱煤回來只能牽著驢。再過河時，伙伴抱著驢的脖子兩腿翹起，我也照樣抱著驢的脖子任由它蹚過河去。

老家的這條河，流經(jīng)黃堡，流經(jīng)馮家橋，流經(jīng)耀縣縣城。河水清亮，河邊清靜，到處散發(fā)著某種香馨，純純的，是那種最原本的味道。河水不間斷地奔流著，從古到今，閱盡地面上生物的生死、榮枯。一次，跟著姑父一家過河鋤谷，遇上發(fā)大水，等洪水退后，我們在河邊抓到一只被沖上岸的鱉。這條河和官路時而緊靠，時而遠離。河水長年深過膝蓋，在拐彎處會積成水潭，深可過胸。我和小伙伴們曾在水潭游泳，有一次淹著，在水里拼命掙扎，過來一個大人將我撈起。馮家橋離河較遠，村里有井；姑家離河較近，人畜飲水就從河里挑。這條清波蕩漾的家鄉(xiāng)河，很多年了，現(xiàn)在幾乎干涸，流著一股黑水。

我為婆斫過柴，牽驢馱過煤，我還鋤過地。一次，住在姑家。清晨，姑遞給我一把鋤頭說：“跟我鋤地去?！钡乩镆延泻凸媚挲g相仿的幾個婦女，大家從地頭開始，向另一頭鋤去。除的是秋作物，記得是糜子。每人三四行，一邊說著閑話，一邊除著雜草。那時是集體干活，記工分。我鋤了兩三天地，為姑贏得了兩三天自由時間。她和我一起去橋上看婆。

城里的夜不黑，無數(shù)燈火交織成彩色的圖畫；城里的夜不靜，聲音的波濤繼白晝仍難得沉寂。老家的夜又黑又靜，特別是在冬夜，彤云密布，漫天飛雪。躺在炕上，在煤油燈下看書，只有眼前一團亮，窯洞的每一個角落仍被黑暗籠罩著。窯洞里外出奇的靜，即便是睜眼躺著，也像是睡著了似的。夏日，落日的余暉還在窯洞墻上流連。夜蟲初醒，唧唧爭鳴，蛐蛐更是淺吟低唱，使夜晚更顯出靜來。我早上起床，無論多晚，婆從不叫我。有時，我睡眼惺忪，看見婆坐在炕沿，身體前傾，靜靜地看著我。日上三竿，我起床，洗漱，婆拉風箱的聲音有節(jié)奏地響著，窯門外側灶膛里的火焰跳躍著。婆把飯端到炕桌上，小米粥或苞谷糝子、白面饃。婆沒有讓我吃過糜面饃或其他雜糧，婆蒸的饃特別白，婆說：“面揉千遍比雪白。”

我上初中后，父親每年讓我回一次老家，給婆向生產(chǎn)隊交糧錢。婆年齡大了，又是小腳，不能參加勞動掙工分，吃糧得交錢買。我當兵幾年后探親，父親讓我抽時間回老家看婆，給生產(chǎn)隊交糧錢。這次回到老家，婆躺在炕上，蒼蒼白發(fā)有點松散。姑在身邊侍候，給婆翻身，喂飯，端屎端尿。我探親時間有限，臨走時，一位串門的老人對婆說：“孫子回去換你兒子回來?！逼盘芍?，仰面說：“你騙我哩！”婆心里想著父親。父親因為工作原因，除在西安時回過老家，再沒有回去過，都是打發(fā)我和弟、妹回去看婆。“文化大革命”時，學生沒有學上，父親曾讓大弟落戶老家陪著婆。大弟在老家待了幾年，又當兵走了。婆來日無多，父親請假看婆。婆見到許多年沒有見過的父親，又精神起來。有父親在身邊，婆不愿離去。省軍區(qū)打電話給耀縣人民武裝部，通知父親參加黨委會。父親走后不久，婆去世，父親又趕回為婆送葬。婆走完了農(nóng)村老太太平凡的一生。婆去世后，父親房內的桌上多了一張婆的放大照片。照片鑲在相框內，立在桌上。這是婆一生唯一的一張照片，是新中國成立初在西安時照的。

婆埋在村后的黃土坡上。父親安排姑的大兒子我的大表兄在婆的墳前立了塊碑。立碑時，我跟父親回到馮家橋。父親在婆的墳前長跪不起，這時的父親已年近九旬。婆墳側不遠處是歲月和風雨造就的山溝，我曾在溝里為婆斫柴；遙看坡前是官路，我曾從路上走來，再遠處已是直通延安的高速公路。

隨著年齡的漸長，我時常想逃避和遠離城市的喧囂和繁雜，向往兒時心靈深處的那份歡樂和寧靜?；厥自谄派磉叺娜兆樱谷灰咽湃资?。如今，父親走了，母親還走在了父親的前面。那無憂無慮的境況，已被歲月的風雨帶走了。歲月無情，等閉白頭，但思念之情，須臾未離，老而愈篤。那小路、那河水，莊稼地、柿子樹、酸棗刺、螞蚱和毛驢，依然歷歷如在，彌漫于心。我仿佛看見婆拄著拐棍，顛著小腳，邁出窯洞，迎面走來，滿是皺紋的臉上堆著笑。

原載《飛天》2012年5月號

誰言寸草心

冬天的夜晚，街上寒氣逼人。人們都窩在家里不愿出來，店鋪也都關門，只剩點點路燈有氣無力地閃爍著。我走進大院，院里寂靜，淡淡的燈光下看到一個朦朧的身影，再仔細一看是母親。母親正轉身往回走，我問：“媽，你怎么在這？”她帶著疑問的口氣說：“我以為你找不到回來的路了？”原來，母親站在大門前等我，看我怎么還沒有回來。在寒冷難耐的夜色中，母親的背影使人溫暖。我心中涌起一種感動，就像一枚落入水中的石子，激起一圈一圈漣漪。慈母之愛，安靜深沉，卻又直指人心。時隔幾十年，母親的身影歷歷在目，母親的話語清晰在耳。

1977年底高考回復，我考上大學，便將剛會走路的女兒和為我看女兒的五奶送回西安。五奶是我妻子的五奶，70多歲了，小腳，我的女兒滿月后由她帶到1歲多，會走會跑了。我家在西安城外東南郊，五奶的女兒女婿在北門外。送五奶回家，五奶的女兒女婿留我吃晚飯，飯后天已大黑?；貋碜财嚨挂淮诬?，到家快11點了?？墒?，我怎么會找不到回家的路呢？我小時在西安上學，高中畢業(yè)后當過兵，當過工人，又在機關工作幾年，1977年高考恢復時已過而立之年，怎么會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边@兩句形象的比喻，懸絕的對比，寄托著赤子對慈母之愛發(fā)自肺腑的贊美。這是一支親切誠摯的母愛頌歌，時?？M繞在我的心頭。

母親是陜北延川縣人，家在延川的鄉(xiāng)村，村名叫劉馬家圪垯，母親叫劉榮。我就出生在劉馬家圪垯，我的簡歷寫著：“原籍陜西耀縣，生于陜北延川?！备赣H是耀縣人，母親是延川人。1947年3月12日，國民黨胡宗南部進攻延安，部隊要打仗，家屬要疏散。母親懷著身孕，被疏散到延川鄉(xiāng)村的家，幾個月后生下了我。我的生日是陰歷七月十九，陽歷是8月底或9月初。我?guī)讱q時，父親帶我回過延川，依稀記得外爺外婆的家，走出窯洞，走出小院，走一段下坡路，就是一條河，河邊土坡上有樹。父親坐在樹下，用馬蓮編著一根長長的繩子，編好后遞給了我，我歡喜地拖著跑。延川是革命老區(qū)，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爺曾是陜甘寧邊區(qū)定邊縣銀行行長。因為這，母親小時曾在延安保育小學讀書，讀了四年，初小畢業(yè)。那時小學分初小高小，初小是一年級至四年級，高小是五年級至六年級。母親讀了四年書，曾在邊區(qū)政府縫紉廠工作過幾年，為部隊做軍裝。聽一位和母親曾在一起的阿姨說：“部隊打仗的間隙學習文化，你媽和你爸爭論字怎么念，你媽算是有文化的?！薄澳菚r部隊艱苦，你媽一手抱著你，一手拉一塊木板，用木板支床?！闭f完接著說：“恓惶的！”

我們兄弟姊妹六人，衣褲和鞋襪全是母親親手做的。沒有縫紉機，全憑手工，一針一線。母親為部隊做過軍裝，自然做得一手好針線。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那時人們都穿補丁衣服?！袄洗蟠┬?，老二穿舊，老三穿爛，老四穿補?！蹦赣H時常給我們縫補衣褲。1959年，母親買回一臺縫紉機，蜜蜂牌?？吹贸觯芨吲d。她踩動縫紉機，發(fā)出“嗒嗒嗒，嗒嗒嗒……”的聲響。記得小學時的一個夏天，我穿著母親裁縫的制服短褲到學校。一位女老師問短褲是誰做的，還走到跟前仔細看看兩側的褲兜，又摸摸布料，說：“你媽的手真巧！”

母親衣褲做得好，鞋也做得結實好看。母親把平時裁剪衣服剩的布頭都拾掇起來，做鞋時全拿出來。她先將一整塊舊布鋪在木板上，均勻抹上用面打成的糨糊，再將小塊布頭一塊一塊拼貼在上面，抹平粘牢，再抹一層糨糊，再鋪一層布頭，直到成為她說的“褙子”。褙子晾干以后，按鞋的大小，分別剪成鞋底和鞋面，再將做鞋底的幾層 “褙子”疊在一起，最上的一層裹上嶄新的白布，就開始納鞋底了。她先用錐子用力錐出眼來，再用針牽著線繩從眼穿過，用手繞住線繩用力拉緊。如果針被夾住，就用頂針頂一下。母親納好鞋底，又在剪好的鞋面上粘一層條絨布，與鞋底納在一起，一雙鞋就做好了。我們兄弟的鞋用黑色條絨布做面，妹妹的則用紅色條絨布。母親為我們做衣服，做鞋，補衣補襪，大裁小剪，很費工夫。她還要為我們做飯、洗衣，長年操勞可想而知。無數(shù)夜晚，我早已睡在床上，母親的大洗衣盆前放著一堆臟衣服，正在用搓板搓洗，“嚓嚓嚓，嚓嚓嚓……”一次，上體育課，踢足球。一場球踢下來，新布鞋的條絨鞋面撕裂開一條大口子。母親看見，說：“你們穿鞋怎么這樣費？”

母親為我?guī)Ш⒆?，兩個女兒都帶過。小女兒剛會走路就送回家，將大女兒接回來送去上幼兒園，小女兒由母親一直帶到上學。我領兩個女兒回家，母親買來布料，為她倆一人做了一條褲子。她倆不穿，我提醒說：“奶奶給你們做的褲子?！被卮鹫f：“難看。”挑剔的女兒看不上奶奶縫制的老款式。

小學四年級時，我得了肺結核。那時我在西安上寄宿學校，被隔離，除上課外一直住在學校衛(wèi)生所，一個人睡一間病房。母親覺得我太孤單，接我回家。西安離耀縣老家不算遠，我們順便回了趟老家。記得母親還帶著小弟和簡單的行李。下火車還有15里路，鄉(xiāng)親專程派來一輛毛驢車接我們。毛驢拉著架子車，在沙石公路上顛簸著前行，驢蹄嘚嘚，車輪唦唦。天空藍悠悠地，又高又遠。在老家住的時日里，母親向鄉(xiāng)親買回雞蛋，一塊錢20個，每天給我和小弟做荷包蛋。她還會釀醪糟，給我們做雞蛋醪糟?；氐匠抢?，母親訂了牛奶，每天早晨讓我們喝牛奶，有時牛奶里還打上雞蛋。半年后，母親帶我透視檢查，醫(yī)生說：“已經(jīng)鈣化了。”在母親的呵護下，我的肺病徹底好了。弟、妹有得過哮喘的，有得過心肌炎的，有摔斷胳膊腿的，無不得到母親的精心呵護。

小時，我不愛吃面，每當看到面，食欲便減了一半?？墒牵忻鞍l(fā)燒躺在床上時，總想吃母親做的酸湯揪面片。她先向碗里倒醋、放鹽，再放點切好的蔥，挖一勺豬油或熟一點清油放進去，用滾燙的開水沖成酸湯。面片煮熟，撈進酸湯，湯上漂著蔥花和油花，看著香吃著也香。

街上有賣烤紅薯的，烤爐上擺著一圈烤好的紅薯，很是誘人。我給母親說：“街上賣的烤紅薯看著就想吃?！甭犖疫@么說，母親專為我烤了幾次紅薯，比街上賣的還要好吃。

端午節(jié)，吃粽子。母親包的粽子，在大鋼精鍋里悶悶地煮著，咕嘟咕嘟地響著。母親提前把粽葉和糯米泡好，包時把幾片粽葉順序疊好，先折成一角放進一個大棗，抓糯米將角填滿，再在糯米上塞進兩個大棗，用粽葉裹住，用線扎好，放進大鋼精鍋，直到放滿。一鍋粽子，熱氣蒸騰像生了云霧。粽香溢出，彌漫開來，連客廳、小院都飄著粽子的香味。現(xiàn)在商店賣的粽子只有一個棗子，母親的粽子有三個棗子。至今，常常想起母親的粽子，想起我吃粽子的樣兒，余香猶存。

我還愛吃母親做的油糕。她先是把糯米蒸熟，用瓶子碾壓，再用碾過的熟糯米做外殼，包上餡子。油糕下鍋，先是嗞嗞的油跳聲，再是嘶嘶啦啦的油炸聲。端上桌來，糯米清晰可見，咬一口，餡子溢出，香甜可口。外面賣的油糕是用面做的，餡子只是一點糖。母親做的油糕用糯米，餡子遠在八寶之上。吃油糕，喝胡辣湯，是我抺不去的記憶。

夏日，陽光萬丈，熱烈地照著小院。小院里有父親種的辣椒、茄子、西紅柿等蔬菜，一小畦一小畦，整整齊齊；有父親栽的三四棵花椒樹、兩三棵蘋果樹、一棵柿子樹，還有一架葡萄。父親是泥腿子出身，一生都不忘農(nóng)民的本行。我們家不管搬到哪，只要房前屋后有點地，他都會種些蔬菜。小院最里的死角，有木頭搭的雞舍，雞舍里有母親喂的十幾只雞。葡萄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張小石桌。五六秧葡萄爬在架上，生機勃勃，綠意蔥蘢。葡萄一穗挨一穗，一串接一串，伸手可摘，張嘴可吃。我和小弟在葡萄架下的石桌下圍棋?！安桓烧?！”母親對我轉述父親的話，又說：“下圍棋怎么不是正事？”母親覺得，兒子在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下棋，怎么就不是正事？母親無時無刻不在的慈愛溫暖著我的心，消解著我人生路上的疲憊。不過，經(jīng)歷了生活的風風雨雨，品嘗了人世的苦辣酸甜，“不干正事”更是常在耳邊縈繞。我時常咀嚼著父親的話，父親一生都是“正事”的踐行者。他是紅軍老戰(zhàn)士，扛槍打仗，趕走“小鬼子”，打敗“野心狼”，戎馬一生，戰(zhàn)功累累；新中國成立后，兢兢業(yè)業(yè)，恪盡職守，含辛茹苦，廉潔奉公。我學父親，像老黃牛那樣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努力做事，不敢懈怠。

嚴父慈母，但母親從不無原則地遷就我們。我們做了錯事，常會挨打。我和小伙伴打架，母親上來就是幾巴掌。那是夏天，穿著背心，肩背留下青紫的手印。父親也打，高舉竹條，一聲怒吼。吼聲嚇得人魂飛魄散，竹條落下卻幾乎沒有挨在身上。

我們不能忘記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從懷胎十月到呱呱墜地，從蹣跚學步到牙牙學語，從讀書識字到成家立業(yè)，我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牽動父母的心；我們的每一點成長都滲透著父母的心血和關愛。這份關愛、這份牽掛、這份親情的滋養(yǎng)，使我們有世界上最幸福的感覺。

母親比父親小14歲，卻因癌癥一病不起，于1996年10月18日先父親而去，享年68歲。母親沒有準確的生日，她是過繼給外爺外婆的。我的親外婆生下母親后，大出血去世，母親被送給了外爺外婆。母親聽說：“生她的時候，棗子熟了?！蔽覀儽惆涯赣H的生日定在9月18日，準備在七十壽辰時為母親祝壽，之后每年為母親過生日?？墒牵赣H走了，永遠地走了。

談起母親的逝去，父親說：“你們幾個都好了，她可走了?！蹦赣H一生為兒女操勞，卻沒有享受兒女之福?！白佑B(yǎng)而親不待”，這讓做兒女的我們心痛。

父親九十壽辰時，我把為父親整理的一些回憶錄結集成冊出書。我選了一張父親的肖像照，用在書中。這張照片，父親身穿綠軍裝，帽上紅五星，領上紅領章。這是1988年父親被授予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時，部隊給拍的紀念照。這是父親最后一次穿軍裝，從此，離退休人員脫下軍裝，不能再穿了。父親戰(zhàn)爭年代唯一的一張照片，沒有放在書中。照片中，父親身穿八路軍軍服，頭戴八路軍軍帽。軍帽上不是帽徽，而是兩枚扣子。那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父親還很年輕。那樣的時刻圣潔遙遠，如隔河遙望，不可碰觸。這張照片差一點丟失，父親在沈陽的一位老部下，當年父親的警衛(wèi)員，來看望父親時，要走了這張照片。這讓我后悔莫及，后悔沒有放在書中。不幸中的萬幸，幾年后，這張照片出現(xiàn)在扶眉戰(zhàn)役紀念館。照片下注著：“扶眉戰(zhàn)役英雄團團長”。我想去把這張照片復制回來，卻聽說紀念館重新布展時照片弄錯了。換上的照片注著父親的名字，人卻成了另外一個人。幸虧家鄉(xiāng)一位叫父親舅爺?shù)男』镒?，在政府機關工作，參觀紀念館時將這幅照片翻拍了下來。他因有父親這樣的前輩而引以為光榮，引以為驕傲。他又將照片沖洗了幾張，專程給我們送來。翻拍的照片沒有原照清晰，帽子上的兩枚扣子模糊了，但這張珍貴的照片總算又有了。

父親年輕時背略顯駝，我也有點，不少人說我像父親。歲月漸行漸遠，父親垂垂老矣。父親一生辛勞，兩袖清風，背顯得更駝了。我每次回家，父親目光柔和，眉宇舒展，我如帶外孫女時，他就更高興了，嘴里眼里都是溫暖。一次回家，父親住院。臨近春節(jié)，他顫抖著從醫(yī)院回到家，取了1000塊錢給重外孫女。父親晚年幾次回到老家，把沾親帶故的人都去看了，稍有困難的都給些錢。為他開車的司機小陳對父親說：“你也給自己留點！”

我們離開家時，父親拄著拐棍，站在門口臺階上，目送我們。以往，他總要將我們送到車上，看著我們乘車離去；如今，父親走不動了。我回望父親，父親有點佝僂，拄著拐棍，衰老的目光直似秋暮夕陽，溫潤柔和，卻帶一點淡淡的哀傷……

父親于2007年6月2日與世長辭，享年93歲。父親參加紅軍時，曾是劉志丹的少年先鋒隊隊員，他比劉志丹小10歲，生于1914年10月8日。按理，父親的生日應該是農(nóng)歷，因為陽歷是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始使用的。父親離休后，兄弟姊妹決定每年給父親過生日。父親一下說不出自己的生日，他認真地翻出1955年授銜授勛時填寫的表格，就以表格上填寫的日子為準。父親說過一句順口溜：“八、十八、二十八，福圪垯?！北砀裆系?0月8日似乎是根據(jù)這種說法填的。我們把母親的生日定在9月18日，也是因此。父親到西安的頭一年，在小院親手栽下一棵一米多高的核桃樹苗，這棵苗一直長到八九米，高大寬闊，每年可結核桃一百斤。父親去世的第二年，這棵核桃樹死了，再也結不了核桃了。

父親去世后，我?guī)状卧趬糁幸姷剿Ｒ淮?，我們兄弟姊妹在我家中聚會，氣氛融洽而熱烈，而室外下著大雪，冰天雪地。突然，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是父親，父親很疲倦，像是從遙遠的地方走來。父親的臉色是去世時躺在床上的臉色，蒼白而僵硬。我說：“爸，你來了，快進來。”父親說累了，要躺下休息。我?guī)透赣H脫掉外衣，扶他躺在床上。他躺下又起來，說想去外面轉轉。我又給他披上外衣，替他把門開開，他走了出去，顫顫悠悠。我多次回想這個夢，突然想到，父親在世時極其嚴肅，但心中卻始終關心著兒女，希望家家安好?？吹郊壹叶己?，他放心了，走了，去那遙遠的地方。

星移斗轉，時光如梭。已經(jīng)步入老年的我，似乎仍在望著母親和父親遠去的背影，又望著暮色中漸漸隱沒的家和父親種的辣椒、茄子、西紅柿等，耳朵里隱約還聽見母親養(yǎng)的雞在叫：“呱呱呱蛋，呱呱呱蛋！”

原載《甘肅省社會科學院》2014年6月6日

帶著文學夢走進大學門

我的文學夢源于停止高考，從此逐步成為我的寄托、我的向往、我的揮之不去的夢想。

1966年春夏交接之際。高考漸漸逼近，我所在的蘭州大學附中高三年級教室所在的四樓走廊，已經(jīng)掛出了許多大學的招生簡章。高考，命運所系、利益攸關，同學們人人感到迫在眉睫的緊張。新中國的教育從1949年到1966年，經(jīng)過17年發(fā)展，達到一個高峰。那時的高考已經(jīng)很緊張，競爭激烈，像蘭大附中這樣的重點中學，當時的錄取率為70％。

“文化大革命”方興未艾，如火如荼，蒸騰于大中學校校園，終于傳來停課“鬧革命”、高考延期的消息。我的大學夢，在轟轟烈烈中遠去了。我和大多數(shù)同學一樣，積極參加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經(jīng)風雨，見世面”。

“文化大革命”之余，我也讀書，讀文學作品。上初中時，我就從鄰居學長處借閱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我還買了不少書，《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保衛(wèi)延安》《林海雪原》《敵后武工隊》《鐵道游擊隊》等。這些書豐富了我的少年時代，為我的文學夢想埋下了種子。上高中后，因為升學壓力，幾乎不讀課外書了。彼時讀書，沒有壓力，不帶功利，悠然自得，十分愜意。書，把我的思緒引得很遠很遠，使我紛亂的思想得到一絲清理，使我空曠的心靈得到幾分充實。

鼎沸的1966年、1967年過去了，學生都必須返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到復課“鬧革命”仍然是“革命”，絲毫看不到高考的跡象，今后的出路在哪里？

1968年3月，我當兵走進軍營。一直到這年年底，高中老三屆和初中老三屆才開始分配。我的同學有些進了工廠，大部分則上山下鄉(xiāng)去農(nóng)村插隊。

部隊是一個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集體。從到連隊代訓的第一天起，我就在軍號聲中起床、出操、訓練，毫無閑暇。自己部隊更是值班不分白天黑夜，出勤不管假日節(jié)日。我上了12年學又經(jīng)歷了高考備戰(zhàn)，養(yǎng)成了啃書本的習慣，也因此有點“書呆子”氣。我不適應緊張且不規(guī)律的生活。

在終日忙碌中，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離開部隊能干什么？文學夢的種子開始萌動，終于頂破了堅硬的土層發(fā)出芽來。我想方設法借書來看，借戰(zhàn)友的書，借駐地圖書館的書。部隊駐地換了好幾個地方，但只要有出差或探親回蘭州的機會，我都要從母校圖書館借二三十本書帶回部隊?！短畦窋z人心魄、感人肺腑，《女神》氣勢磅礴、氣吞山河，以及普希金、艾青，讓人感受到詩歌的魅力、詩歌的力量。我把握短暫時光，心無旁騖，沉湎于書中不可自拔。有時因為忙，幾天不能摸書，我便在心中念誦：“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p>

那日何日，我們蹲在地上，圍在一起吃飯。一位陌生的戰(zhàn)友指著黑板報上我寫的一首助民夏收的詩問：“馮亞光是誰？”

“詩寫得怎樣？”我的朋友一邊示意我不要吭聲，一邊問。

“詩寫得挺好，特別是最后一句‘一片麥浪至天上’！”

站在旁邊的我，心中一陣輕松和快慰……

1974年，我離開部隊回到蘭州，在第一毛紡廠當了一名保全工，即維修鉗工。每天正常上班下班，節(jié)假日完全屬于自己。上班，我勤懇工作，曾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下班，我發(fā)憤苦讀，終于小有成績。

1975年，我發(fā)表了第一首詩，不久又發(fā)表了一篇評論。詩發(fā)表在《戰(zhàn)鼓集》上，標題《布浪洶涌掀怒濤》明顯地帶有“文化大革命”特征。評論文章《新的人物的贊歌》，評獨幕話劇《畢業(yè)新歌》，贊揚這個戲通過一位工農(nóng)兵大學生畢業(yè)后當農(nóng)民，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給教育戰(zhàn)線帶來的深刻變化。不論是我的詩還是評論，都打著當時的烙印。那時的寫作不能成為自我與心靈探索的統(tǒng)一，而把注意力放在外界的需要，發(fā)表成為目的。

我起步較晚，更不是天縱奇才，而且只把文學與寫作當作精神的寄托、心靈的撫慰。我與文學巨匠就像金字塔下的沙粒和尖頂一樣，遙不可及。但文學占據(jù)了我的業(yè)余時間，讀書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一種豐富多彩的人生享受，它常常給我以陶冶和激勵。我讀雨果的《悲慘世界》，當時只找到第二冊。冉阿讓從高聳桅桿上掉入大海，攜珂賽特逃脫圍捕，遁入修道院。人居然有如此潛能，掙脫重重黑影，克服艱難困頓，從危難中突圍而出。世界上究竟還有什么慰藉能像文學的慰藉？文學如閃電撕破濃霧的重圍，以耀眼的輝光照亮人的心，溝通著人與人、人與世界，給人以莫大安慰。

甘肅省文化廳為全國文藝調演與蘭州大學中文系合辦了工農(nóng)兵評論員學習班，我被點名抽調到學習班，學習班結業(yè)又被抽調到工農(nóng)兵評論組。每天的工作就是觀摩全省各個地區(qū)的話劇、戲曲、歌舞、雜技、曲藝等會演，提出意見，進行評論。在那個文化活動很少、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的年代，這實在是一件大開眼界、大飽眼福的事。1976年，我被調入省文化廳，在新成立的文藝創(chuàng)作研究室工作。

大地復蘇，百廢待興。1977年深秋的一天，《甘肅日報》一篇關于高考恢復的文章吸引了我。我當時不敢相信還有機會考大學，那時推薦工農(nóng)兵上大學的年齡規(guī)定是26歲，我已經(jīng)30歲了，還能考嗎？看著報紙，看到括號里的一句話，“注意錄取高中66屆、67屆畢業(yè)生”。這行醒目的字，讓我心中掀起一陣狂波巨瀾，我不就是高中66屆畢業(yè)生嗎？我急不可耐，立刻到母校蘭大附中和十八中湊了一套數(shù)學課本。

高考已經(jīng)迫近，只有三周。我平時讀書學習，學的就是語文，語文不用復習。歷史、地理用了三四天，政治用了三四天。我集中精力抓數(shù)學，過去在中學最愛學的就是數(shù)理化，報考大學目標也是理科。此時的中學課本，內容比我們當年所學簡單得多。初中課本，我一天翻兩本。高中課本，我兩天翻一本?？凑n本，梳理要點，回歸基礎。我要讓數(shù)學幫助我圓文學夢。

那是一個可愛的冬日清晨。微光里，黃河河水拍打著岸邊沙石。河面上，冷風飄送過來，似乎只是為了讓我沸騰的心緒平靜下來。我手拿一組數(shù)學公式，讓背誦的聲音送入嗖嗖風中。我把常用公式最后記了一遍，便回家裝好鋼筆，氣定神閑地騎上自行車，踏向考場。高考成績公布，我的數(shù)學94分，是當年蘭大中文系數(shù)學成績的最高分。

“七七級”正式跨入大學校門，已經(jīng)是寒冬過去，陽春三月。我懷揣錄取通知書，懷揣文學夢，走進了蘭州大學。春和景明，陽光輕揉漫卷，燦爛無所不在。校園里，陽光下，草木葳蕤，生機盎然。迎春花一簇簇、一片片，充滿詩情畫意，洋溢蓬勃生機。對于蘭大，附中的學生并不陌生。我們曾坐在蘭大禮堂外的林蔭下，通過有線喇叭，聽介紹彭加木事跡的報告，聽穆青介紹焦裕祿。同學們經(jīng)常出入校園，從林蔭道中走過，疏影橫斜、綠樹掩映的宿舍樓里傳出一串串的歌聲、笛聲、二胡聲，飄飄蕩蕩，不絕如縷。我們在操場上看大學生打籃球、踢足球，周末在禮堂看5分錢一張票的電影。面對這個曾經(jīng)無數(shù)次來過的大學校園，“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蘭州大學已經(jīng)成為我的母校，成為我人生路上的新起點。我從這個起點出發(fā)，把讀書和練習寫作設計成自己的生活理想；我從這個起點出發(fā)，從未走失，駐足于路上的奇觀美景而忘了原本要去哪兒。我繼續(xù)著我的文學夢，走進一段厚重的歷史，走進我的《西路軍·河西浴血》《西路軍·生死檔案》《西路軍·天山風云》。

原載《我的七七年 我的七七級》（蘭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美文》2012年5月轉載）

“料得年年腸斷處”

大學畢業(yè)前夕，沙明查出肝癌，打開腹腔，癌細胞已經(jīng)廣泛轉移，不能做手術了。畢業(yè)不久，他便再次躺進醫(yī)院。我去醫(yī)院看他，已瘦得皮包骨頭，羸弱不堪，眼窩深陷，眼圈發(fā)青，任何寬慰都顯得蒼白無力。他年邁的母親，頂著一頭白發(fā)，坐在床邊用兩手摩挲著他的小腿和膝蓋。他吃力地看看我說：“我完蛋了！”便又閉上眼睛。病房頓覺凄涼，讓人一陣心酸。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幾天之后，他便去了。我們是高考恢復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yè)生，同學們將步入社會，在各個領域意氣風發(fā)，而他卻一腳踏進了另一個世界?！傲系媚昴昴c斷處，明月夜，短松崗?！?/p>

同學們到華林山為沙明送最后一程，我沒有去，受到指責。我畢業(yè)分配到《甘肅日報》社，報社規(guī)定，分配來的大學生先到校對科三個月，再到夜班部三個月。此時，我正在夜班部上夜班，任務是編稿、畫版，一般工作到午夜兩三點，有時竟至凌晨。下班后回到夜班室休息，一墻之隔的外單位正在施工，每天8點，機器砸地基的聲音便震天動地傳來，根本無法片刻入睡。我整日昏昏，竟然忘記參加沙明的追悼會。同學們指責我，我沒有話說，我和沙明不僅是大學同學，而且是高中的同班同學。我上高中，遇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沙明，記憶至今甚是鮮活。初中畢業(yè)，考上高中，我去蘭州大學附中報到，院中并排擺著一些桌子，有學生坐在桌后給大家填寫花名冊。我報到后，一位同學告訴我，教室在主樓幾樓幾號，宿舍在側樓幾樓幾號。我說：“我不認識同學！”填寫花名冊的同學說：“我們也不認識，很快就會認識！”說話者戴著眼鏡、文質彬彬，像個小學究，我覺得他干練和成熟。不久，我便知道這位和我說第一句話的同學叫沙明，由八治子弟中學考進蘭大附中。

沙明學習好，作文尤其突出。他下筆詞繡、揚手文飛，和一些同學的作文常被老師拿到全班同學面前誦讀，而次數(shù)最多者，他首屈一指，我的作文卻從未被老師讀過。我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她還把沙明的作文推薦給報紙副刊。我在小學高年級和初中時讀了四部古典名著及不少當代小說，諸如《紅巖》《紅旗譜》《青春之歌》《烈火金剛》等。沙明讀長篇不多，但他讀了不少散文，諸如秦牧、袁鷹、楊朔、碧野、巴金、陳荒煤、朱自清、曹靖華、劉白羽等。那時提倡教育與勞動相結合，因而學校每年都安排學生到郊區(qū)農(nóng)村下鄉(xiāng)勞動半個月，住在農(nóng)民家里。勞動間隙，同學們三三五五圍坐在一起休息、閑聊、嬉笑打鬧。沙明常躺在地頭樹蔭下的草地上，手捧一本散文翻看。我時常和他并排躺著，聽他念一段描寫，說什么擬人擬物等。

沙明字寫得好，是行草。我們班有位同學的父親是甘肅頗有名氣的畫家，班主任通過這位同學，讓其父為班上寫了幾幅毛主席語錄，掛在教室墻上。老師和同學們看著墻上的語錄，認為沙明的字更好一些，就讓沙明重寫。我們班教室四周墻上掛的毛主席語錄是沙明的字。班上辦板報、墻報，少不了沙明寫字。他還會畫畫，給板報、墻報畫邊框、畫插圖。蘭州什么地方有書畫展，他便興致勃勃地去參觀，還能對書畫做一番品評。這種能耐，高中學生并不多見。

“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我倆不是一派，但并不影響我們的友誼。他和我的另一位同學兩人組成一個戰(zhàn)斗隊。他倆從不參加什么“文攻武衛(wèi)”，只是在一起寫寫大字報。另一位同學字寫得可以，也是班上的作文好手，也是我的朋友。他倆的大字報在貼滿墻的眾多的大字報中，不僅字跡漂亮，文采也很出眾。他倆的大字報不見任何刀光劍影，僅見一片拳拳善意。在我看來，兩人是在練習書法和作文。

1977年高考恢復，我的高中同學有6人考上蘭州大學，4人在理科系，我和沙明在中文系。大學教室的座位自由選擇，我和沙明便坐在一起，一坐4年。

沙明學習用功，成績自然優(yōu)秀，但上大學后，他的作文和書法在班上不再顯得那么鶴立雞群、獨樹一幟，中文系同學在這方面都不差。他的作文不以語言文字激揚時代潮流，他的書法不以線條筆墨抒發(fā)生命激情，這似乎與他隨和的性格有關。沙明隨和，人緣極好，無論高中還是大學；我則急躁，出語傷人，總有人怨恨我。

沙明不擅體育，從中學到大學。無論蘭大附中還是蘭大，每年都會組織籃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及田徑等比賽，我是積極參加者，而沙明不僅不參加，甚至極少跟隨同學們到場觀陣、吶喊助威。這時他往往在閱覽室、圖書館，平時他談論的話題從不涉及體育。因其皮膚比我們白，高中時有同學稱他白面書生。他的沙，也有同學諧音為“傻”，叫他傻小子。他聽了不高興，但并不計較。大學時我還偶然這樣叫他，只是為了喚起對中學的回憶。一次課間，他說他掰手腕可以，我想他中學不行，現(xiàn)在也好不到哪去，便和他一試。果然他臂上、手上很有力氣，我敗下陣來。他說他在工廠當過翻砂工，翻砂需要體力，尤其是臂力、腕力。翻砂的活又重又臟，工廠流行著這樣的諺語：“緊車工、軟鉗工，不緊不慢是電工，叫翻砂、就回家?！彪m然他有當翻砂工的經(jīng)歷，但他的體育依然不行。一次，體育課測驗1500米長跑，他和我分在一組。哨聲一響，他像箭一樣沖出，以百米的速度跑去，但不到200米便退出了比賽。我則以勻速跑完全程，一次通過測驗。

一天，他對我說，他開始每早鍛煉，跑跑長跑，但感覺不好。我進入大學一直堅持長跑，每天由黃河鐵橋附近的家連跑帶走到學校，距離超過5公里，感覺沒有什么不好。我看著他，只是覺得有點消瘦，再無異樣。誰能知道，他體內的癌細胞已經(jīng)開始作怪。

沙明在病痛的折磨中走了，他的兒子才剛剛會走。我最后一次見他愛人，提起沙明她自然流淚。他們的兒子白白凈凈，十分可愛，搖著媽媽的腿說：“媽媽別哭，媽媽別哭！”這個可愛的孩子，因父親的去世而最終成為問題少年，讓人凄楚，讓人悲涼。沙明走了，社會少了一個有用之才，卻多了一個問題少年。沙明走了，他的點點滴滴，都隨著時間的消逝而融入遠方的蒼穹。

原載《我的七七年 我的七七級》（蘭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黃河之濱的緬懷

作為蘭州大學中文系七七級的一員，隔三岔五會看看同學們共同的博客。我在博客上看了李巖的《徐清輝老師，請接受學生永遠的懷念》，還看了她在博文后附上的徐老師的兒子胡河清的朋友對胡的追思。我這才知道徐老師年輕的兒子已是大學教師，是很有成就的文學評論家，不少人稱其為有先鋒色彩的天才，卻已撒手人寰。我在黃河岸邊漫步，黃河滾滾，如泣如訴、如詩如歌，似在吟詠我心中的緬懷。

我和徐清輝老師以及她的丈夫有一段特殊緣分，也見過少年時的河清。記得是1975年，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至今縈回心中，揮之難去。

那時，我還是蘭州第一毛紡廠的工人，在車間干保全工，維修和保養(yǎng)紡紗機。我業(yè)余時間學習寫作，也有小不起眼的詩文在報紙和刊物上發(fā)表。一天，廠里宣傳科通知我去蘭大參加省文化廳和蘭大中文系聯(lián)合舉辦的工農(nóng)兵評論員學習班，時間是一個月。我這個六六級高中畢業(yè)生，在當時沒有大學可上沒有多少書可讀的年代，有機會參加在大學舉辦的學習班感到十分幸運，便興沖沖到蘭大中文系報到。我填完花名冊，即被指定代表全體學員在開班儀式上發(fā)言，可能因為我是個黨員。指定我發(fā)言的正是徐清輝老師的丈夫，文化廳文藝處副處長胡復旦。胡是這次學習班的具體組織者，他還指定我為小組長。學習班一共四十多人，分為四個小組。胡原也是蘭大中文系的教師，調到文化廳文藝處，入了黨，提為副處長。詩人李老鄉(xiāng)對我說，胡老師不是一般的教師，很有學術造詣。

學習班由中文系的教授、副教授、講師給我們上課，集中學習文藝評論。有在大學學習的機會，足以讓人開闊視野得到啟迪，我全身心投入學習班的學習和活動。徐清輝老師沒有上課，但全程參加了學習班的活動，分組討論時就在我們小組。她說的不多，主要是聽工農(nóng)兵學員發(fā)言。我們學習文藝評論，學習樣板戲，還結合上課的內容觀摩樣板戲及電影并討論。我正是這時見到河清的。我們在校園里等著乘大轎子車外出觀摩演出，他騎著一輛破自行車來找父母，十五六歲，稚氣未退，因是冬天戴著口罩。給我留下特別印象的是，他的口罩不白，歪在臉上，斜向一邊。那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連口罩都洗不凈戴不正的少年，后來能出息成一位有很多追隨者的文學評論家。

我參加的工農(nóng)兵評論員學習班，是在為毛主席親自批示的全國五項文藝調演做準備。五項調演是話劇、戲曲、歌舞、雜技、曲藝。學習班結業(yè)后，留下十二人進入省調演辦公室的評論組。評論組有兩個，一個是專業(yè)評論組，一個是工農(nóng)兵評論組。胡老師指定我為工農(nóng)兵評論組的組長，還常讓我參加專業(yè)組的討論，說“可以向人家學習”。

為了迎接全國五項調演，文化廳集中力量促省上各劇團的劇本和演出。我們參加劇本的討論，觀看演出，演出結束評論組開會討論，常常到深夜，再由一人根據(jù)大家的討論寫出簡報。觀摩、討論、寫簡報，觀摩、討論、寫簡報，常常熬夜，挺忙挺累。省級文藝團體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向調演辦公室領導請假，回到工廠，上班、下班，業(yè)余時間看書并學習寫作。

全國五項調演正式開始，胡老師又把我借調到調演辦公室，同時也借調了十幾位工農(nóng)兵評論員。工農(nóng)兵評論員總在換人，只有我自始至終。全省各地州市文藝團體及省級各廳局業(yè)余團體都在省會演出，我們又是觀摩、討論、寫簡報。五項調演持續(xù)時間差不多一年，這期間胡老師給了我一份工作調動表讓我填。我并不愿到文化廳，覺得文化廳常常工作到深夜，沒有多少時間看書寫作，還是在工廠好，貼近生活，做個業(yè)余文學愛好者，有一點精神寄托就行了。我對胡老師說了我的想法，并推薦了一位工人詩人。這位詩人寫得多，發(fā)表得多，胡老師也知道。胡老師仍堅持讓我填表，顯得有點激動，說你們兩人都把表填上。最終，我一人調到了文化廳，進了文藝創(chuàng)作研究室。創(chuàng)研室是新建單位，由胡老師一手籌建，他是最初的負責人。我是一名工人，能進文化廳，當時叫“摻沙子”。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教育等領域是“四人幫”禍害的重災區(qū)?！八娜藥汀笨迮_后，有一段時間是“說清楚”，胡老師成為說清楚的對象。我心想，我們按照上面的精神努力干事，現(xiàn)在又要說清楚，做過的那點事重復說，讓人煩。廳里派人去農(nóng)場收麥，我立即報名下農(nóng)場勞動。我從農(nóng)場回來，聽說胡老師病了，去家里看他，徐老師也在。徐老師還拿出她在大型刊物《收獲》上發(fā)表的一篇小說讓我看。胡老師住在廳里新建的住宅樓，兩室?guī)N房和衛(wèi)生間，搬家時我曾去幫忙。他原住蘭大的筒子樓，因是“大躍進”時蓋的又叫躍進樓，只有一間，做飯得在走廊壘起鍋灶，走廊很暗很亂，家里只有床和簡陋桌椅，搬過來寬展多了，卻顯得家徒四壁。胡老師是嚴重神經(jīng)衰弱，他半躺在床上，帶著常有的微笑說：“醫(yī)生的治療方案十分嚇人，安眠藥由兩片起逐步增加到24片，再減下來?！边@確實嚇人，24片可以讓一個普通人永遠睡著醒不來。有人說胡老師是嚇病的，這純屬流言蜚語。在調演辦公室，有一夜胡老師曾和我在一個房間住過，睡時已經(jīng)很晚，他仍久久不能入睡。胡老師想到上海看病，我去向領導請假，重新復職的領導也相信流言。我說了一句“你不相信有這種病嗎”，話說得似乎有點冷硬。廳里最終同意胡老師去上海，胡老師想讓我陪著，但廳里不讓我去。幸虧沒有讓我去，高考即將開始。

我于1977年底考上蘭州大學，于第二年3月入校。我在校園見到徐清輝老師，她說：“聽說你來了?！边€說“你的數(shù)學是中文系進校的最高分，你應該上數(shù)學系”。我當時不明白徐老師為什么說數(shù)學系，后來明白了，她有壓抑著的痛楚。

1978年春天，窒息了十年之久的大學校園緩過氣來，老師們講得傾情，學生們聽得入神。中文系同學們概括了三位女老師的特點：林家英的情感，劉慶章的嚴謹，徐清輝的幽默。這當然與她們講課的內容有關，林講的是唐代詩歌，劉講的是文學理論，徐講的是歐洲文學。

徐清輝老師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和林昭是同學。林昭當年因同學在大會上遭到圍攻，忍無可忍，以柔弱之身跳上桌子，嚴辭反駁無限上綱搞人身攻擊者。她的超常行動，使她成為北大著名的女右派，慘烈冤死，像流星輝耀夜空。北大熟悉徐老師的人說，徐清輝絕對才華過人，可惜出身不好，又在反右關頭，如果提前一年她肯定是留校讀研究生了。徐老師小時候在上海教會學校上學，練就了英語的童子功。徐老師上完我們的課后即作為訪問學者去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她是蘭大的首批訪問學者。在普林斯頓做高級訪問學者時曾經(jīng)有過40分鐘的國際會議發(fā)言，她的英語十分嫻熟和流暢，這在20世紀70年代不多見。一個從小耳濡目染西學的人，在美國訪問期間碰到一些學者對藏傳佛教與中華文化的關系的質疑和困惑后，回國立志研究這兩種文化文脈和傳承。徐老師走進藏傳佛教，將藏族文化與漢族文化共享的部分做了令人信服的對照式解讀。徐老師成為一位“會心”藏傳佛教博大精深與中華文化母體相連的學者，她所著《認知與會心——漢藏文化象征對照釋讀》對漢藏文化研究是有貢獻的。

大學四年過得飛快，畢業(yè)分配的時候到了，我最想搞的就是專業(yè)、是寫作?？傊Р繒浉嬖V我，胡復旦老師給他寫信談我的去向。此時胡老師已經(jīng)調到蘇州師范學院，還在替我操心。我如愿從事寫作，分配到甘肅日報社。經(jīng)過多年的采訪和寫作鍛煉，我又調到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有了充足的時間研究和寫作。

黃河兩岸又是綠意盎然，阡陌溫柔，輕拂著撲面而來的柔和的風?？墒牵鷱偷├蠋熞虬┌Y，徐清輝老師因心臟病先后去世，河清也飛身隨父母去了。

我專程到省圖書館借了一本胡河清著的《靈地的緬想》，認真翻閱。這是河清在結束年輕的生命之前留給世人的自編論文集。河清的當代文學評論有鮮明的、獨特的批評個性，顯示了有別于一般的思維方式和路線，以及深含文化累疊的豐厚。他以34歲的年齡取得這樣的成就，讓我感嘆，讓我稱贊。我34歲時大學本科還沒有畢業(yè)，只是懷有一腔矢志要搞文學的激情?！鹅`地的緬想》自序長達20頁，飄逸清越，蕩氣回腸，是河清的一部簡明閱讀史、寫作史，或者說是心靈史。不過，從書名到序文，在深秋里像讖語一樣泛著寒意：“這本集子可以說是我的精神夢游錄”，“沉浸到充滿亡靈傳說的遐想之中”，“被殘酷人生揉碎了的心”。也許是父母的早亡，也許是情感上的挫折，也許還有別的心理上的問題，他生前的最后一段時光，為失眠所困，夜夜輾轉，沉浸在難以忍受的清醒之中，體能和神經(jīng)處在崩潰的邊緣?！耙粋€雷雨交加的夜晚，胡河清從他居住的那幢據(jù)說已有一百年歷史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墜地身亡?！彼踔翛]有等到《靈地的緬想》出版面世。他的《胡河清文存》作為遺稿集子出版，就更具有傳奇色彩，從學校到社會為其書出版的募捐活動引起全國范圍內的關注。這本文存的后幾頁錄有捐款人的276個名字。河清的存在和離去已經(jīng)超越了一個文人的定義，而成為某種向死而生的力量。不過，我覺得河清完全可以選擇活著，即便困苦。充實的人生，固然伴有深切的滿足之感，但也伴有深切的苦痛之感。人對于痛苦經(jīng)驗的深切，乃表示他生命力充實的程度。堅強的本能、意志，是人的理想的人格，這是毅然決然獨步人生的道德。

河清1960年6月出生于蘭州，祖籍江蘇無錫。他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從讀書到教書，生活幾乎完全是在學校中度過的。1988年始，他師從錢谷融教授，因為才氣極高，破格由本科直接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的博士，短短五年間使許多相熟的朋友大吃一驚。他接二連三寫出漂亮的文章，贏得了讀者的注意，使學術界同行發(fā)出連聲的贊嘆。河清才華卓越，是否有父母的基因？他在《靈地的緬想》自序中多次提到母親，我們的徐清輝老師。他說：“我母親是一位很有詩人氣質的哲學研究者，當時看到報紙上出現(xiàn)了‘河清有日’的豪言壯語，以為從此黃河變清有望，于是就有了我現(xiàn)在的名字。”“我母親出身于江南有名的‘狀元及第’之家，然而明清以來家族幾度遭到文字獄的掃蕩，也許在血緣深處就潛伏下了對于文字生涯的恐懼的種子。她在哲學和文學方面的高深造詣，我迄今仍保持著充分的尊重。然而她對于自己選擇人文科學，也是有追悔的。幾度國變，到了七十年代初，她已經(jīng)打算改教英文為生了。”

我放下書卷，漫步黃河邊，滿心悲傷和無限緬懷如奔騰的河水向我涌來。

原載《諍友》2016年第1期

我們走過30年

1977年10月，關閉了10年之久的高考大門終于重新打開。在那個涌動著春意的冬天，中國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

回首中國教育，30年來，共有近6000萬高中畢業(yè)生參加高考，1000多萬人被高校錄取。一代代學子通過高考，實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恢復高考，迅速填補了十年動亂給中國帶來的人才斷層，為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培養(yǎng)了最具拼搏奮斗精神的人才，意義深遠。高考在改變部分人命運的同時，有力推進了國家現(xiàn)代化進程，改變了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命運，進而改變和影響了整個世界。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穩(wěn)定快速發(fā)展的進程中，高考制度的恢復與實施厥功至偉。

我們是高考恢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是恢復高考的最早受益者。我們中有1966年的高中畢業(yè)生，有1977年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年齡最大和最小的同學相差14歲。我們于1977年12月從不同的地方走進考場，最終在蘭州大學相聚。蘭大是我們深懷敬意的母校，是我們浴火重生的殿堂，是孕育我們成才的搖籃，是我們人生的新起點。我們從高考到進校，到走向社會走到今天，走過了30年。如今同學們已是社會各界的中堅力量，正背負著“振興中華”四個大字而銜命前行。正如我們畢業(yè)時唱的那首著名的歌一樣：“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我們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歌未竟，我們正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奮力拼搏。

高考改變了我們的生命軌跡，這是永遠無法抹去的記憶。1977年，我們走進高考考場時，許多人已在坎坷苦難中浮沉了多年，早死了上大學的心。許多人認過命，認生活給的命、認社會給的命、認父輩給的命；但更多的人用夢想支撐著這個世界，更多的人把希望扛在自己的肩上，用奮斗激活自己的愿望。隨著時代的變革，中國的大學招生制度也改革了，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給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競爭的權利和機會。以考試方式招錄人才，這是恢復社會對科學、民主、平等等普世價值的尊重，也為人們開辟了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和流動通道。當我們懷揣著準考證走進高考考場時，喜悅多于辛酸，眼淚止于希望，興奮增加信心，豪氣溢于言表。每個人考試經(jīng)歷都可圈可點，從鋼鐵和機器聲中走來的帶著堅強的信念與渾身使不完的勁，從深山老林和無邊原野中走來的帶著泥土的芳香與大自然的秀色，從國家機關和中小學校中走來的帶著謙謙的君子之風與一身的書卷氣，從軍隊營房和哨卡中走來的帶著刺刀的風寒與大炮的威嚴。我們?yōu)楦淖兠\而拼搏，為振興中華而答卷。

從七七級開始，中國的大學改變了。任何改變開始的時候總是艱難的，我們進校時學校正百廢待興，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們的很多課沒有教材，也沒有多少可以參考的書。我們把老師課堂講授的內容一字不落地記下來，把幫助理解老師講授重點的書從圖書館編排有序的書架上找出來。博覽群書是我們開闊視野的有效途徑，認真研讀是我們對付記憶力下降的唯一辦法。課上，我們曾為一篇《傷痕》爭得臉紅脖子粗；課外，也曾為潘曉人生問題的討論冷靜思考。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平反讓我們熱血沸騰，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槍聲讓我們倍覺和平讀書環(huán)境的珍貴。我們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我們認識自己、把握自己、依靠自己，爭分奪秒地把被耽誤的時間搶回來。我們很多人都有晚上熄燈后點蠟燭苦讀的經(jīng)歷，也有每天從牙縫中擠出錢來買書買紙買筆的辛酸。所幸蘭大中文系有一群傳道、授業(yè)、解惑的好老師，他們在教學中指導我們把別人的書變薄，把自己的書變厚，把我們領出一個個古渡迷津，讓我們領略學問高峰的無限風光……他們值得我們的尊敬和懷念。

1977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拐點，“七七級”是我們共有的名片，我們曾被人們稱為“時代驕子”。說我們是“時代驕子”有些名不副實，因為我們當年衣著陳舊、裝束簡樸，缺少與國際服裝潮流接軌的現(xiàn)代氣息，外觀上就“驕”不起來。然而正是這些清貧寒素的“時代驕子”，成為推動歷史車輪向前的最生動、最活躍的力量。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用自己的汗水和腳印詮釋著祖國的復興、母校的輝煌。我們腳踏實地走自己的路，我們的足跡是我們努力的證明?！短m大為何狀元多？》——我們創(chuàng)造的和從我們開始的“蘭大奇跡”至今還為人津津樂道。

我們走過30年。30年中同學們與時俱進，不少人成就斐然，在“立德、立功、立言”中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和建樹。高考是改革開放時期社會發(fā)展的“助推器”，試想，如果沒有1977年高考制度的改革，同學們現(xiàn)今會在哪里，在干什么？現(xiàn)在，我們中有的人擔任了領導職務，有的人成了專家學者，有的人正經(jīng)營著自己艱苦創(chuàng)下的產(chǎn)業(yè)、事業(yè)……30年過去了，我們已是青絲掠去，白發(fā)飛來。羅曼·羅蘭說：“黃昏禮贊白晝，暮年禮贊人生?！比藗儗τ谧约阂簧?jīng)歷過的往事總是會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更何況歷史是一頁頁寫成的，中間不應有任何缺環(huán)，重大事件更應該用工筆重彩去描繪。對“1977”這個特別的年份，史家不能忽略，我們“身在其中”的受益人更不能忽略。

我們走過30年。我們的經(jīng)歷，從一個特定角度折射了3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為了銘記“1977”，我們邀眾同學寫文章，結集成冊。這些文章十分具有個性特色，耐人咀嚼，是宏大的歷史敘事轉成的瑣細而溫馨的私人記憶。同學們大多從小處落墨，透視一點以窺測全體，描述得委婉親切、娓娓動人，別有一種清新的格調和感情的魅力。這些文字與同學們血液的跳動和生命的存在相應，所攜帶的文化意味和感覺，從歷史深處浮現(xiàn)出來，質樸而悠遠。

原載《我的七七年 我的七七級》（蘭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1. 恓惶：陜西方言，形容可憐兮兮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