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湖南團練爭名分

咸豐帝在接連發(fā)下的辦團練諭旨中，一再申明其原則，即不能取代正規(guī)軍：“著各該撫分飭所屬，各就地方情形妥籌辦理，并出示剴切曉諭，或筑寨浚濠，聯(lián)村為堡；或嚴守險隘，密拿奸宄。無事則各安生業(yè)，有事則互衛(wèi)身家。一切經(jīng)費均歸紳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團練壯丁，亦不得遠行征調(diào)?！?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1676079774.png" />

注定一開始，“湘軍”就是一支很尷尬的部隊，不屬于體制內(nèi)，湘軍士兵都沒有編制，只有八旗、綠營兵才是有編制的，朝廷也不給錢，你曾國藩有本事弄到錢就行，也不問來路，國家正常的稅收、地方政府的收入、民間紳士百姓的捐贈，都可以，屬于后娘養(yǎng)的孩子，生與死政府都不管。朝廷也理解，打仗沒錢不行，國庫沒錢，不管白貓黑貓，籌到錢就是好貓。

曾國藩唯一可以執(zhí)行的權力，就是向皇帝“專折奏事”。這個權力其實本身就有，清朝三品以上的官員就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

曾國藩深知這些，但他做了很多努力，其一就是改造團練，迫使中央政府正式承認湘軍的存在。他擔任團練大臣后的第一個報告就委婉地談了自己的想法。

第一份奏折，他寫得很含蓄，第一層講了自己遵照皇帝諭旨，前往長沙辦團練，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憂”。第二層講團練雖然好，但今昔不同，因為嘉慶年間是官府發(fā)餉，現(xiàn)在需要鄉(xiāng)紳自己出錢，弄不好會走向反面。第三層講長沙現(xiàn)今兵力空虛，必須練兵才能緩急可恃。最后則拋出自己的練兵計劃，他說：

自軍興以來二年有余，時日不為不久，糜餉不為不多，調(diào)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zhàn)一場者；往往從后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zhàn)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鳥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靶與之交鋒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經(jīng)訓練，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務。臣擬現(xiàn)在訓練章程，宜參訪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于土匪足資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無裨益。臣與撫臣熟商，意見相同。

這個練兵計劃竟然獲得通過。后來，曾國藩給朱孫詒的信中說：“去冬之出，奉命以團練為名，近來不談此二字，每告人曰鄉(xiāng)村宜團不宜練，城廂宜練不宜團。如此立說，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則新進生事者持札四出，訛索逼勒，無所不至，功無尺寸而弊重邱山。”

曾國藩一開始就不想辦團練，他要辦的是一支召之能戰(zhàn)、戰(zhàn)之能勝的正規(guī)軍隊。但問題是朝廷有嚴旨，如何突破這個規(guī)矩？曾國藩是頗費了心思的，這一點都被一般研究者所忽視。

他有意地區(qū)分了團和練，實際上是改造團練，團練本是保甲法，但曾國藩卻拆開二字，團是保甲之法，練是簡兵請師。又說，鄉(xiāng)村宜團，城廂宜練。他不說團練無用，而是說鄉(xiāng)民不愿意“練”，既然鄉(xiāng)民不愿意“練”，那我在城里“練”，就與過去的團練不一樣了。為了減少阻力，他有意用了一個模糊的概念，我湘軍是大團。北京一看，大團嘛，不就是比團練大一點嘛，隨你去了。被北京首肯，默許，這一點很了不起。其他各省的團練都是老做法，曾國藩的湘軍卻是全新的、大張旗鼓的，因而編制人數(shù)上就不受限制。只要供得起，盡管招。薛福成后來總結說：“文正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且幸其改圖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擴勇營之規(guī)制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1676079774.png" />

為了獲得北京的重視，突破不許遠行征調(diào)的限制，曾國藩一邊訓練湘軍，一邊提出數(shù)省協(xié)防的方略，就是讓湘鄂贛皖這些發(fā)生太平之變的省份聯(lián)成一氣，不能有地方主義，哪里需要就支援哪里，將湘軍由單純地保衛(wèi)湖南的使命擴大到抗擊整個太平軍。比如江忠源在安徽巡撫任上遇到麻煩，向曾國藩請求支援，曾國藩就派羅澤南率湘軍前往；江西出現(xiàn)告急，曾國藩也派王錱率另一支部隊前往。慢慢地，曾國藩就提出出省東征的理念，主動承擔起平定太平之變的使命。北京當然巴不得呀，無論是在哪個省，湘軍都比較引人注目。

其次是爭名分，曾國藩一開始就沒有把湘軍看作是地方部隊或民間武裝，無論是對中央政府的報告，還是給官場同事的信，都把自己稱作官軍，更對湘軍士兵灌輸官軍的概念。大家都以為，這支軍隊和清朝正規(guī)軍隊是一樣的，地位平等。這有很大好處，一是其他官員都不把湘軍當作民間武裝看待，湘軍到哪里去，都是名正言順的；二是曾國藩也經(jīng)常向北京報告，指定要哪個省給多少錢，哪個省提供什么武器，武器到了，有了資本，我才付賬甚至還要拖欠。三是鼓舞了湘軍士兵的士氣，讓士兵都以為是有編制的。

再次是勤報告。曾國藩每每謀劃之前，都會向北京報告，將敵情、自己的部署、派遣的將領等都說得清清楚楚，他并不是征求朝廷的意見或批準，而是告訴朝廷我打算這么做了，而且報告到達北京之時，仗說不定已經(jīng)打起來了。打完一仗后，又要向北京報告戰(zhàn)績。這樣的勤報告，在眾多團練大臣中，只有曾國藩做得最好。特別是剛開始，他的報告還要聯(lián)合湖南巡撫或其他大臣署名。本來北京并沒有對這支隊伍抱什么希望，可曾國藩做得一本正經(jīng)、一絲不茍，就讓北京不得不開始重視起來，關注著湖南，關注著湘軍，關注著曾國藩，無形中，湖南、湘軍、曾國藩的地位就高了起來。

北京一看，這個人辦事這么認真，忠誠可嘉，也有些戰(zhàn)功。曾國藩在北京那邊辦起事來，就要順利得多，有時一段時間沒有呈上報告，北京還催問情況。相比之下，其他那些團練大臣的勝敗、生死在大局方面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湘軍還沒有正式投入現(xiàn)場作戰(zhàn)時，北京就多次要求曾國藩出省征戰(zhàn)，一會兒援鄂、一會兒援贛、一會兒援皖，湘軍成了救火隊。

面對朝廷多次不現(xiàn)實的旨意，曾國藩借故一一委婉回絕了。真實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湘軍還沒有準備好，還不具備這個實力。絕不打浪仗，不打險仗，是曾國藩的一條核心軍事原則。一方面，他要替湘軍士兵著想，拿一支沒有訓練好的隊伍去和強敵拼戰(zhàn)，那是拿將士們的生命開玩笑，“驅(qū)不教之士，執(zhí)蠱脆之器”，曾國藩并不想用他人的血肉染紅自己的頂戴；另一方面，士兵作戰(zhàn)器械的訓練都沒有完成好，就倉促上陣，這樣的隊伍是注定會失敗的，而一旦失敗，只會貽笑大方，也是拿自己的前途開玩笑?！皠﹃焕豢梢詳喔?，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1676079774.png" />但是，既有出省征戰(zhàn)的使命在前，一次兩次拒絕，朝廷可以理解，再三拒絕，皇帝就要震怒了。曾國藩一面堅持自己的原則，一面委婉、耐心地向皇帝解釋，同時做出準備馬上出征的姿態(tài)。為了說服皇帝，他曾經(jīng)每天都向北京遞上一個報告，又向官場上的師友訴說苦衷，爭取他們的支持，請他們上書左右斡旋，終于平息了皇帝的怒火，也免除了湘軍組建之初的無妄之災。

曾國藩不等不靠，以積極主動的態(tài)度，逐漸為湘軍爭得了應有的地位和名分。等到打了勝仗，曾國藩就理所當然地為將士們向北京索要賞賜。北京不給都不好意思，有時還要求曾國藩開列賞單，封賞有功人員。這樣一來，湘軍將士付出了鮮血、生命和勞苦，又能得到相應的回報，極大地鼓舞和激勵了他們出生入死的勇氣。曾國藩指揮起湘軍來，既有了名正言順的旨意，又很容易獲得將士的支持。

1. 《大清文宗顯皇帝實錄》，《清實錄》，咸豐三年正月。

2.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21），岳麓書社，1987年，第126頁。

3. 薛福成：《敘團練大臣》，《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21），岳麓書社，1987年，第3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