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家鄉(xiāng)道別

我從西安回到家后，有一段時間，父母親都不再說我。他們可能也擔心，再逼我的話，說不定我還會做出什么讓他們意想不到的“出格”事情來。

那段時間，農(nóng)忙的時候，我就在家干活；農(nóng)閑的時候，我就又跑到文化站找崔興亮，幫他抄抄稿件，跑跑腿。崔興亮見我確實熱愛文化工作，就讓我給他當助手，有時讓我去寫采訪稿。在這期間，我看到我采寫的新聞稿經(jīng)過崔興亮的修改后在報紙電臺上發(fā)表，很是歡欣鼓舞。

一開始，父親不怎么反對我在文化站幫忙。后來，父親看我干得不是正式的工作，也沒有什么前途可言，就反對我再到文化站“瞎混”了，這樣，我到文化站的次數(shù)漸漸就少了。

村里人看我這樣，對我多少也有些看不慣，覺得我不務正業(yè)，不走正路。在這種處境下，我開始動了北上進京的念頭。

西安尋賈平凹無果給了我一個反省的機會。就我當時的能力和水平而言，文學是不能當飯吃的，我要先解決吃飯和生存的問題。于是，我一有空就苦苦思索下一步到底該怎么辦，是南下？還是北上？

1994年午收季節(jié)。一天，我正在場上打麥子，崔興亮騎著自行車來到我家，給我送來了太陽雜志社寄來的一張160塊錢的稿費匯款單。

160塊錢，對我來說可不是小數(shù)目！父親知道我有了稿費，臉上有少許高興。他說地里的莊稼正等著上肥，家里沒錢買化肥，讓我用稿費到集上買一袋化肥，好趁著下雨時給莊稼追肥。我雖有些不樂意，但還是去了，花去將近100塊錢。剩下的錢我收了起來，沒有給父母親。

轉(zhuǎn)眼到了11月，眼看一年就要過去了，我有些急了。我決定要動身去北京闖闖。

我到鄉(xiāng)文化站和崔興亮道別。他拿出一個很好的硬皮日記本送給我。我如獲至寶，小心翼翼地收好。

隨后，我又想一想，應該找縣文聯(lián)邵華杰主席道個別。懷遠縣文聯(lián)主席邵老師，是一個很和善的人，待人很熱情，我每次去文聯(lián)找他，他都對我很好。臨走之前，無論如何也要過去和他見一面道個別。

這天，我到文聯(lián)去見邵主席，和他說了我要上北京的想法后，他問我北京有親戚朋友，或者什么熟人嗎？我說，沒有。他臉上露出了擔心的神情。

邵主席很關心地對我說：你是我們縣文聯(lián)會員，我給你寫幾個在北京發(fā)展的我們縣文聯(lián)會員的聯(lián)系方式，遇到困難了你就去找他們，不管怎么樣，都是老家人，關鍵時刻，肯定會幫你一把的。邵主席說著把為我填寫好的縣文聯(lián)會員證遞給我，我從邵主席手里接過會員證，感激地望著他說：邵主席，聯(lián)系方式就不用給我寫了，我自己闖吧！闖出來就闖出來，闖不出來我也堅決不去麻煩他們！

我最終沒有拿邵主席給我寫好的聯(lián)系方式。

這時候，邵主席拿出50塊錢和一沓文聯(lián)的方格稿紙給我，說：這50塊錢算是資助你的路費，不多，就一點兒心意，稿紙你拿著寫稿子用。我沒有推辭，我知道50塊錢正好是當時蚌埠到北京的一張火車票錢！我謝過了像慈父一樣的邵主席后，拿上錢和稿紙離開了文聯(lián)。

等我都準備妥當，已經(jīng)到了12月份。這一天，我獨自一人提著一個紙箱離開了家，從蚌埠火車站坐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紙箱里裝著一身手織的線衣、幾本書和一沓稿紙，再無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