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中共號召武裝抗日
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現(xiàn)征服中國、稱霸亞洲和世界的戰(zhàn)略目標，乘國民黨政府進行反共內戰(zhàn)之機，于1931年在中國東北制造九一八事變，在東方點燃法西斯侵略戰(zhàn)火，開始侵略中國的局部戰(zhàn)爭。毛澤東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fā)展起來的。這個戰(zhàn)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sup>
以九一八事變?yōu)槠瘘c，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4年的抗日戰(zhàn)爭，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序幕。
中國人民14年的抗戰(zhàn)，包括了局部抗戰(zhàn)和全國抗戰(zhàn)兩個時期：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前的6年為局部抗戰(zhàn)時期；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8年為全國抗戰(zhàn)時期。抗日戰(zhàn)爭是中國人民奮起救亡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旗幟下，中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界愛國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投入到這場波瀾壯闊的抗日戰(zhàn)爭中去，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zhàn)，終于打敗日本侵略者，并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中華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史冊。
日本軍國主義發(fā)動這場大規(guī)模的侵華戰(zhàn)爭是蓄謀已久的。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其國土面積狹小，資源匱乏。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迅速步入資本主義近代化進程。國內市場狹小，對外部資源依賴性嚴重等種種先天不足的畸形經濟，再加上原始資本積累極強的對外掠奪性，使日本迅速走上了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確立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對朝鮮半島和東亞大陸侵略擴張的所謂“大陸政策”。因此，連續(xù)發(fā)動了多次對外的侵略戰(zhàn)爭。
1894—1895年，日本通過侵略中國的甲午戰(zhàn)爭，割取遼東半島（后經列強干預退還）和臺灣、澎湖列島等領土，勒索巨額賠款白銀2.3億兩（包括中國贖回遼東半島費用），以及取得了各種權益，以驚人的發(fā)展速度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yè)化，成為世界上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接著，日本又經過八國聯(lián)軍的侵華戰(zhàn)爭和在中國土地上爆發(fā)的日俄戰(zhàn)爭，攫取了在中國東北南部和京津等地區(qū)駐軍的特權，為其擴大侵華戰(zhàn)爭構筑了前沿陣地。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國北洋軍閥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使“大陸政策”又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
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要》。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根據(jù)會議精神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田中奏折”）。東方會議和“田中奏折”，標志著日本的“大陸政策”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即確立征服滿蒙、獨占中國、稱霸世界的總體戰(zhàn)略和具體步驟。
1929年秋，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爆發(fā)，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空前尖銳。日本受到經濟危機的猛烈沖擊，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面對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日本統(tǒng)治集團急于發(fā)動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以緩和國內階級矛盾，擺脫經濟危機帶來的困境。當時的中國，正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一面忙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和軍閥混戰(zhàn)；一面置民族危機于不顧，忙于調集軍隊，多次“圍剿”紅軍和革命根據(jù)地。1931年7月至9月，蔣介石親赴南昌督戰(zhàn)，調集30萬大軍對中央根據(jù)地進行第三次軍事“圍剿”。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日本帝國主義制造“柳條湖事件”，發(fā)動了武裝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駐中國東北的侵略軍——關東軍，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突然襲擊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19日晨，侵占沈陽，幾天內侵占安東（今丹東）、海城、營口、遼陽、鞍山、鐵嶺、本溪、撫順、四平、長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圍廣大地區(qū)。9月，遼寧（除錦州及遼西）、吉林兩省淪陷。11月，黑龍江省基本淪陷。由于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和對日“不抵抗”政策，致使在短短四個多月內，整個東北的大好河山，淪為日本的占領地。1932年3月，日本為了掩蓋侵略行徑，實行“以華制華”政策，經過一系列策劃，建立了日本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開始了在我國東北長達14年的殖民統(tǒng)治。
日本侵略者得寸進尺，步步緊逼，在武裝占領中國東北后，又于1932年1月進攻中國沿海最大城市上海，發(fā)動一·二八事變，企圖變上海為其侵略中國的橋頭堡。由于國民黨政府采取所謂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以求美英等國出面調停，致使奮力抵抗的中國守軍第十九路軍腹背受敵、孤立無援，被迫棄守上海。國民黨政府則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上海停戰(zhàn)協(xié)定》，規(guī)定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交戰(zhàn)區(qū)駐軍，而日本卻可以駐兵上海，為以后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提供了條件。隨著侵華戰(zhàn)爭的不斷擴大，日本又制造了華北事變，先后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塘沽協(xié)定》《何梅協(xié)定》和《秦土協(xié)定》。中國政府的妥協(xié)退讓進一步助長了日本繼續(xù)擴大侵略，發(fā)動大規(guī)模侵華戰(zhàn)爭的囂張氣焰。終于在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
中國之所以淪落到如此地步，是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的。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對人類發(fā)展作出過重大貢獻。但是到了近代卻落伍了。17世紀中葉以后，西方一些國家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工業(yè)革命，在新的生產方式推動下迅速強大起來。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加緊侵略擴張和殖民掠奪。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的中國，自然成了西方列強垂涎和爭奪的市場。而清朝統(tǒng)治者對世界大勢卻茫然不知。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政治腐敗，軍備廢弛，財政拮據(jù)，社會動蕩，中國已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歐洲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fā)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用炮艦轟開中國的大門。1842年迫使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中國割讓香港，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賠款“洋銀”2100萬元。從此，西方侵略者紛至沓來，發(fā)動了一次又一次的侵華戰(zhàn)爭，并與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采用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一切手段，殘酷地統(tǒng)治中國，把中國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破產，饑寒交迫、毫無政治權利可言，其貧困和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實屬罕見。
1893年毛澤東出生時，正值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前一年，他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度過青少年時期。毛澤東是出身于湖南偏遠山村的農家子弟，從小在家干農活，讀過私塾，進過洋學堂，當過列兵，自修半年，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了5年半。他熱愛祖國，同情勞動人民，不僅養(yǎng)成了酷愛讀書的優(yōu)良習慣，而且懂得把個人的命運同苦難的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結合起來，立下了要為國為民而學習、而探求真理的志向。他特別關心國內外發(fā)生的大事，對時事形勢的分析鞭辟入里。他和同學們談起時事，總是有條有理，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被同學們譽為“時事通”。這更加深了他對社會的強烈責任感。
1915年1月，日本以贊助袁世凱稱帝為誘餌，提出獨霸中國的“二十一條”，并于5月7日發(fā)出最后通牒。袁世凱政府竟復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傳出，舉國憤慨。湖南一師學生將幾篇反對賣國條約的言論編印成冊，題名《明恥篇》。毛澤東讀罷，立即在封面上寫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已經看得十分透徹。這時，國內報刊傳出日本內閣將要改組，很多人希望制造《二十一條》的罪魁——日相大隈重信下臺后日本對華政策會有所改善。毛澤東卻在1916年7月25日給同學蕭子升的信中說：“無論何人執(zhí)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他斷言：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zhàn)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毛澤東作此預言時，年僅23歲。此時距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是15年，距1937年7月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是21年。果然被他言中了。毛澤東的預言不是憑空設想，而是建立在豐富的閱歷、淵博的學識和對國內外大勢總體把握基礎之上的，再加上深入的調查研究，縝密的分析判斷，從而得出符合客觀的結論。
而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對華侵略，并如此輕易地實現(xiàn)它的侵略計劃，從中國國內來說，是由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他們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內，統(tǒng)一方能御侮”。他們所謂的“安內”，主要是將積極主張抗日救亡的中國共產黨視為心腹之患，對中國工農紅軍變本加厲地繼續(xù)進行大規(guī)模軍事“圍剿”，鎮(zhèn)壓抗日愛國力量和排除內部的異己力量。他們所謂的“攘外”，在此時只不過是謀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協(xié)而已；認定“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因此，必須“先清內匪再言抗日”；把國內要求革命的人民看作是致命的敵人，決心用主要力量對付之，而把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視為無足輕重，甚至借助日本的力量來防共、“剿共”。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一直“以待國聯(lián)公理之判決”。但是，以英國、法國為主的國際聯(lián)盟與美國一樣，對日本侵華采取姑息縱容的態(tài)度。他們在其后發(fā)表的國聯(lián)調查團報告書中，竟然提出要對中國東三省實行國際共管，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中國共產黨肩負人民的希望，在中華民族危難關頭，秉持民族大義，高舉武裝抗日大旗，向全國發(fā)出抗日救亡號召，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提出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先鋒模范行動，始終站在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前列。
當時，毛澤東、朱德正領導中國工農紅軍粉碎國民黨第三次軍事“圍剿”。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及時引導紅軍和人民群眾把國內的革命斗爭與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愛國運動結合起來，號召全國人民武裝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處在最前線的中共滿洲省委于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就做出強烈反應，發(fā)表了中國抗戰(zhàn)史上、也是二戰(zhàn)史上被侵略國家向法西斯國家發(fā)出的第一個宣言——《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最早揭露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陰謀?！缎浴分赋觯褐挥泄まr兵勞苦群眾自己的武裝軍隊才是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將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
從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連續(xù)發(fā)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民眾書》和《對日戰(zhàn)爭宣言》等10多份文件。這些文件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和罪惡行徑，指出日本以侵占東北為突破口，進而達到侵占中國，吞并亞洲，稱霸世界的目的；譴責國民黨政府對內鎮(zhèn)壓人民，對日本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闡明中國共產黨堅決捍衛(wèi)國家和民族獨立的嚴正立場；號召全國人民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迫使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zhàn)，以民族革命戰(zhàn)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要求各革命根據(jù)地對所屬紅軍、地方武裝和民眾進行政治動員，準備與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戰(zhàn)。呼吁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族，“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和農民士兵兄弟們，和我們一致來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和日本的統(tǒng)治”。
◎1931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局作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指出黨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和領導群眾開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武裝斗爭。
在這些文件中，有9月25日，毛澤東同朱德、賀龍、彭德懷等聯(lián)名發(fā)表的《中國工農紅軍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告白軍士兵兄弟書》，其中指出：“現(xiàn)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經占據(jù)了滿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槍炮炸彈屠殺著滿洲勞苦的工農群眾與兵士，把滿洲已經完全看做是他們的殖民地了”；表明工農紅軍堅決抗日的主張，號召白軍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紅軍，為共同抗日、打倒國民黨、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而戰(zhàn)。還有1932年4月15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fā)表的《對日戰(zhàn)爭宣言》。
這份《對日戰(zhàn)爭宣言》是毛澤東于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zhàn)之后撰寫的。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主席。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的主持下，中央蘇區(qū)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以蘇區(qū)中央局代理書記身份出席會議。會議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開始排擠毛澤東的正確領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由于毛澤東在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享有很高威望，中共臨時中央經討論后決定由毛澤東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這是毛澤東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任職的，因此前路將十分艱難曲折。
1931年12月14日，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萬余人在參謀長趙博生（共產黨員）、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領導下發(fā)動寧都起義，帶著兩萬多件武器，開入中央蘇區(qū)，加入工農紅軍。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由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岳為十五軍軍長。像這樣一支有著很強戰(zhàn)斗力的國民黨正規(guī)部隊成建制地投入紅軍，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震動。
第二十六路軍發(fā)動寧都起義有其必然性。該軍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劉伯堅、鄧希賢（小平）等共產黨員曾在西北軍工作過，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在該部有一定影響；后來該軍主力之一部被調往江西，雖然在第二次“圍剿”時參與攻打紅軍，但在作戰(zhàn)中，許多官兵受到紅軍的很大影響；九一八事變日本強占我國東北，又引起廣大官兵強烈的民族義憤；加上蔣介石對第二十六路軍這支雜牌部隊的歧視和壓制，更激起他們的憤慨。起義前，毛澤東已得知該部即將起義的消息，于是主持了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會議進行討論，要求盡量做好工作，爭取組織“全部暴動”。12月11日，毛澤東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會見第二十六路軍內中共特別支部代表袁漢澄（袁血卒），親自對起義將領作深入細致的工作。寧都起義不久，季振同曾對蕭勁光說：“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sup>
◎1938年，毛澤東（左3）、王稼祥（左2）、蕭勁光（左1）在延安與參加寧都起義的部分同志合影。
毛澤東以中共蘇區(qū)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負責指導紅五軍團的建設工作，建立政治委員制度。他在與即將就任紅五軍團政治委員蕭勁光談話時說：“對這支部隊，要努力按照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辦事，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從紅五軍團后來參加歷次戰(zhàn)斗時的表現(xiàn)來看，充分證明對這支部隊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寧都起義勝利和紅五軍團誕生，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力量，紅一方面軍由第一次反“圍剿”時的4萬多人發(fā)展到6萬多人。
但是，1932年1月10日，堅持奪取“中心城市”的中革軍委，不顧毛澤東的反對，發(fā)布“攻取贛州”的訓令。有人在途中還說道：打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結果攻打贛州歷時33天久攻不下，紅軍反遭重大傷亡，喪失了擴大根據(jù)地和紅軍隊伍的有利時機。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會議，報告了第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后的全國形勢。他談道：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系必將發(fā)生變化。中央代表團有的成員不同意毛澤東作這樣的分析，指責說：“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lián)，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wèi)蘇聯(lián)”，否則“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批評之聲來勢很猛，會議主持人毛澤東一言不發(fā)，會議記錄員無法再往下記。毛澤東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會后不久，毛澤東就向蘇區(qū)中央局請病假休養(yǎng)。中央局同意了他的請求。
1月下旬，毛澤東帶著警衛(wèi)班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休養(yǎng)。但有兩件大事仍一直縈繞在心頭，一件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繼續(xù)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另一件是幾萬紅軍攻打贛州的安危。毛澤東從報上看到1月28日日本軍隊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zhàn)的消息之后，他抱病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起草了《對日戰(zhàn)爭宣言》。他寫道：“日本帝國主義，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強占中國東北三省后，繼續(xù)用海陸空軍占領上海嘉定各地，侵擾沿海沿長江各埠，用飛機大炮屠殺中國人民，焚燒中國房屋，在東北及淞滬等地，被損害的不可數(shù)計，這種屠殺與摧殘，現(xiàn)在仍在繼續(xù)發(fā)展?！毙灾赋觯骸爸腥A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zhàn)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zhàn)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蘇維埃中央政府向全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眾宣言：要真正實行民族革命戰(zhàn)爭，直接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zhàn)，必須首先推翻幫助帝國主義壓迫民族革命運動、阻礙民族革命戰(zhàn)爭發(fā)展的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庇捎谛詻]有提“武裝保衛(wèi)蘇聯(lián)”，所以直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紅色中華》報上發(fā)表。在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后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去福建長汀養(yǎng)病。
在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局部抗戰(zhàn)時期，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決議和指示，要求中共滿洲省委組織東北人民建立游擊隊，開展游擊戰(zhàn)爭；在組織民眾時要注意政治上、軍事上的鞏固，把游擊隊和群眾斗爭結合起來。
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提出建立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隊，號召黨團員到農村去，發(fā)動農民，開展游擊戰(zhàn)爭。1932年3月，中共滿洲省委通過了《抗日救國武裝人民群眾進行游擊戰(zhàn)爭》文件，指出要創(chuàng)建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并支持、援助和聯(lián)合其他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1931年12月，在東北巡視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羅登賢就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從1932年初開始，省委陸續(xù)派出共產黨員領導干部到各地指導工作。其中派出省委軍委書記楊林、楊靖宇到南滿，派出大連市委書記童長榮到東滿，派出省軍委書記趙尚志到巴彥、珠河，省委秘書長馮仲云到湯原，開展創(chuàng)建抗日武裝的工作。中共北平市委還派出黨員馮基平、進步青年李兆麟到遼西抗日救國軍中開展工作。他們到各地后，指導了當?shù)攸h組織的工作，深入農村，發(fā)動群眾，建立武裝。先后在磐石、海龍、延吉、和龍、琿春、饒河、珠河（今尚志縣）等地創(chuàng)建了十幾支抗日游擊隊。開始時雖然人數(shù)少，武器裝備差，又處在對日作戰(zhàn)極端困難環(huán)境中，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下，他們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和嚴明的紀律，緊緊地依靠廣大民眾，不怕犧牲，堅持戰(zhàn)斗。
如，磐石游擊隊（南滿游擊隊）。1932年11月，中共滿洲省委派軍委代理書記楊靖宇到南滿一帶指導工作。磐石游擊隊在楊靖宇指導下，經過整頓改編發(fā)展到800多人，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二軍南滿游擊隊。從1933年1月至5月，楊靖宇指揮南滿游擊隊與敵人作戰(zhàn)60余次，粉碎敵人4次“討伐”，殲敵近千人。在勝利形勢的推動下，偽軍第十四團迫擊炮連在共產黨人的策動下起義，使南滿游擊隊人數(shù)迅速增至2000余人，成為南滿地區(qū)抗日武裝的骨干。
又如，珠河游擊隊（哈東游擊隊）。1933年初，趙尚志被派到哈東地區(qū)義勇軍中工作。1934年春，他率領珠河游擊隊在廟嶺戰(zhàn)斗中殲滅日、偽軍300多人，還攻克了珠河5區(qū)珠河鎮(zhèn)，大破3區(qū)黑龍宮，三次圍攻賓州城，全殲守城日軍，在珠河地區(qū)建立抗日根據(jù)地。
據(jù)偽滿鐵路局統(tǒng)計，1934年1月至10月，偽奉天鐵路局所轄各鐵路遭游擊隊襲擊136次，偽“新京”（長春）鐵路局所轄各鐵路遭襲擊105次，偽哈爾濱鐵路局所轄各鐵路遭襲擊127次，偽洮南鐵路局所轄各鐵路遭襲擊166次。
到1933年底，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各地抗日游擊隊在斗爭中不斷發(fā)展壯大，成為東北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主要力量，把東北抗日游擊戰(zhàn)爭推向了新階段。
東北抗日義勇軍是九一八事變以后興起的，是東北各族各階層人民、部分東北軍的愛國官兵和綠林武裝等自發(fā)組織起來的各種抗日武裝的統(tǒng)稱。1931年10月，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人周恩來撰文指出：“現(xiàn)在救國義勇軍的組織已成為工農勞苦群眾的普遍要求，我們要領導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族自己組織的救國義勇軍?！逼浜螅泄矟M洲省委提出：“大規(guī)模的組織義勇軍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戰(zhàn)爭，來動員廣大群眾建立起義勇軍組織，黨應該積極領導去參加這一戰(zhàn)爭”，對抗日義勇軍予以有力的領導和援助，使義勇軍得到迅速發(fā)展。黨組織還派出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群眾到義勇軍中工作。著名抗日將領、共產黨員李延祿、周保中曾分別擔任“國民救國軍”王德林部的參謀長、總參議，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3年春，在日軍重兵進攻下，由于缺乏集中統(tǒng)一領導，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東北義勇軍受到嚴重挫折，傷亡慘重，有的潰散了，有的退到蘇聯(lián)和熱河，尚有4萬人分散在各地堅持抗日斗爭，其中有部分人員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
面對東北抗日義勇軍失敗的困難局面，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地堅持抗日游擊戰(zhàn)爭。他們以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為骨干，聯(lián)合其他抗日武裝，建立人民革命軍，最后統(tǒng)一為東北抗日聯(lián)軍，把東北人民的抗日游擊戰(zhàn)爭推向新階段。東北抗日聯(lián)軍從長白山麓、鴨綠江畔到小興安嶺，從烏蘇里江到遼河東岸的遼闊地域，廣泛開展游擊戰(zhàn)爭，把民族自衛(wèi)的抗日烽火燃遍東北大地，英勇頑強地戰(zhàn)斗在白山黑水之間。1937年秋，東北抗日聯(lián)軍已經發(fā)展到11個軍、3萬余人，開辟了東南滿、吉東、北滿三大游擊區(qū)，殲敵1萬余人，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tǒng)治。全國抗戰(zhàn)爆發(fā)后，東北抗日聯(lián)軍等部隊繼續(xù)獨立奮戰(zhàn)，抗擊日本侵略軍。他們在堅持14年的抗戰(zhàn)中，殲滅日、偽軍20余萬人，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關內抗戰(zhàn)。
毛澤東一直非常重視和熱切關懷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即使在遭到“左”傾錯誤排擠的逆境中，始終對東北抗日聯(lián)軍等部隊的抗戰(zhàn)給予高度評價，十分重視他們對斗爭經驗教訓的總結。1934年1月，毛澤東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主席名義致電東北人民革命軍及抗日義勇軍：“大會向你們英勇抗日的戰(zhàn)士致熱烈的革命的敬禮！大會對你們堅持進行著的抗日民族革命戰(zhàn)爭，表示無限的同情。”“大會代表蘇區(qū)與白區(qū)數(shù)千萬革命民眾和紅軍歡迎人民革命軍派到大會的代表及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紅軍訂立共同作戰(zhàn)的協(xié)定?！?sup>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特別寫下了一段滿懷深情的話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領沈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占領了。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xié)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lián)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zhàn)爭。這個英勇的游擊戰(zhàn)爭，曾經發(fā)展到很大的規(guī)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sup>1949年5月14日毛澤東為黨中央起草東北抗日聯(lián)軍歷史結論時親筆手書：贊譽東北“抗聯(lián)干部領導抗聯(lián)斗爭及近年參加東北的斗爭是光榮的，此種光榮斗爭歷史應當受到黨的承認和尊重”。195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授勛儀式上更是親切而又發(fā)自肺腑地對東北抗聯(lián)領導干部馮仲云說：“你是馮仲云，東北抗聯(lián)的。你們抗聯(lián)比我們長征還要艱苦呀！”
◎1933年1月1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發(fā)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qū)、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立即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與全國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zhàn)協(xié)定。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瑞金，直接領導中央蘇區(qū)的工作。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xù)擴大侵略的形勢下，1月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發(fā)表宣言，宣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華北，愿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zhàn)協(xié)定，共同抗日。三個條件是：（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qū)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chuàng)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wèi)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tǒng)一與領土的完整。
此時蔣介石正調動5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四次“圍剿”，同時加緊經濟封鎖。中央蘇區(qū)打破國民黨軍事“圍剿”，由在前線的周恩來、朱德指揮；打破經濟封鎖的任務主要落到毛澤東肩上，這是一項重要而艱巨的工作。1933年2月中旬，臨時中央召回毛澤東到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但是對他并不信任。正如1932年11月10日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復電中共臨時中央時所寫的：“我們可同意現(xiàn)在召回澤東同志與公開批評他的錯誤觀點，批評方法應該說服教育，并繼續(xù)吸引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將削弱我們的地位?！?sup>
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投入很大精力領導中央蘇區(qū)的經濟建設。他首先抓的是使人民委員會的機構正常運轉起來，發(fā)布了臨時中央政府為打破敵人對蘇區(qū)的經濟封鎖告群眾書，號召蘇區(qū)民眾，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幫助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同時加緊春耕生產。接著，抓健全領導機構和各種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計劃，每月向人民委員會報告工作。
為了廣泛動員群眾開展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運動，全面部署中央蘇區(qū)的經濟建設工作，臨時中央政府先后召開兩次大會。在1933年8月12日至15日于瑞金舉行的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他著重說明經濟建設對于支持革命戰(zhàn)爭、發(fā)展紅色區(qū)域的重大作用。指出：“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fā)展生產，并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shù)膬r錢，又從白區(qū)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fā)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zhàn)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sup>會后，中央蘇區(qū)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群眾性經濟建設熱潮。
中央蘇區(qū)的經濟建設是在極其艱苦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的一項開創(chuàng)性事業(yè)。1934年1月毛澤東在全蘇二大作的報告和結論中指出：“農業(yè)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現(xiàn)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yè)、合作社事業(yè)和私人事業(yè)這三方面組成的”?！皩τ谒饺私洕灰怀鲇谡煞秶?，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fā)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yōu)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從發(fā)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jù)節(jié)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并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sup>毛澤東的這些來自實踐的方針政策和真知灼見，在根據(jù)地經濟建設中起了重要作用，并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雛形。
對于政權建設，毛澤東也投入了巨大精力。他強調，蘇維埃政府“須盡量接近群眾，為群眾謀一切利益”。他指出：在選舉中要充分發(fā)動群眾，預先公布候選人名單。選舉時，須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討論，逐一表決，使選民盡量發(fā)表意見。要收集選民關于自己實際生活和對政府政策法令意見的提案。他還在瑞金主持的中央蘇區(qū)南部十八縣選舉運動會議上，作了《今年的選舉》的報告。
11月中下旬，毛澤東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先后到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xiāng)、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xiāng)進行實地調查。隨后，寫出《興國長岡鄉(xiāng)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xiāng)的蘇維埃工作》這兩篇調查報告，并印發(fā)給全蘇二大。他在這次大會總結政權建設經驗時，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蘇維埃應該注意的重要問題。”因為“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zhàn)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zhàn)爭?！币螅骸耙磺袉栴}的討論解決根據(jù)于民意。”他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他是民眾自己的政權，他直接依靠于民眾。他與民眾的關系必須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發(fā)揮他的作用?！?sup>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根據(jù)臨時中央的要求參與對查田運動的領導。由于臨時中央力圖全面貫徹“左”傾土地政策，致使運動發(fā)生很大偏差。毛澤東對查田運動采取調查、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的做法，提出了一些正確的政策和方法。但是，由于“左”傾錯誤仍占上風，許多地方把大量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錯劃為地主、富農，出現(xiàn)了嚴重侵犯中農利益、消滅富農經濟的錯誤。
1933年10月，臨時中央政府批準毛澤東所寫的《怎樣分析階級》（這篇著作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文件，并通過了由他主持制定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稕Q定》對如何劃分地主與富農，劃分富農與富裕中農，以及知識分子政策等20個問題作了明確規(guī)定。臨時中央政府命令各級政府按照這兩個文件精神復查農村的階級成分。時任中央土地人民委員會副部長的王觀瀾曾評論道：“這樣打擊面就可縮小，擁護的人就多了，可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毛澤東在全蘇二大的報告中，明確提出：土地斗爭的階級路線，是依靠雇農貧農，聯(lián)合中農，剝奪富農與消滅地主。
◎1933年，毛澤東在江西瑞金8縣貧農團大會上作查田、查階級的報告。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他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繼續(xù)認定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同月，在全蘇二大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繼續(xù)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根據(jù)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精神，3月15日第二屆人民委員會發(fā)布第一號訓令，提出繼續(xù)開展查田運動。訓令認為糾正“左”的傾向，阻礙了查田運動的開展，其矛頭是針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于是“左”傾錯誤進一步發(fā)展，擴大了打擊面，增加了中央蘇區(qū)內的社會混亂，加重了蘇區(qū)發(fā)展和擴紅的困難局面。
這時，中共臨時中央打擊了大批堅持正確意見、有實踐經驗的領導干部，錯誤地開展反對“羅明路線”和“江西羅明路線”鄧（小平）、毛（澤覃）、謝（唯?。?、古（柏）的斗爭。毛澤東的親屬也都因受誅連遭到打擊。從而更加強化了“左”傾錯誤的統(tǒng)治。后來，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曾說：“蘇區(qū)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qū)的正確路線和作風?！?sup>這對粉碎國民黨第五次軍事“圍剿”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1933年9月，蔣介石經過半年準備，調集100萬軍隊，其中50萬用來重點進攻中央蘇區(qū)，他自任總司令，開始發(fā)動第五次大規(guī)模軍事“圍剿”。這時，中央蘇區(qū)紅軍主力發(fā)展到8萬多人。盡管形勢嚴峻，但如果采取符合實際情況的戰(zhàn)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這次“圍剿”，因為隨著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和根據(jù)地建設工作的開展，形勢發(fā)生了有利于革命方面的變化。但由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在這次反“圍剿”斗爭中遭到空前嚴重的失敗。
當時，紅軍的軍事指揮權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控制。博古并不懂得軍事，完全依靠由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負責指揮。此時的毛澤東受他們排斥，離開了紅軍領導崗位。博古、李德作為這次反“圍剿”的最高軍事指揮者，完全否定毛澤東為紅軍制定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實行軍事上的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
當時，毛澤東認為，應該采取“誘敵深入”方針，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但博古、李德等卻在失利時強令東方軍反擊。由于國民黨軍在數(shù)量上的絕對優(yōu)勢和裝備的精良，紅軍連續(xù)作戰(zhàn)近兩個月，不僅沒有打敗敵人，反而遭受很大損失。臨時中央領導人即由軍事冒險主義變?yōu)檐娛卤Ｊ刂髁x，強令弱小紅軍同國民黨軍打正規(guī)戰(zhàn)、陣地戰(zhàn)、堡壘戰(zhàn)，同敵人拼消耗。
就在此時，發(fā)生了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率部公開宣布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此前他們曾派代表同紅軍談判，草簽了抗日反蔣初步協(xié)定。這是國民黨軍隊中響應毛澤東、朱德發(fā)表的宣言，接受三個條件，同紅軍實行停戰(zhàn)抗日的第一支部隊。蔣介石立即從“圍剿”前線抽調九個師轉入福建，討伐十九路軍。這是一個極好的時機。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沖破國民黨軍的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qū)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zhàn)略防御轉變?yōu)閼?zhàn)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zhàn)。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qū)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jù)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把福建人民政府這些中間力量看成“最危險的敵人”，又害怕中央蘇區(qū)的丟失，拒絕采納毛澤東的建議。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敗，紅軍也因錯失戰(zhàn)機而無法打破第五次“圍剿”。
在逆境中，毛澤東抓緊時間，認真閱讀馬列主義著作，總結革命經驗。4月下旬，經周恩來同意，毛澤東離開瑞金，前往中央蘇區(qū)南部的會昌視察并指導工作。這是他被冷遇三個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機會。他在會昌工作了兩個多月，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中央蘇區(qū)南線相對穩(wěn)定的局勢，同北線連續(xù)遭受嚴重挫敗的形勢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天，毛澤東帶著幾個戰(zhàn)士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寫下了詞《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
戰(zhàn)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①
1934年7月間，毛澤東用了近一個月寫成約3萬字的《游擊戰(zhàn)爭》一書。他當時的警衛(wèi)員陳昌奉回憶說：“有好幾次主席讓我把他寫好的東西，連夜送下山去給周恩來副主席他們看。寫的什么當時我們不知道。后來主席請人把寫的東西抄清，用蠟紙刻出來，通過我們中央政府的發(fā)行科，發(fā)到了各個縣和區(qū)?！薄爸钡竭@時候，我們才知道寫的是有關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書里頭好多事是主席領著我們粉碎前幾次蔣介石‘圍剿’時我們親身經過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陽鎮(zhèn)、會昌、于都等地開調查會、走訪群眾時我們聽說過的?！?sup>
前線的戰(zhàn)局越來越不利，打破敵軍“圍剿”已不可能。毛澤東急切地要求到贛南省去視察，得到中央書記處同意。9月中旬，抵達贛南省委所在地于都。
此時，中共中央已準備西征到湘鄂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但沒有向毛澤東透露。博古、李德還曾想不帶毛澤東走。擔任李德俄文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后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毛澤東剛到于都，就接到周恩來的長途電話，要他著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敵情和地形。他立即開展調查，于20日急電報告周恩來：“信豐河〔下〕游從上下灣灘起，經三江口、雞籠潭、下湖圩，大田至信豐河沿河東岸十里以內一線，時有敵小隊過河來擾，但最近一星期內不見來了?！薄坝诙?、登賢全境無赤色戒嚴，敵探容易出入?，F(xiàn)正抓緊西、南兩方各區(qū)建立日夜哨及肅反。此復?！?sup>這個電報為中央下決心長征開始時從于都方向突圍，起了探路的作用。
由于連續(xù)的緊張工作和難以驅散的憂慮，毛澤東病倒了。他剛能起床，就開始工作。醫(yī)生一再勸告他再休息幾天，他回答說：“局勢很緊張，休息是做不到的！”
毛澤東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10月15日參加由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qū)三級主要干部會議。他在會上說：敵人這次進攻蘇區(qū)，采用的是堡壘政策，一直打到我們中央蘇區(qū)門口，企圖斷水捉魚，全部消滅紅軍。我們紅軍主力部隊要沖破敵人的封鎖線，到敵人后方去，打擊和消滅敵人。毛澤東對將要留在中央蘇區(qū)的地方干部們說：你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蘇區(qū)，團結人民，開展游擊戰(zhàn)爭。你們不要怕，不要認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只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的！10月18日傍晚，毛澤東帶著警衛(wèi)員離開于都，出發(fā)長征。
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正是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并不斷擴大侵略，把魔掌伸向華北的階段，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心急如焚的毛澤東當時的處境十分艱難。他雖然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但一直身處逆境，遭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打擊。然而，他一直表現(xiàn)得十分沉穩(wěn)。親眼目睹這一切的李維漢曾描述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tǒng)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毛澤東在前期的作戰(zhàn)指揮上（包括漳州戰(zhàn)役和宜樂戰(zhàn)役），在中期對中央蘇區(qū)經濟建設、政權建設、土地改革的領導中，以及后期在會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每一次都竭盡全力，做出重要成績。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還讀了許多書，作了許多調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識和才干不斷增長。毛澤東從這段艱難經歷中悟到了深刻的啟示。
奠基西北 制定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新政策
由于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準備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jù)地。但戰(zhàn)略轉移的準備工作只在極少數(shù)中央領導人中秘密進行，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政治上、軍事上分由博古、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施。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根據(jù)地的壓力，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組織兩支部隊北上和西進。
7月，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領導的紅七軍團改稱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到閩浙皖贛邊區(qū)，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這支部隊由于兵力過小，未能牽制住敵人，反遭到嚴重損失。尋淮洲犧牲，方志敏被俘不久英勇就義。紅十軍團余部在粟裕等領導下轉戰(zhàn)閩浙贛邊，堅持游擊戰(zhàn)爭。
◎1934年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紅軍北上抗日發(fā)表的宣言。
中共中央機關人員和中央紅軍共8.6萬余人，于1934年10月進行戰(zhàn)略大轉移，開始長征。留下的紅二十四師、獨立團及地方游擊隊等共1.6萬余人及部分黨政工作人員，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在中央根據(jù)地堅持游擊戰(zhàn)爭。
中共中央的領導者在指揮中央紅軍實行戰(zhàn)略轉移和突圍時，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對于戰(zhàn)略轉移這樣的大事，既不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也不對廣大干部、戰(zhàn)士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使戰(zhàn)略轉移變成大搬家式的行動，形成一支龐大、累贅、行動遲緩的隊伍，對于行軍打仗極為不利。
長征開始后，毛澤東就同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他們一直在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為什么不能取勝的問題。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準備轉移到湖南西部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
當中央紅軍突破敵軍第一道封鎖線時，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從現(xiàn)在起，我們就要走出中央蘇區(qū)啦！紅軍通過第二道封鎖線也比較順利。當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到達廣西湘江地域時，毛澤東認為湘南地區(qū)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有利于紅軍機動作戰(zhàn)，提議乘國民黨“追剿”軍主力還沒有靠攏時，組織力量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zhàn)局，變被動為主動。但是，博古、李德拒絕了這些正確的建議。由于消極避戰(zhàn)，喪失了一次戰(zhàn)機。此時，蔣介石已調集25個師數(shù)十萬大軍，企圖消滅紅軍于湘江之側。而博古、李德卻命令部隊硬攻硬打，搶渡湘江。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以饑餓疲憊之軀，苦戰(zhàn)五晝夜，終于突破敵軍重兵設防的第四道防線。但是，紅軍為此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fā)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
湘江之戰(zhàn)遭到慘重損失后，廣大指戰(zhàn)員們開始思考，這一切究竟是怎么發(fā)生的？！劉伯承回憶道：“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xiàn)在又幾乎瀕于絕境”，“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zhí)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zhàn)役達到了頂點?！?sup>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道：“長征出發(fā)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sup>
此時，國民黨當局已判斷紅軍將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便集結近20萬軍隊，設置四道防線，企圖把紅軍一網打盡。博古、李德卻仍堅持原定計劃，準備率領紅軍繼續(xù)往蔣介石布置好的包圍圈里鉆。紅軍又處于非常危急的時刻。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jù)敵我雙方軍事態(tài)勢，認為中央紅軍不能按原計劃行動去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zhàn)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他向中央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西進，到貴州去開辟新的根據(jù)地。
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參加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會議討論戰(zhàn)略行動方針時，毛澤東認為紅軍主力現(xiàn)時北上湘西，將會陷入敵軍重圍。他根據(jù)破譯敵臺的電報材料，指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于紅軍的兵力構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他建議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shù)同志贊成和支持毛澤東提出的方針。15日紅軍主力攻占貴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多數(shù)同志接受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了根據(jù)他的發(fā)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jù)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jù)地區(qū)應該是川黔邊區(qū)地區(qū)，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sup>《決定》的戰(zhàn)略意義重大，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不僅完全打亂了國民黨軍隊的原有部署，而且連戰(zhàn)連勝，部隊的面貌為之一新。軍委縱隊政委陳云后來以廉臣筆名發(fā)表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
“赤軍由湖南轉入貴州，此時確繳獲不少。侯之擔部至少一師人被繳械，并連失黎平、黃平、鎮(zhèn)遠三府城，尤其鎮(zhèn)遠為通湘西之商業(yè)重鎮(zhèn)，赤軍將各城市所存布匹購買一空。連戰(zhàn)連進，此時赤軍士氣極旺，服裝整潔。部隊中都穿上了新軍裝。在湘南之疲勞狀態(tài)，已一掃而空矣?！?sup>
“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之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于路邊，氣息尚存。”“正詢問間，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單一條，授予老婦，并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
紅軍經貴州腹地挺進黔北，12月底占領烏江南岸的猴場。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場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并規(guī)定：“關于作戰(zhàn)方針，以及作戰(zhàn)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實際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會后，紅軍渡過烏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領黔北重鎮(zhèn)遵義城，并在遵義作短暫休整。
這時，毛澤東、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開好這次會議，毛澤東作了充分準備，寫出一個詳細的發(fā)言提綱。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云，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鄧發(fā)、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列席會議，共20人。
◎參加遵義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周恩來作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tǒng)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fā)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xiàn)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他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zhàn)爭特點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和此后軍事行動的方向及應該采取的方針。王稼祥在發(fā)言中也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多數(shù)與會同志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綱和意見。而李德則表示堅決不接受批評。陳云在傳達提綱中說：“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
經過三天熱烈討論，會議作出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fā)到支部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shù)姆止?。（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sup>會議采納決定紅軍準備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jù)地。會后，又根據(jù)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qū)創(chuàng)造新的根據(jù)地。
會后，張聞天根據(jù)與會多數(shù)同志，特別是毛澤東發(fā)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政治局通過后印發(fā)各支部。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zhàn)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zhàn)爭規(guī)律的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原則。
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進行了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負責全軍指揮的新“三人團”，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領導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統(tǒng)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身處逆境的毛澤東，團結多數(shù)中央領導層的同志，并作了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讓正確的意見被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促使遵義會議實現(xiàn)偉大的轉折。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等黨和紅軍領導人，以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和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率領中央紅軍根據(jù)實際情況的變化，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zhàn)，四次渡過赤水河，穿插迂回在敵軍重兵之間。中央紅軍在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回師黔北時，在桐梓和婁山關以南先后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師又8個團，俘敵約3千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毛澤東隨中央軍委縱隊登上婁山關，吟成《憶秦娥·婁山關》詞一首：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5月，中央紅軍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跳出敵軍的包圍圈，取得戰(zhàn)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充分顯示出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紅軍嚴格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劉伯承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紅軍順利通過四川境內涼山彝族地區(qū)。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人跡罕至的夾金山。6月12日，中央紅軍在懋功地區(qū)同張國燾、徐向前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chuàng)造川陜甘革命根據(jù)地，領導和推動全國抗日運動。但是，張國燾借口給養(yǎng)困難，提出南下四川、西康。7月10日中共中央到達蘆花。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國燾，催促他率部北上。在18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為了團結張國燾共同北上，同意將原由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改由張國燾擔任。然而由于張國燾堅持南下，一拖再拖，貽誤戰(zhàn)機，使紅軍已難經松潘沿大道進入甘南。
中央只得撤銷預案的《松潘戰(zhàn)役計劃》，改從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大草地北上。中共中央根據(jù)“夏（河）洮（河）戰(zhàn)役計劃”，將紅軍分左、右兩路北上。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率領，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兩路紅軍到班佑會合。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的決議》，重申了兩河口確定的戰(zhàn)略方針，強調必須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糾正悲觀失望的右傾錯誤。同時，繼續(xù)對張國燾進行耐心的說服工作。會后，周恩來病倒了，毛澤東肩上的擔子更重了。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指出紅一、紅四方面軍主力宜經班佑北上，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張國燾不執(zhí)行北上的戰(zhàn)略方針，并對堅決擁護中央北上方針的朱德、劉伯承極力加以排斥。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論證了中央北上方針的正確，要求左路軍迅速向右路軍靠攏，以便共同北上。會議通過決議，批評張國燾企圖使紅軍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等地的錯誤。
8月下旬，毛澤東等隨右路軍從毛兒蓋出發(fā)，歷時數(shù)日，穿越渺無人煙的茫茫草地，先后到達四川省的阿壩和巴西、阿西地區(qū)，等待與前來的左路軍會合。這時，毛澤東在巴西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出要重新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
但是9月9日，張國燾卻背著中央密電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部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擔任右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看到電報，立刻報告毛澤東。毛澤東經與周恩來等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俄界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zhàn)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的方針是錯誤的，其實質是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敵我力量估量上存在原則分歧。中央號召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zhàn)士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斗爭，促其北上。
俄界會議后，北上部隊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迅速北上，一舉突破天險臘子口。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率領主力紅軍翻越岷山，9月20日進入甘肅南部宕昌縣小鎮(zhèn)哈達鋪。毛澤東從當?shù)卣业降膱蠹埳狭私獾疥儽庇邢喈敶蟮囊黄K區(qū)和相當數(shù)量的紅軍。他在陜甘支隊干部會議上提出到陜北去。毛澤東隨第一縱隊行進，9月27日到達通渭縣，在榜羅鎮(zhèn)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正式確定把中共中央和陜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陜北，“在陜北保衛(wèi)和擴大蘇區(qū)”。
會后，紅軍陜甘支隊繼續(xù)北上，跨過西（安）蘭（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盤山，沖破了國民黨軍隊的最后一道封鎖線。在即將到達陜北蘇區(qū)時，毛澤東登上六盤山頂峰，心潮澎湃，寫下了《清平樂·六盤山》詞：
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陜甘支隊一越過六盤山，就遇到國民黨的騎兵。聶榮臻回憶道：
“隨后，毛澤東同志也上了我們占的這個山頭。他叫把各大隊的領導干部都召集來，決定要消滅這股敵人。他親自命令一大隊和五大隊從兩側迂回兜擊，四大隊從正面突擊。三個大隊像猛虎撲食似地撲下山去，把敵人解決了，繳獲了一百多匹馬。大家對打騎兵有信心了。我們用繳獲的馬匹裝備了縱隊的偵察連，我們也開始有自己的騎兵部隊了?！?sup>
10月19日毛澤東隨部隊進駐吳起鎮(zhèn)。2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于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和結論，指出：“到達這地區(qū)的任務已完成了，敵人對于我們追擊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們的任務是保衛(wèi)和擴大陜北蘇區(qū)，以陜北蘇區(qū)領導全國革命，以陜、甘、晉三省為紅軍發(fā)展的主要區(qū)域。
他在結論中指出：結束一年長途行軍，開始了新的有后方的運動戰(zhàn)。提高戰(zhàn)斗力，擴大紅軍，解決物資問題，是目前部隊的中心工作。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眾的意見，要依靠他們。會議批準榜羅鎮(zhèn)會議關于奠基西北，落腳陜甘的戰(zhàn)略決策，宣告中央紅軍長征的結束。毛澤東在《七律·長征》中寫道：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在上海的魯迅向中共中央發(fā)來賀電：“英雄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sup>共產國際也高度評價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英雄斗爭的模范”。
◎毛澤東的《七律·長征》詩，作于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長征即將結束之際。
11月5日，毛澤東率紅一軍團到達象鼻子灣。他向隨行部隊講話，對長征作了總結。他說：
“我們從瑞金算起，總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陜，共十一個省，經過了五嶺山脈、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萬水千山，攻下許多城鎮(zhèn)，最多的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長征。敵人總想消滅我們，我們并沒有被消滅，現(xiàn)在，長征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它將載入史冊。我們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fā)時，是八萬人，現(xiàn)在只剩下一萬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華，現(xiàn)在又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了，今后，我們紅軍將要與陜北人民團結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任務！”
◎長征到達陜北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秦邦憲（右起）。
中央紅軍到達陜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據(jù)地，這是巨大的勝利。但要實現(xiàn)把大本營放在西北的奠基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陜甘革命根據(jù)地，是20世紀30年代初由劉志丹、謝子長分別在陜北、陜甘邊領導武裝起義后創(chuàng)立的兩塊根據(jù)地合并而成的。謝子長犧牲后，這里的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由劉志丹統(tǒng)一指揮。中央紅軍到達陜甘前一個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區(qū)的紅二十五軍2900多人，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由徐海東、程子華率領，歷時10個月，轉戰(zhàn)近萬里，先期到達陜北延川，同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合。三個軍合編成紅十五軍團，共有兵力4800人，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
但是，當時陜甘根據(jù)地面臨十分嚴峻的形勢。從外部環(huán)境看，隨著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國民黨當局立刻調集重兵到陜甘蘇區(qū)周圍，氣勢洶洶地繼續(xù)向陜甘根據(jù)地推進。從根據(jù)地內部來說，中央紅軍到達前出現(xiàn)“左”傾錯誤，新成立的陜甘晉省委在錯誤肅反中，不少軍政干部被捕被殺，甚至連劉志丹也被關了起來。根據(jù)地陷入嚴重危機。能否解決這兩個問題，是關系到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陜甘根據(jù)地能否站住腳跟，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關鍵問題。
11月3日，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就陜北肅反問題，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說：“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陜北紅軍的戰(zhàn)斗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chuàng)造這塊根據(jù)地的同志是黨的好干部?！彼⒖桃笫∥和Ｖ勾?、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中共中央派了國家保衛(wèi)局長王首道等組成工作組，前往瓦窯堡調查并糾錯。毛澤東叮囑他們：“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sup>
同日，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軍事行動。毛澤東提出應該在本月內粉碎敵人對陜甘根據(jù)地的第三次“圍剿”。軍隊編制恢復紅一方面軍，轄第一軍團（由陜甘支隊改成）和第十五軍團。會議決定軍事工作由毛澤東負責；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會后任命彭德懷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全軍共五個師又四個團，一萬多人。
根據(jù)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領導人暫分兩路：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劉少奇等率領中央機關先到瓦窯堡；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開赴前線，準備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毛澤東和周恩來、彭德懷決定：擬打一次大的殲滅戰(zhàn)，決定在直羅鎮(zhèn)布下口袋陣，采取包圍側擊戰(zhàn)術殲敵，再視情況轉移兵力，阻敵增援，打破這次“圍剿”。11月1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西北軍事委員會議，他在報告中指出：大量消滅敵人，猛烈擴大紅軍，擴大蘇區(qū)，是三位一體的任務。戰(zhàn)略方針是攻勢防御。建議將紅軍主力集中南線。
這時，蔣介石正在調集東北軍五個師的兵力組織對陜甘根據(jù)地新的進攻。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后，立即迎擊國民黨軍隊的“圍剿”，11月20日至24日取得了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重大勝利。當時，毛澤東指揮若定，將指揮所設在距直羅鎮(zhèn)不遠的山坡上。他在下達作戰(zhàn)命令時斬釘截鐵地說：“這個仗，一定要打好！”“我們要的是殲滅戰(zhàn)，不是擊潰戰(zhàn)！”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勝利的意義，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戰(zhàn)役結束后，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干部大會上，作了《直羅戰(zhàn)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他指出取得這次戰(zhàn)役勝利的原因是：“一、兩個軍團的會合與團結（這是基本的）。二、戰(zhàn)略與戰(zhàn)役樞紐的抓?。êJ河與直羅鎮(zhèn)）。三、戰(zhàn)斗準備的充足。四、群眾與我們一致?！?sup>報告提出，對待俘虜軍官采取一律不殺和優(yōu)待釋放的做法，既搞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也搞上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
然而，毛澤東更關注的是陜北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他和周恩來、彭德懷從前線致電張聞天、博古，請他們詳細考察這方面的實際情況，并且肯定地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要糾正錯誤，但要慎重，要有利于領導層的團結。
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結束后，毛澤東等從前線回到瓦窯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一起，聽取關于審查劉志丹等“案件”情況的匯報，指出：逮捕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立即予以釋放。王首道回憶說：“毛主席的指示和劉志丹等同志釋放的消息傳出以后，廣大軍民奔走相告，歡欣鼓舞，熱烈歡呼：‘劉志丹同志得救了！’‘陜北得救了！’”陜甘根據(jù)地兩個最緊迫問題的解決，使中共中央真正實現(xiàn)了奠基西北的戰(zhàn)略任務。
1935年中國整個時局發(fā)生了巨大變動。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加快了對中國侵略的步伐，矛頭直指華北，中華民族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1933年5月《塘沽協(xié)定》簽訂后不久，日本軍部確定了使華北特殊化的侵略擴張政策。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與中國簽訂《何梅協(xié)定》和《秦土協(xié)定》，接著又發(fā)動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企圖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島三個特別市脫離中國政府管轄，并加緊對華北的經濟掠奪。全國人民無比憤怒，開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jù)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停止內戰(zhàn)，抗日救國，組織全國統(tǒng)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lián)軍。10月1日正式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fā)表。
《八一宣言》公布時，還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已經在考慮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fā)表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lián)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25日，毛澤東發(fā)表對《紅色中華》報記者談話，重申“蘇維埃中央政府愿意與國內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反蔣的作戰(zhàn)協(xié)定”，進行民族革命戰(zhàn)爭，以求中國領土的解放和完整。
隨著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國民黨集團內部出現(xiàn)分化。毛澤東清醒地看到：集結在陜甘蘇區(qū)周圍的國民黨軍隊一半以上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軍是楊虎城指揮的，楊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進步思想；東北軍雖是“圍剿”軍主力，但東北淪陷后背井離鄉(xiāng)，有著強烈的抗日收復故土的要求；至于張學良，同日本有著家仇國恨，勢不兩立。因此，毛澤東、周恩來等把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重點首先放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上，從優(yōu)待釋放被俘官兵著手，寫信給他們的師長、軍長以至張學良，逐步開展對上層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
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從蘇聯(lián)回到陜北，向中共中央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tǒng)一人民陣線的決議精神。11月28日，毛澤東、朱德分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fā)表《抗日救國宣言》，指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愿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愿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zhàn)協(xié)定，而且愿意更進一步地同他們組織抗日聯(lián)軍和國防政府?！?sup>
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主張，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fā)展。1935年12月，北平學聯(lián)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抗日愛國運動——一二·九運動，并迅速席卷全國。學生們還下鄉(xiāng)進行宣傳，博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這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毛澤東指出：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zhàn)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zhàn)的思想，準備了抗戰(zhàn)的人心，準備了抗戰(zhàn)的干部”，“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紀念”。隨著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中共中央面臨著從土地革命戰(zhàn)爭向民族革命戰(zhàn)爭轉變的新形勢，有必要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zhàn)略方針，以便“組織千千萬萬民眾進入偉大的民族革命戰(zhàn)場上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西安定縣（今子長）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即瓦窯堡會議）。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李維漢、王稼祥、劉少奇、鄧發(fā)、凱豐、張浩、鄧穎超、吳亮平、郭洪濤等。張聞天主持會議。會議著重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zhàn)略，比較完整、系統(tǒng)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本政策。會上張聞天作關于政治形勢和策略問題的報告，張浩作關于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報告。
12月23日，會議討論軍事戰(zhàn)略問題時，毛澤東作了關于軍事戰(zhàn)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他一開始便分析了當前的形勢特點，即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占中國，及紅軍的勝利。提出1936年的軍事部署是：“正確估計敵我力量，準備對日直接作戰(zhàn)，擴大紅軍，發(fā)展游擊隊及白軍工作。”他歸納了十四條作戰(zhàn)指揮的基本原則，包括：反對單純防御，實行積極防御；在內線作戰(zhàn)中，一般的是后發(fā)制人；波浪形的發(fā)展，反對冒險主義；又要打又要走，沒有固定戰(zhàn)線；爭取技術的提高；反對不讓敵人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后退；集中兵力于一個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戰(zhàn)斗準備；統(tǒng)一指揮下，依照情況分工指揮；以戰(zhàn)略方針去指導戰(zhàn)役戰(zhàn)術方針等。他提出：準備6個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號召全黨學習軍事，一切服從戰(zhàn)爭。張浩說：“澤東同志將九年來國內戰(zhàn)爭經驗總結起來，是很有價值的?！?sup>同日，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zhàn)略問題的決議》。根據(jù)決議，毛澤東、周恩來擬定了行動計劃，著手進行東征的準備。
會議討論政治問題時，毛澤東作了主題發(fā)言。討論中，對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產生了爭論。毛澤東提出，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入侵華北，在中華民族面臨危亡關頭，不僅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求抗日，民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應當聯(lián)合他們抗日。博古的發(fā)言論證了“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反對聯(lián)合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再次發(fā)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變’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這一理論。我是根據(jù)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提出聯(lián)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的?！?sup>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我們的戰(zhàn)略方針是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把國內戰(zhàn)爭與民族戰(zhàn)爭結合起來。
12月25日，會議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這次會議是從十年內戰(zhàn)到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轉變中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表明黨中央克服了長征前一段時期“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指導思想，不失時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
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jù)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在分析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和國內各階級之間關系發(fā)生變化的基礎上，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問題，作了精辟的闡述。他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是有區(qū)別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是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在中國面臨變成殖民地危險的時局下，這個階級有起變化的可能性，其一部分（左翼）有參加斗爭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則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tài)度的可能。毛澤東根據(jù)九一八事變以來他們中許多代表人物政治態(tài)度的變化，論證了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lián)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關于地主買辦營壘，毛澤東指出，他們內部也不是完全統(tǒng)一的，“當斗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拔覀円褦橙藸I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tǒng)統(tǒng)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報告強調當前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要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報告還及時提醒要注意汲取1927年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在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發(fā)揮領導作用。毛澤東強調指出，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應爭取國際援助，首先是蘇聯(lián)的援助，初步闡明了建立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思想。
瓦窯堡會議結束后，中共中央著手進行東征的準備，決定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實行東征，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按計劃抗日先鋒軍首先向山西、綏遠進軍，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線的華北廣大地區(qū)發(fā)展，直接與日軍作戰(zhàn)，以實際行動表示紅軍抗日的決心。
毛澤東從瓦窯堡出發(fā)，經過延川到達延長縣縣城。1936年1月底，他在這里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并作了報告，進一步闡述了根據(jù)地的發(fā)展與鞏固的關系。會議進一步統(tǒng)一了思想，加快了東征的戰(zhàn)備步伐。
此時，恰好下了一場大雪，毛澤東心情極好，作了詞《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shù)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936年2月20日晚紅一方面軍發(fā)起東征戰(zhàn)役?？谷障蠕h軍強渡黃河，一舉突破閻錫山晉綏軍的防線。毛澤東于21日從河口東渡黃河，23日到達距石樓縣城20公里的張家塔，即致電十五軍團：“石樓為東征戰(zhàn)略要地，須盡一切方法奪取之?！钡诙焖团淼聭褧希逻_訓令：我方面軍已完成東征戰(zhàn)略的第一步任務；方面軍盡快集中兵力消滅敵軍一路至兩路，取得在山西發(fā)展抗日根據(jù)地之有利條件，完成東征計劃第二步任務。同時，他和張聞天、彭德懷急電周恩來：“請到前線催促紅二十八軍主力東調，如能及早趕到，定能奪取被晉綏軍占領的吳堡、佳縣、神府許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劉志丹、宋任窮即率紅二十八軍向東，恢復了一度被他們占領的大片區(qū)域。閻錫山對紅軍突破黃河天險，十分驚慌，立即調集14個旅的兵力，準備向紅一方面軍發(fā)起反擊。
毛澤東一過河，便決定在呂梁山地區(qū)重創(chuàng)閻錫山的晉綏軍。10日至13日，方面軍主力擊退晉綏軍4個縱隊的第一次反擊，為紅軍向前挺進打開了通道。
為了宣傳紅軍的抗日主張和有關政策，毛澤東和彭德懷聯(lián)名發(fā)布《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號召一切愛國志士與紅軍聯(lián)合一致抗日；指出紅軍保護愛國運動，保護革命人民，保護工農利益，保護知識分子，保護工商業(yè)。
東征初戰(zhàn)告捷。為了擴大戰(zhàn)果，毛澤東在大麥郊召開紅一方面軍團以上干部會議。決定下一階段的行動，以紅一軍團并指揮第八十一師為一路（右路軍），擔任主攻，向霍縣出擊，伺機向晉東南發(fā)展；以紅十五軍團兩個主力師為一路（左路軍），掩護右路軍的南下行動；以方面軍直屬隊和黃河游擊師等部統(tǒng)歸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指揮（中路軍），鞏固現(xiàn)有占領區(qū)，保護黃河渡口和后方聯(lián)絡線。各路部隊從3月中旬開始南下和北上。
這時，陜北根據(jù)地形勢已經好轉，為總結前一段工作，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先后在孝義縣和石樓縣舉行，通常稱為晉西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強調，瓦窯堡會議決議是合乎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案的，會后的中央工作是與國際決議一致的。他說：中國共產黨要站在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對的?！蔽覀兊娜蝿眨妹恳环昼妬頎幦∽畲蠖鄶?shù)。會議討論軍事戰(zhàn)略方針問題時，由毛澤東作報告。他說：華北是全面對日作戰(zhàn)的戰(zhàn)場。“經營山陜，主要是山西，是對日作戰(zhàn)必要與重要的步驟?！蔽覀兊姆结樖恰耙园l(fā)展求鞏固”。
當紅軍分別南下和北上時，蔣介石調遣10個師的兵力開入山西，派陳誠協(xié)助閻錫山指揮作戰(zhàn)。為避免內戰(zhàn)，促進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5月初，經中共中央批準，毛澤東等率部回師河西。
兩個多月的東征，紅軍在山西10多個縣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建立一些抗日游擊隊和游擊區(qū)，為后來開辟抗日根據(jù)地打下了基礎。在東征作戰(zhàn)中，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不幸犧牲。
5月5日毛澤東、朱德再次發(fā)出《停戰(zhàn)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但蔣介石拒不接受，調集16個師另3個旅的兵力，對陜甘根據(jù)地發(fā)動新的“進剿”。
為了應對十分緊張的形勢，5月8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目前形勢與今后戰(zhàn)略方針》的報告。他指出：我們的任務，總的是建立全國人民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具體任務，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口號是爭取直接對日作戰(zhàn)，以紅軍作先鋒，可以轉到同東北軍一齊去干。對南京的態(tài)度，我們發(fā)一個回師宣言，主張停戰(zhàn)議和。他強調在山西立足，并選擇甘肅作行動方向，“地方雖不好，但有極重要的意義”。他還提出辦一所紅軍大學，培養(yǎng)大批干部，以適應形勢發(fā)展的需要。
這時，中央決定紅軍向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地區(qū)西征，以爭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聯(lián)合。5月18日，中革軍委決定以紅一方面軍主力組成西方野戰(zhàn)軍，由彭德懷率領西征。由于這里是回民聚居地區(qū)，毛澤東在25日發(fā)布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提出：“主張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決”；“擔?；孛裥叛龅慕^對自由”；“愿意武裝回民，成立獨立的回民抗日軍”；“取消軍閥官僚民團的一切苛捐雜稅，改善回民的生活?！?sup>西方野戰(zhàn)軍接連取勝，沉重打擊了國民黨軍馬鴻逵、馬鴻賓等部；對被俘的何柱國部分官兵，經過教育后全部釋放，以促進紅軍和東北軍合作關系的發(fā)展。
西方野戰(zhàn)軍作戰(zhàn)到8月1日結束。這次戰(zhàn)役，俘獲人槍各2000有余；開辟了橫寬200多公里的新區(qū)，與陜甘老根據(jù)地連成一片；紅軍和地方武裝都得到了發(fā)展，為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作了積極準備。
當西征戰(zhàn)役正在激烈之際，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陜甘寧革命根據(jù)地，進行采訪。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保安以后，見到了毛澤東。從1936年7月至10月，毛澤東在保安多次會見斯諾。不久，在斯諾筆下這樣記載著他最初見到毛澤東時的印象：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于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茍，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zhàn)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xiàn)有的最有才干的戰(zhàn)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p>
“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zhàn)士沒有什么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服——包括兩套布制服?！?/p>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后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p>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兩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于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fā)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p>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征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tài)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fā)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jù)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杰出和無法招架的?！?sup>
毛澤東曾經多次同斯諾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向他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內外政策。
關于對外政策。毛澤東說：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它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機會。蘇維埃政府是歡迎外國投資的。
關于抗日戰(zhàn)爭的前途和戰(zhàn)略方針。毛澤東說：日本必敗，中國必勝。中國當前的任務是收復全部失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zhàn)場上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樣大規(guī)模的運動戰(zhàn)，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糠烙な碌年嚨貞?zhàn)。陣地戰(zhàn)雖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種方針。
毛澤東著重談到：面對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政策正在相應地作出重大變動。他說：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zhàn)爭，不能只限于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現(xiàn)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yōu)槊褡褰夥哦鴳?zhàn)的志愿，我們不能拒絕他們。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的抗戰(zhàn)，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
針對有些人惡意地把中國共產黨說成是莫斯科在華代理人的攻擊，毛澤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國際不是一種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之外，并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tǒng)治。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決不能代表俄國人說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tǒng)治，它只能為中國群眾的利益說話。
9月下旬，毛澤東又同斯諾談了聯(lián)合戰(zhàn)線問題。在談到共產黨改變對國民黨政策的原因時，他說：第一是日本的嚴重侵略，如果不同國民黨合作，我們對日抗戰(zhàn)的力量是不夠的；第二，中國民眾和許多愛國的官員都渴望國共兩黨為抗日救國而重新合作；第三，國民黨內的許多愛國分子也贊成同共產黨重新聯(lián)合。為了實現(xiàn)這一聯(lián)合，一定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給予民眾以民主權利；（三）發(fā)展國民經濟。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并不反對現(xiàn)在在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
應斯諾的再三請求，毛澤東還向他詳細談了自己從童年到長征的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訪問陜北，撰寫了第一部向全世界介紹中國革命的書《紅星照耀中國》。這是1938年復社在上海出版的這部書的中譯本《西行漫記》。
斯諾在10月底秘密回到北平。他把自己在蘇區(qū)采訪獲得的豐富材料寫成書寄到英國，在倫敦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并且很快被譯成十多種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jù)地的真實情況，在國際上產生了相當轟動的效應。以后，也被譯成中文，用《西行漫記》的書名出版，在中國國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使廣大民眾能夠比較客觀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相。而斯諾也成為見證中國共產黨人，沿著紅色之路，走向勝利的一位著名的西方記者。
此時，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直關心著被張國燾強令南下的紅軍。1936年元旦，毛澤東在復電朱德時說：“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xù)來?！薄罢尉衷趪H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lián)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zhàn)爭與民族戰(zhàn)爭相結合?！?sup>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公然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其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動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鑒于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責令張國燾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決定在黨內公布俄界會議《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同時，南下紅軍在與國民黨軍作戰(zhàn)中傷亡極大，到4月間只剩下4萬多人。這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還商請張浩（即林育英）做張國燾的工作。張浩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名義致電張國燾、朱德，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于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建議張國燾取消偽中央。張國燾被迫于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徐向前回憶道：“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后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覍γ飨倪h大戰(zhàn)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
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歷經艱險，于7月2日在甘孜同紅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等68位在陜甘的黨政軍負責人，聯(lián)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及紅二、紅四方面軍指戰(zhàn)員，“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會合，歡迎你們繼續(xù)英勇的進軍，北出陜甘與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sup>在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力爭下，紅二、紅四方面軍決定共同北上，同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得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的消息，非常興奮；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指出：我們正動員全部紅軍并蘇區(qū)人民粉碎敵人的進攻，迎接你們北上。7月28日，毛澤東等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關切地詢問：“不知糧食夠用否？目前確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在接到朱德、任弼時、張國燾來電通報北上情況后，毛澤東、張浩、張聞天、周恩來等在8月3日復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接8月1日電為之欣慰。團結一致，犧牲一切，實現(xiàn)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偉大任務，我們的心和你們的心是完全一致的?！?sup>
這時，蔣介石發(fā)現(xiàn)紅軍三大主力即將會師，立刻在9月初調集胡宗南等3個軍，企圖隔斷紅軍會合的通路。針對敵情的變化，中央軍委在9月15日至17日接連致電朱德、張國燾，指出：四方面軍應迅速占領西蘭大道的靜寧、會寧、定西段，以免一、四方面軍被敵軍隔斷。16日到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縣附近舉行會議，根據(jù)朱德、陳昌浩等多數(shù)人的意見，肯定了北上同中央會合的方針，并立即致電前線指揮部徐向前、周純全，下達了靜寧、會寧戰(zhàn)役綱領。
可是，一向陽奉陰違的張國燾會后立刻變卦，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等地，西渡黃河。朱德得知這個情況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報告，表示堅決維護原定的靜會戰(zhàn)役計劃；致電張國燾，批評他擅自改變西北局的決定；同時，通知西北局各成員速到漳縣重開會議，再次討論行動方針問題。徐向前到臨洮調查后，查明黃河以西氣候寒冷，雪山草地，人稀糧缺，渡河計劃難以實現(xiàn)，提出了停止西進繼續(xù)北上的意見。
9月27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張，通報政治局意見：“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sup>同日，又致電他們：“中央明令已下，請速令通渭部隊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張國燾被迫同意紅四方面軍北上。1936年10月9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率紅軍總部、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和紅四軍、紅三十一軍到達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10月22日和23日，紅二方面軍在靜寧以北的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第二師會師。至此，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終于實現(xiàn)全部勝利會師。
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軍委致電熱烈祝賀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指出：這一會合，證明“中國民族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與抗日聯(lián)軍是有了堅強的支柱了”，“全國同胞是有了團結御侮的核心了”，在“國內政治關系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指揮紅四方面軍北上的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也致電毛澤東，興奮地說：“在會寧我們已經與紅一師的戰(zhàn)士們攜手見面了。他們英勇殺敵的氣概，和藹親誠的態(tài)度，使我們景仰欽佩。”
中國工農紅軍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無數(shù)艱難險阻，戰(zhàn)勝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危機，勝利完成了長征。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是在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前提下取得的。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是一支不可戰(zhàn)勝的力量。其保存下來的紅軍雖然人數(shù)不多，但是黨的極其寶貴的精華。紅軍在長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長征中紅軍所表現(xiàn)出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永遠前進的強大動力。
1936年10月下旬，為了反擊蔣介石調集重兵大舉進攻甘肅、寧夏邊境地區(qū)的“通渭會戰(zhàn)”，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實施“寧夏戰(zhàn)役”計劃，紅四方面軍一部兩萬多人西渡黃河。由于國民黨胡宗南等部進展很快，割斷了紅軍主力與河西部隊的聯(lián)系，使奪取寧夏計劃無法執(zhí)行。11月11日，根據(jù)中央決定，河西部隊改稱西路軍，并開始獨立作戰(zhàn)。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對西路軍進行圍追“兜剿”。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將士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浴血奮戰(zhàn)四個月，殲敵約2.5萬余人，但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慘烈失敗。
寧夏計劃被迫中止后，不可一世的胡宗南部孤軍深入，分三路向豫旺縣進攻。1936年11月19日，彭德懷主持召開前敵總指揮部會議，擬定山城堡作戰(zhàn)部署。20日凌晨5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胡宗南部“有經山城堡、青崗峽向定邊之可能”。“打時，以首先消滅其一師、取得確定勝利后再打第二仗為原則。”這時，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線慰問的周恩來，應彭德懷要求，留下共同指揮作戰(zhàn)。在彭德懷統(tǒng)一指揮下，河東的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各路部隊向山城堡地區(qū)集中，于11月21日一舉攻入山城堡，全殲胡宗南部一個師又兩個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線后退，基本上停止了他們對陜甘根據(jù)地的進攻。
山城堡戰(zhàn)役，是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對于挫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鞏固陜甘根據(jù)地，發(fā)展革命力量，促進國內和平的實現(xiàn)，都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為中共中央奠基西北獻上的一份厚禮。
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6年的西安事變，是九一八事變以后民族危機日益激化，中國共產黨倡導并執(zhí)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針政策，特別是加強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工作的結果。在中國共產黨內，這項工作是由毛澤東直接領導的。
1935年華北事變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在國際上打算利用蘇聯(lián)牽制日本，改善與蘇聯(lián)的關系；在國內，一方面繼續(xù)加緊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軍事“圍剿”，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反蔣”方針；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利用抗日旗幟，以極苛刻的條件同共產黨談判，以達到“溶共”的目的。所以，從1935年冬起他們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國共產黨人接觸。
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繼吾，中共秘密黨員，中共中央特科秘密情報人員，公開身份為上海圣公會圣彼得堂牧師）受宋慶齡派遣，帶著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與赴陜北向中共中央?yún)R報同南京談判情況的共產黨員張子華一起，到達陜北瓦窯堡，向黨中央遞交密信，匯報情況。中共中央對此十分重視。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在致博古并轉董健吾的電報中，提出同國民黨談判的五項要求：“一、停止一切內戰(zhàn)，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lián)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sup>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
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晉西會議專門討論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同南京政府談判的問題。會議決定派周恩來為中共全權代表赴延安同張學良會談。4月9日晚，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目前不應發(fā)布討蔣令，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zhàn)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
就在同一個夜晚，周恩來在延安同張學良會談。當張學良提出“假如我們能夠聯(lián)合抗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蔣介石”時，周恩來首先說明共產黨過去是主張抗日反蔣的，不過現(xiàn)在愿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張學良根據(jù)這兩年同蔣不斷接觸和多方觀察，覺得蔣還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設法把蔣所謂“攘外必先安內”這個錯誤政策扭轉過來。周恩來聽完后，對他的主張表示同意，并愿意把這個意見帶回去，提請黨中央鄭重考慮后作最后答復。張學良高興地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在里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sup>雙方對這個重大問題已有了基本共識。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表《為創(chuàng)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公開把國民黨列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對象。5月5日，毛澤東、朱德聯(lián)名向南京政府和各界發(fā)出《停戰(zhàn)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指出：“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戰(zhàn)，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sup>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其為蔣介石氏。實際上公開宣布黨的抗日反蔣政策已開始向逼蔣抗日政策轉變。
5月2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作軍事報告討論的結論時，再次強調：“東北軍工作要加緊做”，“東北軍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團結?！?sup>不久，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lián)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zhàn)，并打出“北上抗日”旗幟，史稱“兩廣事變”。毛澤東在6月8日向《紅色中華》報記者發(fā)表談話時說：“西南抗日反蔣的軍事行動，客觀上是革命的與進步的行動?！?sup>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時局發(fā)展到新的階段”，“我們說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sup>
東征回師后，毛澤東要在東征中被俘的閻錫山部團長郭登瀛帶信給閻，表示紅軍愿意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日；派彭雪楓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同閻聯(lián)絡。他還分別寫信給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等，爭取同他們合作抗日。而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毛澤東則傾注了更多的精力。
7月1日，毛澤東根據(jù)中共中央《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致電彭德懷：“我們與東北軍關系現(xiàn)有進一步發(fā)展的可能”，“七八兩月須注大力于該軍、師、團三級的工作?！彼赋觯骸斑@個中層乃是樞紐，目前最為重要。”7月27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周恩來報告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毛澤東在會上稱贊周恩來領導的這項工作“可為很好的模范”。他提出：“以后的工作方針還是以前的三個（指：建立根據(jù)地，開展游擊戰(zhàn)爭，建立抗日聯(lián)合戰(zhàn)線），但次序要變更，第一是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擴大，應放在第一位?！睂|北軍，楊虎城部隊，南京部隊，都要建立工作委員會。不僅要注意上層，還應該抓緊中層的工作。紅軍的行動也應該配合這一工作。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
毛澤東對張學良的處境十分關心。8月9日他寫信給張學良提醒他：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在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建立聯(lián)系后，毛澤東寫信給楊虎城說：“先生同意聯(lián)合戰(zhàn)線，盛情可感?！薄傲家韵壬诶碓趧菰跉v史均有參加抗日戰(zhàn)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lián)合政策?！?sup>同一天，還寫信給該軍總參議杜斌丞：“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yè)，愿與先生勉之?！?sup>楊虎城收到毛澤東的信后十分感動，表示誠懇接受聯(lián)合抗日救國的主張。
◎1936年10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為聯(lián)合抗日給張學良（漢卿）的親筆信。
中共中央為促成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6月20日發(fā)出《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再次提出：“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qū)，立即動員全國對日抗戰(zhàn)，并實現(xiàn)民主自由與制裁漢奸，我們和紅軍不獨不妨害你們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們，并愿和你們密切合作?！薄拔覀冸S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于合作救國的談判?！?sup>這封信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產生了積極反響。蔣介石在報告中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sup>這比他在國民黨五大上的講話已有所進步。
國內的局勢發(fā)展得很快，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7月底決定，由毛澤東負責對東北軍和整個統(tǒng)戰(zhàn)聯(lián)絡的領導工作。
從1936年8月初開始，日本指使其在內蒙古的傀儡軍政府先后出兵進攻綏東和綏北地區(qū)。國民黨軍隊將領傅作義率部進行抵抗，擊潰日、偽軍的進犯，11月、12月先后收復百靈廟和大廟等地。這對全國人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毛澤東稱贊綏遠抗戰(zhàn)為“全國抗戰(zhàn)之先聲”，“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旺，氣為之壯”。社會各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援綏抗戰(zhàn)熱潮。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不得不改變幾年來的對日妥協(xié)政策。對于共產黨和紅軍，蔣介石雖然仍堅持“剿滅”的政策，但同時又繼續(xù)進行秘密談判。
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國共兩黨關系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問題的報告和結論。他指出：蔣介石對日的基本戰(zhàn)略沒有改變，但他準備開國防會議，實行局部的對日作戰(zhàn)，戰(zhàn)術有所改變，將來有可能影響他們戰(zhàn)略的動搖。報告說：我們提出談判五條原則后，他們在5月提出四項辦法〔注：（一）歡迎共方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zhàn)；（二）共方武裝參加抗戰(zhàn)待遇同中央軍；（三）共方有何意見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四）共方可選擇一些地區(qū)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他們五屆二中全會來信對談判又提出新的四條〔注：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稱這四條是：（一）尊奉三民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這新四條同五月的四項辦法有些變化，現(xiàn)在是著重統(tǒng)一，對紅軍開赴綏遠抗日沒有提。
毛澤東說：“我們愿意和南京談判，現(xiàn)在還是繼續(xù)這個方針?！睆氖Y介石態(tài)度來看：現(xiàn)在總方針變了，現(xiàn)在是鞏固他的統(tǒng)治。從前和我們無往來，現(xiàn)在有些改變了，現(xiàn)在他也來談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可能改成國防政府，但要他統(tǒng)一指揮，使群眾對他改變態(tài)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這一民族運動，不愿站在敵對地位。我們應當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為要達到真正的抗日，必須要經過這樣中間的過程，我們可以和他談判。“我們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
毛澤東在結論中提出：“我們又要抗日，又要統(tǒng)一?！薄啊谷毡仨毞词Y’，現(xiàn)在不適合。”同時還指出：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確定以國民黨、蔣介石作為今后談判的主要對手，決定發(fā)表宣言和秘密文件，會議標志著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過渡的結束，決定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
會議決定發(fā)表宣言，即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它講述了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停止內戰(zhàn)、抗日救國”的主張，嚴肅地批評國民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肯定了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有了若干進步”。再次向國民黨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zhàn)，組織全國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動神圣的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wèi)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泵鞔_提出“國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議，“關鍵現(xiàn)在是在貴黨的手中”；“至于我們方面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xié)定，并愿堅決的遵守這個協(xié)定?！?sup>
為了使全黨了解黨中央放棄反蔣口號的必要性，會議決定在黨內發(fā)布“秘密文件”，即9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shù)摹！薄拔覀兊目偡结槪瑧潜剖Y抗日。”
9月15日、1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目前政治形勢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作了三次長篇發(fā)言，著重闡明中國共產黨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領導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他說：對民族反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領導，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領導和沒有力量領導的問題。事實證明，只有共產黨有力量領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過，這樣的領導是要爭取的，現(xiàn)在正在爭取?！拔覀儸F(xiàn)在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sup>他還說：加緊對各黨各派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更能逼蔣走到抗日。會議作出《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會后，毛澤東草擬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xié)定草案》。協(xié)定草案共八條，規(guī)定：為實行對日武裝抗戰(zhàn)，實現(xiàn)抗日救國聯(lián)合戰(zhàn)線，建立民主共和國，從本協(xié)定簽字之日起，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為。國民黨方面承認：停止進攻紅軍與進犯蘇區(qū)，劃定紅軍屯駐地區(qū)，改革現(xiàn)行政治制度，允許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釋放政治犯。共產黨方面承認：紅軍不向國民黨區(qū)域攻擊，停止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言論與行動，抗日作戰(zhàn)時，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的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tǒng)一指揮與統(tǒng)一編制。協(xié)定草案的基本內容，成為后來國共談判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同各地方實力派談判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礎。
這時，毛澤東在指導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談判外，對國民黨上層代表人物、著名愛國領袖作了大量工作。他直接致函南京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停戰(zhàn)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愛國領袖，希望他們積極響應和推動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成；還分別寫信給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勢力代表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爭取他們對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主張的理解與支持。
在此期間，毛澤東進一步加強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部的工作。9月，他派秘書張文彬到西安同楊虎城談判，達成了互不侵犯、雙方在防區(qū)內取消敵對行動等協(xié)議。10月初，毛澤東等又派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常駐代表到西安張學良部，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qū)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在毛澤東指導下，到1936年深秋，初步形成了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
南京政府政策的轉變，中間經歷了不少波折。蔣介石認為，“中共問題的解決”，就是要共產黨向國民黨投誠。因此，他一面邀請周恩來在廣州或香港會談，一面調集軍隊“圍剿”紅軍，想用重大打擊后再在談判桌上提出苛刻條件。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兩面手法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軍事上，他致電駐在張學良處的劉鼎：“蔣介石向西北進攻，我方已有相當準備，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擊，促其覺悟?！痹谡紊希珴蓶|指出：“先停戰(zhàn)，后談判?！笔Y介石邀周恩來前去會談時，大舉進攻西北，使周恩來無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漢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談判。其間，共談判了三次。南京政府代表陳立夫根據(jù)蔣介石指令，提出在陜北的政權必須取消，紅軍只留三千，師長以上一律解職出洋等，于是談判中斷。當陳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敗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漢年，表示國共談判不能中止。
毛澤東認為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仍是建立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關鍵。11月13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jù)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走到與我們聯(lián)合?！?sup>12月1日，他同朱德等18位紅軍將領聯(lián)名寫信給蔣介石，批評他調集胡宗南等部進攻紅軍和蘇區(qū)，寫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薄昂稳ズ螐模赶壬觳熘??？苌畹溫剑灾匦奈＃ⅠR陳詞，佇候明教?！?sup>
可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并沒有實質性改變。他置毛澤東等的忠告于不顧，變本加厲地調集30萬軍隊準備“圍剿”紅軍，揚言至多一個月即可消滅陜甘地區(qū)的紅軍，“蕩平”根據(jù)地。張學良曾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都遭到拒絕。12月4日，蔣介石帶著軍政要員飛抵西安。他召見張學良、楊虎城時對他們施加壓力，提出兩個方案：（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陜甘前線作戰(zhàn)；（二）如不愿“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由中央軍來“剿共”。張學良、楊虎城無法接受這兩個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蔣介石“苦諫”，遭到蔣的嚴厲訓斥；再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推動，終于驅使張、楊下定決心，實行“兵諫”。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東北軍一部包圍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十七路軍同時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從南京來的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張學良、楊虎城等18位高級將領署名發(fā)表《對時局通電》，說明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被迫發(fā)動事變是為了敦促蔣介石進行抗戰(zhàn)；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zhàn)，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雖然是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影響下發(fā)生的，但發(fā)動事變完全是由張學良和楊虎城商定的，中國共產黨事先并不知道。事變發(fā)生的當天，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wèi)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lián)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稍后，張學良、楊虎城又聯(lián)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中共中央接到張學良電報后，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等在毛澤東住的窖洞里開會商量。毛澤東、周恩來在同一天復電張學良：“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薄凹t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薄岸鱽頂M來兄處協(xié)商大計，如何盼復?！?sup>
12月13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會上，毛澤東先發(fā)了言，最后又作了結論。他指出：這次事變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意義。我們對這次事變，是應該擁護的。關于對蔣介石的態(tài)度，毛澤東說：蔣介石最近立場雖是中間的立場，然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事變的影響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同時也要估計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劉峙等進攻潼關，威脅西安。在蘭州、漢中這些戰(zhàn)略要點，我們應立即部署兵力。毛澤東設想：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zhàn)線的中心。他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召集救國大會。”
與會者還有9人發(fā)言，其中講得最激烈的是張國燾。他說：“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薄耙虼耍虻鼓暇┱?，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xiàn)。”張聞天不同意這個意見，說：“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薄氨M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tǒng)，……在軍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進攻?！?sup>毛澤東在結論中說：現(xiàn)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的新階段，前面擺著很多通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敵人要爭取很多人到他們方面去，我們也要爭取很多人到我們方面來。針對張國燾“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的說法，毛澤東強調：“我們不是正面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薄坝忠词Y，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并立。”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再次電告張學良：“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xié)商爾后大計，擬請派飛機赴延安來接?！?sup>
12月14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lián)名致電張、楊，提議立即組成西北抗日援綏軍，下轄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三個集團軍；設立西北抗日援綏聯(lián)軍軍政委員會，以張學良、楊虎城、朱德三人為主席團，張為主席，楊、朱為副主席；三個集團軍主力應集中于以西安、平涼為中心的地區(qū)，只要打幾個勝仗，即可大大開展局面。15日，紅軍將領聯(lián)名發(fā)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重申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的政策；要求南京國民黨當局“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lián)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府。16日，毛澤東致電閻錫山，明確提出：“時局應和平解決，萬不宜再起內戰(zhàn)?！?sup>
周恩來等先到延安，17日飛抵西安，與張學良商談了關于正確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他于當夜致電毛澤東并中共中央，報告國民黨中央軍劉峙部已以五個師入潼關、逼渭南?！皬垟M以楊部控西安，東北軍主力集渭水北備戰(zhàn)，決戰(zhàn)必使紅軍參加?！彼淹瑥垖W良商定紅軍南下延安、慶陽一線接防。還報告說：蔣鼎文已釋放，持蔣介石信令停止內戰(zhàn)，宋子文明日來西安。“我們商定條件：（一）停止內戰(zhàn)，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日。（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四）成立抗日聯(lián)軍。（五）釋放政治犯，實現(xiàn)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贝稳眨芏鱽碛謨纱蝸黼妶蟾妫骸澳暇┯H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zhàn)，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紫槲跗髨D調和，宋子文以停戰(zhàn)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sup>
在收到周恩來電報的同時，毛澤東又獲悉：日本外相17日聲言，南京若與張、楊妥協(xié)，日本將不能坐視；日本關東軍發(fā)表聲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張聞天、博古等商定，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18日，中共中央公開發(fā)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表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要求國民黨：“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zhàn)，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lián)軍?！薄巴Ｖ挂磺袃葢?zhàn)，一致抗日。”“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辈⒈硎荆骸氨军h相信，如貴黨能實現(xiàn)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sup>
12月19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結論。他在報告中說：“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蔣介石問題上，動員一切力量來對付西安，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西安事變發(fā)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現(xiàn)?！彼赋觯何靼彩伦兊陌l(fā)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對日抗戰(zhàn)、尤其是蔣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這次事變“促進抗日（力量）與親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戰(zhàn)爭更為擴大，這是光明的一面”。我們應該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他明確提出，“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zhàn)與不使內戰(zhàn)延長”，即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張。當時，蘇聯(lián)《真理報》兩次發(fā)表評論，指責西安事變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澤東不同意這種說法，指出：“日本說蘇聯(lián)造成，蘇聯(lián)說日本造成，雙方對于事實的實質都有抹煞?！彼麍猿忠獜闹袊膶嶋H情況出發(fā)，表示：“我們準備根據(jù)這樣的立場發(fā)表通電，國際指示還未到，或者要隔兩天再發(fā)?！彼诮Y論中指出：“應估計到這次是可能使內戰(zhàn)結束?！薄拔覀儜儑鴥葢?zhàn)爭為抗日戰(zhàn)爭?！薄拔覀円獱幦∧暇?，更要爭取西安。”
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同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聯(lián)名向南京、西安當局發(fā)出通電，表明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個通電并沒有等候共產國際的來電，就在12月19日當天發(fā)表了。
為了實現(xiàn)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主張，毛澤東在19日這一天就起草并發(fā)出14份電報。其中，發(fā)給周恩來的電報11份，通報了中央的決定并提出具體工作部署。發(fā)給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兩份，命令他們率領野戰(zhàn)軍直達長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師和二十八軍開赴延安接受任務，給張楊以實際援助。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sup>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中共中央從蘇聯(lián)報刊的反應中對共產國際解決事變的態(tài)度已有所了解。12月16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但因電碼錯亂完全不能譯出。中共中央要求共產國際重新拍發(fā)電報。共產國際再次來電于20日收到。其內容和中共中央獨立自主作出的決定基本一致。當晚8時，毛澤東就把共產國際來電轉發(fā)給周恩來。
潘漢年收到《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后，立刻把它交給宋子文轉送國民黨中央。潘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代表的特殊身份，支持宋美齡等和平營救蔣介石的主張。當潘接到毛澤東19日的密電后，又把剛譯出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交給宋子文，說：宋委員最了解張學良將軍，他一定會熱情歡迎您去西安的。20日上午，宋子文由顧問端納陪同飛抵西安。張學良對宋說：只要蔣介石答應張、楊通電中的八項主張，將一致同意釋放蔣。隨后陪同宋去見蔣。周恩來明確轉告宋：中共對事變主張和平解決，希望他勸說蔣介石改變政策。次日，宋子文飛回南京。
毛澤東于12月21日又致電潘漢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談判的五項條件，要他立刻向陳立夫等提出，并表示：“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抗日?！?sup>
根據(jù)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12月21日，中革軍委主席團命令紅軍主力部隊南下，協(xié)助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抵抗南京政府軍隊的進攻。紅一、紅十五軍團同紅二、紅四方面軍各兩個軍開始南下；紅二十八、紅二十九軍及騎兵第一團組成追擊軍，監(jiān)視與牽制胡宗南部。
南京方面在了解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tài)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談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23日，張學良、楊虎城同蔣介石授意代表他的宋氏兄妹進行談判，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參加談判。周恩來在談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兩天談判，最終達成六項條件：（一）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lián)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的關系；（六）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談判結束后，12月24日晚周恩來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見蔣介石。周恩來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蔣介石當面向他作了表示，即周恩來當時向中共中央所報告的：“子、停止剿共，聯(lián)紅抗日，統(tǒng)一中國，受他指揮。丑、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談判?！?sup>他要求不采取簽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
張學良以為蔣介石已經承諾了和談條件，又怕時間久了會橫生枝節(jié)，經宋子文請求，就在12月25日同意蔣介石離開西安。張學良在沒有告知周恩來的情況下，下午三點多拉著楊虎城陪同蔣介石夫婦乘車直奔機場。臨行時蔣介石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fā)生內戰(zhàn)，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fā)生內戰(zhàn)，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sup>重情重義而經驗不足的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扣留和囚禁，其時長達半個多世紀。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周恩來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人的歡迎。左4起：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蕭勁光。
12月27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結論，指出：“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西安事變的力量使國民黨結束了十年的錯誤政策?！薄熬蛢葢?zhàn)來說，十年的內戰(zhàn)，以什么來結束內戰(zhàn)？就是西安事變?！彼M一步分析說：“西安事變這樣的收獲不是偶然的，因為國民黨已開始動搖，醞釀了很久?！薄八麄儍炔棵馨l(fā)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變便解決了這個矛盾。這是醞釀成熟、時局轉變的焦點。西安事變是劃時代轉變新階段的開始。”毛澤東清醒地認為，今后的任務還很艱巨。他指出：“關于內戰(zhàn)是否結束？我們應該說基本上是結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內戰(zhàn)或是抗日的問題，而是抗日迅速與遲緩問題?！?sup>毛澤東對于時局發(fā)展的判斷是富有預見性的。
西安事變是在非常特殊的環(huán)境中發(fā)生的。由于事起倉促，要求中共中央在急速變化的政治局勢下迅速作出判斷和處置，在第一時間就提出一個完全成熟的方案，這是不現(xiàn)實的，也是很難的事情。但從總的來說，黨對事變獨立作出的各項決策是及時而恰當?shù)?，最終實現(xiàn)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目標，為全民族的團結抗戰(zhàn)打開了通道。這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成熟。
蔣介石在西安雖然作出重大承諾，但回到南京后態(tài)度又有了變化，使時局的發(fā)展出現(xiàn)一些曲折。1937年元旦，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指出：南京內部斗爭甚烈，親日派不甘心下臺。對此，作如下處置：與楊虎城、王以哲等商議團結對敵，防御親日派進攻，紅軍準備策應，加緊晉、綏、川、桂、直、魯?shù)幕顒?，反對內?zhàn)。同一天，毛澤東、周恩來等聯(lián)名致電潘漢年，指出：共產黨“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于救亡圖存之改革”，愿與陳立夫、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fā)言，進一步提出：“自從釋蔣后，我們總的方針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薄澳壳拔覀兊姆结槪允且驌粲遗?，爭取中間派，所不同的，對軍事上應有準備，對西安更要積極地幫助與團結?！薄艾F(xiàn)在不僅是西安問題，而是全國問題?！?sup>此時，根據(jù)紅軍與東北軍達成的協(xié)議，延安由紅軍接管。中共中央機關隨即從保安遷往延安。毛澤東也在1月13日來到延安?？爝M城的時候，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延安，在陜北來說是個大地方，現(xiàn)在群眾還不了解我們，我們一定要很好地聯(lián)系群眾，要注意群眾紀律，要對群眾多做宣傳工作。從這時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10年多。
為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xiàn)，1937年2月10日，經毛澤東、張聞天等醞釀、起草的《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發(fā)表，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其中，五項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內戰(zhàn)，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zhàn)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彪娢拿鞔_表示，如果國民黨三中全會將這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為了達到全國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項保證：“（一）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qū)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qū)政府區(qū)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zhí)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共同綱領。”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新形勢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轉變。南京方面也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如停止對紅軍的進攻，取消對邊區(qū)的經濟封鎖等。
中共中央電文發(fā)表以后，得到廣大愛國人士的贊同，也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對親日派的斗爭。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10多人在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復孫中山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提案，呼吁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反對汪精衛(wèi)堅持“剿共”的方針。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提出的談判條件，同中共所提的條件相近，表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正在接受中共倡導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
為了使國民黨的政策進一步轉變，從2月份起，周恩來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三地同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周恩來等在談判中反復強調：為了真正實現(xiàn)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國民黨應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和獨立性；紅軍改編為三個師，朱德仍繼續(xù)任總指揮；陜甘寧行政區(qū)保持完整；國共合作須先確定共同綱領；命令馬步芳、馬步青部停止進攻西路軍等。對此，毛澤東曾電告彭雪楓：“與南京談判，在紅軍、蘇區(qū)方面以保證我們的絕對領導為原則，在兩黨關系方面以保證我黨獨立性為原則，這些方面絕對不能讓步，對方已大致承認?！?sup>由于蔣介石缺乏誠意，談判中對許多重大問題一時還沒有取得結果。
為了推動“聯(lián)蔣抗日”方針的實現(xiàn)，毛澤東多次寫信或致電蔣介石、閻錫山、楊虎城、孫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劉湘、何香凝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5月，他親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來第一個擔負和平使命前來蘇區(qū)的國民黨中央考察團，表示要實現(xiàn)國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國。
期間，毛澤東多次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3月1日，他在延安鳳凰山住處會見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毛澤東對她說：我們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抗日的，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只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是民族戰(zhàn)線，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漢奸在外，這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廣泛得多。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能令人滿意，但業(yè)已開始了它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就是這種轉變開始的證據(jù)。
◎1937年5月，毛澤東等和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團長涂思宗等在延安合影。左起：葉劍英、邵華、朱德、涂思宗、毛澤東、蕭致平。
關于對三民主義的態(tài)度問題，毛澤東說：我們老早就是不僅信仰共產主義，而且同時也信仰過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yōu)槭裁丛?925至1927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F(xiàn)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實現(xiàn)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即對外抗戰(zhàn)求得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與求得解除大多數(shù)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現(xiàn)時政綱，并無不合。至于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沖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只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
毛澤東把這次談話的記錄稿又帶一份給埃德加·斯諾，并附信說，這表示“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請他廣為“宣播”；也把這個記錄稿寄一份給上海《大公報》的記者范長江，請他在可能時把它發(fā)表。
一個月后，毛澤東又在延安同美國記者韋爾斯談話。他說：國共談判仍在進行，最主要的是兩黨的共同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綱領的原則在實現(xiàn)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務。在抗日戰(zhàn)爭中階級斗爭問題應有適當?shù)慕鉀Q。我們要在正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中的共同政治綱領里提出：給工農以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普遍的選舉權；對工人必須改良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對農民應減租減稅，關于土地問題應以立法及其他適當手段解決。民主制度是對日抗戰(zhàn)勝利的必要條件。全國各界各黨各派應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權利而斗爭。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使“聯(lián)蔣抗日”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毛澤東及時提出新階段的任務。他在1937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發(fā)言中說：現(xiàn)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全國工作的布置更為需要?！敝赋觯何覀冎聡顸h三中全會通電是大的讓步，是帶原則性的讓步，就是為著抗日。對于土地問題，目前應停止沒收土地。蘇維埃制度過去十年的斗爭是對的，現(xiàn)在改變也是對的。“應從理論上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有解釋清楚的責任”。
3月23日至31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fā)言中，對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任務講了三個問題：
第一，關于中日矛盾與中國國內矛盾問題。他說：（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對國內階級關系發(fā)生變化，1935年12月會議決議是估計到了，但對蔣介石的變化沒有估計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變中證實了這一估計，國民黨三中全會就是一個明證。（二）三民主義的革命的方面，與我們現(xiàn)時的政綱不是相沖突的，我們應當拿起這一武器。三民主義在理論上也要改一改。（三）階級斗爭應該以照顧大局為原則，勞資兩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協(xié)商辦法。土地革命現(xiàn)在不是主導的地位。（四）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開始了政策上的轉變，這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擴大與我們的政治影響。從開始轉變到徹底轉變還要經過一些時期，還會有很多曲折。
第二，關于過渡階段問題。他說：第一階段爭取和平已經達到；從西安事變到抗日開始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民主問題，主要口號是“準備抗日”。為了抗日要爭取民主，是目前主要任務，是這次政治局會議的主要議事日程。
第三，關于領導權問題。他說：資產階級從來都是想使無產階級服從它，做它的尾巴，這是應當著重說明的。目前形勢對我們更有利，政治攻勢都在我們方面，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平運動、民主運動，都是我們創(chuàng)始的。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還討論了張國燾的錯誤。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體，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會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他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他入黨以來，還曾有若干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他的機會主義歷史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tài)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后從頭干起。31日，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系即將發(fā)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勢，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這是一次人數(shù)眾多、代表性廣泛、意義重大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斗爭》的結論。
毛澤東在報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以及國民黨的政策開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轉變的總形勢，提出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和早日實現(xiàn)抗戰(zhàn)的三位一體的任務。報告指出，爭取民主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是“中心一環(huán)”；必須立即實行兩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將國民黨的一黨獨裁政體，改變?yōu)楦鼽h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保證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進行這兩方面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必要條件。
報告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經驗教訓，闡明了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尖銳地提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睙o產階級怎樣通過它的政黨實現(xiàn)政治領導呢？他提出了四個條件：第一，根據(jù)歷史發(fā)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實現(xiàn)政治口號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第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發(fā)揮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成為實現(xiàn)政治口號所提出的任務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鞏固和發(fā)展與同盟者的關系；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fā)展，思想的統(tǒng)一性，紀律的嚴格性。
為了順利地貫徹執(zhí)行黨的政治路線，毛澤東在結論中系統(tǒng)地論述了干部問題、黨內民主問題和全黨的團結問題。關于干部問題，他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shù)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他提出了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的干部標準。他要求黨的干部成為“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進而指出：“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我們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如斯大林所說的話：“干部決定一切?！标P于黨內民主和維護黨的團結問題，他提出要“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fā)動全黨的積極性”，強調在新時期，要“用發(fā)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最后，他號召全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斗爭。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批準了毛澤東的報告和遵義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這次會議和中共中央緊接著召開的白區(qū)工作代表會議，為迎接全國抗日戰(zhàn)爭的到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
這一時期，毛澤東付出許多心血進行理論研究工作。陜北相對穩(wěn)定的時局，國內翻譯出版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和文章已能夠傳送到陜北，使他有可能從理論上全面地回顧和思考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毛澤東著重從思想路線的高度總結黨的歷史經驗。1936年底至1937年夏，他先后撰寫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和《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論著，并將其內容在紅軍大學（1937年1月改稱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了一系列講演。
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論著中，毛澤東對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斗爭經驗進行了系統(tǒng)總結，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從中國社會和敵我雙方的基本情況出發(fā)，系統(tǒng)地闡明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特點和規(guī)律。他指出，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又經過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敵人強大，紅軍弱小，有共產黨的領導和實行了土地革命，這些特點既規(guī)定了中國紅軍可能發(fā)展和勝利，又規(guī)定了它不可能很快發(fā)展和勝利，戰(zhàn)爭是持久的。紅軍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原則應該是：在戰(zhàn)略上，采取積極防御的方針；在作戰(zhàn)上，一般應實行戰(zhàn)略退卻，保存實力，準備反攻；在戰(zhàn)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戰(zhàn)，戰(zhàn)則必勝；要集中兵力，以運動戰(zhàn)為基本作戰(zhàn)形式，力求打殲滅戰(zhàn)；實行戰(zhàn)略上的持久戰(zhàn)與戰(zhàn)役戰(zhàn)斗上的速決戰(zhàn)等。
◎《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和《辯證法唯物論》的早期版本。
毛澤東明確指出，軍事家必須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fā)展規(guī)律，并按照這些規(guī)律去決定自己的行動，戰(zhàn)勝當前的敵人。戰(zhàn)爭的勝敗既決定于作戰(zhàn)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等條件，又決定于作戰(zhàn)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他指出，任何一個指導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人，必須懂得中國革命的特點和特殊規(guī)律，懂得從這些特點產生出來的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而“左”傾教條主義者機械地照搬一般戰(zhàn)爭經驗和蘇聯(lián)軍事指導原則，招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科學。同時，在這篇論著中，毛澤東結合戰(zhàn)爭勝敗的經驗，對于主觀和客觀的關系、一般規(guī)律和特殊規(guī)律的關系、戰(zhàn)爭的攻守和進退等種種辯證規(guī)律進行了精辟論述。因此，這又是一部將軍事理論深入到哲學領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著重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方面，徹底批判黨內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事業(yè)造成的嚴重危害?！秾嵺`論》根據(jù)人類的社會實踐，特別是中國革命斗爭實踐的事實，系統(tǒng)地闡明人的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系；指出“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提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tǒng)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全面論述了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對立統(tǒng)一法則。他根據(jù)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運動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結合黨在北伐戰(zhàn)爭和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的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深刻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問題。毛澤東指出：很多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而把一般真理變成純粹抽象的公式，到處硬套，結果就不能不摔跤。
《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論著，在毛澤東思想的發(fā)展進程中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它們從理論和實踐的統(tǒng)一上，論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極端重要性，為日后系統(tǒng)地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又從思想方法論的高度指出黨內發(fā)生“左”傾和右傾錯誤的根源，對于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意義重大，為延安整風作了重要準備；這兩篇論著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fā)展做出了杰出的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jié)，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為迎接新形勢到來，喚起四萬萬同胞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經歷十年內戰(zhàn)的國共兩黨同時派出代表，共赴陜西黃陵縣橋山，參加公祭黃帝陵的民族掃墓典禮，并各自宣讀祭文。中國共產黨方面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名義致祭，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曾是國民黨早期黨員）；中國國民黨則以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名義致祭，代表是張繼、顧祝同。祭奠后，兩黨代表還進行了友好交談，一致認為凡我黃帝子孫，都應親密團結，共御外侮。
林伯渠受毛澤東、朱德委派，代表中華蘇維埃全體人民在陜西省黃陵縣黃帝陵公祭典禮上莊重宣讀祭文。這篇《祭黃帝陵文》，是由毛澤東親自撰寫，毛澤東、朱德兩人署名的。毛澤東手書現(xiàn)已鐫刻在黃帝陵軒轅廟的碑石上?！都傈S帝陵文》的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鮮花時果之儀致祭于我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陵。而致詞曰：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yè)，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shù)千年，強鄰蔑德。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zhí)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zhàn)，區(qū)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zhàn)則必勝。還我河山，衛(wèi)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尚饗。”
◎1937年，毛澤東撰寫的《祭黃帝陵文》。
4月6日，延安《新中華報》（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機關報）刊發(fā)了一篇題為《蘇維埃代表林伯渠參加民族掃墓典禮》的報道中曾披露此文。該報在這篇祭文前寫道：“蘇維埃政府代表蘇區(qū)內全體公民，為對中華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為抗日救亡之前驅，努力實現(xiàn)民族團結計，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參加?！迸c國民黨的祭文相比，國民黨的祭文32句，除祭文小序“煥發(fā)我民族之精神”外，通篇均為追述黃帝功業(yè)，一句未提團結抗日之事。而毛澤東寫的《祭黃帝陵文》共56句，8句概括了黃帝的偉業(yè)，其余均寫中華民族的現(xiàn)實遭遇和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看法。全篇昭告明志，“萬里崎嶇，為國效命”，呼吁各黨各界，民族陣線，同仇敵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偉業(yè)，如鳳凰之再生。此番告祭之情懷、境界，不獨遠超國民黨的祭文，亦為歷代祭文之拔萃者。
《祭黃帝陵文》實際上是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發(fā)布的號召全民族抗戰(zhàn)的宣言書，也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民誓為抗日救亡之先驅的“出師表”。這篇重要的歷史文獻，為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既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領導者，也是中華民族偉大抗日戰(zhàn)爭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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