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傳統(tǒng)的文史之學——自選集序言

一個人的學術(shù)觀點，往往與他的人生經(jīng)歷有關(guān)?？偟恼f來，總是取決于先天、后天所形成的稟賦。我小時候生長在農(nóng)村，沒有什么文娛活動，只能聽聽浦東說書，什么《七俠武義》《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之類。能讀些書了，也就躭讀《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的章回小說。高年級后，能讀史書了，開始閱讀《三國志》等史書，這才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容與《演義》上的說法大為不同，于是轉(zhuǎn)向閱讀正史，從而治學之時喜歡文史互證，并對文史不分的傳統(tǒng)表示認同。

新中國成立之后，家中劃為地主階級成分。之前我已生了三年肺病，家中為了搶救我，不斷變賣家產(chǎn)，實已破敗。1950年時，為了擺脫內(nèi)外交困，乃跳級一年，以同等學力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只是入學不久發(fā)現(xiàn)肺病復發(fā)，遂又進入療養(yǎng)宿舍，直到三年級時才痊愈。當時因國家需要，全國大學生都提前一年畢業(yè)，分配工作，我以肺病初愈，想鞏固一下，乘機補一些課，于是提出申請，繼續(xù)留校學習，于1954年時畢業(yè)。這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新建，而國內(nèi)已無當屆大學生供應，這就讓我有了機會到北京工作。

四年級時，從胡小石先生學習《楚辭》，這時才用功讀了一些書。小石師運用神話、宗教、民俗等相關(guān)知識進行分析，對我影響很大，這在我的《九歌》研究與李白研究上有明顯呈現(xiàn)。因而我認為，研究工作應隨選題的不同配備相關(guān)的知識，除了文史哲外，還應重視其他相關(guān)學科的知識，這也就是說，治學必須重視綜合研究。

1956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出臺，小石師傳話，讓我考他的副博士研究生，其后也就留校任教，直到今天。

可以說，改革開放之前的一段漫漫人生路，曲折多變，歷盡艱難。按照我當時的條件，出身不好，非黨非團，與家庭割不斷感情上的聯(lián)系，思想老是跟不上形勢，因而顛躓迷惑，屢陷困境。平日教學，任人擺布，不斷改換崗位；運動之中，更是險象環(huán)生，只要一個門檻跨不過，也就可能沉廢終身。由此之故，我對前半生的自我鑒定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diào)，隨波逐浪，力疲心勞。

但我也有一些優(yōu)點，做事還算認真，讀書還算勤奮，而且自知條件不如別人，不能指望上級給你什么優(yōu)惠條件，由是承擔某一任務時，如有心得，總想及時記錄下來，以免轉(zhuǎn)向后遺忘。我早期所寫的幾本書，都是在任務改變前夕突擊出來的。

研究生時，小石師本想讓我作《山海經(jīng)》的研究，后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羅根澤師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這才趕忙把學習楚辭時考慮過的一些問題寫下，因為時間限制，只能就其中《九歌》方面的問題略抒己見，也就寫成了后來正式出版時取名為《九歌新考》的第一本書。

改助教后，為五年級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我在研究生階段只上了一年多的甲骨、金文和《說文解字》部首，這時轉(zhuǎn)向立即上高年級的新課，從孔夫子到王國維，全由我一人承擔，吃力得很。但我集中精力備課，第三年時就發(fā)表了《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一文?！拔母铩鼻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約我寫作“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中的《中國文學批評簡史》一書。書稿完成后無法交出，直到80年代初期，經(jīng)改寫后才以《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一名問世。

“文革”十年，荒廢年華，但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即沒有任何價值，卻還有那么一點使用價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參加江蘇五所高校集體編寫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中的有關(guān)文論注釋工作，同時參加《辭?！返男抻?，后又參加我校和南京化學工業(yè)公司師傅組成的法家著作《韓非子》注釋組，利用空隙時間寫成了《韓非子札記》一書。“文革”結(jié)束，我又受命將注釋稿改寫成一本學術(shù)著作，增加?？钡确矫娴膬?nèi)容，以《韓非子校注》一名正式出版。

前此我曾奉命將家中“黑書”悉數(shù)上交，因而除了“雄文四卷”之外已無書可讀，后因出現(xiàn)了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工宣隊開禁，允許教師讀唐詩。精力無處發(fā)泄，潛心閱讀，隨后寫成《高適年譜》一書?！拔母铩苯Y(jié)束，為了修訂《韓非子校注》，上北京查書。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藏有胡震亨《唐音統(tǒng)簽》和季振宜《全唐詩》二書，經(jīng)請求蒙允準，花了半個多月精心閱讀，隨后寫成《敘〈全唐詩〉成書經(jīng)過》一文，由此進入了唐詩研究的行列。1990年，我主持了一次唐代文學國際會議，為了總結(jié)唐詩研究各方面的成就，我主編了一部《唐詩大辭典》，并寫了《唐詩文獻綜述》一文作為附錄。其后又為李白的一些奇特現(xiàn)象所吸引，試圖作出新的解釋，從而寫下了《詩仙李白之謎》一書。也就在同一時期，我奉校方之命，協(xié)助匡亞明前校長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匡校長要求每一位副主編都寫上一本，于是我于21世紀之初完成了《李白評傳》一書。

1980年前后，我應中華書局友人之邀，整理筆記小說《唐語林》，其成果即《唐語林校證》上、下兩冊。隨后我就整理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一些問題繼續(xù)探討，寫成《唐人筆記小說考索》一書；又把附錄中的《〈唐語林〉援據(jù)原書提要》部分調(diào)整充實，以《唐代筆記小說敘錄》一名單獨行世。與此同時，我主編了一本《唐人軼事匯編》，由我所內(nèi)人員嚴杰、武秀成、姚松負責具體編纂。出版之后，頗獲時譽，于是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又籌劃重編《宋人軼事匯編》一書，具體工作由校外專家葛渭君、周子來、王華寶三人負責。此書已于2014年出版。

1980年代，我花在唐代文史方面的精力較多，因而比較關(guān)注陳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后接受了程千帆先生的建議，為碩士生開設近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一課。到了90年代，我將這一方面的論文和講義編成《當代學術(shù)研究思辨》一書，公開出版。

除了寫書之外，我還先后寫過一百幾十篇論文，先是編成《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三本論文集。所收文章，上起先秦，下至當代。文章內(nèi)容，以文學為主，但又不囿于純文學的范圍，而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史之學聯(lián)系密切。這與我的師承有關(guān)，也與我個人的特殊境地有關(guān)。

除此之外，我還先后編了兩種論文集《無為集》與《馀波集》，把那些零散的文字又匯集起來，前者編入了《周勛初文集》，后者則于八十壽辰時編就，單獨出版行世。

古委會成立，我出任本校古籍所所長，于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古籍整理項目。其中規(guī)模較大者，一是與一些朋友主持《全唐五代詩》的編纂，出任第一主編，希望總結(jié)唐詩文獻整理方面的新成果，編成一本質(zhì)量上超過御定《全唐詩》的嶄新總集，目下初、盛唐部分已于2014年出版，全書將于2018年完成。一是組織本校古籍所與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組內(nèi)同仁，整理出一部《冊府元龜》的校訂本。這書猶如一座未被開發(fā)的寶庫。我們將宋本與明本互校，并與史書互核，且后附以人名索引，為文史學界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不少便利，出版后得到很高評價。

90年代我還做了一件頗為愜意的事，將我國流散在外的珍貴古籍唐鈔《文選集注》迎歸故土，編輯加工出版。此書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鈔本叢書》內(nèi)的二十三卷殘帙為基礎，加入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一卷，天津藝術(shù)博物館所藏的一卷殘帙，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兩片殘頁，按一百二十卷本原來的順序編排，命名《唐鈔文選集注匯存》。21世紀初，我又籌劃出了一種增補本。各界朋友共襄盛舉，我能為此稍盡綿薄，實屬三生有幸。

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教過一個學期的《文心雕龍》，“文革”之后又教過三次，因此前后只有四個學期的教學經(jīng)歷。但我做事比較認真，每講一門課，都有詳細的備課筆記，講《文心》時，也編有講義，先發(fā)給學生預習，然后講授。200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為我出《周勛初文集》時，我就把講義也印了進去，取名《文心雕龍解析（十三篇）》，也算是我涉足這一領域的一份學習心得。

因我一直在古代文論界活動，幾次重要的《文心雕龍》國際會議也都有朋友邀請前往，為此我總是竭盡所能地提交高質(zhì)量的論文。這樣，我在這一領域中雖非專業(yè)人員，卻也占有一席之地。

近年來，其他研究工作陸續(xù)結(jié)項，與《文心》的緣分卻又突然增加起來，一些學生與朋友認為，我在《解析》中呈現(xiàn)的思路和論文中提出的論點，自有其特色，應該把其他三十幾篇文章也一起注出，可以全面展現(xiàn)我的研究心得。之前我也曾再次注過兩篇文章，只是現(xiàn)已年老，力不從心，于是許多學生幫我注完了其他幾篇，實現(xiàn)了心愿。

我對這一領域的現(xiàn)狀作了審視，發(fā)現(xiàn)其間存在很多問題，有待提高，有待糾正，因而尚有空間可以開拓。思路逐漸明晰，形勢看得更清楚，于是決心發(fā)揮自己的長處，把《文心雕龍》此書放在學術(shù)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這樣既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又可克服目下普遍存在的流弊，努力使學術(shù)界走上一條更康莊的治學大道。

總的來說，目下這一領域中存在的問題，是由近百年來的學科發(fā)展越來越細化，研究工作者過趨專門而引起的。我看到，一些知名的學者，在基本文獻和典章制度方面都存在模糊的認識。況且“龍學”一名出現(xiàn)后，有些年輕學者往往一輩子只讀這一本書，相關(guān)典籍多加忽視，這樣研究工作又怎能深化？一些學者揭示的《文心雕龍》理論體系，實際上是以蘇聯(lián)式的文學理論為框架，從劉勰書中摘取相關(guān)材料，作為佐證而構(gòu)成的。因此，劉勰在理論上到底作出了哪些總結(jié)？《文心雕龍》的貢獻究竟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尚有待于再加論證。

細想起來，各門學科過趨專門化而滋生的流弊，不光發(fā)生在《文心雕龍》的研究領域，其他學科也有同樣的情況。因此，學界這一問題，應當引起我們的關(guān)切與深思。我在《文心雕龍解析》中，納入了與此有關(guān)的一些論文，其中有與前輩學者的商榷，也有與同輩朋友的商討，而在每一篇文章的《解題》中，又逐一抒寫我對這些文體的研究心得。因此，《解析》一書，綜教學與研究為一體，而這正是我整個學術(shù)生涯的縮影。

如上所言，我的研究工作，不論是《九歌》、韓非、唐代詩歌、唐人筆記小說、當代學術(shù)研究，抑或《文心雕龍》，也就呈現(xiàn)出自身的特點，即將此書放在中國學術(shù)史的背景下考察。這就突破了當下所謂“文學”的界限，而是把政治制度、時代思潮、歷史演變、文壇風氣等因素綜合起來考察。這樣做，涉及面廣，歷史感強，學術(shù)史的意味也就濃厚。因我不斷奔波于各個學術(shù)陣地，也就培育出了一種多角度考察問題的本領，談天說地，縱論古今，自然會向?qū)W術(shù)史的方向發(fā)展。

我干的活很多，有人稱我為“多面手”，我則自嘲為“勤雜工”。反正一有突擊任務，要開什么新課，接手人家丟下的課，總會首先考慮到我。自做研究生起，就碰到鳴放、反右派、大批判、交心、拔白旗、大搞衛(wèi)生、除四害、四清、“文化大革命”；大的運動之中還套若干小的運動，例如“文革”，其間還有除四舊、清理階級隊伍、深挖5·16與批林批孔，等等。真所謂“大的運動三六九，小的運動年年有”?！瓘慕虒W工作來說吧，教中國歷代散文選，教中國文學批評史，教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和隋唐五代文學史；參與大編教材，先編中國文學史，后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拔幕蟾锩焙笃谟謪⒓幼⑨尅恶R恩列斯文藝論著選讀》，編《辭?！?，注釋法家著作《韓非子》。改革開放之后，改教越南留學生，開大一語文課，參加高考出題前后計三次……如此奔波勞碌，非“勤雜工”而何？上述情況，說明我身份特殊，不可能擔任什么領導職務，做的都是實際工作，這倒也培育起了我苦干實干的精神，或許也可以說是“有心種花花不發(fā)，無心栽柳柳成蔭”吧。

屈指算來，擔任教師已有五六十年之久，始終不離本職，自然把教書育人放在第一位，平時常為學生一輩的前途著想，所花的心血也最多。有關(guān)教學方面的情況，馬來西亞籍博士生余歷雄的《師門問學錄》中有所記敘，藉此可見一斑。

這里可以附帶說明的是：2013年江蘇省評出首屆社科名家十名，我忝列其中。隨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推出一種《江蘇省社科名家文庫》，我也名列其中。此書字數(shù)與本書約略相當，內(nèi)容亦相近，我就把二者作了分工，將那些序、敘錄、訪談錄、前言后記、講義與講演稿編入江蘇人民出版社的那本《周勛初卷》，本書則純屬學術(shù)史方面的論文。讀者如有興趣，可以找江蘇的那本并讀，該書已于201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