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共和國文化事業(yè)的奠基人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開貞，又名郭鼎堂，號尚武。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樂山。作家、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社會活動家，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zhàn)士。曾赴日本留學，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中。五四時期以詩歌歌頌人民革命，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北伐戰(zhàn)爭時期，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總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共產黨。起義失敗后，在國民黨的迫害下旅居日本，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回國，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箲?zhàn)勝利后，積極反對蔣介石獨裁統(tǒng)治和發(fā)動內戰(zhàn)的陰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中國文聯(lián)主席，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xié)會名譽會長等職。是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政務院副總理兼文教委員會主任

1949年10月2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郭沫若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同時還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保衛(wèi)世界和平大會主席，中蘇友好協(xié)會總會副會長等職務。此時的郭沫若，滿臉笑容，精神矍鑠，即使日理萬機，也精力充沛，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勁。

共和國成立初期，郭沫若為恢復和發(fā)展共和國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y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郭沫若親自主持或參加了全國大學、中學教育工作會議，文化工作會議，文化教育工作會議，制定或審查工作計劃，并負責向政協(xié)、人大和國家最高領導匯報。他積極參加了救濟失業(yè)教師和其他知識分子及失學學生的工作。

郭沫若非常關心文字改革。早在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就已經寫好有關文字改革的書面意見，呈遞毛澤東，主張一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二要成立專7的文字改革機構。1949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理事會成立時，他當選為常務理事。1952年2月，他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會上講話指出：中國文字改革是一個長遠的問題，應該采取慎重的態(tài)度，堅決主張漢字必須走向拼音化；他還以生理學作為依據(jù)，提出“中國文字宜橫寫右行”，因為眼睛視線橫看比直看要寬得多，文字橫排能減少視力的損耗。經過他的倡議，《光明日報》率先改為橫排。截至1955年11月，中央級的17種報紙中已有13種改為橫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經中共中央同意改為橫排。于是全國響應，形成后來全國報刊圖書和公文均實行橫排的局面。

作為共和國主管文教工作的領導人和全國文聯(lián)主席，郭沫若十分注重對中國文藝事業(yè)的發(fā)展。共和國成立初期，尤其重視文藝工作者隊伍的建設，注重對舊文藝的改造和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他對自己要求嚴格，經常告誡自己和同志們要“不斷學習”，努力爭取“在毛澤東旗幟下長遠做一名文化尖兵”。號召廣大的文藝工作者努力結合實際，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完成了對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他們的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共和國的文化事業(yè)。

只問攀登莫問高

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有諸多職務在身，日理萬機，但是這些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對學術研究的貢獻。

郭沫若在學術研究上從不滿足，一直在不斷的攀登科學的高峰。正如他在給北京大學學生的一封信中所說的那樣：“在目前乃至我們的一生，最要緊的是‘努力攀登’，不怕高峰有多高有多遠！高峰也是逐步升高的。只問攀登莫問高！”

在對古代歷史分期問題的研究上，1950年2月，他在《蜥蜴的殘夢》中，引證了參加河南安陽殷墟發(fā)掘的郭寶鈞有關殷代人殉材料，說明殷代“這樣大規(guī)模的用人遺跡，自然是奴隸制的鐵證”。并批評了董作賓僅僅依據(jù)甲骨文“臣民”兩字是否奴隸，就否定殷代是奴隸社會。因為他判定殷周是奴隸社會的證據(jù)還很多，并不只在甲骨文這兩字的字形孤證上。他提出了“殷、周都是奴隸社會，而奴隸社會的告終應該在春秋與戰(zhàn)國之交”的明確觀點。言之有理，持之有據(jù)，確立了體系完整、邏輯嚴密的“戰(zhàn)國封建說”成一家之言。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jié)座談會上同郭沫若交談

1959年3月，郭沫若應中國歷史編寫組之邀，發(fā)表題為《關于中國古史研究中的兩個問題》的談話。這兩個問題，即中國奴隸社會的基本特征和分期標準，又推動了因“反右”斗爭一度沉寂下來的學術爭鳴。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郭沫若在共和國成立后仍繼續(xù)致力于搜集、整理與著錄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開始主編《甲骨文合集》，組織了專門的班子，直到逝世一直關心這一工作?！都坠俏暮霞饭彩占坠?1956片，13大冊，1982年出齊，歷時26年，被學術界譽為“甲骨學史上里程碑式”巨著。具體工作雖由總編輯胡厚宣負責，但它的完成卻有賴于郭沫若的“巨大威望和無微不至的關心和全力支持”。他曾指示：《甲骨文合集》要“盡可能把材料搜集齊全”，并指出，卜骨刻辭早晚混淆的現(xiàn)象及甲骨與伴出陶器即使同時埋入，也不一定為同時遺物，這一見解對甲骨學研究者頗有啟發(fā)。

在整理古典文獻方面，郭沫若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共和國成立后初，他便主持對《管子》一書的?？惫ぷ鳎员愦蜷_“戰(zhàn)國秦漢之學術寶藏”?！豆茏蛹！饭?70萬字，自1953年11月至1955年11月，歷時2年，比共和國成立前后聞一多、孫毓棠參校的《管子校釋》稿本的字數(shù)多出兩倍多，其中有大量的新材料和新收獲?！豆茏印芬粫菓?zhàn)國秦漢時代文字之總匯，其中多有關于哲學史、經濟史的資料，很有價值。但“文字復舛誤歧出，如不加整理，則此大批材料聽其作為化石而埋沒，殊為可惜”。為做好這一工作，郭沫若多方搜羅版本，調閱各種尚未出版的稿本，召集國內有關專家組成專門班子，在他指導下進行工作，最后由他總其成。書稿完成后，他寫了《管子集?！洝?，1956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豆茏蛹！房梢哉f是歷代《管子》校注的集大成者。

郭沫若不單是文學家、學者，他還是一個革命家，是20世紀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巨人，他一生著作約兩千萬字。無論是在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還是歷史、考古、古文字研究等諸多方面，他都勇于探索，勇于開辟，勇于創(chuàng)造，而且均有卓越的建樹。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