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參加平津?qū)W生南下宣傳團,從固安到容城奔保定
劉秉彥:“一二·九”以后,北平組織南下宣傳團,這是通過學聯(lián)搞的。分一二三四團。我是在固安縣的三團,去易縣的是一團,主要是步行,邊走邊宣傳,也有坐車走的。
這個宣傳團是“一二·九”運動后北平、天津?qū)W生為南下宣傳抗日救亡的愛國學生組織?!耙欢ぞ拧边\動后,國民黨采取種種措施,分化、破壞學生運動。這時,黨指出,學生運動必須和工農(nóng)兵抗日斗爭結合起來,才能達到勝利。團中央根據(jù)黨的指示,于1935年12月20日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號召青年學生到工農(nóng)兵商中去,“實行全民抗日救國大聯(lián)合”。北平黨組織經(jīng)過研究,決定利用寒假,組織“平津?qū)W生南下擴大宣傳團”。12月底,平津?qū)W生聯(lián)合會成立,郭明秋任執(zhí)行主席。1936年1月,平津?qū)W聯(lián)組成“平津?qū)W生南下擴大宣傳團”。董毓華、宋黎、江明任總指揮,彭濤任黨團書記。宣傳團成員多為“一二·九”運動的骨干,約500人。1936年1月3日,宣傳團開始沿平漢路南下。宣傳團沿途宣傳日軍在東北的暴行和華北危急情況,演出歌頌東北義勇軍的話劇《打回老家去》,還幫助農(nóng)民建立抗日救國組織。宣傳團歷時3周,徒步700里,促進了廣大群眾的覺醒,撒下了抗日的火種。宣傳團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懼,遭到國民黨軍警的包圍和毆打。為了保存力量,堅持長期斗爭,宣傳團到高碑店、保定后,返回北平。后來,在北平地下黨領導下,以宣傳團為基礎,成立了“中國民族解放先鋒隊”。
1月2日,平津?qū)W生組成的“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分別從北平、天津出發(fā),沿平漢路南下,到農(nóng)村擴大抗日宣傳。
宣傳團分4個團,一團由北京大學等東城地區(qū)大中學校組成,以北大為團長;二團由東北大學、師范大學、中國大學、法商學院等西城大中學校組成,以法商學院為團長;三團由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西郊和北城地區(qū)大中學校組成,以清華大學為團長;四團由天津北洋工學院、河北法商學院組成,以北洋工學院為團長。
各校宣傳團成員多為“一二·九”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下旬,宣傳團在保定等地被軍警包圍,被迫返回北平和天津。
我們?nèi)龍F從北京永定門出發(fā),到黃村住了一夜,在幸福莊吃飯,黃昏就到了固安縣。縣高級小學迎接我們。一個團三百多男女同學。固安縣政府反對我們,不讓我們進城。小學校長去交涉,最后還是進城了,在城里開了個大會,學生們用大喇叭講話,宣傳抗日。從固安,到容城,然后奔向保定。我提前走了一天,走到育德中學,住在德樓上,是準備來保定的同學能順利進城,好到省政府請愿。當時二師活躍。我找到育德的低年級的同學白振剛,迎接三團。第二天,三團的人到了后,便去省政府前集會。去的人不多,一共去了不過八百多人,而我們?nèi)龍F就占三百人。我們向省政府請愿,提出的條件是:
1.要求支持學生抗日;
2.支持南下宣傳團。省政府應準備好火車,以便讓學生到南京請愿;
3.允許我們有宣傳抗日的自由。
我到育德、同仁、培德中學的大會上講,就講這三條,所以幾十年過去了,仍記得很清楚。
南下宣傳團一團,從高碑店坐火車南下了。三團的一些同學聽說,也有的買火車票南下了。每個團里都有人去。到了南京不超過四百人。黨的外圍組織的人去得不多,怕被南京國民黨政府扣住。
我們?nèi)龍F去鄉(xiāng)下,過河是走用秫秸扎的橋,也有的河有船。
到每個村,唱個歌,人圍上來了,就開始宣講,講一通就走,轉到另一個村子去,一天能講四五個村子。我們團有十幾個同學自己買車票去了南京。我們沒有再往南走,在省府請愿后,到保定各中學去講過,我們便坐火車回到北京了。在保定集會,見到省長于學忠,他不讓別的學校來參加大會,但有些學校還是來了。
“七七事變”前,我沒有去真正和人民群眾深入接觸。
這一段生活,我曾和作家秦兆陽詳細地講過十多天,他后來寫了一篇《出城記》,我這兒沒有存下,你可找來看看。
我:伯伯,多少年后,我才從網(wǎng)上查到了這篇文字。這篇文章發(fā)在1951年第四期的《人民文學》上。從網(wǎng)上可以看到,當時的署名還有您的名字哩。
伯伯,您說說當時的思想,為何會有這樣堅決抗日的精神,為民族不怕一切犧牲的精神呢?這是不是和年輕單純有關呢?
劉伯伯說了他當時的思想狀況。
劉秉彥:一個人的年青時代是最純真的,可以說易受影響。我們接受了共產(chǎn)黨的宣傳,是因為它宣傳的是真理,是為民族,不是如國民黨宣傳的那樣,說我們是中了共產(chǎn)黨的毒,是受了共產(chǎn)黨的煽動才做的這些事情。不對。你們?nèi)绾尉筒荒茏屒嗄陮W生接受你的宣傳?我們有眼睛,我們有頭腦,不是可以輕信人的。如果不是真理,你再宣傳也不會讓年輕人接受。
我參加左聯(lián),去做軍運工作,應該說受文學作品影響較大。當時,我的思想和讀過的肖軍寫的《八月的鄉(xiāng)村》、肖紅的《生死場》等書的影響有關,東北義勇軍的宣傳也很得力。蘇聯(lián)的作品也有影響。從小學到大學,課外讀物給我提供了一個新的天地。肖軍的小說,是魯迅先生寫的序。他寫的那個小小的游擊隊,讓我心向往之,我后來參軍,也是受這些作品的影響。
我這時還沒有完全擺脫家庭的影響。
我從保定回到了北京,到了齊凝之家里,想說說我們南下宣傳團的情況。我沒有想到齊凝之對我講的這些事,不是那么有興趣,好像他一切都知道了。最后,我要離開他的家,他卻不讓我走。我不能回北大了,我被他軟禁在棉花胡同6號。他對我說:你的父親與我有書信往來,知道你的一些情況。我不能再讓你出去,這是為了對你的家庭負責。你現(xiàn)在先住在我這兒,不要再去北大。因為現(xiàn)在北大亂得很,怕你受到共產(chǎn)黨的宣傳而中了毒。你要在我家里住,我要對你負責,如果你出了問題,我沒法向你的家長交代。你如果被捕,我也沒有辦法營救你。我們畢竟還是普通平民百姓,國家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但不要和官方做對,我們有飯吃就可以了。咱們這樣的家庭的子弟絕不能出敗類。
我在他家那幾天,可以說他天天對我進行教育,但我聽不進去,也不好與他爭論。他是反對蔣介石的,卻感到自己無力量,怕影響自己的飯碗,不想出頭。
1936年下半年,我從他家出來,也不再住學校,而找了個公寓,在西單的皮庫胡同福興公寓。他知道后,讓侯二臣找過我?guī)状?,讓我回到他家里去,我沒有去。我在這兒一直住到了“七七事變”。我再也不回齊凝之家,他給我父親寫信說“秉彥叛逃了”。這就是說,我開始背叛我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