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師課讀

自從遷移到桃花塢后，我的讀書發(fā)生問題了。因為同居人家以及鄰近，并沒有一個私塾，而且因為我年紀(jì)太小，祖母及母親不肯放我走出大門去，我那時不過七歲多吧，而生性懦弱，易被同學(xué)所欺，于是決定請一位先生在家課讀。

請的那位先生姓何，名叫希鏗，這兩個字是名是號，現(xiàn)在已記不清了。他年紀(jì)很輕，不過二十多歲，還沒有娶過親，是一個長長的身體，瘦瘦的臉兒，說起話來，低聲下氣的。

何先生是沒有進(jìn)過學(xué)的，從前的文人，以進(jìn)過學(xué)為本位，稱為生員（即是秀才），沒有進(jìn)過學(xué)尚在考試中的，稱之為童生。有五六十歲而尚未考取秀才者，稱之為老童生（更有年高者，稱之為“壽童”，其名甚可怪也）。從前蘇州請先生，也有等級，這等級是根據(jù)于科舉的。大概未進(jìn)學(xué)的，等級最低，館谷最少；已進(jìn)學(xué)的高一級；補(bǔ)過廩，文才好的，再高一級；中過舉人的，再高一級。至于中過進(jìn)士的，也不會當(dāng)一個處館先生了。除非是那窮京官，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家里，教他們的子弟。

何先生的館谷，我記得只有三塊錢一節(jié)。原來蘇州致送教師的修金，不以月計。而以節(jié)計的。一年分為六節(jié)，便是清明、端午、七夕、重陽、冬至、年底了。三塊錢一節(jié)，質(zhì)言之，就是只有一塊半錢一月，十八塊錢一年了。后來父親又送了他三節(jié)的節(jié)敬，每節(jié)兩元。這個三節(jié)，又是什么日子呢？便是端節(jié)、中秋、年底，那末每年又多了六元，總共是二十四塊錢一年。

中國幣制一向沒有本位，在官家以銀兩計算，即所謂生銀制度，在民間則都以制錢計算。許多有錢人家，如雇用工人、傭仆們，也都是講定每月薪工幾千幾百文。但自從墨西哥銀圓流行到中國來后，江南大都是用銀圓計算了（俗呼之為“洋錢”）。當(dāng)初每一銀圓（銀圓亦作銀元），可以兌制錢一千有零，那時以何先生的資格，每年二十四元，待遇不算得太低，因為當(dāng)時的物價太便宜了。

并且江南當(dāng)時的風(fēng)氣，出外處館，也是一種清高的職務(wù)，待遇不靠這一點館薪，而膳供似更重要。吳中向稱文物禮教之邦，對于敬師之禮，非常尊重。家堂里還有一塊“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以為人生所最當(dāng)敬重的五個字，師也占了一位。這正是《論語》上所說的“有酒食，先生饌”，所以人家對于先生的膳食問題，是相當(dāng)注意而不敢輕忽的。

有些大戶人家，家里請了許多賬房先生（大概是管理田地房屋事宜），稱之為東席，而所請的教書先生則稱之為西席。而東席不能與西席分庭抗禮，西席先生吃飯，往往另開一桌，比較優(yōu)厚。學(xué)生年紀(jì)大的，就陪了先生吃飯，若是小學(xué)生，往往先生獨自一人吃飯。更有人家于吃飯后，命廚子來請問“師爺明天喜歡吃些什么菜”的。（我曾經(jīng)受過此種待遇，但要我點菜，那是大窘事，只好謝絕他道：“隨便什么都好。”真是《孟子》上所說的“待先生如此其恭且敬也”。）

我們供給何先生，不豐不嗇，大概是兩葷、一素、一湯。夜飯，蘇州人家有飯也有粥，我們就加兩小碟粥菜。那是何先生一人獨吃，我不陪先生吃。我小時頗嬌養(yǎng)，吃東西很麻煩，肥肉不要吃，多骨的魚不敢吃，愛吃的只有蛋和蝦，人也瘦弱，吃得很少，每飯不過一碗，祖母和母親很以為憂，吃飯似須加以監(jiān)督。

我們學(xué)堂里，共有三人，一是我，一是姊姊，一是四姑母的兒子，我的姚氏表兄。姊姊比我大三歲，名蓉，祖母說：“給她讀一二年書，能識得幾個字罷了?！彼x的什么《閨門女訓(xùn)》之類，也有好幾種吧，她還在習(xí)女紅，不是天天到書房的；我的姚氏表兄，年紀(jì)比我大兩歲，但是他的資質(zhì)太不聰明，我在前章已說過。所以在三個人中，我算是一位主角。

論何先生的教法，遠(yuǎn)不及陳先生的認(rèn)真，我是個小孩子，也自覺得。父親雖是商業(yè)中人，覺得教小孩子只是死讀書死背，頗不以為然。他以為小孩子要開他的知識，須從講解人手，他意思要請何先生給我講書。但這些《大學(xué)》《中庸》《論語》《孟子》，近乎哲理的書，小孩子如何聽得懂？不但是我們聽不懂，連何先生也有些講不明白呢。

于是父親又去搜購了那種易于講解的書，如《孝弟圖說》（木刻本，有圖畫，刻得很精致）、《兒童故事》之類，使小孩子易于明白的書。何先生講是講了，只是呆呆板板，使我們不感興趣。而且有幾段，何先生不講，我亦懂得。何先生是住在我家的，每隔三四天，回家住一次，到明天，往往告假一天。到了半年以后，我家方才曉得何先生是患著嚴(yán)重的肺病，照現(xiàn)在說來，只怕他的病歷，已到第三期了。

何生生家境不好，他又舍不得我家這個館地。在我們家里，他曾咯過一次血，他卻對我們的女傭說：“這是鼻衂?！弊婺敢呀?jīng)起疑心他有病了。及至有一次，他有三天不曾到館，祖母派了一個女傭人到他家里去問候他，方知他病得很厲害，他的母親（我的太師母），向女傭人垂淚。女傭人回來一說，祖母連忙命人送錢去，送東西去，并且安慰他，不必急急到館，多休養(yǎng)幾天。祖母又常常送藕汁，什么仙鶴草熬的膏子，說是專門治吐血病的，多方去慰問他。

后來他的病有些起色了，頗想力疾到館，我們家里，連忙去勸止他。那是有些私心的，當(dāng)時也早知道肺癆病是要傳染的，如何再能到館與孩子們?nèi)障ο嘤H近呢？但過了一個月，何先生又病倒了，這一次，病很沉重，蘇州人稱之為“癆病上床”，意思就是說就是不能再起床了。何先生也自知不起，但他在病中，還懷念他的館務(wù)，懷念我們讀書的荒廢，他請他老兄大何先生來代館。這位大何先生其貌不揚，學(xué)問也不好，我們的顧氏表姊，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作“何仙姑”。何仙姑本為八仙中的一位，所以稱為何仙姑者，因為他是何先生的哥哥，“仙”與“先”同音，“哥”與“姑”同音也。

何先生之兄來代館以后，未及年終，何生生已辭世了。可憐他的年齡，不過二十多歲。那個時期，蘇州青年，患肺病者甚多，往往一家兄弟數(shù)人，互相傳染，全患肺病。大概因為是慢性傳染，不知趨避，其次則體力柔弱，失于運動，尤其那些富家子弟，更容易患此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