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敘論

國史氏曰：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jié)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xué)術(shù)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shè)施之事功，適應(yīng)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dāng)之矣。悠悠千，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dāng)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泰西鄉(xiāng)原之史家，其論克林威爾也，曰亂臣，曰賊子，曰奸險，曰兇殘，曰迷信，曰發(fā)狂，曰專制者，曰偽善者，萬喙同聲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顧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國國會先哲畫像數(shù)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則克林威爾也。而我國民之于荊公則何如？吠影吠聲以丑詆之，舉無以異于元祐、紹興之時。其有譽之者，不過賞其文辭；稍進者，亦不過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業(yè)之宏遠而偉大，莫或見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則益如良璞之埋于深礦，永劫莫發(fā)其光晶也。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

曾文正謂宋儒寬于責(zé)小人而嚴(yán)于責(zé)君子。嗚呼，豈惟宋儒，蓋此毒深中于社會，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惡求全之毀。求全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爾，然且惡之，從未有盡沒其善而虛構(gòu)無何有之惡以相誣蔑者。其有之，則自宋儒之詆荊公始也。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無動為大之教，其于荊公之赫然設(shè)施，相率驚駭而沮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合，黨同伐異，莫能相勝，乃架虛辭以蔑人私德，此村嫗相誶之窮技，而不意其出于賢士大夫也。遂養(yǎng)成千年來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于社會，而舉世以學(xué)鄉(xiāng)原相勸勉。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

吾今欲為荊公作傳，而有最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端问贰分蛔阈牛俏嵋蝗怂窖?，有先我言之者數(shù)君子焉。數(shù)君子者，其于荊公可謂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于天下，又孟子所謂汙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錄之以志竊比之誠。

陸象山先生（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曰：

（前略）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悉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dāng)。公疇昔之學(xué)問，熙寧之事業(yè)，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xué)，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xí)，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zhì)也。掃俗學(xué)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shù)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xué)焉而后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嘩，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zhí)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xué)，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其決。忠樸屏伏，僉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鑒戒，后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借口而激怒，豈所望于君子哉。（中略）近世學(xué)者，雷同一律，發(fā)言盈廷，又豈善學(xué)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xiāng)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不嚴(yán)。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后略）

顏習(xí)齋先生（元）《宋史評》曰：

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nóng)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皆屬良法，后多踵行，即當(dāng)時至元祐間，范純?nèi)省⒗钋宄?、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為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dāng)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chuàng)發(fā)而卒，神宗言之，倦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金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吊聘問賂遺近幸又倍，宋何以為國？求其容我為君，宋何以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荊公為此，豈得已哉？譬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shù)責(zé)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茍安已久，聞北風(fēng)而戰(zhàn)栗，于是墻堵而進，與荊公為難，極垢之曰奸曰邪，并不與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wù)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qū)除而后已。而乃獨責(zé)公以執(zhí)拗可乎？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荊公當(dāng)念君父之仇，而韓、富、司馬等皆當(dāng)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荊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有七，一抬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騎，一創(chuàng)團保甲，一筑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zhàn)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jié)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為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wù)詆荊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荊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茍安頹靡為君子，而建功立業(yè)欲搘柱乾坤者為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至近世則有金谿蔡元鳳先生（上翔），殫畢生之力，為《王荊公年譜考略》，其自序曰：

（前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凡善有可紀(jì)，惡有當(dāng)褫，不出于生平事實。而后之論者，雖或意見各殊，褒貶互異，然事實固不可得而易也。惟世之論公者則不然，公之沒去今七百余年，其始肆為詆毀者，多出于私書；既而采私書為正史，此外事實愈增，欲辨尤難。（中略）憶公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言曰：“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dāng)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jù)。后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流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于史。而執(zhí)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dāng)前而不栗，訕在后而不羞，茍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dāng)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于冥昧之間耶。”嗚呼，盡之矣。此書作于慶歷、皇祐間，當(dāng)是時公已見稱于名賢鉅公，而未嘗有非毀及之者也。然每讀是書，而不禁歔欷累嘆，何其有似后世詆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繼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據(jù)，則必有所自來。若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盡采私書為正史。當(dāng)熙寧新法初行，在朝議論蜂起，其事實在新法，猶為有可指數(shù)者。及夫元祐諸臣秉政，不惟新法盡變，而黨禍蔓延。尤在范、呂諸人初修《神宗實錄》，其時《邵氏聞見錄》，司馬溫公《瑣語》《涑水紀(jì)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紛紛盡出，則皆陰挾翰墨以饜其忿好之私者為之也。又繼以范沖朱墨史，李仁甫《長編》，凡公所致慨于往者不能訟當(dāng)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若重為天下后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當(dāng)之，必使天下之惡皆歸。至謂宋之亡由安石，豈不過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間二百余年，肆為詆毀者，已不勝其繁矣。由元至明中葉，則有若周德恭，謂神宗合赧、亥、桓、靈為一人，有若楊用修，斥安石合伯鯀、商鞅、莽、操、懿、溫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蘇子瞻作溫國行狀，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詆安石者居其半。無論古無此體，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后則明有唐應(yīng)德者，著《史纂左編》，傳安石至二萬六千五百余言，而亦無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與言史事乎哉？（后略）

陸、顏兩先生，皆一代大儒，其言宜若可信。而蔡氏者又博極群書，積數(shù)十寒暑之日力網(wǎng)羅數(shù)千卷之資料以成年譜，而其持論若此。然則居今日以傳荊公，欲求如克林威爾所謂“畫我當(dāng)畫似我者”，不亦戛戛乎至難之業(yè)哉？雖然，以歷史上不一二見之哲人，匪直盛德大業(yè)，淹沒不章，抑且千夫所指，與禹鼎之不若同視，天下不復(fù)有真是非，則禍之中于世道人心者，將與洪水猛獸同烈。則夫辟邪說拒淫辭，揚潛德發(fā)幽光，上酬先民，下獎來哲，為事雖難，烏可以已，是則茲編之所由作也。

（附）《宋史》私評：

《宋史》在諸史中，最稱蕪穢，《四庫全書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學(xué)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shù)。”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盡出于大公。蓋自洛蜀黨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門戶之見，錮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為掩飾之言，而離異者未免指摘之過?！贝丝芍^深中其病矣。其后柯維騏著《宋史新編》，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編》，皆糾正其謬?！端膸焯嵋氛浼o(jì)志互異處、傳前后互異處，十余條。趙氏（翼）《陔余叢考》、《廿二史札記》，摘其敘事錯雜處、失檢處、錯謬處、遺漏處、牴牾處，各十余條；其各傳回護處、附會處、是非失當(dāng)處、是非乖謬處，共百余條；則是書之價值，概可見矣。而其舛謬最甚，而數(shù)百年來未有人起而糾之者，莫如所記關(guān)于王荊公之事。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惡于其間也，徒以無識不能別擇史料之真?zhèn)味视妗端问贰樊?dāng)先辯其所據(jù)之資料?？妓螘r修《神宗實錄》，聚訟最紛，幾興大獄。元祐初，范祖禹、黃庭堅、陸佃等同修之，佃數(shù)與祖禹、庭堅爭辯。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如君言，豈非謗書乎？佃雖學(xué)于荊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則最初本之《神宗實錄》，誣罔之辭已多，可以見矣。是為第一次之實錄。及紹圣改元，三省同進呈臺諫前后章疏，言實錄院前后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奸言，詆熙豐以來政事。及國史院取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供文狀，各稱別無按據(jù)得之傳聞事。上曰：文字以盡見，史臣敢如此誕慢不恭。章淳曰：不惟多稱得于傳聞，雖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傳聞修史，欺誕敢如此。安燾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雖出于反對元祐者之口，其言亦不無可信。前此蔣之奇劾歐陽修以帷薄事，修屢抗疏乞根究。及延旨詰問之奇，亦僅以傳聞了之?？芍螘r臺館習(xí)氣，固如是也。于是有詔命蔡卞等重修實錄。卞取荊公所著《熙寧日錄》以進，將元祐本涂改甚多，以朱筆抹之，號朱墨本。是為第二次之實錄。而元祐諸人，又攻之不已?；兆跁r，有劉正夫者，言元祐紹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dāng)折衷其說，傳信萬世。又有徐者，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圣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故論議紛然。當(dāng)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于是復(fù)有詔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難作。南渡后，紹圣四年，范沖再修成之以進。是為第三次之實錄。宋史所據(jù)，即此本也。自紹圣至紹興，元祐黨人，竄逐顛播者凡三十余年，深怨積憤。而范沖又為祖禹之子，繼其父業(yè)，變本加厲以恣報復(fù)。而荊公自著之日錄，與紹圣間朱墨本之實錄，悉從毀滅，無可考見。《宋史》遂據(jù)一面之詞，以成信讞，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丑詆荊公之語，以他書證之，其誣蔑之跡，確然可考見者十之六七。近儒李氏（紱）、蔡氏（上翔）辨證甚博，吾將摘其重要者，分載下方各章，茲不先贅。要之欲考熙豐事實，則劉正夫、徐所謂元祐、紹圣好惡不同互有得失者，最為公平。吾非敢謂紹圣本之譽荊公者，遂為信史，然如元祐、紹興本欲以一手掩蓋天下目，則吾雖欲無言，又烏可得也。蔡氏所撰《荊公年譜》載靖康初楊時論蔡京疏，有南宋無名氏書其后云：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shù)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fā)憤于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進，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至于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荊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荊公已死者為易與，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后略）

此其言最為洞中癥結(jié)，荊公所以受誣千載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造為已甚之詞。及道學(xué)既為世所尊，而蜚語遂變鐵案。四庫提要推原宋史舛謬之故，由于專表章道學(xué)，而他事不措意，誠哉然矣。顏習(xí)齋又嘗為韓侂胄辯冤，謂其能仗義復(fù)仇，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誅之以謝金，實狗彘不如。而《宋史》以入之《奸臣傳》，徒以其得罪于講學(xué)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垞、王漁洋皆論張浚誤國，其殺曲端與秦檜之殺岳飛無異，徒因浚有子講學(xué)且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殺之罪，實為曲筆云云。凡此皆足證《宋史》顛倒黑白變亂是非之處，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則皆由學(xué)術(shù)門戶主奴之見，有以蔽之，若荊公又不幸而受誣最烈者也。吾故先評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