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長為國學名家

（一）浙東一少年

范文瀾，字仲沄，號蕓臺，于1893年1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個舊式書香家庭。先輩世代讀書，父親范壽鐘，繼承祖業(yè)有地三十畝，本人科場落第，居家治學，相當博學，親自教育子弟。叔父范壽銘，自清末至民國初年，先后在河南任輝縣知縣、河北道尹，喜研究金石學，著有《循園金石文跋尾》等書。范壽銘對范文瀾青少年時代影響不小，范文瀾在自傳體文章中稱他是“和藹可親的叔父”，與“嚴肅可怕的父親”正相對應，范文瀾以后來到北京求學，再后來又在河南汲縣教中學、在開封教大學，都和叔父有直接的關系。

范文瀾自幼在私塾讀《四書》，又由父親自教五經、古文和《泰西新史攬要》等，并教寫策論文章，準備將來應舉。1905年，清朝廢科舉，興學堂。1907年春，十四歲的范文瀾進入縣立高等小學堂，插入三年級。范文瀾平常極少談論自己的經歷，他說過：“我不愿回憶過去，因為過去沒有什么值得留戀?！?940年他初到延安不久，曾應《中國青年》雜志社的要求寫了自傳體文章《從煩惱到快樂》，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敘述他自童年至到達延安之前的經歷。從這篇文章中我們讀到，同范文瀾歷史著作的嚴謹、深沉，以及他處處留給人們謙虛、溫和的印象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他童年和少年時生性特別好玩和淘氣，這實在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他這樣敘述他好玩的童年：

我生在舊社會所謂“詩書門第”的家庭里。父親性格極嚴肅，對兒子們很少表示喜笑的和藹態(tài)度。母親當然親愛得多，但兒子們怕她，不比怕父親差多少。這樣，挨打挨罵的危機到處潛伏著，只有“小心翼翼”“循規(guī)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罵的行動，才能獲得眼前的和平。

現(xiàn)在想來，不能埋怨父親母親對我的過度管束，因為我的過度好玩，實在使愛我者為之驚懼不安。我那時候覺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蝦蟹泥鰍，有一次幾乎淹死。亂草堆捉蟋蟀，時常被蜈蚣黃蜂螫傷，有一次幾乎被蝮蛇咬死。爬樹探鳥巢，上屋頂亂走眺望，送子觀音殿偷小菩薩，大雪天在雪地赤腳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彈（雞旦殼裝石灰）等武器和鄰舍兒童打架。諸如此類的玩鬧，害得父母擔憂生氣，花錢請醫(yī)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煩苦惱，怎能不使他們討厭頭痛呢。

在父母面前，裝得十分恭順，“無懈可擊”，一出監(jiān)視范圍，就雀躍鼠竄，暢所欲為。玩的時候，決沒有想到闖禍的后果，挨打的時候，也沒有想到以后的不再玩?？陀^方面，打罵與玩是聯(lián)系著的，主觀方面，打罵與玩是兩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罵制度，毫無用處。

童年時代的玩耍嬉戲，決不妨礙日后能成長為大學問家，而嚴厲的打罵，也無法改變兒童好玩的天性，這是我們讀了這段自述自然留下的強烈印象。自七歲入私塾后，在老師的嚴厲管教之下，活潑的兒童變成了終日背書和受罰的機器人，老師冷酷無情的體罰，給幼小的范文瀾造成肉體上和精神上無盡的痛苦，少兒的樂趣被殘酷地剝奪了：

我七歲進書房，老師姓趙，據說他的“坐功”在蒙師群中很著名。的確，他從不生病，從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個月假，其余三百多天，總是像機器人一樣，依規(guī)律教書。我開始讀司空圖《詩品》，接著讀《大學》《中庸》等所謂“四書”“五經”。我記憶力很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似乎還好記，“大學者，大人之學也”那一套，真覺得嘮嘮叨叨，糾纏不清，背書挨打，總是為了注文欠爛熟。心里怒罵“朱熹是什么東西，造出這許多狗屁，讓我吃苦，非燒掉你不可”。

書房學生共三個人——我，我的哥哥，還有一位堂阿哥——在趙老師嚴格“管教”之下，三個活潑兒童，也都成了機器人。趙老師夏天愛睡午覺，我們三人約定午睡時間，提高嗓子，拼命朗誦。如此日久，趙老師自動放午假，讓我們暫時休息。春秋冬三季讀夜書，瞌睡得要死，趙老師放輕腳步，從后面輪流猛擊瞌睡者頭部。這在書房術語，叫做“吃栗子塊”。老師緊握著右拳，中指節(jié)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擊頭，照例起塊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師的拳忙著送栗子塊，學生的頭忙著吃栗子塊。油燈暗淡，書聲高低斷續(xù)，栗子卜卜作響，這就是書房里大小四個機器人的工作。

在科舉制度下，世世代代訓練出一批又一批不會獨立思考，只會死記硬背、生吞活剝古老經書和拼湊八股文章的“機器人”，根本不考慮兒童的接受能力和興趣愛好，更無絲毫尊重兒童人格和改進教育方法的意識，而認為無情的體罰就是訓練死記硬背的惟一手段，嚴重摧殘兒童的身心健康，這種情景拿現(xiàn)代人的眼光看來實在感到殘忍！

范文瀾十四歲進縣立高等小學堂，雖然新式學堂有音樂、圖畫等功課，但是也沒有給他帶來快樂，因為他被校長“優(yōu)待”插入三年級，英語和數學課以前全沒學過，入學以后聽不懂，跟不上，雖然得到一位熱心的同學幫助補課，但拼命追趕使他苦不堪言：

第一次上英文課，就讀《皇家讀本》第二冊《烏龜和兔子賽跑》那一課。連字母都沒有認過的我，一進課堂，即刻變成“傻瓜蛋”，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立誓學烏龜，無奈使不上勁，想慢慢爬也不行。后來堅決要求校長設法“救濟”，校長準我課外學一個月的Primer，總算學得些字母，拼音，最簡單造句法。我拼命趕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難忘的同學陶治安先生幫助我學習，晚上“非法”偷開夜車，大概一年后，我追上同學們。算學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車”只能躺在床上偷開，因此正式自習時間全部費在算學上。我連阿拉伯數字都沒有見過，憑空學起“命分”來，也幸得陶先生的幫助，使我逐漸克服困難。英算兩大負擔以外，還要背誦《易經》《書經》（前清學校必須讀經，而且很認真）。至于唱歌、圖畫、手工之類，只好敷衍塞責，騙取及格分數就滿意了。[1]

盡管功課對他壓力很大，他要拼命追趕，可是也制止不住童年范文瀾的好玩天性。第一天進學校，同宿舍八個幼童，姓名還沒有記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把戲，他當老虎頭，其余當虎腳虎尾，上面蒙著老虎毯子（范文瀾的臥具），大聲吆喝，撞進別人宿舍去。結果老虎毯子被沒收，他被扭著去告校長。校長將他訓斥一通，第二天早晨掛出“校長示”的木牌來，說他“性非馴良”之類的許多缺點，結尾是“姑念該生未習校規(guī)，從寬免予記過，特此訓誡，以策后效”，并按慣例把他搬到校長室貼鄰一間宿舍去住，以便校長嚴加管束。如此受罰，但也改變不了他貪玩的性格，讀了兩年書，記大過兩次?！皩W校討厭我，又似乎不想斥退我，幾次都‘從寬免予記過’，我糊里糊涂畢業(yè)了?！盵2]

范文瀾在小學堂雖因拼命追趕功課和游戲受罰而很感苦惱，但實際上這段時間中他有兩項主要收獲。一是他在原來背誦“四書”的基礎上，進一步讀了《易經》《書經》，對他后來在國學領域深造有用處。二是當時正好反清革命家秋瑾和徐錫麟在紹興緊張地從事準備起義的活動，少年范文瀾目睹了革命志士的英勇形象，使他從小就受到愛國思想的感染，這對范文瀾以后的人生道路更有深遠影響。

秋瑾和徐錫麟都是范文瀾的紹興同鄉(xiāng)。秋瑾（1875—1907），號鑒湖女俠，她的丈夫是湘潭富紳子弟王廷鈞，王因納資捐得戶部主事之職，秋瑾隨之入京，生活條件優(yōu)裕。但她目睹民族危機深重，清政府腐敗無能，決心獻身于救國事業(yè)。1904年沖破家庭壓力，自己籌資留學日本。她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發(fā)起組織“共愛會”“十人會”，并創(chuàng)辦《白話報》，鼓吹推翻清朝反動統(tǒng)治，提倡男女平權。1905年回國，經徐錫麟介紹加入光復會。7月再度赴日，加入同盟會。次年回國，先后在上海創(chuàng)辦中國公學及《中國女報》。隨又至諸暨、義烏、金華、蘭溪等地聯(lián)絡會黨，計劃起義，未果。為了培養(yǎng)革命武裝的骨干力量，她和徐錫麟在紹興創(chuàng)辦大通學堂，被推為學堂督辦。大通學堂離范文瀾家很近，其兄范文濟即為學堂學生。這段時間，秋瑾的革命活動達到最高潮，她往來于滬、杭間，聯(lián)絡滬、浙軍隊與會黨，組織光復軍。計劃7月在金華起義，不料，6月紹興會黨暴露目標，清政府得奸人密報，派兵包圍大通學堂。她與少數學生持槍抵抗，失敗被捕，犧牲在紹興軒亭口。徐錫麟（1873—1907）原先是紹興府學堂算學教師、副監(jiān)督。1903年游歷日本，積極參加浙江留日學生營救章炳麟因蘇報案入獄的活動，并受拒俄運動的影響，產生反滿革命思想?；貒髲氖赂锩艥M的活動，加入光復會。陶成章（紹興人）授以浙東會黨機密，遂于1905年到諸暨、嵊縣、東陽、義烏等地，聯(lián)絡會黨。辦大通學堂，設體育專修科，招金華、處州、紹興三府所屬各縣會黨頭目來校受兵操訓練，規(guī)定凡入校學生均為光復會員，畢業(yè)后仍受學校領導人統(tǒng)轄與指揮，借此積累革命力量。次年冬再赴日本，欲入陸軍聯(lián)隊學習軍事，因眼患近視被拒。次年回國，北游京師及遼、吉，察看形勢，旋捐資為道員，分發(fā)安徽，得到巡撫恩銘重用，任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jiān)督。1907年與秋瑾準備于浙、皖兩省同時起義，7月6日槍殺恩銘于安慶，率巡警學堂學生攻占軍械所，與清軍激戰(zhàn)四小時，失敗被捕，英勇就義。范文瀾十四歲上高小學堂時，常常見到大通學堂學生操練和秋瑾騎馬外出，并目睹了清朝官兵包圍大通學堂，和當時秋瑾不幸被捕、嚴肅鎮(zhèn)定的情景。半個世紀以后，他撰有《女革命家秋瑾》一文，對此作了真切的回憶：

秋瑾是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即現(xiàn)在的浙江紹興縣）人。她主持的大通學堂，離我家不到半里路。大通學堂實際是一個軍事學校，操場就在我家對面，中間僅隔丈把寬的小河。我和一群小孩很喜歡看他們背著洋槍上操，聽到洋號響，就不約而同地跑到河岸上去看。有幾次看到一位矮小的戴眼鏡的人在操場里看操，有些人指點說，這是徐錫麟。

我所看到的秋瑾總是男子裝束，穿長衫、皮鞋，常常騎著馬在街上走。她騎著馬來了，我們跑到馬左馬右瞪著眼看她。她也看我們。現(xiàn)在想來，她這雙慈善的眼睛，可能是在看馬是否會傷害我們，也可能是在看我們這些無知小孩，長大了是否也會跟著她去革命。我們這些小孩的心是單純的，我們沒有像頑固派那樣用腐朽的觀點去反對她，也沒有意會到她是反對腐朽社會的女豪杰，我們只是為好奇所驅使，她來了我們就要看她。

我哥哥范文濟是大通學堂的學生，他上操上得好，被提升為一個學生隊長。1907年暑假，大通學堂放學了，我哥哥還住在學堂里。有一天午飯后（陰歷六月初四），我母親煮熟了兩只螃蟹，叫我去找他回家吃蟹。我走到學校大門口，正好，不需要請門房進去通知，他搖著芭蕉扇已經走出大門來。他說蚊子咬得慌，睡不著午覺，想回家來休息。我們到家不過幾分鐘，聽到外面有槍聲，他把螃蟹放下，叫我出去看看有什么事。

我出去一看，滿操場都是兵，也有一些衙門里人打扮的，簇擁著一個披袍褂的人立在操場的河岸上。那邊又響了幾槍，操場上的人都顯得非常緊張，披袍褂的人慌忙鉆進一只小烏篷船里，看的人都笑了，說這是會稽縣知縣。一忽兒，看見秋瑾穿著白汗衫，雙手反縛，被一個兵推著走，前面有幾個兵開路，又有幾個兵緊跟在后面，他們都端著上刺刀的槍，沖鋒似地奔過我家門旁的錦鱗橋，向紹興知府衙門的路上奔去。秋瑾嚴肅鎮(zhèn)靜的神情和那群狗子們瘋狂兇惡的可憎相，我雖然是個小孩，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但是看得很分明，自然要同情秋瑾，厭惡那群狗子們。

同鄉(xiāng)前輩秋瑾這位女杰英勇反抗腐朽的舊社會、無所畏懼的精神，和清朝官兵的兇惡，永遠烙記在范文瀾這位紹興少年的心中，加上他的哥哥在大通學堂受過教育，因此范文瀾自然從小深受反清革命思想的影響。“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xiāng)，非藏垢納污之所”，古人所總結的這一令紹興人振作奮起的光榮傳統(tǒng)，在20世紀初年由于秋瑾、徐錫麟、陶成章，以及蔡元培、章太炎這些愛國志士的革命行動，而得到極大發(fā)揚和空前提升。無疑地，當年在范文瀾心中所播下的進步思想種子，是后來他走上“集學者與革命者于一身”的人生道路的深層原因之一?！杜锩仪镨芬晃牡慕Y尾，表達的正是他少年時代直接由于秋瑾被捕和遇害事件而引起的對清朝反動統(tǒng)治當局的仇恨：

清政府殺害秋瑾，引起社會輿論的不滿。當時我能接觸到的人當然很少，這些人又都是守舊派不同情革命的，可是他們也不同情清政府的兇暴行為。他們紛紛議論，我從旁聽取，大致是：秋瑾沒有口供，按律例不應該殺沒有口供的人；軒亭口是殺強盜的地方，秋瑾不是強盜，不應該到那里去殺；婦女只有剮刑和絞刑，秋瑾不應該用斬刑。不管他們議論的是什么，反正并不同情清政府。不多久浙江巡撫、紹興知府都調走了，顯然是由于社會上各種輿論的壓力，清政府不得不調走這些“有功”的走狗。[3]

范文瀾作為浙東人，從學術思想的淵源說，他不能不受到歷史上有名的“浙東學派”的影響。清代浙東學派，又遠紹兩宋浙東學者之遺緒，可謂源遠流長，蘊蓄深厚，沾溉后代浙東學子。

早在東漢初，浙東大地已哺育出進步思想家王充這樣杰出的學者，南北朝至唐代，有撰著《晉書》的史學家虞預，撰著《晉書》《后漢書》的史學家謝沈，撰著《易注》的經學家虞翻，編纂類書《北堂書鈔》的學者兼書法家虞世南。這些人物的產生，說明中原文化早已在浙東有力地傳播，并顯現(xiàn)出越來越多的成果。但浙東地區(qū)之形成既淵源于中原文化而又具有本地區(qū)文化的特色，是在兩宋時期。此時由于經濟、文化發(fā)展，書院林立，講學風氣大盛。南宋時，浙江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堪稱“人文薈萃之邦”。浙東地區(qū)產生了以呂祖謙為首的“金華學派”，陳傅良、葉適為首的“永嘉學派”，陳亮為首的“永康學派”。陳亮提倡事業(yè)功利、有補于“國計民生”的“事功之學”，他以“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許，指摘理學家只講主觀動機而空談性理，“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4]。他力主抗金，雖遭當權者嫉恨，屢次被捕入獄，卻毫不氣餒，出獄后志氣益勵，表現(xiàn)出為國家民族利益而無畏抗爭的精神。葉適是與陳亮并稱的“事功學派”。他曾任權兵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在對金和戰(zhàn)問題上，主張積極圖謀雪恥和恢復失地，曾成功地組織對金兵的抗擊，并制定出一套防御計劃，加強了兩淮、江北的邊防。被罷職后，以十六年的歲月究心學術，“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于五季”，在多方面作出建樹。他在理學盛行的情況下，明確持批判態(tài)度，有力地針砭“專以心性為宗主”，主張“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謬”[5]。葉適提倡治學要以“經世致用”為目的，“務實而不務虛”，故申言“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6]。他重視歷史的鑒戒作用，《四庫提要》作者有見于此，稱葉適《習學紀言》中“論唐史諸條，往往為宋史而發(fā)，于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7]。葉適研治史學還特別重視當代史的編撰，推崇孔子作《春秋》具有“用于當世以為援據折衷者”[8]的了不起的價值，又稱贊司馬遷著《史記》“序次高祖至《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示當世得失之林，正應史職”[9]。

南宋末，浙東有著名學者王應麟、黃震，對后世浙東學術影響尤大。王應麟，浙東鄞縣人，主要著作有《困學紀聞》《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證》，編纂有《玉?！贰队裉妙惛濉?，及文集《深寧集》。全祖望稱其治學特點為“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呂祖謙）”[10]。尤其在考史和輯佚方面對清代學者有很大影響。《困學紀聞》中之“考史”部分內容頗廣，有對歷代史籍的作者、取材、體例、版本等的考證、評論，有對史實和地理的考訂，也有對事件和人物的評論。王氏輯有《三家詩考》《周易鄭注》，奠定了后世輯佚法的基本路數，故被梁啟超稱為中國輯佚學史上的第一人，他對搜集三家詩說的重視上紹朱熹，下啟清代學者。黃震，浙東慈溪人，著有《黃氏日抄》九十五卷，大部分是他讀經、史及“本朝諸儒之書”的劄記。全祖望稱“《日抄》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黃百家也稱“《日抄》之作，折衷諸儒，即于考亭也不茍同，其所自得者深也”。[11]《四庫提要》稱他治學“反復發(fā)明，務求其是”[12]?？傊?，宋代浙東學者根據國家社會情勢的要求和學術發(fā)展的需要，創(chuàng)立了各具特色的學說，且互相討論、砥礪和辯難，實在從諸多方面為后代學者提供了思想營養(yǎng)和啟迪。

無論是從陳亮、葉適的抗金精神、民族氣節(jié)和重視事功、“經世致用”的思想，還是王應麟、黃震博綜文獻、躬行自得、務求其是的學術旨趣和治學方法，我們都可以從清代浙東學者黃宗羲等人身上看到其影響。

清代浙東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是黃宗羲。他在青年時代與閹黨英勇斗爭，嫉惡如仇，赴京用鐵錐刺傷陷害他父親的閹黨奸人。清兵南下時，他組織家鄉(xiāng)子弟為“黃氏世忠營”以抗清。復從魯王政權，先后授監(jiān)察御史、左副都御史，曾會合其他義軍渡錢塘江西進，直抵乍浦。后退入四明山結寨自守，堅持斗爭至南明滅亡，晚年從事著述，在經學、史學、天文歷算、地理學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詣。他學識極其淵博，而首先重視學術經世，所著《明夷待訪錄》，便是總結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要求實行變革的充滿戰(zhàn)斗精神的政論。他又強調治學貴求得真知灼見，而且要重視別人的獨立見解，故在《明儒學案·凡例》中申明：“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yè)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秉S宗羲特別究心于史學，著成《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此書系由全祖望續(xù)成），且重視當代史的撰述，著有記載南明史實的《行朝錄》等九種。對于黃宗羲繼續(xù)了宋代以來的學術，特別是發(fā)揚了宋代浙東學者的成就，而融會貫通，達到新的高峰，全祖望有中肯的概括：“以濂（指周敦頤的濂學）洛（指程顥、程頤的洛學）之統(tǒng)，綜合諸家，橫渠（張載）之禮教，康節(jié)（邵雍）之數學，東萊（呂祖謙）之文獻，艮齋（薛季宣）、止齋（陳傅良）之經制，水心（葉適）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盵13]全祖望所總結的黃氏繼承和博采的，幾乎包括宋代理學系統(tǒng)的所有重要學者（“濂洛之統(tǒng)”當然也包括朱熹和陸九淵），而特別一一道及南宋浙東五位學術名家，這對認識黃宗羲（當然也是整個清代浙東學派）學術淵源之深而廣，是很有意義的。

宋代浙東學者思想營養(yǎng)的澆灌，清初時代環(huán)境的刺激，加上后繼學者本人的創(chuàng)造、拓展，形成了以黃宗羲為代表的清代“浙東學派”。繼黃宗羲之后，有萬斯同、全祖望、邵廷采、章學誠、邵晉涵等學者，他們的故里都在浙東，或學風相似，或有師承關系、朋友關系，故歷來有“浙東學派”之稱。梁啟超、何炳松、錢穆等人都持這種見解。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則持否定態(tài)度。筆者認為，從黃宗羲至章學誠這些學者，他們的學術，前后有一種旨趣聯(lián)系著，因而顯示出學派的特點。學派，不應只限于直接的師承關系，有相同的學術旨趣，并且加以發(fā)揚，就可認為是“學派”。章學誠的名著《文史通義》中，專門寫了《浙東學術》一篇，對黃宗羲以下清代浙東學派的傳統(tǒng)作了精彩的論述：“浙東之學，雖出婺源（指朱熹），然自三袁（指南宋袁燮、袁肅、袁甫）之流，多宗江西陸氏（陸九淵），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梨洲黃氏（黃宗羲），出蕺山劉氏（劉宗周）之門，而開萬氏弟兄（萬斯大、萬斯同）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薄疤烊诵悦畬W，不可以空言講也?！逭劷?，似于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薄笆穼W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笾灾稣?，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盵14]章學誠又極稱許邵廷采（余姚人，字念魯，邵晉涵之叔祖），邵廷采曾受業(yè)于黃宗羲，為學主于經世，重民族氣節(jié)，雖窮居里巷，而其志常在天下。所著《宋遺民所知錄》《明遺民所知錄》，及《東南紀事》《西南紀事》，或寄托故國興亡之隱痛，或保存南明史跡，用心良苦。其《思復堂文集》，尤顯著地標出“思復明朝”的志向，且多明人傳記。故綜合章學誠對清代浙東學術之傳統(tǒng)的闡釋，及黃宗羲以下學者的精神和著述，我們對于清代浙東學派的旨趣，可大致歸納為三項：一是強調經世致用，主張學術要切于人事，反對空言“義理”；二是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重視表彰民族氣節(jié)，并重視記載當代史；三是貫通經史、博綜文獻。

至晚清，浙東學派仍有明顯的影響。同治年間，平步青極注意整理鄉(xiāng)邦文獻，張岱《陶庵雜識》《三不朽圖贊》，黃宗羲《南雷文定》，全祖望《鮚埼亭集》，章學誠《實齋劄記抄》，及張煌言、祁彪佳的論著，他都曾批校、整理、刊刻過。平步青所著《樵隱昔寱》卷四《答章筱同書》，是答章學誠曾孫的信，述其本人志愿為：少時，“妄以習聞先正自期”，棄官歸里后，“亦思稍理舊業(yè)”。信中論浙東學術源流，云：

浙東學術，自東發(fā)（黃震）、深寧（王應麟）以來，遠有代緒。國初黃南雷（宗羲）、萬石園（斯同）兄弟及邵念魯、全謝山（祖望）氏而下，惟令曾祖（實齋）先生，遠紹獨肩。先生歿，而浙東學術不絕如線。道咸間，宗滌甫觀察頗以起衰自任，而接受無聞。

他對浙東學術的淵源有深刻的理解，對于章學誠所曾起過的“遠紹獨肩”的作用評價尤為恰當，因而希望有人對鄉(xiāng)邦學術的傳統(tǒng)繼承和振興，發(fā)出深沉的感慨。他還曾為全祖望《鮚埼亭集》寫了一篇跋，同樣充滿感情地歷述浙東學派的源流傳統(tǒng)：“環(huán)顧宇內，深寧、東發(fā)之學，紹述者誰？而浙東南雷、石園、思復（邵廷采）、南江（邵晉涵）、實齋諸家，淵源具在?！盵15]至20世紀初年及“五四”前后，浙東地區(qū)產生了一批在近現(xiàn)代史上有巨大影響、彪炳史冊的人物，對于思想學術界影響尤大者，即有章炳麟、蔡元培、魯迅、范文瀾等人。我們從章炳麟、蔡元培的反清革命活動和民族氣節(jié)（章炳麟在《訄書》等論著中對于清代政治、制度、學術又作了許多研究、論述），從魯迅對“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xiāng)，非藏垢納污之地”這一古語的稱揚[16]，都可看到清代浙東學派的深層影響。關于蔡元培深受浙東學派思想的影響，在蔡氏為反清革命奔走活動期間與之有過密切接觸的黃炎培曾說過：“當滿清季年，國政不綱，外侮洊至，先生生長浙東，凡明清之際，黃梨洲、張蒼水、全謝山諸大儒‘民族思想’，亦既潛接而默識之。至是感于環(huán)境之日益惡化，卓然立此為思想中心。當炎培等受學時，所以昕夕昭示，一以國家民族主義為基點。乃有‘孑民’二字之更名?！盵17]（蔡元培早年自號“民友”，至1904年主編《警鐘日報》時，取《詩經》中“周馀黎民，靡有孑遺”兩句中各一字，改號為孑民）而范文瀾日后之所以成長為令人景仰的新史學大師，究其原因，中華傳統(tǒng)文化豐富深厚的營養(yǎng)對他的培育，和時代精神對他的洗禮、引導，這兩項當然是最重要的，但其中也應包含清代浙東學派的優(yōu)秀精神對他的啟迪。我們從范文瀾稱揚秋瑾等反清英雄，他對近代人民革命運動的高度評價和對殘酷屠殺革命民眾并以此竭力向滿清主子表示效忠的大奸曾國藩的嚴正討伐，他對晚清《國粹學報·史篇》呼喚民族意識和研究近代史的重視，以及他經由先是博綜文獻的國學家到走上將著史與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yè)結合起來的道路，都可以找到明顯的證據。對于浙東人民來說，范文瀾無疑同樣是值得他們驕傲的杰出兒子。

（二）北大求學時代

1908年，范文瀾于縣立高等小學堂畢業(yè)，次年考進上海浦東中學堂，時年十六歲。由于縣立高等小學堂教學的課程高出于當時一般的高小學堂，因此他是插班進入上海這所中學堂，而且入學后感到課業(yè)輕松，對此他曾回憶說：“我們的縣立小學，程度相當高，畢業(yè)時英文讀完《皇家讀本》第三本，文法讀完‘內司飛而特’第三本，算學也不算差。我投考浦東中學堂，插入二年級，還似乎有些余力?！盵18]浦東中學校長黃炎培，后來是著名的愛國民主政治家、教育家。他是江蘇川沙（今屬上海市）人。1901年入南洋公學，選讀外文科，受知于中文總教習蔡元培。次年中鄉(xiāng)試舉人。后返鄉(xiāng)辦小學堂，并于1905年經蔡介紹參加同盟會。1906年在川沙辦浦東中學。此后任江蘇諮議局議員、教育司司長、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校長當時辦學很有革新思想，學校獎勵體育，有各種球類游戲，每天像排課程一樣安排一定時間，規(guī)定學生上操場，至少必須散步。少年范文瀾愛玩，是喜歡自由隨意地玩，學校這樣規(guī)定集體活動，他很不習慣，覺得正想讀書，強迫去游戲，正想游戲，強迫去讀書，讀書游戲，總不合拍，這樣他玩的興趣逐漸消失了。在浦東中學堂，范文瀾印象最深、最具性格化的事件是剃去長頭發(fā)以表示他對滿清政府的憎恨，而受到黃炎培校長的稱贊，評為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對此他有詳細的回憶：

我在小學，已經自發(fā)的憎惡滿清皇帝，不知道怎么去反對他，只知道辮子是可恨的東西。每次剃頭，總敦囑理發(fā)匠剃去一圈長發(fā)。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頭頂僅存燒餅那樣大的一塊長頭發(fā)。正面看去，很像和尚。在那時候這是極不美觀的。提倡質樸的校長黃炎培先生，認為我不趨時髦，值得夸獎，曾被提出算作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之一。那知我這光頭，多少含些“大逆不道”的意義。[19]

因此范文瀾在浦東中學堂讀書雖然只有一年時間，與黃炎培先生的關系卻遠比一般的校長與學生之間深得多，直到四五十年代他們都成為社會知名人士以后，倆人仍然保持著非同尋常的關系。

次年，范文瀾轉學到杭州安定中學堂。在安定中學堂三年的生活中，他印象深刻的兩件事，一是星期日經常陶醉在西湖幽深的山林、美麗的景色之中，二是曾為辛亥革命的爆發(fā)欣喜若狂：

安定管理寬松，功課也不緊，我感覺很“自由”。星期日照例跑西湖，既不進茶樓坐賞風月，也不泛小舟追慕少艾，我卻有獨自的目的。說來可笑，小學時代，讀《桃花源記》《魯濱孫飄流記》及其他神仙小說，給我強烈的印象，曾幾次計劃找荒島去。西湖山深林幽，使我幻想桃花源也許不遠，神仙可能碰見。辛亥革命爆發(fā)學生們高興得像瘋狂一樣，我也被“共和”這個名詞全身麻醉了。像我這樣落后得想求神仙的學生，一遇革命，就直覺地擁護贊成，證明任何愚民教育，掩不住青年愛好前進的熱情。

中學四年，沒有學得什么。現(xiàn)在回憶，那些是中學教育給我的東西呢？我想，只有西湖跑的次數算不少。

所以他在回憶文章中稱自己是“游蕩的中學生”。這段時期，他還經常讀章太炎的文章和《國粹學報》，思想上深受影響。

中學畢業(yè)，范文瀾依照叔父的囑咐，報考北京大學，于1913年入北大預科。次年轉入北大本科國學門，至1917年畢業(yè)。在北大四年，是范文瀾打下做學問基礎和考察其思想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可惜能搜集到的材料不多，主要靠范文瀾前后作過的簡短的回憶，更具珍貴的史料價值?！稄臒赖娇鞓贰分袑懥恕暗奖本┤ァ币还?jié)，回憶當時情景如此：

我叔父在河南，拍電報來教我考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前身是虛名頗大的京師大學堂，一般認為很難錄取。我冒險去上海應文預科考試，自覺卷子寫得不成模樣，錄取絕無希望。我叔父鼓勵我，仍教我去北京進私立大學。我去北京，表弟許君在車站接我，說我已經錄取了。一剎那間，我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動了一下。

文預科幾乎專讀外國文，中史（中國史）、中地（中國地理）、國文都在下午上課，而這些課學生照例是“藐視”的?！吧蠔|安市場去”是午飯時候熱烈的提案。四五人里推選一人上課，其余暢玩東安市場去了。教員低著頭點名，“被選上課人”發(fā)各種不同聲調的“應卯”。真不愧是“公開的秘密”。

我從預科轉到本科，功課好像更專門了，而用功好像更不需要了。軍閥混戰(zhàn)，政治污濁，學校腐朽，學生醉夢。這是“五四”運動大風暴前的寂靜時代，我生性遲鈍，而又正沉溺在訓詁考據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到來，只感覺得百無聊賴罷了。我曾向佛經找出路，讀了相當數量的佛經，《大乘起信論》是隨身密伴，“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課。我雖然迷信學佛，可是反對學校不合理的措施，卻無所顧慮，因此幾乎被斥退。

“五四”以前兩三年，我算是畢業(yè)了。學得些什么呢？學得些“頭腦頑固”，一切都立在腐舊方面，我那時候深信天下學問只有“好古”一家，別無分號。所以曾跟古文經學家搖過旗，曾跟“選學妖孽”吶過喊，現(xiàn)在想來，真是覺得慚愧。

關于考入北大和在北大學習的往事，范文瀾在新中國成立后還曾對助手作了如下回憶：

我小學是在紹興念的，后來到上海念浦東中學。那時同學有九個人。有八個人都得了軟骨浮腫病，腫到胸部，有一個人死了。只有我沒有得這個病。當時去日本的很多，我的同學陳建功等人都去了日本。我也很可能去。那時去，不要花錢。我來北京，很偶然。我在上?？嫉煤懿缓谩＞碜佣际怯糜⑽?，不過可以帶字典。我想一定考不上。那時我叔父在北京，叫我一定來北京念書。他當時有些維新思想，主張考不上北大，還可以上國民大學（中國大學的前身），那是國民黨辦的，在當時算作維新。我來北京時，碰上我表弟（按，據上文，應是表弟許君在車站接我），說我已考上北大了。

那時北大的教員，我們前一班是桐城派的姚永概。我們這一班就是文選派了。教員有黃季剛（黃侃）、陳伯弢（漢章）、劉申叔等人。辜鴻銘教西洋史，其實根本不講課，上課就罵洋人，說只有中國才是禮義之邦。那時北大有點“百家爭鳴”。姚永概上課宣傳桐城派，罵文選派。黃季剛上課就罵桐城派。

當時北大的學生良莠不齊?！八敃r住在景山東街北大西齋宿舍，一排排的平房，中間隔成小間，彼此不隔音。他經常讀書到深夜，隔壁的同學卻常在夜間打麻將牌，使他不勝干擾。他有時忍耐不住，便敲敲墻壁，說：‘喂！喂！天不早了，該睡了?！瘜Ψ絽s回答說：‘快了，快了，再有四圈就完了?！盵20]

在以上材料中，范文瀾對當時北大學習情景的回憶是真切的，他對自己受到國學家深刻影響的描述是坦率的，所作的自我解剖是嚴格的。此中，有三點需特別予以論及。

一是當時社會的污濁和學校的腐朽。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篡奪之后，清朝倒臺、民國成立曾經帶來的一些新氣象，很快煙消云散，國家處在袁世凱之流的反動軍閥統(tǒng)治之下，成為政治黑暗、社會空氣極度惡濁的一段時期。當時的北京大學，也依舊嬗繼昔日京師大學堂的腐敗氣習。學生到校并非為求學問而來，而是為混個資格，以后可到北洋軍閥的衙門里求個一官半職，故舊北大被稱為“官僚養(yǎng)成所”，這種情形一直延續(xù)到蔡元培于1917年初任校長、著手改革學校之前。正如蔡校長所說：學生入學，“仍抱科舉時代之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故對于教員之專任者，不甚歡迎。其稍認真者，且反對之。獨于行政司法界之兼任者，雖時時請假，年年發(fā)舊講義，而學生特別歡迎之，以為有此師生關系，可為畢業(yè)奧援也”[21]。蔡元培接長北大之后，正是針對這種腐敗情形，而大力進行整頓和改革的。他“首先著重改變學生科舉時代的舊觀念”[22]。蔡在其就職演說中，即對此一往日積弊最深者大加針砭，指出由于學生有做官發(fā)財思想，故畢業(yè)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學校制度混亂，學術空氣稀薄，學生在“講堂之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于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23]。因此他在就職演說中勉勵學生三事：一、抱定宗旨；二、砥礪德行；三、敬愛師友。強調指出：大學是研究學問的機關，“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因此，學生必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非為做官，非為致富，“宗旨既明，自趨正軌”。為了轉變舊風氣，引導北大學生對讀書和研究學問發(fā)生興趣，蔡元培推行了諸項卓有成效的改革：充實教員陣營，吸收進步學者；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勵學術研究，提倡社團活動；實行學制和體制的改革。由于蔡元培實施了這些意義重大的改革，“才使北京大學洗刷了舊積垢，面貌為之一新”，并終于成為五四運動的搖籃和中心。[24]范文瀾進北大以后，大部分時間是在實行整頓和革新之前度過的，處在弊病叢集的環(huán)境中，卻能一心問學，這比起周圍一些滿腦子升官發(fā)財、平日里游手好閑的朋輩，顯然是一個特殊的好學生，因而才能在學術上打下深厚的根基。

二是應當怎樣看待范文瀾當年沉浸在訓詁考證路數的利弊得失。

北大文科，自清末至民國初年，一直是桐城派古文家占據優(yōu)勢。先是桐城派著名領袖吳汝綸當了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請了桐城派文人林紓、陳衍等到大學堂當經文科教員。此后嚴復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兼任文科學長，姚永概這位桐城派人物即為他所聘請。1914年8月，夏錫祺被委任為北大文科學長，他聘了黃侃、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學者來任教?！包S侃挺身崛起，打破桐城派的學風，主張起晉宋之文，一時靡然成風，音韻考據之學大盛?！盵25]范文瀾在北大國學門師從的老師，主要是黃侃、劉師培、陳漢章。黃侃（1886—1935）湖北蘄春人。20世紀初年，東渡日本，參加同盟會。章太炎任《民報》主筆時，黃經常撰稿，并拜章為師。章對其頗為器重，悉心授以小學、經傳?；貒?，又佩服劉師培在經學上的造詣，遂再拜僅比他年長兩歲的劉師培為師。此后，專力從事小學、經學、考證的研究。劉師培（1884—1919）江蘇儀征人，字申叔，出身于樸學世家，曾祖父文淇、祖父毓崧、伯父壽曾三代治《春秋左氏傳》及其他經史考證之學，劉文淇所撰《左傳舊注疏證》最為有名。劉師培于1903年在上海結識章炳麟、蔡元培等愛國學社成員，遂贊成革命。次年加入光復會。1907年赴日本，加入同盟會。1908年為奪取同盟會干事職權，提議改組同盟會本部，被拒，遂變節(jié)。1909年，為清廷兩江總督端方收買，入其幕。1915年追隨楊度，參加發(fā)起“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1919年初，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實行“學術兼容并包”的宗旨，因其在經史考證之學有深邃的研究，聘為文科教授。陳漢章（1863—？）字伯弢，浙江象山人，清末名舉人，學問以淵博見稱。時在北大文科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據聽講者之一顧頡剛所述，“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可計的。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26]。

范文瀾在北大受這三位老師的影響是很大的，加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他在經史考證方面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他在大學畢業(yè)之后八年，于1925年即撰成第一部著作《文心雕龍講疏》，而后又在此基礎上，經過改撰，成《文心雕龍注》這部很受學術界稱譽的力作，便是顯證。黃、劉、陳三位都屬古文經學派，他們承受的學術傳統(tǒng)是深遠的。古文經學派在漢代即已形成。其優(yōu)點，是崇尚實事求是，重史實、重考證，尤擅長文字訓詁、辨析古義。至清代乾嘉年間，由于特殊的社會條件和學術的演變，出現(xiàn)了許多專門從事文字音韻、考訂史實的學者，由考經與考史，形成漢學或樸學極盛的局面，諸如戴震、錢大昕、王鳴盛、趙翼、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以及劉師培之曾祖父劉文淇，章炳麟的老師俞樾（俞氏年代較后）等人，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學者。乾嘉樸學家形成了一套嚴密的考證方法，形成了搜集和處理史料的很有特色的方法，簡單來說，就是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廣參互證，追根求源。這套方法不惟使傳統(tǒng)考證學達到高峰，而且很符合近代科學方法。因此，20世紀以來一些著名學者，如章炳麟、王國維、胡適、顧頡剛、陳垣、陳寅恪等人，都很推崇乾嘉學者的考證成果和方法，他們根據20世紀學術演進提出的課題，繼承了乾嘉學者的嚴密考證方法而發(fā)揚光大之?？甲C之學既然在20世紀還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范文瀾又是在新文化運動高潮到來之前就讀于北大的，他師從黃侃、劉師培這些學者，服膺他們的訓詁、考證之學，以至完全沉浸于其中，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由刻苦鉆研而深有體會，被視為高材生，其勤苦向學的精神，也是值得欽佩的。他一直到大學畢了業(yè)，仍然保留這種心境，決心當這些國學大師的傳人：

我在大學里，被“當代大師”們“謬獎”，認為頗堪傳授“衣缽”，鼓舞我“好自為之，勉求成立”。我那嚴肅可怕的父親，看我寫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頗改變態(tài)度，寬加辭色。我那和藹可親的叔父，更是獎勉有加，教我努力上進。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蹤乾嘉老輩”，成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標。[27]

考證學派曾在學術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嚴密考證方法有科學的因素，歷史研究者必須以熟悉史料、鉤稽搜集史料作為基本功，把充分占有材料、務求將基本史實考訂準確，力戒騰空立說、證據不充足立說和人云亦云——這無疑都是正確的，正是在這些意義上，我們反對輕視考證的態(tài)度。并且認為，單純作認真、嚴密的考證，只要材料可靠，言之成理，也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但這些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搜集材料和深入考證只是做學問的基礎，歷史研究還有更重要的目的，即在大量材料的內在聯(lián)系中去探求一個時期社會的特點，弄清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從中總結出治亂盛衰的道理，考察時代嬗變的軌跡和法則，以求得對當今社會的有益教訓，以幫助推動時代前進。這些應是學術研究更高層次的工作。所以，考證功夫和探求史實間的內在聯(lián)系，二者應交相為用，缺一不可。輕視考證，將導致學風空疏；相反地，視考證為全部目的，將造成眼界狹窄。五四新文化運動起來后，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做學問有更高的目的，認識到為了推進“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傳播，要沖破千百年來古文經學派造成的思想藩籬。在運動達到高潮時，有的人態(tài)度更加激烈，錢玄同在《新青年》發(fā)表一篇通信，指斥先后霸占北大文科講壇的兩派學者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其言詞顯屬偏激，但其要求學術文化進入新境界的大方向則是正確的。此后范文瀾經歷二十余年多方面的社會實踐和學術實踐，達到了唯物史觀的嶄新境界，把自己的學術與社會進步、民族解放密切結合起來，重新審視當年“沉溺于訓詁考據圈子里”的經歷，作了嚴格的自我解剖，這正是他思想和學術產生飛躍的表現(xiàn)。1949年五四運動三十周年時，他所撰寫的紀念文章還表示自己的追悔：“我在‘五四’運動前后，硬抱著幾本經書、漢書、說文、文選，誦習師說，孜孜不倦，自以為這是學術正統(tǒng)，文學嫡傳，看不起那時流行的白話文、新學說，把自己拋棄在大時代之外。后來才知道錯了！錯了！劍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感謝時代不拋棄任何一個愿意前進的人，我算是跟上時代了。想起那時候耳不聞雷霆之聲，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竅里的微吟，如何不后悔呢！”[28]他從決心做古文經學大師的傳人，認為追蹤“乾嘉老輩”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標的國學家，到成為在廣大民眾中產生了無比廣泛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這一經歷在20世紀前期的學人中是很典型的，也是極大的成功。實際上，他在北大打下的深厚國學根柢又成為他日后取得杰出成就的基礎。對此，周恩來的一段評論是很恰當的：“（‘五四’運動前后，）他就專門研究漢學，學習舊的東西。但是當他一旦腦子通了，對編寫中國歷史就有幫助，就可以運用自如。”[29]

三是，范文瀾當時因社會黑暗、學校腐敗而陷入苦悶，于是向佛經找出路，迷信學佛。他讀了相當數量的佛經，這段經歷，在學術上的意義是：他以后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嚴正批判歷史上佛教迷信盛行造成的嚴重禍害，是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驗進行的，較之局外人的批判更能打中要害，故其學術價值更應引起人們的重視。

范文瀾在北大求學時，魯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職，住在宣武區(qū)山會邑館（即紹興會館）。暑假中，范文瀾常常去看望這位比自己年長十八歲的同鄉(xiāng)前輩。范文瀾曾在紀念文章中憶及當日的情景：

民國初年，他在教育部做僉事，單身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山會邑館槐樹院（好像長班叫做槐樹院，記不清了）。暑假期中，吃罷晚飯，我同一位表弟許君，照例散步到槐樹院去。我們走到的時候，他也照例正在書桌上吃晚飯。一小桶飯，一碗自己燉的肉，一碗湯，好像從不改換菜蔬似的。他對金石學興趣濃厚，所談的無非碑帖之類，我們年輕，聽了等于不聽。天快黑了，我們就告辭回去。一個暑假，幾乎天天如此，很少見他出門去應酬，也沒聽說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該做的行事。[30]

新文化運動高潮掀起，魯迅成為新思想的闖將，當時范文瀾對此卻很不理解，感情疏遠了：“《新青年》時代過了，接著是《語絲》《現(xiàn)代評論》爭霸時期。我那時受老師宿儒的影響，想把漢學的訓詁考據和宋學的性命義理融成一片，希望做個溝通漢宋的學者，對那些新思潮，認為沒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當時所謂新人物疏遠起來。但是經過頗長時期以后，我覺得老師宿儒，雖然學問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為卻不必看與議論符合。我不便也不愿舉出實例，總之，凡是口頭上說些道德倫?；蜓b扮得儼然道貌，望之肅然的人，細細查究一番，十之十被我發(fā)現(xiàn)人欲橫流，出人意外的不道德行為。于是我灰心了，所謂滿口道德仁義的老師宿儒，只是披一身嚇人的道袍而已，肌肉上未免汗垢累積，到澡堂子好好洗刷一番才成。我重新想起新人物中至少像魯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怎樣也找不出使人懷疑的地方來。怪不得他有資格奮筆教訓別人。我對被教訓者的同情心，不由得移到教訓者方面了?！盵31]范文瀾重新認識魯迅是以后的事，當時他甚至認為魯迅走錯了路：“我決定選擇教書做職業(yè)，從民國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講我的‘好古’之學。‘五四’運動沒有打動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贊成白話文，我甚至荒謬到替魯迅大師惋惜，以為他‘離經叛道’，‘走錯了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專誠謁見他。”[32]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逐步高漲面前，范文瀾陷入思想矛盾之中：他對國勢日頹，痛心疾首，但“沒有感覺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條真出路”；他拒絕與守舊的師友合在一起撰寫反對新思潮的文章，但又自行其是，不愿與革命親近。[33]

1917年夏范文瀾在北大畢業(yè)后，經叔父介紹，給校長蔡元培當私人秘書。兩人既是師生，又有鄉(xiāng)誼，關系融洽。但范文瀾一向專心向學，缺乏應對社會事務的經驗，加上蔡元培要的是語體文，他卻習慣于寫文言文，所以半年后辭去秘書的職務。[34]此半年中，他還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國學門做研究員，繼續(xù)進修。當時的北大文研所由本校文科畢業(yè)生自愿入所做研究員。在校的本科高年級學生經主任教員認為合格，也可以入所。范文瀾在本科畢業(yè)前已在該所研習。畢業(yè)后和他同在文研所的本科生，有三年級的馮友蘭，二年級的傅斯年、俞平伯等。擔任文研所國學門各研究科目的教員，音韻是錢玄同，訓詁是陳漢章，文字學是黃侃，文學史是劉師培、吳梅（瞿安）等人。在文研所期間，范文瀾繼續(xù)得到諸位名師的指點與熏陶。[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