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年（庚戌 宣統(tǒng)二年）

十八歲。

由于注意時局，所以每日報紙如當?shù)刂侗本┤請蟆?、《順天時報》、《帝國日報》等，外埠之《申報》、《新聞報》、《時報》等，都是先生每天必不可少的讀物。立憲派之《國風報》（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發(fā)行），革命派之上?！睹裰鲌蟆罚ㄈ請螅雌谑臻??！秶L報》上以談國會制度、責任內(nèi)閣制度、選舉制度、預算制度等文章為多；梁任公一派人隱然居于指導地位，即以《國風報》為其機關(guān)報。先生當時對此運動亦頗熱心，并且學習了近代國家法制上許多知識。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憲派的容易到手。然先生亦得到一些。有《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zhàn)》一厚冊，是將梁任公和胡漢民（展堂）、汪精衛(wèi)等爭論中國應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憲的許多文章，搜集起來合印的；先生反復讀之甚熟。其他有些宣傳品主于煽動排滿感情的，他不喜歡讀。因此“談起時局來，我都很清楚，不像一個普通中學生”。

對先生當時的政治思想影響較大的，是另一位朋友——甄元熙，字亮甫，廣東臺山縣人。這年（一九一○年）甄君從廣州、上海來到北京。年紀約長先生一兩歲，與先生同班，是插班進來的。甄君“似先與革命派有關(guān)系”，同樣是對時局積極底，“不久成了很好朋友。但彼此政見不大相同”。甄君當然是一革命派，先生只熱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滿。在政治改造上，先生又以英國式政治為理想，否認君主國體、民主國體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此即后來辛亥革命中，康有為所唱“虛君共和論”。在政治改造運動上，先生認為可以用種種手段，而莫妙于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辦法。先生說：“這些理論和主張，不待言是從立憲派得來的；然一點一滴皆經(jīng)過我的往復思考，并非一種學舌?！髞砬逋⒁惶煲惶焓ト诵?，許多立憲派人皆轉(zhuǎn)而為革命派，我亦是這樣?！?sup >注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