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jīng)歷

值得感念的歲月⁽¹⁾

我入北大，時北大建校將近二十年，我年僅二十五歲。今值北大校慶九十周年，謹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時一些往事，以表達我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方自歐洲歸來，應教育總長范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我請范公代為先容，往謁蔡先生于其南菜園上街寓所。辛亥革命勝利民國建立，1912年蔡先生參加首屆內(nèi)閣為第一任教育總長，而我此時于同盟會《民國報》工作，以一青年記者身份，出入于國會、總統(tǒng)府、國務院及各政黨總部，因此于采訪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談。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決疑論》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評論古今中外諸子百家，而獨推崇印度佛家思想。當我說明來意后，先生回答說：“我過上海時已在《東方雜志》上看過了，很好?！辈辉氲较壬缫堰^目，并對這篇如今看來是東拉西扯的文章給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隨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說：“我是喜愛哲學的。我此次來北大重點要辦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學系為重點，你就來哲學系講印度哲學好了?！蔽颐卮鹫f：“先生之喜愛哲學我知道，早在中學時即讀過先生翻譯的《哲學要領》一書，至于我，實在不懂印度哲學。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過為解決自己在人生問題上的煩悶，鉆研了一些佛典，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毕壬f：“你說你不懂，但又有誰懂呢？我尋不著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承當。先生于是申說道：“我看你也是喜歡哲學的。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辈滔壬@幾句話打動了我。抱這種態(tài)度再好不過，而我又怎會不愿來學習呢。來北大的事就如此確定下來。

敘說至此，不由聯(lián)想到近年有關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實的傳聞。1942年在《紀念蔡先生逝世兩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后又再度傳播開來，且更加離奇、廣泛；大小報刊且不說，雖《北京大學學報》亦不能免。事實是我因中學畢業(yè)后投身同盟會活動，無法顧及升學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學同窗如湯用彤（在文科）、張申府（在理科）、雷國能（在法科）諸兄尚求學于北大，況且蔡先生以講師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錄取，反被聘為教授之事。

1916年我雖應聘，卻因尚在司法部任秘書，一時不得脫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后先開“印度哲學”一課，此課自非哲學系重點，但聽課者似仍不少。后來講授“儒家哲學”，聽課者更多，注冊部原安排一院紅樓教室容納不下，于是不得不遷往二院馬神廟階梯教室。此課聽講者約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數(shù)即為注冊之學生，如馮友蘭、朱自清、顧頡剛、孫本文諸位均是如此得與我相聚于課堂的。至于其余半數(shù)即為自由聽講者：有的來自其他高校，有的來自社會。蓋當時北大對外開放，任人來聽課。以我所知，如軍界前輩廣東伍庸伯先生（與李濟深同學），江蘇江問漁先生（后隨黃炎培先生工作，是時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來聽課。湖北張難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頗有影響的人物），來聽課時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輕后輩如我者，聽課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先生，聽課者之踴躍，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見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張的實施和當時新思潮的影響，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濃厚空氣，不僅感染北大師生和其他高校，且影響及于社會。生活在此種氣氛中怎能不向上奮進呢！

在講授“印度哲學”（其中包括佛學）之后，我又開有“唯識學”。但在因愛好哲學而愛好佛學的蔡先生，猶以為未足，先后又請來張爾田先生講“俱舍論”（代表小乘）、張克誠先生講“觀所緣緣論”（代表相宗）、鄧高鏡先生講“百論”（代表性宗），雖時間不長，也未列為哲學系正式課程，卻仍可見蔡先生銳意繁榮學術(shù)和好學之精神。佛學不屬舊學之列，卻亦不合于新思潮，因此難免遭非議。此時，于學生紛紛建立之種種社團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顧名思義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該“同盟”曾組織講演會，邀請對宗教問題持不同觀點者發(fā)表意見。我研究佛學、講佛學，自是被邀對象。我應邀作了題為“宗教問題”的講演，地點在三院南河沿室內(nèi)操場，可容千人左右。記得當時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講。從早八點多開始，講了一上午，意猶未盡，下午又繼續(xù)講，待結(jié)束時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講演人李石曾先生（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當時倡導無政府主義），在臺下自早聽到晚，最后竟無時間供他發(fā)言。聽講者眾多，且有耐心，可見對講演內(nèi)容感到有興味。但須知對主講人觀點持反對態(tài)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講“儒家哲學”時，有學生對旁人說：“我倒要聽聽他荒謬到什么程度！”采取此種態(tài)度，實未可厚非。學問學問，學而不問怎能求得真學問。彼此質(zhì)疑，互相問難，是有利于學術(shù)發(fā)展的。當時北大此種風尚是極可珍貴亦應加以發(fā)揚的。

當時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宣傳西方文化，提倡科學與民主，而貶抑東方文化，于是“東西文化”常成為談論的問題。我于教學之外對此時時思考，探究不輟。友人張申府、屠孝實等嘗加勸阻，或說問題范圍太大，難于著手，或說問題尚遠，可俟諸來日。我均不以為然。那時以陳獨秀、胡適之等為代表的新派，多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頭腦明晰，筆鋒銳利，批判舊派觀點，如摧枯拉朽?！缎虑嗄辍冯s志詰問舊派：孔子真精神是什么？價值何在？舊派張口結(jié)舌?？墒窃S多舊派先生竟不感苦惱，仍埋頭于舊學之中，仿佛彼此并不相礙。學生一如教師，也分新舊。新派刊物名《新潮》，宣傳科學精神與民主思想，內(nèi)容充實而有生氣。傾向于舊派的學生辦有刊物名《國故》，卻只是示人以一堆陳舊古董，根本無力與新派對壘。雖然我對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屬舊派，面對新舊之爭，似盡可仍埋首于佛學研究，可是我卻感到壓迫之嚴重，以為此問題不可忽略而且急切。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隨帝國主義勢力之入侵，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受到懷疑，似中國之有今日全由于我們的文化。這明明是逼著中國人討一個解決。試想，如果中國傳統(tǒng)文化果真不能與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絕棄，我們應趕快自覺改革，不要與它同歸于盡；如果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受西方文化壓迫，并不足慮，而中國文化終有翻身之日，那也應積極去做，不要再做夢發(fā)呆；又如果確如一些人所說，東西文化可以融通調(diào)和，那也應弄清調(diào)和之必要及調(diào)和之道，絕不應消極等待。誰說問題不嚴重而且急切！

我原是個很笨很呆的人，從我十幾歲會用思想之日起，就愛尋個準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凡是我心中成為問題的，便不肯忽略過去，而對此問題如果我說不出它的道理，就表明我沒有道理。中國文化問題關系國家命運，民族存亡，怎可輕輕放過，漠不關心？同時北大以及整個社會當時愛國主義精神高漲，人們關心國事，文化問題成為學術(shù)界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這種主觀要求和客觀環(huán)境推動下，1919年我首次將個人對此問題研究結(jié)果，在課外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題作連續(xù)多次講演，介紹給北大同事、同學。1920年又于濟南向社會公開報告。第一次由陳政同學（哲學系）記錄。第二次由羅常培同學（中文系，解放后曾任語言研究所所長，1958年病故）記錄。后將兩次記錄稿加以整理，以講題為書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我生平第二本專著。該書出版后受到學術(shù)界注意，引來評論不少。可以說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張考卷，記錄了我在校期間學習與研究成績的高下優(yōu)劣。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我將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加以比較，各給予人類文化發(fā)展史上以適當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轉(zhuǎn)為儒家思想，決心去作孔家生活。1924年為實行自己的辦學理想，我向蔡先生辭去教職，從此離開了北大，而北大影響仍留在我心上。我這個根本未曾入過大學之門的人，得以走上大學講臺，就我個人說，只不過因為我鉆研了一個冷門——佛學，而從根本上說，則是由于蔡先生實行兼容并包的主張，是由于蔡先生對后學的關心與愛護。而在進入北大之后，我從蔡先生和諸同事、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說之不盡，于是得以經(jīng)過自學鉆研，在學識上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并開始走向成熟。

我嘗說過，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發(fā)的人，而我則不是；我是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yǎng)的一個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憶往事，真可謂培育之恩沒齒難忘！

我從事鄉(xiāng)村工作的簡略回顧⁽²⁾

抗日戰(zhàn)爭前，我做鄉(xiāng)村運動曾有較大發(fā)展，此種發(fā)展有客觀原因。在中國銀行民國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當時國內(nèi)社會經(jīng)濟有了大變化，既不出也不入。原來中國出口靠農(nóng)村（農(nóng)產(chǎn)品），進口也是為農(nóng)村（農(nóng)村需要的煤油等），這時銀行業(yè)首先感覺到這種不出不入的現(xiàn)象。這正是鄉(xiāng)村運動在國內(nèi)開展普遍的一個原因——農(nóng)村破產(chǎn)。正為農(nóng)村破產(chǎn)，才有救濟農(nóng)村呼聲，南京政府亦設立農(nóng)村復興委員會。在這里我想說一下我從事鄉(xiāng)村運動的由來。

我們開頭并不是在農(nóng)村破產(chǎn)刺激之下從事這一運動的。我本生長于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兩代也如此。為什么一個在都市生長的人想去搞鄉(xiāng)村運動？早年因受彭翼仲先生的影響，灌輸了愛國思想，我于是很早就熱心國事，從而熱心憲政。我認為皇帝專制為中國腐敗的根源，救國必須從政治入手，憲政首先出現(xiàn)于英國，應以英國為藍本，實行憲政。清末大家都要求憲政，清廷因此有憲政十九條的宣布。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宣布了臨時約法，這也是模仿英國憲政。后來袁世凱又背叛民國而搞帝制?？墒蔷谷簧鐣癖姏]有實行憲政的要求。如果公眾沒有參與國政，爭取個人自由和公民權(quán)利的要求，憲政只在上層說來說去，是無用的。在這個問題的推動下，我想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從基層的農(nóng)村入手，于是我拋棄都市生活，到鄉(xiāng)村去。

最初想在廣東試辦，因為與我相識的李濟深當時在廣東當政，民國十六年我在廣東發(fā)起創(chuàng)辦鄉(xiāng)治講習所，并且作了“鄉(xiāng)治十講”的講話，講述鄉(xiāng)治的道理、辦法等，可惜講習所未辦成，此講稿也已不存。后來政局變化，李濟深為蔣介石扣留，我于是回到北方。剛好我回到北方遇見朋友王朝?。櫼唬?、梁仲華等人。王是山東人，當時為山東省議會副議長。馮玉祥、閻錫山二人對王很禮遇，因此王是馮、閻二人的座上客。王朝俊熱心鄉(xiāng)村自治。他一面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一面與朋友在河南輝縣辦河南村治學院?！洞逯卧驴吩诮?jīng)濟上得到閻的資助，村治學院則得到馮的同意。村治學院院長為彭禹廷、梁仲華，我為教務長，村治學院的旨趣書是我起草的。我在此前后不超過一年，因為民國十九年蔣閻馮中原大戰(zhàn)，學院被迫倉促結(jié)束。當時名義上河南省主席是韓復榘，實際上他并不能主持省政。韓原是馮的部下。中原大戰(zhàn)結(jié)束后，蔣拉韓，委以山東省主席的職位，韓于是脫離了馮。在學院結(jié)束后，副院長梁仲華去山東向韓報告，韓即表示河南辦不成，請都來山東好了，于是學院的全班人馬去山東，考慮如何做法。當時社會各界都高談“建設”，我們在此影響下就提出“鄉(xiāng)村建設”，創(chuàng)辦山東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院址選在距濟南不太遠，又靠近膠濟路的鄒平縣，劃縣為實驗區(qū)。院以下除實驗區(qū)，另外兩個部分是訓練部和研究部，前者的任務是訓練做鄉(xiāng)村工作的干部，后者做鄉(xiāng)村建設的研究工作、策劃工作。梁仲華任院長，我為研究部主任。

進行鄉(xiāng)村建設工作，我頭腦中所設想的有兩個要點，因為從我的眼光看，中國有兩大缺欠。中國農(nóng)民的散漫幾乎到了自生自滅的程度。農(nóng)民不關心國家，國家也不管農(nóng)民。農(nóng)民散漫，缺乏團體組織，這是一個缺陷。中國社會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學技術(shù)。我所想的憲政的新中國，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須從團體自治入手，將農(nóng)民組織起來，才能實現(xiàn)。我夢想的團體自治是合作社；這種合作社主要是生產(chǎn)合作，也包括消費合作、信用合作。西洋進步從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發(fā)展貿(mào)易，而犧牲農(nóng)村發(fā)展起來的。我們不能走這個路子?？傊?，中國缺乏“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shù)”這八個字。將這兩方面補進來，中國即發(fā)達進步，成為很好的國家。這個好，要勝過西洋，因為其富強是建立在廣大農(nóng)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做法是將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shù)引進于鄉(xiāng)村：團體組織引進一分，即可引進一分科學技術(shù)，同樣科學技術(shù)引進一分，又可推動團體組織一分。為此，我們在鄒平成立了農(nóng)村金融流通處，并兼理縣金庫，流通處不貸款給個體農(nóng)民，只貸給農(nóng)民組成的合作社，以推動合作社的發(fā)展，促進農(nóng)民組織，又促進了科學技術(shù)。例如鄒平孫家鎮(zhèn)為棉花集散地，農(nóng)民將生產(chǎn)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運給青島紗廠。我們即做棉種改良工作，推廣紗廠需要的長絨棉（美棉），紗廠高價收購，農(nóng)民歡迎。我們還計劃在當?shù)刈赞k紗廠，這樣可以農(nóng)工結(jié)合，增加農(nóng)村財富，后因七七事變，未及實現(xiàn)。

搞鄉(xiāng)村運動，我本從主觀認識出發(fā)，而在農(nóng)村破產(chǎn)的客觀形勢推動下，運動有了較大較廣泛的發(fā)展，于是我們連續(xù)三年舉行全國鄉(xiāng)村工作討論會，第一次在山東鄒平，隨后兩次先后在河北定縣和江蘇無錫。這三次會議的記錄由章元善、許仕廉編輯，以《鄉(xiāng)村建設實驗》為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

附 以出家精神做鄉(xiāng)村工作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動他的心肝，牽動他的生命；他看到眾生均循環(huán)沉淪于生死之中，很可憐的，所以超脫生死，解決生死，遂拋棄一切，不顧一切?，F(xiàn)在我來做鄉(xiāng)村運動，在現(xiàn)在的世界，在現(xiàn)在的中國，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fā)；離開了朋友，拋棄了親屬，像和尚到廟里去般的到此地來。因為此事太大，整個地占據(jù)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有這件事。此時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時覺得世人都是在做夢，而自己甚為孤獨，但多數(shù)人仍占在他的心內(nèi)。在佛家原是為眾生，悲憫眾生，為眾生解決生死；這種不忘眾生、念著眾生的心理，做鄉(xiāng)村運動的人，應當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這樣激動，這樣決心，自動發(fā)愿出家；如果那樣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雖出了家，不過隨隨便便念念經(jīng)，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樣的無聊。這樣的生活是無味的生活。如果鄉(xiāng)村運動者不是自動出家，在內(nèi)心并沒起了激動，仍系鬼混度日，這是最冤枉最無味的生活。如果我們真是發(fā)愿而來，我們應當真的像和尚一樣感到孤獨，常常念著眾生，常常念著一件事，常常像要解決一個很急切的問題似的。（我在廿歲時曾經(jīng)想出家，后來沒有；可是到現(xiàn)在還常常覺著出家的味道。）一個人很容易一陣明白，一陣糊涂；明白時很容易明了他的責任，糊涂時便恍惚忘記了。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問出一個很真切的心來。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應該很深沉的內(nèi)決于心，雖有時糊涂恍惚，也可覺醒的。

我努力的是什么⁽³⁾——抗戰(zhàn)以來自述

1940年底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后，為在海外建立民盟的言論機關，1941年作者被推赴香港籌辦《光明報》。1941年9月18日報紙創(chuàng)刊，作者被任命為報社社長，主持該報工作?！段遗Φ氖鞘裁础芬晃募磳懗捎诖藭r，并在《光明報》連載達一個半月之久。文中扼要記述了作者自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至1941年離渝赴港之前四年間所參與的種種重要活動。五十年前的這些往事，因時移事易，有些細節(jié)已無多大意義，故現(xiàn)在重新刊出時略有刪節(jié)。至于文章中的多處“天窗”，則系當年被香港當局新聞機構(gòu)所檢扣的部分，因作者無法填補，只得付諸闕如。

編者

引言

我努力的是什么？這原是要讀者看了這篇自述之后，從四五年事實經(jīng)過中認出的。但今亦不妨先指點出來：

一、是國內(nèi)的團結(jié)；

二、是民眾的發(fā)動。

發(fā)動民眾為抗戰(zhàn)所必需，國內(nèi)團結(jié)為抗戰(zhàn)所必需，這是人人都知道應需努力的事。努力者正多其人，我亦不過追從國人之后之一份。事無新奇，不足稱述。不過我四五年間翻來覆去，努力不已，不是這件，就是那件，自始至終，一貫不移。述說出來，使國人關心這兩大問題者，亦可得其消息之一斑。

我第一個念頭原在發(fā)動民眾，因為意想中全國一致對外不成問題，后來曉得事情不這樣簡單，還必須先求團結(jié)才行，否則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動手發(fā)動民眾，愈發(fā)動即愈沖突，沖突大了，國事便不可為。但如有人問我：定要團結(jié)好了，再發(fā)動民眾，事實是否能許可呢？我回答不出。我總強調(diào)“團結(jié)第一”就是了。

我是個謹慎人，我□□□□□□□□□□像共產(chǎn)黨一樣，可以去發(fā)動民眾。我當然要從團結(jié)入手，求取全國有計劃的合于理的民眾大動員（此事我有主張計劃見后）。無奈我的氣力薄弱，事情不易成功，至今天還盤旋在團結(jié)問題上，沒有進展，因此四五年間所努力的，核實了仍只是團結(jié)一事而已。試看后文自明。我今天受同人委托，辦理本報，仍是為了團結(jié)運動?，F(xiàn)在自述其四五年來努力經(jīng)過，藉以求教于當世賢達，亦正是表出本報宗旨的一種工作，倘得各方讀者同情指教，使團結(jié)運動得些進益，豈非大局之幸乎。祝之祝之！

在本篇的敘述上，擬將最近在重慶我們一些朋友，為團結(jié)而奔走的一段經(jīng)過敘列為開卷第一章，然后翻回頭來，再從抗戰(zhàn)之前敘起，直敘到最近，使與開端的敘述環(huán)扣起來，其順序約略如下：

（一）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jīng)過

（二）七七以前的講演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四）國防參議會

（五）訪問延安

（六）國民參政會

（七）改善兵役運動

（八）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

（九）巡歷華北華東各戰(zhàn)地

（十）統(tǒng)一建國同志會

（十一）1940年4月間的一個提案

（十二）總結(jié)全文

一、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jīng)過

這一段經(jīng)過，我看見曾有兩個刊物提說到。一是陶百川先生主編的《中央周刊》似用《勸駕記》為題，一是鄒韜奮先生寫的《抗戰(zhàn)以來》第七十五節(jié)《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前夜》。不過，都語焉不詳。我現(xiàn)在較精確地記述當日事實（其中自然仍省略許多），讀者不妨取以與前兩文相印證。

這一段經(jīng)過，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為止的，其內(nèi)容如下。其時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七人對于1月間新四軍事件表示抗議，用書面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說：在他們所提善后辦法十二條未經(jīng)政府裁奪前，即不出席參政會。而參政會已定3月1日開會，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參政同人，不便坐視，特于2月22日集會商談。當日在座者，計有張君勱、羅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鈞儒、鄒韜奮等各位，黃炎培、冷遹等各位，而前屆參政員章伯鈞、張申府亦參加，連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談結(jié)果，推定左、羅及我共三人，負責起草幾條意見，作為向雙方說話的根據(jù)。當晚左、羅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換意見，而委托我來執(zhí)筆。23日晚我寫好之后，通知各位朋友于24日集會。大家看了，我所寫好的無甚修改，即依年齡為順序而簽名。第一為張表方（瀾）先生，第二為褚輔成先生，余不必細數(shù)。除章伯鈞、張申府兩位未簽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數(shù)。褚先生為國民黨老前輩，素不存黨派成見，此次亦自愿列名。

我寫的共四條，其條文如下：

（一）為昭示全國團結(jié)，此次大會中共參政員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為永杜紛爭，全國一切軍隊，應與任何黨派絕緣，統(tǒng)一于國家。

上項原則之實行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秉公監(jiān)督辦理。

（三）抗戰(zhàn)建國綱領公布瞬滿三年究竟實行者幾何？而現(xiàn)在事實，背乎各條規(guī)定者又有若干？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切實檢討。其有實行不力者，應督促實行；背乎各條規(guī)定者，應加糾正。并以此委員會為常設之監(jiān)督機關。

（四）根據(jù)二三條，合設一委員會，以最高領袖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時，派負責代表主席。設委員八人，網(wǎng)羅各方面充任之。委員會議決事項立即生效，不再經(jīng)任何機關核定。

蔣公的表示

十六人簽名的一份，又在四條前后加了頭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準備呈給蔣公。中共方面，則約了周恩來、董必武兩位來面談。周談話甚多，總其要點，不外兩層：第一層表示，極歡迎第三者出來說話，他們愿與第三者共同推進民主，可以將自己的事，加倍讓步；第二層表示，四條主張甚好，若得當局接受，則他們出席，亦即不成問題。這是25日的事。27日早，蔣公約去見面，除面呈那四條外，又加口頭說明。大意著重兩點：一點是軍隊必須脫離黨派而統(tǒng)一于國家，方為根本杜絕紛爭之道；一點是國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實行，抗戰(zhàn)建國綱領，即其一例，我們不多要求旁的東西，只要求兌現(xiàn)，我們要求給我們監(jiān)督兌現(xiàn)的權(quán)。蔣公對此兩點，皆表示甚以為然?？偨Y(jié)來說，就是接受我們的建議，可以組織那個委員會。至于中共參政員出席問題，則囑咐我們?nèi)袼麄?，并約第二天再見面。我們當將此意，即刻轉(zhuǎn)告周、董兩位。除中午一度談話外，當晚復在油市街四號（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由同人與周、董切實商討，請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書。周、董二君迄未同意，僅允電延安請示。第二天28日，同人再見蔣公，即以周君已電延安為告，接續(xù)商量組織委員會事，甚為順暢。臨末，蔣公追問中共出席不成問題否？無人敢負責答復。于是蔣公嚴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們出席，即當按一個黨派參加主席團一個主席之原則，推選周恩來為主席團之一；如其不出席，則是他們不惜以國內(nèi)裂痕暴露于外，他們要負責的。以后即無話談。請你們?nèi)ジ嬖V他！

那時只剩半天工夫，非常迫促，所以我同黃（炎培）、沈（鈞儒）、左（舜生）諸公顧不得吃飯，趕去訪問周、董兩位。既傳達領袖的話，亦表示同人的要求，請決定出席，勿負各方面之望。周君等似亦無甚固執(zhí)之點，僅謂必須候取延安復電。他們自己有電臺，在化龍橋近處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時、晚十時、天明五六時，和延安通電三次。所以周君對我們說，至遲夜晚必有復電。收得復電，馬上通知我們。政府諸公關心此事者，都向我們問消息。我們皆做樂觀的答復。因當時空氣確實不像有問題的。但不料我同黃先生坐候一夜，屢次用電話詢問周君；周君亦在山上坐候收電，到底不得復音。天明周、董兩位親來見我們，說電臺發(fā)生障礙，收不到延安電報，不便出席。經(jīng)再三懇談，終無法相強。已到開會時間，忽于電話上，蔣公親語黃先生，囑我們代表他，敦勸董、鄧兩參政員速即出席（因七參政員中實只有董必武、鄧穎超在渝）。我們只得再跑去勸駕。他們自然不肯來，寫了一封抱歉的信，聲明沒有黨中央命令，不能自主。我們趕至會場，將此信回復蔣公，大會早在開幕了。

我們將信面呈蔣公，并代為解釋，說他們第因電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蔣公當表示可以等待他們一天。于是由黃炎培、張君勱等四十二人臨時動議，將下午大會停開，所有主席團的選舉改在第二天舉行。為是等到他們出席后，便可選出周恩來參加主席團。

延安提新十二條

到了第二天，3月2日黎明，我同黃先生又用電話詢問周君。復言延安電報已到，我們正色然而喜，卻不料其又有十二條的提出，要當局接受了，然后出席，十二條件如下：

（被檢）

這是所謂新十二條，比較前次十二條降低甚多（□□□□□□□□□□□□□□□），但不論條件高低，我們從來不預聞討價還價之事。我們是以國民立場過問國事，本著我們的主張和信念（見前述四條）而奔走努力。我們并非做和事老，調(diào)停的人。何況這種分家的辦法和我們要求國家統(tǒng)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覺失望，不能贊一詞，國民黨方面的情緒如何，更不必說了。

一個委員會問題

中共既不出席，主席團的五位，當日選舉出來（有左舜生、張君勱），自無周恩來在內(nèi)。正午十二時同人聚于一心飯店，商決我們今后動止如何。我提出意見說：中共的十二條我們實不愿加以討論，況且逐條磋商，必致延過了參政會期；要當局一口答應，又萬無此理?？煞裣蛩麄冏魅缦碌纳塘浚?/p>

一、原提之第十二條，今事成過去，不必再議；

二、原提之第十一條，似相當于我們所主張的那個委員會，請按照我們的四條主張繼續(xù)進行商量；

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條都暫不討論，候那委員會成立時，交委員會裁決之。

此即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而委員會如何組織，則請周恩來先生和張岳軍（群）先生直接見面，較易解決，更加上君勱、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刻請領袖核定，一經(jīng)核準，即可一面成立委員會，而一面中共出席參政會。若能在此屆大會內(nèi)終得圓滿出席，尚足以安慰國內(nèi)人心及國際友邦之望。

個人接洽

同人都很消極，我的意見未被采納。結(jié)論是：我個人可以單獨進行，不與大家相關。黃先生對我說：你如果要進行，我勸你先問得張岳軍同意，然后再見周恩來。君勱先生對我說：你欲晤張岳軍，我可替你向他約個時間。張表方先生亦鼓勵我。我接受了幾位先生的美意，自愿試一試看。

3月4日乘張岳軍先生過訪，相談甚暢。他還提到二十八年（1939年）秋間，我從華北回來，力主軍隊應屬于國家之說，當時不過一空想，而今則居然得到兩黨的承認，何等可喜。又說：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國之道更無余義矣！但我提議請他們與周君恩來直接商談委員會事，他卻說且待請示最高當局再說。于是我再三叮嚀，請其于請示好之后，告知我。

次日（5日）清早，我訪君勱先生，恰又與岳軍先生相遇。他說：今晚蔣公在嘉陵賓館招待全體參政員，他亦被邀陪坐，屆時定可答復我。而在他走了之后，君勱極力勸我不必等待他，盡可先訪周恩來。我想亦無礙，就去訪周，未談眼前具體之事，而從根本大端上有所討論，如軍隊統(tǒng)一于國家等問題。其詳容另記。到晚上，嘉陵賓館席散后，岳軍招我于一旁，問我曾否進行，若未進行，過了明天再說。我轉(zhuǎn)問何故。他答：蔣公定于明天（6日）親自代表國民政府，向參政會宣布共產(chǎn)黨事件，并希望參政會對此問題有所表示。所以我們看了明天的形勢再進行。言罷，匆匆分手。

周恩來的意見

我聞言，急覓君勱商量。我說：不知蔣公將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參政會作何表示？假若雙方洽商好，而以領袖之宣布，參政會之表示，作一轉(zhuǎn)圜文章，最妙。否則，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層痕跡，更難轉(zhuǎn)圜，我愿盡今夜做一度努力，請你代約岳軍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蔣公出席參政會之前，能洽商一結(jié)果。君勱允為照辦。我即刻訪周傾談，當夜宿于周家。

我對周君誠懇地爽直地說出下列兩層要緊意思：

一、當局決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囑托張岳軍候我消息。我們都是愛護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來請教你，要趕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結(jié)果，俾大局從此轉(zhuǎn)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來商量。商量時最好請你與張岳軍直接談，而第三者參加討論。委員會事確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員會解決，請先出席參政會，以慰各方之望。

周先生答復我的話，總結(jié)有下列幾層：

一、由于王秘書長（世杰）何部長（應欽）連日在大會上的兩次宣布，我們出席參政會問題，可說已成過去，不必再談。我們固不知蔣先生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響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里，壞亦壞不到哪里?！匀皇侨裟懿辉僮骱涡甲詈谩?/p>

二、撇開參政會出席問題，我們不拒絕任何的商談。像是各方合組委員會的問題，尤所愿談。委員會如成立，一定參加。

三、同張岳軍先生直接談，無所不可，梁先生問得張先生同意，我馬上去見他。

四、前于3月2日有一件簽呈，系以周恩來名字，作為下屬長官（不作為黨派關系）口氣，列舉幾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處扣車，某處扣人，幾個月不發(fā)下護照等等，請求委員長批交各該機關制止或糾正者，請轉(zhuǎn)懇張岳軍先生向委員長促請早為批下?！芘弧安槊鬓k理”的字樣都好。

我只得照他的話，第二天據(jù)實轉(zhuǎn)告張先生，張表示且待過了下午再商。

這天（6日）下午蔣公代表國民政府對參政會宣布共產(chǎn)黨事件，詞義嚴重，并且話很長。報紙曾有披露，此可不述。接著參政同人臨時動議，表示盼望中共參政員出席之意。其決議文，和中共參政員的答文，均經(jīng)揭載于報紙，此亦不敘，彼此一往一復文章愈多，彼此間的距離愈遠。我適有自己事待辦，亦就離渝回鄉(xiāng)了（我居住四川璧山縣鄉(xiāng)間）。

參政同人繼續(xù)努力

聽說我離渝期間，大會上有某參政員（陜西籍，忘其名）又提出一案，關涉到陜北邊區(qū)和十八集團軍，亦經(jīng)議決通過，此事后來亦生影響。

10日我自鄉(xiāng)趕回重慶，大會已行閉幕式，因聞張岳軍先生將于翌日返成都，特于夜雨中偕張表方先生訪之。我對他說，那個委員會就是最好的辦法，一切問題可在委員會上有清楚明白的解決，并且馬上解決，不予拖延；解決時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討論，自必有正義公道；萬一某方違背諾言，自由行動，則輿論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所以我希望當局不要以為那委員會是只利于共產(chǎn)黨和第三者的。蔣先生為中共問題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籌劃，我們都盼望你能幫助他。岳軍先生似頗以為然。他說他十天后將再來重慶，希望我亦繼續(xù)努力。

參政會開罷過去，中共問題原無時限之督迫，而同人仍思盡力。13日午由黃炎培、沈鈞儒、張君勱、左舜生四位出名在一心飯店請客。被請的都是參政同人，而以中共參政員為主要對象，當由眾人公推褚（輔成）、黃、張、左及我五個人共負繼續(xù)進行之責。

蔣公傳見周恩來

14日下午聞訊，蔣公手諭張沖轉(zhuǎn)周恩來，約于15日下午見面。據(jù)說自上年冬以來，周君屢次求見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葉劍英與軍令部劉次長接洽。因政府認定系軍令軍紀問題，葉為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在軍令部系統(tǒng)之間必須服從，無多少商量。而周君則代表共產(chǎn)黨，不見周即不愿落于黨對黨的問題上也。忽然傳見，意必有話商談。

待到17日晚間，周、董各位回請我們吃飯之時，周君將15日謁見情形，說給我們。則據(jù)云并未談到要緊處，蔣夫人先面見，甚親洽，蔣公后出來，亦無不愉快之色。周君即未提出大問題來說，僅提到3月2日的簽呈，請早賜批示，蔣公謂這很容易。又謂你可再寫了來，周君自云本日（17）遵即再度寫簽呈八件遞上。前次系一簽呈列舉多事，今改為一事一呈，委員長喜歡批哪一件即可批哪一件。

委員會組織草案

在我們想，大局問題的解決，仍有待于那個委員會。適國民參政會王秘書長（世杰）亦向同人表示，委員會事仍可商量進行。遂根據(jù)從前我們的四條意見，經(jīng)他協(xié)助，草成一個委員會的組織章則。草案原文，我未保存，今不能全記。大致是這樣：

一、名稱定為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

二、委員定為十五人，設常委三人。委員人選不限于參政員，意在軍政實際負責人參加。

三、蔣委員長為主席。因事缺席則指定一常委臨時代理。

四、關于推進民主，加強團結(jié)，督促軍隊國家化，監(jiān)督抗戰(zhàn)建國綱領之實行等四項，有權(quán)調(diào)查提議，決議并促其實行。

五、議決案由主席負責執(zhí)行。

王秘書長前任法制局長多年，對于起草法規(guī)具有專長。其一條一條的文字，都經(jīng)苦心斟酌，并不像我寫的這樣拙笨，但大意確是如此。

19日我們五人先在秘書處與王君洽談后，約好20日面呈蔣公核定。20日中午原系蔣公宴請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廿五人。飯罷留下我們五人細談。對于草案認為可行，僅將常委改為三人至五人，委員改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無改動。問我們?nèi)粑丛c中共談過，可即往商談。

委員會之難產(chǎn)

22日我們約了周、董兩位于君勱家談話。即以委員會草案給他們看，而征其意見。周君說話雖多，但重要爭點則似無幾。最重要只有一點：他們反對以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我們說：此委員會必有系屬之處，與其系屬于政府，不如屬于參政會。并且大會已閉幕，我們準備由駐會委員產(chǎn)生出來（且準備作為主席團的提議）。因為照駐會委員會的新章增加了建議權(quán)。周君亦認為不妥。他指出此屆大會上一次一次的宣布，一次一次的議決（特別是陜西某參政員的提案），使他們落于絕對不利地位，他們無法再出席產(chǎn)生于此參政會而且隸屬于此參政會之委員會。他又指出駐會委員會的建議，照章程上規(guī)定以不背大會議決案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員會不合于大會議決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員會所行者不合于大會所議決，那么，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他堅決地說：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出席委員會時，他亦要堅辭不擔任。

我們覺得他的話相當有理，亦不強爭。更恐除此點外，尚有其他問題；恐周君意見外，延安尚有意見；故結(jié)論請其以草案全文電達延安征問后，再作討論。周君謂一二日必有復訊，遂約于24日再會面。

23日午前我們同訪張岳軍先生?！岩驀顸h中央開全會由成都來渝。我們將一切情形都說給他，并表示我們已不考慮這委員會隸屬參政會的問題，須另想辦法。他覺得其他辦法不易想，然或者亦非全無辦法。不過，若不屬于參政會則委員會的名稱即又成問題。因為當然不再稱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而亦不能禿頭的一個特別委員會，那就很費思索了。最后我個人聲明定期25日赴桂林，不能等待完成此事。張君勸我等待有結(jié)果再去。

在此期間，蔣公夫婦曾請周恩來夫婦吃飯（是為第二度見面）。其確期，今指不出。據(jù)聞仍無重要談商。

24日午后，如約與周君等重行會見，忽有某君貿(mào)然來參加，致妨礙談話。又因周君亦稱延安尚無詳復，遂改期27日再談。但我原定25日同林隱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強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異者，25日我國際宣傳處收錄敵人廣播，此委員會乃為東京所宣說出來。

27日同人與周君等再相會見。周君報告延安意見共有七點之多。其中大問題有二：一、反對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而認為不必有其所系屬；二、主張此委員會定名“各黨派聯(lián)合委員會”。其他尚有各黨派委員平均各一人等五點。同人聞訊均有難色。而周君則稱他在黨內(nèi)甚難勸說讓步的話。因為前將極痛苦的幾件小事簽請批示查明辦理者，至今仍不得批。黨內(nèi)責他，一點小事都辦不了，何顏徒勸自己讓步。同人互商，認為雙方誠意不足，此事殆無成功之望，只好結(jié)束，不再進行。除當面向周君聲明外，同時向王世杰先生聲明，托其代陳于蔣公，于是近四十日來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頓。

29日一早我即離開重慶，去桂林了。

我努力團結(jié)是為了統(tǒng)一

這一段經(jīng)過的敘述至此為止。末了，要總結(jié)來說幾句論斷的話。

這結(jié)論在我胸中有若干話欲說，但在筆下能寫出發(fā)表的，卻只兩點，如后。

一點是：事雖無成，而在全國團結(jié)（或統(tǒng)一）運動上卻已有了進步。說老實話，我是要求統(tǒng)一的（看以后所述自明）。不過我認定統(tǒng)一要從團結(jié)得之。所以我努力團結(jié)，是為了統(tǒng)一。國家統(tǒng)一不統(tǒng)一，于何處決定呢？那無疑是以軍隊的統(tǒng)一不統(tǒng)一為決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軍隊，任你如何說國家統(tǒng)一亦是假話，而且內(nèi)戰(zhàn)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軍隊脫離黨派而統(tǒng)一于國家，就是為此。許多朋友聽見我的主張，都笑我太書生。□□□，□□□□□□□□□□□□□□□□□□□□□□□□□□□□□□□□，絕對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說，乙如此說，丙如此說……幾乎沒有人贊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搖惑起來，怕是距離事實太遠，實現(xiàn)無望。然而武力統(tǒng)一，強迫地將軍隊收歸一處我是早確認其無成的?！皇遣荒艹桑浅闪诵词?。倘若和平統(tǒng)一是空想，武力統(tǒng)一又是徒勞，則中國豈非沒有統(tǒng)一之日。沒有統(tǒng)一，即沒有建設與進步；沒有建設與進步，就沒有中國。沒有中國？這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軍隊統(tǒng)一，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這一信念，總算從經(jīng)過事實中，沒有令我失望。我廿八年從華北游擊區(qū)目睹我軍□□□□□□，回至大后方，倡言軍隊須統(tǒng)一于國家之時，雖贊成的很少，而到這次參政同人商量向兩黨提出我們的主張意見時，卻被列為最重要之一條，并且得到幾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聯(lián)署。這給我的鼓勵不小。更增我希望的，兩黨皆慨然同意，并沒有碰釘子回來。廿八年切實指教我，說我是幻想空想的張岳軍先生，亦轉(zhuǎn)過來替我樂觀。還間接聽到張君勱、李幼椿（璜）二位轉(zhuǎn)述何部長應欽、陳部長立夫在不同地點對不同的朋友談話，或以軍隊脫離黨派為莫大之幸，或以軍隊直屬國家為素所主張。不論大家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認為是進步?！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

今事雖未成，這一句話卻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說那委員會沒有成，就令委員會成立，亦不免吵鬧一場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種委員會即未吵過，其事見后），軍隊統(tǒng)一亦不易辦成，但我以為盡管不成，而原則已昭示天下，□□□□□□□□□□□?！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總有一天要交出給國家。所以這原則的承認，實在是統(tǒng)一運動向前邁了一大步。

既有進一步，就不白努力；當然我要再努力下去。——這是第一點。

又一點是：看清楚事之所以無成，都為第三者太無力量。在四十日的經(jīng)過中，□□□□□□□□□□，□□□□□□□；□□□□□□□□□□，□□□□?！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酰酢酢酢酢酢酢酢酢?，我們沒有力量于其間。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來?！酢酢酢酢酰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酰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卻亦有一種和平正義的力量。大局便可不難好轉(zhuǎn)。今后再度努力的方針方法就是如此?！@是第二點。

就以上面兩點，為此一段經(jīng)過的敘述作結(jié)束。

二、七七以前的講演

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jīng)過敘述后，我們翻轉(zhuǎn)來再從抗戰(zhàn)之前敘起。

抗戰(zhàn)之前，我本來是在山東做鄉(xiāng)村工作，其詳情不敘在此篇?，F(xiàn)在只敘逼近抗戰(zhàn)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講演。從這一講演中，說明了我平時努力的鄉(xiāng)村工作和抗戰(zhàn)的關系，使讀者了解我四五年來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盧溝橋炮聲未響之前，我們抗敵的情緒已經(jīng)緊張了。6月13日我在成都省黨部大會場，作了一次“我們?nèi)绾慰箶场钡闹v演。事緣四川省政府劉主席（湘）屢次函電邀我入川，我在5月尾經(jīng)過南京、武漢飛到重慶、成都兩處，曾為一個月之盤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講演（有時一天兩三次），此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廳長蔣志澄先生陪著去，地點借省黨部，性質(zhì)是公開的任人來聽，事后成都各報皆有登載。今撮舉大意如下：

開首：今講“我們?nèi)绾慰箶场币活}，是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們鄉(xiāng)村工作和應付當前國際問題的關系，嫌我們緩不濟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們正是準備抗敵，才從事鄉(xiāng)村工作之理。

次段：中國今日要抗敵，應采兩原則：一是必須靠無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為不足。中國常備軍雖多，但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備軍便無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過可用一時而已，萬萬不足用。非化民為兵，求之于無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敵于一朝，而要能與之作持久戰(zhàn)，取得最后勝利。因為我們的國防軍備是不足以和敵人為主力之決勝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內(nèi)潰。

三段：假定上面的話不錯，就必得認定兩點去下功夫：

一、增厚國民的抗敵情緒及能力；

二、加強政府的統(tǒng)制力量。

從第一點，就是求得無限兵力的法子；從第二點，就有了如何指揮運用此無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要政府的力量強大，有賴于多數(shù)國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統(tǒng)制，有賴于下層機構(gòu)的健全靈活。但照現(xiàn)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難；民眾都缺乏組織與訓練，要下層機構(gòu)健全靈活更做不到。

五段：所以我們必得要啟發(fā)出老百姓擁護政府的情緒，并且加以訓練及組織才行。然而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國民的抗敵情緒及能力。因此，前認定兩點或作功夫者，核實只一樁事而已。

這一樁事是什么呢？就是要從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所謂從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農(nóng)業(yè)上種種妨害（災害，匪患，苛捐雜稅等等），更進而積極促興農(nóng)業(yè)（技術(shù)，金融，合作等等）；

二、切近農(nóng)民日常生活予以組織訓練（自衛(wèi)，自治，合作等等），更進而為臨時對外抗敵的組織訓練。

七段：為何定須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點：

一、國民之大多數(shù)在農(nóng)民；

二、非政府關切農(nóng)民生活問題，替他設法，則農(nóng)民不會愛國，不會擁護政府；

三、非感情相通，則組織訓練不會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組織訓練，則臨時抗敵的組織訓練就無根。

八段：我們的鄉(xiāng)村建設工作，正是切近農(nóng)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組織，健全地方下層機構(gòu)，為政府統(tǒng)治運用之準備；正是解除一點農(nóng)業(yè)上痛苦，培養(yǎng)農(nóng)民愛國情緒，并增加其抗敵能力的。所以我們正是從事抗敵的工作，縱使緩不濟急，但似別無更急切有效的辦法。

我們主張擴大鄉(xiāng)村建設工作以應敵。完了。

抗戰(zhàn)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張，是這個。當然，抗戰(zhàn)起來了，更將本此方針，要求發(fā)動民眾。其奔走事實經(jīng)過見后。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時，盧作孚、陳筑山兩先生適從廬山回川。他們給我講，政府當局為大局問題將約集在野人士，同到廬山，彼此商討。給我的一份請?zhí)勺麈谵D(zhuǎn)來，切囑于7月初間到廬山去。

我于6月29日出川，經(jīng)武漢北上，7月2日到北平。那時北平謠言甚多，情勢緊張，已有風雨欲來之勢。7月4日南下，于津浦車中遇胡適之、林宰平兩先生，他們都應約到廬山談話會的。我告知他們，我隨后亦到。5日在濟南下車，折返鄒平一視。旋即回濟南，準備南下，而盧溝橋炮聲發(fā)作矣。

從此以后，我即為抗戰(zhàn)奔走，東西南北，沒有休息。瑣事不足記，記我當時的主張。此主張發(fā)表于“八一三”上?？箲?zhàn)爆發(fā)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載上?！洞蠊珗蟆?。題目是：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zhàn)。今記其內(nèi)容如次：

開首：提出三條大原則——

第一，全國軍民的動作，乃至他們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統(tǒng)一的軍令政令下面而動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與社會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知識的出知識。

三條原則互相關聯(lián)，不可分割?，F(xiàn)代戰(zhàn)爭都是以整個國力相較量，勝負關鍵在于后方。而況我們欲為持久之計，更非深蓄其力于廣大的社會不可。第三條即與全國人力物力合為一國之力以應敵。如何合法？則不但要有“節(jié)制之師”，更須有節(jié)制之民。一切統(tǒng)一節(jié)制之后，可以舉全國人力而化為一個抗戰(zhàn)工具。——這就是第一條之意。但要想舉國工具化，還得要舉國主體化。那即是使舉國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發(fā)抒，意識到為他自己而抗戰(zhàn)，不是給人家作工具。第二條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與社會打成一片者，在此。

綜合起來說，要在以第一條的系統(tǒng)化，第二條的民主化，來完成第三條的一切國力化。

次段：指出這三點都是理想，距離事實現(xiàn)狀甚遠甚遠。

例如中國事向來無系統(tǒng)無條理，國家最近才統(tǒng)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下略）

三段：提出十四條較為具體的主張辦法來。（中略）此其內(nèi)容實包括有：

一、國家行政以訖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三、政治的改造。

關于第一項，是為要適應戰(zhàn)時動員需要，將中央地方軍政一切機關系統(tǒng)化，合理化。（下略）

關于第二項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來的主張。那就是廿二年應教育部之約，寫的“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tǒng)草案”。

關于第三項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當時亦聲明將另成專篇討論之，后來亦是沒有寫。（下略）

總起來，我是采取兩大方針：一方向統(tǒng)制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四、國防參議會

“八一三”以前的幾天，我在上海，每天與蔣百里先生見面，商討時局。11日因聽了蔣先生的話，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車開行之前，適上海市公安局長蔡勁軍來晤談。他將敵我兩方緊張情形告知我，說不一定馬上開火。我心中忐忑而興奮。

夜車開行不久，乘客人睡甚熟之時，忽聞人馬聲喧。車正停在無錫車站。站臺上滿是軍隊，站長傳知客人一律下車，奉命火速運軍隊去滬。當時眾人紛紛下車，我亦同英國友人戴樂仁先生互相幫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傳說甚多，而我心里則認為已經(jīng)開火了。

當日幸得附他車，繼續(xù)起行。但我已認定開火之故，過南京即未下車，逕返山東，準備自己崗位內(nèi)之事。12日經(jīng)兗州到濟寧，剛下車入門，我們工作同人即謂中央連電促我入京，正轉(zhuǎn)電至上海覓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車回兗州，候南下車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張岳軍、熊天翼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開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將成立國防參議會，要我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