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風傳承

王世襄的父親繼曾，是王仁東的第三子，字述勤。辛亥革命后，王世襄的祖父王仁東寓居滬上。王繼曾1882年生于上海，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學學習。南洋公學是當時上海著名的學堂，現(xiàn)在的上海交通大學，前身是民國初年的南洋大學，而南洋大學的前身便是清朝的南洋公學。南洋公學設立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創(chuàng)辦人是盛宣懷。⁽²⁾南洋公學初建于上海徐家匯鎮(zhèn)之北，經(jīng)費取自于招商局、電報局之特捐。這兩局先后屬于商部、農(nóng)工商部、郵傳部，因此南洋公學先后稱為“商部高等實業(yè)學堂”、“農(nóng)工商部高等實業(yè)學堂”和“郵傳部高等實業(yè)學堂”。

辛亥革命前夕，學校監(jiān)督(即校長)為唐文治，字蔚芝，江蘇太倉人，原任農(nóng)工商部左侍郎；教務長為辜鴻銘，名湯生，以字行，福建廈門人，曾為粵督張之洞辦外交，為當時有名的文學家；齋務長(即訓導長、訓育主任)本為陸規(guī)亮，辛亥革命前夕，則改為莊思緘，字蘊寬，江蘇常州人，原任廣西龍州兵備道，受革命思潮影響，不愿做清朝官吏，毅然辭職，因與唐文治為同學，來校任職。

王繼曾在南洋公學接受的是不同于舊式私塾的新式教育，由于盛宣懷設立南洋公學是要著意培養(yǎng)懂得西文西藝(外語與科技)的人才，學校要求學生首先學習英、法、日等外語；學法律、公法、政治學、通商法、商稅法；學習天算、輿地、格致、制造、汽機、礦冶等科學技術。也許，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式教育氛圍中，王繼曾感受到了西方先進技術的強大和不同文化思潮的碰撞，同時也隨著外強入侵和清朝國力的式微，越來越看到清廷的無能和官員的腐敗，看到百姓陷于疾苦，感到中華民族要振奮圖強，勢必先向西方尋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這讓他產(chǎn)生了出國留學的念頭。

但當時清廷實行愚民政策，禁止人民出國，適逢孫寶琦被任命為中國駐法公使，孫寶琦是清末重臣孫貽經(jīng)的兒子，是一個篤誠開明的人士，王繼曾便利用這一契機，于1902年隨孫寶琦赴法國巴黎進修。就這樣，年僅20歲的王繼曾便踏上了赴法求學的旅途?？梢哉f，巴黎是他之后外交官生涯的最初起點。

當年，像王繼曾一樣隨孫寶琦出使法國的，還有后來被孫中山稱為“民國奇人”的張靜江先生和赴法辦勤工儉學運動的李石曾先生。他們三人，當時都是二十出頭的青年。李石曾當時21歲，張靜江最為年長，當時25歲。盡管三人出身不同，所受教育迥異，到巴黎后也各自受業(yè)，但在辛亥革命爆發(fā)后，至民國時，這段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驚心動魄、風起云涌的歲月中，三人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均有所作為。

李石曾留法回國后參加辛亥革命，和黃復生等組織了京津同盟會，出版《民意報》，在北方宣傳和組織革命。1912年他和吳稚暉等人在北京創(chuàng)立留法儉學會。1924年，在國民黨一大上，李石曾被選為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而張靜江在赴歐途中，結識孫中山，提供銀3萬兩為反清革命活動經(jīng)費，后又往東京、巴黎，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被任命為財政部長。1925年，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靜江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在孫中山逝世后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當選為中央監(jiān)察委員。李石曾和張靜江，后與蔡元培、吳稚暉，被稱為“民國四大元老”。但當時，作為同路人的三個青年人，是無法預料到他們之后的人生之路，他們只是懷著學成救國的壯志和激情，懷著對未知的廣闊世界的美好希冀和憧憬。作為這三人人生拐點的1902年，成了他們閑適地坐在開往巴黎郵輪上最有希望的一年。

王繼曾到巴黎后，先后在法國高等學校及巴黎政法大學學習外交與公共事業(yè)管理，留學七年，學成時曾被授予學業(yè)優(yōu)秀獎。1909年，他畢業(yè)回國后，首先任當年清政府軍機大臣張之洞之秘書。后因其扎實的外語功底、外交能力和在巴黎留學的經(jīng)驗，不久便改任駐法留學生的監(jiān)督，王繼曾也得以有機會攜夫人金章，再度赴法國巴黎故地重游。正是王繼曾夫婦僑居巴黎之際，國內時局卻發(fā)生劇變，辛亥革命于武昌爆發(fā)，滿清帝國終于土崩瓦解，中華民國宣告成立。

民國成立后，王繼曾回國供職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14年1月，又任外交部政務司司長。這一年，也就是王世襄快出生前，買下了北京東城芳嘉園的一座四合院。那是一座傳統(tǒng)的獨門四合院，有四進院子、四層房屋，后門開在新鮮胡同，以當時的北京老城來說，雖不算大，卻也幾近中等規(guī)模。王世襄正出生于這老四合院里，并一直居住了將近八十年。

1920年9月，王繼曾出任駐墨西哥公使并兼任駐古巴公使職。當時王世襄正六歲，本來全家要隨父親一起遠赴墨西哥，但此時二哥王世容不幸夭折，王世襄又患猩紅熱初愈，不宜離家遠行，因此母親只好帶他留在上海。1921年8月，王繼曾免兼駐古巴公使職，專任駐墨西哥公使。同年底，他任滿歸國后，一家終在上海重聚。1924年1月，王繼曾由滬往京，在孫寶琦執(zhí)政的北洋政府擔任國務院秘書長，一家人才重回芳嘉園老宅居住。1926年，王繼曾又改任安國軍外交討論會委員，1931年后則任英美煙草公司北平分行經(jīng)理。

王繼曾在頻繁出任駐外使節(jié)的過程中，還對各國的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進行了細致的觀察和分析，曾著《意大利政治經(jīng)濟財政報告書》等書，介紹并評述了當時國外的一些政治經(jīng)濟之狀況，應該說，為當時國人了解西方的經(jīng)濟文化和政治體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爾后，隨時局之變化，當民國政府遷都南京后，北京的政府職能逐漸萎縮、日漸蕭條，而王繼曾則又無意去國民黨的政府工作，他在時過境遷之下，也漸漸淡出了政界。

西清王氏一門，自從福建閩縣經(jīng)商發(fā)家，后代代相承，通過科舉應試走上仕途，逐漸發(fā)展為一個官宦之家?；仡櫷跏老遄嫔先纳綒v程，可謂英才輩出，洵不多見。如有進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狀元及第、直陳時弊的循吏，也有躋身洋務、從事外交的使節(jié)。所以說王氏世家子弟、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鴉片戰(zhàn)爭后內外交困的時局中，王家各代養(yǎng)成的“通達時事”、“兼?zhèn)渲形鳌?、“注重實際”的辦事作風，無疑是西清王氏一代代薪火傳承之作風，對日后王世襄的成長和后來的治學，都產(chǎn)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人們常說，時代造就了一個人的成長，但我認為時代固然重要，可在中國重門風世家的社會傳統(tǒng)和環(huán)境氛圍中，個人的成長與作為，實離不開代代相傳的家族之影響。這正如《伏爾泰傳》的作者莫羅阿所說的：“一切都是不良的，但一切都可以改善?！蔽蚁耄@話說得有理，這里所說的“可以改善”，乃是因為一個人能幸運地處于一個好的社會，實非易事。當個人無力或無法去改變社會之惡劣環(huán)境時，那么，個人之成長抑或成才的機會，無疑離不開世族家風這潛移默化的影響。否則，我們又如何去理解古人的種種精神與現(xiàn)代之相通，以及有著幾千年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的耕讀之家，迄今綿綿不斷的那文脈的延續(x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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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見國史館《蘇州知府王仁堪傳》。

(2)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江蘇武進人，是清末洋務派的一個重要官僚，辦過鐵路、電(電報局)、郵(郵政)、航(輪船)、礦山(如漢冶萍公司)等洋務實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