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遺澤至今崇

在四川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發(fā)展均居于全國前列的繁盛時期首推西漢。那時四川所以能夠繁榮昌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若從倡導者與組織者的角度看，有兩位杰出的人物是永遠令人緬懷的，這就是戰(zhàn)國末期的蜀郡太守、政治家李冰，與漢景帝至漢武帝時期的蜀郡太守、教育家文翁，李冰與文翁都不是四川人，但他們對四川經濟文化的發(fā)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文翁的生平，由于資料有限，今天已不太清楚，只知他姓文，名覺，字仲翁，廬江舒縣（今安徽廬江縣西）人，年少好學，對《春秋》鉆研尤深。漢景帝末年，任蜀郡守。他為人仁愛，重視教育。當他在蜀郡了解了全面情況之后，深感蜀地偏僻，文化不昌，加之秦代禁止私人辦學的后遺癥，故而“學校陵夷，俗好文刻”，若要使蜀郡有大的發(fā)展，必須從文化教育這一根本大事抓起。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首先，他從郡縣小吏中選拔了“開敏有材者”即為人聰敏、有培養(yǎng)前途者如張叔等十八人，先親自教導，然后送到首都長安向博士求學，有的學習五經，有的學習律令。臨上路時文翁還讓他們帶上一批蜀郡的名特產品如鐵刀、麻布等，到京師去送給博士，作為培訓的費用。幾年之后，張叔等順利完成學業(yè)，回到蜀郡，文翁即任命他們擔任郡中的高級官職或郡學教授，成為一批有真才實學的政界骨干與高級知識分子。

其次，文翁撥出經費，“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這一所郡立學校是用石料修建的，故稱為“石室”，后又稱“文學精舍”。入學者都免除各種徭役，使之專心學習。為了讓學生接觸實際，鍛煉治理政務的真正能力，文翁經常組織學生到郡縣辦公處參觀實習。文翁出外巡視郡縣，還選擇一部分學生做隨從，“傳教令”，擔負某些政務工作。這樣做，既在實踐中使學生增長才干，又讓各地百姓看到認真讀書就可以為官的好處，“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這樣一來，蜀中習俗逐漸得到改變，重視培養(yǎng)子弟讀書，一時成為風氣。這個經驗受到漢武帝的高度贊揚，“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就這樣，我國最早由地方政府開辦的學校從文翁石室開始，并逐步推廣到全國。所以說，文翁不僅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在當時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文翁采取的以上兩項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很短時間內就取得了明顯的結果：一是郡縣政府不斷得以補充既有知識、又有實踐經驗的官吏，文翁培養(yǎng)的學生中，“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二是有大批人到長安求學，“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齊魯是漢初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區(qū)）焉”。漢武帝以后，蜀中杰出的人才不斷涌現，與此有極大的關系。東漢寫成的《漢書》稱“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并非夸飾之論，是有事實根據的。

還應當指出的是，文翁在蜀中并不是只抓教育的。為了使百姓發(fā)展生產，增加收入，并在此基礎上使政府有一定的行政經費，他還努力從農耕與水利方面進行開發(fā)。例如，他在都江堰已有的水利工程的基礎上，又組織指揮廣大民工“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就是指開鑿今天的蒲陽河，分岷江水東北流，再與青白江會合，可以灌溉漢代的繁縣（即今天的都江堰、彭州、新都區(qū)新繁）的大片農田，造成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興旺景象。

由于文翁對蜀地經濟、文化建設的杰出貢獻，當他在蜀地辛勤一生并在蜀地病逝之后，長期受到人們的懷念與贊頌?！稘h書》將文翁列于整個西漢的“循吏”的首位，認為他“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蜀地百姓更是“為立祠堂，歲時祭禮不絕”。特別是文翁興辦的石室，則自漢至今近兩千年來，一直是成都的學府所在，不斷地培養(yǎng)蜀地青年，從未中斷。這種在同一地址連續(xù)辦學兩千年的情況，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罕見的。在石室舊址，漢代為蜀郡郡學，唐宋為成都府學，元代改為書院，清末改為學校，至今仍是全省重點中學，且仍名石室中學。在石室之側，歷代還有文翁祠、文翁坊、經史閣等建筑。五代時曾刻十經于石，立于此地，是為全國聞名的“孟蜀石經”，至今還有少量殘石遺存。

為了稱頌這位為蜀地的發(fā)展做出杰出貢獻的先賢，歷代的騷人墨客寫過不少贊譽之作，如唐代的裴铏有“文翁石室有儀型，庠序千秋布德馨”之句；宋代蘇軾有“蒼苔高朕（指東漢時于戰(zhàn)火后重建石室的蜀郡守高朕）室，古柏文翁庭”之句；老一輩革命家李一氓同志還親筆寫了“錦江春色來天地，石室文風爍古今”的對聯(lián)。我們這篇小文的標題“文翁遺澤至今崇”，也是用的清代四川名詩人彭端淑的七律《再掌教錦江書院作》的首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