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章炳麟救學弊論

章氏此論，滔滔數(shù)千言，于近世學術之衰，學風之陋，思有以振捄之也。章氏負當世能文名，其言論足以震古今，其行止足以集人倫，斯論之出，景響尤巨。今本盍各之義，略抒所懷，以當商榷焉。

夫小說之名，肇見《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爰及漢代，其流漸廣，班固《漢志》，列為十家之一。隋唐以下，述作益宏。宋仁宗時，國家無事，使臣下日進小說一篇，以為娛樂。厥后斯體大興，長篇短制，霞起飚流，其至者可以激動人心，占一代政教之興革。下焉者亦可風上諫下，合乎詩教之旨。而章氏因先哲之言，承儒家之指，統(tǒng)以為導人淫僻誘人傾險之所為也。即以小說家言多誕穢，不足為訓，則經(jīng)史中載褻瀆之事多矣。有敢擯《詩·國風》、《易·咸卦》、《漢書·景十三王傳》而不讀者乎？蓋文章之美，無關體制，時代愈后，文體愈侈。如唐玄宗與楊貴妃事，在詩為白居易《長恨歌》，在小說為陳鴻《長恨歌傳》，在傳奇為洪升《長生殿》，體制各殊，要皆同為不朽之作。若以為白詩可教，陳、洪之制足以敗壞人心，束諸高閣，是未足以折服人心也。章氏數(shù)舉《三字經(jīng)》、《史鑒節(jié)要》便讀，以為愈于小說傳奇。嗚呼！使舉國之人，盡僅讀《三字經(jīng)》、《史鑒節(jié)要》便讀者，于學術又將何如？此其失一也。

夫刻辭鏤銅，自古而然，大禹勒筍簴而招諫，成湯箸盤盂以垂規(guī)，景鐘紀魏顆之勛，衛(wèi)鼎表孔悝之銘?！洞呵镒笫蟼鳌?，載鐘鼎及二十余事。班固《郊祀志》，獨標美陽得鼎前事，其文異于秦漢，其時惟張敞能辨之。許君《說文敘》亦稱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頗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然許君所見金石文字與小篆不同者，《說文》已錄之，其所不見者，尤不少也。如子尾送女之尊，周宣岐陽之鼓，詩人以之入詠，畫士播諸丹青。天水崛興，代多奇士，攄懷舊之蓄念，發(fā)思古之幽情。若薛尚功、歐陽修、趙明誠、王復齋、呂大防等，或豐于收藏，或長于考訂，知人所未知，有人所未有，誠前世之所無，開后來之規(guī)模也。金石之學，于是大啟?；蛞宰C古籀篆隸之出入，或以定音韻訓詁之通假，或以考氏族職官之得失，或以校地輿年月之是非，始為坿庸，蔚為大國，厥用極宏，未可忽也。顧《說文》為字書之總匯，識字之鈐鍵，盡人皆知。其不觀《說文》而直求之鐘鼎款識者，如擿埴索涂，固為不可。若專守《說文》而斥鐘鼎款識為不足觀者，則為許君所蒙蔽者多矣。顏之推云：“不信《說文》，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若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故章氏之專守《說文》，與潘、翁二氏之排《說文》，其失一也。況鐘鼎款識之學，非始潘、翁，必以為不足教者，咎亦在薛、歐，不在潘、翁矣，此其失二也。

且夫文之美惡，微特不關于體制，亦且無限于中西。林紓譯大仲馬之《茶花女遺事》，依然哀艷感人。郭沫若譯歌德之《浮士德》，讀之仍為神魂飛蕩。章氏以為遠西之文，徒繡其鞶帨，不足任用，顧中文有華質(zhì)，西文亦然，此視其時代之風尚與作者之風格而異，寧有遠西之文，皆藻麗華綺而鮮質(zhì)實者乎？且遠西之文有過于中土者，如海洋文學，我國不及西歐遠甚?！睹姟分昂铀笱蟆?，《楚辭》之“北渚渺渺”，但有零句，鮮有專篇。木玄虛《海賦》，排綴水旁字句而已。至曹操《觀滄海》詩，著洪波之辭。靈運《游赤石》詩，有超越之句。后之作者，鮮有嗣音。而遠西狀海之篇，俯拾皆是。若能取彼之長，補我之短，豈非兩全乎？或以為讀西文則中文與之俱化，是無足慮也。魏晉梵佛大典，緇流廣被中土。能文之士，莫不受其影響，大謝之詩，其著者也。若王巾《頭陀寺碑文》，幾乎句句用釋典，字字含理意。昭明以之入《選》，當世欽其能文。今為文者能掇遠西之菁英，以廣拓我之藝苑，夫誰曰不宜？必以為不足任用，則何厚于魏晉六朝之人，而薄于今之人乎？此其失三也。故小說傳奇、鐘鼎款識、遠西之文，非不足教，在乎教得其人也。

至其論學校之弊，以及學者之陋，使人讀之，未有不悚然者。今國內(nèi)學制，仿自歐美，由幼兒園而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為時約二十年，即令學子能循序以進，所得能有幾乎？以國文而論，學生在聽課外無他事，教員在教科外無旁責。同一《古詩十九首》，初中讀之，高中讀之，至大學又讀之，然終不能背籀。同一《文選序》，其教授之時亦然，曠日玩時，無所補益。教材之選擇無準，人格之訓練益鮮。馴至一中學畢業(yè)生，能文理通達者，已為高才生。若稍質(zhì)以詩書，則瞠目無以對。昔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頃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苯裰袑W生，直鄭家奴之不若矣。且學校常隨政治而更動，此黨攬權，異黨盡逐，一人得志，親婭皆登。故校長視學校如逆旅，教員視學校如郵亭，有席未暇暖而卷去，有突不得黔而先奔。間有無賴之士，非有學行如陸九淵、朱晦庵者也。崇其名號，夸其成績，設學校為利藪，招學生為貨殖。學生惟年納以巨款，屆期給以文憑，其讀書與否，其心得有無，則教員不問焉，校長不顧焉。若斯之流，亦復甚眾。即上焉者，能讀書識字，而師弟子之間，漠若路人，此在宋時已然，朱子《學校貢舉私議》云：“熙寧以來，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師生相親，漠然若行路之人。月書季考，只以促其嗜利茍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立學教人之本義。”以今視古，宜若合符然。學校之弊，一至于此，寧不痛哉！而學術之陋亦復如之。澆薄之徒，不讀經(jīng)書，而空談義理；不窺史冊，而妄生疑惑。或句讀古書，或迻錄往籍，去作者之名，標自己之號。朝成一篇，暮登諸版。昔亭林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蓖ち謱W比江海，行并日月，而自視所著書，猶不如古，期之以廢銅，蓋學者之謙也。今人既不及亭林遠甚，反高自位置，儼若昭昭懸之國門，不能易一字者，有是理乎？至于載筆之徒，言文之士，伏枕抽毫，然脂瞑寫，不假潤飾，自命天才，不知機有遲速，并資博練。揚雄為一代文豪，賦甘泉而臟出。杜甫為千古詩宗，學陰何而心苦。非不能速，欲速則不達也。況才疏空速，庸足當乎？近代為文之捷者，無過于毛西河，西河口耳手三者可同時而作，其聰惠已迥過常人，而其為文引經(jīng)，往往不足據(jù)，梁紹壬已辨之（見《兩般秋雨庵隨筆》）。今學士知既不及西河，而徒羨虛名，束書不讀，既不加思，復不苦學，則殆罔兼至矣。使舉國而為殆罔之人，而欲其國之不顛覆者難矣。章氏以學校須改制，罷遣其學風最劣者，學術須提倡，以能常見書為先。予以謂今后學校，須取宋書院制及明初學校制并行之。明初學校，非專尚時文，學生入監(jiān)讀書，而國家之整理田賦、清查黃冊、興修水利，皆監(jiān)生為之。年長者歷練政事，能文者拔擢不次。博學者令習翻譯，善書者命其繕寫。他若特事遣使巡狩從之，皆優(yōu)為之。蓋明之國學，第為儲才之地，以師儒督其學，以世務練其本，學以致用，國無棄才。誠能如是，則教者安于職，學者收其心，奔競之風斯遏，質(zhì)樸之風自崇。若學比鄭玄王肅，行比朱熹陸九淵，或有一藝之長，足與前人爭光者，則政府褒揚之，學校豐養(yǎng)之，使其自由講學，學者亦隨其性之所近而歸之。此寓書院于學校之中，樹一代之學風，以為百世?？?。較今之挾書終日，彷徨無所措者，得益必宏矣。顧遠西如牛津、劍橋諸大學，并行此制，而我國反吐棄之摒斥之，常人忽近而貴遠，無乃是乎？嗚呼，劉石亂華，清談流禍；趙宋垂危，黨爭未已。今關東淪喪，瘡痍未撫，諸學士終日囂呶，不務實學。長此以往，深恐神州遭陸沉之痛，諸夏有偕亡之哀。昔王衍將死，云：“吾曹向若不祖尚虛浮，戮力以匡王室，猶可不至今日?！币蜃x章氏之文，且有感乎夷甫之言，書之如此云爾。

（原載《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193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