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晨，太上皇帝病逝于大內養(yǎng)心殿，嗣皇帝颙琰才算真正當家作主，是為親政。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隨即在京師刮起，曾經呼風喚雨的和珅被打入詔獄，其同黨家奴多被清算，內閣和軍機處都做出重大調整。一朝天子一朝臣，嘉慶帝雄心勃勃，求新求變，開始建構自己的治國班底。
王鼎在老家蒲城為母親守制，聽到消息，應也在一個月之后了。京城的高層震蕩與他關系不大，只是和珅倒臺，庶吉士的滿族總教習要換個人了。而王鼎丁憂休學，再回來也趕不上本屆庶常的散館，是以換誰也與之無涉。
第一節(jié) 在“守成”的旗幟下
太上皇在的日子，颙琰從不擅自做主，一切仰承老爹旨意，遇事推和珅向前，極盡謙恭與謹慎，如是者忽忽三年。颙琰又是個頭腦清醒、心中有數(shù)的人，三年的“學習行走”，積累了許多為君理政的經驗，積累了對一些官員的認知，低調的嗣皇帝，從未忘記觀察和考察，把該記的都牢記在心底，為必會到來的親政做準備。
颙琰博學多思，勤奮簡樸，一心要把國家治理好，然而真的沒有乃父乃祖的本事，更缺乏曾祖康熙帝的胸襟視野。自知弗如的他高揚起“守成”的大旗，又將這桿旗傳遞給其子其孫。創(chuàng)業(yè)維艱，守成亦難，祖孫三代也算嘔心瀝血，終難挽大清的衰靡之勢。
一、打虎親兄弟
懲治和珅，嘉慶帝可謂雷厲風行，行事亦極有次第。首先做的是大封皇室成員，特別是自家兄弟及侄、孫輩。大喪當日，即降旨：
朕兄弟中惟儀郡王居長，著加恩晉封親王；貝勒永璘系皇考之皇幼子，綿億系皇五兄之長子……均著加恩晉封郡王，綿億派往東陵悉心辦事；儀親王長子綿志、成親王長子綿懃、定親王綿恩長子奕紹，俱系親王長子，著加恩……均作未入八分公；綿總、綿偲系成親王庶出之子，均著照例封為輔國將軍，綿偲著賞戴花翎，與奕純并挑在乾清門行走。
乾隆帝雖說是枝葉繁茂，五世同堂，而十七個兒子中，只剩下四個，除繼承大位的颙琰之外，還有他的兩個異母哥哥、一個同胞弟弟。嘉慶帝首先想到要依靠他們。雖在《唐代宗論》中說得輕松，可他深知，和珅在朝中多年經營，不得不倍加慎重。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他的第一招，就是加封起用自家兄弟，然后是子侄輩，未想到效果不佳——
八皇兄永璇，由儀郡王晉封儀親王，受命總理吏部。原來和珅管理吏部，事無巨細皆要過問，尚書、侍郎都成了擺設。颙琰派儀親王永璇監(jiān)管，無非是讓他扭轉風習，把好用人大關。八皇兄職掌甚多，是宗人府宗令、領侍衛(wèi)內大臣、正紅旗滿洲都統(tǒng)，還管著武英殿御書處、雍和宮中正殿等，哪知對吏部事務仍不放手，撿起老和故伎，要吏部處處請示匯報。當時滿漢尚書均不在，由左侍郎鐵保主持部務，此人頗有幾分風骨和硬氣，并不隨時稟報。儀親王不好直接責斥，便對吏部司官發(fā)脾氣，聲稱要給他們點兒顏色看看。鐵保沒有辦法，只得經常向王府報告，而自己絕不登門，連個郎中、主事也不派，就去個筆帖式，鬧得王爺更不痛快。此事傳到嘉慶帝那兒，隨即傳諭，以“總理”一名不合祖制，易生專擅之弊，儀親王管領的差事又太多，撤銷了這項任用。可笑八皇兄僅僅做了一個月的總理，即告銷差。嘉慶帝本來做了一件及時糾偏的事，可為了給哥哥找回點面子，同時將鐵保降職，理由也荒唐，說他不該訓斥下屬。
十一皇兄永瑆，比老八本領大些，自幼研習書法，深得乾隆帝喜愛，多次親臨其府第指導鑒賞，是以十年前就受封為成親王。嘉慶帝對十一哥更為器重，令掌領軍機處，并總理戶部三庫，也是以前和珅的主要職掌。作為獎勵，還將和珅在圓明園附近的龐大園林全部賜給了他。撤銷永璇“總理吏部”時，永瑆“總理戶部”一職仍保留，嘉慶帝特加說明：“現(xiàn)在所以令成親王永瑆總理戶部者，因川省軍務將次告竣，軍需銷算，事務殷繁，自應仍行綜理。俟軍務奏銷事竣，即不必總理戶部事務?！?sup>然作為書法家的老十一常常踩不到步點上，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熬到當年十月，終于傳諭罷免，依據(jù)也是“與國家定制不符”，自設軍機處，從無諸王在軍機行走。
最不省心的，應是他的同胞小弟、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是說有日一班皇子喝酒聊天，議論不知將來哪個能即大位，永璘開口道：即使皇位像雨點一樣多，也滴不到我頭上，惟愿哪位皇兄日后做了皇帝，將和珅的宅子賜給我，此生足矣。颙琰親政，永璘晉封為慶郡王，在內廷行走，欽賜和珅府第之一半給之，因深知其散漫習性，倒未給什么重要職事。
親王、郡王以下直至公、額駙、侯、伯，皆在超品，為國之大臣，自不待言。開創(chuàng)之初，絕多統(tǒng)兵鏖戰(zhàn)，馬上殺伐，功名皆自戰(zhàn)場上博得。降至嘉慶朝，已然整體上流于享樂腐化，敢于上陣廝殺者雖仍不乏其人，精神氣質已與先輩有間。偶令在朝中管事，也是架子擺足，能為不夠，到處插手，弄得雞飛狗跳。颙琰的兩位皇兄便是如此。
二、樞閣大洗牌
大喪的第六天，颙琰始頒發(fā)父皇遺詔，同時宣布了對內閣和軍機處的調整。親政的首要步驟，先要整頓中樞機構，歷來皆此，經過三年觀察，他早就有些按捺不住了。
早在嘉慶元年十月，因福康安、孫士毅接連病逝，內閣大學士出缺，通常要從資深尚書中推選一位，還是嗣皇帝的颙琰，在諭旨中有一段人物點評：
現(xiàn)在各尚書內，若以資格而論，則劉墉、紀昀、彭元瑞三人俱較董誥為深。但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即如本日召見新選知府戴世儀，人甚庸劣，斷難勝方面之任，朕詢之劉墉，對以尚可。是劉墉平日于銓政用人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詞塞責，不勝綸扉，即此可見。彭元瑞不自檢束，屢次獲衍。紀昀讀書多而不明理，不過尋常供職。俱不勝大學士之任。董誥在軍機處行走有年，供職懋勤殿亦屬勤勉，著加恩補授大學士。至王杰因患腿疾，久未入直，現(xiàn)在軍機處漢大臣止有董誥一人，著左都御史沈初在軍機處學習行走。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績程材，無不權衡至當。劉墉、紀昀、彭元瑞皆當捫心內省，益加愧勵！
其時正是颙琰“日侍圣顏，時聆恩誨，事事得有稟承”之際，內閣大學士人選必也請老爹示下。選中董誥，應是老皇帝欽定、嗣皇帝真心贊同，而借此對三老臣的無情剖析，顯得有些過分。筆者曾認為這番話出自太上皇之口，由他臧否人物，誰也不敢不服。但實錄館編纂之時，對這一時期的諭旨必也認真梳理歸類，既以寫入《清仁宗實錄》，而不歸于同時并行的《清高宗實錄》，應該出于颙琰之口。這段話的由頭在于一個知府的任命，上皇早已確定不管，將此類事統(tǒng)交嗣皇帝處理。嘉慶帝的話可能為吏部尚書劉墉所激，可薦人之權集中在和珅手里，不以“模棱之詞”又能怎樣？劉墉、紀昀、彭元瑞皆一時文星，襄為乾隆帝所看重，多年侍從追隨，在國家文治上出力甚巨，竟爾如此貶斥，也讓他們心寒。幾個月后，劉墉授體仁閣大學士，當還是上皇的意思，颙琰也沒有反對。
颙琰親政之際，內閣中本來只有四人，這次調整，從資歷上看是新老兼用，以年齡論則皆系老人。和珅已逮問，蘇凌阿即令致仕，王杰、劉墉留了下來。時王杰75歲，劉墉整整80歲，再次入閣的董誥60歲，慶桂65歲，保寧年齡不詳，推想亦在60歲左右，形成一個由聲譽較高的老臣組成的內閣。
新入閣的保寧為蒙古正白旗人，父親靖逆將軍納穆扎勒出征回疆殉節(jié)，追封三等公。保寧襲爵，授乾清門侍衛(wèi)，從阿桂征金川時尚在少年，然有勇有謀，連克要隘，繪像紫光閣，后職務一路上升，歷任總兵、兼總管內務府大臣、江南提督、成都將軍、四川總督，深得乾隆帝眷注。保寧長期駐節(jié)邊疆，兩任伊犁將軍，“平日辦事尚能小心謹慎，操守亦尚可信”，所轄地方糧儲兵械充裕，邊疆安定。嘉慶改元，即擢保寧為協(xié)辦大學士，至此拜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仍留任伊犁。加以內閣大學士銜，留鎮(zhèn)邊疆或大省，與?？蛋病O士毅相同，自是國家重臣的標志。
慶桂則先入閣為協(xié)揆，兩個月后授文淵閣大學士。他出身滿洲鑲黃旗，為前任大學士尹繼善之子，歷軍機章京、內閣學士，雖不若保寧起于軍功，亦多年任職邊陲，熟悉軍務和邊政。其任伊犁參贊大臣時，以處治哈薩克巴布克貢馬之事，得到乾隆帝激賞：“伊系尹繼善之子，不比他人，能如此辦事，朕又得一能事大臣矣！”后來備受信任，出則任將軍、總督，如烏里雅蘇臺將軍、盛京將軍、吉林將軍、福州將軍、黑龍江將軍、陜甘總督等；入則為侍郎尚書、軍機大臣。慶桂曾兩入軍機處，第一次早在和珅之先，兼任吏部侍郎、工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慶桂生性平和謹慎，“舉趾不離跬寸，時咸稱其風度”，是嘉慶間一位重要人物，主持軍機處十余年。
改組前的軍機處原有六人，和珅、福長安被逮治，沈初以年老罷直，戴衢亨、那彥成留任，新進入的有成親王永瑆和董誥、慶桂。后二人雖稱資深，有皇兄永瑆在，首席軍機大臣自然非他莫屬。颙琰本意也是讓哥哥盯著，哪知這位王爺不是這塊材料。永瑆掌領軍機，兼總理戶部，劣名居然傳到屬國：
十一王永瑆總理庶務，恣行專擅，士論不韙，頗有漆室之憂。
他做的唯一有影響之事，就是將洪亮吉的言事疏轉呈皇上，或也正因為這個，當年十月，颙琰就免了十一哥的總理差使。
朱珪很快奉調來京，颙琰與師傅執(zhí)手痛哭，即令直南書房、管理戶部三庫，加太子少保，賜第西華門外。他將老師當作咨政，經常單獨召見，請教用人行政大事——
凡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
上傾心一聽，初政之美，多出贊助。
既然如此，何不讓朱老師進入內閣和軍機處？其在資格上也毫無問題，卻是遲遲不辦，真不知這位天子門生是怎么想的。
三、殺他幾個貪官
颙琰親政的第一刀，砍向有“二皇帝”之號的和珅，第二刀本來是福長安，卻沒有下得手，由立斬改判監(jiān)候。對這位表兄，颙琰本來是要拉的，見其執(zhí)迷不悟，即動殺心；心中實在又有所不忍，便把他趕出權力中樞，派往裕陵守陵。至于與和珅走得較近的一些大臣，朝內清查的呼聲很高，皇帝亦曾恨得咬牙，此時卻下旨“不復追究以往”。這就是颙琰，內心總是猶疑彷徨，顧忌甚多，朝令夕改，也狠不下心來。
殺個把中下層官員、抓幾個聲名狼藉的貪官惡吏，颙琰自然毫不猶豫。頒布求言詔后，御史谷際岐上疏言湖北教亂之初起，實由武昌府同知常丹葵激成：
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為能，于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內，委查宜都縣境，一意苛求，凡衙署寺廟關索全滿。內除富家嚇索無算，及赤貧者按名取結，各令納錢若干釋放。其有少得供據(jù)者，立與慘刑，至以大鐵釘生釘人手掌于壁上，號慟盈庭；或鐵錘排擊多人，足骨立斷；若情節(jié)尚介疑似，則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載至一二百人，堆如積薪，前后相望，未至而饑寒擠壓就斃，大半浮尸于江，余全歿獄中，亦無棺瘞。居人無不慘目寒心。聶結仁系首富，屢索不厭，村黨始為結連拒捕，尚未敢逞犯。常丹葵不知急自收斂撫慰，轉益告急，以致宜昌鎮(zhèn)帶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兩縣同變，而襄陽府之齊王氏、姚之富，長陽縣之秦加耀、張正謨等聞風并起，遂延及河南川陜，日甚一日……此臣所聞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
教民稱“官逼民反”，皇帝亦痛斥“官逼民反”，終于抓了一個典型，即綽號“常鬼頭”的常丹葵。嘉慶帝即令將他革職拿問，押往京師問罪，人心大快。至于后來的處置不甚了了，好像留了一條命。
軍中貪腐盛行，餉銀軍需多被扣留盤剝，亦一大弊端，颙琰深所痛恨，在大喪第二日即嚴詞譴責。這時期出現(xiàn)兩個典型性案件：
一是湖南布政使鄭源
加扣平余案。颙琰親政求言，三月間有人上疏揭發(fā)此案，命湖南巡撫姜晟審辦。所謂“平余”，此處指對賦稅的加征部分，雍正八年后，規(guī)定將一半留歸地方使用。這位鄭兄貢生出身，一步步熬到從二品的藩司，已屬不易，從北方老家拖家?guī)Э?，竟有眷屬?00人，還要養(yǎng)戲子、擺排場，花費不貲，只有克扣勒索下屬，加增稅收的數(shù)額超過八萬兩。大吏奢侈浮華之風，必非此一例，引起嘉慶帝憂慮，下旨將鄭氏處斬，并通諭各省藩司“洗心滌面，悛改積習”。他還降旨嚴禁京師城內戲園，對試圖阻撓查禁的定親王綿恩，表達了強烈不滿。
第二件更為嚴重，湖北布政使祖之望來京陛見，說出辦理軍需時發(fā)現(xiàn)的一段黑幕：安襄鄖道胡齊侖經手的餉銀，大多為領兵大員提走用于犒賞，也有的私用或人情饋送，除額勒登保一人，明亮、永保、德楞泰等人都得過這種錢，底賬上記得一清二楚。嘉慶帝極為惱怒，推想四川必也有這種情況，密諭四川總督魁倫嚴查：
又本日祖之望到京，據(jù)稱湖北辦理軍需，查出胡齊侖經手賬簿，多系開載領兵大臣犒賞提用，及督撫與該道饋送領兵官員款項。如明亮、慶成、永保、恒瑞、德楞泰、舒亮等皆曾得過，惟額勒登保一人未經得受。是軍興以來所發(fā)餉銀七千余萬，竟為伊等饋送侵肥花消之用。湖北一省經手軍需為數(shù)尚少，已有如此弊端，何況四川支發(fā)軍餉不啻數(shù)倍于楚？且胡齊侖僅系道員，輒以公帑作為饋送見情，何況福寧職分較大、總辦糧務？如勒保、明亮及在營帶兵官員，豈有不任意提用，作為饋送，借資結納之理！即如福寧，從前曾經致送和珅銀兩，朕所深知。此時朝中雖無權要、有須饋賂之人，而督撫等或借犒賞為名，私行提用，自肥己橐，皆所不免。試思國家經費有常，今以七千余萬之帑一任伊等揮霍，全不以軍務為重，則賊匪何由得平？伊等之意總不過欲借辦理軍務，屢請多發(fā)餉銀，可以浮冒開銷，為補從前虧缺地步，是以有意遷延，總不欲剿辦完竣。誠恐軍營蕆事，則平時虧空悉行破露，無可彌縫。此實外省積弊，最為可恨！今特交魁倫將福寧經手軍需嚴行查核，其平日如何侵用餉銀，致送何人，并各路帶兵大員如何借詞犒賞，提用若干之處一一詳細查究。若得實據(jù)，即行鎖拿，速即具奏。
所謂密諭，即不經過軍機處，直接將諭旨發(fā)送魁倫。颙琰又想起福寧曾向和珅送銀子的事，矛頭所向，帶著殺氣。福寧出身包衣家奴，由筆帖式一路上升，巴結賄賂的手段甚多，送錢給和珅實不意外。在達州辦理四川軍需，“帶兵各大員在軍營酒肉聲歌相為娛樂，以國家經費之需，供伊等嬉戲之用”，“各路兵勇日費雖多，而遲延不發(fā)，多令枵腹從事”?？齻愓苄碌垡行?，奉到密諭能不認真核查？惟軍需是一筆糊涂賬，福寧接手時間不長，定了個“理餉含混”，諭令革職。接下來福寧在旗鼓寨殺降一事暴露，嘉慶帝斥為傷天害理，命逮治。其是胡齊侖案的插曲，至于那個撞到槍口上的，很快被一刀了賬。
四、拒絕“維新”
在悼念父皇的諭旨中，嘉慶帝贊美父親“繼統(tǒng)緒則為守成，論功業(yè)則兼開創(chuàng)”。而親政之初，臣子應詔上言，國子監(jiān)祭酒法式善提出“親政維新”之說，皇上讀后很不滿意，忍著沒有發(fā)作，心里卻很是別扭。
看看到了歲末，眾大臣舉薦的賢才中，法式善赫然在前列。嘉慶帝傳諭內閣，一上來先說到法式善的建言：
本年春間，國子監(jiān)祭酒法式善條奏事件，折首即有“親政維新”之語。試思朕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率循舊章，恒恐不及，有何維新之處？
后面還有許多嚴詞峻語，火氣很大，卻有些讓人莫名其妙。維新，乃始更新，出于《詩經·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彪m屬套話，但詞義甚美，后世多用于新帝登基，引申為改變舊法推行新政。打著守成大旗的颙琰，習慣于這般借題發(fā)揮，大講“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大約又聽到一些議論，說他誅殺父皇近臣、偏離父皇之道。
法式善的奏章，是在嘉慶帝下求言詔時所上，為何在10個月后又翻出來？細讀下去，始知別有原因：先是有旨令各大臣密保所熟悉的人才，豐紳濟倫密薦法式善“明白結實，辦事妥協(xié)”。豐紳濟倫為福隆安之子，其母則是高宗第四女和嘉公主。這位乾隆帝很喜歡的親外孫子，可謂得風得雨，位列公爵，官至兵部尚書，領鑾儀衛(wèi)，至颙琰親政之后，便逐步被邊緣化。嘉慶帝多疑擅猜，推斷法式善必然像過去巴結和珅、福長安那樣，走了豐紳濟倫的門子。他不愿意直接駁回，讓錄入備選名單（類似于今天的“任職公示”），可十天過去，要進入任命程序了，仍未見有人論奏，頓時發(fā)作。颙琰大談法式善在國子監(jiān)“聲名狼藉”、“贓私累累”，又舉出“開館取供事”之事，說早聞其劣跡。供事，又稱書辦，翰詹等衙門中吏胥也。此事未見別處記載，大約做皇子或嗣皇帝時聽人講過，從此對法式善留下一個惡劣印象。
實則法式善是一個認真讀書、認真做學問，有幾分呆板執(zhí)拗的學者化官員。他出身于蒙古察哈爾部，少年喪父，由繼母撫育成人，乾隆四十五年中進士，與薩彬圖同在三甲，那時的他名叫運昌。數(shù)年后，乾隆帝臨雍講學，他作為國子監(jiān)司業(yè)率諸生聽講，禮成受皇上接見，詢問姓氏，賜名“法式善”，滿語“竭力有為”之意也。法式善的確如此，除勤懇職事外，詩文書法均有可稱，又性喜著述，所作《清秘述聞》、《槐廳載筆》，得到朱珪、翁方綱等人盛譽，至今仍為研究清代文教之必讀書。法式善被稱為蒙古族的第一大學問家，終日沉浸于典籍之中，既不擅長考試，又不會走門子、搞關系，是以翰詹大考，逢考必砸。其追隨和珅等權貴了沒？應沒有，與老和交好者常居大考前列，而法式善總是列于末等。所幸有阿桂在，深知此人長處，推薦他擔任國子監(jiān)祭酒。
再回到法式善的奏折，僅就嘉慶帝所斥責的幾項，應也不無可?。喝缃ㄑ赃x一位威望素著的親王重臣任大將軍，節(jié)制川陜諸軍，前朝多有此例，大清的江山也是這樣打下來的，卻被斥為“揣摩迎合，全不顧國家政體”；如建議大開選才之途，舉行孝廉方正、博學宏詞各科，被斥為“其事俱近沽名”；尤其是開發(fā)口外一條，極具政策上的開創(chuàng)性，若能及早設計施行，對國家財賦、邊疆安定有利多多，竟被斥為荒謬：
又據(jù)稱“口外西北一帶地廣田肥，八旗閑散戶丁情愿耕種者，許報官自往耕種”等語，若如所奏，豈非令京城一空？尤為荒謬之極！
如此牽強的推論，真是匪夷所思。當是時也，京城的八旗子弟多無所事事，閑游滋擾，成為一大社會問題，法式善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謂上佳，反遭公開責斥，夫復誰言！颙琰即令將法式善解任，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審訊，并追問豐紳濟倫為何保奏。豐紳濟倫只好舉其在府中教子弟讀書，從未開口借錢和請托，稱他“為人體面”。
入關進京后，大量族人活得亂七八糟，是以滿洲勛貴很看重的一點，就是“體面”，包括自尊自強，也包括知識和能力。大約這場訊問沒有什么收獲，朱珪等也出來說幾句公道話，嘉慶帝次日再降諭，給了法式善一個編修，再一次強調：“法式善所論旗人出外屯田一節(jié)，是其大咎。”颙琰，御下甚嚴，喜歡敲山震虎、借海揚波，由一事而算總賬，以細故武斷臣下之才具人品，是以在位期間得人較少，與乾隆帝形成鮮明對比。
第二節(jié) 洪亮吉事件
下詔求言，是歷史上許多帝王的程序性舉措，或于即位之初，或遇星變?yōu)暮?，或逢重大軍情，通常都會頒發(fā)求言詔。親政的第三天，大喪之中，諸務紛繁，嘉慶帝便降諭求言，遵旨上言者漸漸多起來，所言也多被采納。綜論言事之人，實心為國者有之，嫉惡如仇者有之，借以取媚希寵者有之，摭拾浮詞、故作驚人之語者亦有之。直到有一天，成親王永瑆轉呈翰林編修洪亮吉的疏章，皇上閱后怒極，所謂求言也跟著告一段落。
后來嘉慶帝還有過多次求言之舉，但是，再沒有臣子像老洪這般“憨直”了。
一、求言的門檻
四年正月初五日，正值太上皇大喪之初，嘉慶帝即降諭求言：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隱得以上聞，庶事不致失理。諸臣務必宅心虛公，將用人行政、興利除弊有裨實政者，各抒誠悃，據(jù)實敷陳，佐朕不逮，用副集思廣益至意。
這不是一份面向天下人的求言詔，而是先行設立一個門檻，劃定一個圈子：有權上書言事的，只有“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所言之事，須關乎“用人行政、興利除弊”之大端。此詔一以求賢求言，一以發(fā)布討伐和珅的動員令。果然有人聞風而動，矛頭直指軍機處與和珅。禪讓以來，老和仍不知收斂，倚仗上皇寵信，在朝中上下其手，明里暗里搞了不少名堂，深為人們痛恨，更為嗣皇帝痛恨。一旦掃除，自是人心大快，吏治為之一新。
嘉慶帝對彈劾貪贓虐民之官的奏本批轉很快，對建言的奏章也是盡快批令落實。有人條列外省積弊，指出官員迎送的鋪張惡習，已成通?。憾綋崴镜离S員眾多，所過地方吃住索拿，欽差或出差大員的迎送陪伴，官員到任時衙門內宅之陳設布置，官府接待時的演戲和宴飲，所有這些額外開銷，又無不最后落在小民身上。三月初六日，颙琰曉諭內閣，認為“所言切中時弊”，敕令各省督撫深刻反省，力加整頓，并說：
大吏不能體恤屬員，以致虧缺公帑，是無異自取家資以供浪費也；州縣無以供應大吏，以致剝削民膏，是無異自脧子孫以肥祖父也。試問小民不安室家，屬員致有虧缺，甚或釀出事端，致成大費，地方長吏獨能逃罪乎？
除了爺爺、孫子的譬喻有些不類，總的意思是好的，說理亦透徹。
守成的執(zhí)政理念，使嘉慶帝很難接受一些有開創(chuàng)精神的建議，前節(jié)所敘法式善旗人屯田之議，本來極有價值，反被視為“大咎”，同類情況亦復不少：
四月十九日，降旨切責給事中明繩，嚴禁畿輔開采銀礦，曰：“朕廣開言路，非開言利之路也。聚斂之臣，朕斷不用。”似乎理直氣壯，實則不無偏執(zhí)。一個國家怎么能不創(chuàng)收、不言利呢？開礦之說，多數(shù)為富國利民之策，嘉慶帝、包括他的兒子道光帝常是一聽就惱，大力打壓。后來清朝國力下滑、國庫匱乏，均與之大有關聯(lián)。
就在這個月，一向以敢言著稱的尹壯圖奉旨抵京，即疏請慎選廉正大臣往各地清查陋規(guī)，朱批不許，曰：“陋規(guī)一項，原不應公然以此名目達于朕前?！?sup>也有些莫名其妙。和珅之貪，其所聚斂的巨大財富，正是鉆了陋規(guī)的空子，颙琰卻不許核查。
六月十一日，副都統(tǒng)福森布所奏京城官兵生計拮據(jù)的說法，惹惱了皇上，下旨將他即行革職，論為“捕風捉影，又捏造聳人之言，肆口妄談”。第二天又傳諭內閣，洋洋千余言，核心是申斥妄言之罪，不光為一個福森布，曰：“近來言事諸臣，往往不為國計民生起見，揆厥本衷，大約不出乎名利之兩途?！?sup>皇上做出如此分析，臣子又豈敢再奏？可朝廷之大，也是什么人都有，偏就有敢逆龍鱗者。幾乎與此同時，洪亮吉的奏本寫好了。
二、上呈奏章的怪招
以明清兩朝相比較，明朝多有以死抗諫之諍臣，鐵骨錚錚，九死不悔，而清朝極少。然就在嘉慶帝親政之初，洪亮吉以諤諤一疏，震驚朝野。
洪亮吉是在乾隆帝逝世后還京的。一般記載為朱珪邀其與修《清高宗實錄》，他自己則說是專門趕來祭悼先帝的，有兩件大恩刻骨難忘：一是庶吉士未散館，即分校順天鄉(xiāng)試，接著授貴州學政，當時視為異數(shù)；二是任滿還京，即令入直上書房，也是一項特殊榮寵。有了先前這份恩遇，洪亮吉對屈居編修、住在寺院里默默修史，自然很不滿意。文人伎倆，以退為進，又提出辭職還鄉(xiāng)的要求，主事者怕他別生事端，立馬照準。洪亮吉又要回鄉(xiāng)了，畢竟?jié)M腹經綸、一腔治世救世之熱血，心有不甘，發(fā)諸文字，很快寫成數(shù)千言一疏?？扇绾文苓f至皇上案頭，也是一個問題。
作為一般翰詹官員，洪亮吉沒有言事之職，只能通過機構或高官轉呈。他深知沒有一番出奇料理，所寫諫章根本到不了皇上案頭，經過反復思考斟量，遂將諫草謄寫三份，分別派人送交三位當紅大臣府中，請求代呈——
第一位朱珪，素以愛惜人才見稱，時任上書房總師傅、戶部尚書，與皇上關系親近，對洪亮吉也很欣賞，當為首選。朱珪收下他的奏本，仔細閱讀一過，置之篋中，并沒有為之代轉。
第二位是劉權之，亦為洪亮吉翰林中舊交，一向珍惜同寅交誼，嘉慶帝親政后擢為左都御史，命與朱珪同典當年會試。亮吉分別投送，信中特加注明還給了朱珪。劉權之與朱珪未互通消息，也是先扣留下來，不予轉呈。
第三位才是掌領軍機、總理戶部三庫的成親王永瑆。這位十一阿哥自幼工書，熱衷于探討書旨，領悟古人用筆之意。亮吉為當世大學問家，亦擅書法，永瑆當有結好之念，見其有奏本求送，大約也未細讀，不知寫了些什么，即為轉達皇上。此一疏引起軒然大波，颙琰不便批評皇兄，心底的不滿則可想見，過了一個多月，即找了個由頭，將不太靠譜的哥哥請出軍機處，總理戶部等兼職一并撤銷。
朱珪和劉權之都將此疏壓下來，不為代呈，應有對洪亮吉的保護之意，不約而同，亦見品行端正，心地善良。此時則遇到了不小的麻煩，有旨令追繳追問，責其袒護，要求解釋明白。朱珪奏稱：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酉刻，有洪亮吉差人投書一封，拆閱之下，見其語言錯亂，全無倫次，且中有荒誕悖謬、毫無影響之狂談，未敢形諸章奏，擬于日內召見時面行奏聞。適奉旨詢查，當將原書并詩二件封繳，聽候查辦。臣未及即時參奏，咎實難辭，相應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
過程交代得清清楚楚，述說讀后的心理活動亦真切可信，加上所表明的批判態(tài)度，也就只能這樣了。
劉權之也是立即復奏：
本月二十四日，有編修洪亮吉到臣寓處投書一封。臣于燈下拆看，見其中妄肆空談，直同狂瞽，且并不知皇上親政以來宵旰勤勞、整頓庶務之圣心。臣因系私書，字畫潦草，原思約會朱珪各另繕一份，合詞具奏。次日奉旨查詢原書，命臣封繳。臣未及即時嚴參，實屬糊涂疏忽，求皇上天恩，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為辦事遲延者戒。
讀來也覺得合情合理。說到曾想與朱珪商量一節(jié)，也屬實情。這次兩人應是做了溝通，都是自請“交部嚴加議處”?；噬闲闹敲?，念二人都是親近大臣，加恩“降三級留任”。
三、哪些話刺激了皇上
所有的皇帝都是刺激不得的，有時卻會出現(xiàn)一種逆反：小刺激則大怒，大刺激自然更怒，隨之便會有些清醒。明嘉靖皇帝接海瑞奏章，怒極擲地，喝令即行鎖拿拷訊，卻不加誅殺；眼下的嘉慶帝閱后，也是龍顏大怒，也是命將逆鱗者拿入法司，追問主使之人，而會審擬大辟，降諭免死遣發(fā)伊犁。我們知道，嘉靖帝和嘉慶帝都曾反復閱讀諫草，對上諫者的忠愛摯切極為贊賞，為之深深感動，為之自我省察，也是大受刺激后的理性回歸。
亮吉奏本中哪些話激怒了皇上？
諭旨中首先指出的是兩條，各加批駁：其一，“先法憲皇帝之嚴明，后法仁皇帝之寬仁”，斥為“以小臣妄測高深，意存軒輊，狂悖已極”；其二，說嘉慶帝“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恐有俳優(yōu)近習，熒惑圣聽”，更使之火冒三丈。諭旨說了一大堆自己如何勤政，如何宮府整肅，又說如直接陳奏，也不會加罪，質問他到處投遞，是何用心？兩條之中，嘉慶帝最生氣的當是第二條，即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逼問。洪亮吉供稱“一時糊涂，信筆混寫”，也讓皇上不滿。
洪亮吉供說的是真心話，在他的奏本中，茲兩段話根本不是寫作重點，一則以引首，一則為收束，信筆寫來，忘了忌諱。這也是古今文人之通病，筆意所至，惟極而言之，語不驚人死不休，這時悔之晚矣。至于其奏章，有膽識，有文采，尖銳鋒利，刀刀見血，實在是上佳筆墨，入題即曰：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機局尚未轉者，推原其故，蓋有數(shù)端。亮吉以為：勵精圖治，當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盡法也；用人行政，當一改權臣當國之時，而尚未盡改也。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
此為一篇諫章之綱領，針砭時弊，擲地有聲，對颙琰親政以來的朝政大端，給以最直接的全面批評。史傳稱其“言事憨直”、“譏切朝政”，實則正可見一腔忠忱。
在此后，亮吉分節(jié)舉例言之。首先是勵精圖治，所舉即使皇帝怒極的“視朝稍晏”，接著大談先帝初政如何勤慎，又說當今既不能集思廣益，對和珅私黨亦失之寬縱，有的文字極是精彩：
蓋人材至今日，銷磨殆盡矣。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鉆營為進取之階，以茍且為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缽相承，牢結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軟弱、鉆營、茍且之人，國家無事，以之備班列可也；適有緩急，而欲望其奮身為國，不顧利害，不計夷險，不瞻徇情面，不顧惜身家，不可得也。
言辭憤激，所說則為當日官場的基本面，分析亦能預見長遠。此種風氣的形成與和珅有關，卻不宜全推到伊一人身上，也不會隨著和珅的消亡而消失，不是嗎？
其次論“用人行政”，奏章舉吳省蘭、吳省欽兄弟為例，認為應加以追究甄別，而皇上所謂不問脅從，看似寬仁，實際上掩蓋了大量問題。對世風日下，亮吉措辭極見犀利：
十余年來，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求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隸，并樂與抗禮者矣。太學三館，風氣所由出也，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矣。翰林大考，國家所據(jù)以升黜詞臣者也，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取御制詩韻者矣；行賄于門闌侍衛(wèi)，以求傳遞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夫大考如此，何以責鄉(xiāng)會試之懷挾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
前面是說和珅弄權之時，后面則直擊當今政壇，包括文壇，所論多為翰詹圈子的一些糗事。
洪亮吉在疏章中涉及面很大，舉凡用人行政、開通言路、整頓吏治皆有論辯；涉及人亦多，既抨擊已死之和珅、?？蛋?、孫士毅等，抨擊其私黨或親信，又指斥當下一批領軍大員。其所依據(jù)，除卻已經公諸于世者，多出諸傳聞，訊問之時，難免無以確指，張口結舌。諭旨指出：不光“俳優(yōu)近習”毫無根據(jù)，“此外所供各款，亦多出自臆度”，應是審問實情。翰詹大考之后，洪亮吉有了一個心結，總要說他人作弊，對考了第一的吳省蘭攻擊不休，也是文人陋習。
洪亮吉被鎖拿收押，據(jù)說關押在西華門外的都虞司。都虞司為內務府七司之一，順治間曾作為“采捕衙門”。將他監(jiān)禁在此，距大內甚近，易于向皇上奏報審訊結果，體現(xiàn)了詔獄的性質。當時輿論洶洶，群議皆曰該殺。好友們前來探視，對之痛哭拜別，傳遞各種不祥信號。亮吉至此倒也骨節(jié)錚錚，從容談笑，口占一絕相贈，詩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sup>這種情景，應會被獄卒詳細稟報，快速傳到皇上那里。
欽命審案的是軍機大臣和刑部大員，主審官當非成親王永瑆莫屬。到了這時，王爺自也會板起面孔，首先傳達旨意：“亮吉讀書人，體弱，毋許用刑。”洪亮吉聞之大為意外，感動痛哭，伏地請罪。自后有問必答，承認很多地方都出于傳聞臆測。會審合議，擬照大不敬律，斬立決。嘉慶帝以為論罪適當，加恩免死，說了一段很繞的話：
朕方冀聞讜論，豈轉以言語罪人！亦斷不肯為誅戮言臣、自蔽耳目之庸主。今因伊言，惟自省于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縱，放蕩禮法之外，儒風士品，掃地無余。其訕上無禮，雖非諫諍之臣可比，亦豈肯科以死罪，俾伊竊取直名，致無識者流妄謂朕誅戮言事之人乎！惟近日風氣，往往好為議論，造作無根之談，或見諸詩文，自負通品，此則人心士習所關，不可不示以懲戒。豈可以本朝極盛之時，而輒蹈明末聲氣陋習哉！
颙琰讀書甚多，自也沾染不少文人習氣，一番話繞來繞去，似乎已占領道德高地，又像是不那么理直氣壯，最后則是將洪亮吉發(fā)配伊犁。時任伊犁將軍為大學士保寧，聞知急上密折，表示待亮吉抵達新疆，即“斃之以法”。這位閣老讀書不多，豈能體諒颙琰的復雜心曲，本來想要討好，孰料被嚴旨斥為糊涂蛋。
新疆是個好地方。除卻路途遙遠，生活略覺寂寞，那里的流放官員，有不少過得還挺美，當然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后來的林則徐如此，現(xiàn)今的洪亮吉亦如此，都是詩酒流連，呼朋引類。魏闕悠遠，然這些流人不可能忘卻朝廷。京師的嘉慶帝沒有忘記洪亮吉，暇時還要取出他的奏章細細閱讀，僅僅過了10個月，就傳旨要亮吉回來，諭曰：
朕詳加披閱，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洪亮吉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置諸座右，時常觀覽……而勤政遠佞，更足警省朕衷。今特明白宣諭王大臣，并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為可與言之君。
既然話說到這樣一步，那就起用老洪吧，不！諭旨令釋回原籍，還要人嚴加管束，不許出境。據(jù)說在第二天，颙琰特地將洪亮吉原疏遞給朱珪，見御筆題有“座右良箴”四字。朱珪頓首泣下，說是早就想勸皇上這么做，憋在心里，不敢說，真是辜負皇上啊。
四、一位“任性”的渭南前輩
與洪亮吉的受審遣發(fā)同時略晚，為清理漕運浮收之弊，新任漕運總督蔣兆奎也開始與嘉慶帝頂牛。作為一位老臣，他不會像洪亮吉那樣出語輕狂、以無根之詞激怒皇上，卻更為堅定堅硬，“嘵嘵置辯”，“執(zhí)拗任性”，寧可辭職也寸步不讓。蔣兆奎為陜西渭南人，與早兩屆成進士的王杰，還有晚輩王鼎為同鄉(xiāng)，性格中都有幾分執(zhí)拗，有點認死理兒，其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乎？
若說他們的主要共同點，在于清正廉潔，做事認真。蔣兆奎的早年經歷與王杰相似，也是久試不售，也曾以貢生考選教諭，唯王杰未赴任，去做了大員的幕友，兆奎倒是老老實實到甘肅張掖縣當了四年教諭。有意思的是，其在乾隆三十年中舉，次年連捷進士，名列二甲，居然仍是去做教諭，三年后才被保舉為知縣。為什么？大約應歸于性格倔強、不擅溝通、不會討巧。
任何時代都需要認真踏實的官員，蔣兆奎由知縣而知州、同知、知府，每一步都有些緩慢，也都很扎實。乾隆五十六年，已是布政使蔣兆奎奉旨整頓河東鹽務，以積弊叢雜、商力疲乏，倡議將鹽課改歸地丁，很快收到“商民兩便”的成效。乾隆帝頒諭嘉獎，“加恩賞戴花翎”，擢山西巡撫。嘉慶二年十一月，兆奎年已七十，以病懇請休致，得旨準其就近回鄉(xiāng)調理。上皇崩逝，蔣兆奎聞訊奔赴京師祭拜哭臨。嘉慶帝對他素有好感，見其精神健旺，即命接任漕運總督，兆奎固辭，不許。當時漕弊深重，颙琰決心整頓，將82歲的漕督梁肯堂召回，希望他能有一番振刷。
蔣兆奎抵任后，立即全身心投入漕務，奏報各省漕糧過淮幫數(shù)，對軍機處字寄有關漕務的意見發(fā)表看法，御批“所議甚是，次第整理，自臻至當”，要他“加意愛養(yǎng)心力，為國宣猷，不可過勞”。蔣兆奎不顧年邁體衰，常常親自登船檢驗，親自隨船幫押運，查出漕糧多有摻雜潮濕或未經干透的嫩米，以致出現(xiàn)霉變，親加審訊，奏參玩忽職守的官員，也親身體驗了漕運關卡之多，悉知運糧旗丁之艱窘。五月間，兆奎奏報江西三艘糧船過黃河時遭遇風浪沉沒，三名旗丁溺亡，3200石米漂失，應說是極端的例子；而沿途各項陋規(guī)，敲詐勒索，則是常態(tài)。經閘過壩，投文走部，委員舊規(guī)，倉官常例，處處都需要銀子打發(fā)?；噬弦簿寐勂浔?，曉諭所有與漕運相關的督撫，必須嚴禁各項苛索，清除浮收與陋規(guī)，措辭嚴厲。蔣兆奎表示贊同，但提出旗丁用費短缺，建議每石劃出一斗，補貼旗丁，并明確載入章程。文如其人，兆奎的奏折直截了當，開篇便說：“辦理漕運，要在恤丁，丁等之苦，難以盡言?！?sup>與外間通常所說的運丁苛索頑囂大為不同，卻是蔣兆奎深入漕幫了解到的實情。他寫了催船經過清江、惠濟二閘的例子，每只船過一個閘便要花費四五千文，這樣的閘壩甚多。加以沿途雇覓纖夫，遇淺起剝，鹽菜柴煤，篷桅鋪艙的維修，“所費實多，應得之項委不敷用”。嘉慶帝也覺其中多是實情，命大學士會同戶部集議奏聞。
時任滿漢戶部尚書為布彥達賚和朱珪，朱珪用事，對兆奎之議頗為躊躇，反復掂量，幾乎夜不能寐，最后還是指出其議最大的弊端，在于違反祖宗定下的“永不加賦”原則，且不一定能解決問題。朱珪久歷地方，深知州縣之弊，認為欲減反增，徒然加重百姓負擔。嘉慶帝接受了戶部的意見，于八月二十八日傳諭，駁斥兆奎，曰：“州縣征收漕米，不許顆粒加增，例禁甚明。近因各省多有浮加之弊，節(jié)經降旨嚴查整飭，猶恐地方官陽奉陰違。今蔣兆奎以旗丁用度不資，輒請明立章程，每石加增一斗，以資津貼，是使不肖官吏，益得有所借口。且名為加收一斗，其所征必不止于此數(shù)，恐浮收積弊，仍不能除。而此新增一斗之糧，著為定額，與加賦何異。其事斷不可行！”對于兆奎所說旗丁疲乏，認為也是實在情形，要求有漕各督撫確查妥議，“設法調劑，量為津貼”。
當時兩江總督為費淳，江蘇巡撫為岳起，皆有廉能之名，嘉慶帝希望他們與蔣兆奎合力整頓漕務，祛除陋規(guī)和浮收。岳起剛由山東布政使升任，清介自矢，上疏論漕運之弊，直指旗丁的挾制需索，也多少有點迎合之意。岳起與蔣兆奎所奏各執(zhí)一端，亦都有情況不甚明了、過多聽信屬下的因素。費淳為人寬和持正，明知皇上不同意兆奎的提議，還是建言在上下江加征銀米，以補貼旗丁用項之不足。戶部議駁，嘉慶帝批曰：“今費淳所奏，與蔣兆奎前奏名雖異而實則同。若如所請，是所云不準浮收者，仍屬有名無實。”對費淳不與江蘇、安徽兩省巡撫會商，更是明確予以批評，也捎帶批了岳起幾句。
蔣兆奎執(zhí)意認為整頓漕務，盡革宿弊，必須同時解決旗丁用費不敷問題。十月間，他與閩浙總督書麟經過多次信函協(xié)商，合銜請求暫緩浙幫軍丁積欠，稱“近年以來生齒益繁，百物昂貴，空重漕船一切費用無不較前加增，丁力仍形疲憊，辦運維艱”。十一月，兆奎奏請朝廷派員接替自己，再說“丁力疲乏，造運兩難”，說恩旨雖要有漕各督撫“設法調劑”，“無如調劑者有名無實”。十二月，在受到申飭，要他將漕運費用明白回奏后，蔣兆奎再次上奏：
旗丁所得之項皆定自數(shù)十年百余年之前，現(xiàn)在生齒日繁，諸物昂貴，數(shù)倍于前。以數(shù)十年百余年之價買現(xiàn)在之物，斷不敷用，此大勢皆然也。
同一日拜發(fā)的另一份奏折中，兆奎再次提出辭職，“臣自問才具實不能將漕運妥為經理，不勝漕督之任，懇祈皇上另簡賢員，將臣更換”。自來都是皇帝革臣下的職，像這種反復請辭者實屬少有，使嘉慶帝極為惱火。
兆奎反復上奏，核心都是關乎“恤丁”，即改善押運兵夫的生存狀態(tài)，而恤丁則是為了妥辦漕運。長期以來，很多人都見出漕政之弊，見出浮收和陋規(guī)盛行，甚至以旗丁需索為漕運大害，亟欲革除凈盡。蔣兆奎作為漕督，經過查訪體察，認為應從恤丁著手，重建漕運隊伍，無疑是實事求是、極具遠見的。若是別人，見皇上不悅，也就適可而止，兆奎則反復陳奏，堅持解釋，被斥為“執(zhí)拗成性”，仍不改變。他自稱不勝漕督之任，顯然有些負氣使性，一則為引起朝廷注意，一則也的確做好了掛冠回鄉(xiāng)的準備，頗有古大臣之風。
嘉慶帝本來是欣賞倚信蔣兆奎的，對其“執(zhí)拗”亦始料不及。君臣二人開始隔空論辯，你來我往?；噬险f“劃出一斗”等同加賦，兆奎指出漕截、漕增早成加賦之實；兆奎稱旗丁困乏已久，單憑調劑還不夠，“譬如醫(yī)病，然病勢頗重而藥力甚微”，朱批曰“加賦之病大，旗丁疲乏之病小，朕先醫(yī)其大者”。兆奎恪守做臣子的規(guī)矩，自不敢句句頂撞，不會像洪亮吉那樣譏切圣躬，但不斷解說，不斷求去，終于促使嘉慶帝下決心將他撤換。十二月初九日，降旨以“執(zhí)拗不回”、“頻頻瀆奏”、“忿激求去，效明季掛冠之狀”，將蔣兆奎撤職，命鐵保接任漕督。諭旨還要求費淳和鐵保調查兆奎居官情況，得知其確實清廉勤勉，回京后，很快讓他擔任工部右侍郎。颙琰對蔣兆奎的基本信任并未改變，僅僅過了兩天，即將他改任山東巡撫。
兆奎的性情也不可能改變。五年四月，御前侍衛(wèi)明安赴山東進香，回京后向皇上稟報拒收饋送等事，其中也有兆奎所贈500兩。按說在當時也不是大事，奏復時認個錯即可?？烧卓?，反而揭出去年明安即收受饋銀，并再次上疏求退。這一次真把皇上惹火了，發(fā)布長篇諭旨，曰：
……茲蔣兆奎遽因此事忿激求去，試思如此孰拗任性，豈人臣事君之理乎？朕不過降旨申飭，尚未將伊交部嚴議，而伊即抗章引退。豈內外大臣，有善必旌，有過即不應加之譴謫乎？若臣工等皆似此相率效尤，寧不成明季掛冠惡習！此風斷不可長。蔣兆奎在朕前尚敢如此，其接見屬員，辦理公務，必更有偏執(zhí)已見、不恤人言之處，安能飭吏治而得民心。即將蔣兆奎革職治罪，亦所應得。究念其廉名素著，量予薄懲。蔣兆奎著革退巡撫，拔去花翎，加恩降為三品卿銜，即予休致……即由山東起程回籍，不必進京謝恩。伊即來京，朕亦不復召見。
皇上說了很多話，細述自己對兆奎之信任寬仁，以及他的違拗固執(zhí)，辜負圣恩。蔣兆奎上了一道謝恩折，便回了渭南老家。有一個叫周栻的御史，彈章中說雖然有欽命直接回鄉(xiāng)，兆奎理應匍匐宮門，磕頭請罪，竟敢徑自歸陜，必須加以懲處。吹求過甚，反遭皇上斥責。
第三節(jié) 留級的庶吉士
清代文武大員，除少數(shù)王大臣之外，大多出于幾個不同的系統(tǒng)：高級武官多出自皇家侍衛(wèi)，地方大員不少曾是軍機章京，翰林（包括翰林院及所屬國史館、教習庶常館、方略館，也包括詹事府和國子監(jiān)等）也是一個系統(tǒng)，一個人才濟濟的體系，更多大吏出于翰林。
讓嘉慶帝大光其火的“私書”事件，主動惹禍的洪亮吉是翰林院編修，其拜托代呈的朱珪、劉權之亦翰林舊人。如果說內閣和軍機處是清朝政治的大舞臺，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翰林院則是永遠的臺后化裝等候之所。颙琰繼承父皇衣缽，特重翰林，經過這次風波后更加關注。八年六月，欽命老師朱珪以協(xié)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一、半步修行
白蓮教席卷西南數(shù)省的幾年，王鼎大多數(shù)時間待在家鄉(xiāng)蒲城，為母親服喪守墓。蒲城在歷史上迭經喪亂，三省白蓮教大起事，陜西亦重災區(qū)，然多在陜南一帶，未及于他的家鄉(xiāng)。待王鼎守制期滿回京，已是嘉慶五年夏月，丙辰科的同學已經散館，下一科己未庶吉士也已入館一年多。他只有作為一名留級生，插入己未科庶常讀書。
明代黃佐《翰林記》，稱庶吉士為“半步修行”，意謂距功成名就只差半步，孰知這小小半步，想要跨過也大不易。在大清帝王眼中，翰林院及所屬三館，為國家“儲才”之地，而人才多來自科舉正途，來自庶常館的鍛造和提升，是以管理上要求很嚴。半步修行也是修行，但凡修行，都是要吃些苦頭的。
學習清書就是一種苦役。
入館之時，王鼎被分配學習清書，體現(xiàn)了一種重視，一旦學得好，必也對日后仕途發(fā)展有利。但新學一門語言，實非易事；散館后派不上用場，很快也會荒疏。雍正帝就曾發(fā)現(xiàn)過這一問題，諭令減少學清文的人數(shù)。至乾隆十六年，這種學和用的矛盾更加突出，弘歷為此專發(fā)上諭：
朕思邊省之人選館本少，聲律亦素所未嫻，既習國書，自必專意殫精，惟清文是務。非天分優(yōu)而學業(yè)勤者，不能兼顧，漢文益致日就荒落。散館時或以清書優(yōu)等授職，而留館后遇通行考試，往往絀于詩賦，列入下等，改令別用。究其所肄清文，自散館一試外，別無職分應用之處。
分析至為透徹。這里說的是庶常館教學科目，實際上牽涉一個長期困擾清廷的話題，即如何保護本民族的語言文化。時滿人入關已歷百年，許多滿族勛貴之裔日享太平，不光荒疏了弓馬本領，連本族語言也不太使用了。官場如此，滿族如此，研修清文的作用只剩下翻譯文獻，又怎么要求漢族進士有很高的熱情？乾隆帝曾多次下旨強調清文之重，亦能客觀對待這一趨勢，針對庶常館科目需求，大大壓縮了學習清書的名額。
多年之后，林則徐也被“派習國書”，對學習清書的恐懼仍未散去，他在一封私信中表達了內心的壓力：
本擬即行旋里，趨侍門墻，偏經派習國書，辭不獲已。茲事另起爐灶，工既什佰，費更浩繁，習此者無不畏難，而則徐尤多棘手。日內即在都門就傅，粗盡數(shù)月工夫，秋后請假回南，只得于同鄉(xiāng)前輩中借資講習。以鈍根人學新樣技，其勢定難見功，將來散館一關，深堪惴惴！
對著曾經的恩公，林則徐說的是真心話。一向不服輸?shù)乃?，經過認真研修，刻苦練習，請假期間亦不放松，散館時居然考在前列，也是一段佳話。
王鼎沒有下則徐那樣的功夫，似乎也沒有林家的條件。丁憂結束后，回到庶常館學習，他很快就提出改習漢書的請求。翰林院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清書庶吉士，初選時年齒合例，及散館時或因告假、丁憂年齒已長者，例準改習漢書?！?sup>王鼎正是如此，三年丁憂之后，再回到庶常館的他已然33歲了。當時掌院學士為彭元瑞，總教習為朱珪和禮部右侍郎文寧，給予批準。即便如此，距散館考試還有不上一年時間，對于重新就讀的王鼎，仍然顯得緊促，這半步能否邁出去，尚且未知。
二、一樁風情故事
當時的在館庶吉士大約七八十人，比起早期的30人規(guī)模，多了一倍還不止。這還不包括那些長期請假、不在館內讀書的人。
林子大了，也是什么鳥都有。洪亮吉奏本中說的“風俗日趨卑下，士大夫漸不顧廉恥”，所指主要是一眾翰詹，以及庶常館的庶吉士。學習的氛圍漸漸不那么濃了，有錢的整天請客送禮，與小教習及提調打得火熱，或大家一起嬉戲游玩；沒錢的也有人耐不得寂寞，到處攀附達官貴人。貪腐滋蔓的時代，必也是一個士習浮躁的時代，靜下心來認真讀書是需要定力的，王鼎就是一個有大定力的人。
本年五月間，即王鼎返回京師之前，庶常館出了狀況：一位名叫趙繼昌的庶吉士犯了事，案子直接到了皇上那里，批諭重辦。趙繼昌，正紅旗漢軍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不知其用了何種理由，總之是一直請假在老家，沒有經過散館考試。據(jù)說該兄文理不通，考中進士后，外間議論紛紛，但在家鄉(xiāng)的屯子里，他可就成了一個人物，當?shù)毓俑惨葑屓?。鄰居中一位趙姓人家，女兒年輕貌美，趙繼昌便拉攏其父母，小恩小惠，相處熱絡，將此女子認作義女，慢慢地有了奸情。后此女嫁與一個叫袁鳳瑞的為妻，兩人仍私情不斷，夫家漸有覺察，打罵爭吵，鬧得不可開交。趙繼昌居然出面告官，說袁家借錢不還，還毆打自己干女兒，逼勒退婚。袁鳳瑞無奈寫下休書，干女兒興興頭頭回家，過了不久，便成了繼昌的小妾。
這位告假庶吉士的確玩大了，嚇住袁家，抱得美人歸，早也把京城的學業(yè)丟在腦后，樂不思蜀。哪知輿論大嘩，很快被人舉報，因系庶吉士，交與刑部議罪。趙繼昌在京中有些后臺，刑部倒也留幾分情面，說是此女婚前先與繼昌通奸，其父母見錢眼開，比不得良家婦女；趙繼昌是在此女被袁家退婚后，才娶以為妾，與強行霸占不同。只問了個“兇惡棍徒生事擾害良人”的罪名，擬充軍。嘉慶帝認為趙繼昌誣陷本分百姓，使計逼人離婚，實與強占無異。刑部擬發(fā)往煙瘴之地充軍，還是太輕，著“定擬絞候”。諭旨還要求追究相關大臣的責任，正紅旗管事大臣、及所在地參領佐領皆交部議處，對翰林院掌院學士、庶常館教習，更是嚴詞責斥：
但翰林院掌院及教習庶吉士各大臣，有稽察訓課之責，于趙繼昌告假期滿，即當催令銷假散館。如看出文理荒謬，不能應試，即可據(jù)實參辦。何得任其借假遷延，致倚恃職官聲勢，奸淫橫肆？彼時該掌院、教習均有不合，著該部查取職名，一并議處。
翰林院掌院學士為那彥成，他和朱珪同為庶常館教習，系皇上倚重的大臣，加上接任未久，自然不會被追究。諭旨所說的彼時，當指趙繼昌作奸犯科之時，哈，那就時間長了，連和珅也包含在內，后來似乎不了了之。
三、是誰改了“改派”
六年四月，嘉慶帝為皇考守喪期滿，正式冊立皇貴妃鈕鈷祿氏為皇后。這是一個補辦的儀式，隆重而簡樸。一些在外地的大臣如姜晟、顏檢等呈請來京恭賀，被拒絕并加申飭。颙琰傳諭內閣，說已有旨令中外臣工停止慶賀表箋，豈有地方大員撇下公務來京之理？又說皇后同族在外做官者很多，如果都趕來祝賀，成了什么樣子？
這個月的清廷，大事喜事還有一些，煩心事亦復不少。前線不斷傳來捷報，教首高三、馬五、王廷詔皆心腹大患，先后被擒獲，是喜事也。上屆庶吉士要散館，本科會試所取貢士要廷試，也算朝廷大事也。而兩件煩心事，都與考試作弊相關：
先是考選試差，即考試選拔派往各地鄉(xiāng)試的主考、副主考。因與試者絕多為翰詹科道官員，為保存翰林體面，例不加搜檢，發(fā)生了宗人府主事吳孝顯懷挾詩句之事，諭令交刑部審辦。
另一件的性質更為惡劣，廷試時發(fā)現(xiàn)貢士左德修夾帶，竟然是策論題的答案，經監(jiān)試王大臣儀親王永璇奏報，德修與刑部尚書張若渟是親戚，若渟曾叮囑他小心挾藏、防止被搜檢等語。一個刑部尚書，竟然在掄才大典教人作弊，這還了得！颙琰即令將張若渟解職，與左德修一起，交軍機大臣會同內大臣等嚴審。等到一審，始發(fā)現(xiàn)大有誤差。張若渟說左德修為其侄孫婿，會試前確曾有過囑咐，是告誡所有同鄉(xiāng)親友自愛，片紙只字不要帶入科場。左德修供稱自己被捉之后，后悔不該不聽親戚之言，問他親戚是誰，說出為張若渟。又將當場搜檢的兩個侍衛(wèi)叫來對質，也稱左德修當時只是懊悔，并沒有說張若渟要他小心挾藏的話。再讓幾位監(jiān)試王爺參與，反復審訊，也是如此說。問題出在老十七永璘那兒，是他沒有聽清楚，就添油加醋告訴儀親王永璇，永璇也不加核查，即匆匆奏報?？磥磉@些個王爺也是閑得難受，總想弄出點兒事來。颙琰頗有些生氣，命將永璇、永璘交宗人府議處，張若淳則官復原職。
王鼎參加了這一屆庶常館散館考試。由于丁母憂歸來的時間不長，沒能系統(tǒng)在館學習，他的成績不太好，在所有72名參試者中，列于第55名，實在是一個較靠后的名次。四月二十二日，引見本期散館人員，王鼎被劃入“以部屬用”一類。比之更差的是分配各地當知縣，然知縣是即加任用，馬上赴任，多數(shù)很快就能擔任實職；分入各部者，只能在主事一職上學習候用，還有不小的變數(shù)。
從考中進士至今，已經整整五年，王鼎得到這樣的散館結果，真是極其沮喪。好在第二天事情即出現(xiàn)變化，嘉慶帝傳旨，凡是二甲進士者均加恩改授編修，吳其彥等11人柳暗花明，僥幸留在了翰林院，其中就有王鼎。
這次改派，本以為可能是大學士王杰為之說了好話，他的確很器重這位故人之后，仔細考索則不是。原擬分發(fā)各部的有35人，實際上各部已人滿為患，諭旨也提到這一點：
因思各部額外候補主事為數(shù)較多，此次以部屬用各員得缺需時，且現(xiàn)在滿洲及邊省翰林人數(shù)甚少，所有散館二甲進士內以部屬知縣用之，吳其彥、張惠言……俱著加恩改授編修。
由是可知王鼎沒走任何門路，作為內閣首輔的王杰并沒有出面說話，只是他運氣較好而已。
這次改授，對王鼎的仕途應說關系很大。以其品行和能力，即使在部屬位置上，或也能脫穎而出，但與翰林院相比，被皇上發(fā)現(xiàn)的機會，可就少得太多了。
第四節(jié) 甲子重開玉堂宴
翰林院，包括詹事府、國子監(jiān)等衙門的官員，被稱為玉堂客?！皻W陽始是玉堂客，批章草詔傳星流”。亦稱玉堂仙，“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這是詩人的描繪，有艷羨向往，或也不乏善意的揶揄，現(xiàn)實生活中則要復雜得多。明朝嘉靖間曾因議禮之爭掃蕩翰林，玉堂為之一空。而清代所創(chuàng)“大考”，更是許多翰詹中人，包括一些飽學之士的精神夢魘。有意思的是：本書的主人公王鼎，對各種考試向來不懼。
一、初遇大考
嘉慶八年三月，又一次考試翰詹各官，距上屆大考已歷六個年頭，是一次例行考試。清廷對官員考核甚嚴，且覆蓋面很廣，該年也是五年一屆的“軍政之年”，所有二品以下武官都要參加，欽派王大臣監(jiān)臨考閱，一班武大臣也要依次上場，表演騎射功夫。翰詹大考，卻是只考中下級文官，給侍郎以上官員留了面子。問題的復雜性在于，一些原在高位、現(xiàn)已降職的，也要參加考試，本屆就有李潢、吳省蘭、周興岱、法式善等人。周興岱曾在大考中名列四等，蹉跎數(shù)年，好不容易升至禮部侍郎，因上年典試江西出了差錯，降為侍讀學士，一聽又要大考，魂飛天外，趕忙上疏，以年老多病乞休，被皇上一通嚴詞責斥，勒令休致。
法式善也是不善應試，再次走了背字。本來他作為國子監(jiān)祭酒，已不在考試之列，可因言事被貶為侍講學士，還得重新來過，結果又考砸了，再降為右贊善。考列三等稍前的他還不算最慘的，很多人都被降職罰俸，四等的幾位干脆被打家回府。此次翰詹大考，是颙琰親政后的第一次，又當全面整頓之際，自是從嚴掌握。參試者或有擅考與不擅考之別，說到底主要還是一個學養(yǎng)問題。如吳省蘭，大考曾在一等，被洪亮吉指為借了和珅的勢，這次仍考為二等前列。
三月三日，翰詹大考在乾清宮舉行。兩日后公布結果，王鼎考列二等第二名，在參試的75人中名列第五，即被升授左贊善，“賞段二匹”。這是一個很靠前的名次。據(jù)王鼎本人所記：
今次大考，猶蒙天子特知，列入前茅，越次簡用。
可證嘉慶帝親自批閱了考卷，對王鼎應也留下較好的印象。
二、皇帝駕臨翰林院
大清帝王，包括垂簾聽政的太后，大多重視翰林，經筵、日講，加上不時賜見召問，不時賞賜圖書文物，待之遠超過一般衙門。然臨幸翰林院，與臣下詩酒唱和的，則只有弘歷和颙琰父子。
乾隆八年，弘歷傳旨令專門撥出經費，對有些破敝的翰林院大事修葺，并頒賜《古今圖書集成》等書。第二年以重修竣事，宣布要親臨賜宴，兼送兩位掌院事的大學士進署。這是鄂爾泰和張廷玉的榮耀，也是整個翰林院以及所有翰林出身的官員之榮耀。欽命以唐朝宰相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為題，御題二首，敕大學士以下眾文臣各分一字賦詩。又考慮到也應給編修、檢討及庶吉士等顯示才華的機會，命以柏梁體聯(lián)詩?；噬舷茸髑皟删洌骸爸亻_甲子文治昌，佐文贊治資賢良?！?sup>大學士以下每人一句，當日共有165人聯(lián)句，由編檢改科道者也得以參加，可謂一時之盛，成為一代文人的美好記憶。
轉眼到了嘉慶八年，纏斗多年川陜的教亂基本平息，廣東的天地會也被鎮(zhèn)壓下去，颙琰頓覺壓力減輕。七月十五日中元節(jié)，接到“三省地方肅清”的捷報，在祭告父皇和大賞功臣之后，心情愉悅的嘉慶帝，第一道諭旨就是要在明年親臨翰林院：
翰林院為儒臣文藪，圖書清祕，規(guī)制綦崇。乾隆甲子年皇考高宗純皇帝曾經臨幸，賜宴賡吟，允為藝林盛軌。明歲又屆甲子，朕當踵行斯典，諏吉親臨，用光文治。
底定多年動亂，似乎武功已成，盛世修文，颙琰真是處處效仿老爹。甲子，又稱六十甲子，是天干地支之首。乾隆帝選在甲子年臨幸翰林院，取意甚美。嘉慶帝大概已想了很久，只因戰(zhàn)事未解，憋在心底，茲一聞捷報，即加諭告。
這可是翰林院的一件天大喜訊?；实垡獊?，官署館舍自是整修一新，各種賞賜自是每人有份，更重要的是必將大大提升翰林院的地位，也帶給普通編檢被皇上發(fā)現(xiàn)的機遇。
嘉慶九年，又是一屆干支紀年的大循環(huán)，甲子重光。嘉慶帝思慮周詳，不獨在臨幸的前一天頒賜了大批圖書，還專為御書兩塊匾額，曰“天祿儲才”，曰“清華勵品”，令懸掛在大門和正堂。二月初三日，颙琰龍袍袞服，儀仗全設，乘輿出宮，午門鳴鐘，王公大臣列隊跪送，駕出長安左門，則是另一撥王公大臣暨翰林出身的大臣官員朝服跪迎。車駕至翰林院，前引大臣和禮部官員躬身碎步，引領直至穿堂降輿。門廊前早已盛設大樂，中和韶樂、中和清樂、丹陛大樂分部排列，次第奏響，好一派皇家氣象。
第一項自然是先到至圣先師祠行禮，通例為二跪六拜，嘉慶帝堅持要三跪九拜，克盡虔敬，陪同大臣個個感動得眼淚汪汪。然后稍事休息，大開宴席。后堂正中為寶座，原是預備皇上臨幸所用，自乾隆帝之后，空設了整整60年，現(xiàn)今又派上用場。一場盛宴即以此為中心擺開，皇帝的御宴桌設于寶座前，兩側設王大臣桌席，門外階下是各官桌席。王鼎時為詹事府左贊善，大約只能到中門以外就座了。這樣的宴席主要在其場面，在于儀式性和榮譽感，又是進爵大臣，又是掌儀司官，還有一班提壺奉酒的御前侍衛(wèi)，每一道茶和酒，袞袞諸公都要起身磕頭，跪接跪飲，誰要出了差錯，那可就對不起了。若干年后一次乾清宮宴會，輔國公綿慜遲到，定親王之子奕紹推了他一把，碰掉桌上碗筷，皇十七弟永璘看不慣這個孫輩的張狂，向內奏事太監(jiān)舉報，反被罰俸。扯遠了，筆者的意思是，參加大宴以不出差錯為原則，想要大吃大喝，想要吃飽肚子，那就是腦子進水了。
皇上臨幸翰林院，豈能無詩？茲也照搬乾隆帝當年命題，照例先作“東”字韻二首，并作柏梁體首句，頒示臣下奉和。殊無新意，卻也不容出什么差錯?！度障屡f聞考》卷六四收錄了乾隆九年的聯(lián)句，沒有收嘉慶帝親臨的新編，當是佳句不多、意思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朱珪、英和兩位翰林掌院，奏請將敬一亭兩旁兩塊明嘉靖石碑上的文字磨去，另外刻上乾隆九年臨幸翰林院諭旨、及此次臨幸之旨。嘉慶帝降諭禁止，提出對歷史文物應加以保護，若磨掉前朝碑文，“亦不足以昭盛美”。光是這份清醒，即為難得，也讓不無拍馬之嫌的朱珪與英和難為情。
三、窮翰林
圣天子駕臨時的翰林院，真是萬眾歆羨，皇上的兩首五言律詩，更提升了這種集體榮譽感，茲引其第一首：
翰苑儲才藪，輝騰魏闕東。溯源探學海，繼志正文風。
日啟仲春首，年占甲子同。立身勖修業(yè)，獻賦漫程功。
暖挹林暾煦，光分樓雪融。書帷夙執(zhí)禮，輔相弼予躬。
詩中寫到兩個人，一個是皇考乾隆帝，一個便是老師朱珪。他在詩后小注中說：“協(xié)辦大學士、掌院學士朱石君先生，予在潛邸，曾執(zhí)經授業(yè)，日聆教誨，今職居臺鼎，益資啟沃，匡予不逮。”敬愛之情，溢于言表。不到一年，嘉慶帝就去掉朱珪頭銜中“協(xié)辦”二字，將老師晉為體仁閣大學士。
朱珪能夠如此得皇上敬重，自與特殊際遇有關，普通翰林官則只有羨慕的份兒。天子法駕匆匆來去，翰林院又恢復往日之平靜。王鼎所在的詹事府在御河對岸，大家趕來參與盛會，完事再經北御河橋回去。詹事府，明初主要為輔導太子而設，后漸成翰林官員遷轉之階，清代自雍正后秘密建儲，該府職能更失去獨立性，嘉慶二年一度劃歸翰林院，當是太上皇的意思，過了三年又恢復其舊。
翰詹系統(tǒng)的官員，品階皆低。王鼎原為翰林院編修，正七品，大考后晉左贊善，從六品。若是散館時分派各部，很快就是正六品的主事，官俸既高，平日里與地方打交道，油水也多。在詹事府可就有些慘了，六七品小官，年俸在60—45兩，即使雙俸，亦不過百十兩光景，比庶吉士也多不了什么。而且翰林院中不少人升遷極緩，以王鼎當年鄉(xiāng)試兩位座師為例：羅修源為乾隆四十年進士，終身翰林，官不過少詹事；施杓顯然活躍一些，曾以國子監(jiān)司業(yè)提調《國朝宮史續(xù)編》，全書編成后，有些逞能顯擺，想把一些人列名議敘，便整出一樁舞弊案，落得個革職，“杖一百，徒三年”。此時已是嘉慶十二年春，作為門生的王鼎顯然不大拉扯這類關系網，以侍讀與修《清高宗實錄》，倒是得到議敘。
王鼎曾追憶留任編修時的清苦，以“窮餓日益甚”一語總括之，令人酸鼻。堂堂翰林院編修，連肚子也吃不飽，這是怎樣的一種感覺？就在這種境況下，王鼎益發(fā)刻苦用功，并不以已留院就職稍作懈怠。散館時考得不太好，以致幾乎被分派到部屬，使他倍感恥辱，暗暗準備，要在兩年后的大考證明自己。王鼎沒有留下個人的文集，幸好有幾封寫給弟弟的書信，記下了這段心路歷程：
讀書無他，程子言“收放心第一要事”。何為“收放心”？只不肯將世人第一流人讓他人做去，他事目不暇及。此努力自有吃緊處，總之道理明，斯人品立。
其與小弟探討學問，真是言傳身教，平易懇切，也充分展現(xiàn)了志向胸襟：正處于窮餓之中的王鼎，目標極為專一，就是要做世上第一流人。這里的第一流人，指的是道德文章。在這封家信中，有“寄來菜銀徽墨已悉”數(shù)字，是知他也會收到老家的接濟。而他也時時不忘母親臨終前的叮囑，惦念著弟弟，專為他訂做皮衣、京靴和暖帽，“以為接親之用”，又再三要他“愛惜穿用，蓋此物做來不易”。
陸續(xù)晉升為左贊善、侍讀之后，王鼎的俸祿略高一點，然相應的花銷也會增加。在京做官，自不能缺少應酬，比如代步的車馬、見客的衣服，關乎基本的官場體面，還是要置辦的。王鼎曾咬牙購買過騾車，可居然不久即失盜，真是沮喪至極，也只能向自家小弟訴說：
兄自去歲病后，精神總覺單弱不振。京中拮據(jù)難堪，本月初二又將車騾被人盜去，至今無蹤。若另買一牲口，總得七八十金，大非易事。且京況太苦，養(yǎng)車費力，不如其無?，F(xiàn)在兄出入拜客總是步行，上館上衙門則雇一小驢車而已。
呵呵，瞧這翰林清貴，怎一個“窮”字了得。如他一般，甚至比他還要貧寒者，當不乏其人。
- 《清仁宗實錄》卷三七，嘉慶四年正月壬戌。
-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四冊，嘉慶四年二月初五日。
-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一冊，嘉慶元年十月初七日。
- 《清仁宗實錄》卷三七，嘉慶四年正月壬戌。
- 乾隆帝諭旨，見于《國朝耆獻類征》卷三一，保寧。
- 《國史列傳》卷一九，慶桂。
-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一二。
- 阮元：《神道碑》。見于《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二九，朱珪。
- 《清史稿校注》卷三四七，朱珪傳。
-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三七，諫臣五·谷際岐。
- 《清仁宗實錄》卷五〇，嘉慶四年八月癸卯。
- 皆出自嘉慶帝圣諭，《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八八，疆臣四十·福寧。
-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四冊，嘉慶四年十二月初一日。
- 《清仁宗實錄》卷五六，嘉慶四年十二月己未。
- 《清仁宗實錄》卷三七，嘉慶四年正月甲子。
-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四冊，嘉慶四年三月初六日。
- 《清仁宗實錄》卷四三，嘉慶四年四月丁未。
- 《清仁宗實錄》卷四二，嘉慶四年四月乙未。
- 《清史編年》第七卷，158頁。
- 《清仁宗實錄》卷四六，嘉慶四年六月丁酉。
- 錄副奏折：朱珪，奏為洪亮吉投書事未及時參奏自請交部議處事，嘉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 錄副奏折：劉權之，奏為辦事遲延自請交部議處事，嘉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 洪亮吉：《卷施閣集》甲集卷一〇，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疏。
- 洪亮吉：《伊犁日記》。
- 《清史編年》卷七，第176頁。
- 《清仁宗實錄》卷五〇，嘉慶四年八月癸丑。
- 《清仁宗實錄》卷六五，嘉慶五年閏四月乙卯。
- 嘉慶帝評語，見于《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一八七，疆臣三十九·蔣兆奎。
- 朱批奏折：蔣兆奎，奏復查訪漕務事，嘉慶四年三月十六日。
- 朱批奏折：蔣兆奎，奏報接篆任事日期并報沿途地方情形事，嘉慶四年三月十六日。
- 朱批奏折：蔣兆奎，奏參玩忽漕務之官員事，嘉慶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 錄副奏折：蔣兆奎，奏請令辦漕各省劃出津貼米糧撥補旗丁事，嘉慶四年八月十五日。
- 《清仁宗實錄》卷五〇，嘉慶四年八月甲寅。
- 《清仁宗實錄》卷五三，嘉慶四年十月庚戌。
- 錄副奏折：書麟、蔣兆奎，奏請將各幫積欠借項等分限繳還事，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 錄副奏折：蔣兆奎，奏請簡員接辦漕運事，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 錄副奏折：蔣兆奎，奏為復奏旗丁拮據(jù)情形事，嘉慶四年十二月初一日。
- 錄副奏折：蔣兆奎，奏為不能勝任另簡賢員更換事，嘉慶四年十二月初一日。
- 錄副奏折：蔣兆奎，奏為縷析續(xù)奏運費不敷及求退事，嘉慶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 《清仁宗實錄》卷五六，嘉慶四年十二月初九日。
- 《清仁宗實錄》卷六五，嘉慶五年閏四月己未。
- 《清會典事例》卷一〇五二，翰林院九·職掌。
- 《林則徐全集》第七冊，信札，致張師誠。
- 《清會典事例》卷一〇五四，翰林院九·職掌。
- 《清仁宗實錄》卷六八，嘉慶五年五月丙午。
-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六冊，嘉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 ［宋］梅堯臣：《寄維揚許待制》。
- ［宋］蘇軾：《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 《王鼎家書》第108—109頁。
- 《日下舊聞考》卷六四，官署，第1060頁。
- 《清仁宗實錄》卷一一六，嘉慶八年七月丁未。
- 《清會典事例》卷一〇四七，翰林院四·典禮。
- 颙琰：《御制詩二集》卷二，嘉慶九年二月三日幸翰林院賜宴仍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為韻賦“東”字音字二首敬依皇考原韻敕諸臣各分一字賦詩，《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60冊，第110頁。
- 《王鼎家書》第107—109頁。
- 《王鼎書信》第121—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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