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我國古典文學發(fā)展的歷程上，史傳散文是一朵翹翹早開而又久盛不凋的奇葩，以它獨特的豐姿華彩，向人們展現著雋永的藝術魅力。

早在春秋、戰(zhàn)國之世（前722—前221），就相繼出現了成于當時史官之手的《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從而奠定了史傳散文枝繁葉茂、蓬勃發(fā)展的深厚根基，初現了這一文學體裁的強勁生命力。誠然，《左傳》諸書的創(chuàng)作初衷并非著眼于文學，而是意在存史以鑒世。它們都首先是歷史著作。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以歷史事件為經，以歷史人物為緯，在將事件與人物有機組合交織出的一幅又一幅歷史畫卷中，不只是平面地再現歷史事件的交替，而是在錯綜的場景中凸現出了歷史人物的典型化形象，具有極濃的文學色彩。因此，有些老一輩的文學史家（如先師譚丕模先生），就曾將《左傳》諸書的出現稱之為“歷史文學的產生”。

我國史傳散文最初寄生于歷史著作的母體之中，而較其他許多文學體裁早熟；這樣一種頗為特殊的文化現象，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從《左傳》諸書中史傳散文的思想內容來看，一方面，是很鮮明地留下了我國古代文化很早就由以神為本向以人為本過渡的歷史演進的足跡；另一方面，則是從“書史”的特定角度，以“禮崩樂壞”的社會秩序大改組、大動蕩為背景，突出反映了以士的崛起為主要象征的古文化革新時代眾星璀璨的盛況。“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商之世的社會生活還被神主宰一切的蒙昧迷霧所籠罩，當時由巫來兼主其事的“書史”，曾幾乎等同于記錄“神跡”?！爸苋俗鸲Y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边@里已經閃現出歷史的主人公將逐漸脫離“神跡”而重視“人事”的理性曙光。再隨著周王朝曾嚴格奉行的宗法制度的日漸松弛，到春秋之時，著名的思想家管仲就開始提出了嶄新的政治文化觀——“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開始公開被肯定為政治歷史舞臺的主角。進而到《左傳》的撰成，更已明確形成了以古代民本思想為其精髓的新的歷史觀——“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歸根結底，歷史的興衰遞變取決于民，神也“依人而行”。正是這種以民本思想為其精髓的歷史觀的確立，才促使《左傳》諸書構建成嶄新的書史格局，不僅擺脫了囿于記錄“神跡”的巫史之作的窠臼，也遠遠突破了孔子作《春秋》那種只簡記史綱而著重借事來發(fā)揮褒貶刺世之義的模式，真正在著力于演繹一部“興亡聽于民”的人的歷史。也正由于此，人事在歷史著作中占據著主要地位，作為“人學”的文學的基本特色也自然滲入并浸透了《左傳》一類史書，使它們同時足稱為“歷史文學”。與上述歷史演進大體相同步，春秋、戰(zhàn)國時期釀成了我國古代文化發(fā)展歷程中的第一個“偉大的革新時代”，在那前后約五百年的歲月中，真是人才濟濟，百家競逐，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數不勝數。于是，時代不僅向《左傳》諸書的作者提出了“書史”應著力“傳人”的要求，也為他們提供了“傳人”時選用不盡的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蹲髠鳌分T書中那些魅力經久不衰的史傳散文，正是由于他們成功地塑造出了那個壯闊歷史環(huán)境中的諸多生動人物形象。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史傳散文在這個歷史階段已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都漸臻成熟的客觀存在，也可以相當明顯地看出，史傳散文已開始朝著脫離史書的母體而漸成獨立文學體裁的方向發(fā)展。本卷從《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三書中各選三章，多數都是廣為傳誦、人多熟悉的名篇，或長于記事，或精于記言，或敘史簡明而筆勢酣暢，或寫人精工而栩栩如生，不僅凝聚著一種古樸淳厚的永恒之美，還以其內蘊的許多與時俱新的深邃哲理給人啟迪。

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車書混同”的大一統(tǒng)文化發(fā)展的社會基礎；漢承秦制，又進而以“獨尊儒術”的舉措強化了大一統(tǒng)文化的思想統(tǒng)一，推動我國古代文化在漢武帝時期形成了前承春秋、戰(zhàn)國而后啟唐、宋的蓬勃興盛的局面。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司馬遷的《史記》誕生了。司馬遷不僅首創(chuàng)了以紀傳體書史的新體例，為我國兩千余年封建社會的歷朝官修斷代史所效法；而且，書中的“本紀”、“世家”、“列傳”各部分，都被作者用來著力刻畫歷史人物，既通過對歷史人物的抑揚褒貶體現了作者的民本主義歷史觀，通過對歷史人物活動場景的高度概括再現了風云變幻的歷史進程，更通過在典型環(huán)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高超絕倫的藝術技巧而登上了“歷史文學”藝術造詣的巔峰。其中，如《項羽本紀》、《陳涉世家》、《屈原列傳》及《滑稽》等合傳一類傳世名篇，至今仍在以其無法逾越的魅力攝人心神。魯迅先生曾稱贊《太史公書》是“史家之絕唱”，我們如果說司馬遷筆下的人物傳記是史傳散文的“絕唱”，應該也不算過譽。

稍晚于司馬遷，西漢經學家和文學家劉向對人物傳記的寫作進行了新探索，即：嘗試脫離書史而獨立作傳?！读信畟鳌芬粫?，應該說是劉向進行這種探索的代表性成果。由于內容受“列女”二字的拘囿而藝術技巧還處于嘗試階段，《列女傳》在內容和技巧兩方面都比較單薄而粗疏；特別是在時差甚短而光芒特強的司馬遷的史傳散文對比之下，自然顯得相對失色而不易引人注目。然而，劉向在史傳散文的發(fā)展歷程上開了“紀傳”同“書史”分離的先河，其支流之一影響及于筆記小說和唐人傳奇之類，其主流則影響著唐、宋諸家的傳記散文。本卷選其一章，即意在存其開先河之跡。

東漢班固以紀傳體作斷代史而創(chuàng)成《漢書》，以后的歷代封建王朝均沿襲此例為前朝修史。盡管這些斷代史書在體制上較《史記》有所更革，如“本紀”之作已逐步成為以歷代帝王為主線的編年史綱，多概述重大史事而不再著力于人物描寫，像《史記·項羽本紀》那樣流光溢彩的史傳散文已不得再見；但，各史均仍以主要篇幅作“列傳”，其中也不乏佳制，如本卷所選《漢書》的《蘇武傳》、《東方朔傳》，《后漢書》的《張衡傳》，《三國志》的《諸葛亮傳》，《新唐書》的《李白傳》等，在思想與藝術上均各有特色，確應傳之不廢。至于宋、遼、金、元、明各代之史，則歷史與文學的間隔被越拉越大，“列傳”也越來越多重于記事之實而疏于人物形象的藝術塑造，大多顯得平質少文。

在上述紀傳體斷代史書之外，應該特別提出另一部歷史巨著，即由北宋大學者司馬光主持，由著名文史學者劉攽、范祖禹等人參與，歷時近二十年撰成的《資治通鑒》。這部記事上起戰(zhàn)國、下迄五代、時達一千三百六十余年的編年史，所涉史事浩繁、人物眾多，卻深得《左傳》、《史記》諸書中史傳散文技藝的精奧；特別是通過以戰(zhàn)爭為主的重大歷史場景，鋪演情節(jié)，雕琢人像，寫來有聲有色，氣勢撼人。其中的著名章節(jié)，如《赤壁之戰(zhàn)》、《淝水之戰(zhàn)》等，更可以說是自漢以降的所有歷史著作中唯一能在史傳散文的藝術成就方面望及司馬遷項背的佳作。

唐王朝的建立，孕育了我國古代文化的黃金時代。以文學巨匠韓愈、柳宗元為領袖發(fā)起的“古文運動”，起八代之衰而又集八代之成，創(chuàng)立了全新的散文藝術風貌，使我國古典散文也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其中，自劉向始啟其端的“傳”與“史”逐漸分背而獨立發(fā)展的傳記散文，到這時已臻于藝術上完全成熟的新階段；同時，傳記散文也和議論等文體一樣，在韓、柳諸人手下明顯有為“載道”而作的目的，不再只是追敘往事、抑揚逝者，而往往借以褒貶時事、寄意來者。因此，如韓作《圬者王承福傳》和柳作《梓人傳》之類，將取材的視線轉向了難入經史的當代社會下層小人物，既刻畫生動畢見個性而富有藝術感染力，又褒貶分明寄意深遠而具有很高的思想性。此外，韓、柳諸人除活用傳記散文的體式創(chuàng)制了像《毛穎傳》、《蝂傳》一類深刻而犀利的諷世寓言，還使墓志銘之類世俗應用文在思想和藝術上都得到升華，演進成傳記散文的一個新分支，創(chuàng)出了《柳子厚墓志銘》這樣情真意切、敘議兼善的作品。

宋人革除殘?zhí)莆宕欢确簽E的淫靡文風，復振“古文運動”的聲勢，并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使古典散文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有新的開拓。由于有宋一代始終未能重現盛唐之世那種宏麗的氣派，繼承著文以“載道”、“濟世”的精神傳統(tǒng)的宋文大家們，似乎不僅想以他們的文筆扭轉文風之衰，還想以此起國勢之頹，所以大多致力于窮究議論辯說之道，致使后人認為宋文多“言理而不言情”。不過，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伍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和蘇軾、蘇轍等宋文大師，也都有不少情理并茂、韻味雋永的傳記散文作品。

降至明、清，文風又變。但，傳記散文仍屢見佳制。在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作《徐文長傳》抑揚人文，復社的創(chuàng)建者張溥作《五人墓碑記》評議時事；在清代，桐城派的開山者方苞有《左忠毅公逸事》抒發(fā)仰慕賢者之思，近代文化思潮的啟蒙者龔自珍有《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頌贊艱辛創(chuàng)業(yè)造福百姓的先行。他們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各有獨到的境界。

我國古典史傳散文的發(fā)展，上下歷時約二千五百年之久，名家輩出，佳作繽紛，在思想內容方面，形成了記事則揚抑功過而具有強烈時代氣息、傳人則褒貶得失而具有鮮明價值取向的優(yōu)秀現實主義傳統(tǒng)；在藝術技巧方面，則砥之礪之代有更變而常新不敗。這是一份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本書所選三十二篇作品，基本上覆蓋了古典史傳散文發(fā)展全程的各個主要歷史階段，包含了各個歷史階段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兼納了不同體式和不同流派，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古典史傳散文發(fā)展的概貌及主要特色。

所選作品，均按作者生年先后為序編列。楊華分擔了《曹劌論戰(zhàn)》、《馮諼客孟嘗君》、《鴻門宴》、《諸葛亮傳》、《黨錮之禍》、《火燒赤壁》及《淝水之戰(zhàn)》七篇的譯注，其余則均由馬赫執(zhí)筆。謹在此一并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