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大人

賀明星的自傳里，關于父親的有效信息并不多，但卻字字千斤，令人印象深刻。除了上文提到的關于父親“不需要參加勞動”的細節(jié)之外，還有其他關于父親的回憶文字：

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父親便攜我母子歸回了來，到明水后我記得父親在本城當過教育館長、管煙所□□、教員及偽縣（指溥儀的偽滿洲國政權）公署更生股科員，后任通達村長，而在偽康德九年，因街村廢□便被洗刷了。其被洗刷之原因：也即因為他在當二年村長的過程中，對他的上級很不對頭，因為他不會溜須拍馬，尤其還在通達當村長時打過兩次“根本精神”（日本人，偽種馬場場長），因此而認為他思想不良被洗刷，但一些下級職員及老百姓卻很因為他這樣舉動與正直，對他羨慕與擁護。

別人當村長買了多少□皮車，多少地，他在這二年過程中什么也沒有買，卻拉下四千多元錢的饑荒，結果沒辦法只好從家賣了十畝地三間房，并從他的朋友趙懷成處（他家開燒鍋已被清算沒收）借了二千多元錢（現在亦未還），總算把饑荒還上了。但由于從家賣房賣地還饑荒，卻惹起了伯父母們的怨言，紛紛都說父親沒下過地，沒往家拿過一個錢，凈花錢了，現在剛剛工作了，不能掙錢，反拉饑荒自己還不了，還得從家里賣房子和地還饑荒，這就是敗家子呀。因此，家里人幾次要分家。

……

父親在通達被解職后，沒有什么職業(yè)，便又搬到縣城內來住，我這時在東三道街第一校（高級）念書，但不幸的日子便來到了。即在偽康德九年陰歷六月三日這天早晨，我還睡在夢中，來了一個日本鬼子帶二個特務把父親帶去了，臨走時向甜睡的我做了一個永別的長吻，并向母親曾說：“如果把我送走時，你們可以搬回屯去（勝利區(qū)的家），我是不一定……什么時候回來了，怎樣困難可以還叫燕生（我的乳名）念書，最低叫他中學畢業(yè)?！备赣H被捕走后的一禮拜（六月九日）的早晨，便用大汽車據說解往哈爾濱去了，后來據說受盡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飯，死了（秘書處曹靜同志是他的難友，知道的比較詳細）！他的簡單歷史也就到此終了。

賀明星在自傳中對父親歷史的回顧全部集中在以上段落中。據此，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父親的生平和事跡：

他生于清末民初，在家中排位老七。這一時期的賀氏，田產達到一百二十畝左右，創(chuàng)業(yè)初成，作為家中年齡最小的男丁，在勞動力富余的情況下得以被送進學堂讀書。少年時代的他有可能就讀當時縣城里最好的學校，在那里學到的課程包括《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莊農雜字》《大學》等。學校的管理是相當嚴格的，背書是必修的內容。他從小記憶力超群，每次背書，都能拔得頭籌，深得先生歡喜。除此而外，學校里還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規(guī)定，比如規(guī)定白天讀書時所有的學生都要盤腿坐在炕上，不許回頭，不許說話，大小便也需要嚴格限制——每個人每天領取四根“尿簽”，誰要上廁所，必須將尿簽掛在教室門旁的墻壁上，回來后將其交給先生或班長；如果沒有把握好時間，早早地用完了尿簽，就算真的屎憋尿急，也不會得到允許。他便是在如此森嚴的教育體制中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之后，他被舉薦進入重點中學。二十年代中晚期，進入北平大學，完成了大學學業(yè)，并在北平結婚，生育孩子。“九一八”之后，他攜妻兒從北平返家，回到明水故里，在地方上先后擔任了一些文職。偽滿政權中期，出任了偽通達村村長，期間因為一些摩擦而與日本人發(fā)生過沖突，甚至將種馬場場長痛打了一頓。因為這些事情，他被解職失業(yè)。雖然他是堂堂大學生，但在整個賀氏家族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卻因為在做末胥小吏期間未能幫助家中擴大田產反倒欠下債務而遭到伯父和胞兄們的白眼。閑居了幾個月之后，噩運突然降臨，日本人在一個夏天的清晨，伙同漢奸沖進了他的家中，將其拘走。臨走時，他深情地親吻了熟睡中的兒子，并囑咐妻子一定要讓兒子讀書。此后一去杳無音信，各種傳言不斷地撕裂著年輕的賀母之心和賀氏家族，最終，他們得到了確切消息：賀被日本人在哈爾濱用酷刑致死，卒年三十五歲左右。

這是基于賀明星的親筆自傳而對其父的人生軌跡做出的一個大致判斷，實際情況究竟怎么樣，則要經過確鑿的考證。

判讀以上文字，我們至少能提出這樣的疑問：首先，1931年賀父有了孩子，當年東北三省完全落入日寇之手，明水縣也在其中。按邏輯推理：此時的淪陷區(qū)和北平相比，后者要安全得多，而偏偏在這時候，他選擇了回家，其動機會是什么？和家人團聚？保護家族利益及族人安全？這些慣常的理由都顯得有些牽強。賀氏徙居明水已經半個世紀，人丁興旺，地方關系勢必錯縱牢固，難道還需要一個常年在外讀書、對鄉(xiāng)關相對陌生的人回來持家？這顯然不合邏輯。其次，他回家之后，在地方上先后出任了一些職務，雖然在日寇手下“茍且”，但畢竟是有一份工作，同時身后還有一個實力殷厚的家族，怎么可能欠下那么多債務？這一點不禁令人起疑。他所耗去的巨資，是否另有所用？再次，按照賀明星的回憶，父親是因為毆打日本人和其他事情被洗刷解職，繼而被帶走構陷致死。從表面上看，事情似乎合情合理，但仔細推敲，就會發(fā)現有違常態(tài)：日寇怎么會僅僅因為賀毆打同僚以及在工作上不配合就將其隨便帶走打死？瑞安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地方上的青年士紳，日寇一邊灌輸“大東亞共同繁榮”政策，一邊又對地方士紳大加迫害，對于地方之穩(wěn)定，難道他們一點顧忌都沒有？

綜合這些因素，筆者認為，賀明星的父親遭遇不幸，絕對不是其在自傳中寫得那么簡單，必有隱情。

再考慮當年東北被殖民期間地下反抗斗爭情狀，自傳中這個看似不起眼的“父親大人”，會不會和當年的反殖斗爭有緊密聯系？帶著這些疑問，筆者輾轉搜尋，一本編修于1998年的賀氏族譜以及兩種明水官方文獻進入了筆者的視野。

1. 《賀明星自傳》。
2. 明水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明水文史資料·第一輯》，1985年，第63頁。
3. “種馬廠廠長”，賀明星在自傳中表述為“廠”，而在另外的一份回憶中則寫為“場”，本文全部表述為“場”。
4. 賀氏族譜名為《譜書》，由賀氏后人于1998年6月手寫而成，編寫者可能是賀明星的族兄，《譜書》分為前言、賀門家規(guī)、賀門家史簡述、后代傳人表等幾部分。后代傳人表中所有男性都有詳細姓名記載，女性除了賀明星母親的姓名之外，其他均未記載，僅有姓氏。明水官方文獻共兩種，一是編纂于1989年的《明水縣志》，一是1985—1991年間由明水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四本《明水文史資料》，另有一輯為《明水黨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