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反共抗蔣　聯(lián)共抗日

我們在廣西那個地方受了很大損失。白崇禧用很厲害的辦法對付我們，他把我們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趕掉，甚至把房子燒掉，使我們沒有法子得到糧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擊我們，我們1個師被截斷了，得不到消息，犧牲了。

——周恩來

如果國內(nèi)再生事端，為亡國之催命符也。

——馮玉祥

寧為斷頭將軍，不作投降將軍^[1]。

——白崇禧

桂粵閩反蔣聯(lián)盟破產(chǎn)

自“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大規(guī)模侵略中國的進程。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閘北向中國駐軍挑釁。駐守上海的第十九路軍在愛國將領(lǐng)蔣光鼐、蔡廷鍇等率領(lǐng)下，奮起反擊，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yè)城市，以上海為中心的滬寧杭地區(qū)是南京政府統(tǒng)治的腹心地區(qū)，國民政府對淞滬抗戰(zhàn)不得不作出積極姿態(tài)。29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fā)表宣言，聲明“為執(zhí)行中國主權(quán)上應(yīng)有之權(quán)利，不得不采取自衛(wèi)手段，并對于日本武裝軍隊之攻擊，當繼續(xù)嚴予抵抗”^[2]。蔣介石得知日寇進攻上海的消息后，在日記中寫道：“倭寇必欲再侵略我東南乎？我亦唯有與之決一死戰(zhàn)而已?！笔Y并聲稱“決心遷移政府，與倭寇長期作戰(zhàn)?！?sup>[3]1月30日，蔣介石發(fā)表《告全國將士電》，聲稱“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wèi)，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yīng)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視信義之暴日相周旋”，并表示他本人“愿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4]

蔣介石表面上說要與日寇周旋到底，但南京國民政府此時尚無全面抗戰(zhàn)的決心與準備，因此對淞滬抗戰(zhàn)采取的總方針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也就是在有限度抵抗的基礎(chǔ)上，謀求與日本侵略者妥協(xié)，而且其立足點放在妥協(xié)上。南京政府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于是就出現(xiàn)了這樣的怪誕局面，一方面，十九路軍和后開入戰(zhàn)場的第5軍將士在前方流血犧牲，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南京政府軍事負責人、軍政部長何應(yīng)欽卻在通過各種渠道尋求與日寇妥協(xié)。

3月1日，參加抗戰(zhàn)的第十九路軍和第5軍官兵在日軍大舉進攻與援絕兵盡的情況下，被迫忍痛撤退，與日寇形成對峙狀態(tài)。經(jīng)過外交折沖，中日雙方最終于5月5日在上海簽訂了《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南京政府以喪失上海地區(qū)的駐兵權(quán)為代價與日本侵略者達成暫時的妥協(xié)。

喪權(quán)辱國的《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簽訂后，中國國民黨西南執(zhí)行部的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由蕭佛成領(lǐng)銜，唐紹儀、鄧澤如、鄒魯、陳濟棠、李宗仁、林云陔、白崇禧、林直勉、黃旭初、劉紀文、鄧青陽、林翼中、程天固、香翰屏、區(qū)芳蒲、陳耀垣、李揚敬、李綺庵、繆培南、余漢謀、詹菊似、關(guān)素人等23人于5月9日公開發(fā)表致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通電，“痛陳協(xié)定錯誤”，電文如下：

據(jù)電傳上海停戰(zhàn)協(xié)定，竟于我總理就大總統(tǒng)職莊嚴之紀念日簽訂，同人等閱悉之下，驚詫異常。自滬案發(fā)生，政府宣言長期抵抗，乃獨忙于遷都。十九路軍孤軍奮斗，卒以援絕退守，群情憤激，不可終日。而猶體諒苦衷，相與容忍，希望停戰(zhàn)會議之完成，日軍以早日撤退，國土主權(quán)得以保全，同人等亦曾于洗、敬兩電陳明中央，主張滬案應(yīng)與東省時間同時解決，對于撤兵原則三項，期期以為不可。中執(zhí)會東日復電，亦謂與諸同志意旨初無二致。乃此次停戰(zhàn)會議僅及滬案，而置東省事件于不顧，失計已甚。即就協(xié)定而論，如第二條規(guī)定，所謂常態(tài)究如何始得謂之恢復？所謂辦法究如何決定？均未附以明確之注釋。日人若藉口辦法未決定，常態(tài)未恢復，則附件第一號所列，廣漠之區(qū)域，我國將永無駐兵之自由。雖附則規(guī)定，共同委員會可監(jiān)視履行，而最終之權(quán)，亦只可促其注意，而不能強以必從。至第四條，規(guī)定雙方撤退，是以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等量齊觀，且我國軍隊在我國領(lǐng)土內(nèi)何有撤退之可言？又同條規(guī)定日軍撤退以中國警察接管。我國所附聲明書更聲言愿自動設(shè)立特別治安警察隊以維持秩序，是不啻自承該處以后只可以警察防守，而無駐兵之權(quán)。與《辛丑條約》天津附近區(qū)域內(nèi)不能駐兵之規(guī)定何異？數(shù)月來國民及同人所渴望于政府者，不圖結(jié)果至于斯！此次訂約條件，政府始終不許國人聞問，上海各團體一再呼請宣示，均諱莫如深，即法定立法機關(guān)，外交事件，須經(jīng)其同意者。據(jù)報章所傳，亦不肯稍假以時日，使有考慮之余地，竟爾倉促通過。外交大事，茍非喪權(quán)辱國，何以必要絕對秘密，急行簽字？昔袁賊簽訂廿一條之約，秘密賣國，國人至今痛恨，我革命政府當局奈何躬自蹈之？事關(guān)民族存亡，義難緘默。迫切陳詞，伏維垂察。^[5]

廣東省黨部、廣州市黨部、廣西省黨部等機構(gòu)也發(fā)表通電譴責南京政府的妥協(xié)賣國行為。廣西省黨務(wù)整理委員會發(fā)表“否認協(xié)定”通電，電文如下：

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蕭佛成先生佳電敬悉，慨自東省事件發(fā)生，滬案繼起。暴日向我侵略，乃系整個行動。群情悲憤，暫與抗爭，及政府當局，不順輿情，一意孤行，將東北、滬案分開，又決與日妥協(xié)，而置東北不問。近閱報載，滬停戰(zhàn)協(xié)定經(jīng)已簽字。其內(nèi)容據(jù)已披露者而言，喪權(quán)辱國有如《辛丑和約》。奉聞蕭委員佳電，藉悉政府措施曖昧，別有用心，益令人憤慨萬分。不圖以革命政府而竟蹈袁逆簽訂廿一條件秘密賣國之故轍，何以對同志們？何以謝國人？事關(guān)民族存亡萬難緘默。迫切陳詞，敬希垂察。^[6]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扶植起來的偽滿洲國在長春粉墨登場。是年底，日寇進攻榆關(guān)。次年初，榆關(guān)失守，從此中國北方門戶洞開，華北危在旦夕。對此，蔣介石無動于衷，繼續(xù)坐鎮(zhèn)江西，從事反共戰(zhàn)爭。西南方面，不滿于蔣之誤國，曾屢發(fā)通電，堅主對日抵抗。

白崇禧在演講中抨擊說：“說到中國目前的政治上，首先給我們感到苦悶的是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可以說是對敵投降的政策。自‘九一八’事變到現(xiàn)在，中國方面處處采取逃避退讓的態(tài)度，黑龍江流域固然是給人家占領(lǐng)去了，現(xiàn)在黃河流域各省，亦已名有實無，非我所有，這種不惜把整個國家民族的領(lǐng)土主權(quán)，做媚外求榮禮物的主張，我們是應(yīng)該徹底反對的?！?/p>

根據(jù)胡漢民的提議，廣東、廣西、福建三省軍政負責人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鍇等于1933年1月間在廣州開會，決定在西南政務(wù)委員會下成立由閩、粵、桂3省聯(lián)合組織的“西南國防委員會”，規(guī)定西南國防委員會以西南各省軍政最高長官1至2人組織之，各省最高軍政長官不能在粵時，派代表出席。會議推舉白崇禧與陳濟棠、林云陔、李宗仁、蔣光鼐、蔡廷鍇等任委員。3月8日，胡漢民代表該委員會發(fā)表談話，明確提出“抗日重于剿共”的口號，指責蔣之“攘外必先安內(nèi)”論純屬“規(guī)避責任之遁辭”。

與此同時，閩、粵、桂3省并著手編組抗日先遣軍，公推抗日名將、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為聯(lián)軍前敵總指揮，3省各抽1個獨立師，交蔡統(tǒng)率北上抗日。

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愛國將領(lǐng)宣告組成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宣布“率志同道合之戰(zhàn)士與民眾，結(jié)成抗日戰(zhàn)線，武裝保衛(wèi)察省，進而收復失地，求取中國之獨立自由”。短期內(nèi)，部隊發(fā)展到10萬余人，并于7月收復多倫和察哈爾全省。馮玉祥并表示，要一鼓作氣，乘勝收復東北4省。然而，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對抗日同盟軍不僅不予支持，反而與日軍勾結(jié)，企圖消滅這支抗日部隊。

西南當局對馮玉祥領(lǐng)導的抗日同盟軍予以同情和力所能及的支持。他們發(fā)表通電，稱贊馮玉祥“痛國難之已深，憂國亡無日，集合義師，崛起張垣，悉力抗日，以保察垣”。指責蔣介石：“不能加以接濟，且命令軍事當局于馮收復康保、多倫之日，實行武力壓迫，以貫徹其妥協(xié)賣國之主張。既不自行抗日，又不許他人抗日，豈欲將抗日力量消滅以博取敵人快意耶？”

西南方面還積極聯(lián)絡(luò)閻錫山、韓復榘各實力派，制止南京政府對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用兵。^[7]李宗仁、白崇禧還在廣西自身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撥出10萬小洋給馮玉祥作抗日經(jīng)費。對此馮玉祥非常感激地說：“廣西省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3位先生響應(yīng)我的抗日，通電匯來10萬小洋是作為抗日軍費的。誰都知道廣西的軍隊是最困難的，他們能這樣的慷慨好義，就是表現(xiàn)了他們真正愛國心。全中國幾十省，只有廣西一個省有表現(xiàn)，那是什么緣故？因為蔣介石的壓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雖愿意援助，但不敢表現(xiàn)出來?！?/p>

在聲援馮玉祥抗日同盟的同時，西南方面，也在以抗日為宗旨，醞釀新的反蔣運動。

1933年初夏，第十九路軍著名愛國將領(lǐng)蔣光鼐、蔡廷鍇、李章達等在討論反蔣計劃時，認識到在福建反蔣，在戰(zhàn)略上必須以廣東為后方，因為福建外臨大海，內(nèi)有閩江南北之隔，戰(zhàn)略形勢易攻難守。如果和廣東有了同盟，則進可攻，退可守，因此決定請李章達為福建軍政代表赴粵。由于李是同盟會會員，早年追隨孫中山、廖仲愷、朱執(zhí)信從事革命活動時，和西南政務(wù)委員會的蕭佛成、鄧澤如、鄒魯、古應(yīng)芬、林云陔等委員是舊識，和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也有來往。李抵廣州之后，西南方面很想拉福建參加西南政務(wù)委員會組織，但蔣光鼐等不同意，幾經(jīng)磋商，由李章達起草一個《粵桂閩三省聯(lián)盟約章草案》。主要精神是為了抗日反蔣，粵桂閩實行軍事互助，任何一省被敵軍侵犯，其他各省應(yīng)全力援助。草約簽訂后，徒具形式，難于實施。“南天王”陳濟棠以保持半獨立為滿足，時常擔心第十九路軍回粵占它的地盤。廣西當局當時也并無真正反蔣的決心，對于抗日也是作為口號喊喊了事。后來粵方利用這個草約，常派代表來閩聯(lián)絡(luò)，實際上是打聽虛實。^[8]

5月間，第十九路軍原領(lǐng)導人陳銘樞自歐洲考察歸來，決定策動兩廣進行抗日反蔣運動。

陳銘樞的計劃是：第一，爭取與陳濟棠合作，利用當時業(yè)已形成的粵、桂、閩3省聯(lián)盟，以西南執(zhí)委會與執(zhí)行部兩機構(gòu)為基礎(chǔ)，擁護胡漢民與陳濟棠，以福建及十九路軍為核心，建立新的政黨，聯(lián)合共產(chǎn)黨，發(fā)動民眾，實現(xiàn)業(yè)已醞釀很久的政治路線。這是上策。第二，陳濟棠如不愿意干，就請胡漢民與李宗仁合作，要求他們出兵威脅湖南，等我們干起來，陳最后也會跟著走。此為中策。第三，如胡還不愿干，就請李濟深出來領(lǐng)導，哪怕僅有十九路軍，也要孤軍奮戰(zhàn)到底。這當然是下策。^[9]

陳銘樞認為陳濟棠最有實力與蔣介石抗衡，而廣西又看著廣東，唯馬首是瞻，因此他把游說的重點放在陳濟棠身上。陳銘樞反復向陳濟棠強調(diào)：“非反蔣不能抗日，非抗日不能國存?！币髢蓮V和福建合作在廣州組織政府，號召抗日和南京政府相對抗。但陳濟棠不愿公開反蔣，在李宗仁、陳銘樞等參加的會議上，陳濟棠對于陳銘樞提出的起兵討蔣的問題表示明確反對，陳銘樞對此很失望，他說：“我三人（引者按：指十九路軍領(lǐng)導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在閩已商定始來粵，若避回，我閩則只有即起而攻其未備耳！”李宗仁表示同情陳銘樞的主張，但陳濟棠不為所動。^[10]

李宗仁分析其原因說：“因陳濟棠盤踞廣東，儼然是嶺南之主。如在廣州組織政府，則黨內(nèi)元老以及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將接踵而至，這樣則抗日反蔣未成，而陳濟棠先已失其在廣東唯我獨尊的局面，所以陳銘樞、蔣光鼐等人雖口敝唇焦，陳濟棠仍不為所動?！?sup>[11]

胡漢民見陳濟棠再三阻撓，決定繞開他，促成廣西與福建合作反蔣局面。8月底，胡漢民邀請愿意參加倒蔣的人士到香港舉行會議，胡并用電報征求白崇禧的意見：

南寧白副總司令健生兄大鑒：密。

伯南至今仍托詞不干，佛成、澤如、海濱三兄已于前星期來港與德鄰、任潮、真如三兄磋商桂閩出師湖南辦法。十九路軍態(tài)度至為堅決，兩省出師，兼以北方猶有方（振武）、吉（鴻昌）等部策應(yīng)，較之洪憲之末云南舉義形勢實優(yōu)。兄有何卓見，仍請示為荷。

漢民。^[12]

陳銘樞見游說陳濟棠不成，也轉(zhuǎn)而爭取廣西的李、白，希望廣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陳濟棠同意開府廣州，使南京國民政府不能不負起抗日的責任。對此，李宗仁、白崇禧也以為不可，認為此舉將陷國家于分裂。當前問題的中心是中央對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讓，等到忍無可忍，則必然被迫抗戰(zhàn)，一旦抗日戰(zhàn)事爆發(fā)，則我們必須團結(jié)一致對外，若再開府西南，實非國家之福。^[13]實際上，廣西在經(jīng)濟上一直仰賴廣東的接濟，廣東不動，廣西自然無單獨行動的可能。

福建事變的兩位主角：李濟深（前排左）與陳銘樞（前排右）

陳銘樞的主張得不到兩廣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的贊同，遂決定不惜孤注一擲，他對陳、李等表示：“如果諸位不干，十九路軍也要在福建干，到那時，只希望你們不要在我后門搗亂?！?sup>[14]

由于陳濟棠、李宗仁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陳銘樞決定以十九路軍和第三黨為主發(fā)動反蔣，推李濟深出面領(lǐng)導，李濟深與李、白關(guān)系密切，陳銘樞希望李濟深出面作李、白的工作，仍可能爭取他們參加反蔣。李濟深特派他的心腹尹時中到南寧見李、白。李、白認為陳銘樞的做法過左，恐難得到陳濟棠的支持；而就當前情勢看來，粵、桂似不能各行其是。他們的態(tài)度是只要廣東同意，廣西絕無問題。^[15]當然，陳濟棠事實上不可能同意與第十九路將領(lǐng)一同起來反蔣，則是可以肯定。正如陳公博當時分析的：“如果陳伯南不答應(yīng)，廣西是不敢發(fā)動的。但陳伯南現(xiàn)在那樣舒服，肯冒險么？他不滿意胡展堂（漢民），便捧出中央；不滿意中央，又拿出胡展堂。他為什么要組織政府，再戴上一頂大帽子？”^[16]

至此，陳銘樞只好與李濟深合作了。10月間，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章伯鈞、徐謙、余心清等在香港緊鑼密鼓策劃反蔣的各項計劃。李、白對此深感焦慮，特于11月5日致電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勸他們：“切勿采取任何過激措施，給叛黨賣國者以口實，而陷自身于孤立無援的地位，且十九路軍的光榮傳統(tǒng)，也將蕩然無存，為親者痛仇者快，甚盼加以慎重考慮。”^[17]

同時，李、白還分電胡漢民、陳濟棠、蕭佛成、唐紹儀、鄧澤如、鄒魯?shù)?，建議為防止李濟深、陳銘樞等人鋌而走險，聯(lián)合粵、桂、閩3省，在廣州成立革命政府，以避免福建事變。^[18]

李濟深前往福州參加反蔣前夕，李宗仁曾親自趕到香港，力勸李濟深不要參加福建反蔣。他對李濟深說：在目前情勢之下，只以十九路軍為后盾來組織中樞，號召抗日，似嫌勢孤力單，反予蔣氏以借口。請告誡陳銘樞等慎重考慮，不要輕舉妄動，自貽伊戚。李宗仁、白崇禧經(jīng)商量后，決定采取釜底抽薪辦法，由白崇禧親自包了一架民航飛機飛香港，準備把李濟深接到南寧，只要李濟深不去福建，陳銘樞就可能知難而退。但白崇禧飛抵香港之前數(shù)小時，李濟深已動身前往福州了，白赴了個空，福建反蔣已是箭在弦上。^[19]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變”拉開帷幕。當天上午，在福州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推舉黃琪翔、徐名鴻等17人組成主席團，黃琪翔為總主席，并宣讀了激進的左派政治綱領(lǐng)性文件——《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人民權(quán)利宣言》。

當天晚上8時，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主席團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稱福建人民政府），首都設(shè)在福州，推舉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方振武（后改為戴戟）、黃琪翔、徐謙、李章達、余心清（代表馮玉祥）、何公敢11人為政府委員，李濟深為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馮玉祥為經(jīng)濟委員會主席，陳銘樞為文化委員會會主席，戴戟為軍委會參謀團主任，陳友仁為外交部長，蔣光鼐為財政部長，彭澤湘為秘書長，徐謙為最高法院院長，李章達為政治保衛(wèi)局局長，何公敢為福建省省長。同時宣布廢除中華民國國號、國旗，改國名中華共和國，廢除青天白日旗，另以上紅下藍，中嵌黃色五角星旗為國旗。同時宣布脫離國民黨，組織生產(chǎn)人民黨（簡稱生產(chǎn)黨），由陳銘樞任總書記。

在福建事變發(fā)動的前一天，即11月19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陳友仁等致電兩廣當局，希望在最后關(guān)頭能夠得到他們的響應(yīng)，要求他們“一致動員，興討逆之師”。

對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所采取的左派激進的革命措施，兩廣當局感到無比震驚。白崇禧說：“南京政府的辱國喪權(quán)本來不合，但他們（指李濟深等人）這樣唱高調(diào)也難附和，人家想援助他們也不敢援助?！卑壮珈Q廣西的立場是：“奉行‘抗日剿共，親仁善鄰’八個字，決不隨便附和人家?！蔽髂险?wù)委員會隨即開會商討對策，陳濟棠提議通過反對此次政變的決議，雖然李宗仁極力主張先觀察一段時間再說，但大多數(shù)人贊同陳濟棠的主張。11月22日，西南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胡漢民、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鄒魯、李宗仁、白崇禧等聯(lián)名發(fā)表通電，宣布對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立場：

福州陳真如、李任潮、蔣憬然、蔡賢初諸兄均鑒：

皓電奉悉。諸兄揭橥討賊，期申正義于天下，至所同情。惟消息傳來，兄等號日在閩垣開會，頒布政綱，公然以推翻黨治、組織農(nóng)工政府相號召。初以兄等過去在黨之歷史，當不至倒行逆施如此。顧報章轉(zhuǎn)載，鑿鑿可指，此訊果確，是不特授叛黨賣國者以口實，且使兄等抗日救國之歷史亦蕩然無存。十九路軍全體將領(lǐng)與弟等久共患難，頻年以來，沐主義之熏陶，出生入死，為黨奮斗，偉烈豐功，內(nèi)外共仰，當猶有深明大義，不自陷絕境者。深冀兄等本歷來護黨救國之精神，幡然改圖，多方勸導，以免盡入歧途，使西南團結(jié)，益以鞏固，救國大業(yè)，得以策進。否則授人以隙，必將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以救國者禍國，以愛民者殃民，以討賊者助賊，度必非兄之本意也。弟等為黨為國，決當貫徹討賊主張，共相戮力，唯兄等圖之。^[20]

這個電報與李濟深等19日來電一同公布于天下，主要是要向蔣介石表明，他們與“福建事變”無關(guān)，免得蔣介石借口“福建事變”來收拾兩廣當局。

當時，兩廣實力派中最同情十九路軍的是李宗仁，他24日還打電報給胡漢民，主張成立政府，與福建方面合作。電報說：“閩事橫決至此，同深痛惜。前仁曾電我公，貢獻開府以謀挽救，復另電任（潮）、真（如）、憬（然）、賢（初），力陳利害，勸當慎重計慮，不幸未蒙采納，鑄成遺恨。顧世事雖成僵局，我人救國職責，仍無旁貸。前此救國中樞不能成立，致有閩變，策后辦法，惟有急速提出救國大計，組織中樞，領(lǐng)導各方反蔣勢力，則閩中或可商量，共趨一致。萬不獲已，亦不失如寧漢分裂往例，共同完成北伐，庶幾殊途同歸。現(xiàn)之蔣氏，禍國罪惡昭著。復組藍衣社私黨，鏟除異己.若不剪除，黨國皆亡無日。此義我人最宜深刻認識，庶不致迷所向往，致反蔣者轉(zhuǎn)為蔣氏張目，自亂陣線，黨國幸甚。不日專負晉謁奉謁。專此敬復。可否將愚見轉(zhuǎn)達政委諸公，仍乞尊裁?！?sup>[21]

但是，由于西南最大的實力派陳濟棠反對輕舉妄動，李宗仁孤掌難鳴，不得不收起響應(yīng)福建的主張。不久，李、白派往福建的代表經(jīng)過實地考察后，向李、白發(fā)來報告說：福建人民政府“內(nèi)部復雜，決難持久”，“福建方面料蔣介石不會來攻，所以在軍事上毫無準備。蔣（光鼐）、蔡（廷鍇）等對改國號、改國旗、計口授田等措施都不感興趣，這是他們必敗的原因?！?sup>[22]

這樣一來，李宗仁、白崇禧看到福建人民政府必然失敗，更不敢公開支持和響應(yīng)了。這些觀察員發(fā)回來的報告均“充滿了悲觀色彩”，李、白因此也擔心，一是他們?nèi)绻紝Α案＝ㄊ伦儭钡闹С郑Y介石就會利用這一機會來收拾廣西，廣東陳濟棠和湖南何鍵均自保不暇，不堪信任，廣西處粵、湘之間，地位虛弱，輕舉妄動是絕不可取的。

“福建事變”發(fā)生后，蔣介石最擔心的是各地方實力派響應(yīng)，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這種情況并沒有出現(xiàn)，各地方實力派均采取觀望態(tài)度，而且紅軍也沒有和十九路軍協(xié)同行動，這使蔣轉(zhuǎn)憂為喜，對陳誠、熊式輝等親信說：“這下子可好了，形勢緩和了，敵人孤立無援，閩變不足平矣?！?/p>

蔣介石立即調(diào)集中央軍精銳部隊全力鎮(zhèn)壓“福建事變”，蔣分別任命蔣鼎文、張治中、衛(wèi)立煌等3員親信大將為第三、四、五路軍總指揮，率領(lǐng)6個主力師分別由贛東、浙南向福建進攻，并以冷欣第4師、湯恩伯的第89師作為后續(xù)部隊。上述部隊，都是蔣介石的嫡系精銳部隊，在短期間內(nèi)迅速調(diào)集到了福建前線，蔣介石希望迅速敉平閩變，避免夜長夢多。

1934年1月初，國民黨軍與十九路軍發(fā)生接觸戰(zhàn)。1月8日，李濟深的親信張文致電李、白，聲稱“延平已放棄，盼廣西發(fā)動支援”。李、白接到電報后在南寧召集葉琪、黃旭初、王公度等人開會，商討辦法。大家一致認為限于時間及地理環(huán)境，無能為力。1月9日，李、白致電蔣廷鍇，建議他集結(jié)軍力，固守閩南若干據(jù)點，依靠廣東為后方，待機發(fā)展。李、白還指出：“回顧1930年秋吾人被困柳州，三面受敵，內(nèi)外交困，危機嚴重，不減閩局當前環(huán)境，卒因堅持不屈，終于轉(zhuǎn)敗為勝。往事不遙，可資參照?！?sup>[23]

1月17日，胡漢民致電李宗仁、白崇禧，建議由第三方面出面調(diào)停，保全十九路軍，但也沒有結(jié)果。福建人民政府很快被鎮(zhèn)壓下去。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建無法立足。為了保存十九路軍的種子，他們請求李、白成立1個團，專門安置十九路軍離散官兵，對外則稱桂軍，所需費用由十九路軍公積金支付。他們想以此為基礎(chǔ)，逐步擴大，但李、白擔心因此而惹火燒身，不敢大張旗鼓進行，秘密收容十九路軍離散官兵編成4個營。^[24]1936年兩廣“六一運動”后，李、白為壯大反蔣聲勢，特邀蔣廷鍇入桂以此4個營為基礎(chǔ)重組第十九路軍。

注釋

[1]《中央對桂五條件及其變化》，天津《大公報》1936年8月25日。

[2]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冊，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頁。

[3]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zhàn)時期》緒編（一），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430，35頁。

[4]《中央日報》1932年1月31日。

[5]《西南中委痛陳協(xié)定錯誤通電》，《反對上海停戰(zhàn)協(xié)定言論集》，第111—112頁。

[6]《桂省黨部否認協(xié)定通電》，《反對上海停戰(zhàn)協(xié)定言論集》，第118頁。

[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4冊，第136頁；1936年6月5日；第4冊，第749頁；第4冊，第766頁。

[8]蔣光鼐：《對十九路軍與“福建事變”的補充》，《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59輯。

[9]朱宗震等編：《陳銘樞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2頁。

[10]陳紅民：《函電里的人際關(guān)系與政治——讀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244，244—245，251—252，259頁。

[11]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頁。

[12]陳紅民：《函電里的人際關(guān)系與政治——讀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244，244—245，251—252，259頁。

[13]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頁。

[14]朱宗震等編：《陳銘樞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2頁。

[15]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16]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頁。

[17]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18]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19]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頁。

[20]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21]陳紅民：《函電里的人際關(guān)系與政治——讀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244，244—245，251—252，259頁。

[22]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23]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24]陳紅民：《函電里的人際關(guān)系與政治——讀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244，244—245，251—252，259頁。

“用很厲害的辦法”對付過境的紅軍

1933年4月5日，蔣介石從南京抵達南昌，部署對中央紅軍的第5次反革命“圍剿”。4月6日，蔣發(fā)表《告各將領(lǐng)先清內(nèi)“匪”再言抗日電》，重彈“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反動論調(diào)，聲稱：“外寇不足慮，內(nèi)‘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內(nèi)‘匪’，則無以御外侮?！?sup>[1]4月10日，蔣氏在江西省黨部擴大紀念周對國民黨將領(lǐng)發(fā)表訓話，揚言“余嚴令‘剿匪’部隊，在‘匪’未清前，絕對不言抗日。希望黨政軍各方同志，須專心‘剿匪’”^[2]。

蔣介石有一個荒謬絕倫的理論，那就是：中國亡于日本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chǎn)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得。^[3]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蔣氏對日寇的瘋狂侵略可以不聞不問，而對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領(lǐng)導的工農(nóng)紅軍則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蔣氏進駐南昌后，調(diào)兵遣將，準備對蘇區(qū)發(fā)動第5次大規(guī)模的反革命“圍剿”。在這次大規(guī)模的反革命“圍剿”發(fā)動前，蔣氏進行了周密的安排和準備：他先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該訓練團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蔣氏親任團長，并聘請德、美、意等國軍事教官執(zhí)教，從1933年7月至9月連續(xù)開辦3期，每期3周，受訓結(jié)業(yè)軍官達7500人；從德、法、比、捷等國購買大批新式武器裝備；嚴令在對蘇區(qū)實行嚴密的經(jīng)濟封鎖政策，先后頒布《封鎖匪區(qū)辦法》、《匪區(qū)食鹽火油藥材電器封鎖辦法》等13種禁令；在平地、山地或城池均推行碉堡政策，在江西中央根據(jù)地周圍修筑2900多座碉堡，向贛南逐步推進，對根據(jù)地四面緊縮包圍，盡量消耗紅軍有生力量和物質(zhì)資源，最后尋找紅軍主力決戰(zhàn)，達到一舉消滅紅軍的目的。

蔣介石還想借反共之機，一舉取消兩廣的半獨立局面。他一再打電報給陳濟棠，要他出來擔任這次大規(guī)?！皣恕钡闹笓]任務(wù)，但遭到拒絕。蔣氏只好自己披掛上任，于5月21日在南昌宣布成立行營，賦予這個南昌行營指揮反革命“圍剿”的全權(quán)。蔣氏親任“剿匪總部”總司令，分別以顧祝同、陳濟棠、何鍵為北、南、西路軍總司令，蔣鼎文為前敵總指揮。

蔣介石特派陳濟棠、白崇禧為“剿匪軍”南路正、副總司令，但陳濟棠、白崇禧既不拒絕，也不明確表示接受蔣介石的任命。隨后，蔣介石又派著名說客蔣伯誠到廣州與陳濟棠、李宗仁商議，要粵、桂派軍隊到江西參加“剿共”。蔣并應(yīng)允由中央供給粵、桂部隊餉械。李、白經(jīng)過權(quán)衡利害后，決定應(yīng)付一下，廣西派遣第44師（師長王贊斌）4個團到江西，廣東派出第1軍（軍長余漢謀）到贛南參加“剿共”。1933年5月間，桂軍開到贛南信豐、定南、安遠等縣，兇殘的桂軍對留在蘇區(qū)的小股紅軍進行了瘋狂的“清剿”和屠殺。王贊斌規(guī)定，對于抓到的與紅軍有關(guān)的蘇區(qū)男女，自14歲以上、65歲以下，一律格殺。對于這種瘋狂屠殺，也有人有不同意見，王贊斌就說：“你不要太過仁慈，要知道共產(chǎn)黨是同我們勢不兩立的，我們今日不殺他，將來他必定會殺我們！”王贊斌的第44師在贛南蘇區(qū)1年多，死在他們屠刀下的蘇區(qū)人民無法統(tǒng)計，王贊斌因此得了個“殺人王”的綽號。^[4]

1934年8月，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12000余人，從江西出發(fā)，通過湘粵桂三省邊境西進，紅軍經(jīng)過桂北時，白崇禧派第7軍1個營部署于清水關(guān)，1個營布防于湘江西岸。這一次桂軍沒有與紅軍進行激烈戰(zhàn)斗，稍一接觸就后撤。據(jù)說，這是白崇禧事先安排好的。^[5]

李、白沒有派出正規(guī)部隊堵截，只派出桂北民團騷擾。紅軍西進后，白崇禧判斷中央紅軍主力將全部西進，急電在廣州的李宗仁與陳濟棠磋商，以廣西兵力不足，邊防空虛為名，請陳濟棠加派粵軍到贛南接替桂軍第44師的防地，得到陳濟棠的同意。8月下旬，白并秘密潛赴桂軍第44師駐防的安遠縣，向王贊斌面授機宜，讓他立即將該師集結(jié)于安遠縣城及其附近，等粵軍到防后，即率領(lǐng)所部兼程開回桂北興安、全縣、灌陽一帶，準備應(yīng)付中央紅軍。^[6]

從1934年9月起，蔣介石調(diào)集100萬軍隊、200架飛機，對中國工農(nóng)紅軍發(fā)動了第5次“圍剿”。蔣以50萬軍隊重點進攻位于江西的中央根據(jù)地。蔣介石鑒于前4次“圍剿”失敗的教訓，決定放棄“長驅(qū)直入”的戰(zhàn)術(shù)，采取“步步為營，節(jié)節(jié)筑路，劃區(qū)兜剿，分進合擊”的堡壘政策，以持久戰(zhàn)消耗紅軍有生力量和物質(zhì)資源，然后與紅軍主力決戰(zhàn)，企圖消滅紅軍。當時中央根據(jù)地有正規(guī)紅軍10萬人，赤衛(wèi)隊20萬人，在軍隊數(shù)量、武器裝備上，國民黨軍與紅軍相比，都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加之，中共黨內(nèi)王明“左”傾路線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軍事指揮權(quán)掌握在一個不懂中國革命戰(zhàn)爭特點的德國人李德（名義上是中央紅軍的軍事總顧問，但中共中央領(lǐng)導人博古對他言聽計從，實際上充當了最高軍事負責人）手里，錯誤地實行冒險主義、保守主義以及逃跑主義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紅軍在反“圍剿”中接連失利，在中央蘇區(qū)已經(jīng)無法立足，被迫實行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從紅色首都瑞金出發(fā)，率領(lǐng)86000余人開始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悲壯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第5次“圍剿”開始，白崇禧即接到桂系設(shè)在上海的秘密電臺發(fā)來的情報，稱蔣介石采納著名陰謀家楊永泰一舉除三害的毒計，一路壓迫紅軍由龍虎關(guān)兩側(cè)進入廣西平樂、昭平、蒼梧；一路壓迫紅軍進入廣東新會、陽春；預計兩廣兵力不足應(yīng)付，自不能抗拒蔣軍的大舉進入。如此，則一舉而三害除，消滅蔣的心腹大患。^[7]這個情報的發(fā)電人是王建平，與白崇禧是保定軍校的同學，此時已經(jīng)打入國民黨中央的情報系統(tǒng)，長期為白崇禧提供機要情報。^[8]

白崇禧鑒于事態(tài)嚴重，急電在廣州的李宗仁速回南寧商量對策。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向從江面興國西征，并突破國民黨軍設(shè)立的封鎖線，進入湘南地區(qū)。10月30日，蔣介石作出《關(guān)于追剿方針及北西南各路軍行動的部署》，命令桂軍應(yīng)控制于全（縣）興（安）間，并速鞏固黃（沙河）全（縣）興（安）桂（林）碉堡線。^[9]

11月初，蔣介石判明紅軍西進的企圖后，于11月中旬制訂了《關(guān)于追剿中央紅軍的計劃》，確定其方針是：“我軍以殲滅‘匪軍’之目的，乘各股‘匪軍’尚未聚集之前，分別于湘桂邊境、湘鄂川邊境、川北地區(qū)，各以有力部隊分途圍剿各個殲滅之?！?sup>[10]

為了執(zhí)行這個計劃，蔣介石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第一路“追剿”司令劉建緒（轄第16、第62、第63師，第19師一部以及4個補充團、3個保安團）、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轄第7縱隊吳奇?zhèn)サ牡?9、第90、第92、第93師以及第1支隊、第4旅、第75旅）、第三路“追剿”司令周渾元（轄第5、第13、第96、第99師）、第四路“追剿”司令李云杰（轄第23、第15師）、第五路“追剿”司令李韞珩（轄第53師），總共16個師77個團。^[11]計劃規(guī)定：“追剿軍以一部由衡陽至祁陽、零陵（永州）沿湘江西岸布防，并加強碉堡封鎖線之構(gòu)筑；主力分由遂川、蓮花、嘉禾、臨武躡匪尾追，務(wù)與廣西剿匪部隊切取聯(lián)絡(luò)，將朱、毛‘匪軍’主力包圍于湘、桂邊境之零陵、全州地區(qū)殲滅之。”^[12]任命白崇禧為廣西“剿匪軍”總指揮，指揮桂系第7軍、第15軍的5個師。計劃規(guī)定：“廣西‘剿匪’軍主力，扼全州、興安地區(qū)，嚴密堵剿，協(xié)同‘追剿’軍圍殲西竄之匪?！?sup>[13]同時還任命王家烈為貴州“剿匪”總指揮，指揮所部第25軍3個師、3個獨立旅、2個獨立師等部隊進駐湘黔邊區(qū)堵截。

蔣介石所規(guī)定的作戰(zhàn)“指導要領(lǐng)”是：“‘追剿’軍主力配合廣西剿匪總指揮白崇禧所部，務(wù)乘朱毛‘匪軍’主力竄至湘桂邊境之祁陽、零陵、全州一帶，湘江以南，灌江以東地區(qū)圍殲之。貴州之第25軍王家烈部，應(yīng)以有力之一部，在湘黔邊境之通道、錦屏、黎平一帶扼要防守，堵‘匪’北竄?！薄跋娑醮ㄇ鸶魇≌安筷?，應(yīng)動員民眾，擇要構(gòu)筑碉堡，并加強地方團隊組織，尤其湘省之湘江兩岸、黔省之烏江、川省之嘉陵江兩岸地區(qū)，應(yīng)構(gòu)筑綿密碉堡群，防匪越江流竄。”“各縣應(yīng)嚴密保甲組織，并應(yīng)督飭鄉(xiāng)鎮(zhèn)組織義勇隊、偵察隊配合進剿的‘國軍’，圍剿流竄‘匪軍’?！?sup>[14]

蔣介石企圖殲滅中央紅軍于湘江、漓水以東地區(qū)。當時，蔣的心腹謀士們考慮到蔣介石與陳濟棠、白崇禧之間的矛盾，特別提醒蔣：“粵桂是否依我們的計劃辦事乃是防堵的關(guān)鍵，應(yīng)派員妥為聯(lián)系才能貫徹命令?！笔Y回答說：“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們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軍’進去了他們受不了，他們執(zhí)不執(zhí)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p>

11月14日，蔣介石命令何鍵督率所部“追剿軍”會同粵、桂兩軍務(wù)必殲滅紅軍于湘水以東。令粵桂兩軍嚴密防堵南竄，壓迫于郴水以北地區(qū)聚而殲之。^[15]

11月17日，蔣介石又制訂了《關(guān)于湘水以西地區(qū)“會剿”中央紅軍的計劃大綱》，規(guī)定總的“方針”是：“防西竄之‘匪’一部或其殘部，如竄過湘、漓水以西，應(yīng)以不使該‘匪’能長驅(qū)入黔，會合川‘匪’及蔓延湘西，與賀（龍）蕭（克）合股之目的，‘圍剿’該‘匪’于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岡、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貴州黎平線東南）以北地區(qū)以消滅之?！逼洹熬V領(lǐng)”是：“（一）應(yīng)于匪未竄渡湘、漓水以前，于永（州）寶（慶）武（岡）黔（陽）錦（屏）黎（平）洪（州，屬黎平縣）（龍）勝、桂（林）線上，趕筑工事，先擇定重要城鎮(zhèn)，構(gòu)成據(jù)點，然后逐漸加強增密。（二）于上述地區(qū)內(nèi)，預為堅壁清野之準備，使匪竄過湘江時，進無所掠。（三）先于上述地區(qū)內(nèi)，嚴密組織民眾，布成偵探網(wǎng)，并由湘黔桂軍于上述工事線上.分布民眾團隊扼守，并扼要控置有力部隊，預為區(qū)劃守備地點。（四）一旦‘匪’若竄過湘、漓水以西，各軍即迅就預定之地域，相機‘堵剿’。（五）原任追擊之部隊，即窮匪所至，追截抄襲，與各守備部隊聯(lián)合‘兜剿’?！?sup>[16]可以說，這是一個十分周密細致而且毒辣無比的反革命計劃。

為誘使桂系積極參與“圍剿”紅軍，蔣介石還允諾，堵?lián)艏t軍成功后，將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桂黔“綏靖”公署正、副主任，同時答應(yīng)立即撥發(fā)開拔費100萬元，所消耗的武器彈藥實報實補。蔣的企圖是在湘江與漓水以東地區(qū)建立第四道封鎖線形成口袋，等待紅軍的到來。

面對蔣介石開出的優(yōu)厚條件，白崇禧、李宗仁召集黃旭初、廖磊、夏威、葉琪、劉斐及各區(qū)民團指揮官連續(xù)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對策。在會上，白崇禧認為當前的局勢是嚴重的：第一，紅軍企圖未明；第二，紅軍的后面，有龐大的蔣系中央軍跟蹤而來，廣西既要防共，又要防蔣。白并判斷，紅軍的動向有三種可能：一是深入廣西腹地；二是直驅(qū)貴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據(jù)地；三是經(jīng)貴州攻四川，占領(lǐng)這個“天府之國”。這三種可能性，以第三個可能性最大，第二個可能性次之，第一個可能性最小。因為四川內(nèi)部四分五裂，可遠離國民黨中央的控制，是紅軍立腳的最好地方。其次，貴州是山區(qū)，便于游擊，也符合紅軍的理想。白崇禧并認為，廣西民團組織嚴密，紅軍不致在此久留，根據(jù)這一判斷，李、白認定防蔣比防共更為重要，他們一面電復蔣介石，表示廣西完全有決心、有力量在境內(nèi)堵?lián)艏t軍，言外之意，是希望蔣軍不要跟蹤紅軍進入廣西境內(nèi)，一面作好迎戰(zhàn)準備。

會后，白崇禧問他的軍事高參劉斐：“老蔣對廣西是不懷好意的，你看我們這個仗怎么打好呢？”

劉斐回答：“這確實是一個難題，輸不得，贏也贏不得?！?/p>

白說：“是呀，我們18個團，若打輸了，‘共軍’進廣西。老蔣說‘我來替你們打’，廣西就是老蔣的了?！?/p>

劉斐說：“即使打贏了，‘共軍’覆滅，廣西已疲憊不堪，蔣介石說，我來替你行善后，叫黃季寬回廣西，把你們調(diào)到中央掛個空名義吃飯，你們就只好卷鋪蓋走路?！?/p>

因此，白、劉首先確定對紅軍作戰(zhàn)的總方針就是“送客”?？偟脑瓌t是保全桂軍實力，既要阻止紅軍深入廣西腹地，又要避免蔣介石的中央軍乘機跟蹤進入廣西的危險，在具體做法上應(yīng)開放一條讓紅軍西進的道路。當時，白崇禧的判斷，紅軍可能轉(zhuǎn)移到川黔山地，重建根據(jù)地。因此，桂軍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專從紅軍的后衛(wèi)部隊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蔣介石。

主意打定后，白崇禧率領(lǐng)參謀處長黎行恕、副官處長唐希汴、交通處長藍騰蛟、軍務(wù)處長陸西川、高參劉斐等幕僚于11月12日（或13日）從南寧出發(fā)，前往桂林設(shè)立指揮所。稍后幾天，白崇禧偕劉斐由桂林出發(fā)實地考察戰(zhàn)場，以決定作戰(zhàn)計劃。經(jīng)實地考察后，劉斐建議：以主力固守龍虎關(guān)，使紅軍只能從永安關(guān)以北地區(qū)西走。但同時也應(yīng)防止紅軍南下富川、賀縣一帶，甚至西渡撫河，乘虛進入廣西腹地的可能。因此，必須以桂東各縣民團預先固守撫河沿線大小渡口，阻止紅軍渡河西進，主力以龍虎關(guān)為軸由撫河東岸向南側(cè)擊，壓迫紅軍于桂東、粵北而殲滅。總而言之，就是主力部隊控制在龍虎關(guān)附近的恭城地區(qū)，機動策應(yīng)三方面的作戰(zhàn)，以有限的兵力，達到確保紅軍不致進廣西腹地的目的。白崇禧聽完劉斐的構(gòu)想后連忙說：“很對！很對！文章就這樣作罷！”

劉斐根據(jù)這個構(gòu)想，擬定了桂軍在桂北地區(qū)阻止紅軍的機動攻勢防御計劃，其具體部署是：（1）以10個團布置于灌陽、興安一線占領(lǐng)陣地。重點保持于灌陽方面，計6個團，為攻勢防御地區(qū)，以廖磊為地區(qū)司令官。當敵由桂北西進時，待其主力通過全州之線時，即對其后尾部隊轉(zhuǎn)移攻勢，以促其早離桂并收一定的戰(zhàn)果；左翼興安方面，為守勢防御區(qū)，以4個團占領(lǐng)陣地，以夏威為地區(qū)司令官，利用縱深陣地拒止紅軍南下，以保攻勢地區(qū)作戰(zhàn)之進展，并掩護桂林之安全。（2）以1個加強步兵團，固守右側(cè)后戰(zhàn)略樞軸之龍虎關(guān)；如紅軍被迫不能從永安關(guān)以北西進，而以主力攻擊龍虎關(guān)時，應(yīng)全力固守，并在主力預備隊支援下，確?，F(xiàn)陣地以待主力決戰(zhàn)方面之成功；如紅軍主力在中央追擊軍壓力下，被迫南下富川、鐘山、賀縣時，應(yīng)固守現(xiàn)陣地，掩護主力預備隊左背之安全。（3）以7個步兵團，為主力總預備隊，位置于恭城附近，為主力決戰(zhàn)兵團，適時支援攻勢防御區(qū)轉(zhuǎn)移攻勢；或支援龍虎關(guān)守備（加強）團之戰(zhàn)斗；特別是在紅軍向富川、賀縣、八步撫河東岸地區(qū)南下時，應(yīng)以全力南下攻擊紅軍側(cè)背，壓迫其向粵北地區(qū)與粵軍協(xié)力殲滅之。（4）撫河防守部隊，調(diào)集所有桂東民團擔任之，每一主要渡口至少有1個民團的兵力（相當正規(guī)軍1個營的戰(zhàn)斗力），沿河固守。在統(tǒng)一指揮下，將所有民團集中控制于撫河西岸。在敵向撫河東岸南下或向撫河攻擊時，應(yīng)固守沿線之線，以配合和支援主力總預備隊南下側(cè)擊之成敗。白崇禧還一再叮囑廖磊等前線指揮官，對紅軍只宜追擊，不宜正面堵?lián)?。這樣，一可促紅軍快走，二不會冒紅軍主力回頭打擊的風險，這是白的如意算盤。白崇禧同時下令，對紅軍可能進入的地區(qū)實行惡毒的堅壁清野，把糧食藏起來，把房屋燒掉，到時讓紅軍既找不吃的，也找不到落宿的地方。

11月16日，白崇禧與劉建緒在全縣見面會商聯(lián)合堵截中央紅軍事宜。白崇禧表示：他很有把握，桂軍決盡全力阻截，希望湘軍常與桂軍交換情報。白、劉商定：雙方利用湘江、漓水之天險，阻擊中央紅軍沿長征先遣隊故道西進，雙方配備相當兵力進行夾擊。桂軍擔任興安、全縣、黃沙河之線，湘軍擔任衡陽、零陵、東安至黃沙河之線。

從全縣回到桂林，白崇禧又召集廖磊、夏威、劉斐等高級將領(lǐng)和高級幕僚開會，研究應(yīng)付紅軍過境問題。白崇禧在聽了各位的發(fā)言后，做總結(jié)發(fā)言。他估計紅軍還有10萬人，并對紅軍前進的路線進行了估計。他說：“這次紅軍傾巢而出，是為了老蔣第5次的‘圍剿’，向西突圍。他們必然下了孤注一擲、破釜沉舟的決心，其鋒芒銳不可當，誰要堵截他們，必然要與你拼命。蔣介石經(jīng)過對紅軍4次大‘圍剿’，每次出動數(shù)十萬大軍，都以損兵折將失敗而告終，我們和老蔣的力量相比，那是相差得太遠了。現(xiàn)在我們最多不過20個團的兵力，要拿去與紅軍硬拼，那無異以卵擊石，而自討苦吃。所以，我們必須采取靈活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shù)，如兵法所謂‘知己知彼’，‘全軍為上’，立于主動，方不至于吃虧。同時，老蔣早已把我們看成眼中釘、肉中刺，非把我們拔掉不可，這些都是客觀的現(xiàn)實問題。所以，我們這次對付紅軍的過境，只要紅軍不侵入廣西，我們不要堵截，只能采取側(cè)擊和尾追，但假使紅軍特別是老蔣的中央軍，要侵入我們廣西，那就要堅決阻擊，不惜付出任何代價，處此嚴重的關(guān)鍵時刻，我們必須善為自處?！?sup>[17]

從這個總結(jié)發(fā)言來看，白崇禧對中央紅軍的實力還不是很清楚，估計過高，這是白崇禧不敢與中央紅軍正面交鋒的原因。假如白崇禧清楚中央紅軍的實力，白崇禧這位反共強人是很有可能與中央紅軍正面交鋒的。如果桂軍死死守住湘江防線，那么中央紅軍能否渡過湘江就會成為問題。

正當各路國民黨軍按預定計劃向中央紅軍合圍之時，紅軍以一部兵力西進永明（今江永）龍虎關(guān)，富川、賀縣同時吃緊，李宗仁于11月20日致電蔣介石，請求將駐龍虎關(guān)以北防堵紅軍的桂軍主力南移至恭城附近，以策應(yīng)富（川）賀（縣）興（安）灌（陽），同時請求蔣介石轉(zhuǎn)令何鍵率部向江華、賀縣推進。蔣介石同意李、白部桂軍由全州、興安南下堵截。同日電令何鍵所部延伸接防，并轉(zhuǎn)請何鍵令周渾元部迅速向南壓迫，以便夾擊。^[18]

當時薛岳率領(lǐng)的先頭部隊已到達衡陽、祁縣一帶，但由于蔣介石要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限制薛岳率領(lǐng)的國民黨中央軍主力西進的步伐，使湘軍不能及時抽身接防，致使全州、興安一線河防出現(xiàn)空當。11月25日，中共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分4路縱隊，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突破敵人的封鎖線，前出到湘桂邊境的西延山區(qū)。27日，紅一、三軍團先頭部隊第2、第4師各一部抓住這有利時機改變行軍路線，從全州、興安之間，渡過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腳山鋪之間地域。但是后續(xù)部隊因道路狹窄，輜重過多，未能及時趕到渡河點，延誤了渡河的大好時機。

蔣介石發(fā)現(xiàn)紅軍先頭部隊已經(jīng)從容渡過湘江，不禁氣急敗壞，于11月28日致電何鍵、白崇禧，以嚴厲的語氣指責道：“迭電固守河流，阻‘匪’竄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線并無守兵，任‘匪’從容渡河，殊為失策！竄渡以后，又不聞我追堵各隊有何處置，仍謂集結(jié)部隊，待機截‘剿’?！恕讯珊?，尚不當機立斷痛予夾擊，不知所待何機？可為浩嘆！”^[19]蔣介石令何、白：“為今之計，惟有一面對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劉建緒）、健生（白崇禧）所商夾擊辦法，痛予殲除；一面仍擊‘匪’半渡，務(wù)使后續(xù)股‘匪’不得渡河，并照蕓樵（何鍵）預定之計劃，速以大軍壓迫‘匪’側(cè)，以遲滯‘匪’之行動。使我追軍得以追擊及‘兜剿’?？傊?，竄‘匪’一部漏網(wǎng)，已為失策，亡羊補牢，仍期各軍之努力，殲‘匪’主力于漓水以東、四關(guān)（引者按：指湘桂邊境地區(qū)的清水關(guān)、高木關(guān)、永安關(guān)、雷口關(guān)）以西地區(qū)也。前頒湘水以西地區(qū)‘剿匪’計劃，已有一部之匪西竄，并望即按計劃次第實行，勿任長驅(qū)西或北竄為要。”^[20]

在蔣介石的嚴令下，何鍵指揮“追剿軍”的22個團，白崇禧指揮的桂軍的12個團，在空軍的支援下，沿湘江兩岸對正在渡河的中央紅軍實施南北夾擊，企圖重新控制渡河點。紅軍長征路上最為悲壯慘烈湘江戰(zhàn)役開始。

從27日起，桂軍第7軍所屬的韋云淞、王贊斌兩個師展開于灌陽新圩、蘇江、大塘至咸水南部之線堵截紅軍渡河。桂軍在新圩等地與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紅八軍團（軍團長周昆）進行激烈戰(zhàn)斗。至晚，紅軍以重大傷亡代價連續(xù)4次突破桂軍防線。

隨后，何鍵、白崇禧指揮的湘、桂兩路軍隊在飛機支援下，向湘江兩岸的中央紅軍發(fā)起全面進攻，企圖奪回渡河點，圍殲我軍于湘江兩岸。紅軍廣大指戰(zhàn)員不怕犧牲，浴血奮戰(zhàn)，經(jīng)新圩、古嶺頭、界首、腳山鋪、咸水等戰(zhàn)斗，阻止了優(yōu)勢之敵的進攻，掩護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直屬機關(guān)于12月1日渡過湘江，進至西延地區(qū)。

歷時9天的湘江之戰(zhàn)，中央紅軍犧牲慘重，紅軍指戰(zhàn)員的鮮血染紅了湘江。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已從長征開始時的86000余人銳減為30000余人。^[21]在湘江之戰(zhàn)中，紅八軍團第21師幾乎全部犧牲，第23師也嚴重減員，整個軍團剩下不足2000人。^[22]此外，紅五軍團第34師與紅三軍團第18團被阻于湘江東岸，雖經(jīng)英勇戰(zhàn)斗，予敵以重大殺傷，終因寡不敵眾，彈盡援絕，大部壯烈犧牲。^[23]

紅軍渡過湘江后，白崇禧于12月1日晚致電蔣介石，一面對蔣介石上月28日電中的嚴厲指責進行辯白，同時表明自己的反共決心：

委座電責各節(jié)，讀之不勝惶恐駭異。無論職軍在歷史立場上，已與“共匪”誓不并存，而縱橫湘贛邊境數(shù)年之蕭“匪”主力，目前為我7軍追至黔東將其擊潰。即此次“共匪”入桂以來，所經(jīng)5日苦戰(zhàn)，又何嘗非職軍之獨立擔負？不畏螳臂擋車之識，更無敵眾我寡之懼。至于全（縣）咸（水）之線，因守兵單薄，被“匪”眾擊破，則誠有之；謂無守兵，則殊非事實。以我國軍百余萬眾尚被匪突破重圍，一渡贛江、再渡耒河，三渡瀟水，如職軍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湘江？況現(xiàn)屆冬季，湘江上游處處可以徒涉乎！職軍之歷史士氣，職歷來作戰(zhàn)指揮，淞滬清黨，涉年“剿共”，事實俱在，可以復按，夙蒙委座帲幪，諒邀洞鑒?！肮卜恕彪m多，欲求安全通過桂境而不遭我軍痛擊者，無此理也。道程雖遠，飛機不難偵察。周司令渾元所部宥日進入道縣，本日已入桂境，通縣“匪”我決戰(zhàn)之軍瞻望不前，何軍遲遲不進，便明真象矣！至示以遵照蕓、先計劃，速為亡羊補牢各節(jié)，當遵令執(zhí)行。唯目前問題是似不全在計劃，而在實際認真攻“剿”，尤忌每日捷報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鄰國，貽笑“共匪”。至若憑一紙捷電，即為功罪論斷，則自贛閩“剿共”以來，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統(tǒng)計各軍捷報所報，斬獲“匪”眾與槍械之數(shù)，且已超過“共匪”十有幾倍，何至此次與本軍激戰(zhàn)尚不下五六萬乎？至于此后“追剿”，仍當決盡全力與匪周旋，功罪毀譽，不暇顧及也。白崇禧叩。東戌平行印。

紅軍渡過湘江后，即向越城嶺及其西延地域（今資源縣境）前進。其目的是沿紅軍先遣部隊紅六軍團路線，從大埠頭出湖南城步，再去與二、六軍團會合?！白方塑姟笨偹玖詈捂I隨即布置在湘水以西“圍剿”紅軍的計劃，湘、桂、黔軍配合，防止紅軍入黔與紅四方面軍或紅二、六軍團會合，而將紅軍圍殲于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崗、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qū)。

白崇禧為配合這一行動計劃，于12月2日在廣西興安重新編組桂軍，以第15軍為第一追擊隊的第44師入西延尾追；第7軍為第二追擊隊，以廖磊為指揮官，率周祖晃的第19師、覃連芳的第24師，于興、全一帶尾追，經(jīng)龍勝、古宜抄襲紅軍側(cè)面并防護柳江上游，目的是壓迫紅軍盡快離境，并防止紅軍在湖南城步縣境內(nèi)受阻后回師廣西龍勝、三江，威脅柳州。紅軍了解到蔣的意圖后，決定避實就虛，改由越城嶺山區(qū)西進，直驅(qū)貴州。

桂北一帶本來就人煙稀少，加上白崇禧事先實行了堅壁清野的措施，紅軍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而且桂北一帶全部都是海拔一兩千米上下連綿不斷的山脈，道路都是陡峭險峻的羊腸小道，甚至有的地方根本沒有任何道路，這樣的道路，對于連續(xù)數(shù)月來拖著全部家當長途行軍、饑寒交迫的紅軍來說，已經(jīng)是畏途，還要應(yīng)付桂軍和湘軍的追擊和側(cè)擊，更是十分艱難。而對于桂軍來說，這些廣西軍隊長期生活在山區(qū)，擅長山地行走運動，又熟悉地形道路，他們側(cè)擊紅軍處在明顯有利的地位。種種不利因素，使中央紅軍每前進一步都是十分艱難的。紅三軍團第4師政治委員黃克誠后來回憶說：“我軍在廣西境內(nèi)大約共走了十來天，絕大部分時間在緊張的戰(zhàn)斗中度過。桂軍的側(cè)擊戰(zhàn)術(shù)很令人惱火，我們不得不隨時提防桂敵的襲擾，以致在這十來天當中，我很少睡眠。有時抽空打個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經(jīng)非常緊張。直到進入湖南、貴州境內(nèi)，才得以睡上個安穩(wěn)覺?！?sup>[24]

白崇禧歹毒的堅壁清野和側(cè)擊戰(zhàn)術(shù)使紅軍付出巨大犧牲，也給紅軍指戰(zhàn)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2年6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講話時，對當年的艱難情形還記憶猶新，他說：“我們在廣西那個地方受了很大損失。白崇禧用很厲害的辦法對付我們，他把我們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趕掉，甚至把房子燒掉，使我們沒有法子得到糧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擊我們，我們1個師被截斷了，得不到消息，犧牲了。經(jīng)過多次挫折，到了遵義只有3萬多人。這么大的損失！”^[25]

當時任三軍團團長、湘江之戰(zhàn)時與桂軍交鋒的彭德懷在自述中也說：“紅軍深入湘桂邊兩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脈）中，走了7天。桂軍利用人熟、地熟條件，采用游擊戰(zhàn)，給三軍團以極大困難。我軍經(jīng)過艱苦斗爭，才進入貴州省境黎平?！?sup>[26]

紅軍全部離開廣西后，白崇禧如此夸耀他的反共“功績”：“此次‘共匪’西竄，號稱10萬，其來勢甚為兇猛，可是我省只有14團之軍隊及民團之力量，由上月25日起，至本月12日止，已將他驅(qū)逐出境，由此看來，‘共匪’亦不見怎樣打得。此次我軍與‘共匪’作戰(zhàn)，除‘共匪’傷亡不計外，計生擒其‘匪’7000余人，若生擒與死‘匪’共計不下15000人，統(tǒng)計奪獲‘匪’槍四五千枝，機槍數(shù)十挺；至民團方面，所獲亦不下此數(shù)，此可說是我省‘剿匪’以來，空前未有之勝利?！卜恕诮魃嫫甙四?，蔓延數(shù)10縣，以成百萬之軍隊，而不曾殲滅，今以我十四五團之兵力，便將擊潰，這不能不歸功于我省軍民合作，奮勇殺敵之精神之所致。然江西連年‘剿匪’，而‘共匪’愈猖獗，此種原因，實由軍隊之不良，政治之腐敗，有以造成。因軍隊不良，不獨不能殲滅‘共匪’，反而資助許多槍支子彈糧餉；政治腐敗，便造出許多貪官污吏，到處壓迫良民，甚至逼民為匪。有此種原因，是以造成‘共匪’發(fā)展之機會，現(xiàn)在‘共匪’不能久住江西，實因為受各方經(jīng)濟的封鎖和碉堡政策之實現(xiàn)，所以他見死期將至，遂不得不放棄老巢，希圖西竄，另謀出路。當經(jīng)我省邊境時，他本想由我省中心通過，后見我省碉堡堅固，軍民得力，遂不走富、賀而走灌、全，亦實由于此。但此次在界首、西延等處，‘共匪’亦受了莫大之損失，由此可知碉堡的作用，亦不可謂不大?？傊?，我省現(xiàn)在軍隊，已漸入軌道，民團訓練，亦很有成績，此次剿匪之勝利，全賴我省軍民合作之功。現(xiàn)我省實行征兵制度，各處應(yīng)征，非常踴躍，大家果能長此以往，繼續(xù)實行，不但這小小毛賊，即一切帝國主義亦可以打倒，復仇雪恥，在此一舉，希望大家努力?！?/p>

白崇禧一面大肆夸耀自己的反共“功績”，另一方面毫不客氣地批評國民黨中央的軍事政治如何如何的惡劣。白崇禧還命令他的總部政訓處電影隊拍了一部名為《七千俘虜》的紀錄片，聲稱在廣西俘虜了7000名紅軍指戰(zhàn)員，宣傳桂系的所謂“剿共”戰(zhàn)績。^[27]

但蔣介石卻因為湘桂軍未能在湘江一線全部消滅紅軍而耿耿于懷，從南昌致電白崇禧，指責他在桂北布防不力。電云：“‘共軍’此次西竄，勢蹇力竭，行將就殲，貴部違令開放黔川通道，無異縱虎歸山；數(shù)年努力，功敗垂成。設(shè)因此而死灰復燃，永為黨國禍害，甚至遺毒子孫，千秋萬世，公道之謂何？中正之外，其誰信兄等與匪無私交耶？”

在白崇禧看來，他反共有功，蔣不僅不褒獎他，反而指責他，覺得接受不了，于是回電蔣介石，反唇相譏：“職部僅有兵力15個團，而防線達千余里，即竭盡全力，亦不足以阻擋朱德、彭德懷狼奔豕突之勢。反視鈞座手握百萬之眾，集中兵力于新寧、東安，不乘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際，一舉而圍殲于寧遠、道縣之間，反遲遲不進，得無以桂為壑耶？職誠惶惑，愿鈞座有以教之！”^[28]

紅軍渡過湘江后，中共領(lǐng)導內(nèi)部就紅軍今后戰(zhàn)略行動方向展開了爭論，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建議，鑒于蔣介石在中央紅軍前往湘西與紅二、紅六軍會合的道路上已集結(jié)數(shù)十萬重兵，設(shè)置了封鎖線，紅軍已失去到達湘西的先機，建議轉(zhuǎn)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jù)地，得到周恩來的支持。經(jīng)過激烈的斗爭，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guān)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jù)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jīng)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薄罢尉终J為新的根據(jù)地區(qū)，應(yīng)該是川黔邊區(qū)地區(qū)，在最初應(yīng)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在不利的條件下應(yīng)該轉(zhuǎn)移至遵義西北地區(qū)?！薄霸谙蜃窳x方向前進時，野戰(zhàn)軍之動作應(yīng)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yīng)力爭避免大的戰(zhàn)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yīng)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qū)前進?！?sup>[29]

多年來，黔桂粵3省當局在鴉片的種植和運銷方面，有著共同的利害關(guān)系。貴州一旦落入蔣介石之手，將使廣西財源受阻。桂系大將廖磊直言不諱地說：“云、貴兩省的鴉片煙過境稅，是我們一筆最大的財政收入，如果貴州被共產(chǎn)黨盤踞了，或者被蔣介石假途滅虢，把王家烈攆走了，我們這筆財源也就斷絕了，而且直接受到威脅?！?/p>

李、白經(jīng)與陳濟棠秘密磋商后，于12月12日聯(lián)名主動向國民黨中央及汪精衛(wèi)、蔣介石等人發(fā)出了請求出兵“追剿”中央紅軍。

白崇禧隨即命令廖磊率領(lǐng)第7軍全部從三江向榕江急進，搶在中央軍之前進入貴陽，控制貴州，以免廣西的北顧之憂。白鑒于廖磊部1個軍還不足以因應(yīng)黔局，又電告李宗仁，請他轉(zhuǎn)告陳濟棠派1個軍前往貴州增援廖磊。陳濟棠隨即派張達率第2軍西上。

對于兩廣的意圖，蔣介石心知肚明、了如指掌。他一面復電李宗仁、白崇禧和陳濟棠，對他們主動請纓表示嘉許^[30]，一面令薛岳率領(lǐng)的中央軍不要尾追紅軍之后，要搶先進入貴陽，控制貴州的政治中心。所以，當廖磊軍趕到都勻時，薛岳已經(jīng)率部進駐了貴陽，兩廣與蔣介石爭奪貴州地盤的斗爭以蔣介石的勝利而告終。不久，蔣介石親抵貴陽，下令撤銷王家烈的貴州省主席兼25軍軍長職務(wù)。

王家烈（1893—1966），字紹武，貴州桐梓人。1932年上半年起任貴州省主席兼第25軍軍長。在貴州復雜的派系斗爭中，為了生存，王家烈主動向兩廣靠攏，1934年下半年，王家烈、李宗仁、陳濟棠派出代表商訂了一個粵桂黔三省“軍事協(xié)定”，協(xié)定規(guī)定：如果蔣介石對三省任何一方用兵，必須互相支援。貴州需要械彈，全部由粵、桂磋商接濟。據(jù)說，這個三省軍事協(xié)定后來曾被陳濟棠的部下余漢謀偷出獻給了蔣介石，因此之故，蔣介石對王家烈恨之入骨，隨時準備對王家烈下手。1935年3月，蔣介石親飛貴陽，立即讓其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向王家烈轉(zhuǎn)達他的命令，希望王在“軍長”與“主席”兩個職務(wù)中任選一個。最初，王家烈表示兩個都不愿放棄，理由是：軍長不兼主席就軍費無著，主席不兼軍長就無所保障。但在蔣介石的強大壓力下，王家烈表示愿保留軍職。蔣介石即免去王的貴州省主席職務(wù)，任命親信吳忠信接替。蔣介石第一步得手后，步步緊逼，用重金和高官收買王家烈所部的兩個師長何知重和柏輝章。在王家烈處境艱難的情況下，白崇禧為了保住這個政治盟友，特意向王家烈獻“脫身計”，勸王辭職到都勻廖磊軍部養(yǎng)病，將部隊暫時交他人代行指揮，看情況將主力移到黔南。王家烈面對強大的中央軍，不敢違抗蔣的命令，被迫主動辭去第25軍長職務(wù)，要求出國考察，蔣介石隨即任命王家烈為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王家烈下臺后，蔣介石對貴州省政府進行全面改組，全面撤換了省府委員及各廳廳長，并對黔軍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

蔣介石奪取貴州地盤后，強令貴州鴉片煙經(jīng)湘西取道浙贛路運往上海，大大減少了經(jīng)過廣西運往香港的數(shù)量，以致廣西的鴉片煙過境稅收入急劇減少。例如1934年度廣西鴉片稅收入1375萬元，1935年度減至1093萬元，1936年更減至485萬元，給桂系的財政以極大的打擊。

而且蔣介石借追擊紅軍之機，赤裸裸地以武力吃掉西南地方實力派地盤的做法也給李宗仁、白崇禧及陳濟棠以極大的震動，兩廣與蔣介石的關(guān)系更加緊張。第二年，兩廣發(fā)動“六一運動”，即肇因于此。

注釋

[1]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zhàn)時期》緒編（一），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430，35頁。

[2]天津《益世報》1933年4月11日。

[3]轉(zhuǎn)引自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48頁。

[4]凌壓西：《桂軍在江西圍攻紅軍》，《新桂系紀實》上集。

[5]楊吉煊：《新桂系軍隊在湘桂黔邊境堵截長征紅軍的見聞紀實》，《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528頁。

[6]張文鴻：《桂北堵截紅軍記》，《新桂系紀實》上集，第357頁。

[7]一南：《狂飆歌：前所未聞的較量》上冊，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頁。

[8]一南：《狂飆歌：前所未聞的較量》上冊，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頁。

[9]《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10]《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1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史》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第243，245，245頁。

[12]《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13]《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14]《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15]《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16]《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17]楊吉煊，前引文，《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529—530頁。

[18]《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19]《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20]《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頁。

[2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史》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第243，245，245頁。

[22]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頁。

[23]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史》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第243，245，245頁。

[24]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42頁。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編：《周恩來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頁。

[26]彭德懷：《彭德懷自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頁。

[27]該紀錄片由政訓處提供劇本，政訓處電影隊負責拍攝，導演是從上海專門請來的王天北，攝影師是電影隊隊長黃學禮。劇本大意是：某高中有1女2男學生三角戀愛，男甲參軍赴桂北作戰(zhàn)時負傷，女作看護，熱心照顧，遂相戀成功。男乙貪生怕死追求享樂，結(jié)果遭女拒而失戀。劇情平庸無聊，其中穿插桂系軍隊在桂北與中央紅軍作戰(zhàn)的情況，并有一些“俘虜”的鏡頭。參見雷成：《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訓處電影隊》，《南寧文史資料》第15輯。白崇禧說俘虜7000名是吹牛。

[28]轉(zhuǎn)引自程思遠：《白崇禧傳》，華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頁。

[2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442頁。

[30]1934年12月25日，蔣介石復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電說：“兄等對西竄之匪，擬抽調(diào)勁旅編組追剿部隊，會同友軍繼續(xù)究追，以竟全功，至深感佩，尚望勇往邁進，不分畛域，殲滅于黔境，不使其入川合作，尤所得盼。”

慫恿陳濟棠反蔣

自1931年起，廣西、廣東兩省結(jié)盟，奉胡漢民為精神領(lǐng)袖，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西南執(zhí)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wù)委員會為幌子，維持兩廣的半獨立狀態(tài)。

在“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進行侵略壓迫，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日益壯大的背景下，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對兩廣的半獨立狀態(tài)采取了默認態(tài)度。但1933年蔣介石暫時鎮(zhèn)壓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國民黨中央軍控制了福建。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后，國民黨中央軍又隨即控制了江西和貴州。這樣一來，國民黨中央勢力與兩廣割據(jù)勢力之間已經(jīng)處于短兵相接的狀態(tài)，對兩廣割據(jù)勢力形成了包圍態(tài)勢。李宗仁、白崇禧和陳濟棠都意識到：“近年中央平閩定黔，兩粵處于三面包圍之中，深恐時機一到，則地盤或?qū)⒉槐?。?sup>[1]

在這種情況下，李宗仁、白崇禧和陳濟棠如何繼續(xù)維持他們的半獨立、獨立地位，就成了一個極為緊迫的問題。

從1935年6月起，蔣介石即委托云南省主席龍云出面，居間調(diào)停，向李宗仁、白崇禧和陳濟棠試探取消兩廣半獨立狀態(tài)、實行和平統(tǒng)一的可能性。李、白和陳濟棠原則上并不反對和平統(tǒng)一，但國民黨中央必須在和平統(tǒng)一后，能夠真實維持李、白、陳對兩廣的控制，不至于被國民黨中央吃掉。為此，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四項條件：（1）恪遵總理遺教，樹立均權(quán)主義之政治制度，劃分中央與地方之權(quán)責，并訂保障之辦法。（2）依現(xiàn)時情形之需求，得于若干省之區(qū)域，于黨務(wù)上設(shè)執(zhí)行部，于政務(wù)上設(shè)立政務(wù)委員會或政治分會。（3）就地域之便利與國防之需要得設(shè)軍分會或劃分國防區(qū)。（4）凡屬地方應(yīng)有之政權(quán)、財權(quán)、綏靖權(quán)，中央須給予不加妨害之確實保障，俾得發(fā)展其長，以終職責。^[2]

李宗仁最初提出八條要求，除以上四條之外，還有以下四條要求：（1）取消軍事委員會，各軍直隸軍政部。（2）反對反動組織，即外傳之藍衣社。（3）反對財政不公開。（4）反對喪權(quán)辱國之外交。后經(jīng)調(diào)停，李宗仁同意后4條可以不提出。^[3]

1935年6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派葉琪前往四川成都晉見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用意是讓葉琪試探一下，“看單獨妥協(xié)有利，抑聯(lián)合妥協(xié)有利？”^[4]然對于葉琪主動來見，蔣得出的印象卻是：“其言甚甘，然無具體辦法，是其全為掩飾逆謀，可知此時黔中只可暫取守勢。”^[5]

由于與蔣介石達不成妥協(xié)辦法，桂系繼續(xù)采取進攻姿態(tài)，并頻頻與日本來往，以聯(lián)日來牽制蔣介石。劉震寰分析說：“李、白自經(jīng)營黔事不到手后，感覺廣西已成四面包圍形勢，一旦和平假面具揭開，實力實不足以應(yīng)付南京。故最近與日人往還者，亦不外想借外力牽制南京，使南京不敢以武力相向。此事自土肥原南下后，即略有端倪，現(xiàn)在由陳中孚在中間牽線索。弟深慮將來為日人誘惑，并且日前土肥原奔粵，毫無顧忌言：如兩粵不反蔣，日本亦決倒蔣。日人何惡于蔣？何愛于兩粵？無非欲使中國分成數(shù)起，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日人處心積慮如此。”^[6]

1935年9月上旬，原桂系2號人物、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黃紹竑應(yīng)李、白的電邀南下，先后到廣州與南寧，與兩廣當局磋商兩廣與中央妥協(xié)的辦法。事后，蔣介石電告龍云稱：黃紹竑“此次南行，原應(yīng)桂省當局之電邀，非其自動，亦非中央特派?，F(xiàn)經(jīng)粵入桂，遂便向兩廣一體接洽，詳加討論。冀能同時得到相當之解決辦法，并未對桂特許最優(yōu)條件。黃因系桂人，或不免招厚桂薄粵之嫌。故接洽結(jié)果，粵、桂均未得要領(lǐng)。桂方似頗有乘機解決之意，但其所望頗奢，只有暫置，容后緩商答之。正如兄所言，進行過急反增起驕縱耳！粵、桂積不相能，互為不滿，至屬實情。且粵陳與李、白立場確亦互異。兩機關(guān)存廢問題，尚非彼方必爭之焦點。吾兄高瞻遠矚，有否善法使之適當，尚乞縝密運用，繼續(xù)進行”^[7]。

由于雙方條件相去甚遠，無法找到妥協(xié)的途徑與辦法。蔣介石轉(zhuǎn)而對兩廣實行釜底抽薪的辦法，積極拉兩廣倚重的胡漢民去南京做大官，讓兩廣失去精神支柱。

早在1934年12月初，蔣介石派遣王寵惠和孫科專程到香港會晤胡漢民，王、孫攜有蔣介石寫給胡漢民的信及六位中央常務(wù)委員給胡漢民的信，誠懇邀請胡漢民前往首都南京，王、孫在與胡漢民會談中，并且暗示汪精衛(wèi)下臺不成問題，胡對此表示“不反對”。胡并托孫科帶了一封信給蔣介石，對蔣介石的合作要求，既沒有立即接受，也沒有拒絕，留有充分的伸縮余地。

1935年夏天，鄒魯赴港向胡漢民報告南京政府對日政策的變化，并建議胡漢民改變西南與中央的關(guān)系。鄒說：“我們抗日、剿共、討蔣的口號，應(yīng)予修正。抗日當然不成問題，剿共也是對的。討蔣原來是因為他抗日的態(tài)度不明顯，現(xiàn)在既然知道他是準備抗日的，那么我們不但不應(yīng)當反對他，反而該幫助他才是了。”為便于胡漢民轉(zhuǎn)圜，鄒還建議胡漢民先行出國換換空氣，由他出面與蔣介石交涉尋求合作的途徑。這個建議得到了胡漢民的同意。^[8]

國民黨五全大會前夕，蔣介石派遣魏道明赴歐洲，邀請胡漢民回國參加五大，共同主政。胡委托秘書程天固與魏道明會談。程提出：“倘胡先生在黨的地位得到解決，其他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程又稱：“胡先生現(xiàn)在主張以抗日救國為唯一主旨，故一切政治措施應(yīng)以軍事之準備為至要，而負此責任者，他早已認定非蔣莫屬。黨與軍之責，各有攸關(guān)，其他問題自易商量。我信黨軍分負責任一點，為蔣、胡歸好之先決問題，不得不先向蔣氏說明，并須得其同意之確實表示?！?sup>[9]魏立即電蔣介石請示，蔣復電贊成。

1935年12月7日，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對胡、汪、蔣三人的位置，作了精心的設(shè)計和安置：胡漢民為國民黨中央常務(wù)委員會主席，蔣介石為副主席；汪精衛(wèi)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為副主席；蔣任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使胡、汪均居崇高地位，胡、汪取其名，蔣取其實。胡漢民在歐洲荷蘭得知膺選中央常務(wù)委員會主席的消息后，面有悅色，隨即與程天固等草擬改組中樞計劃。

對于蔣、胡合作，陳濟棠表示歡迎。陳濟棠認為，只要胡漢民進京，他在廣東的地位就有了保障。其他一切，可無條件妥協(xié)。

1935年12月27日，胡漢民由法國啟程回國。行前，他電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仿佛是應(yīng)召而歸。蔣介石派出了高規(guī)格的迎胡隊伍，派魏道明為他的私人代表持他的親筆信到新加坡迎候。隨后，派司法院院長居正、監(jiān)察院副院長許崇智及國民政府主席代表徐世楨以及中央大員葉楚傖、陳策到香港恭候胡的到來。南京的數(shù)十個民眾團體成立了迎胡入京的組織，《申報》等6大報紙出版了歡迎胡漢民的特刊。

胡漢民（前排中）回國不久就突然在廣州去世，引起政局大變動

陳濟棠獲悉蔣介石迎接胡漢民回國的消息后，深知這是蔣介石瓦解兩廣、拆散兩廣聯(lián)盟的政治謀略，遂派其兄陳維周到南寧向李、白問計。李、白深感事態(tài)嚴重，李宗仁于11月17日專程到廣州，向陳濟棠提出，兩廣應(yīng)表示尊重胡漢民，邀他到廣州主持一切。22日，白崇禧又托王公度前往廣州，托其向李、陳轉(zhuǎn)達留住胡漢民在廣州的三點做法：政治上尊重；經(jīng)濟上支持；生活上照顧。^[10]

陳濟棠采納了這些建議。為此，廣東各界專門成立了“歡迎胡先生歸國主持救國大計大會”，負責迎胡事宜，并派出與胡漢民關(guān)系密切的劉蘆隱、林翼中、李曉生等遠到新加坡迎候。隨后李宗仁等也專程抵達香港恭候胡的到來。

1月12日，當胡漢民一行抵達新加坡時，陳濟棠的代表登船請胡入粵，而蕭佛成、鄧澤如派出的代表則勸胡不可回粵，搞得胡漢民無所適從。1月19日，船抵達香港，受到國民黨中央及兩廣要人的熱烈歡迎，李宗仁等堅請胡漢民先往廣州一行，而居正等則請胡漢民直接前往南京。胡漢民認為前往南京與蔣介石合作，也應(yīng)取得兩廣的諒解，況且過家門不入，也無法對粵人交代，鑒于此，胡漢民決定先行前往廣州一行，再定行止。

1月25日，胡漢民抵達廣州，陳濟棠為他舉行盛況空前的歡迎儀式和大會。1月30日，胡漢民約見兩廣軍政要員60余人，報告在海外的觀感，闡述他對黨國大計的主張。胡漢民報告畢，陳濟棠、李宗仁相繼起立發(fā)言，對胡漢民備極推崇，表示極端擁護胡漢民的主張，兩廣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漢民的領(lǐng)導。

經(jīng)過近2個多月的觀察和思考，胡漢民終于決定暫時留在保險系數(shù)更大的廣州。李宗仁、陳濟棠在迎胡問題上取得了勝利。

1936年5月12日，國民黨中央常務(wù)委員會主席胡漢民在廣州與其妻兄陳融（西南政務(wù)委員會秘書長）下圍棋時因構(gòu)思過度，突發(fā)腦溢血，從椅子上癱倒在地，急送醫(yī)院搶救無效，當天晚上7時40分遽然去世。胡漢民一死，兩廣失去了一位中心人物，從此國民黨中央與兩廣力量的天平發(fā)生嚴重傾斜。

蔣介石認為兩廣擁戴的盟主胡漢民去世，是解決兩廣問題的大好機會。5月13日，蔣致電陳濟棠，請其兄陳維周赴南京面談。次日，陳維周乘飛機抵達南京。見面后，蔣介石對陳維周說：中央將對桂用兵，但維持廣東現(xiàn)狀，囑其轉(zhuǎn)達陳濟棠。陳在南京探悉從其他要人口中探悉到中央徹底解決西南的三大原則：第一，徹底解決廣西李、白，由中央?yún)f(xié)助廣東出兵。第二，驅(qū)逐蕭佛成等反蔣的元老離粵。第三，廣東仍維持原來局面。蔣企圖以此挑起粵桂之間的摩擦，拆散兩廣聯(lián)盟，以便分而治之。^[11]

陳濟棠聽了乃兄的匯報后，不禁大驚失色，立即意識到這是蔣介石分化離間兩廣的毒辣手法。他認為粵桂唇齒相依，桂系若垮，廣東何能獨存？況且蔣介石可以授意廣東協(xié)助中央解決廣西，又何嘗不可以授意廣西協(xié)助中央解決廣東？想到這里，陳濟棠心理更加忐忑不安。坐鎮(zhèn)廣州的李宗仁窺探到陳濟棠的這種心理變化，連忙打電報給在南寧的白崇禧說：“伯南是意動，希速來面商。”^[12]

5月15日，白崇禧偕黃旭初、潘宜之、劉斐以吊喪胡漢民為名匆匆抵達廣州，與陳濟棠等磋商時局。

剛開始時，白崇禧怕陳濟棠反蔣不堅決，故意表示不愿反蔣，陳濟棠說你不干，我一人也要干。^[13]

聽了陳濟棠這句話，白崇禧心里有了底，便利用他能言善辯的優(yōu)勢竭力慫恿和開導陳濟棠挑頭反蔣。

白說蔣如何不得人心，內(nèi)部如何猜忌，財政如何困難，等等，以加強陳濟棠的反蔣信心和決心。白崇禧還分析說：蔣介石的中央軍絕大部分部署在黃河流域，既要防備日軍的進攻，又要防止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陜西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發(fā)生異動，更重要的還要部署兵力向陜北共產(chǎn)黨包圍進攻；蔣決無余力可以南犯。如陳濟棠有意向外發(fā)展，廣西愿以全力支持。白還說：湖南的何鍵一向同我們有聯(lián)系，只要我們掛起抗日的招牌，揮軍北指，湖南決無障礙，輿論界必定會支持的，蔣介石也沒有理由反對，承擔自己不抗日的罪名。事實上，蔣亦抽不出力量來阻擊我們的大軍北上，我們的大軍到達武漢后，采用昔日太平軍的戰(zhàn)略，馬上轉(zhuǎn)移東下襲取南京，奪取中央政權(quán)后，再作第二步行動。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們可再派人去聯(lián)絡(luò)，以過去幾年我們同日本軍方的關(guān)系來看，相信他們一定同情和幫助我們的。兵法乘虛，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不應(yīng)錯過。白的一番話，與陳濟棠的想法不謀而合，自然聽得進去，當即表示要大干一場。^[14]

白崇禧、黃旭初、潘宜之（自右至左）自南寧飛抵廣州游說陳濟棠舉起抗日反蔣的旗幟

16日晚，陳濟棠約集在廣州的粵軍高級將領(lǐng)余漢謀、張達、繆培南、黃任寰、黃延楨等到他的公館密商。陳在轉(zhuǎn)述了白崇禧對時局的分析后，說：我認為這是值得考慮去干的，請各位好好研究再作詳談。此后兩天，余漢謀、張達等高級將領(lǐng)分頭去見陳濟棠，有的表示贊成，有的表示懷疑，有的提醒陳濟棠白雖然有“小諸葛”之稱，但他為人不老實，要提防他，不宜過于相信他的話，免得中了他的詭計。

19日晚，陳濟棠召集粵軍將領(lǐng)余漢謀、張達、繆培南、黃任寰、黃希德、葉肇、張瑞貴、巫劍虹、李漢魂、黃延楨、黃質(zhì)文、鄧龍光、羅梓材、梁世驥以及陳維周、林翼中、區(qū)芳浦等黨政官員開會，請白崇禧向與會者進行反蔣動員。陳濟棠首先致辭說：抗日反蔣是我們的一貫主張，是救國要道，舍此莫由。環(huán)顧國內(nèi)，只有我們可以擔當這個重任，也是義不容辭的。陳說完后，隨即請白崇禧講話，白將對陳濟棠所作的時局分析重述了一遍，然后給他們打氣說：“我們在這時候進行反蔣抗日，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絕對有利的，廣西方面決以全力支持?！标惥S周也在會上介紹了他自己與日本駐粵領(lǐng)事接洽情況，并說我們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已取得日本軍方諒解，愿意支持我們的行動。與會粵軍高級將領(lǐng)聽了上述發(fā)言，都感到很驚訝，默不作聲。只有余漢謀起立發(fā)言說：“關(guān)于黨政方面，總司令很清楚，我現(xiàn)在只就軍事方面提些意見供參考。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居于絕對優(yōu)勢，又有平漢、粵漢、津浦、浙贛鐵路和海上可以迅速運兵南下，和他較量我們沒有必勝的把握，請總司令再詳加考慮。”^[15]

對于陳濟棠的反蔣計劃，多數(shù)粵軍將領(lǐng)均不贊成，第1軍軍長余漢謀、第1軍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第2軍副軍長李漢魂、第1師師長莫希德、石井兵工廠廠長黃濤、廣東陸軍軍醫(yī)學校校長張建等且在背后密謀如何制止陳濟棠的圖謀；到了制止無效時，就必須當機立斷，多方設(shè)法把他推倒，并請資望較深的第1軍軍長余漢謀出來領(lǐng)導。這就埋下了陳濟棠部在蔣介石分化瓦解壓力下首先垮臺的伏筆。^[16]

5月19日，蔣介石以祭奠胡漢民為名，派孫科、王寵惠等到廣州，要求兩廣當局加強與全國“精誠團結(jié)”。次日，由王寵惠出面，對陳濟棠提出五項條件：（1）西南執(zhí)行部和西南政務(wù)委員會取消；（2）改組廣東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調(diào)京任職；（3）在西南執(zhí)行部和政委會工作的負責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將妥為安排，愿意出國者，將給以路費；（4）陳濟棠的第1集團軍總司令改為第四路軍總指揮，各軍師長由軍委重新任命；（5）統(tǒng)一幣制。這五條實際上是要陳濟棠把廣東軍權(quán)和政權(quán)交還南京中央。^[17]陳濟棠必須從“南天王”（也有人叫他“南霸王”）的寶座上下來，這是陳濟棠難以接受的條件。

當時的國內(nèi)形勢是，日本侵略者在強迫南京政府簽訂《塘沽協(xié)定》、《何梅協(xié)定》、《秦土協(xié)定》等一系列賣國條約后，繼續(xù)向華北大舉增兵，收買中國的漢奸賣國賊策劃華北五省的所謂“自治運動”，企圖使華北徹底脫離南京國民政府的控制，使華北成為偽滿洲國第二。面對日寇瘋狂侵略，蔣介石仍然一意孤行，頑固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反動國策，加緊圍剿中國工農(nóng)紅軍，而對日本的侵略則一退再退，激起全國愛國人士和國民黨內(nèi)有識之士的極大義憤，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李、白與陳濟棠等認識到，為了擺脫被動局面，唯一的借口便是利用當時全國上下要求抗日救亡的情緒，公開“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領(lǐng)導抗日”^[18]。兩廣打出“出兵抗日”大旗，爭取全國民眾的支持。

5月23日，國民黨中央派出的祭奠胡漢民的代表居正、許崇智、孫科、葉楚傖、朱家驊、褚民誼、李文范、傅秉常、吳鐵城等8人抵達廣州，與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會商為胡漢民舉行“國葬”及寧粵合作等問題。

26日，白崇禧、李宗仁、陳濟棠、林云陔、林翼中、區(qū)芳浦、黃季陵、劉紀文等與國民黨中央代表居正、孫科等人磋商時局及寧粵合作辦法。據(jù)說，陳濟棠與居正等人會談后，忽然改變主意，要余漢謀、張達、黃延楨、繆培南等轉(zhuǎn)告各師旅長，決將反蔣計劃打消?；涇妼㈩I(lǐng)聽了都很高興，如釋重負，準備各自返回防地照常教育訓練部隊。^[19]

但到5月30日，陳濟棠又突然變卦。原來，白崇禧、李宗仁見陳濟棠要打退堂鼓，于29日聯(lián)袂訪問陳濟棠，繼續(xù)鼓勵他挑頭反蔣，一番話又說得陳濟棠動搖不定起來。

陳濟棠及陳維周兄弟素來極端迷信，有關(guān)他兄弟倆“不問蒼生問鬼神”的故事可以講一大籮筐，令人捧腹不已。多年來，陳濟棠身邊豢養(yǎng)著翁半玄、詹天眼、廖鶴州、溫香遠等數(shù)位陰陽大師，不離左右。陳濟棠在他梅花村公館對面，專門建了一個奉祀?yún)巫嫦葞煹拇髲d，朝夕禱拜以求護蔭。遇有疑難事項，則請翁、詹前往扶乩，以占吉兇。陳維周經(jīng)常對人說：“伯南生得一對其軟如綿的朱砂掌，是大貴之相，前途不可限量。”陳維周曾到廣東花縣洪秀全的家鄉(xiāng)查勘洪氏祖墳，發(fā)現(xiàn)洪秀全的祖墳葬在“活龍口”上，可惜葬高了一些，如果能下移數(shù)十尺，便在“正穴”上，洪秀全就會是真龍?zhí)熳?，不會只是半壁江山，及身而敗。陳氏兄弟認識到此墓地的可貴，便千方百計，以高價買得花縣芙蓉嶂洪秀全祖墳地那塊被認為是可以出天子的圣地，然后將其母親骸骨遷葬過去，希望以此保佑陳濟棠江山永固。1935年春末，陳維周以替乃弟述職為名到南京見蔣介石，實則去看蔣的相格氣運，然后偕風水大師溫香遠秘密去蔣介石老家奉化看蔣的祖墳。陳維周回到廣州后對人說：“蔣的祖墳不如芙蓉嶂的龍勢遠甚，而且蔣的氣運將終，明年肯定要垮臺，一蹶不可復振，代之而興者便是伯南?！?sup>[20]

據(jù)說，當陳濟棠為要不要反蔣而游移不決時，李宗仁、白崇禧暗中買通陳濟棠左右的星相術(shù)士，要翁半玄抉乩得出“蔣介石氣運已盡，伯公出氣運當陽，正是取而代之的好時機”以及“大運已到，機不可失”等讖語，從而堅定了陳濟棠反蔣的決心。^[21]

30日晚上，陳濟棠親赴余漢謀公館，其時余漢謀正在公館設(shè)宴為即將返防的將領(lǐng)餞行。陳濟棠欣然入席，對余漢謀等人說：“我正要找你們談話，好在大家都在這里?！彪S后，陳濟棠便大談其反蔣抗日的出兵計劃，強調(diào)說抗日反蔣是我們一貫的主張；現(xiàn)在雙管齊下的機會已經(jīng)到來了。近幾天來，我又作了再三再四的考慮，認為時機的確成熟了?？傊?，我們這次行動，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廣西的李、白確實誠意合作，我看他們不會有假，湖南的何鍵同意我軍到達衡陽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漢，我準備第1軍加上第3軍由贛州向吉安、南昌挺進，很快就可將江西全省拿下來；我們的第2軍和李、白的桂軍及何鍵的湘軍會攻武漢而占領(lǐng)之，當然不成問題；而且友邦（指日本）軍方也已經(jīng)聯(lián)系好了，答應(yīng)派些軍官來協(xié)助我們，他們還可以在華北方面加重對蔣介石的壓力，使蔣腹背受敵。這樣有利的時機，不干何待？陳濟棠說完，當即面諭各師旅長先返回防地先行準備，待命行動。各軍軍長則暫留廣州，協(xié)助策劃和各項布置，力求周詳。^[22]

在陳濟棠下定決心反蔣后，白即于30日先行返回南寧，部署廣西反蔣行動；李宗仁則留在廣州協(xié)助陳濟棠主持兩廣反蔣大計。

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召集西南執(zhí)行部及西南政委會聯(lián)席會議。會議決定：以抗日為名命令第1、第4集團軍北上抗日，吁請國民黨中央及南京國民政府領(lǐng)導抗日，會議通過了以西南執(zhí)行部及西南政委會名義給南京中央的呈文。2日，又以西南執(zhí)行部及西南政委會名義公開發(fā)表致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通電（即“冬電”），聲稱：“今日已屆生死關(guān)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zhàn)外，則民族別無出路?！瓡r危勢急，敝部等認為非立即對日抗戰(zhàn)，國家必無以求生……乞一致主張，即行督促中樞，領(lǐng)導全國從事抗日?！?sup>[23]

白崇禧回到南寧后，立即發(fā)動廣西響應(yīng)。6月1日，白崇禧在廣西黨政軍擴大紀念周上作了《抗日救國》的演講，指出民族危機的嚴重性，批駁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nèi)”反動國策以及國內(nèi)盛行的“三日亡國論”等種種荒謬論調(diào)，為抗日反蔣進行動員。白崇禧指出，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止境的侵略與不抵抗主義者無限度的退讓之下，國家民族，已走上死亡的尖端。而日本的大陸政策，亦非待亡國滅種，決不會停止其侵略的行動。過去外交史只有主張準備主義者，有主張機會主義者。然而，我們多準備一天，則多縮短國家民族一天的生命。欲等待機會，而機會遙遙無期，恐準備未好，機會未至，我已淪為人之殖民地矣！故目前全國大眾，除極少數(shù)之漢奸外，迫切地要求立刻發(fā)動偉大的民族斗爭。白崇禧還指出，發(fā)動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責任，只能由西南來承擔，他說：“這偉大的民族革命，究竟要哪方面起來首先發(fā)動呢？希望南京中央當局嗎？當然，如果中央能夠發(fā)動抗日，領(lǐng)導全國民眾對日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zhàn)，那我們是馨香禱祝，求之不得。然而，由于數(shù)年來事實上給予我們的教訓，使全國人民，對于中央已漸漸之失望?；蛘呦ＭA北當局嗎？華北在日帝國主義者勢力的壓迫之下，已經(jīng)窮于應(yīng)付，如果中央不愿意援助，自然也難于起來。其他陜甘川黔諸省，更是困難。照這樣的分析下來，發(fā)起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責任，恐怕要落到珠江流域西南各省的肩頭上了。因為從歷史上看，西南系革命策源地，如洪楊革命，以至孫總理領(lǐng)導之下的國民革命，十五年的大北伐，十八年的護黨救國諸役，西南各省都有著光榮燦爛的歷史！如北伐時，四、七兩軍，居功最偉，有‘鋼軍’、‘鐵軍’之稱，這是不可抹煞之事實。故從以上各方面的分析，西南在客觀上具備了許多優(yōu)越的條件，故全國已希望西南發(fā)動抗日的戰(zhàn)爭，而且這種希望是異常的迫切！”

白崇禧接著回答了西南各省有沒有力量發(fā)動民族戰(zhàn)爭的問題，他的回答是：“那是絕對的可能，而且成功在望?！?/p>

關(guān)于抗戰(zhàn)的前途和勝敗問題，白崇禧認為，我們有勝利的把握。

白崇禧最后說：“在對日抗戰(zhàn)的口號之下，我們是很坦白的純粹為國家為民族爭取生存，專對日本、對外，凡表同情于我們這種民族戰(zhàn)爭的，我們都認為友邦，對內(nèi)絕不涉及政治主張。雖然過去了國內(nèi)發(fā)生不幸，因為政治主張的不同而發(fā)生了不少的裂痕，但是現(xiàn)在整個國家民族已經(jīng)走上死亡的尖端了，過去的一切舊賬，應(yīng)該一筆勾銷，今后中國人不應(yīng)再打中國人，重新地聯(lián)合起來在一條戰(zhàn)線上一致去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奮斗拼命！只要大家真心誠意的為民族而戰(zhàn)爭，為國家而奮斗，我想再喪心病狂的人，也不會阻撓我們這愛國的行為，萬一出我意料，我們也不管他，我們認定救國是人人應(yīng)盡的責任，也是人人應(yīng)有的權(quán)利，我們要生存！尤其我們要國家民族永遠生存，故我們捧著一顆純潔的赤心，為求民族生存而抗爭！”^[24]

6月4日，兩廣將領(lǐng)由陳濟棠、李宗仁領(lǐng)銜，白崇禧等數(shù)十人聯(lián)名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fā)出響應(yīng)“冬電”的“支電”，要求國民黨中央“迅予改頒軍號，明令屬部北上抗日”，聲稱要“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

兩廣分派代表前往山東、山西、陜西、云南、貴州、四川等聯(lián)絡(luò)這幾個省的地方實力派首領(lǐng)，希望他們起來響應(yīng)。陳濟棠同時還接受日本軍方派來的100余名軍官，準備分發(fā)各部隊充當顧問指導作戰(zhàn)。^[25]

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李覺（何鍵的女婿）飛赴長沙，敦促何鍵響應(yīng)兩廣反蔣。何鍵玩弄兩面派的手法，私下里將兩廣動態(tài)向蔣告密，換得蔣介石的40萬元獎賞。當時，李品仙一再敦促何鍵表明態(tài)度，何鍵推說須等桂軍到達長沙時，他才能有所行動，白崇禧的聯(lián)湘計劃落空，李品仙怏怏而返。

6月8日，白崇禧令第15軍軍長夏威率領(lǐng)桂軍4個師向湖南進軍；陳濟棠令第1軍軍長張達亦率粵軍4個師由韶關(guān)向湖南進攻。次日，白崇禧親赴桂林指揮，隨軍行動。蔣介石獲悉兩廣部隊北上的消息后，立即命令軍政次長陳誠，從湘鄂兩省調(diào)集中央軍第43、第77、第97師等3個師兼程南下，搶占戰(zhàn)略要地衡陽。6月10日晨6時左右，中央軍3個師的師長隨先頭部隊到達，比桂軍提前早3個小時占領(lǐng)了衡陽，白崇禧隨即令已經(jīng)開到祁陽的桂軍停止前進，以免發(fā)生沖突。

白崇禧鑒于兩廣軍隊入湘受阻，在軍事上沒有什么作為，遂于6月11日赴廣州，向李宗仁、陳濟棠建議，在廣州成立抗日政府，使旗幟鮮明，以擴大政治影響，但陳濟棠不敢接受白氏這一建議。6月16日，李宗仁、陳濟棠命令桂軍、粵軍撤出湖南。

“兩廣事變”發(fā)生后，蔣介石除在軍事上采取必要對策外，在政治上，卻采取了后發(fā)制人的緩兵之計。他一面與兩廣當局大打電報戰(zhàn)，還一再表白，中央不但沒有對兩廣用兵的意思，而且也沒有防備兩廣的用心。蔣還嘲笑陳濟棠等人：“兄等此舉，意必有淺佞之夫，妄擬縱橫之計，以為在抗日名義之下，越疆出師，即可以長驅(qū)直指，為所欲為，殊不知國難愈深，國民之認識愈確。”蔣介石還指責兩廣擅自興兵犯鄰省，使綱紀盡失，自殘國本。蔣氏聲稱只要兩廣軍隊能夠退守原防，中央定當推心置腹，開誠合作，決無自相殘殺之理。在氣勢上，蔣又站到了制高點上。

另一方面，蔣介石看準陳濟棠集團的弱點，以金錢和官位為利器，對陳濟棠集團實施全方位的收買和分化，以便首先搞垮陳濟棠。

軍統(tǒng)特務(wù)頭子戴笠早就在廣東布置了一批精干的特務(wù)骨干，軍統(tǒng)局華南區(qū)區(qū)長邢森洲以及梁干喬、謝鎮(zhèn)南等，他們的任務(wù)是尋找機會暗殺陳濟棠、收買分化瓦解陳濟棠集團。在兩廣策劃反蔣后，戴笠又加派他的副手、著名特務(wù)頭子鄭介民前往香港，就近指導華南區(qū)特務(wù)活動。他們在陳濟棠廣州梅花新村寓所附近布置一個暗殺小組準備實施暗殺，被陳濟棠的特務(wù)系統(tǒng)發(fā)覺，將這個暗殺小組的特務(wù)逮捕。蔣介石、戴笠得知后大為惱怒，指責鄭介民等無能，令鄭介民等重新布置，必欲殺陳而甘心。另一方面更加瘋狂地在粵陸?？哲娭羞M行策反拉攏活動，并且立即取得了成效。^[26]

他們通過與陳濟棠有矛盾的原粵系海軍司令陳策、梅光培等用重金收買粵空軍接連反水。^[27]6月30日，粵空軍第5中隊飛行員黃志剛等從廣東從化機場駕駛輕型轟炸機4架、第2中隊飛行員黃居谷等從廣州天河機場駕駛驅(qū)逐機3架，相繼飛往南昌機場投奔蔣介石。7月2日，粵空軍又有9架飛機分別從廣州從化、韶關(guān)飛長沙投蔣，空軍尉官四五十人逃往香港，7月4日，粵空軍48架叛陳投蔣。7月6日，粵空軍黃志剛、余平想等40余人在南昌發(fā)表倒陳擁蔣的通電，電報稱：“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主政南疆，實同割據(jù)，夜郎自大，為所欲為，據(jù)兩粵以自私，阻國家之統(tǒng)一，綜其罪惡，罄竹難書。”電報列舉了陳濟棠等人的種種“罪惡”，當胡漢民先生逝世后，李宗仁曾秘密赴沙面與日人密商6天，又派陳中孚、潘宜之赴日，要求日軍進占華北，擾亂閩南，牽制中央。自陳濟棠霸據(jù)南粵，其苛征暴斂，曠古所無，單就個人財產(chǎn)而言，不下1億元，廣州之地產(chǎn)、香港之房屋，富甲全國，然軍隊欠餉達6個月，人民派捐有數(shù)十種，至其濫殺無辜，枉興黨獄，不論人民官兵，凡腹誹政治者，即假逮捕，非指為共黨，即視為藍衣社，非刑拷打，民眾死于“莫須有”三字者，不知凡幾。電報最后說道：“志剛、平想等供職空軍，許身黨國，只知為國家民族爭自由，為三民主義求實現(xiàn)，決不做叛逆之鷹犬，遺萬世之罪名，故而率機逕飛中央，為黨國以效勞，促我空軍令譽，樹起軍人人格，還望我粵中海陸空軍同胞，一致奮起，服從中央，促叛逆之覺悟，為國家謀統(tǒng)一?！?sup>[28]

陳濟棠為了防止連鎖反應(yīng)，下令封閉機場，將剩余飛機入庫，派憲兵嚴加看管，并扣押有叛變嫌疑的第2中隊長丁紀徐，但還是無濟于事。

隨著空軍叛逃而來的，是陸軍重要將領(lǐng)的相繼背叛。

從陳濟棠和李、白發(fā)動“兩廣事變”之日起，粵軍多數(shù)將領(lǐng)如李漢魂、鄧龍光、莫希德、李煦寰、李潔之、黃濤、張建以及羅梓林等就不能理解陳濟棠的行動，他們決心聯(lián)合起來，反對陳濟棠的“賣國行為”，并決定擁戴資望較高的粵軍第1軍軍長余漢謀出來主持反陳大計。余當時猶豫不決，莫希德、李煦寰、羅梓林則先回贛南去取得第1軍副軍長李振球的同意和支持，秘密向各級軍官作對陳濟棠進行兵諫的思想動員和回粵倒陳的準備。

這些人中，粵軍第2軍副軍長李漢魂倒陳擁蔣的立場尤其堅定，態(tài)度也最積極，他對余漢謀說：“如果你還不負起責任帶著大家干，我算是識錯了你！”^[29]

隨后，李漢魂從廣州回到汕頭防地，7月5日，李漢魂從收音機中收聽到余漢謀已經(jīng)回到大庾軍中的消息，決定立即發(fā)難，他宣布“封金掛印，奉還大命”，棄職悄悄逃往香港，與國民黨中央社駐香港負責人梁乃賢（即梁晟）接上關(guān)系，將自己起草的4個電報交梁乃賢轉(zhuǎn)南京中央社發(fā)表。7月6日，南京中央社發(fā)表李漢魂致陳濟棠的“魚電”，發(fā)出倒陳第一炮。電報盡情揭露了陳濟棠“聯(lián)日稱兵”的種種罪惡，聲稱自己“再四建議，未蒙采納，一著之失，全局幾危”，鑒于自己“救國有心，回天無力，謬兼疆寄，心竊恥之”，不得已“用敢封金掛印，奉還大命”，以示與陳濟棠勢不兩立。^[30]

7月7日，南京中央社又連續(xù)發(fā)表了李漢魂的其余3封通電，一致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部會以及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綏靖主任、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等，揭發(fā)陳濟棠“聯(lián)日稱兵”的罪狀，要求對此異動，因勢利導，納諸正軌，共維大局。二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揭發(fā)陳濟棠“聯(lián)日稱兵”的罪狀，申述自己救國有心，回天無術(shù)，封金掛印，借以明志，要求林、蔣統(tǒng)籌大計，采取措施。三致粵軍各將領(lǐng)，揭發(fā)陳濟棠“聯(lián)日稱兵”的罪狀，要他們繼起倒陳，挽狂瀾于既倒。

李漢魂的這些電報等于給陳濟棠投下一個又一個重磅炸彈，使“南天王”驚慌失措；而國民黨中央則是喜出望外，對李漢魂之舉大加喝彩，蔣介石在讀這些電報時連連點頭嘉許，并說只要余漢謀再繼起采取行動，西南問題就可以解決了。蔣下令中央系的報紙電臺大加登載和廣播，制造倒陳的輿論氛圍和聲勢。^[31]

7月7日，李潔之、黃濤、張健離開廣州前往香港，聯(lián)名發(fā)表致陳濟棠的公開信，勸陳不要假借抗日之名，而行分裂之實來危害國家，為親者痛仇者所快。

7月8日，李漢魂又致電第2軍軍長張達，策動他起來倒陳。電報聲稱：“禍迫眉睫，緘默難安，用敢再電瀆陳，務(wù)乞軍府及各師長仗義執(zhí)言，披鱗力諍，使總座懸崖勒馬，聽命中央，挽既倒之狂瀾，消已萌之隱患。若其執(zhí)迷不悟，以國家殉彼一人，我2軍將士天良未泯，何忍盲從？惟有即請領(lǐng)導同人，實行兵諫，以伸爭議，而遏橫流。”^[32]

第1軍軍長余漢謀于7月5日從廣州回到第1軍防地江西大庾，立即召集手下的3個師長及軍部幕僚商討時局，會議決定向?qū)﹃悵膶嵭斜G，回師倒陳。會后，余漢謀致電蔣介石，要求蔣派飛機接他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7月8日下午，余漢謀即在他的妻兄上官云相^[33]的陪同下，乘坐“福建”號飛機偕軍部幕僚數(shù)人，乘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前往南京，余抵南京后，立即面見蔣介石，面陳兩廣反蔣計劃，并表示自己愿受命回去收拾粵局。蔣介石當即委余漢謀為第四路軍總司令，統(tǒng)轄廣東軍隊，要余迅速率軍回粵倒陳，并撥給軍費200萬元、臨時活動費100萬元，并派中央軍2個師，由上官云相率領(lǐng)，進駐贛南，作余漢謀的后援。7月9日，余漢謀通電粵軍將領(lǐng)，要他們一致服從南京中央。^[34]

7月10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在南京開幕。由陳濟棠、李宗仁派出的兩廣的5名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候補委員黃麟書、鄧青陽、崔廣秀、李任仁、李綺庵向會議提交了一個抗日救亡提案，提案要求：立即宣布對日絕交；廢除“九一八”以來一切對日屈辱協(xié)定；武力制止日本增兵平津；保障愛國言論，恢復民眾愛國運動；由中央領(lǐng)導，實行全國總動員對日抗戰(zhàn)。被蔣介石以“手續(xù)沒有完備”、“西南同志對中央太隔膜”為理由予以否決。

蔣介石策動兩廣籍的31名中央執(zhí)行委員、監(jiān)察委員由唐紹儀領(lǐng)銜提出《撤銷西南執(zhí)行部及西南政務(wù)委員會案》。^[35]13日，五屆二中全會即根據(jù)上述提案，做出決定，撤銷西南執(zhí)行部和西南政務(wù)委員會。同日，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發(fā)布命令，取消第1、第4集團軍番號，免去陳濟棠的本兼各職，任命余漢謀為廣東綏靖公署主任，林云陔為廣東省政府主席；任命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為副主任，黃旭初為廣西省政府主席。

根據(jù)馮玉祥的提議，南京政府決定設(shè)立國防會議，首先提名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劉峙、張學良、宋哲元等18人為國防會議會員，以示安撫。^[36]稍后又任命閻錫山、馮玉祥等12人為國防會議會員。更奇怪的是，國防會議的議長、副議長居然是蔣介石一個人擔任，這恐怕是世界上無先例的怪事。^[37]

7月13日，蔣介石宣布廣東軍政人事任免案，免去陳濟棠的本兼各職，任命余漢謀為廣東綏靖公署主任、第四路軍總司令兼第1軍軍長，李振球為第1軍副軍長；張達為第2軍軍長，李漢魂為第2軍副軍長；李揚敬為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第3軍軍長，黃廷楨為第3軍副軍長；黃任寰為第4軍軍長；繆培南為第5軍軍長，林時清為第5軍副軍長；任命莫希德、葉肇、張瑞貴、巫劍雄、李振良、黃質(zhì)文、譚朗星、葉壽堯、鄧龍光、曾友仁、嚴應(yīng)魚、陳漢光、譚邃、陳章、張鏡澄分任第1至第15師師長；任命黃光銳為空軍駐粵指揮官，張之英為廣東省江防司令。^[38]

同一天，第1軍副軍長李振球及師長莫希德、葉肇、張瑞貴等也聯(lián)名致電陳濟棠，指責他“勾日賣國”，聲稱：“良心不可泯，愿先生靜思之，迅向第1師墳場叩跪懺悔，毋再嘵嘵也。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幸勿為趼僉壬所曚，始終不悟。天下紛紛，為公一人，望有以善處之?！?sup>[39]

同一天，粵軍第2軍第1教導團團長張威（張達之弟）、第2軍第4師第10團團長覃香（陳濟棠任連長時的司書）、第5師第14團團長黃超成等3人棄職逃往香港，7月14日、15日，連發(fā)兩封通電倒陳。^[40]

14日，余漢謀在第1軍駐防地江西大庾通電就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要求陳濟棠“聽命中央，釋兵入京，翊贊樞要”。^[41]余漢謀隨即率領(lǐng)所部第1軍回師廣東，擺出兵諫的架勢。駐防韶關(guān)的第2軍軍長張達已倒向余漢謀一邊，不戰(zhàn)而退。16日，第1軍先頭部隊第1師（師長莫希德）進駐韶關(guān)。接著，余漢謀又以20萬元“伙食費”收買了扼守大坑口要隘的巫劍雄，巫劍雄率部后撤至廣州近郊的江村。至此，余漢謀已經(jīng)兵臨廣州城下，無險可守。

蔣介石成功地收買分化粵軍，陳濟棠大有成為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之虞，這場較量蔣介石可以說是不戰(zhàn)而勝。

在余漢謀等醞釀投蔣的過程中，陳濟棠被迫采取了一些應(yīng)急措施：7月3日，將廣東稅警5個團改組為警衛(wèi)軍，任命乃兄陳維周為警衛(wèi)軍司令。7月8日、9日兩天，召集何犖（總部參謀長）、張達（第2軍軍長）、陳維周（警衛(wèi)軍司令）、黃光銳（空軍司令）、陳章甫等開會，決定縮短戰(zhàn)線，加強北江防務(wù)，令第2軍第4師撤出韶關(guān)，退至大坑口，控制自北南下廣州的咽喉。同時桂軍調(diào)1個師開到北江協(xié)防。在余漢謀倒戈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李宗仁、白崇禧仍然企圖救粵保桂。7月上旬，白崇禧派黃旭初赴廣州，7月10日至13日，陳濟棠、李宗仁、黃旭初以及粵軍高級將領(lǐng)連續(xù)舉行會議，陳濟棠與李宗仁均堅決主戰(zhàn)。7月10日，決定成立第1、第4兩集團軍聯(lián)合司令部，粵桂兩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粵軍采取內(nèi)線作戰(zhàn)部署。陳濟棠于7月11日撤換了不可靠的將領(lǐng)，包括第1軍副軍長李振球、第1師師長莫希德、第2師師長葉肇、第3師師長張瑞貴，第4軍副軍長鄧龍光等。

應(yīng)陳濟棠的請求，白崇禧派桂軍王贊斌、周祖晃兩個師入粵開赴北江接防。7月14日，白崇禧又派李品仙赴廣州，建議陳濟棠把可靠的部隊集結(jié)起來親自掌握，并將現(xiàn)款和武器裝備妥善保存。

7月15日，西南政務(wù)委員會委任陳濟棠為抗日救國軍第一、四兩集團聯(lián)軍總司令、李宗仁為副司令。7月17日，白崇禧還致電陳濟棠：“粵局危急，間不容發(fā)，應(yīng)以官以錢或其他可行措施進行挽救。否則，轉(zhuǎn)瞬將為他人所有，何所受用耶？”

7月18日發(fā)生的粵空軍全體叛逃事件給予了陳濟棠最后一擊。

“兩廣事變”發(fā)生后，鄭介民在香港同廣東空軍參謀長陳卓林談判，雙方議定廣東空軍反陳投蔣，每架飛機賞金2萬元，飛行員各晉升一級，隊長另加汽車洋房等優(yōu)惠條件。鄭介民還以12萬港幣收買了陳振興，以40萬港幣收買了粵空軍司令黃光銳。黃光銳等被收買后，就在粵空軍中大肆活動。7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空軍的幾架偵察機到廣東空投傳單，黃光銳、陳卓林借機建議加強空防，粵空軍升空攔截中央空軍。陳濟棠不知是計，準其所請。17日，黃光銳主持召開空軍全體官佐會議，決定全體投誠中央。夜半，黃光銳命令所有飛機推出機場，配備炸彈和機槍，隨時準備起飛。18日清晨，黃光銳與參謀長陳卓林、航校校長胡漢賢、第7大隊隊長譚壽、分隊長陶佐德等以及全體飛行員360余人，駕駛62架飛機同時起飛，其中58架（1架在途中失事墜毀）由譚壽等率領(lǐng)飛韶關(guān)集中，投奔余漢謀。其余4架則載黃光銳、陳卓林、胡漢賢等飛香港。至此，被陳濟棠視為王牌的空軍6個中隊、100余架飛機，終于全部投奔了南京政府。^[42]

與此同時，陸軍叛變的動作繼續(xù)在發(fā)酵。第2軍反對與中央軍作戰(zhàn)，第3軍一部不穩(wěn)，消息傳來，陳濟棠與在廣州的李宗仁驚駭異常，16日晚召開緊急會議，第2軍軍長張達首先表示，他本人已經(jīng)無法指揮第2軍，并說如必欲作戰(zhàn)，粵軍全部不保，發(fā)言時聲淚俱下，陳濟棠聞之色變，李宗仁等相對無語。^[43]同一天，又有第9師師長歐陽新、第14師師長陳章、第4師師長巫劍雄在東江、北江宣布獨立。見大勢已去，元老蕭佛成、廣東省主席林云陔、廣州市長劉紀文、廣東省建設(shè)廳廳長何啟禮等相繼棄職而走香港。

陳濟棠已處于眾叛親離、內(nèi)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絕境，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繼續(xù)掙扎下去的信心。17日中午，陳濟棠召集粵軍將領(lǐng)會議，宣布自己忍痛離粵，使和平得以實現(xiàn)。各將領(lǐng)表示同意。會議結(jié)束后，陳濟棠將自己的決定電告南京。下午1時，又派陳漢光赴乘飛機赴南雄見余漢謀有所接洽，一是希望中央派員主持廣東軍務(wù)，二是希望給陳濟棠名義出洋。隨后，陳漢光又攜帶陳濟棠致蔣介石的親筆信飛南京晉見，表示自己愿意遵命下野，但不愿把廣東交給余漢謀，要求另外委派大員。^[44]但遭到蔣介石的拒絕，蔣在復電中以居高臨下教訓的口氣，講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兄決心引退，具佩磊落之胸懷。……吾輩革命軍人，一切當以黨國命令為依歸，道部屬以正義，而助成其事業(yè)，不可或有所疑懼。幄奇對兄，于公于私均屬忠誠耿耿，今彼既由中央委任；兄之視彼，即應(yīng)視為受中央命令之大員。以軍權(quán)交幄奇，實為交軍權(quán)于中央；而粵中將領(lǐng)更應(yīng)知幄奇系奉中央之命，負粵局之責，故聽命于幄奇，乃所以服從中央，決不可以個人為觀點，稍存彼此異同之見。兄此次為國事而引退，尊國家之紀綱，非可視同下野，實為我革命史上留一光榮之紀念。凡在部屬，以服從中央者輔助幄奇，俾多年袍澤，感情益趨深厚，和衷共濟，對國家為更大之貢獻，則益見我粵中將士之公忠?！藭r唯望我兄能早日來京，共商大計，俾糾紛早息，以貫徹兄始終為國之初衷，于粵于國均所利賴?！?sup>[45]

陳濟棠此時已無心與蔣再爭短長。17日晚11時，陳濟棠在官邸約見李宗仁，告以大勢已去，決心一走了之，贈以“散伙費”，并勸李宗仁回桂處理善后。^[46]

陳濟棠還決定將自己最親信的第1師（師長陳漢光）交給李宗仁、白崇禧指揮，并撥給李、白數(shù)百萬發(fā)子彈和240萬大洋，作為第1師開往廣西的“嫁妝”。但因為陳漢光不愿意入桂，這個師最后還是被余漢謀改編。^[47]

18日中午，陳濟棠在燕塘軍校召集親信會議，布置善后事宜。決定軍務(wù)移交李揚敬、繆培南負責；政務(wù)交林翼中、區(qū)芳浦、黃麟書負責；廣州治安由憲兵司令利樹宗、公安局長何犖負責維持。然后攜帶家眷赴沙面乘“?；ⅰ碧栜娕灥近S埔換乘英國軍艦赴香港。

臨行前，陳濟棠打電報給手下第一號“叛將”余漢謀交代善后：“幄奇兄：密。棠誠信未孚，現(xiàn)決擺脫仔肩，此后對于救國救人，廣東治安，袍澤維系，偏勞吾兄獨負其責，望善為之，以補吾過。濟棠。巧亥?！?sup>[48]

陳濟棠抵達香港后，發(fā)出“巧”電宣布下野，聲明自行解職離穗。電文稱：“此次呈請中央領(lǐng)導抗日，不蒙鑒諒，致徒懷救國之心，未遂請纓之志。誠恐所部將士，因受外部壓迫，發(fā)生內(nèi)戰(zhàn)，為免糾紛起見，特于昨日解除職務(wù)，乘艦離省?！?sup>[49]

被人們稱為“南天王”或“南霸天”的陳濟棠就這樣在眾叛親離的困境下一槍未放就丟掉了寶座。7月23日，余漢謀回到廣州就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黃慕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廣東從此納入南京國民政府直接控制之下。

注釋

[1]《龍云致蔣介石電》（1935年7月1日），《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

[2]《劉震寰致龍云電》（1935年6月21日），《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

[3]《劉震寰致龍云電》（1935年6月21日），《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

[4]《劉震寰致龍云電》（1935年6月21日），《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

[5]《蔣介石致龍云電》（1935年6月12日），《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

[6]《劉震寰致龍云電》（1935年6月21日），《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

[7]《蔣介石復龍云電》（1935年9月13日），《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

[8]鄒魯：《回顧錄》，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360—361頁。

[9]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

[10]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11]參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497頁。

[12]黃啟漢：《回憶桂系的“六一”事變》，《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86頁。

[13]藍香山：《我所知桂系“六一”事變》，《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90，692頁。

[14]李潔之：《陳濟棠統(tǒng)治廣東的始末》，廣東省檔案館編：《陳濟棠研究史料?附錄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頁。

[15]李潔之：《陳濟棠統(tǒng)治廣東的始末》，廣東省檔案館編：《陳濟棠研究史料?附錄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頁。

[16]謝天培：《陳濟棠的割據(jù)和垮臺》，《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72，671—672，668，672—673頁。

[17]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18]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頁。

[19]李潔之：《陳濟棠統(tǒng)治廣東的始末》，廣東省檔案館編：《陳濟棠研究史料?附錄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頁。

[20]李潔之：《陳濟棠統(tǒng)治廣東的始末》，廣東省檔案館編：《陳濟棠研究史料?附錄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頁。

[21]謝天培：《陳濟棠的割據(jù)和垮臺》，《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72，671—672，668，672—673頁。

[22]李潔之：《陳濟棠統(tǒng)治廣東的始末》，廣東省檔案館編：《陳濟棠研究史料?附錄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頁。

[23]轉(zhuǎn)引自周天度等：《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2卷下冊，中華書局出版，第551—552頁。

[24]白崇禧：《抗日救國》，《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論集》，第156—168頁。

[25]李潔之：《陳濟棠統(tǒng)治廣東的始末》，廣東省檔案館編：《陳濟棠研究史料?附錄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頁。

[26]參見沈美娟主編：《沈醉回憶作品全集》第1卷，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570—571頁。

[27]參見劉耀寰：《蔣介石收買廣州空軍倒陳內(nèi)幕》，《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78—679頁。

[28]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29]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30]謝天培：《陳濟棠的割據(jù)和垮臺》，《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72，671—672，668，672—673頁。

[31]謝天培：《陳濟棠的割據(jù)和垮臺》，《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72，671—672，668，672—673頁。

[32]天津《大公報》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33]上官云相是蔣介石親信將領(lǐng)之一，時任第十三路軍總指揮。上官云相與余漢謀是保定軍校第6期同學，早年頗為投契，后來余漢謀與上官云相的胞妹上官德賢結(jié)婚，成為郎舅姻親。蔣介石即利用這層關(guān)系通過上官云相來策動余漢謀倒陳。

[34]電報全文如下：“兩粵稱兵，揭橥抗日，漢謀諫阻未從，于是乃有西南兩機關(guān)之冬、支兩電，結(jié)外寇以興戎，重中樞以內(nèi)患，全國上下怵于國難，奔走呼號，一致惟息爭是圖，自足以觀人心之趨向矣。竊謂息爭即所以御侮，統(tǒng)一乃可以對外，國家危難至此，舍服從中樞，團結(jié)力量外，復有何策？漢謀于8日乘飛機抵京，出席二中全會，本此精誠，藉圖挽救，凡我袍澤，諒獲同心。與其同室操戈，為國民所疾首，何如一心御侮，為人類捍橫流？漢謀秉承蔣委員長面授方略，不日回軍，望我袍澤，本兄弟鬩墻之誡，為曲突徙薪之謀，一致主張，共濟國難。馳驅(qū)惟命，敢布腹心?！碧旖颉洞蠊珗蟆?936年7月10日。

[35]提案全文如下：“為提議事。竊以最近粵桂將領(lǐng)借名請纓抗日，稱兵異動。勿論其內(nèi)容動機如何，自客觀事實言之，總為渙散民族精神、搖動政府地位、削弱國家力量之所為。名曰御侮，實足招侮；名曰救國，適以毀國。日人本有以華制華之毒計，粵桂此次異動，正中彼懷。事之可傷，孰過于此？查粵桂將領(lǐng)年來跋扈行為，皆以西南執(zhí)行部與西南政務(wù)委員會為憑借，儼然另立政府，對抗中央，不唯用人行政自成系統(tǒng)，甚至于外交則自為主張，宣揚國際；于軍政則擅更旗號，自樹一幟。曾不思國于今日，豈有國家不統(tǒng)一而可以對外，內(nèi)部不團結(jié)而可以御侮者？西南執(zhí)行部本隸屬中央黨部，西南政務(wù)委員會本隸屬國民政府，今竟忘其本來，以少數(shù)軍人挾持，為反對中央割據(jù)自雄之工具。且按之實際，原日在兩機關(guān)負責之同志多已不甘為傀儡，飄然遠引；其暫留有待者，亦每坐視橫流，輒興浩嘆，無如之何。今日為謀一致御侮，必須增強中央政府力量，統(tǒng)一全國政令，此兩機關(guān)實已無設(shè)置之必要。茲值本黨第五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開會，爰本上述意見，提議將西南執(zhí)行部及西南政務(wù)委員會明令撤銷；其原日在西南指導黨務(wù)政治之同志，均當集中中央，共同負責。庶幾國家內(nèi)部從此實現(xiàn)統(tǒng)一之精神，完成統(tǒng)一之組織，然后于抗敵御侮乃實際有裨也。是否有當，敬祈公決。提議者：唐紹儀、孫科、陳樹人、李文范、馬超俊、劉維熾、張發(fā)奎、陳策、黃慕松、陳慶云、羅翼群、梁寒操、陳公博、曾養(yǎng)甫、鄧家彥、周啟剛、傅秉常、林疊、王寵惠、吳鐵城、謝作民、余俊賢、胡文燦、許崇智、蕭吉珊、黃紹竑、甘乃光、程天固、鄭占南、李福林、楊永泰?！睒s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414頁。

[36]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414頁。

[37]參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條，第138頁，1936年7月13日條，1936年7月17日條，1936年7月17日、18日條，1936年7月24日、25日條，1936年8月16日條。

[38]天津《大公報》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39]天津《大公報》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40]參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條，第138頁，1936年7月13日條，1936年7月17日條，1936年7月17日、18日條，1936年7月24日、25日條，1936年8月16日條。

[41]天津《大公報》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42]參見周天度等：《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2卷，第559，565頁；沈美娟主編：《沈醉會議作品全集》第1卷，第570—571頁。

[43]參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條，第138頁，1936年7月13日條，1936年7月17日條，1936年7月17日、18日條，1936年7月24日、25日條，1936年8月16日條。

[44]陳濟棠信函全文如下：“委員長鈞鑒：國事到此，不忍作無謂之犧牲，故決遵命下野，以免掀起內(nèi)戰(zhàn)。但粵事交幄奇（余漢謀字）主持，各將領(lǐng)均不服從，誠恐不免一戰(zhàn)，應(yīng)請鈞座另派一孚眾望之大員來粵主持，職當擺脫一切，遂我初服。其余一切，由陳師長漢光面陳。肅此，敬請鈞安。見陳濟棠謹上。七月十七日?！薄吨腥A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36年7月18日條。

[45]天津《大公報》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46]關(guān)于陳濟棠援助廣西的經(jīng)費，有多種說法：李宗仁說是20萬元。（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503頁。）而黃啟漢說李、白要求400萬元，陳濟棠兌現(xiàn)200萬元。（見黃啟漢：《回憶桂系的六一事變》，《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87頁。另有材料說，陳濟棠離職后，前后兩次援助廣西800萬元。（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8月1日。）

[47]闞宗驊：《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發(fā)動兩廣“六一”事變經(jīng)過》，《陳濟棠史料專輯》第2輯。

[48]參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條，第138頁，1936年7月13日條，1936年7月17日條，1936年7月17日、18日條，1936年7月24日、25日條，1936年8月16日條。

[49]廣州《民國日報》1936年7月19日。

桂蔣以相互妥協(xié)收場

白崇禧在廣西時刻關(guān)注廣東局勢的演變。當陳濟棠敗相畢露時，白崇禧頓足抱怨說：“我早就知道陳濟棠這家伙靠不住，他像沙堆壘起的房子一樣，一吹就倒，不中用?！?/p>

這時，白崇禧最關(guān)心的是要陳濟棠兌現(xiàn)答應(yīng)接濟廣西的400萬元，立即打電報給李宗仁與陳濟棠交涉。幾天后，李宗仁復電，說陳濟棠只答應(yīng)200萬元，日內(nèi)他親自坐船押運回桂。白崇禧拿著電報，一面抱怨“陳濟棠不守信用”，但又說：“總算不是頂壞，給了一半?！?sup>[1]

陳濟棠兵敗下臺后，時局的重心就轉(zhuǎn)移到了廣西。李宗仁于7月18日乘坐一架小型民航飛機回到南寧，立即與白崇禧等商討對策。白、李均認為兩廣唇齒相依，陳濟棠迅速垮臺，使廣西有唇亡齒寒之感，勢態(tài)已經(jīng)孤立。在這種情況下，對蔣應(yīng)以謀取緩和為上，力求和平解決爭端，應(yīng)保住廣西地盤就是上上策。

白、李于7月20日分電南京的吳忠信、張定璠、黃紹竑，表示“廣西仍堅持抗日主張，如中央真誠抗日，則廣西軍民效命馳驅(qū)”，盼他們將此意轉(zhuǎn)達蔣介石。

7月24日，白、李又聯(lián)名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稱“奉軍事委員會7月13日電令，任宗仁、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遵于8月1日宣誓就職，請派員蒞邕監(jiān)誓為禱”。^[2]

然而，在輕而易舉地搞垮陳濟棠后，蔣介石的高級謀士熊式輝、楊永泰等紛紛趁機獻議：乘廣東問題解決的有利形勢，用調(diào)虎離山之計，壓迫李、白離開廣西，去此心腹之患。據(jù)說熊式輝對蔣說：日本人雖猖獗，還有可以緩沖的余地，即使對日本人讓出華北，將來還可利用英、美的力量再算賬；并且如果真讓出華北，則還可以借刀殺人，讓日本人去消滅共產(chǎn)黨，蔣反而可以丟掉這副對中共的沉重擔子；唯有李、白卻是蔣的心腹之禍，不于這樣有利的時機去消滅它，還待什么時候呢？不過必須同時以重兵壓迫廣西，使李、白懾于威勢，才可以削除李、白兵權(quán)，達到調(diào)虎離山的目的，云云。^[3]

熊式輝的一番話，正中蔣介石下懷，欣然予以采納。7月25日，蔣以國民政府名義，宣布免去李、白廣西綏靖公署正副主任職務(wù)；改派李宗仁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wù)委員，白崇禧為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為廣西綏靖主任，李品仙為副主任。^[4]將李宗仁、白崇禧調(diào)出廣西，由黃紹竑、李品仙負責處理廣西善后。蔣介石的這一任命，乃是架空、離間與逼宮連環(huán)策略的運用，企圖一勞永逸解決廣西問題。在蔣看來，李、白若能接受此項新任命，則為上上之策。

為達到此一目的，蔣介石采取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將原設(shè)在武昌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轅從武昌移至廣州，陸續(xù)征調(diào)數(shù)十萬大軍從東、北、西三面包圍廣西。同時，中央空軍對桂林、梧州等重要城市進行威脅性飛行，對李、白施加強大的軍事壓力。當時主持廣州行轅事務(wù)的軍政部次長陳誠后來說：“余對桂事的意見，始終遵照中央政治解決的方針，軍事方面雖有部署，總是希望備而不用?！?sup>[5]這就意味著，不排除使用武力解決的可能性。

白崇禧、李宗仁原來就顧慮蔣對桂不會輕易罷休，如今見蔣蓄意要將他們調(diào)出廣西，完全搗毀他們經(jīng)營多年的老巢，李、白終于被蔣逼上了梁山，迫使他們不得不作出孤注一擲、與蔣介石拼個你死我活的架勢。尤其是李宗仁，對蔣的調(diào)職令情緒最激動，他說：“寧和蔣拼到底，也不任他擺弄?！?sup>[6]

李、白召集桂系干部會議，決定蔣如悍然進攻廣西，即以武力抵抗，成敗勝負，在所不計。

會后，李、白致電蔣介石，嚴厲斥責蔣介石“墨沈未干，自毀信譽”，“把持二中全會，誅鋤異己”，表示對蔣的新任命“殊難遵令”。^[7]

為了與蔣介石對抗下去。李、白采取了以下幾項措施：

第一，在政治上，邀請在野的堅持抗日反蔣的各黨派代表和著名人士入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以擴大反蔣聲勢。在李、白盛情邀請下，救國會的楊東莼、何思敬，第三黨代表章伯鈞，以及著名民主人士鄧初民、彭澤湘、劉蘆隱、張文、鄧龍光、胡鄂公等相繼入桂。應(yīng)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請，民族革命同盟、中華職業(yè)教育社、鄉(xiāng)村建設(shè)派、民社黨、青年黨等組織也相繼派遣代表到達南寧。這些人物政治主張各異，但都主張抗日反蔣。李、白拉攏這些勢力，其目的在于擴大反蔣的聲勢。為此，李、白甚至還決定，有必要時，在廣西成立軍政府，請出息野家鄉(xiāng)梧州多年的國民黨軍界元老李濟深出來主持大計，內(nèi)定李宗仁為軍政府主席，李濟深為副主席，白崇禧為全軍總指揮。

第二，在軍事上，抱定“能戰(zhàn)才能言和”的主張，在廣西全省實行軍事總動員，將現(xiàn)有正規(guī)軍2個軍14個團擴編為4個軍44個團。^[8]同時召集在鄉(xiāng)軍人成立戰(zhàn)斗部隊，編為別動隊，短期內(nèi)，廣西省組編起21個師，人數(shù)達30余萬。同時，李、白還邀請原第十九路將領(lǐng)蔡廷鍇、翁照垣等入桂，將原十九路軍潰散后而被收容于廣東的丘兆深1個團及在梧州的湯毅生團以及收容于廣西的謝鼎新團，合計3個團，編為抗日救國軍新編第1師，以翁照垣為師長，李、白并許以將來重編第十九路軍。

作為桂軍的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更是奔走各地，召集軍官研討戰(zhàn)略，激勵士氣。白崇禧將桂軍主力第7軍集中梧州，第15軍集中桂林，同以對付可能從東南及東北兩方面進攻廣西的國民黨中央軍，一旦發(fā)生戰(zhàn)斗，只許勝不許敗，打一個殲滅戰(zhàn)，扭轉(zhuǎn)局面。

這時的廣西，軍民士氣旺盛，上下均抱有必勝的信心。在梧州，桂系軍政干部齊集北山公園中山堂，舉行效忠宣誓大會，會上宣讀了李、白《告軍民書》：“期望全體將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蔣奮戰(zhàn)到底！”在柳州，第7軍軍長廖磊發(fā)起歃血宣誓，一批批的軍官在一個花園舉行宣誓儀式，儀式莊嚴隆重，設(shè)有香案，軍官們虔誠宣誓，表現(xiàn)得很激昂。在南寧，也舉行了“刺血宣誓”。

在抗日圖存的口號下，廣西學生普遍發(fā)動起來，早在5月31日，廣西省政府發(fā)出動員令，飭令全省大中小學校從6月1日起開始停課，分別到民間去宣傳抗日救國，在此基礎(chǔ)上，于6月27日在南寧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廣西學生軍，人數(shù)多達2萬余人。學生軍深入偏遠鄉(xiāng)林開展抗日救國。以挨戶訪問、集體講演、教唱救國歌曲、書寫標語口號的形式，開展抗日救國宣傳，發(fā)動群眾。其后，又在學生軍的基礎(chǔ)上，自愿成立了抗日鋤奸團及學生軍團。學生軍團的任務(wù)是從事反諜活動。

第三，派出使者分赴湖南、四川、云南、陜西、平津等地，聯(lián)絡(luò)這幾個省的實力派何鍵，龍云、劉湘、張學良，要求他們聲援廣西，制止蔣介石進攻廣西。

廣西與廣東不同，才具平庸的陳濟棠獨霸廣東是因緣時會，粵軍內(nèi)部派系重重，很容易被蔣介石收買分化；而李、白經(jīng)營廣西多年，所有的部下都是他們一手提拔的，內(nèi)部的控制非常嚴密，蔣要收買分化比較困難。蔣真要趕走李、白，只有用武力踏平廣西才有可能。但蔣要以武力踏平廣西，也有不少的阻力。這個阻力就來自國民黨內(nèi)的上層人士普遍認為內(nèi)戰(zhàn)不能再打，要求留下廣西的部隊用于抗日，這是李、白得以與蔣單獨周旋數(shù)月之久的根本原因。

起初，蔣介石想任命黃紹竑為廣西綏靖主任兼討伐軍總司令，進攻廣西，但黃紹竑絕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命令。7月26日，黃紹竑趕到江西廬山晉見蔣介石，當面懇請辭去廣西綏靖主任的職務(wù)。黃紹竑知道這是楊永泰、熊式輝等謀士的鬼主意，于是先去見他們，以玩笑的口吻說：“好家伙，你們這回硬要把媒人婆拉上轎，當作小姐出嫁了。也不問一問她本人愿不愿意，也不問一問男家要不要，這是誰的好主意？”楊永泰笑著回答說：“橫豎你已經(jīng)嫁過一次了（指1931年發(fā)表黃氏為廣西善后督辦），再嫁一次還有什么害羞呢？你還是準備上轎吧！”黃紹竑又說：“男家不要怎么辦呢？”楊永泰回答：“我們這里嫁一個達到他家里，又從他家里討一個過來，豈不是‘拉直’，兩不吃虧？他們會肯的?！秉S紹竑再三說，他們一定不會肯，如果硬要這么做，一定要打仗。楊永泰不在乎地回答：“打就打好了，我們已經(jīng)準備好了，有把握?！?sup>[9]

與楊永泰辯論一番后，黃紹竑去見蔣，對他表示：“如果李、白失敗，要我去收拾殘局是可以的，但若要我去拆他們的臺，恕難從命?！睍x見后，黃紹竑對記者發(fā)表談話說：“予雖系軍人，因近年從政時間較長，且離桂甚久，一切情形甚為隔閡。荷承蔣委員長倚畀，任為桂省綏靖主任，深恐才力疏淺，不克肩負重責。余系桂人，對桑梓間之安危，倍感關(guān)切，因恐隕越，故面呈蔣委員長肯辭?！?sup>[10]

黃紹竑得到蔣介石的諒解后，隨即打電報給李宗仁、白崇禧表明自己的心跡，解釋這個任命不是他的本意，他決不回去就職，并且勸他們尊重中央的意旨，妥善處理。^[11]7月30日，黃紹竑從廬山回到上海，在寓所接見浙江省政府代主席徐青甫，辦理移交。然后發(fā)表談話說：“本人現(xiàn)已‘無官一身輕’，對于廣西綏靖主任一職，業(yè)經(jīng)面謁蔣委員長懇辭。本人過去對桂事均處于調(diào)人之地位，自新職任命發(fā)表之后，過去之調(diào)人，一變而為當事者，桂方對此頗多誤會。目前廣西之情形殊屬隔膜，本人忝屬桂人，為國、為鄉(xiāng)均深望桂事之得以和平解決也。本人現(xiàn)決留滬，暫不他往，浙省任內(nèi)截至昨日結(jié)束，移交事務(wù)，業(yè)已辦妥?！?sup>[12]

接著，蔣又派人去活動桂軍第15軍軍長夏威，但夏威亦不為所動。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的情況下，國民黨內(nèi)有識之士，力主和平解決爭端。特別是時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以及國民黨軍界元老李烈鈞、參謀總長程潛等，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向蔣介石不斷進言，極力促成和平解決。他們認為如再打內(nèi)戰(zhàn)，將成為亡國的催命符?！叭缱约捍蚱饋?，中國必亡了?！?sup>[13]馮玉祥表示：“我的唯一任務(wù)在促成抗日。枝節(jié)橫生的廣西問題，必須以最大努力，在抗日目標下，助其迅速和平解決?！?sup>[14]抱著這樣的目標，馮玉祥一再見蔣，不斷向蔣寫信或打電報，極力主張和平解決。

7月1日，蔣介石在官邸召集國民黨黨政軍要員開會，商討對策，除吳稚暉一人主戰(zhàn)外，其余諸人均主和平，蔣介石在作結(jié)論時也不得不說：“目的為和平，態(tài)度須嚴正?！?sup>[15]

8月3日晨，馮玉祥應(yīng)邀到江西廬山與蔣介石見面，寒暄畢，馮氏即對蔣說：“我是找不好聽的話來說的，今日惟有不用兵為上策，廣西事必以和平為主，小心政客之挑撥，小心日本人之快意。李、白兩人或足智多謀，或勇敢善戰(zhàn)，可使之為國家民族之用?！?sup>[16]馮玉祥還說：“一塊半拉磚，一塊石頭皆為有用之物，況李、白為你指導之下，經(jīng)多年血戰(zhàn)造成之將領(lǐng)，或是足智多謀，或是勇敢善戰(zhàn)，總以用之為國為民為好?！?sup>[17]

參謀總長程潛也認為：中國要抗戰(zhàn)，就不應(yīng)該再打內(nèi)戰(zhàn)，自毀抗戰(zhàn)力量，應(yīng)敦勸雙方和解。程潛并打電報給他的醴陵小同鄉(xiāng)、桂系的高級謀士劉斐，問他的意見如何，廣西方面有無和的可能性？劉斐復電表示同意程潛的意見，希望分頭進行敦勸。程潛得到劉斐的復電后，就與軍政部長何應(yīng)欽聯(lián)名從南京打電報給在江西廬山的蔣介石，建議主和。蔣回電表示同意。^[18]

在馮玉祥、程潛、李烈鈞等人大力進言之下，蔣介石也不得不認真考慮以和平方式解決廣西問題。8月1日、2日，蔣介石兩次打很長的電報給李宗仁、白崇禧，敦勸他們兩人接受新的職務(wù)。8月5日，蔣又派鄧世增、香翰屏抵南寧勸李、白服從中央命令。8月10日，鄧世增、香翰屏回到廣州，劉斐受李、白的委派隨來廣州了解情況。鄧世增、香翰屏向余漢謀、陳誠報告南寧之行，李、白均不接受新的任命，李不入京，白不赴浙。

8月11日，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從江西九江飛抵廣州，蔣氏自1926年北伐離開廣州以來時隔十載，舊地重游，受到新歸附的廣東當局的熱烈歡迎。8月12日下午4時，蔣介石在廣州接見了劉斐，兩人有如下的對話：

劉斐在廣州期間，還分別拜會了在廣州的南京政府要員程潛、居正、朱培德、陳誠等。13日上午11時，劉斐乘專機返回南寧，向李、白匯報與蔣的談話及在廣州所見的種種情況，劉斐認為蔣確有謀和的意愿，劉斐隨即與李、白商量和平的具體條件，大體上以蔣接受抗戰(zhàn)主張，收回事變以來調(diào)動李、白職務(wù)的成命以及派大員入桂正式和談等三點為基礎(chǔ)，逐步補充成為以下各點：第一，關(guān)于抗日問題，中央承認以中日現(xiàn)有狀態(tài)為基礎(chǔ)，積極準備抗戰(zhàn)，如日人再前進一步，立即實行全面抗戰(zhàn)；抗戰(zhàn)一開始，廣西保證出兵參加抗戰(zhàn)。第二，中央收回7月25日調(diào)動李、白職務(wù)的成命，重新協(xié)調(diào)職務(wù)。第三，中央補助廣西自事變以來的財政開支及部隊復員費用。第四，復員后，廣西保存部隊的編制員額及經(jīng)常費用。第五，中央特派大員入桂和談，公開昭示信守。第六，和議告成后，李、白通電表示服從中央領(lǐng)導。^[20]

8月14日，發(fā)生了廣西空軍第3隊隊長鄧梓湘、副隊長李一飛、分隊長梁偉如、飛行員羅士敏等（均廣東籍）駕駛飛機3架飛廣州投蔣的事件。15日，又有4架飛機飛粵。16日，又有廣西空軍司令林偉成、隊長寧明階（均粵籍）駕機1架飛廣州投蔣。^[21]

廣西空軍的叛變使蔣介石再次產(chǎn)生了一舉解決廣西的幻想。17日，蔣通過李品仙向李、白提出解決廣西問題的新條件，其主要內(nèi)容是：白崇禧就任浙江省主席或出洋考察；李宗仁暫留桂；桂政局由黃旭初主持；桂軍由中央另頒番號，改編為6個師。^[22]

對于蔣介石的出爾反爾，李、白均表示難以接受。為了向蔣進一步施加壓力，李、白于17日在南寧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召集非常會議，以李、白與李濟深、劉蘆隱、陳銘樞、黃旭初為委員。同時，成立所謂的“中華民國人民抗日軍政府”，以李宗仁為主席，白崇禧、蔡廷鍇為副主席，廖磊、李品仙、夏威等為委員，組織軍部，以李宗仁為總司令，蔡廷鍇、白崇禧分任第一、二兩路軍總指揮。李、白并令桂軍分兩路向廣東進攻，采取不惜一戰(zhàn)的主動進攻態(tài)勢。

在此期間，馮玉祥、李烈鈞、但燾、褚輔成等元老人物也一再向蔣進言，一再建議以李、白主持廣西來解決爭端，尤其以浙江名宿褚輔成致蔣介石、馮玉祥的電報說得最為中肯動人，他說：“華北局勢近甚緊張，桂事宜速解決，俾可專心對外。前承介公面告，粵桂但求形式統(tǒng)一，今已超過期望，斡旋之道，似可令德鄰暫維桂局，勸健生來滬面商救亡大計。國難日深，注重廣西一省之人事，漠視華北七省之危機，輔期期以為不可也，惟二公善圖之！”馮玉祥認為褚輔成的意見“頗有可采納之點”，將電報轉(zhuǎn)請蔣介石“核奪”。^[23]

8月16日，馮玉祥又致電蔣介石，提出解決廣西問題的上中下三策：收回7月25日調(diào)李、白離開廣西的成命，使德鄰維持桂局，調(diào)健生來中央贊襄，此為上策；或于李、白中擇一留桂，以一人主持無論何省政務(wù)，此為中策；若夫以其他方法迫令兩君離桂，則為下策。“而其要尤以決不用兵為主旨”。^[24]

在馮玉祥等人的大力進言下，蔣介石不得不知難而退，放棄讓李、白離開廣西的念頭，另尋和平途徑。

8月19日上午，蔣介石在廣州行營召集參謀總長程潛、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軍政部次長陳誠以及余漢謀、黃紹竑等開會，商討廣西問題。決定折中辦法：黃紹竑仍任廣西綏靖主任，未到任前，由李宗仁代；白崇禧兼浙江省主席名義，給資出洋，浙江省主席由黃紹竑代；廣西省主席仍由黃旭初擔任；廣西軍隊改編為第五路軍；中央軍不入廣西駐防；廣西黨政由中央派員協(xié)助整理，月?lián)苎a助費。^[25]折中辦法出臺后，蔣隨即命第四路軍總參議鄧世增攜帶這個辦法飛往南寧與李、白商榷。8月21日，鄧世增帶著廣西方面的和平談判條款回到廣州。

8月23日，劉斐第二次前往廣州。25日，蔣在黃埔召見劉斐。當劉斐將在南寧與李、白商定和平條件念給蔣介石聽時，蔣在神情上并沒有表示不樂意；當劉斐念到要中央收回以前調(diào)李、白離開廣西的成命時，蔣還說：“好，叫我吃虧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還可以吃得起虧，就是對國民失點信用，也沒什么。他們是吃不起虧的，為了他們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們吃虧?！?/p>

當劉斐談到要中央補助財政和復員經(jīng)費時，蔣表示不愿意了。他說：“誰教他們造反的？他們既造反，還要給他們錢，那不行！”

劉斐說：“廣西地方窮，這次動用太大了，收不了場。國家要抗戰(zhàn)，他們既是擁護中央，他們的問題就是中央的問題嘛！就像討親娶媳婦，你把聘禮送過去，結(jié)果還不是連人帶禮一起回來了嗎？碗里倒在鍋里，有甚么不好咧！”蔣考慮了一下說：“好罷！多少給一點，但不能太多，可以考慮?！?/p>

劉斐把所有條款說完后，蔣介石表示：“好，大體就照這樣辦罷，你回去再同他們好好說說，要他們體會中央的苦心?！眲㈧硴＠睢撞粫惺裁磫栴}，并希望中央早派大員去桂，以便早日解決問題，實現(xiàn)團結(jié)救國的目的。蔣即告訴劉斐，擬派程潛、居正、朱培德去廣西。^[26]

劉斐回到廣西后，向李、白匯報了與蔣談話的情形，對此，白崇禧表示滿意，說：“沒有問題了，打個電報歡迎他們來好了?！钡钭谌蕝s扭扭捏捏，還想在6條之外再搞點花樣，但又不肯明白說出來，談來談去總不就范。據(jù)劉斐估計，李宗仁還想要蔣介石把他的地位提高點，但當時顯然不是時候。^[27]

另據(jù)白崇禧透露，當時，李宗仁不愿意和，并揚言：“廣西是我們打得來的，打丟了就算了。”對此，白崇禧很不以為然，他對李宗仁說：“內(nèi)戰(zhàn)是自己兄弟打架，哪個打贏、哪個打輸都沒有意義，據(jù)他們3人說已經(jīng)在準備抗日了，我們天天說抗日，既然要抗日，何不講和不打？若要打，是打銀行的鈔票，叫來問銀行還有幾個錢，能打幾久？兵有幾個？而且打下去于國家不好。”^[28]經(jīng)過白崇禧這么一說，李宗仁也表示：“算了罷，就這樣和了罷！”^[29]

8月25日，李、白致電程潛等，表示歡迎他們?nèi)牍鸷驼劇?月31日，黃紹竑給李宗仁、白崇禧寫了一封長函，勸告他們適可而止。信件全文如下：

德鄰、健生兩兄：

今日因天雨，三先生不能西飛，弟得趁機續(xù)陳下悃。三先生所擬辦法，弟事前亦獲參加，并獲介公同意。就大體而論，與友等所提已無多大出入。介公之所以如此遷就，是與兄等致頌云先生電，所謂合則猶可圖存，分則適足召亡之意相同。弟近年來，常得與介公討論問題，觀其對于國家利害得失，皆平心靜氣加以研究，務(wù)求于法理事實皆能顧到，且能采納他人意見。兄等或循以為尚是十八年以前之態(tài)度乎？若明白介公近數(shù)年態(tài)度改變，則知波折遷就至此，決非無誠意也。此次糾紛，已將數(shù)月，弟以為兄等既不能脫離國家而別樹革命旗幟，則事情總要有解決之一日。尤其廣西目前政治、經(jīng)濟，年來皆入在戰(zhàn)時狀態(tài)，決難長久下去。今后或自動而求戰(zhàn)，或自動而求和，皆所不利。何如適可而止？在兄等立場、面子、實力皆風頭十足，亦可謂不戰(zhàn)而勝。故弟勸兄等，得好休時便罷休，不必再過于爭持也。兄等或因此而疑弟個人并及中央，以為對兄等之不利，此誠當然之顧慮。然而試易地著想，則弟之不能自由回去，亦可釋然矣！然弟雖不回去，何嘗于兄等無功？自問數(shù)年來有所建議，無不于國家、地方同時兼顧，從未作利己之想，從未作害人之謀。弟立身為人，即以此為基礎(chǔ)。兄等前函教以做人，尤為要緊之語，不勝感激。然公私之義不可不分，弟自守者，以此；而所望于兄等者，亦以此也。自事變至今，函電往還，不知凡幾，雖或力有未逮，但無不見之以誠。兄如有暇，不妨將以前函電，再為復閱，則可證弟對國家、對兄等，為如何也。近來外間謠言頗多，但就弟觀察，皆勢所必有，而非如言者之甚。望詳察之。此頌公安。

弟紹竑再拜。^[30]

當程潛、劉斐斡旋和平即將成功時，主戰(zhàn)的陳誠卻乘機插進來一杠子，想把和平的功勞搶在自己手里。他對蔣介石說：“程潛、劉斐這般人搞和平是靠不住的?！标愓\建議由他和宋子文出面直接同白崇禧談判，蔣表示同意。于是陳誠就打電報約白崇禧出來和宋子文與他會面談判。地點指定在香港、澳門、廣州灣等三處，隨白崇禧選擇。李、白鑒于通過程潛、劉斐這條線與蔣介石進行和談已有成議，對陳誠玩的新花樣決定置之不理。陳誠碰了一個軟釘子，就造謠言說：“李、白講和是騙人的。”^[31]

陳誠的話一出來，當時武力解決的空氣迅速高漲起來。當時一部分國民黨將領(lǐng)主戰(zhàn)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打下廣西趕走李宗仁、白崇禧，他們可以開府南寧，做一任封疆大吏。見主戰(zhàn)空氣濃厚，程潛等人也不敢輕于赴桂了。程潛并致電劉斐詢問：“戰(zhàn)云高起，是否桂方已改變前議？”劉斐復電：“只要蔣方不變，仍如前議?！?sup>[32]這樣，程潛、居正、朱培德才于9月2日飛廣西南寧。

正當李、白私下里與蔣介石秘密進行和談時，被李、白邀請來的各黨各派知名人士因不知內(nèi)幕，卻仍然在南寧鬧著要在廣西組織政府，以便撈個一官半職，他們內(nèi)定以李濟深為主席，胡學齡為秘書長。李、白為了敷衍應(yīng)付他們，不得不在南寧召集各黨各派聯(lián)席會議，討論所謂組織政府問題。到會的有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胡鄂公、劉蘆隱、彭澤湘、張文、楊東莼、鄧龍光、何思敬以及蔡廷鍇、鄧龍光等，共六七十人，會議由李濟深主持。會議開始后，李、白顯得心不在焉。李宗仁坐在一旁拿出小刀為李濟深修理眼鏡，白崇禧則手里拿著一疊電報，一面看電報，一面在電報上寫些什么。并且在會議期間，離開會場到外面去了幾次，會場景象根本不像是討論組織政府那樣十分嚴肅的問題，黃旭初、夏威、廖磊、邱昌渭等桂系要員因為心中有數(shù)，在會場上一言未發(fā)，呆若木雞。歷時數(shù)小時的會議，爭先恐后發(fā)言的，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發(fā)言的，就是那些在野的不知道李宗仁、白崇禧底細的胡鶚公、章伯鈞、彭澤湘、劉蘆隱等人，他們一致強調(diào)要立即組織政府，意見可說是一邊倒。直到快要散會時，白崇禧才站起來說：“還是聽聽救國會的意見罷，請楊東莼先生談?wù)劻T！”

楊東莼是救國會的派來的代表。李、白原來邀請救國會的領(lǐng)導人沈鈞儒去廣西，但因為沈鈞儒目標大，改派楊東莼作為他的代表前往。救國會是受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進步黨派，李、白想從救國會代表口里知道中共對抗日和反蔣的真實態(tài)度，因此，他們對楊的到來非常重視。楊到南寧后，與李、白及其部下多次談話，向李、白闡述中共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反對在廣西開府反蔣。李、白（尤其是白）認為楊的話很有道理。當白崇禧點名要楊東莼發(fā)言時，楊即將中國共產(chǎn)黨及救國會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主張講了一遍，希望廣西當局推動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與蔣介石取對立態(tài)度，加速和平解決事變。楊的發(fā)言自然合白崇禧的意。于是，在楊東莼說完后，白崇禧不容別人發(fā)言，就對會議主席李濟深說：“好罷！既然如此，關(guān)于開府的問題，還是從長計議吧！”李濟深也只好跟著說：“以后再談吧！”^[33]就宣布散會。

李、白既不愿在廣西開府，堵死與蔣介石妥協(xié)的道路，又不好把自己背著各黨派代表和蔣介石和談并且已成定局的情況對他們明說，只對他們說：“現(xiàn)在中央有些大員出來斡旋和平，礙于面子，不好過于拒絕，姑且允許他們來談?wù)?，如果條件適當，我們也可以讓他們和。”^[34]

在此之前，李、白曾與李濟深達成一個口頭的君子協(xié)議，如果在廣西組織抗日政府，要請李濟深出來領(lǐng)導。李濟深下野已多年，靜極思動，一直盼望在南寧早日成立政府。當李濟深得知程潛等要來和談時，立即以懷疑的口吻對李宗仁說：“蔣介石言而無信，不要上他的當！”李宗仁委婉地回答：“如果他能用事實來表明其謀和的誠意，那我們就不好拒絕?！?sup>[35]

各黨各派（救國會除外）有些不愿意和的人，不知其中底細，以為還只是試探性質(zhì)，就想阻撓和談的實現(xiàn)，因為他們原來是想利用廣西的實力作為政治資本，無本起利，大干一番的。如果和談成功，他們就搞不成了。他們認為李、白利用他們把鑼鼓打響了，現(xiàn)在李、白又要出賣他們，因此對和談心懷不滿。所以，當9月2日上午程潛、居正、朱培德3位中央代表到達南寧時，有些人就拿著請愿書去請愿，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當著他們痛罵蔣介石，想借此使和談不成功。^[36]居正、朱培德等人不知道其中的奧秘，以為又是李、白搞的鬼。他們以為李、白既歡迎他們來，現(xiàn)在又變卦，搞出這些花樣，是使他們從中為難。因此，他們深悔這次不該來。居正氣得一句話也不說，嚷著要回去！朱培德也說：“我自信平生是比較有修養(yǎng)的，可是，這次使我氣卡在喉管里下不去！”^[37]只有程潛還保持著慣常的沉默。在機場迎接的李、白連忙向三位奔走和平的使者解釋這不是他們的本意，只是各黨派代表或個人的意見，不能代表他們。程潛等表示理解，于是談判得以進行。

這次，程潛等不僅給李、白帶來了和平方案，而且?guī)硎Y介石、黃紹竑等人寫給李、白的親筆信。蔣介石親筆信全文如下：

德鄰、健生吾兄勛鑒：

黨國存亡，革命成敗，全在此舉。吾人唯有披瀝直誠，勿存彼此之見，方足以救黨國以慰民望。如能徹底了解，同以黨國為重，即無不可解決之事。茲請覺生、頌云、益之三公到邕與兄等懇談。凡中央之措施方針及中（正）之志意，切可為兄等盡言其詳。而兄等有何意見及困難，亦可對三公面罄。務(wù)望開誠切洽，使公私均得其宜，以達到吾人共同一致，團結(jié)御侮之目的，尤盼能與兄等早日把晤，共圖救國大計，是為切禱。臨書依依，不盡欲言，專此奉達。并頌時祉！

中正手啟。卅日。^[38]

向李、白轉(zhuǎn)交蔣、黃等人的信件后，這三位地位很高的和平使者表達了強烈的和平意愿。特別是參謀總長程潛，絲毫不計較幾年以前李、白扣押他的前嫌，一心要促成和談成功，他甚至說：“如和得成，要我磕八個響頭，我都愿意。”^[39]

程潛等三人向李、白解釋了國民黨中央的處境及其政策：首先說明國家當前的局勢，內(nèi)有“匪”軍竄擾，外有強鄰壓境，萬萬不容再有分裂，而為內(nèi)外敵人所乘，致召亡國滅種之禍。隨后，說明中央處境之困難，“國賊”未除，國防未備，國庫空虛，國本未固，何能對外作戰(zhàn)？尤其是“匪軍”未清，內(nèi)部未安，自宜“攘外必安內(nèi)”，始能殺敵致果。故外交原則：“和平非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非至最后關(guān)頭，決不輕言犧牲！”最后，程潛等說明中央對日抗戰(zhàn)，已有整個的長期準備計劃，目前正在促進團結(jié)，積極實施中，務(wù)望各省當局深切了解，竭誠擁護，時機許可，自當一致抗戰(zhàn)。對于中央一切措施，如有不同意之處，盡可坦白提供意見，藉次采擇實施，萬不可意氣用事，出以兵戎相見，致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李、白對此表示理解和接受。隨后雙方達成以以下具體協(xié)議：軍事上，所部單位照舊保留，唯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取消，改為廣西綏靖主任公署，仍以李宗仁為主任，白崇禧為副主任。蔣則要白出國，后經(jīng)各將領(lǐng)挽留，遂作罷而為副；政治上，廣西省政府及各廳長照舊，唯由中央明令簡任，以明體系而昭統(tǒng)一；各區(qū)民團指揮官改為行政督察專員，以昭劃一；黨務(wù)上一概照舊；為了解中央政策，可推薦軍事的和政治的高級人員到中央機關(guān)服務(wù)，藉資聯(lián)系。經(jīng)過協(xié)議，推薦少將高參劉斐為參謀本部第一廳作戰(zhàn)處處長，推薦廣西民政廳廳長雷殷到中央任內(nèi)政部次長；為準備抗戰(zhàn)安全計，南寧省會過于突出，應(yīng)遷回桂林。^[40]

9月4日，居正、程潛、朱培德攜帶上述協(xié)議回廣州向蔣介石復命，李、白派劉斐隨同居正等前往廣州，并托他轉(zhuǎn)交復蔣介石的親筆函。

9月5日，蔣介石召集程潛、居正、朱培德、陳誠、黃紹竑等舉行會議，決定撤兵。當天，蔣介石發(fā)表撤兵訓令：

令李主任宗仁、白委員崇禧：

一、現(xiàn)駐西江二、三兩路軍，著于本日開始移防，其計劃另行規(guī)定之。所遺防地著第四路軍迅速酌派軍隊前往接防。

二、現(xiàn)駐廉江、合浦一帶桂省軍隊，著于本日開始調(diào)回桂境。所遺防地著第四路軍迅速酌派軍隊前往接防。除分令外，仰即遵照。辦理情形，具報為要。此令。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五日

委員長蔣中正（簽字）^[41]

9月6日，國民政府改派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為軍事委員會常務(wù)委員，黃旭初為廣西省主席，黃紹竑任浙江省主席。^[42]

同一天，居正、程潛、朱培德等三人發(fā)表談話，敘述赴廣西與李、白商談和平的經(jīng)過。

9月7日，蔣介石分別致函李宗仁^[43]和白崇禧，對和談成功表示欣慰，同時邀請白崇禧早日前往首都南京商榷抗日大計。蔣介石致白崇禧函全文如下：

健生吾兄勛鑒：

居、程、朱諸公回粵，攜來手書，述及在桂晤談詳情，且感且愧。吾兄赤忱為國之胸襟，尤使中（正）公私交慰。惟兄擬出國考察一節(jié)，壯志自可贊佩。但目前黨國多難，時嘆才難。故無時不望吾兄共同患難，始終其事，相予贊襄到底。是以亟盼兄入都佐理，俾大計得共籌商，而中個人之獲益更非淺顯。且吾人暌別多年，切盼把晤，彼此相同。唯念桂省軍政交接之際，一切處理必繁，不妨展緩時期。中盡可在粵稍待，諸請從容處理，使各事妥帖，俾德（鄰）、旭（初）二兄得以順遂進行。屆時務(wù)盼命駕來粵，暢敘契闊。然后相偕入京，共負艱巨，實所切望。未盡之言，特托為章兄面達一切，恕不贅述。會晤有期，諸俟面罄。^[44]

9月8日，軍政部次長陳誠也寫信給白崇禧，熱切邀請他早日到廣州見面。信中說：“自覺生、頌云、益之諸公回粵后，得悉兄等在邕晤談詳細情形。我兄赤忱為國之精神與開誠相見之襟度，情意交孚，同深感備。弟夙叨厚愛，尤覺公私欽慰，莫可名言。蓋連年奔走，團結(jié)之愚衷與月來信使往返之誠意已獲，上邀鑒諒，下慰私懷。過去不虞之誤會，由此而冰消；團結(jié)御侮之心愿，由此而實現(xiàn)。此真黨國前途之保障，復興民族之左券也。年來委座對于我兄期望最厚，最近盼與面商大計亦最殷，凡此皆弟所深知，同時更為弟所深信。一待桂中軍政處理就緒，務(wù)懇命駕東來，俾與委座握手傾談，暢敘契闊，然后聯(lián)袂蒞京，共籌國防至計，則御侮復興之國策，敢信其必能。如委座及兄等之苦心孤詣，定期實現(xiàn)，早告完成也。謹因為章兄回桂之便，敬布腹心。不盡之懷，諸容面罄。”^[45]

9月10日，李宗仁、黃旭初致電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宣布他們將在16日分別就任廣西綏靖主任和廣西省政府主席，請求中央派人監(jiān)誓并訓示。13日上午，程潛、黃紹竑受蔣介石委派飛南寧監(jiān)誓。在當晚的宴會上，李宗仁表示：中央此次接納廣西建議，并蒙協(xié)助整理廣西軍政，殊深感戴。白崇禧也說：中央與廣西原未分離，前因未明中央意旨，經(jīng)程參謀總長等來桂幾度面洽，誤會盡釋。本人等李主任、黃主席就職后，即隨程總長赴粵，謁見蔣委員長請示，并隨同晉京任職。^[46]

9月14日，李、白發(fā)表和平通電：稱：“宗仁等痛念國家危亡，激于良心，職責驅(qū)使，爰有前此請纓出兵抗戰(zhàn)救亡之發(fā)動，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動熱忱，吁請中央領(lǐng)導，俾能舉國同仇，共御外侮。區(qū)區(qū)此心，當為國人所共鑒。無如抗敵之志未伸，而鬩墻之禍將起，內(nèi)戰(zhàn)危機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憂懼。所幸吾中央當局，鑒于民眾愛國情緒之不忍過拂，以及僅有國力之不可重傷，特一再派遣大員入桂觀察，對桂省一切愛國運動之真相已徹底明了，同時對宗仁等救亡等項意見，并全部俯予接納。今后一切救國工作，自當在中央整個策略領(lǐng)導之下，相與為一致之努力。吾人基本要求，純?yōu)閷ν舛菍θ?，只求主張之貫徹，實無個人權(quán)利之私見。際茲和平告成，政局轉(zhuǎn)捩，深恐遠道傳聞不悉底蘊，用特專電奉達，諸維鑒照。李宗仁、白崇禧叩。寒印?！?sup>[47]

在李宗仁的就職儀式上，程潛、黃紹竑代表國民黨中央到場監(jiān)誓。黃紹竑把缺了一個角的“廣西綏靖主任”銅印交給李宗仁。^[48]程潛代表中央致訓詞，宣達中央意旨并敦促白崇禧早日赴南京任職。程潛說：“望李（宗仁）同志領(lǐng)導軍人，擁護中央，撫綏人民，加緊訓練軍隊，一旦有事，率領(lǐng)健兒，與敵作殊死戰(zhàn)，以達成復興民族使命?！薄巴祝ǔ珈┩荆瑢⒔?jīng)手事務(wù)趕辦完竣，迅赴京師，籌辦國防?！竟悴拍?、豐富經(jīng)驗，純一愛國志理，贊襄領(lǐng)袖，實行建設(shè)現(xiàn)代新軍隊、新國防與敵周旋，貫徹素志?！?sup>[49]

當時，蔣介石一再殷勤邀請白崇禧赴廣州見面，來一個握手言歡，但白卻始終不作正面回答。15日，白崇禧以新任軍事委員會常委身份在南寧接見中央社記者，談話兩小時。白氏表示希望出洋考察，以償近十年來的心愿。記者問：“可否先入京一行？”白稍加思索說：“此意甚佳，惟個人考察之念甚切，國家需禧，朝召夕歸?！庇浾哂指嬉詮V州民眾已準備熱烈歡迎，問擬否即偕程潛飛粵，白答：“個人亟思早日東下，惟年來李主任在桂時少，復員各事均有待本人處理，故亟須稍留。”^[50]

白崇禧不敢往廣州見蔣的原因，據(jù)稱是當時張定璠從上海給白崇禧打來電報，電報中說：“時無齊桓，內(nèi)無鮑子，難乎其為管仲，東行宜細酌。”白接電后，就有些踟躕不決了。白夫人馬佩璋且跑到李宗仁的辦公室，對他說：“唉呀，李老總，這幾天，我都睡不好！”李宗仁詫異地問：“那為什么？”馬佩璋回答：“唉呀，老總你還不知道，蔣光頭發(fā)表談話要健生到廣州去見他呀！他這一去兇多吉少，我的心而今七上八下，還能睡得覺？”馬佩璋這么一說，李宗仁只好說：“那么，我替他去見老蔣吧！”^[51]

李宗仁與黃旭初隨同程潛、黃紹竑于17日下午3時50分飛抵廣州，居正、余漢謀等在機場迎接。隨后，李宗仁即由余漢謀陪同，前往黃埔謁見蔣介石。18日上午9時，蔣提前來到李宗仁下榻的“繼園”看李來了。自1929年蔣桂戰(zhàn)爭后，公開決裂8年之久的蔣、李這對拜把的金蘭兄弟再次握手言歡。據(jù)在場者說：“李宗仁這位老實人，一見到蔣先生走了進來，竟當堂面紅耳熱，不知所措，表情尷尬之極。而蔣則滿面春風，笑容可掬?！?sup>[52]程潛則說，蔣、李這次見面，“水乳交融”^[53]。

蔣、李商定，取消第四集團軍改為第五路軍，李宗仁任總司令，轄八師，蔡廷鍇舊部分別編入；所需經(jīng)費大部分由南京中央補助；廣西黨政整理由中央派員負責辦理，軍事由李宗仁主持。^[54]為了幫助廣西復員，蔣介石還批準撥發(fā)300萬元。^[55]

“兩廣事變”，是李、白命運的又一個轉(zhuǎn)折點。共同發(fā)動事變的3位主角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卻有截然不同的結(jié)果。號稱“南天王”的陳濟棠徹底失去兵權(quán)，成為這一場事變中最大的輸家和失敗者；而李宗仁、白崇禧在陳濟棠兵敗下野后毫不氣餒，憑借廣西的實力，抱著孤注一擲的心態(tài)，繼續(xù)與蔣介石糾纏，在馮玉祥、李烈鈞、程潛、居正、朱培德等國民黨內(nèi)有識之士的大力斡旋下，終于使蔣介石知難而退，放棄了驅(qū)逐李、白出廣西的企圖，默認了李、白對廣西的統(tǒng)治，李、白成為這場事變中的贏家，這就為抗戰(zhàn)爆發(fā)后，李、白東山再起，以至抗戰(zhàn)勝利之后李宗仁問鼎副總統(tǒng)、代總統(tǒng)寶座創(chuàng)造了條件。

“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后，越南華文報紙《中華報》發(fā)表《歷代桂軍之硬打》一文，聲稱：“人們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而不知桂林群峰爭秀中，具有一種奇峭孤拔、昂然不屈的氣象，正代表廣西人的個性強項，孤峰挺立，正表現(xiàn)廣西人民的硬氣，靈氣所鐘，代有名人?！舜卫?、白在桂，轟轟轟烈烈主張焦土抗戰(zhàn)，于數(shù)十日間動員30余萬武裝民團，不屈不撓，卒使中央接受其主張，則亦桂人個性之表現(xiàn)也。”^[56]

注釋

[1]黃啟漢：《回憶桂系的六一事變》，《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87，688頁。

[2]程思遠：《兩廣事變》，《廣西文史資料》第22輯。

[3]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4]參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條，第138頁，1936年7月13日條，1936年7月17日條，1936年7月17日、18日條，1936年7月24日、25日條，1936年8月16日條。

[5]陳誠口述、柳克述筆記：《兩廣六一事變處理經(jīng)過》，臺北《傳記文學》第53卷第3期，第38頁。

[6]黃啟漢：《回憶桂系的六一事變》，《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87，688頁。

[7]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頁。

[8]新成立的兩個軍為第8軍（軍長李品仙）、第9軍（軍長楊震先）。

[9]黃紹竑：《我與蔣介石和桂系的關(guān)系》，《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冊第7輯，第90頁。

[10]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11]黃紹竑：《黃紹竑回憶錄》，第314頁。

[12]上海《申報》，1936年8月1日。

[1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4冊，第136頁；1936年6月5日；第4冊，第749頁；第4冊，第766頁。

[14]《馮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185，187—188頁；下卷，第636，638頁。

[1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4冊，第136頁；1936年6月5日；第4冊，第749頁；第4冊，第766頁。

[16]《馮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185，187—188頁；下卷，第636，638頁。

[1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4冊，第136頁；1936年6月5日；第4冊，第749頁；第4冊，第766頁。

[18]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19]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20]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21]參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條，第138頁，1936年7月13日條，1936年7月17日條，1936年7月17日、18日條，1936年7月24日、25日條，1936年8月16日條。

[22]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冊，第975頁。

[23]《馮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185，187—188頁；下卷，第636，638頁。

[24]《馮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185，187—188頁；下卷，第636，638頁。

[25]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26]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27]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28]賈廷詩等：《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冊，第674頁。

[29]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30]《黃紹竑致李宗仁、白崇禧函》（1936年8月31日），載《歷史檔案》1989年第5期。

[31]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32]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33]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34]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35]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36]李、白為了安撫和敷衍這些請來的客人，以厚贈旅費作為補償。藍香山：《我所知桂系六一事變》，《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92頁。

[37]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輯，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頁。

[38]《蔣介石致李宗仁、白崇禧函》（1936年8月30日），《歷史檔案》1989年第5期。

[39]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頁。

[40]《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轅訓令》（1936年9月5日），《歷史檔案》1989年第5期。

[41]《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轅訓令》（1936年9月5日），《歷史檔案》1989年第5期。

[42]《國民政府公報》第2145號。

[43]蔣介石致李宗仁函全文如下：“德鄰吾兄勛鑒：居、程、朱諸先生回粵，攜示兄等手書，誦悉種切。多年同志，克達精誠團結(jié)之目的，黨國慶幸。革命成功，不僅私衷所感慰而已。當此軍政交接之際，為需健生兄相助結(jié)束，中將在粵稍待，請其處理完竣，來此相晤，俾得共同入京襄助。切勸其暫勿出洋，中亦以此意逕函健兄矣。此間一切，均托為章兄加桂面達不盡。專此。覆頌戎祉。并致健生、旭初兩兄及諸同志均此。中正手啟。9月7日?！薄稓v史檔案》1989年第5期。

[44]《歷史檔案》1989年第5期。

[45]《歷史檔案》1989年第5期。

[46]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47]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48]據(jù)說黃紹竑的秘書把這個印信背來背去，結(jié)果他的主人卻不能上任，這個秘書氣憤之余，把這個銅印猛力往地上一摔，摔缺了一個角。后來李宗仁用銀子把這個缺角補上了。程思遠：《政壇回憶》，第83頁。

[49]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50]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51]程思遠：《政壇回憶》，第83—84頁；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第506頁。

[52]參見周天度等：《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2卷，第559，565頁；沈美娟主編：《沈醉會議作品全集》第1卷，第570—571頁。

[53]《馮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228頁。

[54]南京《中央日報》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55]藍香山：《我所知桂系“六一”事變》，《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十年內(nèi)戰(zhàn)》，第690，692頁。

[56]《歷代桂軍之硬打》，廣西《桂林日報》1937年1月18日。

聯(lián)絡(luò)各方促成抗日局面

“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一再邀請白崇禧國民政府以軍事委員會常務(wù)委員身份去南京任職，但白氏一直未予響應(yīng)，并且一直揚言要出國考察。

南京政府的勸和使者來到南寧與桂系首腦在機場合影，自右至左依次為白崇禧、程潛、居正、朱培德、李宗仁、黃旭初

1936年10月4日，白崇禧接到軍政部常務(wù)次長陳誠自廬山牯嶺發(fā)來的一封電報，電報告訴白崇禧，他將來南寧與白氏面談。四天后，陳誠乘飛機來到南寧，并帶來了蔣介石寫給李宗仁、白崇禧的一封親筆信。信件原文如下：

德鄰、健生吾兄勛鑒：

茲請辭修兄來邕趨謁，詳述近情，并請健生兄早日來京面商一切，俾一切準備與人事得有決定。以人事不定，一切要務(wù)皆屬難進行，亦無法推動也。余屬辭修面達，恕不贅述。順頌戎祉。

中正手啟。十月四日。^[1]

陳誠面交蔣氏親筆信后，對李、白說：他此行是代表蔣介石特來挽留白氏，并邀請白赴南京供職的。白崇禧順水推舟，答應(yīng)取消出國考察的打算，但對于立即去南京任職則持保留態(tài)度，他慷慨地對陳誠表示：一旦中央抗日決心已定，他將立即入南京以供驅(qū)策。有了白崇禧這樣的承諾，陳誠乃于兩日后回南京復命。

在日寇加緊侵華、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時代背景下，桂系首腦改變了自大革命以來對中共所持的敵視態(tài)度。

1936年6月1日，白崇禧在《抗日救國》的講演中指出：“在對日抗戰(zhàn)的口號之下，我們是很坦白的純粹為國家為民族爭取生存，專對日本，對外，凡表同情于我們這種民族戰(zhàn)爭的，我們都認為友邦，對內(nèi)絕不涉及政治主張。雖然過去國內(nèi)不幸，因為政治主張的不同，而發(fā)生了不少的裂痕，但是現(xiàn)在整個國家民族已經(jīng)走上死亡的尖端了，過去的一切舊賬，應(yīng)該一筆勾銷。今后中國人不應(yīng)再打中國人，重新的聯(lián)合起來在一條戰(zhàn)線上一致去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奮斗拼命！只要大家真心誠意的為民族而戰(zhàn)爭，為國家而奮斗，我想再喪心病狂的人，也不會阻撓我們這愛國的行為，萬一出我意料，我們也不管他，我們認定救國是人人應(yīng)盡的責任，也是人人應(yīng)有的權(quán)利，我們要生存，尤其我們要國家民族永遠生存，故我們捧著一顆純潔的赤心，為求民族生存而抗爭！”^[2]

桂系的這些主張與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已經(jīng)比較接近。“兩廣事變”發(fā)動后，中共中央密切關(guān)注事態(tài)的發(fā)展。1936年6月12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fā)表《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稱：“兩廣此次高舉抗日義旗，出師北上，并要求政府立刻出兵一致抗日，義聲所播，全國人民無不振奮。我們謹代表全蘇區(qū)抗日人民與抗日紅軍對兩廣愛國軍人愛國同胞表示敬意與擁護，并首先愿意同兩廣當局締結(jié)抗日聯(lián)盟共同奮斗。我們更號召全中國愛國軍人自告奮勇，出兵響應(yīng)，全中國愛國同胞再接再厲，擴大抗日救亡運動，以配合兩廣的起義，務(wù)使此次抗日的軍事發(fā)動擴大為全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同時我們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改悟，答應(yīng)兩廣要求，動員全中國的海陸空軍北上抗日。中國人民紅軍更愿首先全部集中河北，擔任抗日先鋒軍的任務(wù)，開始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zhàn)?！?sup>[3]

為實地考察了解桂系的真實政治主張，中共派遣云廣英（化名林秀先）于1936年8月初從陜北經(jīng)天津輾轉(zhuǎn)來到南寧，與李宗仁、李濟深等見面交換意見。李濟深隨即與李宗仁、白崇禧商量決定派錢壽康帶著桂系擬定的抗日救國協(xié)定草案前往陜北與中共中央商量。

9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guān)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并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lián)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xiàn)這一方針。對廣西方面我們贊成他們的抗日發(fā)動，是正確的。但我們更應(yīng)要求他們在實際行動上表現(xiàn)他們抗日的誠意，主要的是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一切民主權(quán)利，發(fā)動群眾的抗日運動。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把抗日運動堅持與擴大出去，才能使抗日運動成為有力的運動。對他們的錯誤決不放棄批評的自由。對蔣方應(yīng)指出用內(nèi)戰(zhàn)決不能解決集中統(tǒng)一的問題，而要求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他們的爭論，應(yīng)付之全國人民的公決。”^[4]

9月22日，毛澤東致函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表達中共中央的意見。信箋原文如下：

任潮先生并請轉(zhuǎn)致德鄰、健生先生勛鑒：

錢壽康君來，具悉貴方情形及所示協(xié)定草案，謀國偉畫，無任欽遲。目前，抗日救國大計必須進入具體實際之階段，敝方8月25日致中國國民黨書即提出此種實際方案，現(xiàn)托錢君攜呈尊覽。諸公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當前急務(wù)，在于全國范圍內(nèi)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對日?，F(xiàn)貴方與南京之間雖幸免戰(zhàn)禍，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向南京當局一致呼吁，請其將仇恨國人之心移以對外，蔣介石氏及中國國民黨一律參加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實為真正救國政策之重要一著。全國洶洶，抗日不成，實為南京當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認識與決心，因循于對外退讓對內(nèi)苛求之錯誤政策而不變。督促批判，責其更新，全國人民及各實力派系與有責焉。

貴我雙方訂立抗日救國協(xié)定，實屬絕對必要。茲對貴方所提草案各條，提出敝方意見，略有修改，繕寫兩份，仍由錢君攜回，敬祈審察。如荷同意即祈諸位先生簽名蓋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錢君攜來敝處，即成定案。起效時間，以諸位先生簽署之月日為準（請?zhí)钌蠒r間）。如有尚待磋商之處，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確定。一俟確定之后，雙方根據(jù)協(xié)定一致努力，務(wù)達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驅(qū)逐出中國，將于貴我雙方之協(xié)定開其端矣。專此奉復。敬頌勛祺！

毛澤東

9月22日^[5]

李宗仁、白崇禧當初之所以急于與中共簽訂抗日救國協(xié)定，是因為當時桂系與蔣介石處于激烈對抗狀態(tài)，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正四面包圍廣西，當蔣桂達成妥協(xié)和平解決事變后，桂系的生存危機已經(jīng)過去，與中共訂立協(xié)定的緊迫感已經(jīng)消失，錢壽康從陜北帶回來的中共修改稿被李、白擱置起來了。^[6]這也說明桂系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不管怎么說，中共與桂系的聯(lián)系渠道已經(jīng)打通。

張學良、楊虎城在發(fā)動西安事變前，與包括桂系在內(nèi)的國內(nèi)各地方實力派建立了聯(lián)系。應(yīng)張學良的要求，李、白于11月間派劉仲容（打入桂系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長駐西安，溝通雙方的聯(lián)系渠道。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后，劉仲容立即通報了李、白。李、白在復電中十分謹慎，要劉仲容多方了解情況，密切注意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隨時電告。^[7]

在私下里，白崇禧對“西安事變”的估計是不樂觀的，他不認為“西安事變”會輕易地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他對屬下說：“你們怕張、楊會釋放蔣介石，是毫無根據(jù)的。俗話說，‘縛虎容易縱虎難’，張、楊不是小孩子，難道他們不懂得放出老虎，老虎就要吃人的么？蔣介石這次是必死無疑的了?！?/p>

在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西安后，劉仲容先后與葉劍英、周恩來見面進行了長談，了解到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隨即電告李、白。不久，李宗仁、白崇禧聯(lián)名致電周恩來，表示同意中國共產(chǎn)黨關(guān)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8]

12月16日，李、白與李濟深等10多人通電全國，反對內(nèi)戰(zhàn)，主張確實建立抗日政府，舉國一致實行對外。其要點有五：（1）“西安事變”主張用政治解決；（2）統(tǒng)一抗日戰(zhàn)線，立即對日宣戰(zhàn)；（3）反對獨裁政治，確立舉國一致之政府；（4）出動攻擊西安之中央軍，從速開赴綏遠前線；（5）廣西軍一部北上援綏。事實說明，在抗日救國、逼蔣抗日的問題上，新桂系已站到中國共產(chǎn)黨和張學良、楊虎城一邊，實行聯(lián)共、反對內(nèi)戰(zhàn)，逼蔣抗日的方針。^[9]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劉仲容征得李、白同意，于1937年1月下旬從西安來到延安，與毛澤東等領(lǐng)導人見面，聆聽指示。在中共有關(guān)方面的護送下，劉仲容取道山西于5月初回到桂林，向李、白匯報有關(guān)情況。

6月中旬，張云逸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來到桂林，利用他的廣西籍關(guān)系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6月24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聯(lián)名致電張云逸，指示：應(yīng)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說明，“只有以抗日民主與蔣比進步才能生存發(fā)展，如以軍閥政策與蔣比前后，則只有失敗”。為擴大蔣介石、汪精衛(wèi)在廬山函請各方談話的范圍，應(yīng)設(shè)法推動廣東、廣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應(yīng)邀前往。廣西、香港方面應(yīng)進行憲政促成運動。^[10]

張云逸根據(jù)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電報的指示精神，與李、白及四川省主席劉湘的代表共同商定了一個“川、桂、紅協(xié)定”，其要點是：（1）鞏固和平和統(tǒng)一，實現(xiàn)民主政治；團結(jié)抗日，收復失地。（2）充分接納各方抗日領(lǐng)袖主張，召開國民會議。（3）樹立抗日旗幟，擴大抗日宣傳。（4）開放民眾抗日運動，改善人民生活，釋放政治犯。（5）開展國民會議制憲運動，國民會議代表名額應(yīng)分配于各黨派指定。（6）各抗日力量彼此團結(jié)互助。（7）以充分力量推動中央領(lǐng)導實現(xiàn)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意圖。6月26日，張云逸將這個協(xié)定草案電告毛澤東，次日毛澤東復電表示：綱領(lǐng)草案是對的。我們贊成本此做去，并促請桂方向粵、港、滬各方努力去做。^[11]

這個時期，李、白對中共的基本態(tài)度是外聯(lián)內(nèi)防，在省內(nèi)實行嚴密防范和鎮(zhèn)壓。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李、白還于1937年8月底制造了“王公度事件”，以所謂托派的罪名殺害了王公度、謝蒼生、區(qū)渭文、韋干、陶葆桓等人，其中有不少中共黨員。

注釋

[1]《檔案史料與研究》1990年第4期封二影印件。

[2]《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論集》，第167—168頁。

[3]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23—24，90頁。

[4]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23—24，90頁。

[5]《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1頁。

[6]陳大文：《抗戰(zhàn)前桂系和共產(chǎn)黨的關(guān)系》，《南寧文史資料》第3輯，第12—13頁。

[7]劉仲容：《回憶我在桂系工作時的幾件事》，《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5冊第73輯，第33頁。

[8]劉仲容：《回憶我在桂系工作時的幾件事》，《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5冊第73輯，第33頁。

[9]鐘文典主編：《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第171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82頁。

[11]陳大文：《關(guān)于“川、桂、紅協(xié)定”——兼為〈抗戰(zhàn)前桂系和中共的關(guān)系補充訂正〉》，《南寧文史資料》第6輯，第10—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