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路

文/汪媛媛

文摘

這故事講到最后，依然無法給出一個詳盡的答案或者判斷。他們的人生無法用“對”和“錯”來定論，只是做出的選擇不同罷了。

序

外公的老家，在湖北一個叫華容的小縣城。華容和武漢市隔江相望，面積還不如武漢的一個區(qū)大。外公家一共有九個孩子，外公在兄弟中排第四，上面有三個姐姐和三個哥哥，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從我有記憶開始，外公的大哥便已患上了失智癥，整日都昏睡在床，靠家中最小的弟弟貼身照顧。只有逢年過節(jié)時，他才會被人扶起來，同大家吃餐飯，偶爾也能清醒地和身邊人說一兩句話。除了幾位早逝的親人，每年我們都會一一拜訪外公還健在的兄弟姊妹。但我真的不知道，原來外公還有一個從來沒人提起過的“三哥”。

之所以沒人提起，是因為這位“三哥”早已與家中斷絕關系幾十年。在母親口中，他更是一位不顧血脈親緣，“自私自利”的人。而這一切，都要從外公大哥被打成“反革命”說起。

因為好奇，我向長輩們詢問起這段往事，作為旁觀者記錄下他們各自的講述。但是到最后，依然無法形成一個詳盡的答案或者判斷?；蛟S他們的人生已經(jīng)無法用“對”和“錯”來定論，只是做出的選擇不同罷了。

1.棄筆從戎的選擇

外公經(jīng)常說，他的大哥(我稱呼他為“大爹”)是家中的“麻煩制造者”。作為家中的長子，大爹名義上雖然過繼給了叔父家，但實際上讀書、結婚都由自己父親一手操辦。從小念私塾，后來又去武漢念書。念書期間正值武漢淪陷，大爹和同學在路上不知如何與日本兵發(fā)生了沖突，被狠狠地打了一頓。這之后，大爹便一心想要從軍參加抗日，之后便考入了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畢業(yè)后他進入戴笠的軍統(tǒng)特訓班，后調去東北錦州警備司令部，做了份文職工作。外公曾看到他攝于沈陽的照片，背面寫著“舉目無親”四個小字。

解放戰(zhàn)爭期間，大爹隨著部隊一路由沈陽敗退到上海前線。部隊規(guī)定，營級以下人員集體乘船到臺灣，對營級以上的干部則發(fā)放路費，由其自行前往臺灣。那時大爹并沒有選擇跟著部隊及時撤退。大爹在武漢讀書期間，曾很受葛店高中的創(chuàng)辦人張老師的器重，和張老師的大女兒也彼此欣賞愛慕。但當時他在華容老家已有一位父母包辦婚姻的原配妻子。國民黨戰(zhàn)敗后，他沒有立即退往臺灣，而是從上?；氐嚼霞遥胍獛е鴱埣掖蠼阋黄鹱?。可是回到老家后，張家大姐勸他一起去報考設立在新洲倉埠的革命大學，投靠共產(chǎn)黨；而家中的父親則要求他帶著原配妻子前往臺灣……這樣一來，大爹便被拖住腳步留在了老家。在父母的施壓下，他和原配妻子和好，還生下了長子，取名正光。

內戰(zhàn)結束，大爹留在了大陸。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鎮(zhèn)壓反革命的風暴便席卷而來。大爹很快被抓進監(jiān)獄，判了死刑。外公時常能清楚地回憶起大爹被抓的那天晚上，村里的干部們在農(nóng)會主任家中開會，外公當時還小，躲在門外偷聽。那天正好是他們小學校長夏元被槍斃的日子，外公聽到會議中有人提議：西“房的夏元已經(jīng)斃了，那東房是不是應該也斃一個？夏奇(大爹)是不是也應該槍斃？”外公聽到這兒，立馬趕回家報信。家里的女人痛哭不已，太外公和二爹則沉痛地開始商量著如何拆掉家中門板打一口棺材，準備收尸。萬幸的是，到了第二天居然平安無事。大爹的死刑也改判成死緩，后來又改成無期徒刑，大爹被送往沙洋農(nóng)場勞動改造。直到“文革”前夕，因為患上了肺結核，大爹被假釋回家養(yǎng)病，一直與家中最小的弟弟(六爹)生活在一起。

2.悲劇的開始

大爹被抓，家中的厄運卻還只是剛剛開始。家里出了個“反革命”，全家很快成為全村人的批斗對象。從他的父親到他的兄弟姐妹，可以說家中的每一個人都遭到了牽連。

外公家原本是個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家庭。種糧、養(yǎng)蠶、養(yǎng)蜂，一切生活物資都靠自己生產(chǎn)。他們的父親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非常勤勞肯干，而且見多識廣，很有商業(yè)頭腦。除了務農(nóng)之外，還做起了廢舊回收、以物換物的小生意。后來輾轉開始收購起棉花，開了一家“平安花莊”的商鋪，正兒八經(jīng)地做起了棉花生意。

太外公一個人承擔起了所有的工作，體力負擔相當繁重。雖說收入有了保障，但家里的生活沒有太大的改善。他們好不容易賺到的一點錢都用來買田置地，慢慢田地多了，自己人種不來，便請了幾位長工，而這也為日后的悲劇埋下了隱患。太外公一生老實本分，受到打擊往往都選擇委曲求全。外公至今還記得家中門上貼著的對聯(lián)上寫著：“不是孝悌友恭更有何事可樂，只此謙和融睦自然到處皆春。”太外公性子軟弱，但在子女教育一事上卻有少見的固執(zhí)。在他的堅持下，家中兄妹九人都曾受過教育，雖然程度不一，但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

太姥姥完全沒受過文化教育，但對封建社會的“三從四德”熟記于心，而且身體力行。外公說她是位克勤克儉的賢妻良母。她有一雙靈巧的手，燒茶做飯、紡紗織布、繅絲取蜜、繡花裁衣樣樣在行。全家人的吃喝穿戴她都料理得無微不至，一天到晚忙得不亦樂乎。太姥姥的寬厚善良更是在關鍵時刻讓她幸免于難。“土改”后期，村中的干部發(fā)動家里的長工批斗太姥姥，長工說：“她待我像待親兒子一樣，沒有什么可說的。外”公回憶道，小時母親每天早晨做飯，總是炒兩碗油飯，給家中務農(nóng)的二哥和長工每人一碗，其他人只能喝粥，“母親只說他們做的活辛苦些。父親也都沒有意見，誰還敢說話”。

請長工，再加上出租部分田地，這兩樣在土地改革時被稱作“剝削”。最初，外公家根據(jù)“剝削”收入的核算結果僅被劃分成富裕中農(nóng)，可以逃過一劫。但大爹被抓后，鄉(xiāng)民的情緒似乎被點燃，沖到家中綁走了太外公，將他吊起來直到他求饒，強迫他認下自己“反動富農(nóng)”的身份。就這樣，太外公和二爹，原本是地道勤懇的農(nóng)民，卻成了管制的對象、階級敵人。他們每天不知何時就會被綁去批斗，挨打挨罵，受凍挨餓，家中更是被抄了無數(shù)次。所有值錢的物件都被搬走沒收，搬不走的就地毀壞，就連家中的書籍都被燒為灰燼。唯一遺存下來的是一本字典，在之后困苦的日子里，它始終放在大爹的枕邊，被翻到快要散架。

外公的三姐那時初中還未畢業(yè)，輟學后便參加了教育工作。1957年的“大鳴大放”期間，她滿心以為可以提意見、改進工作，于是在別人的邀請下，在教師大會上為家里父親被打為“反動富農(nóng)”的事情鳴冤叫屈。外公回憶道，頭一天大會主持人還給她斟茶倒水，鼓勵她繼續(xù)發(fā)言；第二天大字報便鋪天蓋地向她襲來，說她為反動的剝削階級翻案，最終給她安上了一個“極右”的罪名，開除了教師籍，罰回農(nóng)村勞動改造。而就在改造的幾年間，她的腿落下了終身病痛，現(xiàn)在已是半癱瘓在床。

至此，外公一家可以說是徹底戴上了“黑五類”的帽子。1959年的暑假期間，外公回到家中，聽說小學時的一位同學因家庭成分的問題沒有升學，在生產(chǎn)隊放鴨子。有天晚上，村里干部們開完會，肚子餓了，就跑到他的鴨圈里偷了兩只鴨子加餐。第二天，這些干部又裝模作樣地去檢查生產(chǎn)，清點鴨子，發(fā)現(xiàn)少了兩只，便說是外公的同學自己偷吃了，逼他加倍賠償。外公得知這事后，憤懣不已，以筆名將這件事寫成通訊，投稿給了當時的鄉(xiāng)鎮(zhèn)日報，狠狠地罵了這些干部。文章當然沒有發(fā)表成功，被退回到了村里，因為找不到具體的收件人，被別人拆開了信封，還被同學認出了筆跡。于是外公不僅被要求做深刻檢討，在當時的暑期勞動鑒定中還被寫道：“勞動表現(xiàn)不錯，但做了反動富農(nóng)的尾巴?！钡诙辏夤呖冀Y束，一心想要上大學的他對自己的成績滿懷信心，卻迎來了對他家庭出身的社會調查。當時他所在的黃岡中學是知名的學府，而他的成績向來名列前茅，原以為大學保送都不是問題，最后卻被告知自己的學籍檔案上蓋上了“不宜錄取”的綠條章，徹底破了他的大學夢，定了他一生的命運。直到今天，外公對此仍舊耿耿于懷，沒能上大學成了他一生的遺憾。

而大爹的長子正光，不幸在極度困苦的境況下得了急性腦膜炎，緊接著，另外兩個侄兒也相繼染上這病。那時家中每天藥氣沖天，天井四角的蜜蜂也被熏跑了。家中的女人成天以淚洗面，最終還是擋不住大爹長子正光和三爹長子匯海相繼夭折，家中悲慘凄涼的光景可想而知。丈夫被判死緩，兒子也沒了，大爹的妻子在家人的勸說下遠嫁他鄉(xiāng)。

原本富足的家庭，隨著大爹的被抓，一夕之間分崩離析，家中變得一貧如洗。批斗中的體罰和謾罵更是持續(xù)了多年，太外公也落下病根，一生困苦。外公還記得，在他快高中畢業(yè)那一年，父親來到學?？赐?，外公從學校打了兩份飯菜，告訴父親自己已在學校吃過，父親一個人將兩份飯菜全都吃光了，口里不斷念叨：“今天總算吃了個飽?！?/p>

3.骨肉離別

相較于逆來順受的太外公和優(yōu)柔寡斷的大爹，外公對他三哥的評價是“非常具有造反精神”。三爹當年讀書的費用全是大爹資助的，但因為大爹給錢很不及時，三爹很是不滿。在大爹落難后，三爹常常故意跟他針鋒相對，大概是想要出了當年的怨氣。但無論如何，三爹是家中唯一完成了大學學業(yè)的人。解放初期，家中四個在校生都因為成分不好而紛紛輟學在家務農(nóng)，只有這位三爹沒停學，堅持繼續(xù)讀書，而且積極鼓勵外公他們復學。三爹原經(jīng)父母包辦結婚，先后有了兩個小孩，后來長子感染腦膜炎早夭。畢業(yè)后，三爹參加了工作，并且不顧家中的反對，毅然決然地與包辦婚姻的妻子離了婚。

在老家，我曾問起六爹對這位三爹的印象，他向我回憶起那年三爹由武漢回家，指著父親說他是“反動富農(nóng)”，為此他對三爹大動肝火，兩兄弟從白天一直吵到晚上。

1952年，大爹被打成“反革命”，父親被扣上“反動富農(nóng)”的帽子，而那時正值三爹剛剛參加工作不久。為了免受牽連，他遠赴廣東，將年幼的兒子留給自己的老母親照看，自己則與家中徹底斷絕了任何聯(lián)絡。直到三十幾年后，1984年，他才與家中恢復通信，外公在收到他的第一封信后，只身一人前往廣州，尋到信中的地址，見到了離家多年的哥哥。

關于三爹離家的原因，我多次向家里人詢問，得到的解釋無非是“斷絕關系，劃清界限”。為了探究清楚，我和媽媽帶著外公，從湖北來到廣州，見到了他的三哥。在外公上樓前，樓道中走出一位老人。他和外公迎面相遇，看向對方的眼神充滿困惑和陌生。直到外公驚詫一聲，他們才認出彼此，兩只手緊緊拉住。

見到多年未見的三哥，外公的情緒難以平靜。在兩人聊了半小時的家中近況后，我忍不住問三爹，當年為什么會離家那么多年，又是為什么完全與家中斷絕聯(lián)絡？“革命界限、階級界限劃都劃不清，躲都躲不及，我還回去？我回去有什么用啊！”三爹的一句話讓我措手不及。沒有我想象中的遮掩和粉飾，而是理所當然地承認這在我看來似乎“不太光彩”的理由。

緊接著三爹又說道：“我們這樣的家庭出身，(如果)你是領導你都會考慮的啊，你敢不敢把我們當工農(nóng)干部來用？所以也不能怪領導，不能怪組織。殺親之仇啊，在舊社會來講，就是不共戴天之仇。你哥哥都判死刑緩期了，還能信你一心一意嗎？雖然你覺悟高，認為他(大爹)是罪有應得，但是人家不相信，怎么講你們也還是親屬，怎么都是斷了骨頭連著筋的啊?！?/p>

在三爹的眼中，大爹深受國民黨的蠱惑，戰(zhàn)敗后一心等蔣介石回來，等國民黨回來，始終認為國民黨有成功的一天。直到今天，三爹談起自己的這位哥哥，依舊不贊同地搖頭嘆息。三爹說，在他參加干部學校的第一年，《毛澤東選集》剛開始出版，他特意寄了一本給家中的大爹，希望他能夠進步。但是沒有用，在他看來，大爹早已被“洗腦”了。

雖說離家多年，三爹近幾年還會定期往家中寄錢給大爹，算是一份心意。三爹說：“現(xiàn)在對他(大爹)好，一個是他已經(jīng)改造好了，做了個好好的老百姓；另一方面，我們兄弟一場，既然他這么困難，當然要好好關照。連社會上的鰥寡孤獨我們都要關照，你自己的兄弟鰥寡孤獨也應該照顧。”

那“你至今也沒有回老家探望過，和大爹有關嗎？”我問他。

“不是。劃清界限是說從政治上劃清界限，不是說這個哥哥我就不認了，更何況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改造好了，那我還有什么必要再計較呢？沒必要，沒有必要?！彼稹?/p>

聊起這些往事，三爹在我眼中仿佛仍然是當年那個斗志昂揚、信仰堅定的年輕人。哪怕幾十年過去，某些根深蒂固的想法依舊沒有改變。外公對于這位哥哥并沒有任何怨懟或指責，在外公心里，他依舊念著當年三爹在家境艱難時自己都吃不飽，還要用僅有的一點工資資助他完成高中學業(yè)的恩情。而且，他與大學失之交臂更讓他多了一份對三爹的愧疚。

當年那個被三爹留在老家的幼子，雖然后來也赴廣州和父親團聚過，但至今沒有多少來往，關系很是冷淡。對于三爹當年的選擇，我沒有辦法繼續(xù)追問下去，在那個復雜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中，時代對個人命運的裹挾有太多我無法去真正理解的無可奈何。

三爹開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茅臺酒來招待外公，兩兄弟都有高血壓，平時不能喝太多酒，可這餐誰也沒有在旁阻止，沒有打斷他們聊天的興致，大概正如三爹喝醉后反復沖外公念叨的那樣：這“大概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了吧，最后一次啦……”

4.浮生若夢

我跟著外公也回到了湖北華容的老家，拜訪今年已經(jīng)93歲的大爹。自服刑期間患上肺結核保外就醫(yī)后，正值壯年的大爹變成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羸弱之人，長期臥床，只能依賴父母和兄弟的照顧，不僅無法為家里提供勞動力，反而成了親人極大的負擔。父母逝世后，其他兄弟姊妹分散各地，全靠家中的六爹毫無怨言地照顧了他三十幾年。

這次回家，六爹告訴我們，大爹已經(jīng)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沒有坐起來過，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胃口也不好?？删驮谕夤镜酱蟮拇睬皶r，他卻睜開了眼睛，還在外公的攙扶下坐了起來，換好了衣服，抽了根外公遞去的煙。待老人家精神好了些，我問他當年參軍的故事。雖然年歲已大又有些老年癡呆，但他回答起我的問題卻很清醒。

“大爹當年有沒有上戰(zhàn)場？”

沒“有，我是當幕僚的，不用打仗?！?/p>

“當時入了國民黨嗎？為什么？”

“入了。那就是個梯子，你想要往上爬，你就要參加。非參加不可。沒有哪個不參加的?！薄澳悄悻F(xiàn)在對共產(chǎn)黨的看法呢？”現(xiàn)“在我們不關心這些事，現(xiàn)在就是老百姓。沒死就是最好的了。”現(xiàn)“在共產(chǎn)黨對你好啊，給你飯吃啊！”外公在一旁說道。大爹聽到，點點頭：共“產(chǎn)黨對我還是好，要是不好不就槍斃了嘛?！?/p>

我想要繼續(xù)追問當年的細節(jié)，大爹搖搖頭告訴我記不太清了。而問起三爹離家多年的原因，他只是沉默地抽著手里的煙，并不正面回答。

相對于熱血的三爹，大爹在我面前更是一位飽經(jīng)滄桑的老者。在遭遇了太多的苦難過后，他對一切都變得不那么計較，也不太需要別人的理解，最后只剩下沉默。只是，在聽見外公說起前往廣州拜訪三爹時，他突然問了句：他“還好嗎，現(xiàn)在估計變矮了吧？”

故事背后的故事

汪媛媛創(chuàng)作的紀錄片的名字是《革命和反革命》，講述的就是她的大爹和三爹的故事。大爹是因為早年參加國民黨而入獄的“反革命”，三爹則是為此和家里斷絕關系多年的“革命者”，堅定的布爾什維克。

我們的很多學生在做紀錄片的時候，都想找到一個答案——比如關于人生的，關于世界的，關于歷史的，但是并不能如愿。大爹和三爹的人生，看過，也是只有唏噓，沒有辦法判斷誰對誰錯。

大爹在拍攝紀錄片不久后去世，享年94歲。他的晚年雖一直在床上度過，但吃穿不愁，也多虧了他的弟弟和家人的悉心照料，沒吃太多苦頭。在他的葬禮上，按照當?shù)剜l(xiāng)風習俗是要唱悼詞的，唱的往往是逝者一生的經(jīng)歷。但他的葬禮省略了這個環(huán)節(jié)，因為主持人不敢也不知道該怎樣去講述和評價他的一生。看著那位躺在草席上的老人家，仿佛他這90多年白來這世上走了一遭。

而汪媛媛的這部紀錄片，大概是唯一可以為他留下的一點東西了。

三爹對于和家人長期的疏離，似乎并沒有悔恨，而家人也并沒有太多的責怪。似乎大家都已達成共識，在普通人無法逆轉的大歷史中，個人的命運是微小塵埃。

這，就是浮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