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常規(guī)

重慶作為一座以“山高路不平”聞名的山城，學校里要找一個籃球場都不容易。打槍壩是城垣邊一個空曠的壩子，平時做演習打靶用，故名打槍壩。在當時的重慶，打槍壩也是唯一一個能容納一萬人左右的群眾集會場所，在大革命時代，人們經(jīng)常在這里舉行大的集會。

3月31日，群眾大會正在召開，受劉湘指使的打手們突然對集會民眾展開襲擊和屠殺?，F(xiàn)場被打死打傷和踩死踩傷的人到處都是，呼救聲、哀號聲溢于場外，慘不忍睹。

自此，重慶一片白色恐怖。劉湘的人只要見到稍有左傾嫌疑，也就是他們所說的“紅腦殼”就一個都不放過，許多共產(chǎn)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被抓被殺。楊闇公在慘案那天跳墻脫險，但在化裝前往武漢的途中被便衣隊抓獲，隨后被秘密殺害于重慶浮圖關(guān)，時年僅二十九歲。

楊闇公是劉伯承青年時代的摯友及引路人。得知楊闇公犧牲的消息，劉伯承悲痛萬分。直到三十多年后，與楊闇公交往和工作的諸多細節(jié)仍不斷地喚起劉伯承對往昔的追憶，他稱贊楊闇公“意志堅強，有毅力，有決心”，并且由衷地希望“重慶應該修一個紀念牌來紀念這些烈士們”。

“三三一”慘案的發(fā)生時間比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還早半個月。慘案發(fā)生后，劉湘竭力封鎖消息，但劉伯承通過重慶友人所發(fā)的電報，當天晚上就得知了詳情。

遠在“三三一”慘案之前，劉伯承就提出要放棄瀘州，北上與開江起義軍會合，但兩名旅長陳蘭亭、皮光澤又犯了與過去一樣的毛病，他們貪戀瀘州的鹽稅，不愿輕易離開。于是劉伯承只能一面做好守城準備，一面通電討伐劉湘。與此同時，武漢國民政府發(fā)來電令，委任劉伯承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十五軍軍長，黃慕顏為副軍長，起義軍士氣為之一振。

“三三一”慘案標志著劉湘完全背棄了武漢政府，其他軍頭也緊隨其后，相繼投入蔣介石陣營。4月6日，蔣介石兵分五路“討伐”武漢政府，劉湘立即領(lǐng)銜與楊森、鄧錫侯、賴心輝等人共同發(fā)出了反共擁蔣的“青電”。見劉湘等人主動示好，蔣介石順水推舟，委任劉湘為第五路總指揮暨四川團練委員長，將四川、西康方面的“討伐”交由劉湘、楊森共同負責。

對蔣介石而言，劉伯承領(lǐng)導的瀘州起義軍無異于“討伐”武漢政府的一塊絆腳石。同樣，劉湘也視瀘州起義軍為插入他胸膛的一把鋼刀，欲除之而后快。他邀集賴心輝、劉文輝和駐守川黔邊境的黔軍一部，組成川黔聯(lián)軍，號稱十萬之眾，并以“瀘州失主”賴心輝為總指揮，大舉圍攻瀘州。

瀘州三面環(huán)江，僅龍頭關(guān)一條陸路可通。面對優(yōu)勢敵軍，劉伯承再次提出從龍頭關(guān)突圍的計劃，可是又遭到了陳蘭亭、皮光澤的反對。他們反對的主要理由，是對楊森存有希冀，希望在堅守瀘州的同時，楊森能在朱德的策動下協(xié)助起義軍夾攻重慶。

實際上楊森當時已經(jīng)投蔣，朱德也被迫離開了楊部，只是由于瀘州被圍的緣故，起義軍尚蒙在鼓里。

守城必守野，乃是自古守城常法，意思是要想守住一座城池，必然還要在城外占領(lǐng)制高點，實施內(nèi)外配合作戰(zhàn)。守順慶時，劉伯承尚可如此，但守瀘州就不行了：川黔聯(lián)軍號稱十萬，實際兵力至少也有數(shù)萬，而守軍只有數(shù)千人，數(shù)量上過于懸殊，根本不敷使用。

劉伯承決定打破常規(guī)，他根據(jù)瀘州可以設(shè)水為障的特點，大膽放棄了瀘州沱江對岸的制高點五峰嶺，集中兵力扼守長江、沱江口岸。

瀘州稅源富足，向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從歷史上看，敵方多沿沱江進攻瀘州，蓋因沱江狹小，搶渡容易。在劉伯承的指揮下，起義軍在沱江江面上設(shè)置了不相連接的浮木，并用竹子編成大竹簍，裝入石塊，沉于河邊，以便使敵軍的船只難以靠岸。

夜間涉水偷渡，亦不得不防。起義軍除將從全城征集來的煤氣燈、小型電燈懸掛于城墻之上外，又將電影院的放映機改裝成探照燈，夜間不停地對江面進行掃視，從而使得沱江一帶到了晚上如同白晝一般。

由于部署嚴密，川黔聯(lián)軍圍城半月仍未取得任何進展。知道劉伯承用兵厲害，賴心輝便想到了采用里應外合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