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歷史不會撒謊，或者對真相保持沉默”

西塞羅，《論雄辯家》^[1]

毛澤東如同神祇一般，是一位可靠的向導、全體人民偉大的導師。對于一些人來說，斯大林借助秘密警察的恐怖統(tǒng)治是偽社會主義，而毛澤東體現(xiàn)了正宗的社會主義。在某些地方，他成為一個脫離真實歷史的神話，人們在他身上寄托了對社會正義的期望。

雖然在中國有人有理由不喜歡他，但大部分人仍然尊重他，他的形象成為景觀的一部分，受人瞻仰：他經過防腐處理的遺體仍然在天安門廣場南端的紀念堂內供人瞻仰；他的巨幅畫像掛在紅色城墻的南門上方，似乎注視著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他的形象被印在紙幣上，被農民供在祖先的神壇上，放在財神和福神的旁邊，或者做成護身符。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是共產黨建立政權的原則，出現(xiàn)在所有官方發(fā)言中。毛澤東自己是關于矛盾的理論家，他的形象也具有矛盾性，這一直困擾著他的傳記作者：對于他們而言，替毛作傳不易理清頭緒。我的一段親身經歷說明了這個問題。在最近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2]，中國內地兩個主要的官方傳記作者逄先知和金沖及^[3]也受邀參加。逄先知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兼管毛澤東的圖書，“文革”初期因為似是而非的理由被逮捕，并在特別惡劣的條件下被拘禁了五年。有一次某個發(fā)言的投影演示中出現(xiàn)了諷刺畫，他的反應非常激烈：這些畫觸動了非理性的情結，仿佛是對神明的褻瀆。^[4]

其實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而言，毛澤東不再是一個人：他是該國歷史上區(qū)分貧弱中國和勝利中國的紀念碑，一個永不褪色的象征。20世紀初中國的偉大學者，后來成為革命者的李大釗是毛澤東的思想導師之一，他說中國落后于人類進步的車隊。自從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以來，中國已經加入了車隊，現(xiàn)在甚至處于領先地位。不管毛澤東在這次趕超中真正起到什么作用，他都是重要角色，而中國人感謝他，不論對或錯。人們在毛澤東身上找到了一個曾經備受侮辱的國家的驕傲。

作為歷史學家，為毛澤東寫一本傳記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開展這樣一個項目一直是必要的。最終推動我接受的原因是這一任務在過去的20年里變得可行。“偉大舵手”的大部分文章或講話可以查閱，即使一些資料科研質量還有待提高，而《毛澤東年譜》也還有一些盲點存在。

我解釋一下不得不克服的兩個障礙來證明我的難處。

（1）混雜的歷史。首先是傳記體裁本身所固有的問題。20年前歷史傳記成為蓬勃發(fā)展的體裁，但1988年《經濟、社會、文明》年鑒第2期的社論啟發(fā)大家思考這種體裁的欺騙性和陷阱。各位歷史學家在這篇社論中強調，相信或多或少杜撰的軼事會產生虛幻的“真實效果”，而某些具有完美一致性的“烏托邦式傳記”為歷史學家提供了幾乎是神圣的清晰度?；谶@個原因，歷史傳記在使用資料時對來源要求特別嚴格，必須將這個人物放在他生活的復雜背景下，放在他的社會關系網(wǎng)的中心，無誤地還原他受到的政治、經濟、知識和文化的影響。因此，我試圖在這部毛澤東傳記中將這個獨一無二的人物放在他生活的時間和空間里。歷史傳記確實是一種“累積”，要避免落入小說套路。小說是傳記最相似的競爭對手。同時要避免像蘇維托尼烏斯那樣把傳記寫成生平記事，或像普魯塔克那樣寫成道德說教。但是這是任何傳記性文章內在的矛盾——雖然作者的方法客觀，但他的情感必定被研究的這個人物同化，這是極其可怕的。這就需要借助常用的“歷史專業(yè)”^[5]以外的工具。如何通過某個文獻或某種類型的調查來解讀某個偉人為何做了某個決定？這樣或那樣的特定事件如何影響了他的看法，如何干擾了他的記憶和想法，進而影響了他的行為？

此時，歷史學家不再是學者。如果他想讓他的英雄有一定的深度，而不是一幅紙板圖，就得變成小說家。一些傳記作家，尤其是北美的傳記作家濫用重建或虛構的對話就是這種需要的體現(xiàn)。我拒絕使用這種方法。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有時小說家比歷史學家做得更好，他們能再現(xiàn)世界上最偉大的人頭腦中出現(xiàn)的風暴。例如，伊斯梅爾·卡達萊在小說《音樂會》^[6]中描寫1971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會見理查德·尼克松之前曾隱居在一個山洞里。小說中的毛澤東在腦海中回想起藏族僧人密勒日巴的《死亡之書》中的片段，他在大地中感到安全，思緒飛越了世間的紛亂，聽不見任何喧囂。這些完全是虛構的：延安時代結束后，毛澤東沒有再住過山洞。1966年6月17日至28日，他在韶山時居住的“滴水洞”^[7]其實是陶鑄為了滿足“偉大導師”的心血來潮而建造的別墅。不過，這種小說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它讓我們窺探到毛澤東未知的內心、非理性的沖動、接觸大地的力量和童年時母親傳授給他的原始圖像。因此這也是一種真相，這種真相傳記歷史學家永遠無法在資料中找到。一個人個性形成過程中的這種非理性的、情感的、無意識的部分不同于普通的概念工具，可以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找到。好在毛澤東寫了一些美麗的詩篇，我在這本書中用了幾首，它們起到了類似的作用。^[8]

自然，在歷史敘事中夾雜虛構的成分有時是富有成效的，但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小說會扭曲歷史。更糟糕的是，有人會把小說當作歷史。1910年，一名所謂的英國翻譯家出版了一位名叫景山的清朝高官日記，它講述了義和團運動時期慈禧太后的宮廷陰謀。這本書一直被推薦給想了解中國政治的人，直到1936年才被揭穿為欺世盜名之作，1940年被確認。^[9]

（2）正史和外史。中國傳統(tǒng)文化鼓勵這種現(xiàn)實與虛構的混淆，這是歷史學家必須跨越的第二重障礙。這是中國所特有的現(xiàn)象。事實上，中國歷史分為正史和外史。正史由史學家編纂，可資借鑒，顯示上一個王朝已經失去了天命，被合法取代；外史^[10]（輕率的歷史）由私人編纂，是非官方的傳聞和軼事，但也可能補充官方歷史抹去的重要歷史事實。外史可能轉變?yōu)榧儗偬摌嫷墓适?，但這些混亂、無法核實、捏造或隱蔽的事件中往往可以還原出歷史的真相。這些“私家編年史”也被稱為野史、“不正規(guī)的歷史”或稗官史，不是出自史學家之手，而是由小吏編寫。明代時稗官為皇帝搜集街談巷議，類似現(xiàn)在的民意調查！這些特點在一些專業(yè)的歷史學家編撰的“紀實文學”中也能找到，它們包含了有據(jù)可查和沒有經過驗證的事件。^[11]應用到傳記中就變成外傳。不用說，真正的歷史傳記難以在鐘情丑聞和八卦文學的“通俗”出版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別是像毛澤東這樣人物的傳記！然而，我不得不偶爾借用此法，參考之前優(yōu)秀的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學家的作品，尤其是因為有關毛澤東臨終時的官方資料遠遠不夠。有時候，一些真正的歷史學家出于審慎而不表明出處，以免別人找他們的漏洞。

關于毛澤東的正史

關于毛澤東，最早的傳記是一個共產主義版本的正史。1936年7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了關于紅色中國的報告《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12]，1938年7月由紐約蘭登書屋出版，書中第112～177頁是毛澤東的傳記。毫無疑問，這部著名的傳記建立在真實穩(wěn)固的基礎上，對于歷史學家而言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料。隨著這次采訪，毛澤東也已經開始建立他這一生的最終目標。他開始重建他的過去，他的講話經過他親自仔細檢查和批準，其中關于長征的部分有標準的說法，1942年到1945年，伴隨著他獲得黨的完全領導權所開始出現(xiàn)的內部斗爭也有了正統(tǒng)的介紹。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采納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斯諾對于這篇文章的形成也有貢獻。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投票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36年后延續(xù)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歷史問題的第一項決議。它對于毛澤東的歷史作用給出了官方的評估，鄧小平用毛澤東評價斯大林的方法來評價毛澤東：七分功勞，三分過失。和1945年的情況一樣，這項決議在領導層內經過了長期和復雜的討論。它對于中國內地的歷史學家具有法律效力，屬于正史。埃德加·斯諾是第一個關于毛澤東的正史作者。也正是得益于斯諾，毛澤東在中國之外為人所知。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發(fā)生的西安事變（蔣介石被他的兩個將軍發(fā)動兵變綁架）中共產黨所扮演的角色讓他們的主要領袖引起了時人的注意：昨天還是偏遠地區(qū)“亡命之徒”的頭頭，今天他的手中握著中國的主宰者蔣介石的命運！毛澤東帶著一支衣衫襤褸的軍隊撤退到坐落在荒涼的陜北平原的延安，讓北美讀者想起喬治·華盛頓帶著忍受饑餓但堅持戰(zhàn)斗到底的軍隊在1777年的冬天撤退到瓦萊弗戈的過程！毛澤東在西安事變中表現(xiàn)出完美的溝通藝術。1938年，在中國的大城市中開始流傳《紅星照耀中國》的中文譯本，同時流傳的還有毛澤東在1935年秋寫的史詩《長征》。^[13]

毛澤東的紅色傳奇誕生了，很多作品取材于此并傳播他的傳奇。中國不斷增長的重要性，對世界政治的干預（1950—1953年朝鮮戰(zhàn)爭，1954年日內瓦會議，1955年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和重建的速度引起了觀察家和歷史學家的關注。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出版了許多專著，但不是毛澤東的傳記，恰當?shù)胤治隽嗣珴蓶|真正的政治角色。這當中有些仍然有價值，除了一些細節(jié)要修改。比如1951年本杰明·史華慈的《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很快，關于毛澤東早期生活的傳記就出現(xiàn)了：它們關注其進入政壇之前的生活，那是他人生中最不“敏感”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出版了三本傳記，奇怪的是涉及了上文提到的三種歷史流派：蕭三1949年出版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可以歸為正史，不是很有趣。他的哥哥（和政敵）蕭瑜1959年出版了《我和毛澤東行乞記》^[14]，作者記述了其學生時代和青年毛澤東進行的自由交談，1917年夏天他們在湖南流浪，風餐露宿或在長沙第一師范同學的父母家留宿。這本書是一本典型的外傳，因為這是數(shù)十年后的回憶。雖然文字引人入勝，但使用過于延后的證據(jù)時必須謹慎。毛澤東的秘書李銳的書《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于1957年在北京出版，1977年翻譯成英文，如果我們不糾纏于某些向官方歷史作出讓步的既成說法，則這本書是更接近真實的歷史專著。王楓初（Nora Wang）的《毛澤東的童年和青少年》1999年出版，參考了其他作品，還利用了研究人員最近能查考的資料集，幾乎為毛澤東的第一段人生經歷畫了一個句號，我稍后會提到。值得一提的是，喬治·曼提斯1981年在羅馬出版了毛澤東1919年在《湘江評論》上發(fā)表的文章。研究人員得到的文本越來越多，他的紅色傳說就越來越接近歷史事實。

關于毛澤東的文章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毛澤東1949年以前的文章只有官方的版本：40年代在延安寫的文章和后來的四卷毛選（應為六卷毛選?！g者注。除非另作說明，本書頁下注均為譯者注）。50年代，出于政治需要，此版本在蘇聯(lián)專家的幫助下做了修訂，改成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話語。1970年到1972年，竹內實在東京出版了10卷精心挑選的《毛澤東集》，包括這些文章的原始版本和許多未發(fā)行的文章。

1963年至1964年，斯圖爾特·施拉姆在介紹毛澤東及其思想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他的作品已成為經典，尤其是1963年出版的《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他也介紹了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于1962年出版。1963年出版了《中國“不斷革命”論文獻》。《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和《毛澤東》分別在1963年和1966年發(fā)表。斯圖爾特·施拉姆除了發(fā)表大量的文章，還寫了《劍橋中國史》第13卷中的一章，出版于1986年，題為《1949年前的毛澤東思想》，還寫了一本百花運動以來毛澤東未發(fā)表的文章集《沒有彩排的毛澤東，1956—1971》，1974年翻譯成法文，題目為《毛澤東對人民說的話》。斯圖爾特·施拉姆在哈佛大學有條不紊地自1992年繼續(xù)承擔艱巨任務，和中國社科院合作出版毛澤東1949年以前文章的英文版集子。在《毛澤東的權力之路》中我們已經可以讀到10卷中的7卷，涵蓋了1912年至1941年整個時期，每卷700至900頁。第8卷為1942年至1945年，已經在印刷，對博伊德·康普頓不完整的著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黨的改革文件（1942—1944）》（1951）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補充。由于斯圖爾特·施拉姆和他的合作者們做了很多的注解和修訂，這10卷本成為一部具有科學價值的毛澤東傳記。高英茂和梁劍輝等已經開始了類似的工作，涵蓋時間為1949年至1976年，這是普羅維登斯的布朗大學（羅得島州）政治科學系一個項目的一部分。他們迄今只出版了兩卷，標題為《毛澤東的著作》：第一卷出版于1986年，關于1949年至1955年這段時期；第二卷出版于1992年，關于1956年至1957年這段時期。1960年，法國的梧桐影木出版社（le Sycomore）發(fā)行了由讓·謝諾作序的《毛澤東選集》，共有兩卷，大部分內容是之前未知的，由“文革”時期的紅衛(wèi)兵披露。這樣的來源使得這兩卷書的科學素養(yǎng)較差，題為《未發(fā)表的大躍進：1958—1959》和《未發(fā)表的黑色三年：1959—1962》。胡績溪于1975年發(fā)表了《毛澤東和蘇聯(lián)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或者中國的道路：未發(fā)表的文章》。這是毛澤東1958年和1959年在斯大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和1960年在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的評注。1976年，雄鹿出版社（Le Cerf）出版了一本文集，題為《從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1989年，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吳出版了《毛主席的秘密講話：從百花到大躍進》。1996年沈邁克出版了《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69：不是請客吃飯》，此書包含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寫的重要文章。毛澤東在生命最后十幾年中的指示可以從宋永毅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找到，含有光碟，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3年在哈佛大學舉辦的紀念歷史學家斯圖爾特·施拉姆的研討會上，一位中國學者說中國的歷史學家掌握的英文文本將超過中文文本！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有人曾經打算出版毛澤東的全集，這一想法在1981年到1989年有了初步的進展。1982年出版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1984年出版了《毛澤東書信選》。在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下，整個項目在1989年下半年被放棄。然而，它促進了1989年前后許多精心準備的文本的出版。1993年出版了6卷《毛澤東軍事文集》，1993年至1999年出版了8卷《毛澤東文集》。在過去的15年里出版了諸多年譜和傳記，參考了現(xiàn)在還未出版的手稿，如1993年顧龍生的《毛澤東經濟年譜》。1990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輯，由湖南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早期文稿》一書。1994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外交文選》。更不用說那些自稱是“全集”的詩歌集，其中包括1958年西格斯出版社在“當今詩人”這一系列中翻譯出版的18首毛澤東的詩詞。因此，研究者開始不那么依賴紅衛(wèi)兵胡亂標注日期或杜撰的資料，包括美國弗吉尼亞州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和15卷《毛澤東非官方作品》，以及其他類似的沒有科學嚴謹性的出版物。雖然2006年瑪麗安巴斯蒂布魯蓋爾在道德和政治科學學院的演講中過于悲觀地認為我們只掌握了毛澤東著作的三分之一，但對于傳記來說，已經有足夠的谷物磨出好的面粉，如果作者是歷史學家的話。

被解放了的傳記

傳記作家們描寫“偉大舵手”時，筆下的崇敬之情不再桎梏他們，有兩本書在這其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毛澤東的褻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中國政治生活的演化：如果說中國之外的地方對“大躍進”仍抱有幻想，那么“文化大革命”在多數(shù)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眼中是一場災難，這最終使毛澤東的形象褪去了光環(huán)。

第一本書是西蒙·萊斯（本名皮埃爾·里克曼斯）《毛主席的新衣》，于1971年出版。這本書資料翔實，書中對當時依然受到極力恭維的偶像表現(xiàn)出極大的不尊重，體現(xiàn)了一種新的精神狀態(tài)。在隨后的十幾年里，呂西安·畢仰高在1985年出版的《中國工人運動傳記辭典》中對毛澤東進行了貼切的評價。1976年9月10日他在《世界報》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后來成為《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一書1987年第一次再版時的結語。我們在伊夫·熱維利葉1993年出版的小冊子《毛與中國革命》和克勞德·修德羅2002年出版的《毛澤東的人生和傳奇》中找到了同樣的評價。大約在同一時間，在英語國家中，各位毛澤東的傳記作家做了真正的歷史學家的工作。例如，1965年陳志讓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愛德華·賴斯1972年出版的《毛澤東之路》，后者很快就過時了，我更青睞前一本書。其他的書籍有理查德·所羅門《毛澤東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白魯恂《作為領袖的毛澤東》、魏斐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雷蒙德·F·懷利《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最近有2007年出版的尼克·奈特《再思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探索》和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一個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肖像》。這些作品的標題就顯示出它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評論毛澤東，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傳記，豐富了我們關于毛澤東政治和哲學思想的知識。雅克·安德里厄2002年出版的那本有爭議的小冊子《毛澤東的心理》更是屬于這種情況。有些學者的研究局限于毛澤東在各種事件中的作用：胡績溪1982年出版的《紅軍與毛澤東的崛起》關注江西的蘇維埃，羅蘭·盧1981年出版的《1949毛澤東掌權》關注解放戰(zhàn)爭的決定性階段。許多美國歷史學家尤其如此，如1966年約翰·E·魯《在野的毛澤東：1927—1935》。許多其他作者進行的具體研究更多的時候關注在共產黨控制下的一個特定區(qū)域的歷史。我們可以從中找到其他地方沒有的毛澤東的指示，以及他與共產黨其他領袖之間的通信。這些書都不是嚴格的傳記，但這些煩瑣的資料搜集有助于歷史資本的原始積累，能讓毛澤東走下主席臺的神壇。漸漸地，毛澤東成為一個政治家，他的命運不同于常人，但他和其他許多人一樣，既有優(yōu)點也有缺點。他們掌握的豐富信息使過于逸事化的歷史傳記迅速過時，如迪莉婭·達文1997年出版的《毛澤東》和迪克·威爾遜1989年出版的《毛澤東：1893—1976》。更加邊緣的作品有1982年勞拉·博壽和亨利·博壽的作品，以及1975年阿蘭·布克的《毛澤東》和韓素音的幾本書。這些書是“毛澤東神話”最后的表現(xiàn)，只有題目有意思。終于到了新一代毛澤東傳記作者的時代。

新一代傳記作者

他們出現(xiàn)在20世紀90年代，受益于一本書，這一次是一本外傳。1994年李志綏的書《毛澤東私人醫(yī)生回憶錄》在巴黎出版，同一年在臺灣出版中文版，隨后在紐約出版英文版。毫無疑問，這位1954年至1972年擔任毛澤東私人醫(yī)生的人夸大了自己與主席的親密程度。他在“文革”初期出于謹慎毀掉了他所有的筆記，而不得不依靠記憶來寫這本厚厚的回憶錄，我們可以懷疑他詳細敘述的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的真實性。他于1988年在美國定居，直到1996年去世。很顯然，他受到其合作者安妮·瑟斯頓和她認識的美國漢學家的極大影響。因此，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一部分需要歷史學家謹慎對待。而且我們在這位據(jù)他說受到汪東興保護的醫(yī)生筆下得到的更多是確認已知的歷史事實，而不是新揭示的真相。書中還能找到一些美國專家犯過的錯誤。^[15]但關鍵不在這里，而在于這本書描述了毛澤東搬進中南海那間乾隆年間建造的寬敞書屋之后的人生軌跡。

在某種程度上，李志綏的書對傳記作者們產生了類似的效果：他把毛澤東交給了他們。尤其是像我之前所說，現(xiàn)在學者們有豐富的文獻可以查考。羅斯·特里爾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傳》資料翔實，但書中充斥著復原的對話。相反，史景遷1999年在美國出版的《毛澤東》嚴謹、出色、有說服力，卻過于簡潔。該書于2001年翻譯成法文。菲利普·肖特1999年在倫敦出版的《毛澤東》2005年翻譯成法文，我認為它是迄今為止最好的毛澤東傳記。肖特是英國廣播公司一名優(yōu)秀的記者，先后駐香港和北京，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平衡和嚴謹?shù)囊暯?，盡管它也包含了一些錯誤。^[16]當然，你可以認為作者沒有為毛澤東的著作提供足夠的篇幅，也沒有太多涉及“偉大舵手”的政治遠見和他旨在改造的社會之間的關系。但是肖特比之前的作者更平衡地看待寫作的對象：他沒有掩飾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但也沒有忘記他所取得的成就。眾多歷史學家對長期掩蓋的敏感話題進行了共同調研，似乎也印證了毛澤東的傳記作者現(xiàn)在可以是史學家，而不再是理論家或史官。

其他的傳記雖然出版時間比較近，但似乎沒有肖特或史景遷的書那么有意義。李芾甘在2005年寫了《重新認識毛澤東》。他在書中將毛澤東寫成斯大林的心腹和現(xiàn)行政策的發(fā)起人，這引起了所有評論家的質疑，長期以來大家一直認為斯大林在1938年時選擇了王明，但事實是他選擇了毛澤東（克里姆林宮的主人不得不自問：“王明，他有多少個師？”）。我認為李芾甘的錯誤似乎在于，沒有看到毛澤東在他不得不做出重大選擇時，也在同一段時間內捍衛(wèi)了相反的看法。不過從1953年開始，毛澤東加快推行他的總路線，他在最后的分析中做了錯誤的選擇。誠然，他在取得政權時發(fā)展的“新民主”可以被認為是1978年12月由鄧小平發(fā)起和深化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起源。但是，如果說毛澤東是創(chuàng)始者，那么他也是早期固執(zhí)的破壞者。從1953年11月開始，他下令國家壟斷糧食貿易，1955年下半年實行土地集體化，并在1957年夏天和1959年夏天兩次發(fā)起“反右”運動。他對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饑荒負有主要責任。李芾甘刻畫毛澤東的視角單一，沒有說服力。邁克爾·林奇的傳記題目很簡單，即《毛澤東》，該書2004年在倫敦出版。它證明了研究當代中國時中國歷史學家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僅滿足于粗通中文和大量閱讀英語資料就能展開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幸的是，邁克爾·林奇的中文資料僅僅來自斯圖爾特·施拉姆的翻譯。過去這樣做足夠了，現(xiàn)在就行不通了。林奇還和他之前的許多優(yōu)秀西方歷史學家一樣繼續(xù)寫道，毛澤東批評鄧小平在1956年9月的八大期間將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凡是參考了“毛澤東思想”的部分都刪掉了。中國歷史學家逄先知是與金沖及一起負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專家。2007年6月，他在法國東方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研討會“歷史研究對象毛澤東”上介紹了中共中央宣傳部1954年12月19日的一份文件。文件中指出：“毛澤東同志指示不再使用會引起混亂的毛澤東思想這個術語”，取而代之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在中國的應用”，甚至干脆只提“馬克思列寧主義”。顯然，毛澤東沒有等到蘇共二十大才表現(xiàn)他的謹慎。

中國的歷史學家不能再被忽略，雖然他們受到種種限制：他們在歷史的要求和特定時期的限制，以及正史和外史之間左右為難。外史經常產生淫穢文學，充斥著或多或少未經證實的逸事，對歷史學家而言沒什么意義，通常是毛澤東的警衛(wèi)、親戚或假親戚寫的。^[17]不過在這堆粗制濫造的書中，至少有一本是精品：1997年在香港出版的四卷傳記，由一個叫辛子陵的人所寫。這本《毛澤東全傳》是第一本用中文寫作而沒有止步于1949年的傳記，包括了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作者似乎在解放軍中有可靠的信息提供者。但不幸的是，除了極少數(shù)例外，他沒有列出資料來源，專業(yè)歷史學家無法使用他的資料，即使他們認為某個特定的事件可能比官方版本更可靠。在該書第四卷第162～163頁，辛子陵介紹了1959年4至5月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在7至8月廬山會議之前召開的。辛子陵引用了彭德懷的發(fā)言。彭德懷認為“大躍進”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并補充說：“說是不夠的，必須采取措施來補救……否則，人們將會失去共產主義信仰?！边@樣的發(fā)言比1959年7月13日他寫給毛澤東的那封著名的信更嚴厲，能更好地解釋后者的激烈反應和那封充滿尊敬之情的信似乎不相稱的原因。但可惜的是，作者沒有透露來源。1996年金沖及在北京出版兩冊《毛澤東傳（1893—1949）》，有時引用了一些未發(fā)表的文章，有時插入某些重要文件的復印件。然而，這個故事到1949年結束，沒有給讀者帶來新的東西。它像是一篇巧妙的辯護詞，為1942年至1944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康生的所作所為開脫。2004年金沖及和逄先知一起出版了另一部《毛澤東傳（1949—1976）》，兩卷本共計1798頁，時間跨度為1949年至1976年。書中對資料經常是全文引用，有些新的照片。但我們看到書中常有奇怪的沉默，存在各種缺失和同樣的辯護趨勢。

得益于新的文章的出現(xiàn)，弗雷德里克·泰偉斯和孫萬國搜集到了一些嚴肅的作品，2007年出版了《毛澤東時代的終結：“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國政治，1972—1976》對毛澤東的晚年做了總結。泰偉斯勾勒了一位被一種可怕的疾病（盧伽雷氏癥^[18]）折磨但直到1976年6月還完全清醒的中國領導人形象，他長期處于麻木遲鈍的狀態(tài)，但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仍占據(jù)主導地位。無論它們有什么樣的缺點，這些傳記都屬于歷史學的范疇。因此班國瑞于2007年出版了四卷本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大膽搜集了之前幾乎不可能得到的文章和資料，研究多年來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演變，與此同時，對此感興趣的學者們的做法也都如出一轍。^[19]

無謂的爭議

我沒有提自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之后發(fā)行最多的那本毛澤東傳記，它也是在電視中被長時間介紹的唯一一本毛澤東傳記。電視催眠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并決定了一本書的命運。這是張戎和喬·哈利戴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它2005年在倫敦的喬納森·凱普出版社出版，2006年伽利瑪出版社推出系列傳記，其中包括這本書的法語版。

我承認我很尷尬?？吹桨桓耵斎隹诉d的專業(yè)媒體^[20]對這本書的報道時，我發(fā)現(xiàn)所有的書評者和我有相似的苦惱，除了一兩個例外和一些記者。大家都記得張戎之前的暢銷書《野天鵝》（Plon，1992），她的祖母、母親和她自己的故事將我們帶入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的各種悲慘事件。沒有人能夠忘記“大躍進”時四川數(shù)十萬農民患了水腫饑餓死亡的可怕場景，一些不人道的干部逼迫奄奄一息的可憐人交出所謂私藏的收成。所有人也都承認喬·哈利戴在如今已經消失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研究方面具有杰出的才能，他幾乎能閱讀所有的東歐語言：他為中蘇關系的研究提供了不能被忽略的新內容。另外，大家都同意歷史學家能在這844頁（法文版844頁，原版814頁）的著作中找到“金礦”，我們能在書中找到一些全新的信息：中國、朝鮮和蘇聯(lián)領導人就中國1950年加入朝鮮戰(zhàn)爭的談話（原版第371～395頁）、1950年12月斯大林和毛澤東在莫斯科的會面（第360～370頁）、中國的原子彈研究（第500～506頁），或主席奢侈的生活方式（第336～347頁）。此書使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批評方式：85頁筆記、363頁訪談、26頁中文傳記和23頁西方語言（包括阿爾巴尼亞語和匈牙利語！）的參考書籍。但是，如果我們更仔細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組合，有主要來源于蘇聯(lián)的獨家檔案、可信的信息披露、嚴謹?shù)膶嵉卣{查，但也有八卦、扭曲的記錄、無法證實的小道消息和煽動性的翻譯。我們很快發(fā)現(xiàn)這是所有關于中國的外傳所具有的特點。例如，作者在第562頁引用了據(jù)說是林彪見異思遷的妻子葉群和當時的情人黃永勝之間充滿愛意柔情的對話記錄，它來源于1993年一個叫肖思科的人寫的揭發(fā)“四人幫”的一本小冊子，他們沒有驗證這個令人懷疑的來源。這種明顯缺乏嚴肅性的材料比比皆是。正如黎安友在《倫敦書評》中寫的：“張戎和喬·哈利戴被所有閃光的東西吸引，沒有區(qū)分玉石和塑料仿制品。”十分嚴謹?shù)哪珷柋緢蠹垺赌甏芬才c張戎和喬·哈利戴一樣針對1935年5月29日長征期間瀘定橋事件進行了調查。^[21]張戎聲稱已找到該事件唯一尚健在的證人，一位93歲的老太太。她告訴張戎當時這個地方沒有任何戰(zhàn)斗。3年后《年代》的記者再次采訪她時，這位非常容易受影響的證人詳細描述了同一場戰(zhàn)斗！但我們知道這是毛澤東告訴埃德加·斯諾的長征中最有名的戰(zhàn)斗：老吊橋的木板已被燒毀，23名共產主義戰(zhàn)士在槍林彈雨下拉著鐵索過了橋，用手榴彈攻克了國民黨駐軍的堡壘。19世紀太平軍在同一個地點全軍覆沒，而紅軍在包圍圈的威脅下突破重圍得救了！張戎和喬·哈利戴認為能夠通過一個年老婦人的證詞認定從來沒有瀘定橋戰(zhàn)斗。不需要戰(zhàn)斗就能通過這座古老的藝術作品，因為蔣介石為了救自1925年以來被斯大林挾持在蘇聯(lián)的愛子蔣經國，想推動長征獲得成功。牛津大學的教授曾銳生進行了兩次調查研究，查詢了國民黨檔案后，在《年代》上發(fā)表文章，認為確實有瀘定橋戰(zhàn)斗，即使這個故事的共產主義版本被嚴重英雄化了：蔣介石下令當?shù)剀婇y守住瀘定橋，直至10萬名國民黨追兵趕到。但這個軍閥不愿意受蔣介石控制，將守衛(wèi)這座具有巨大戰(zhàn)略意義的橋梁的任務交給一支“兩根桿”（槍桿和煙桿）分隊。他們胡亂抵抗一陣就逃走了。至于蔣介石對兒子的愛是否能使他寬容共產黨人這個問題，毛澤東傳記作者迪莉亞·達文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提到這樣的愛沒有阻止蔣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對共產黨人進行屠殺，自1925年以來，他心愛的兒子已經在莫斯科當人質了！事實上，一切都足以加強作者在書前47頁的論點：毛澤東是一個比希特勒或斯大林更兇惡的“魔鬼”，想要不惜一切代價使中國成為超級軍事大國，滿足他的虐待狂和淫亂的欲望。他自青年時代就過分自我，在湖南第一師范期間充滿激情地閱讀和批注了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泡爾生寫的《倫理學原理》一書的翻譯版。因此，這兩位作者在第13頁上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格言，他們認為這句話承載了最黑暗的罪行，即“像我這樣的人只對自己負責任，不欠任何人”。然而，為什么他們沒有注意到在同一本筆記本上的另一句話——“相互支持是完善自我。照顧好自己是人類必不可少的，但它不應該停在那里：是我們的天性擴大我們幫助別人的興趣”？他們怎么沒有注意到年輕的毛澤東只是復述了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當時青年學生中流行的想法？這些憤怒的年輕人頌揚個人、個人的權利、自由婚姻，不尊敬父母和傳統(tǒng)，抨擊儒家思想的枷鎖，認為沒有什么可怕的。我們也知道1919年一位年輕姑娘不愿意接受包辦婚姻，在婚禮的花轎上自殺。當時的毛澤東引導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婦女解放運動。這兩位作者更傾向于將他變成一個喜歡奢華和享樂，沒有任何管理才能（第15頁），沒有深厚的信仰，依靠蘇聯(lián)提供給年輕中國共產黨的金盧布生活的人（第32頁）。同樣，毛澤東在1926年冬天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雙重身份負責湖南省的農民運動，并于1927年2月寫出了他著名的報告，這樣的經歷在張戎看來反映出毛澤東看到起義農民屠殺村霸時施虐的快感！1927年秋收起義，毛澤東被敵人的巡邏隊截住，在作者的眼中成了一起綁架事件（“劫持了一支紅色力量”）；毛澤東接手一支小部隊，被寫為成為當?shù)匾粋€強盜（第51～65頁）；1930年12月富田事件被描述成一場血腥清洗（第92～104頁）。但張戎顯然不了解實情，她如果了解的話，就會知道毛澤東不是事件的發(fā)起者，是當?shù)乩盍⑷闹С终咛羝鹆酸槍λ墓簟４送?，張戎完全忽略了斯蒂芬·埃夫里爾在這個問題上所做的出色工作，他再現(xiàn)了當?shù)氐谋尘?、當?shù)毓伯a黨人和來自湖南的共產黨人的復雜沖突！^[22]一切都起作用！同時，這兩位作者將歷史學家熟知的事件作為新鮮事來介紹，例如1938年斯大林對毛澤東晉升的支持、各地軍閥（而不是蔣介石！）在長征勝利中起到的作用。為了不受蔣介石派出的追捕“赤匪”的中央軍的控制，他們讓共產黨順利地經過他們的地盤，一些軍閥在長征勝利中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張戎和喬·哈利戴揭示的內容沒有任何根據(jù)。相反，國民黨在臺北開放的檔案中沒有任何資料證實蔣介石曾經幫助共產黨長征。長征中沒有戰(zhàn)斗是荒謬的說法。作者們認為解放戰(zhàn)爭最后階段共產黨的勝利完全歸功于共產黨放置在國民黨軍隊高層的“地下黨員”的行動，蔣介石在接連戰(zhàn)敗時仍然信任他們，這無異于把蔣介石看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傻瓜。軍事歷史學家都知道在參謀部中有“地下黨員”，但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作者提到的三個人是地下黨員。同樣也沒有任何證據(jù)能肯定中國于1962年在蘇聯(lián)的暗中支持下進攻了印度，事實恰恰相反。這就導致了對正史的顛覆，毛澤東從神變成“魔鬼”，不過仍然是“超人”。其他中國領導人，也許除了劉少奇和彭德懷，多是可憐的木偶。確實，批評張戎和喬·哈利戴這本書的歷史學家中有些人也認為毛澤東是一個“魔鬼”，這對破壞在中國長期存在的“毛澤東神話”是有益處的。因此，他們認為這本書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工具。他們難道沒有意識到將歷史工具化的風險嗎？而同時毛澤東的傳記家們開始超越長期盛行的目的論視角，用虛假的問題充塞最終向研究者們敞開的領地，這難道不是一種退化嗎？

通過大量的信息、思考和最終能夠查考的資料，我嘗試以最審慎的態(tài)度跨越布滿地雷的領土，按照時間順序描述。這種做法有點像中國傳統(tǒng)的“年譜”。我嘗試通過精確穿插各種事件，克服結構不夠緊密和邏輯過于分散的主要缺點。

更確切地說，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時期，作為主要的銜接，是我這本書的中心。就在此時，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號人物，明晰了他的思想方針。他依照這種模式在建設他夢想的新中國時遇到了困難。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江青，他在信中告訴江青要發(fā)起“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告訴她自己性格中有奇怪的二重性：“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們知道正如毛澤東同一封信中所說，老虎是“山中之王”。因此，毛澤東擁有絕對的權力。我們對猴子的了解較少，它是更加復雜的生物。它的一些功能來自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神猴哈努曼，哈努曼曾經解救大神毗濕奴的化身、阿逾陀國王子羅摩。猴子在中國戲曲中神通廣大，深受人民喜愛，在神仙宴會上靠著神奇的棍子成名，并且長生不死。它是孫悟空，公元627—645年護送玄奘^[23]去朝圣，16世紀中國流傳最廣泛的小說之一吳承恩的《西游記》^[24]中的主角。它聰明，擅長變化之道，排除了求取佛經路途中的重重險阻，為睿智和真理服務的正是不擇手段的聰明。

猴氣？虎氣？毛澤東是中國的一種命運。

注釋：

[1]“歷史不會撒謊，或者對真相保持沉默。”這是1876年古斯塔夫·莫諾在《歷史雜志》創(chuàng)刊時寫在封面上的話。

[2]該研討會題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毛澤東”，是2007年6月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和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LCO，通常被稱為“O語言”）舉行的國際研討會，由蕭小紅和我（魯林）組織。我的發(fā)言借用了同樣的題目，發(fā)表在2008年1月發(fā)行的《二十世紀》這本期刊上。這次發(fā)言主要受到本書的前言和我的另一篇文章《毛澤東：在神話和歷史之間》的啟發(fā)。后者收錄在賈斯汀·羅蘭和丹尼斯·福雷的《法國之外68個國家的歷史和歷史編纂學》一書中，于2007年由斯特拉斯堡政治學院出版。

[3]我在這本書中大量參考了他們的著作。

[4]逄先知第二天做了長時間的發(fā)言，主要從正面評價毛澤東，可能在他看來這樣洗清了受到的侮辱，當被問起他在“文革”中遇到的麻煩時，他將之歸因于“四人幫”。

[5]Marc Bloch，Apologie pour I'histoire ou métier d'hisorien．Ecrit en 1942，publié en 1949，in Marc Bloch，I'Histoire，Ia résistance，Collection Quarto，Gallimard，2006，pp.849-985．

[6]Ismail Kadré，le Concert，Paris，Arthème Fayard，1989，pp.26-44．

[7]Li Zhisui，la Vie privée du Président Mao，Paris，Plon，1994，pp.473-474．

[8]在我之前，斯圖爾特·施拉姆在他的《毛澤東》一書中已經做了同樣的事，我不知道如何表達對他的崇敬之情。在1968年企鵝書店的重印版中我們可以在第183、188、244、294、298、299、304和376頁找到毛澤東的詩詞。

[9]這本偽日記所謂的翻譯版由一個叫白克豪斯的人完成，古文版存放在大英博物館內。該翻譯版由海涅曼出版社在上海出版，合著者為J．O．P．布蘭德，書名是《慈禧統(tǒng)治下的中國》。在20世紀40年代，共產黨領袖鄧力群還引用這本書作為歷史來源。1998年該書的中文版在重慶出版，署名惲毓鼎，屬于“外傳”。Lo Hui-min，《The Ching-shan Diary：a clue to its forgery》，East Asian History，Canberra，juin 1991，pp.98-124．

[10]通常我們把外史翻譯成非官方史、傳聞史、邊緣史。張復蕊提出翻譯成“外史”，以呼應吳敬梓的著名小說《儒林外史》，此書的法文名為《學者之林》，1976年伽利瑪出版社出版。需要指出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稱為“史”的小說是純粹的小說。

[11]這種寫作風格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青野和方雷的《鄧小平在1976》（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兩位歷史學家接觸到的信息源和資料的質量很高，他們引入書中的事件雖然很少提到來源，但可信度很高。

[12]關于這次對毛澤東的采訪和這本暢銷書，參見本書相關章節(jié)。1965年該書才在法國斯托克出版社出版，名為《紅星照耀中國》。

[13]Mao Tsé-toung，Poésies complètes，Paris，Seghers，Collection《Poètes d'aujourd'hui》，1976．Traduction Hu-ling Nieh Engle et Paul Engle en 1973，revue par Jean Billard，p.71．

[14]該書1973年在紐約科利爾叢書出版社以口袋書的形式出版，從未翻譯成法語。

[15]對錯誤可以參考下列文獻。Frederik Teiwes dans le n°145 de mars 1996 de the China Quarterly le n°35 de janvier 1996 de la revue australienne The China Journal．

[16]該書第162頁將1927年3月上海的“黑衣殺手”說成是“共黨恐怖分子”。這是當時非常反動的報紙《華北日報》的說辭，該報的主編將這份報紙定義為“英國在遠東利益的捍衛(wèi)者”。事實上，盡管共產黨的工人武裝糾察隊的行為并不總是妥當?shù)模芏鱽硪苍谝环輬蟾嬷斜г勾耸?，然而，這些殺手是青幫雇用的，青幫是主要由杜月笙掌控的一個秘密社團，控制鴉片貿易。杜月笙采取了渾水摸魚的慣用手法：為了恢復秩序，“剿滅”共產黨，必須制造混亂！肖特在書中第249頁說，向忠發(fā)被“共產黨所殺”。向忠發(fā)是斯大林強加給中國共產黨的書記，非常無能，其唯一的優(yōu)點是工人階級出身。事實上，他在法租界被警察隊長菲奧里逮捕，押送到龍華，被國民黨草草審判后槍決。

[17]毛岸青，毛澤東的兒子。毛岸青的妻子邵華和他們的兒子毛新宇在1992年出版了31卷題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書。借著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一個叫毛岸龍的人利用其與毛澤東和楊開慧在4歲時死去的兒子同名，在內蒙古人包頭民出版社和香港世紀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之子》一書，講述他按照父親的遺志過著隱居的生活，但這個騙局已經被拆穿。

[18]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癥。

[19]Gregor Benton，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res，Routledge，2007：Ⅰ．politique et stratégies，1919-1949;Ⅱ．Politique et stratégie，1949-1976;Ⅲ．Marxisme，théorie politique et culture;Ⅳ．Opinions et jugements．

[20]Andrew Nathan dans l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du 17 novembre 2005，Jonathan Spence dans l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u 3 novembre 2005，John Pomfret dans the Washington Post du 28 décember 2005，Gregor Benton，Timothy Cheek，Lowell Dittmer et Geremie Barmé dans un gros dossier du n°55 de janvier 2006 de The China Journal．這些文章都得出這樣的結論：張戎和喬·哈利戴的書從歷史角度看是不可靠的。

[21]該文章于2005年10月8日發(fā)表在《年代》上。

[22]Stephen Averill，《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in Tony Saich et Hans van de Ven éd．，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M．E．Sharpe，Armonk（NY），1995 et．《Party，Society and Local Elites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ai 1987．

[23]玄奘（600—664），這位和尚是一個偉大的探險家和語言天才。627年從長安（今陜西西安）出發(fā)，沿著絲綢之路，穿過塔里木盆地、大夏（今阿富汗）、興都庫什的山坳，到達印度，在恒河平原生活了10年。他走訪了很多佛陀曾經到過的遺址，在著名的佛國那爛陀寺（比哈爾邦）學習了兩年，并獲得了一大批佛教經典文本。645年回到長安，受唐太宗之命負責將這些經文從梵文翻譯成中文。這些佛經都保存在唐高宗皇帝所建的西安大雁塔內。

[24]最好的是雷威安翻譯的版本，有許多珍貴的注釋。該書1991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屬于七星文庫系列，標題為《通往西方的朝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