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一）

【學習提示與述要】

剛接觸這門課的同學，最好先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學科性質、研究的范圍以及這門課的講授計劃，有大致的了解。不妨先認真讀一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的“前言”。其中要格外注意其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含義的闡釋：認為所謂“現(xiàn)代文學”，不僅是時間概念上所劃定的1917—1949年這一通常所說的“現(xiàn)代”階段的文學，更是“現(xiàn)代”性質意義上所指的區(qū)別于傳統(tǒng)文學的新的文學?！八^‘現(xiàn)代文學’，即是‘用現(xiàn)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xiàn)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币虼?，學習中應當始終把“文學的現(xiàn)代化”作為貫穿這門課的一條基本思路。

該課程依現(xiàn)代文學的三個“十年”，分為三個大的段落，即三編。每一編都是先概述文學思潮與運動，然后分章介紹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的發(fā)展狀況；作家作品的分析處于中心位置，魯迅、郭沫若等九位大作家都設專章評述。每一章的學習是“分”，即較多進行作家作品的具體分析；但又要注意把作家作品放到特定的時代文化氛圍中考察，注意各文體以及各思潮流派彼此的關聯(lián)，注意從“史”的角度去理解和評價文學現(xiàn)象，這又是“合”。剛開始學習時，建議先將整部教材瀏覽一遍，求得一個大致的輪廓印象，然后學習每一章節(jié)，都力求有一種文學史眼光的貫通。還要認真讀作品，起碼要預先讀完指定的必讀書目，有自己的文學感覺與體驗，再來聽課，參考有關評論來討論問題，文學審美與分析能力才能有效地提高。

第一章介紹文學革命的歷史，也就是現(xiàn)代文學的起始。第一節(jié)講文學革命發(fā)生與發(fā)展的過程，第二節(jié)講外來思潮與文學社團，第三節(jié)介紹初期文學理論建設，第四節(jié)分析“五四”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潮流。這一章的重點是文學革命發(fā)生的原因、過程與性質，以及這場革新運動的意義。此外，對于新文學如何受外來文學思潮的影響，各種文學社團的興起如何推進了新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建設，也應有較系統(tǒng)的了解。對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在新文學運動中所起的歷史作用的評論，則可以作為進一步思考的命題。這一章內容豐富，頭緒多，有些問題的探討尚待獲得更多的文學史知識之后，才能逐步深入進行。因此，偏重從知識性層面去掌握文學革命發(fā)生發(fā)展的概況，以期對新文學的傳統(tǒng)有較為具體的印象，是學習這一章的基本要求。

一　文學革命的發(fā)生與發(fā)展

（1）首先要了解文學革命發(fā)生的背景與動因。通常把1917年初發(fā)生的文學革命看做是一個歷史的界碑，以標示古典文學的結束，現(xiàn)代文學的起始。當今學術界也有人試圖將近、現(xiàn)、當代打通，以“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涵蓋百年中國文學。事實上，雖然晚清以來已出現(xiàn)文學變革，如“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白話文的提倡，等等，但總體上仍是局限于傳統(tǒng)文學內部的結構調整變通，真正有革命意義的突變還是在1917年文學革命發(fā)生之后。因此，必須大致了解晚清的文學革新運動如何為后起的文學革命做了準備。有關近、現(xiàn)代文學關系，以及“現(xiàn)代文學”的學科稱謂與范圍是否應被其他概念所取替等問題，都是有爭議的前沿課題，剛開始學習本課程時不一定就展開討論。

（2）應了解文學革命的背景與直接動因主要是新文化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的性質，有各種解釋，注意這里解釋為“本質上是企求中國現(xiàn)代化的思想啟蒙運動”。文學革命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性質與導向、成就與局限，都與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宗旨息息相關。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主要做了兩方面工作：一是重新評判孔子，抨擊文化專制主義，倡導思想自由；二是廣泛引進和吸收運用西方文化。新文化運動立足于“破”而矯枉過正，以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為主，對西方文化徑直急取，有負面影響。但總的來說，又造成多種文化比較選擇的開放活躍的局面，文學革命直接從中獲取了動力。

（3）文學革命的發(fā)生與發(fā)展過程，是本章學習的重點。作為知識性了解，應注意掌握：以《新青年》為中心而形成的反封建思想文化陣線及主要的代表人物，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基本內容與歷史功績，白話文運動的提倡與推廣過程，林（紓）蔡（元培）之爭，與“學衡派”和“甲寅派”的論爭。

（4）關于文學革命的性質與意義，可以從文學觀念、內容以及語言形式這三方面去評判，考察其對于傳統(tǒng)文學的徹底革新，理解新文學是如何在文學的世界化與民族化的矛盾對立運動中逐步實現(xiàn)文學的現(xiàn)代化的。

二　外國文藝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學社團的蜂起

（5）外國文藝思潮的影響是文學革命發(fā)生與發(fā)展的外因。胡適、陳獨秀發(fā)動文學革命就依持過進化論等思潮，周作人也得益于西方人道主義文學理論，這都是影響的例證。大規(guī)模的文學翻譯活動，是文學革命的組成部分?！拔逅摹焙蠖潭處啄觊g，思想大解放如冰河開封，西方文藝復興以降各種文藝思潮幾乎都同時涌入了中國。對這種歷史上罕見的思想活躍狀況應有所了解。在以后整個課程學習當中，都應當把外來文學思潮的深刻影響作為考察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的重要方面。

（6）受不同文藝思潮和藝術手法影響的不同創(chuàng)作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為文學社團。其中文學研究會和創(chuàng)造社的影響與貢獻最大。應當了解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的成立及成員組成的基本狀況，包括各自的代表性刊物和作家，最足以體現(xiàn)社團傾向的基本觀點。對于前者追求“為人生而藝術”的現(xiàn)實主義，和后者側重“為藝術而藝術”的浪漫主義，也應從創(chuàng)作觀念與流派特色上加以簡要評析。此外，還要了解新月社、語絲社、淺草社和湖畔詩社的基本情況。這是本章學習的第二個重點。

三　胡適、周作人與新文學初期理論建設

（7）胡適對新文學理論建樹最突出、影響最大的是“白話文學論”和“歷史的文學觀念論”。進化論與實驗主義對胡適文學觀念的建構都有積極的作用，應結合《文學改良芻議》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對胡適的文學觀念在新文學發(fā)難期所做的貢獻做出客觀的評價。周作人以“人的文學”來標示新文學的內容特質，適合了“五四”個性解放的熱潮，對文學革命的推進起到很大的作用。后來周作人轉向強調文學的獨立性與自由表達思想的原則，提出比較脫離現(xiàn)實的“自己的園地”文學觀，代表了傾向自由主義的作家另一路的追求。這一節(jié)不作為重點，但應學習如何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價那些影響大而思想立場可能比較復雜的作家。

四　文學創(chuàng)作潮流與趨向

（8）第一個十年文學發(fā)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917年初到1919年“五四”爆發(fā)，為文學革命初期；“五四”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是思想解放和創(chuàng)作最為活躍的時期；此后到1927年“四·一二”事變，相對沉寂并轉向“革命文學”提倡的試驗期。這種大致的階段性劃分，可以幫助同學聯(lián)系時代社會變遷去把握文壇的趨向。

（9）第一個十年的創(chuàng)作也可以從總體上去歸納與描述其共同的興趣與歸趨，或區(qū)別于其他時期的新的文學特色，即：理性精神、感傷的情調、個性化與多樣創(chuàng)作方法的嘗試。這種宏觀的歸納讓我們對“五四”新文學的時代特征和得失先有一個基本的印象，待如下幾章學完后再回頭來思考與印證這種歸納的根據(jù)。

關于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與開端，學界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是往前推，認為在晚清，文學界已經出現(xiàn)許多變革，甚至出現(xiàn)一些“現(xiàn)代性”的因素，因此可以把現(xiàn)代文學的起源定在晚清（具體說1898年甲午戰(zhàn)爭之后），有的就此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以取代“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概念。但更多學者還是認為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于“五四”前后，理由是“五四”帶有時代界碑性質，以此作為古代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的分水嶺比較合適。盡管從晚清開始已經出現(xiàn)文學變革，但真正作為一種自覺的文學革新運動，而且在思想、內容、語言和形式這幾個方面都發(fā)生整體性的顯著的變化，還是在“五四”前后。通過這一章的學習，我們除了對“五四”新文學運動輪廓、性質與基本知識有大致了解，還可以觀察文學潮流變遷的規(guī)律，不管采納哪一種“分界法”，必須既看到晚清文學與“五四”文學的聯(lián)系，以及“五四”新文學運動所起到的巨大變革作用。

另外，隨著時代變化，人們評價歷史的標準也可能調整變化。對“五四”新文學所形成的新的文學傳統(tǒng)，過去偏于政治性的角度，評價一直比較高。這些年出現(xiàn)某些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新文學運動的反思，主要是認為“五四”一代人對傳統(tǒng)的批判過甚，某種程度上造成文化的“斷裂”，有“激進主義”之嫌。學習這一章，可以聯(lián)系當前在“五四”歷史評價問題上的不同觀點，用課程學習中所了解的具體知識，包括自己對于歷史的感受與想象，盡量做到回歸歷史語境，用實事求是的同情的態(tài)度，去評價過去那些有影響的人物與事件，防止偏激與片面。

【知識點】

晚清文學革新運動、《新青年》雜志、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的關系、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錢玄同與劉半農的“雙簧戲”、對黑幕小說與鴛鴦蝴蝶派的批判、林蔡之爭、《學衡》派、《甲寅》派、易卜生主義、“五四”前后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語絲社、淺草—沉鐘社、新月社、湖畔詩社、進化論、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周作人的《人的文學》。

【思考題】

（1）簡述文學革命發(fā)生發(fā)展的大致過程。

此題偏重知識性的掌握，要求通過梳理讀書與聽課中所接觸的史事，對“五四”前后文學革命的歷史能獲得輪廓性的理解。要點包括：1.發(fā)生的背景。晚清傳統(tǒng)文學內部結構變化成為后來大變革的序幕，辛亥革命后社會變革以及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啟蒙與救亡熱潮帶來的解放氛圍；2.《新青年》的思想啟蒙以及對傳統(tǒng)的激烈批判，胡適、陳獨秀等先驅者的文章和主張，特別是一些代表性的觀點與口號；3.文學革命與某些保守主義者的較量（如林蔡之爭，與學衡派、甲寅派的論爭）；4.進展與初步成果，包括白話文全面推廣、外國文學思潮廣泛涌入、文學社團蜂起、魯迅小說與“新潮社”等方面創(chuàng)作實績的涌現(xiàn)。因為涉及內容很多，應當大致依照時間順序，抓住上述幾個方面，包括重要的歷史事件、潮流、人物及其觀點，做簡要的梳理。這也是對概括能力的訓練，可以主要參考《三十年》第一章第一節(jié)。

（2）為什么說文學革命是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學革新運動？文學革命的意義是什么？

說明“前所未有”，就是論說文學革命的獨特性和地位，應注意放到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去考察。首先，文學革命的發(fā)生是從與傳統(tǒng)文學異質的西方文學中獲得新的價值觀，引起對傳統(tǒng)文學的重估。其次，是社會變革引發(fā)文學的深層變革，包括文學觀念、審美意識、情感表達方式，以及文學語言等多個方面的根本性變革。第三，和古代一些文學變革（如唐代古文運動）相比，這次文學革命是徹底、全面而深層次的變革，而并非傳統(tǒng)體系中的局部調整。以上可以參考附錄中王瑤的《論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價值重估》。關于意義，可以參考附錄中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要點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但要注意扣住文學革命的含義及其影響來談。也可以從文學“現(xiàn)代化”的角度立論，然后從文學觀念、內容以及語言形式變革這三個方面，論述其對傳統(tǒng)文學的革新與超越，對新文化運動的配合，對時代變遷的適應，肯定其開啟文學現(xiàn)代化的貢獻。

（3）概述“五四”前后外國文學思潮的進入和文學社團興起的情況。

此題偏重知識性，要注意對“五四”歷史氛圍的感受和概括。對“五四”時期西方各種文藝思潮幾乎同時涌入的狀況應有輪廓性了解，可關注一些影響較大的翻譯活動，包括《新青年》等刊物的譯載所引起的討論熱潮，也可以以進化論、人道主義等幾種理論的譯介及影響為中心，論述外來思潮如何引發(fā)和推進文學革命。如果更細致一點，不妨舉胡適的進化論文學史觀、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論以及魯迅的小說創(chuàng)作為例，分析外來思潮如何轉化為先驅者的理論資源。附錄中周策縱《五四運動史》有相關的論述，有助于理解當時的氛圍。至于社團的興起情況，一是要說明蜂起的原因，可以文學研究會和創(chuàng)造社為主，考察其不同的創(chuàng)作觀念與流派特色，此外，要適當談及新月社、語絲社、淺草社和湖畔詩社的基本情況。整個論述最好能扣著“五四”思想解放的大環(huán)境。附錄中茅盾和鄭伯奇的兩篇文摘提供了相關材料。

（4）如何評價文學革命時期胡適與周作人的文學觀念與理論？

主要參考《三十年》第一章第三節(jié)的內容。一般要求集中分析胡適的“白話文學論”、“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易卜生主義”，以及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口號，對這些理論的基本內涵應有較明確的了解，同時對其如何應時而生，又如何適合“五四”個性解放潮流、推進文學革命，有客觀的評價，肯定其貢獻。更高的要求，是在上述論說基礎上，進一步運用歷史的辯證的方法，考察當時一兩種理論形成的機制及其影響。比如對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治學理路的分析，以及對周作人為何從“人的文學”轉向“自己的園地”的分析，都有很多發(fā)揮的空間，甚至還可以聯(lián)系現(xiàn)實，回應某些對“五四”批評與苛求的觀點，以此展示思考的力度。

（5）近年來學術界在對“五四”傳統(tǒng)的反思中，有一種偏重批評“五四”“激進主義”的聲音，對此你是否有所關注？能否談談你的看法？

這是新加的拓展思考題，理論性和綜合性較強，有較大難度，適合高年級或者研究生?？蓞⒖紲厝迕舻戎吨袊F(xiàn)代文學學科概要》第十章第二節(jié)以及第十二章第五節(jié)，依照其中研究狀況介紹及索引，找相關論文來讀，以了解研究界的不同觀點。對“激進主義”的評議，應注意調動課程學習中積累的相關知識，盡量回到“五四”的歷史語境，采用比較客觀的態(tài)度。對“現(xiàn)代性”研究中出現(xiàn)的任意顛覆經典的立場，須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又一種偏激與片面。

（6）簡述晚清文學思潮，并論述其與“五四”時期文學運動的歷史聯(lián)系。

本論題難度較大，要求對晚清文學有所了解，并能把晚清文學與“五四”文學聯(lián)結在一起，尋找其歷史關聯(lián)，以此理清從晚清到“五四”的文學脈絡。適合研究生或高年級學生。最好能回應“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觀點（王德威），在論說歷史聯(lián)系時，也要注意不同歷史階段的重大區(qū)別。要點包括：1.晚清的“三界革命”與“五四”文學運動。“詩界革命”的作詩如說話，“文界革命”對桐城派古文的批判，“小說界革命”對小說的政治文化功能的提高，都被“五四”繼承和發(fā)揚。2.晚清白話文運動與“五四”文學運動。其中包括對白話文的倡導、大量白話報紙的涌現(xiàn)，以及大量白話小說的出現(xiàn)，都為“五四”提倡白話文學提供了社會、文學基礎。3.晚清翻譯的興盛與“五四”文學運動。以嚴復《天演論》、林紓《茶花女》為代表的晚清翻譯風潮，為“五四”全面引進西方科學與文藝理論首開先河。4.在晚清思潮影響下出現(xiàn)了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他們后來成為了“五四”文學革命的中堅力量。5.晚清文學思潮只是“五四”文學革命的序幕，仍是傳統(tǒng)文化自身的內部調節(jié)，它雖然為“五四”準備了條件，但真正全面的文學、文化變革還是出現(xiàn)在“五四”（可參閱《三十年》第一章第一節(jié)，以及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集3·胡適文存二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歐陽哲生編）。

【必讀作品與文獻】

胡　適：《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周作人：《人的文學》

胡　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林　紓：《致蔡鶴卿太史書》

蔡元培：《答林琴南書》、《文學研究會宣言》

沈雁冰：《文學與人生》

成仿吾：《新文學的使命》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

【評論節(jié)錄】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胡　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茅　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

王　瑤：《論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價值重估》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

▲毛澤東論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tài)，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xié)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xié)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fā)展，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fā)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fā)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fā)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于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zhàn)爭。當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五四運動的右翼，到了第二個時期，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敵人妥協(xié)，站在反動方面了。

（錄自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胡適談文學革命發(fā)生的原因

我在《逼上梁山》一篇自述里，很忠實地記載了這個文學革命運動怎樣“偶然”在國外發(fā)難的歷史。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曾說：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yè)發(fā)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fā)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科學與人生觀序》）

獨秀這番議論是站在他的經濟史觀立場說的。我的《逼上梁山》一篇，雖然不是答復他的，至少可以說明歷史事實的解釋不是那么簡單的，不是一個“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釋了的。即如一千一百年前的臨濟和尚德山和尚的徒弟們，在他們的禪林里聽講，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種生辣痛快的白話文來記載他們老師的生辣痛快的說話，就開創(chuàng)了白話散文的“語錄體”。這件史實和“產業(yè)發(fā)達，人口集中”有什么相干！白話文產生了無數(shù)的文學杰作之后，忽然出了一個李夢陽，又出了一個何景明，他們提倡文學復古，散文回到秦漢，詩回到盛唐，居然也可以哄動一世，成為風氣。后來出了公安袁氏兄弟三人，大罵何李的復古運動，主張一種抒寫性情的新文學，他們也可以哄動一時，成為風氣。后來方苞姚鼐曾國藩諸人出來，奠定桐城派古文的權威，也一樣的哄動一時，成為風氣。這些史實，難道都和產業(yè)的發(fā)達不發(fā)達，人口的集中不集中，有什么因果的關系！文學史上的變遷，“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用袁宏道的話），其中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都不能用一個“最后之因”去解釋說明。

中國白話文學的運動當然不完全是我們幾個人鬧出來的，因為這里的因子是很復雜的。我們至少可以指出這些最重要的因子：第一是我們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作品：禪門語錄，理學語錄，白話詩調曲子，白話小說。若不靠這一千年的白話文學作品把白話寫定了，白話文學的提倡必定和提倡拼音文字一樣的困難，決不能幾年之內風行全國。第二是我們的老祖宗在兩千年之中，漸漸的把一種大同小異的“官話”推行到了全國的絕大部分：從滿洲里直到云南，從河套直到桂林，從丹陽直到川邊，全是官話區(qū)域。若沒有這一大塊地盤的人民全說官話，我們的“國語”問題就無從下手了。第三是我們的海禁開了，和世界文化接觸了，有了參考比較的資料，尤其是歐洲近代國家的國語文學次第產生的歷史，使我們明了我們自己的國語文學的歷史，使我們放膽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的文學革命。——這些都是超越個人的根本因素，都不是我們幾個人可以操縱的，也不是“產業(yè)發(fā)達，人口集中”一個公式可以包括的。

此外，還有幾十年的政治的原因。第一是科舉制度的廢除（1905）。八股廢了，試帖詩廢了，策論又跟著八股試帖廢了，那籠罩全國文人心理的科舉制度現(xiàn)在不能再替古文學做無敵的保障了。第二是滿清帝室的顛覆，專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華民國的成立（1911—1912）。這個政治大革命雖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來種種革新事業(yè)的總出發(fā)點，因為那個頑固腐敗勢力的大本營若不顛覆，一切新人物與新思想都不容易出頭。戊戌（1898）的百日維新，當不起一個頑固老太婆的一道諭旨，就全盤推翻了。獨秀說：

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

這話是很有理的。我們若在滿清時代主張打倒古文，采用白話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彈本就可以封報館捉拿人了。但這全是政治的勢力，和“產業(yè)發(fā)達，人口集中”無干。當我們在民國時代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林紓的幾篇文章并不曾使我們煙消灰滅，然而徐樹錚和安福部的政治勢力卻一樣能封報館捉人。今日的“產業(yè)發(fā)達，人口集中”豈不遠過民國初元了？然而一兩個私人的政治勢力也往往一樣可以阻礙白話文的推行發(fā)展。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頑固的勢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話文運動雖然時時受點障害，究竟還不到“煙消灰滅”的地步。這是我們不能不歸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至于我們幾個發(fā)難的人，我們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歸到那“最后之因”。陸象山說得最好：

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后，便減得些子。

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xiàn)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侗粕狭荷健芬黄且梦冶４娴囊恍┦妨蟻碛涊d一個思想產生的歷史。這個思想不是“產業(yè)發(fā)達，人口集中”產生出來的，是許多個別的，個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攏來烘逼出來的。從清華留美學生監(jiān)督處一位書記先生的一張傳單，到凱約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從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哲學，到一個朋友的一首打油詩；從但?。―ante）卻叟（Chaucer）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國語文學，到我兒童時代偷讀的《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這種種因子都是獨一的，個別的；他們合攏來，逼出我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來。我想，如果獨秀肯寫他的自傳，他的思想轉變的因素也必定有同樣的復雜，也必定不是經濟史觀包括得了的。治歷史的人，應該向這種傳記材料里去尋求那多元的，個別的因素，而不應該走偷懶的路，妄想用一個“最后之因”來解釋一切歷史事實。無論你抬出來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靈”，或是“生產方式”，都可以解釋一切歷史：但是，正因為個個“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所以都不能解釋任何歷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那“最后之因”的法寶解決一切歷史之后，你還得解釋：“同在這個‘最后之因’之下，陳獨秀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適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釋胡適，同時又可以解釋胡先骕，那豈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釋一切歷史的“最后之因”，都是歷史學者認為最無用的玩意兒，因為他們其實都不能解釋什么具體的歷史事實。

（錄自胡適：《逼上梁山》，《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

▲茅盾談文學研究會

民國六七年的時候，好像還沒有純然文藝性質的社團。那時的《新青年》雜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學”的大本營，然而從全體上看來，《新青年》到底是一個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數(shù)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場發(fā)表他們對于文學的議論。他們的文學理論的出發(fā)點是“新舊思想的沖突”，他們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覺上去攻擊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舊文藝。

這是“五四”文學運動初期的一個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條正確的路徑。民國九年（一九二○）十一月文學研究會正式成立于北京。這是最早的一個純文藝的社團，然而這一個團體發(fā)起的宗旨也和外國各時代文學上新運動初期的文學團體的創(chuàng)立很不相同。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并不是因為有了一定的文學理論要宣傳鼓吹。文學研究會的發(fā)起宣言中說“有三種意思，要請大家注意”：

第一，是“聯(lián)絡感情”?！爸袊騺碛形娜讼噍p的風氣，因此現(xiàn)在不但新舊兩派不能協(xié)和，便是治新文學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國別派別的主張，難免將來不生界限。所以我們發(fā)起本會，希望大家時常聚會交換意見，可以互相理解，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p>

第二，是“增進智識”。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皩⑽乃嚠斪鞲吲d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xiàn)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也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一生的事業(yè)，正同勞農一樣。所以我們發(fā)起本會，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yè)的聯(lián)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fā)達與鞏固。這雖然是將來的事，但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希望?！?/p>

這個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發(fā)表的時候，有十二個人署名，就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tǒng)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在這一個宣言里，只有第三項略略表明了文學研究會對于文學的態(tài)度，這態(tài)度在今日看來，自然覺得平淡了，但在那時候這正是新文學運動的綱要之一，并且和那時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態(tài)度相應和。

“五四”時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后應當建設怎樣一種新的文化呢？這問題在當時并沒有確定的回答。不是沒有人試作回答，而是沒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擁護。那時候，參加“反封建”運動的人們并不是屬于同一的社會階層，因而到了問題是“將來如何”的時候，意見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沒有比較最有勢力的一種意見，這就是所謂“只問病源，不開藥方”。這是對于“將來如何”一問題的一種態(tài)度，——或者也可以說是躲避正面答復的一種態(tài)度。這不是答案。然而這樣的態(tài)度的產生有它社會的根據(jù)，這是代表了最大多數(shù)的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的智識者的意識的。同時這種意識當然也會反映到文藝的領域。文學研究會宣言中所表示的對于文學的態(tài)度就是當時普遍現(xiàn)象的一角。

所以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團的主張，后來也永遠不曾有過。它不像外國各時代文學上新運動初期的一些具有確定的綱領的文學會，它實在正像它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個“著作同業(yè)公會”。

因為只是“著作同業(yè)公會”的性質，所以文學研究會的簡章第九條雖有“本會會址設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會員五人以上者，得設一分會”之規(guī)定，而且事實上后來也有幾個分會，而且分會也發(fā)刊了機關報，然而這決不是“包辦”或“壟斷”文壇，像當時有些人所想像。

同時也因為只是“著作同業(yè)公會”的性質，所以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從來不曾有過對于某種文學理論的團體行動，而且文學研究會對于它的會員也從來不加以團體的約束；會員個人發(fā)表過許多不同的對于文學的意見，然而“團體”只說過一句話，就是宣言里的“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xiàn)在已經過去了”。

這一句話，不妨說是文學研究會集團名下有關系的人們的共通的基本的態(tài)度。這一個態(tài)度，在當時是被理解作“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xiàn)象，表現(xiàn)并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這個態(tài)度，在冰心，廬隱，王統(tǒng)照，葉紹鈞，落花生，以及其他許多被目為文學研究會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

（錄自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

▲鄭伯奇談創(chuàng)造社

創(chuàng)造社的作家傾向到浪漫主義和這一系統(tǒng)的思想并不是沒有原故的。第一，他們都是在外國住得很久，對于外國的（資本主義的）缺點，和中國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較清楚；他們感受到兩重失望，兩重痛苦。對于現(xiàn)社會發(fā)生厭倦憎惡。而國內國外所加給他們的重重壓迫只堅強了他們反抗的心情。第二，因為他們在外國住得很久，對于祖國便常生起一種懷鄉(xiāng)??；而回國以后的種種失望，更使他們感到空虛。未回國以前，他們是悲哀懷念；既回國以后，他們又變成悲憤激越，便是這個道理。第三，因為他們在外國住得長久，當時外國流行的思想自然會影響到他們。哲學上，理知主義的破產；文學上，自然主義的失敗，這也使他們走上了反理知主義的浪漫主義的道路上去。

然而，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作家的個人環(huán)境；這不能造成一個文學運動的影響。創(chuàng)造社幾個作家能造成當時那么廣大的影響，當然還有它的社會的原因。

五四運動是中國的知識階級對于近代文明發(fā)生了自覺的一種運動。這后面有歐戰(zhàn)期間發(fā)芽開花的中國產業(yè)社會作背景。但是，中國的產業(yè)敵不住歐戰(zhàn)以后重行進攻的列強的資本。所以，五四運動勢不能不變成一幕悲劇。當時所標榜的種種改革社會的綱領到處都是碰壁。青年的知識分子不出于絕望逃避，便得反抗斗爭。這兩種傾向都是啟蒙文學者所沒有預想到的。創(chuàng)造社幾個作家的作品和行動正適合這些青年的要求。創(chuàng)造社所以能夠獲得多數(shù)的擁護者也是這個原故。

中國的啟蒙文學運動以后，創(chuàng)造社的浪漫主義和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的對立的發(fā)展是值得注意的有趣的現(xiàn)象。同時，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始終接近著俄國的人生派而沒有發(fā)展到自然主義；創(chuàng)造社的浪漫主義從開始就接觸到“世紀末”的種種流派。這當然是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所制限。若就現(xiàn)象來講，這可以證明越是落后國家，反復作用越是急促而復雜的?；魻柕陌l(fā)生學說，在中國的新文學的發(fā)達史上，也可以應用了。

不過，在這里，我們應該加以注意：創(chuàng)造社的傾向雖然包含了世紀末的種種流派的夾雜物，但，它的浪漫主義始終富于反抗的精神和破壞的情緒。用新式的術語，這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它以后的發(fā)展在它的發(fā)端就豫約了的。

創(chuàng)造社初期的主要傾向雖說是浪漫主義，因為各個作家的階層，環(huán)境，體格，性質等種種的不相同，各人便有了各個人獨自的色彩。只就最初四個代表作家來看，各個的特色便很清楚。郭沫若受德國浪漫派的影響最深，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因而也接受了雪萊，恢鐵曼，太戈兒的影響；而新羅曼派和表現(xiàn)派更助長了他的這種傾向。郁達夫給人的印象是“頹廢派”，其實不過是浪漫主義涂上了“世紀末”的色彩罷了。他仍然有一顆強烈的羅曼諦克的心，他在重壓下的呻吟之中寄寓著反抗。成仿吾雖也同受了德國浪漫派的影響，可是，在理論上，他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張；在作品行動，他又感受著象征派，新羅曼派的魅惑。他提倡士氣，他主張剛健的文學，而他卻寫出了一些幽婉的詩。在這幾個人中，張資平最富于寫實主義的傾向，在他的初期作品還帶著人道主義的色彩。

（錄自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

▲論“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價值重估

用什么價值尺度來進行評判呢？胡適提倡要“重新分別一下好與不好”，那標準又是依據(jù)什么呢？應該說就是“人”的覺醒和解放；這是由現(xiàn)代化要求所產生的必然命題，所以魯迅說：“最初，文學革命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沈雁冰在革新后的《小說月報》上討論文學問題，首先提出的是“文學和人的關系”；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以及當時對國民性和啟蒙運動的討論等，都說明了人（國民）的覺醒和解放是前驅者們注意的焦點，而這正是為了適應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歷史潮流，掙脫封建主義的束縛，推動社會的發(fā)展，使之成為“現(xiàn)代中國人”，即實現(xiàn)“人”的現(xiàn)代化的。這既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出發(fā)點，也是評判和重估的尺度。既然是價值重估，就不是簡單地否定；它對傳統(tǒng)當然要有否定和批判，但也必然有所肯定和繼承，而且這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否定中有肯定、批判中有繼承的。文學革命的目的是提倡和建設新文學，對傳統(tǒng)文學的價值重估不僅可為建設新文學提供借鑒，而且對于文學革命本身也是必須進行的工作。胡適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一文中說：“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的古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為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為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如是，則吾國將永無以全副精神實地試驗白話文學之日。”視白話文學為正宗，提高小說戲曲和民間文學的地位，“正式否認駢文古文律詩古詩是正宗”，都是為文學革命開辟道路的，其中當然包括了對傳統(tǒng)文學的新的審視，也就是價值重估的工作。有的人對問題提得更其尖銳，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之類，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前驅者所抨擊的直接對象并不是歷史上的桐城派或選學派，而是當時以摹仿古人為能事的舊式文人，所以才叫“謬種”或“妖孽”；至于桐城派或選學派本身，當然評價也不高，把它們與駢文古文律詩古詩等同列；不承認它們的傳統(tǒng)的權威的“正宗”地位，而并不是徹底打倒。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對韓愈的評價，最足以表示這種評判的精神；他一方面承認韓愈“變八代之法，開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一方面又指出“不滿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猶師古，二曰誤于文以載道之謬見”。“師古”就是不敢創(chuàng)新，“載道”就是宣揚封建教義，都是與現(xiàn)代化的追求相悖的。所以對傳統(tǒng)文學的價值重估，就是要求站在現(xiàn)代的高度，對傳統(tǒng)的價值觀進行新的評判，而不是予以簡單地否定。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與社會的前進步伐相適應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中西文化的撞擊、對比和匯合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人們正因為從與傳統(tǒng)文學異質的西文文學那里獲得了新的價值觀念，才引起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反觀和重估。社會發(fā)展的內在要求當然是文學革命之所以發(fā)生的根本原因，而西方文學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基本因素。正如魯迅所說，“五四”文學革命的發(fā)生，“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的要求，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陳獨秀提倡文學革命的出發(fā)點，就是“今日中國文學，委瑣陳腐，遠不能與歐美并肩”。文學革命正是要將從清末開始醞釀的變革引向文學的深層結構，包括文學觀念、審美意識、情感表現(xiàn)方式以及文學語言等多方面的根本變革，因此西方文學當然成了它的重要參照系統(tǒng)。中國文學史上也曾有過多次的文學變革，但都是在傳統(tǒng)體系內部進行的局部性的調整，如唐代的古文運動，它是打著“復古”的旗幟，對傳統(tǒng)文學某一方面的理論和寫作規(guī)范提出質疑的；有些文體的變化則是吸收了民間文學的營養(yǎng)產生的?？傊?，都不象“五四”文學革命那樣全面的深層的變革。朱自清在談到中國詩的發(fā)展線索時說：“按詩的發(fā)展的舊路，各體都出于歌謠，四言出于《國風》、《小雅》，五七言出于樂府詩”。但“新詩不取法于歌謠，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外國的影響；別的原因都只在這一個影響之下發(fā)生作用?！彼又f，“這是歐化，但不如說是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化是新路，比舊路短得多；要‘迎頭趕上’人家，非走這條新路不可?！边@里講的是新文學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但他反觀了傳統(tǒng)詩歌的發(fā)展線索，這不僅說明對傳統(tǒng)文學的重估與建設新文學同樣是文學革命的重要內容，而且說明重估的價值觀同樣也是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是由現(xiàn)代化的歷史要求出發(fā)的。

（錄自王瑤：《論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價值重估》，《王瑤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關于“五四”前后西方思潮的影響

當老一輩人以及保守主義者依然固守著傳統(tǒng)的思想與倫理之時，受西方思想影響的新知識分子則正團聚起來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所謂“德先生”、“賽先生”，是新知識分子給民主與科學起的別名，用以概括當時的新思潮。正是借著這兩位“先生”的權威，新知識分子向孔教以及它的支持者發(fā)起了進攻。對“五四運動”早期新知識分子的思想的研究表明，他們的思想是17世紀以后西方各種思想的大雜燴，而他們特別推崇的則是來源于美國獨立戰(zhàn)爭與法國大革命的思想。

1919年以前的20年中，各種西方哲學思想就已風行于中國。功利主義、進化論、經驗主義通過嚴復的譯著引進來了。這些譯著有：赫胥黎的《天演論》（1894—1895年譯，1895年出版，1898年4月重?。?，亞當·斯密的《原富》（1897年底到1900年秋譯，1901年底出版），穆勒的《群己權界論》（1899年譯，1903年10月出版）和《名學》（只譯了前半部，1900年到1902年譯，1902年出版），赫伯特·斯賓塞的《群學肄言》（1898年到1902年譯，1903年5月出版），甄克思的《社會通詮》（1903年譯，1904年2月出版），孟德斯鳩的《法意》（1900年到1905年譯，1904年到1909年9月出版），耶方斯的《名學淺說》（1908年秋譯，同年出版）?！拔逅倪\動”時期正是人到中年的知識界的領袖們，他們的思想主要就是受了這些著作的影響。法國大革命的思想，首先是由梁啟超在本世紀初介紹進來的。梁啟超以其明白通暢的文章使盧梭的思想流傳開來。1906年以后，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汪精衛(wèi)等又向國內介紹了拉馬克的《動物哲學》、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以及其他一些法國哲學著作。王國維等人則介紹了叔本華、尼采、康德的思想。“五四事件”以前，羅素的一些著作就已被翻譯成中文，這加強了早先就已經引進過來的英國的經驗主義的影響。羅素的著作以及后來杜威對笛卡兒的方法論的介紹，為中國數(shù)理邏輯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五四”時期之初，這些思想對中國知識界的領袖們的批判性思維都起著不同程度的作用，但現(xiàn)實主義與功利主義是其中影響最為深廣的。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的發(fā)刊詞中就提倡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生活態(tài)度，推崇約翰·密爾和孔德。在他看來，東西方的根本差異之一就是，西方以實利為本位，而東方以虛文為本位。因此，為了使中華民族重現(xiàn)生機，他提出，中國應當以實利主義為其教育方針之一。除陳獨秀之外，其他還有許多人提倡功利主義。以后，這些思想又與實驗主義融合在一起?！拔逅氖录币院螅m然年輕人充滿著幻想，但是他們仍然是以實用作為行動的基準的，至少他們自認為是這樣的。

“五四”初期，自由主義是掛在知識分子口上的口頭禪。20世紀初，梁啟超與國民黨領導人曾經提出過個人自由的問題。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的創(chuàng)刊號上，也強調個人自由，反對種種形式的奴役。他又把塞繆爾·F. 史密斯的《亞美利加》（美國國歌）翻譯出來，登在《青年雜志》第2號上。愛德蒙德·伯克在英國下議院發(fā)表的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斗爭的演說也被翻譯成中文，刊登在《青年雜志》上。流行于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的自由的概念主要是來源于盧梭的國民總意說以及英國的功利主義。他們是從人權、言論出版自由的角度來談論自由的。

當大多數(shù)國民意識到國家統(tǒng)一與強大的重要性的時候，一些新知識分子就傾向于強調個人主義。他們堅持認為，不能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去維護國家的主權與獨立。大多數(shù)新知識界的領導人認為，不能以國家的強大與民主利益作為最高的理想，他們只承認，謀求個人福利需要這些暫時性的手段。陳獨秀就認識到，東西方的最重要的差異就在于，西方文明，不論是英國、美國、法國文明，還是德國文明，都是以徹底的個人主義為本位的，而東方文明則是以家庭或者家族為本位的。依據(jù)他的理解，西方的倫理道德、政治原理、法律都傾向于提倡個人的權利與福利，提倡思想言論自由，提倡個性發(fā)展。而在東方的制度之下，一個人，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個人，而只是家庭或家族中的一員。這種制度，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窒礙個人意思之自由，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養(yǎng)成依賴他人之習性。所以，他提出，要以個人本位主義取代家族本位主義。胡適向中國人介紹易卜生，促進了個人主義的傳播。他向人們說明了易卜生反對法律、宗教、道德準則強制人們服從的理由。他說，易卜生認為：“社會的最大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fā)展?！币撞飞硐胫械娜松恰皞€人須要充分發(fā)達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fā)展自己的個性”。受易卜生的戲劇如《玩偶之家》、《國民公敵》、《群魔》的影響，胡適關注著中國社會中婦女的低下地位，鼓勵中國婦女起而反抗，爭取自身的解放，培養(yǎng)自立思想。

1919以前，有一些知識分子也提倡過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不過他們并非真正信奉它們。他們提倡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理由是，只有這樣才能在個人自由與人人平等之間保持平衡。這些思想主要來源于法國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其中也有一些來自中國傳統(tǒng)思想。然而，大多數(shù)知識界的先驅，并非真正信奉社會主義，或許是因為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的實現(xiàn)個人自由的自由主義的方案，同時也能實現(xiàn)平等。因此他們更愿意提倡人人的權利平等的思想以及博愛互助的思想。論及法蘭西對現(xiàn)代文明的貢獻，陳獨秀就熱情地稱贊實行經濟、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思想，說這是現(xiàn)代歐洲文化的最新潮流。又說私有財產不能立時廢除，但是實行社會政策則可以消除貧富差距。孫逸仙和許多早期的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也曾提倡過這一類思想。1919年后，這些思想對中國青年的吸引力越來越大。

說到科學，我們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新知識分子都強調達爾文的進化論。他們也正是用這一理論為武器去攻擊舊信仰、舊傳統(tǒng)的。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比如，戴季陶，在接受這一理論的同時，也提倡互助論。他們認為，生命是由競爭維持的，而互助則是在競爭中培養(yǎng)人性的最好的方式。無論怎么說，達爾文主義是第一個對中國社會思想產生強烈影響的科學理論。

技術以及對自然的控制也被認為是西方科技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新知識界的領袖們拋棄了東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的物質文明優(yōu)越的舊觀念。在提倡通過掌握與改進工具以改善人類的物質生活方面，吳稚暉可算是個急先鋒，雖然他自奉甚簡。吳稚暉信奉的是“科學萬能”論。

（錄自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岳麓書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