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蔡元培

蔡元培傳略

蔡元培(1868—1940)，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生于一個商人世家。十一歲喪父，家境從此蕭條。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學，博覽群書，1883年中秀才，1889、1892年相繼中舉人、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補翰林院編修。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開始接觸西方資產(chǎn)階級政治學說，并學習外語，1898年戊戌維新運動中，蔡元培同情維新派，尤其佩服激進的改良主義者譚嗣同。他認為維新派失敗是因為沒有培養(yǎng)革新人才，決心興辦教育，一度任紹興中西學堂監(jiān)督。1901年到上海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1902年參與創(chuàng)立中國教育會，任會長，并創(chuàng)立愛國女學和愛國學社，作為培養(yǎng)革命人才、進行秘密活動的機關(guān)。

1903年創(chuàng)辦《俄事警聞》(后改名《警鐘日報》)。1904年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11月，將暗殺團改組擴大，修訂章程，創(chuàng)立東南地區(qū)反清革命斗爭的重要組織——光復(fù)會。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上海分會會長。1906年春應(yīng)聘任紹興學務(wù)公所總理。1907年6月赴德，在中國駐德使館工作。次年秋入萊比錫大學，攻讀哲學、心理學、美術(shù)史學等學科。武昌起義后回國，1912年1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發(fā)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宣布廢除忠君、尊孔、讀經(jīng)，改革學制，修訂課程，實行小學男女同校，推行義務(wù)教育和社會教育等。1912年7月，因不滿袁世凱擅權(quán)而辭職。不久旅居歐洲，從事著述。旅法期間曾參與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和“華法教育會”。1916年11月回國，次年1月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并采取一系列具體措施，使北大面貌煥然一新。五四運動前后，他站在維護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思想，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禮教；提倡“勞工神圣”，反對軍閥政客的巧取豪奪，使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

蔡元培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先后被選為候補中央監(jiān)察委員、中央監(jiān)察委員。1926年北伐興師后，他在江浙一帶發(fā)起組織蘇浙皖三省聯(lián)合會，策動自治運動。次年2月北伐軍攻占杭州，蔡任浙江臨時政治會議委員，一度代理主席。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政變前后，蔡元培與國民黨右派聯(lián)名發(fā)表“護黨救國”通電，參加清黨反共運動。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他任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最高學術(shù)教育行政機關(guān)——大學院院長、代理司法部長、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1928年8月，因不愿與蔣介石集團為伍，辭去所兼各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定居上海，致力于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yè)。10月國民政府設(shè)立五院，任命蔡元培為監(jiān)察院院長，他堅辭不就。1932年，同宋慶齡、魯迅等發(fā)起成立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任副主席，為爭取民主、保障人權(quán)、營救政治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移居香港。1938年，被推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名譽主席。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著作編為《蔡元培全集》。

蔡先生的回憶

陳西瀅

蔡先生與稚暉先生是我生平所師事的兩個人?！案呱窖鲋?，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這幾句詩，完全可以表出我對于兩位先生的情緒。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人生的旅途上，他們是懸在天際的巨大的兩顆明星，所以雖然有時會迷途，有時不免腳下絆倒，可是由于星光的照耀，仍然可以起來，仍然可以向正確的方面前進。

蔡先生與吳先生，在我心中，常常是連系在一起，不容易分開的。蔡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后，有一天夜間不能入睡，回想起蔡先生與自己的關(guān)系，處處地方便連帶的想到吳先生。可是很奇怪的，蔡先生與吳先生雖同樣的給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而細細追想起來，我與蔡先生的接觸，實在是很少。

知道蔡先生卻很早。因為在六七歲的時候，曾經(jīng)在上海泥城橋愛國學社里上過幾個月學，可以說是蔡先生與吳先生的學生。那時候住在吳先生的家中，天天見到，可是蔡先生卻只聽到過名字。至于是不是認識，甚至于是不是見過，現(xiàn)在已經(jīng)完全想不起來了。

以后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吳先生自英法寫給先父等幾個老朋友的數(shù)千字長信里面。這樣的長信，一連大約有兩封或三封，里面敘述事物很多，所以也當常會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樣，怎樣。那時候的“蔡孑民”還只是一個名字。

武昌起義之后，吳先生與蔡先生都是先后回國。在他們未到以前，他們的一位朋友，商務(wù)印書館主編“辭源”的陸煒士先生，常常對先父等說，將來修清史，只有“稚暉與鶴卿”。那時候已經(jīng)十五六歲了，知道鶴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聽了陸先生的談話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國后住在上海的時候，似乎曾經(jīng)跟了吳先生到他的府上去過。但是除上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子之外，什么也不記得。也許這一樓一底的房子還記憶的錯誤，實在不曾去拜訪過也說不定。但是那時候一個印象是相當清楚的。也可以說是蔡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大約是在張園舉行的許多群眾大會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講是在那里第一次聽到。他的演講，聲音不高，而且是紹興口音的官話，內(nèi)容是樸質(zhì)的說理，不打動聽眾的情感，所以他在臺上說話，臺下的人交頭接耳的交談，甚至于表示不耐煩。所以演講辭更不能聽到。蔡先生的演說也就很快的完畢了。十年以后聽眾對蔡先生的態(tài)度不同了，演辭不至于聽不見，然而他演說態(tài)度、聲音，與內(nèi)容似乎與我第一個印象沒有多大的出入。蔡先生不能說是一位雄辯家。

再會見蔡先生，是在十年后的倫敦。那時候蔡先生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校長，到歐洲去游歷。在倫敦攝政街的中國飯店里，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歡迎會。名義上雖是北大學生，可是原先與北大沒有關(guān)系的也多人在場，我自己便是一個。此外記得起的還有張奚若，錢乙藜，張道藩。在場的北大教員有章行嚴與劉半農(nóng)兩位，學生則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彥之，劉光一等。那時我新買了一個照相機，初學照相。即在中國飯店的樓上照了兩張團體相。這相片到抗戰(zhàn)以前還存在，現(xiàn)在可無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倫敦時的故事，現(xiàn)在只記得二三個，大約因為稍微帶些幽默，所以至今沒有忘掉。有一次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社會心理學者懷拉斯請蔡先生到他家去茶敘，座中有他的夫人與女兒。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與我兩人。起先我們?nèi)畏g。忽然志摩說蔡先生在法國住好久，能說法語。懷夫人與小姐大高興，即刻開始與先生作法語談話。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樣回答。我為了解圍，說蔡先生在法國只是作寓公，求學是在德國，所以德文比法文好。懷夫人、懷小姐不能說德語，只好依舊作壁上觀。懷拉斯說他從前到過德國，可是德話好久不說已不大能說了。他與蔡先生用德文交談了幾句話。我記得懷指窗外風景說SCHON，蔡先生說IE—BRACBON，可是這樣的片言只字的交換，沒有法子，懷先生說還是請你們來翻譯吧。

一次我與志摩陪蔡先生參觀一個油畫院。里面有約翰孫博士的一張油畫像。我與志摩說起約翰孫博士的談吐，骨氣，生活狀態(tài)，很像中國的吳先生。在出門的時候，蔡先生選購了幾張畫片，微笑著的說“英國的吳先生的畫像也不可不買一張”！

最難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館中蔡先生的房間里。一向總是有第三人在一處。此時第三人卻因事出去了，房內(nèi)只有我與蔡先生兩個人。那時與蔡先生還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墒遣滔壬鷧s恭恭敬敬陪我坐著，我提了兩三個談話的頭，蔡先生只一言半語便回答了。兩個人相對坐著，沒有談話。心中著急，更想不出話來。這樣的坐也許不到半點鐘，可是在那時好像有幾點鐘似的。幸而第三人來了，方才解了當時的圍。

民國二十一年冬與吳先生同船由法回國，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與吳先生同乘津浦北上。拜訪蔡先生后沒有幾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廠的菜根香請吃飯。吳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從前在英國的熟朋友。飯后一干人一同步行從先農(nóng)壇走到天橋。當時感覺到一種北平閑暇的趣味?？墒菦]有多少時候，空氣突然緊張，蔡先生離京南下，此后他便有十年沒有到過北平。

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過幾天。武漢大學的同人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歡迎?？墒悄菚r候我正病臥在床上，不能夠行動。倒是蔡先生走上百余級石級，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問。對于一個后輩，而且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看做親切的朋友，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個特點。

就是這一年的夏末——還是次年？暑假時我從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到南京后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時北上，出席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一同相約同行。在車上除了一位基金會的美國董事外，沒有什么很熟識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處。這時與倫敦旅館中大不同了。自己沒有了拘束的感覺，沒有話的時候也并不勉強的想話說?？墒沁@一次蔡先生談話很多，從中國的政治教育到個人瑣事。特別是過泰安附近時，我們在窗口憑吊志摩遇難的地點，談了不少關(guān)于志摩的回憶。蔡先生帶了幾瓶南京老萬全的香雪酒，是朱騮先送他在車上喝的。第一天晚餐時我們兩人喝了一瓶——應(yīng)該說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只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雖沒有醉，臉卻紅得厲害。第二天中晚兩餐喝了一瓶。蔡先生說這樣正好，聽說他每餐得喝一點酒，但并不多。

車快到北平時，他對我說，中央委員乘車是不用花錢的，所以這一次一個錢也沒有花。心里覺得有些不安，飯車的賬請我讓他開銷了罷。他說得這樣誠懇委婉，我覺得沒有什么話可說?？墒堑诙煸绯堪l(fā)現(xiàn)不僅飯費，連睡車上茶房的小費他都付過了。車到站時，他又說他帶了一個當差，而且有人來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處運去。所以這一次與蔡先生同行，一個年輕三十多歲的我非但沒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藹體貼的風度。

蔡先生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后重游舊地，盛受各團體、各個人朋友的歡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兩三個地方。他到一處，一定得與每一客對飲一杯，飲完方離去，所以每晚回家時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他對一切的興趣都很厚濃。故宮博物院歡迎他去參觀時，他進去看了一天。他的腳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無倦容。我們從游的年輕些的人，都深為驚異。那時候我們認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齡，應(yīng)當是不成問題的事。

那一年以后，除了某年暑假，我與叔華在上海經(jīng)過到愚園路進謁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沒有再會見過了。

追想過去，自己與蔡先生接觸的次數(shù)實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給予的影響，卻異乎尋常的大，異乎尋常的深刻。是怎樣來的呢？仔細分析起來，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學問文章。蔡先生的書我一本不曾讀過。他講演辭和文章，也只偶然的讀到。對于他的學問文章我沒有資格說話。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業(yè)。他辦理北大，以致有五四，有新文化運動；他辦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國在科學各有各種貢獻，但是這種種可以使人欽佩，卻不一定使人師法，使人崇拜。蔡先生的所以能給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推求起來，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偉大。他應(yīng)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他待人極和藹，無論什么人有所請托，如寫介紹信之類，他幾乎有求必應(yīng)，并不詢問來人的資格學問經(jīng)驗。可是到了出處大節(jié)，國家大事，他卻決不絲毫含糊，而且始終如一，不因事過境遷而有遷就。他是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我與他接觸的機會雖不多，但是先后有二三十年。我無論在什么時候見到他，蔡先生始終是蔡先生，猶之吳先生始終是吳先生，并不因環(huán)境的不同，時運的順逆，而舉止言語有什么不同。這是說來容易，卻極難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蔡吳兩先生才可以當大丈夫的名稱而無愧了?！案呱窖鲋?，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作者簡介】

陳西瀅(1896—1970)，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1912年去英國讀中學，后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后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適支持下，與徐志摩等人創(chuàng)辦《現(xiàn)代評論》周刊，任文藝部主編。1927年與女作家凌叔華結(jié)婚，1929年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3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xié)會工作，1946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常駐代表。1966年退休僑居倫敦，1970年因病去世。著有《西瀅閑話》、《西瀅后話》等。

三聘魯迅

1912年1月，蔡元培受命擔任南京臨時民國政府教育總長后，參與教育部籌建工作的許壽裳等人，曾極力向蔡元培推薦魯迅為教育部公務(wù)員人選。蔡元培和魯迅雖為浙江紹興同鄉(xiāng)，但彼此并沒有見過面，只是通過文壇閱讀多有神交和了解。

蔡元培對許壽裳說：“我久慕其名，正擬馳函延請，現(xiàn)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勸，早日來京?！贝藭r的魯迅正在紹興家中賦閑，因?qū)π梁ジ锩蟮慕B興失望至極，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許壽裳的兩封信后，便立即來到南京臨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工作。

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后，便著手教育改革，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教育部，再也不是舊式封建衙門的臉面。同年4月，教育部隨臨時政府由南京遷往北京，部內(nèi)人員自然要有所調(diào)整。教育部次長景某乘蔡元培先期北上之機，便大量安置親信，教育部于是又成了封建式的衙門。魯迅看不慣景某的官僚習氣，兩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報復(fù)之心，乘機把魯迅列入裁員名單之中。

蔡元培看到景某擬寫的這份名單后，立即予以制止和糾正。蔡元培在給魯迅等人的電報中說：“昨日國務(wù)院成立，教育部亟須組織，請即日北來，為盼?！濒斞溉员黄笧榻逃績L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負責科學、美術(shù)館、博物館、圖書館、音樂會、演藝會等。

蔡元培在擔任教育總長期間，大膽提出廢除祭孔，不把孔子作偶像崇拜，并在小學廢止讀經(jīng)，大學取消經(jīng)科等革故鼎新的教育主張。一時間，社會上的守舊勢力群起而攻之。加之蔡元培的教育改革思想不為袁世凱等人接納，蔡元培于是提出辭呈辭去了教育總長一職。

1917年1月，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其間依然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針，以前所未有的舉措，對北大尤其是文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此時，魯迅仍在教育部供職，在沉重、黑暗的社會氛圍的壓抑下，他特別感到孤獨和愁悶。他常常一個人躲在補樹書屋，整日整日地抄寫古碑。后來，他的朋友、同鄉(xiāng)錢玄同，將他引入北大《新青年》營壘，他的《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藥》等白話小說，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

蔡元培對魯迅、周作人兄弟倆向來看重，他剛一到北大赴任即給魯迅去信，只是因為魯迅已在教育部供職，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卻和他多次談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

周作人來到北京后，與其兄魯迅暫住在一起。蔡元培根據(jù)周氏兄弟的意見，正式聘任周作人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主要教授歐洲文學史和羅馬文學史。

1920年8月2日，魯迅也收到蔡元培簽名的北大聘書，聘任魯迅為北大講師，主講中國小說史。魯迅還在講義的基礎(chǔ)上完成《中國小說史略》書稿，胡適對此給予高度評價，“這是一部開山的創(chuàng)作?！?/p>

1927年6月13日，蔡元培被任命為民國大學院院長。此時的魯迅也早已不在北大兼職了。然而，蔡元培卻還像15年前在教育部時那樣，很快便給魯迅發(fā)了聘書。12月26日，魯迅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說：“前兩星期，有一個聽差(我想，是蔡‘公’家的人)送大學院的聘書到我這里來?！辈淘噙€專程拜訪魯迅，聘請他為大學院特約著作員。

現(xiàn)在看來，當時居于民國時期社會主流地位的蔡元培，之所以接二連三地選拔聘任魯迅，除了同為浙江紹興老鄉(xiāng)的地緣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居高臨下的蔡元培能夠認識到魯迅的文化學術(shù)地位，而接納魯迅并為魯迅提供更多的位置，則表明了蔡元培作為伯樂的膽與識。

名人憶評蔡元培

黃炎培就讀于南洋公學特班時，蔡元培是他的老師，黃記憶中的蔡元培是：“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于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吾師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隨地涌現(xiàn)矣?！?/p>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個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為，無所不容。”有所不為者，狷潔也，則非義不取，其行也正。無所不容者，廣大也，則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對事有主張、對人無成見的長者，一生從善如流，卻未嘗疾惡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謂百川歸海而不覺其盈。

最能說明問題的應(yīng)數(shù)辜鴻銘對蔡元培的尊重。這位腦后垂著長辮的清朝遺老不僅精通數(shù)門外國語文，而且目高于頂，眼中無人。袁世凱是何許強梁？辜鴻銘卻將此公與北京街頭刷馬桶的老媽子等同視之。但古怪之極的辜老頭子特別服膺一個人，就是蔡元培。辜鴻銘曾在課堂上對學生宣講：“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因為蔡元培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xiàn)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后，到現(xiàn)在還是?；?。”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紅樓開會，主題是挽留校長蔡元培，眾人均無異議，問題只是具體怎么辦理，拍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輪番講話。辜鴻銘也登上講臺，贊成挽留校長，他的理由與眾不同——“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這么一說就顯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場和意見一致，才沒人與辜老頭子抬杠。

蔡元培作品精選

洪水與猛獸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后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拒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qū)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于洪水猛獸。后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于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xiàn)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沖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鯀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fā)展，定是有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p>

現(xiàn)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chǎn)，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么？現(xiàn)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么？

所以中國現(xiàn)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節(jié)選)

是年(民國元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后，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shù)的人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yīng)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后說，進北京。

我到京后，先訪醫(y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yù)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睖终f：“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xiàn)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币蛉　缎虑嗄辍肥啾臼疚摇Ｎ覍τ陉惥?，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wù)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fā)行之白話報，發(fā)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xiàn)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zhí)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么興會，只要年限滿后，可以得到一張畢業(yè)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yè)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范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范圍告知他們了。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jiān)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yè)，而尤注重在畢業(yè)以后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shù)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yè)后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shù)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后，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nóng)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shù)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我信為應(yīng)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shù)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yīng)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lián)，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yīng)。朱爾典出去后，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蔽乙惨恍χ弥?。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yù)科。不意北大的預(yù)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yù)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tài)。那時候預(yù)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后，畢業(yè)后若直升本科，發(fā)生困難。預(yù)科中竟自設(shè)了一個預(yù)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yù)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shè)預(yù)科學長。預(yù)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線，常常為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shè)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yè)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復(fù)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礦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jīng)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并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shè)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yè)學教課，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yè)后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nóng)、工、醫(yī)、藥、法、商等應(yīng)用科學的基礎(chǔ)，而這些應(yīng)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shè)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yè)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愿往別種機關(guān)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并設(shè)，有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yīng)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shù)的區(qū)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jīng)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yīng)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xiàn)在用實驗法，應(yīng)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yīng)屬文科，而地質(zhì)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zhì)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shè)系主任。

……

北大關(guān)于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后，聲應(yīng)氣求，又引進了多數(shù)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yù)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止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地困難一點。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zhì)系；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鐘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標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于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志，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yù)科主任，提高預(yù)科程度。于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fā)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么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并沒有專收男生的規(guī)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xiàn)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边@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后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shè)在北大，我定了一個計劃，分征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并編歷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征集編纂等務(wù)。后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別行組織。于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止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shù)史教課，除中國美術(shù)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余次，因足疾進醫(yī)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設(shè)備，曾設(shè)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shè)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shè)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發(fā)而習兵操。對于北大學生之愿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恒，歷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期間的校長任務(wù)，是由總務(wù)長蔣君代理的?；貒院螅幢本┱那樾?，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朗問題被逮，釋放后，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復(fù)收禁。我對于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蹂躪人權(quán)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tǒng)的布置，漸漸地實現(xiàn)；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zhàn)爭，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qū)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qū)范圍，于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銷。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jīng)回憶，不勝慚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