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好名可恥

原文

早起，作《憶九弟》五律二首。飯后，讀《夬卦》、《姤卦》。讀書時，心外馳，總是不敬之咎，一早清明之氣，乃以之汩溺于詩句之小技，至日間仍爾昏昧。文辭溺心最害事。朱子云，平淡自攝，豈不較勝思量詩句耶!艮峰。巳正會客一次。申初進城看房子，便拜客三家，燈時始歸。車上有游思。歸，乏甚。夜讀《夬》、《姤》二卦，頗入。記《茶余偶談》一則。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后須從“心正氣順”四字上體驗。謹記謹記!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于隱微者深也。何時能拔此根株？天頭：此心斷不可有。(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評點

在理學家看來，讀圣賢書，窮理盡性，方為正務，而吟詩作賦乃末技。倭仁是個徹頭徹尾的理學家，所以他要正告曾氏“文辭溺心最害事”，但曾氏從骨髓深處里愛好詩詞文章。以今天的語境來說，他的本色是個作家，是個文人。我們且來讀讀他給家人寫的幾段話：“余于詩亦有功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吾發(fā)狂言者?！薄拔┕盼呐c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辟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jù)，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為人生具此高淡胸襟，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這些話足以看出曾氏的心之所向，志之所在。于此我們便不難理解，何以曾氏被稱為理學名家，而他卻沒有一篇專門研究理學的學術論文，更無論專著的緣故了。王闿運在挽曾氏聯(lián)中說了直話：經(jīng)學在紀河間阮儀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憾禮堂書。但王為他開脫，說曾氏是因為死得太早了，來不及寫。其實，真正的原因不在這里。要說年壽，曾氏活過花甲，也不算太短；要說他長年忙于軍務，那他為什么可以在軍營中編《經(jīng)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寫作如許多的文章呢？

在筆者看來，曾氏沉溺文辭是好事，不然，文學史上便沒有湘鄉(xiāng)文派了。但在當時修身養(yǎng)性的曾氏看來，一再督促自己要專心專意以《朱子全書》為功課，而又心有旁騖，這是不敬、不主一的體現(xiàn)，故而要不得，必須嚴加糾正。

日記中兩次說到“游思”。游思，應是指脫離主旨的一些游移的思想活動。曾氏檢討自己游思中的主要內容，是想如何博取別人對他說好話，是想求得一個好名聲。一個人，若想求得權力，求得財產(chǎn)，求得地位，常常會被人認為是貪婪；若是想求得好名聲，受到的指責是少些，說不定還會常常受到鼓勵。其實，名與權、位、財是一樣的東西，本質上并沒有大的區(qū)別，貪權貪錢不好，貪名同樣不好。再說，做事時老想得名，這本身就是不誠了，不主一了，事情也就會做不好，更難做到出神入化、精妙絕倫的地步。

這一天，曾氏作了兩首憶九弟的五律詩。為什么四個弟弟，獨憶九弟呢？原來九弟國荃，道光二十年隨父親、大嫂、侄兒來到北京后，便一直住在大哥家。三個月前，離京回湘，大哥親送至盧溝橋，此刻或許還在歸途中，故專門寫詩來憶念他。這兩首詩，其一為：別汝經(jīng)三月，音書何太難!夜長魂夢苦，人少屋廬寒。骨肉成漂泊，云霄悔羽翰。朝朝烏鵲噪，物性固欺謾。其二為：尚余詞賦好，隨眾頌康哉。報國羌無力，擎天別有才。寒云迷雁影，遠道望龍媒。百尺金臺矗，看君躞蹀來。

對于四個弟弟，曾氏都有很深的骨肉情懷，但對這個九弟，其情似更深些，期望也似更大些，一句“擎天別有才”，足已表達大哥的此情此意。曾氏此時還是希望九弟能通過科第之路來到北京，他當然不可能料到日后老九的飛黃騰達，卻是靠的另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