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文化研究的挑戰(zhàn)：比較文學的未來

王　寧⁽¹⁾

內(nèi)容提要：正如我們所知，文化研究的特征體現(xiàn)在與傳統(tǒng)的精英文學研究的對立，因為它所指向的是大眾的非精英文學和文化現(xiàn)象，而這些現(xiàn)象通常并不為文學研究者，或具體說來，比較文學學者所關注，同時也因為文化研究對比較文學學科構成了嚴峻的挑戰(zhàn)。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又不無一定的互補性和對話性，具體體現(xiàn)在它對重新建構一門新的比較文學學科所做的重要貢獻。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者過去不屑研究的東西現(xiàn)在卻成了同時進行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學者們的研究對象。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應該認識到，并非是文化研究占領了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地，而恰恰是文化研究拓展了文學研究固有的領地并為之增添了一些文化因素，因為文化研究的重要一支就來自文學研究。本文作者將揭示一些英美具有代表性的比較文學學者是如何在致力于文學研究的同時也進行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的。在作者看來，他們的跨學科寫作為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的交流和對話鋪平了道路。文化研究在消解并顛覆有著鮮明歐洲中心色彩的比較文學學科的同時，也對一門新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學科的重建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同時，它也通過給既定的經(jīng)典增添一些非經(jīng)典取向的東方文學作品而使得世界文學的重新構圖成為可能。

關鍵詞：比較文學；文化研究；世界文學；全球化

Title：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Studies：The Fu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bstract：As we all know，cultural studies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opposition to（elite）literary studies not only because it points to popular or non-elite literature which is usually not dealt with by literary scholars or more specifically，comparatists，but also because it severely challenges the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On the other hand，cultural studies complements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sort of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What were not touched upon by traditional literary scholars are now studied by 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 who are at the same time doing comparative studies．In this sense，we should realize that it is not cultural studies that has occupied the domai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but rather，it has expanded its traditional domain and inserted some new cultural elements．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some of the representative Anglo-American comparatists are also doing cultural studies or cultural criticism while engage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The author observes that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writings have paved the way for effective dialogues between literary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Therefore，cultural studies，in deconstructing and subverting the old established discipline of Euro-centr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has mad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It has also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remapping of world literature by inserting in the canon some non-canonical oriental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comparative literature；cultural studies；world literature；globalization

Author：Wang Ning is Zhiyuan Chai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singhua University．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Email：wangning@tsinghua.edu.cn．

在當前的全球化時代，越來越多的文學研究者對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內(nèi)發(fā)生的事情感到憂慮。確實，我們不得不面對我們的學科里出現(xiàn)的這樣一些現(xiàn)象：一方面，文學研究的疆界變得越來越寬泛，越來越多的學者不研究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另一方面，傳統(tǒng)的（精英）文學研究的領地卻變得越來越狹窄，以至于大學里的一些文學課程瀕臨消亡。這些現(xiàn)象究竟是如何出現(xiàn)的？他們認為文化研究必須為此負責。實際情況果真如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文化研究天然就必定與比較文學研究相對立嗎？如果情況確實如此的話，那么文化研究將加速比較文學學科的終結嗎？本文將回答上述問題，并試圖為保持本學科的活力而提出一些建設性的策略。在我看來，比較文學的未來前景依然是光明的，它的最高階段就是世界文學，對于比較文學在未來的發(fā)展，文化研究將作出一些建設性的貢獻。

文化研究的興起及其對比較文學的挑戰(zhàn)

既然文化研究是一門非精英的跨學科研究領域，那么它所研究的對象主要就是當代非精英文化產(chǎn)品，因此人們常常認為它與精英文學研究是天然對立的，特別與歐洲中心主義意義上的比較文學截然對立。眾所周知，早期的比較文學學者必須具備很高的資質，也即他們必須掌握好幾種主要的歐洲語言和廣博的文學知識，因而很少有文學研究者被人們看作是“比較文學學者”（comparatist）。但當今時代，隨著全球化時代文學產(chǎn)品的數(shù)字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寧愿閱讀網(wǎng)上的電子書刊，而不愿沉浸在圖書館里閱讀紙質的書籍，而且他們似乎對研究非精英文化，比如大眾文化或消費文化現(xiàn)象更感興趣。但盡管如此，我們?nèi)匀徊荒芡涍@一事實：英國文化研究的不少先驅者，比如利維斯、霍爾和威廉斯等，早期也曾是成就斐然的文學研究者。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內(nèi)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由于其深厚的文學造詣和豐碩的文學研究著述而成為著名學者。但是他們，不滿于日益萎縮的精英文學研究，因此便和其他學者呼吁擴大文學研究的疆界，把研究的觸角指向那些從來就為人們忽視的文化現(xiàn)象，諸如種族族裔、性別問題、大眾傳媒、身份政治、社區(qū)生活等。而相當一批比較文學學者則攫取這些話題，并嘗試從自己的視角來對文學作品進行重新闡釋，從而得出了一些新的洞見。他們的努力無疑彌合了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鴻溝，為建構一種文學的文化學研究鋪平了道路。因此毫不奇怪，在一些美國大學里，不少比較文學學者只是借比較文學之名義從事文化研究的課題，比較文學學科只是他們的“飯碗”和職業(yè)。甚至在世界文學課堂上，學生們也不讀原著，而是通過閱讀英文譯本來了解各國/民族的文學。因而在今天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界，我們時常聽到返回語文學（return to philology）的呼聲。當然，人們完全可以說，上面提及的這些學者后來都成了英語世界主要的文化研究學者，除了威廉斯之外，他們成名之后便很少再從事文學研究了，但是既然美國的文化研究與英國的文化研究有一些差別，那么我們也照樣可以在美國學界的一些典型的文學研究者的著述實踐那里找到另一些例子。

喬納森·卡勒是當今極少數(shù)對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都有著精深研究并且成就斐然的美國學者之一，他無論在機構內(nèi)還是在治學上都是典型的比較文學學者，他雖然沒有進行過具體的文化研究，但他也曾對文化研究產(chǎn)生過濃厚的興趣。在那本篇幅不大的《文學理論簡介》中，他花了整個一章來討論文學和文化研究?？ɡ赵诔姓J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差別后指出，“在這里發(fā)生的一個事件就是‘文化研究’，它是90年代人文學科的一個主要活動。一些教授或許已經(jīng)從彌爾頓轉向了麥當娜，從莎士比亞轉向了肥皂劇，進而全然拋棄了對文學的研究”（Culler，1997：42）。在他看來，這一事實自然對傳統(tǒng)的（精英）文學研究形成了嚴峻的挑戰(zhàn)。但是盡管如此，卡勒并沒有對這種現(xiàn)象橫加指責，而是試圖從文化研究實踐中找出一些對文學研究有利的東西。他在書中指出，

但是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在這樣一個最為寬泛的概念中，文化研究的項目在于理解文化的功能，尤其是在現(xiàn)代世界，文化生產(chǎn)在生活于一個多樣的、混合的社群中的個人或群體，以及國家權力、媒介工業(yè)和跨國公司之中是如何運作的，文化認同又是如何建構和組織的。因此就原則上說來，文化研究包含并囊括了文學研究，它將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實踐來審視。但是這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包含呢？這里便引發(fā)了大量的論證。文化研究是一個可以使文學研究獲得權益和洞見的寬松的項目嗎？或者說文化研究將吞沒文學研究并破壞文學嗎？要把握好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了解一些關于文化研究發(fā)展的背景。（Culler，1997：43）

顯然，他的這番話代表了美國學界相當一部分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學者的開放思想和包容性胸襟。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卡勒本人長期致力于比較文學教學和研究，不僅在理論上是如此，在建制上也一直屬于英文和比較文學系。他曾擔任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執(zhí)行局成員和美國比較文學學會主席，并兩度出任康奈爾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是公認的一位有著強烈精英意識的比較文學學者。但是即使如此，他仍然十分清醒地意識到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所面臨的挑戰(zhàn)。在上面兩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文學研究者的一個焦點轉換：從致力于經(jīng)典文學研究轉向通俗作品的研究。但是卡勒仍然不贊同把文學研究置于與文化研究相對立的位置，盡管這二者對于文學經(jīng)典的態(tài)度截然不同：前者試圖維護經(jīng)典的權威性，后者則企圖通過重構經(jīng)典來削弱既定的經(jīng)典。他也和其他許多學者一樣，認為文學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一個廣闊的文化語境下從事文學研究，這樣就有可能建構一種文學的文化學或擴大了內(nèi)涵的新的經(jīng)典。顯然，他的努力已經(jīng)使得比較文學這門老學科煥發(fā)了新的生機，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不斷有人聲稱比較文學處于“危機”狀態(tài)，甚至直接宣布這門學科已經(jīng)“死亡”。

如果我們說，卡勒的研究主要是西方文學及其理論，很少關注中國的文學現(xiàn)象，因此對中國的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還有著一定的隔膜，那么另一位比較文學學者蘇源熙（Haun Saussy）的研究和著述則可以說明問題。蘇源熙除了精通西方數(shù)種語言并有著廣博的文學知識外，同時又是一位漢學家，他近年來越來越關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問題。但作為一位比較文學學者，他始終堅定地認為，“比較文學在某種意義上贏得了戰(zhàn)斗，它從未在美國學界得到更好的認可”（Saussy，2006：3）。確實，在關于比較文學是否將被各種“理論”或文化研究吞沒的辯論中，比較文學最終還是幸存了下來并且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這一點完全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見出端倪：爭論已經(jīng)結束，比較文學具有合法性，而過去則不太具有合法性，此時我們的學科扮演的是為樂團的其他樂器定調(diào)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我們的結論已經(jīng)成為其他人的假設（Saussy，2006：3）。這番描述雖不無夸張之嫌，但依然無可爭議地說明了比較文學在當前美國的人文學科中所起到的實際上的導向作用，但是，他馬上卻又表達了對我們這門學科中出現(xiàn)的一些奇怪現(xiàn)象的擔憂：

但是這一勝利并沒有給學科帶來什么明顯的回報。比較文學學者在自己狹小的、自我選擇的專業(yè)的實驗室里所精心談論和討論的東西已經(jīng)走出了自己的領域進入社會，并且贏得了那些對比較文學的機構并無特殊忠誠的人們。這是一個令我們滿意同時也不無幾分沮喪和不安的平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我們現(xiàn)在都算是比較文學學者，但只有微不足道的共同點。很少有人認為自己主要的職業(yè)是比較文學學者，偶然進入的或暫時的比較文學學者是不會放棄自己的日常工作的。（Saussy，2006：4）

很顯然，蘇源熙上述的這番話意在告訴我們，今天的許多比較文學學者實際上在文學教學之余更多地從事文化研究，例如電影研究，后殖民研究，性別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等，因而使得傳統(tǒng)的精英取向的文學研究變得不那么純正了。另一方面，當今的許多比較文學學者實際上只是在機構內(nèi)利用自己的職位做其他的工作：他們?yōu)閷W生講授文學課，但是寫的東西卻是自己感興趣的另一些話題。顯然，比較文學正在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學科意義。由高雅文化產(chǎn)品構成的傳統(tǒng)的文學經(jīng)典已經(jīng)被后殖民的和非西方的文學作品弄得“混雜”（hybridized）了。也即，今天的比較文學研究已經(jīng)和文化研究融為一體，其代價是比較文學的領地越來越狹窄，學者們的研究課題越來越遠離文學。這一點倒與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界和比較文學界的情況有些相像：越來越多的中青年學者熱衷于遠離文學文本的理論話題，甚至把研究的觸角伸向日常生活的審美現(xiàn)象。我認為這既是壞事也是好事：精英取向且同時充滿了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比較文學學科自然應該消亡，然而正如斯皮瓦克所預言的，一門新的與區(qū)域研究攜手合作同時又具有“跨學科”（Spivak，2003：15—16）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已經(jīng)同時在西方和東方誕生（Wang，2006：149—163）?？梢哉f，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復興和繁榮就證明了這一點（Wang，2006：149—163）。

文化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對立還是對話？

關于文化研究與比較文學的互動和對話關系，我早在十年前就已作過論述（Wang，2001：55—66），但是由于當今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已經(jīng)有了嶄新的面貌，世界文學問題再度浮出歷史的地表，并且日益顯示出其前沿性和理論性，因此我在此還是得就這個問題作進一步闡述。毫無疑問，對許多文學研究者而言，比較文學的前景并非光明，因為文化研究的挑戰(zhàn)仿佛要把這門精英取向的學科全然吞沒。確實，當今時代文化幾乎無所不在，而日益萎縮的文學卻近乎淹沒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更何況比較文學了。眾所周知，文化上的全球化就是經(jīng)濟全球化的一個直接后果，它的特征體現(xiàn)在這一事實中：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念，正在全世界廣為傳播。因此在全球化的時代，歐洲文化也照樣受到無所不在的美國文化的影響，所造成的結果便是，世界文化正變得越來越趨同，弱勢文化的民族身份也變得越來越模糊。所以毫不奇怪，這一企圖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文化上的本土化。實際上，文化全球化若不與特定的民族文化相作用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這一點已經(jīng)被當今的諸多事實所證明?？梢哉f，中國比較文學在過去三十年的復興和發(fā)展所依循的路徑就是一條全球本土化的路徑，正是這樣一條發(fā)展路徑才使得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得到國際學界的矚目。

因此，我們注意到，只要文化全球化的大計仍在向前推進，那么它就必然受到文化本土化嘗試的抵制。世界文化實際上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對峙、對話和協(xié)調(diào)中發(fā)展的：二者時而交流和對話，時而摩擦和沖突，但最終還得通過協(xié)商和談判而達到共存和共融。這樣看來，我們完全可以預言，在全球化的語境下，21 世紀的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將體現(xiàn)這樣的特征：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對話和共融，而非像塞繆爾·亨廷頓于 1993 年所預言的那種單一的“文化沖突”（Huntington，1993：22—49），對于這種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構圖，我們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將大有作為。

在這樣一種文化語境下，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看到，比較文學已經(jīng)且將繼續(xù)扮演一個獨特的角色：既然世界文化仍然朝著多元的方向發(fā)展，那么比較文學學者就必將對世界文化與文學的未來發(fā)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在 20 世紀上半葉，隨著美國的崛起，歐洲中心主義早已宣告破產(chǎn)，但是它很快搖身一變以西方中心主義的面目出現(xiàn)。作為東方的比較文學學者，我們充分地認識到，東西方文學和文化的比較研究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決不可急功近利。中國文化和文學必將躋身世界文化和文學之林，但這一天的到來絕非一朝一夕，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不僅要挑戰(zhàn)襲來已久的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還要為我們自己的文學經(jīng)典躋身世界文學而努力奮斗。因此我們可以說，盡管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變成了一個很小的“地球村”，人們可以輕易地在這個村子里進行交流，但比較文學依然大有希望。它的未來前景就體現(xiàn)于世界文學的重新興盛，對此本文將在最后一部分詳加闡述。

作為一種文化建構和審美再現(xiàn)，文學使我們并將繼續(xù)使我們在東西方的語境下建構各種形式的烏托邦。當代人不可能僅僅滿足于豐富的物質生活，他們還要以不同的方式來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因此他們希望在這個后現(xiàn)代社會能有多種選擇，這也正是歌德于1827年勾畫出他的具有烏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學的設想的原因所在。他廣泛閱讀了大量的非西方文學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在今天看來屬于邊緣的中國文學作品，^[1]盡管如此，他仍然從中窺見了一些與歐洲文學的偉大傳統(tǒng)相通的東西。在當今時代，文學雖然對人們不再有以往的那種吸引力，因為人們所面對的選擇和誘惑實在太多了，但是文學卻能向他們提供其他文化再現(xiàn)形式中找不到的那種獨特的高雅情操和審美快感。既然經(jīng)濟可以從西方朝向東方而“全球化”，那么為什么文化就不能從東方向西方“全球化”呢？東方文化在歷史上不也曾經(jīng)有過輝煌的遺產(chǎn)嗎？從歷史上看，強大的經(jīng)濟并不一定就能帶來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產(chǎn)品，盡管后現(xiàn)代社會使人們有著多種選擇。我們文學學者在進行文化研究時，應當對各種文化現(xiàn)象的影響抱有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并且始終用文學材料作為分析的對象。因此我在此提出的論點就在于這一事實，也即狹義的文化研究的一支，在某種程度上就直接來自文學研究，尤其是崛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是如此，因為該學派旨在以批判的眼光來分析人們的社區(qū)生活并指向通俗文學和文化的研究。

多年前，我在考察加拿大文學理論家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在當代文化研究中的先驅作用時曾指出，在當代文化研究的眾多實踐者中，弗萊是極少數(shù)具有遠見卓識并把文學研究置于廣闊的文化研究語境下的學者之一。^[2]今年正適逢弗萊一百周年誕辰，在弗萊的故鄉(xiāng)加拿大多倫多市將舉行高規(guī)格的弗萊國際研討會，我本人除了在會上要追蹤弗萊的批評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外，還要強調(diào)他的遺產(chǎn)對當今的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學的現(xiàn)實意義。在我看來，弗萊是公認的比較文學學者，但是即使在他最沉溺于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批評實踐時也從未脫離文化的因素。他從未忘記自己是一位加拿大學者，并在致力于研究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tǒng)和建構神話-原型批評理論的年代里，還為有著后殖民因素的加拿大英語文學擺脫英美的陰影而努力。他生前不僅具有某種“關懷的神話”（myth of concern），而且還具有對全人類的一種世俗的關懷。比較文學學者十分關心的正是這一現(xiàn)象：在今天的全球化氛圍中，文化研究中討論的許多論題已經(jīng)越來越遠離文學研究，文學研究實際上受到文化研究的嚴峻挑戰(zhàn)，而后者正變得越來越強勢，并越來越指向通俗文化。因此毫不奇怪，一些帶有傳統(tǒng)觀念的比較文學學者為比較文學的未來憂心忡忡，因為這門學科正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大有被文化研究吞沒之危險。但我仍然認為，通過拓寬比較文學研究的視野和研究領域，弗萊將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完美地結合為一體，應該說，他的批評和著述實踐，實際上為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共融提供了可能性的典范。他的理論和實踐影響了整個兩代文學研究者，包括新歷史主義理論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以及年輕一輩的世界文學學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人為對立應當消解。

關于文化研究的源頭，我這里需要提及的另一個例子就是英國的精英文學和文化研究者學者利維斯（F．R．Leavis），他被公認為當代文化研究的早期開拓者，盡管他的精英文學觀和文化理論在今天早已不合時宜，但其影響仍在。對于利維斯而言，文化總是掌握在少數(shù)知識精英手中，利維斯為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tǒng)代言并不難理解，但另一點不難理解的則是他試圖通過向普通大眾提供一個經(jīng)典文學的閱讀書目來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在他看來，唯有通過閱讀這些經(jīng)典文學作品，普通的人才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為文學可以塑造更加完美的個人，文學通過提供審美快感來教育和啟迪人們。顯然，當今時代這種啟蒙的大計已經(jīng)不合時宜了，因為文學本身近年來一直處于萎縮狀態(tài)。盡管后來的文化研究學者早已超越了利維斯的精英文化理論之層次，但他們卻不能忘記他在把文學研究置于一個廣闊的文化語境下考察所起到的開拓作用。在利維斯之后，文化研究為什么能得到迅速發(fā)展，其原因就在于，后來的文化研究學者走出了利維斯主義的精英文化研究模式，把研究的觸角指向廣大人民大眾，因為他們在“消費”文化并且欣賞包括文學作品在內(nèi)的文化產(chǎn)品。但他們?nèi)圆粫浝S斯的文化奠基作用。

誠然，文化研究的定義很多，我這里參照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的定義，因為這一定義在中國的語境下被人們廣為引證。在杜林看來，“文化研究并不像別的東西那樣是一門學科。它既沒有一種界定完備的方法論，也沒有清晰劃定的研究領域。當然，文化研究就是對文化的研究，或更為具體一些，就是對當代文化的研究”（During，1993：1）。按照這一基本的定義，文化研究包含的范圍非常廣，其中種族和族裔研究尤其探討的是后殖民和流散現(xiàn)象，性別研究則關涉女性甚至女同性戀及怪異研究，區(qū)域研究關注的是某一特定區(qū)域，如亞太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現(xiàn)象，而傳媒研究則尤為關注當代社會的大眾傳媒甚至互聯(lián)網(wǎng)的作用，等等。應該說這些都與文學多少有關，但卻沒有什么密切的直接關系。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可以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其一是對文化本身進行理論探討和反思，其目的在于建構各種形式的文化；其二是指向當代通俗文化甚至消費文化，從而使更多的人得以享用文化產(chǎn)品；其三即從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視角來探討文學研究，而非像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者那樣從形式和審美的視角來研究文學。毫無疑問，通過文化研究的影響和沖擊，比較文學的領地大大地拓寬了，文學研究中注入了諸多文化分析的成分。既然文化研究中討論的許多論題都來自文學研究，那么我們?yōu)槭裁催€會認為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截然對立呢？

顯然，比較文學學者已經(jīng)注意到這一事實，即從事比較文學決不能把自己局限于狹窄的文學領地本身，因為在當今時代文學的空間也越來越廣大了，曾經(jīng)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東西今天已經(jīng)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文學的殿堂，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正在被更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理論，或曰理論，所替代，因為后者更接近文化研究。我們的比較文學學科也是如此。因而我始終認為，比較文學研究在其最高級的意義上應該以一種跨越語言、跨越文化和跨越學科疆界的方式來進行。它不僅僅要關注形式主義意義上的“文本”，還要關注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意義上的“文本”或“語境”。我們比較文學學者在進行文學研究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研究如果不涉及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問題是無法深入進行的。但是這種研究必須從考察文學現(xiàn)象入手，經(jīng)過跨學科的理論分析之后再返回文學，這樣便對文學理論本身也做了必要的補充乃至重新建構。弗萊、利維斯和卡勒等文學-文化研究者們的實踐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無疑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和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最近幾屆年會的主題也反映了這一趨勢，在這些會議上，文化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學者們的發(fā)言也超越了僅僅對文學現(xiàn)象本身的考察和研究，拓展到了對文化問題的反思和批判性分析。我們十分欣慰地發(fā)現(xiàn)，比較文學學者至少在同一個層面上和文化研究學者一起挑戰(zhàn)舊的研究范式。對此，人們也許會感到困惑不解：面對上述諸多挑戰(zhàn)，比較文學的未來發(fā)展方向又是如何呢？我將在最后一部分作出描述。

走向世界文學：比較文學的未來

在當前的國際比較文學界，特別是隨著文化和文學上的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討論世界文學問題已經(jīng)成為最前沿和最重要的理論話題之一。它不僅吸引了眾多的比較文學學者，同時也受到文學理論界的關注。在中國的語境下，這一論題也同樣吸引了文學和文化研究界的廣泛注意。^[3]但是對于世界文學在當今究竟意味著什么仍然引發(fā)著討論甚至辯論。顯然，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是歌德于1827年和艾克曼的談話中提出的一個帶有濃厚烏托邦色彩的假想，但實際上，德國作家魏蘭率先使用過這一術語。而且早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文學之間就已經(jīng)有了彼此之間的交流，在啟蒙時代，歐洲甚至出現(xiàn)過一個朝向世界文學的發(fā)展方向，但是有著開闊的世界主義胸襟的作家和思想家歌德最早發(fā)現(xiàn)了這一規(guī)律，并做出了自己的理論建構和實踐。盡管如此，在歌德的時代，世界文學只是一個烏托邦的想象，并沒有什么實際的意義。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沿用了這一術語，以此來描述作為全球經(jīng)濟資本化之后果的資產(chǎn)階級文學生產(chǎn)的“世界主義特征”。顯然，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世界文學”的提及來看，其內(nèi)涵要豐富得多，它包含了文化和知識生產(chǎn)的因素，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方面：文化的方面。比較文學學者在談到世界文學時，總喜歡從歌德說起，因而歌德也就成了比較文學的一位先驅者。我們今天從學科的角度來看，便不難發(fā)現(xiàn)，世界文學實際上就是比較文學的早期階段，它是經(jīng)濟和金融全球化之于文學的一個產(chǎn)物。但是令人遺憾的是，20世紀的比較文學學者并沒有沿著歌德的思路走下去，反而使得這門本應更為開放的學科領地變得越來越萎縮，正如弗朗哥·莫瑞提所譏諷的那樣，長期以來，“比較文學并沒有實現(xiàn)這些開放的思想的初衷，它一直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知識事業(yè)，基本上局限于西歐，至多沿著萊茵河畔（專攻法國文學的德國語文學研究者）發(fā)展，也不過僅此而已”（Moretti，2000：54）。由于受到一種歐洲中心主義以及后來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的主導，世界文學一度成了西方文學的另一個名稱。這無疑是導致比較文學陷入危機之境、其領地變得日益狹窄的一個直接的原因。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客觀上為歐洲中心主義的解體推波助瀾，盡管它也加強了美國的霸權，但終究為各民族/國別文化和文學之間的交流和對話提供了新的可能。為了弘揚全球化時代文學和文化研究的作用，世界文學問題再一次被提了出來，而且大有幫助比較文學學科走出危機之境地的作用。但是正如莫瑞提所言，“世界文學不能只是文學，它應該更大［……］它應該有所不同”，而且“它的范疇也應該有所不同”（Moretti，2000：55）。在他看來，“世界文學并不是目標，而是一個問題，一個不斷地吁請新的批評方法的問題：任何人都不可能僅通過閱讀更多的文本來發(fā)現(xiàn)一種方法。那不是理論形成的方式；理論需要一個跨越，一種假設——通過假想開始”（Moretti，2000：55）。在世界文學的重新構圖過程中，我們應當具有一種比較的和國際的視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文學研究中取得新的進展。應該看到，世界文學問題的提出，對中國乃至整個東方的比較文學學者有著尤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有利于長期以來被忽視甚至被“邊緣化”的東方文學引起學界的關注從而從邊緣向中心運動。

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下，隨著全球文化和世界英語的重新布局，再次強調(diào)世界文學建構和重建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在今天的比較文學界，傳統(tǒng)的民族/國別文學的疆界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模糊，沒有哪位文學研究者可以聲稱自己的研究僅僅限于單一的民族/國別文學研究，而不涉及其他的文學或社會文化語境，因為文化和文學思潮已經(jīng)打上了區(qū)域的甚或全球的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來，世界文學同時也意味著“跨國的”（transnational）或“可翻譯的”（translational）或全球的意義，因為它具有共同的審美品質和深遠的社會意義。在文學作品的旅行和流通過程中，翻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翻譯的中介，許多經(jīng)典文學作品就只能在另一文化和文學傳統(tǒng)中處于邊緣地位，甚至死亡。

當我們談到世界文學時，我們通常采取兩種態(tài)度，也即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普遍主義：前者所強調(diào)的是不同的民族/國別文學所具有的平等價值，后者則更為強調(diào)普遍的和共同的美學和價值判斷標準，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于文選的編輯和翻譯。盡管各種形式的世界文學選集，尤其是在英語世界流通甚廣的《諾頓世界文學選》（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和《朗文世界文學選》（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經(jīng)常用這一術語來表示一個大體上屬于西方的經(jīng)典的市場價值，但是在過去的三十年里，這個概念在吸引人們的文學興趣的同時也弘揚了文學的價值。因此，在這方面，世界文學的重新提出不僅有助于傳統(tǒng)的比較文學學科走出困境和危機，它同時也為文學經(jīng)典的重新建構提供了新的可能。此外，世界文學本身也可用于說明文學的客觀影響及流通范圍，應該說，我們對世界文學概念的這一理解比較接近歌德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來的意思。同樣，在考察文化上的全球化加速時，人們很容易僅看到它所帶來的趨同性特征，而忽視其多樣化的方面，而實際上，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文化的多樣性特征會變得越來越明顯。世界文學也是如此，它不可能只有一個版本或一種形式，因此“世界文學”在西文中的表達既是單數(shù)（world literature）同時也是復數(shù)（world literatures）：前者指它所具有的共同美學和評價標準，后者則指不同民族/國別的文學所具有的民族和時代特色。

對于文學讀者和研究者而言，要閱讀和欣賞世界文學，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賴翻譯。即使是韋勒克、斯皮瓦克、佛克馬、戴姆拉什這樣掌握了多達十幾種語言的歐美比較文學學者，也不可能用原文來閱讀所有的世界文學杰作。因此，翻譯便成了一部作品得以走向世界進而躋身世界文學之林的不可缺少的中介，確實，翻譯可以幫助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在另一文化語境中廣為流通從而有可能躋身世界文學。正如瓦爾特·本雅明所指出的，“由于譯作晚于原作，同時也因為重要的世界文學作品從來不可能在其誕生之日就覓見所有選定的譯者，因此它們的翻譯往往標志著其延續(xù)了的生命”（Benjamin，1992：72—73）。就本雅明本人的情況而言也是如此，他的文論生涯并不長，但正是由于他的主要作品被譯成了英文和中文這兩種主要的世界性語言，因而他的“延續(xù)的生命”或“來世生命”才長得多。而且在不同語境中的一代又一代譯者的共同努力下，他的來世生命也得以延緩不衰。同樣，對于一個嚴格要求自己并時刻關注國內(nèi)外同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進行的工作的優(yōu)秀作家而言，這也是十分必要的。雖然本雅明本人作為一位優(yōu)秀的譯者，和別人合作將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意識流小說巨著《追憶逝水年華》譯成德文并為譯文撰寫了一篇短序，但是他從未想到，他所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譯成的譯作早已被后來的幾種新譯本所超越，倒是那篇題為《譯者的任務》（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的短短的譯者序被譯成法文和英文后，經(jīng)過雅克·德里達和保羅·德曼等解構主義理論家的解讀和推介，竟成了翻譯理論的經(jīng)典之作，而他本人也成為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開拓者之一。歌德也是如此：正是得助于法文和英文譯本，他才能夠閱讀中國文學和印度文學作品，從而幫助他從中獲得靈感，進而提出世界文學的假想；進入古稀之年的歌德同樣也得助于翻譯，由于翻譯的中介，他的作品才得以在歐洲的主要語言中廣為流通，而他本人也成了全歐洲甚至全世界著名的文學大師。這樣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舉不勝舉。

當然，并非所有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在所有的語言中都有譯本，因此對于從事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的學者來說，掌握世界上的一些主要語言自然是必需的。眾所周知，中國文學在當今世界的相對“邊緣”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翻譯的缺席和乏力造成的，這顯然與全球化時代中國所擁有的經(jīng)濟和政治大國身份不相符合，對此我在其他場合已做過闡述，此處毋庸贅言。^[4]確實，在一些西方漢學家看來，中國當代文學界之所以出不了世界知名的大家和杰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一事實：大多數(shù)中國當代作家都不懂外語。^[5]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五四時期的一些中國文學大家的博學，再回過頭來認真思考這些漢學家的中肯批評的話，倒不應否認這一事實。當然，讓一個中國作家直接用外語寫作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但是只要他不僅僅為自己的同時代讀者而寫作，而且也同時為全世界的讀者而寫作，他就至少應該思考一下所寫的題材是否自己首創(chuàng)或獨創(chuàng)，所寫的作品是否具有普世意義和價值。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即使他沒有重復或抄襲別人，也至少不具有獨創(chuàng)性和首創(chuàng)性。

但是人們或許會提出另一個問題：歌德本人也不通中文，但是他卻閱讀了一些中國文學作品，并且受其啟迪后提出了關于世界文學的構想。這確實是事實，但是我們切莫忘記，博學多才的歌德年輕時就掌握了十幾種歐洲語言，并通過英文和法文翻譯閱讀了幾乎所能得到的所有東方文學作品。這在當時歐洲中心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尤其難能可貴，這也是他在群星璀璨的德國乃至歐洲作家中脫穎而出成為世界文學大家的一個原因。另一個令人欽佩的方面是，他和其他具有歐洲中心主義意識的作家的一個重要區(qū)別就在于，他具有一種寬闊的胸襟和世界主義的視野，而且尤其關注非歐洲文學的發(fā)展。這正是他能夠提出世界文學的構想并且本人也成為世界文學巨匠的原因所在。既然絕大多數(shù)優(yōu)秀的世界文學作品都有英文或法文翻譯，如果今天的中國作家能夠用英文或法文閱讀一些世界文學名著，就能直接汲取其中的審美營養(yǎng)和創(chuàng)作靈感，而不必等待中譯本的出版。就這一點而言，我仍然認為，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至少應該掌握當今世界流行的語言——英語的閱讀技能，而且更多的優(yōu)秀中國文學作品首先應該譯成世界主要的語言，尤其是英文。通過與西方漢學家和出版機構的合作，我們完全能有效地將優(yōu)秀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并在全世界推廣。由于中國經(jīng)濟在過去幾十年內(nèi)的飛速發(fā)展，中國已經(jīng)對世界經(jīng)濟做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作為一位文學研究者，我始終認為，中國文學和文學研究也應當對世界文學的重新建構做出自己的重要貢獻，從而使得世界文學突破單一的模式。而在目前階段，中國文學的影響力實在與我們這個經(jīng)濟和文化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作為從事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的學者，我們是無法逃避自己的責任的。

另一方面，盡管中國的比較文學已經(jīng)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在國際論壇上的聲音還很微弱。在這方面，我們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在全世界范圍推介中國語言文學的同時，也應當盡力在國際上發(fā)表著述，從而直接參與世界文學的重新建構。既然西方學者掌握漢語要比我們掌握英語難得多，我們完全可以用英文著述并發(fā)表，這樣我們的國際同行就可以聽到我們的聲音，閱讀我們的著作，并且對中國文學產(chǎn)生興趣。在今后的年月里，只要我們努力將中國文學的優(yōu)秀作品翻譯成世界主要語言，真正的世界文學時代就會來臨。由此可見，世界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興盛標志著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比較文學的未來前景。

注解【Notes】

[1] 根據(jù)德國學者海因里?！さ系铝郑℉einrich Detering）的考證，歌德實際上并不是第一個使用“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這一術語的人，早在1810年，克里斯托弗·馬丁·魏蘭（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就率先創(chuàng)造了這一術語，但是歌德是最早將其付諸實踐和概念化的思想家和作家。2011年12月4日，迪德林和我共同在哥廷根大學德文系合作講授的研討班上提出了這一發(fā)現(xiàn)。

[2] 關于弗萊對當代文化研究的預示，參閱我的英文論文，“Northrop Frye and Cultural Studies．”Northrop Frye：Easternand Western Perspectives．Eds．O'Grady，Jean，and Wang Ning（ed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3：82-94．

[3] 這里有必要提及兩個高規(guī)格的國際研討會：2010年8月12—14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中美比較文學雙邊討論會，其主題是“比較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重新建構”（Comparative Literature：Toward a［Re］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會議精選論文已經(jīng)發(fā)表于Neohelicon，2011，38（2）；以及2011年6月27—29日在北京舉行的“世界文學的興起”國際研討會，其主題也是世界文學。

[4] 參閱拙作：《文化走出去先要突破翻譯困局》，載《中國文化報》，2011年11月26日。

[5] 這方面可參見德國漢學家顧彬的一些言論，尤其參見《中國青年報》2008年9月17日號上的文章：《德國漢學家顧彬推新書：不提“垃圾論”，中國當代文學最大問題是語言》。

引用作品【W(wǎng)orks Cited】

Benjamin，Walter．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ed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71-82．

Culler，Jonathan．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During，Simon．（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Huntington，Samuel．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Reader，1993，72（3）：22-49．

Moretti，F(xiàn)ranco．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 1（January—February 2000）：54-68．

Saussy，Haun．（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

Spivak，Gayatri．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Wang，Ning．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Neohelicon，2001，ⅩⅩⅩⅧ（1）：55-66．

Wang，Ning．“Death of a Discipline？”Toward a Global / Local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Neohelicon，2006，ⅩⅩⅩⅢ（2）：149-63．

(1) 作者簡介：王寧，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外國語言文學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致遠講席教授。主要從事現(xiàn)當代西方文論和文學研究，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電子郵箱：wangning@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