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熙帝的治國理念

（一）從《庭訓格言》《圣諭十六條》說起

評論雍正帝的治國理念時，為什么還要介紹康熙帝的治國理念呢？這是因為只有把雍正帝同其前任作比較，才能對雍正帝的治國理念看得更全面、更真切，才能分出良莠高下。

康熙帝從對皇子的教育抓起，重心落在兩個方面，其一，如何做人；其二，如何做事。這是因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不僅是個人修養(yǎng)素質，更會直接影響到將來治國理政。

在如何做人方面，康熙帝既推崇儒家的經(jīng)典，又會加上他個人的心得；既有言傳，更重身教。在時間順序上，《圣諭十六條》頒布于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十七歲）；《庭訓格言》陸續(xù)出現(xiàn)在平三藩之后，將其系統(tǒng)化并刊刻成書，則頒布于雍正八年（1730），由三阿哥誠親王奉命主持編纂。

《圣諭十六條》的第一條，即“敦孝弟（悌）以重人倫”。

何謂人倫？父子、兄弟、君臣、夫婦、朋友，五倫也。任何人的社會關系，必是先有父子、兄弟，長大了才有夫婦、朋友關系，其后才出現(xiàn)君臣關系。所以，五倫中排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君臣關系，而是父子、兄弟關系。父子、兄弟關系乃人倫之始?！妒ブI十六條》的第一條即為“敦孝弟以重人倫”，道理在于此。

何謂孝？《孝經(jīng)》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始也?！薄爸灰B(yǎng)得父母一日、便是報得父母一日，替得父母一事、便是報得父母一事；使父母身體安逸、心志快悅，這方才是孝。”故，康熙帝在《庭訓格言》里強調：“凡人盡孝道，欲得父母之歡心者，不在衣食之奉養(yǎng)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歡心，其可謂真孝者矣。”

《圣諭十六條》的第一條之所以一開頭便說“孝弟（悌）”兩字，是因為只有為人者能夠先孝于親，未來才能會忠于君。自古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蹦艿苡谛?，便能識上下禮體而尊敬長上，能尊敬長上便能和睦于家庭，能和睦于家庭焉有不順父母之理？

孔子的弟子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儒家認為，犯上作亂即大不孝。

中國儒家傳統(tǒng)文化提倡百善孝為先?？滴醯塾謱π⒆稚罨艘?。康熙帝特別指出，孝，不在于形式。孝，首先要講一個誠字。如果心不誠，只流于形式，那就不是真孝，是偽善、偽孝，是虛偽。

康熙帝訓曰：“為臣子者，果能盡心體貼君親之心，凡事一出于至誠，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可見，凡為臣子者，誠敬存心，實心體貼，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也?！?sup>又曰：“朕待皇太后家人禮數(shù)，以至順適為安，自然為樂，并不以朝見日期限定禮法而稱孝。”時下常見有人以四阿哥多次宴請康熙帝作其孝敬表現(xiàn)，似與康熙帝的孝本意并不相符。又訓：“人生于世，無論老少，雖一時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惫士鬃釉唬骸熬游诽烀反笕?，畏圣人之言?！?sup>結合當時情況，這些訓諭至少有一部分好像重點是針對當時的四阿哥說的。因為，從現(xiàn)在能夠看到的史料而言，只有四阿哥說過、寫過、有過，將天上玉皇、人間帝王，西天佛祖、古圣賢孔子全部一一罵過，四阿哥似最無敬畏之心者。

又訓曰：“天道好生。人一心行善，則福履自至。……由是觀之，仁者誠為人之本歟?！?sup>

仁者系為人之本，也是施政執(zhí)政之本。

又訓曰：“凡人平日必當涵養(yǎng)此心。朕昔足痛之時，轉身艱難。足欲稍動，必賴兩旁侍御人挪移，少著手即不勝其痛。雖至于如此，朕但念自罹之災，與左右近侍談笑自若，并無一毫躁性生忿，以至于苛責人也。二阿哥在德州病時，朕一日視之，正值其含怒，與近侍之人生忿。朕寬解之，曰：‘我等為人上者，罹疾卻有許多人扶持任使，心猶不足。如彼內監(jiān)或是窮人，一遇疾病，誰為任使？雖有氣忿向誰出耶？’彼時左右侍立之人聽朕斯言，無有不流涕者。凡等此處，汝等宜切記于心。”

這種暴戾恣睢惡習，將下人隨便任性當出氣筒，動輒打罵，二阿哥身上見過，四阿哥身上也見過?？滴醯蹖︷B(yǎng)尊處優(yōu)的皇子動不動就將情緒遷怒于人十分不滿。他責問，若窮人心中有氣有火，其向誰發(fā)泄呢？他要皇子們時刻將此牢記于心。作為一位封建帝王，這已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嚴格要求?？滴醯圻€批評過四阿哥“喜怒無?！?，四阿哥辯稱已經(jīng)改了。四阿哥做皇帝后，只因兩個唱戲的童伶多問了一句話，雍正認為與身份不符，竟下令將兩人用棍棒打死。雍正對皇父一再教導要仁、要善良、要克制怒火、不可隨便向下人發(fā)泄，早已拋到九霄云外。這兩個唱戲的童伶，即使有犯規(guī)之處，打幾下板子也就算了，何至于要活活杖死？雍正無非是借此兩條小命，向眾人立威罷了。他對眾弟兄、眾功臣尚且殘酷無情，這兩條小命又算得了什么？

又訓曰：“人之為圣賢者，非生而然也，蓋有積累之功焉。由有恒而至于善人（有德之人），由善人而至于君子，由君子而至于圣人，階次之分，視乎學力之淺深。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e德累功者，亦當求其熟也。是故有志為善者，始則充長之，繼則保全之，終身不敢退，然后有日增月益之效。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得到證驗、證果），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其功用豈可量哉（學無止境，功用亦無止境）?！?sup>

這個“熟”，意為成果、成效。孟子說：“五谷是莊稼中的好品種，但如果不成熟，那還不如稗子之類野草。仁，也在于使它成熟罷了?！薄笆臁?，也可理解為表里一致、實在有用，此處之“仁”，不可徒有虛名的意思。

又訓曰：“朕自幼登極，生性最忌殺戮。歷年以來惟欲人善而又善。即位至今，公卿大臣保全者不計其數(shù)。即如幼年間于田獵之時，但以多戮禽獸為能。今漸漸年老，圍中所圈乏力之獸，尚不忍于射殺。觀此則圣人所言‘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語誠至言也?！?sup>顯然，康熙帝是不主張大開殺戒的。

康熙帝又訓曰：“《大學》《中庸》俱以慎獨為訓，則為圣賢第一要節(jié)。后人廣其說曰：‘暗室不欺?！^暗室有二義焉：一是私居獨處之時，一在心曲隱微則人不及知，惟君子謂此時指視必嚴也。戰(zhàn)戰(zhàn)栗栗，兢兢業(yè)業(yè)，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斯誠不愧于屋漏而為正人也夫。”康熙帝的意思是，做人、做事都要光明磊落，不要搞陰謀詭計。是康熙帝已經(jīng)看岀了四阿哥的毛病，還是康熙帝以儒家慎獨為訓，對皇子概而訓導？

又訓曰：“春至時和，百花尚鋪一段錦繡，百鳥且囀無數(shù)佳音，何況為人在世，幸遇升平，安居樂業(yè)，自當立一番好言，行一番好事，使無愧于今生，方為從化之良民，而無憾于世矣。朕深望之。”

康熙帝一向甚為厭惡、反對碌碌無為。而四阿哥卻偏以“天下第一閑人”“閑王”自居。四阿哥當時立了什么言？他立了《好了歌》《布袋和尚哈哈笑》《悅心集》。那么，康熙帝的這段訓諭，既是廣而教之，也有可能是有所指?？滴醯垡谢首硬豢摄紤?，施政執(zhí)政者更必須有所作為。必須有所作為，這也是康熙帝的治國理念。

又訓曰：“人生于世，無論老少，雖一時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故孔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业绕饺辗材芫次酚陂L上，則不罪于朋儕，則不召過，且于養(yǎng)身亦大有益。嘗見高年有壽者，平日俱極敬慎，即于飲食，亦不敢過度。平日居處尚且如是，遇事可知其慎重也。”

這是康熙帝再次強調人于世上，時時刻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即使身為天子帝王，也必須時時刻刻身存敬畏之心。

（二）個人氣質、性格對施政之影響

1.胸懷天下，民意即天意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丙申十一月辛未，詔曰：“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為本，合天下之心以為心，公四海之利以為利，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夙夜兢兢，所以圖久遠也……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不謂然。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念不謹，即貽百年之患。朕從來蒞事，無論巨細，莫不慎之又慎，惟年即衰暮，只懼五十七年憂勤惕勵之心，隳于末路耳?！?sup>

康熙帝認為，朝廷不為百姓謀利，將為誰謀利益呢？“朕聽理諸事，必于民生關系之處，詳加籌度，而后施行?！?sup>“人時之重莫過乎耕獲，敬天之事莫過乎愛民。……以此隨天授時，其道豈可易乎？”“民意即天意也。”“為人君者，但能為天下民生憂心，則天自佑之?！?sup>

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十一月庚午，年僅20歲的康熙帝諭戶部：“自古國家久安長治之謨，莫丕以足民為首務?！匏夹∶褶讚?jù)開荒，物力艱難，恐催科期迫，反致失業(yè)。朕心深為軫念。嗣后各省開墾荒地，俱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其所司官員，原有議敘定例，如新任官員自圖紀敘，掩襲前功，紛更擾民者，各督、撫嚴行稽察，題參治罪?！?sup>“凡為政者，只求實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托哉？”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冬十月戊子，上曰：“朕非但為百姓，亦為大小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朕南巡時，聞龍?zhí)兜胤浇ㄔ煨袑m，恐致累民，曾諭總督阿山，令其拆毀?！傊?，此不欲累民之念，可以自信，亦可見信于天下后世?！?sup>“不欲累民之念”是康熙帝治國理政的總綱，貫徹在一切方面，堅持了一生。

1697年巴黎出版的法國傳教士白晉給法國皇帝路易十四的報告——《康熙皇帝》中說：

康熙皇帝精神上的美，遠遠超過他肉體上的美。他天賦極高、博聞強記、智力過人、明察秋毫。他有處理復雜紛繁事務的剛勁毅力，他有制定、指揮、實現(xiàn)宏偉規(guī)劃的堅強意志。……他具有迅速處理政務的才能，所以，龐雜的國務對他來說，只不過是一種樂趣而已。

他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備與帝王相稱的坦蕩胸懷；他治民修身同樣嚴謹，受到本國人民及鄰國人民的崇敬。從其宏偉的業(yè)績來看，他不僅威名顯赫，而且是位實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邊陲之地能見到如此英主，……法國耶蘇會士對此甚為吃驚。

2.嚴于律己、以身作則、勤政實干、不圖虛名

訓曰：“凡人有訓人治人之職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學》有云：“君子有諸己而后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穆特為身先而言也?！庇钟栐唬骸叭珉逓槿松险?，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而人自從。即如吃煙一節(jié)，雖不甚關系，然火燭之起多由此，故朕時時禁止。然朕非不會吃煙，幼時在養(yǎng)母家，頗善于吃煙。今禁人而己用之，將何以服之？因而永不用也?！?sup>“中路出征時往來行走四月有余。日進一餐五更起行、至晚始歇。遇沙地、則下馬步行……凡領兵行走、欲士卒精強馬匹壯健、俱視率領之人、措置何如耳。且寧夏出兵之時，朕帶領兵丁、每日殺兔數(shù)千。一日所獲，可作兵丁幾日干糧……領大兵行走、事必率先、心能豫料、始可服眾令其遵指授而行也。”

康熙帝勤政也非常出色?？滴跏辏?673）丁亥十二月戊戌，諭大學士溫達等曰：“頃因刑部匯題事內，有一字錯誤，朕以朱筆改正，發(fā)出。內外各衙門奏章，朕皆一一全覽，外人謂朕未必通覽，故朕于一應本章見有錯字，必行改正，其翻譯不堪者亦改削之。當用兵時，一日有三四百本奏章，朕悉覽無遺，今一日中僅四五十本而已，覽之何難？一切事務，不可少有怠慢之心也。”一天批閱奏章三四百本，其勤政之狀令人敬佩。

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十月初四日丙寅，上駐蹕行宮。上曰：“朕于各處奏折內，朱筆諭皆出朕一手，并無代書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寫字，用左手執(zhí)筆批旨?！?sup>

康熙二十三年（1684）甲子十月十五日丁未，上駐蹕沂州大石橋地方。先是，一應本章俱三日遞到一奏。是日，上坐待至二鼓，數(shù)問本章到否。因未經(jīng)遞到，諭閣臣曰：“奏章關系國政，最為緊要。朕凡在巡幸之處，奏到隨即聽覽，未嘗一有稽留。前此遞本官員因其遲延，朕已經(jīng)重處。此番本章何又至今未到？今日奏章不拘時刻到來，爾等即便呈進，朕宵興省覽。是夜四鼓，本章遞到呈進，上即起，一一詳覽達旦。次日黎明，將折本聽斷發(fā)落?！?sup>

3.節(jié)儉

訓日：“民生本務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蠶，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至于人生衣食財?shù)搱A，皆有定數(shù)。若儉約，則可以養(yǎng)福，亦可以致壽。若夫為官者，儉則可以養(yǎng)廉。居官居鄉(xiāng)只廉不儉，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隸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以給之？與其寡廉，孰如寡欲？語云：‘儉以成廉，侈以成貪?！四死碇厝灰??！?sup>“雖貴為天子，而衣服不過適體，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味。此非朕勉強為之，實由天性使然；汝等見朕如此儉德，其共勉之?！?sup>

訓曰：“嘗聞明代宮闈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宮人，幾至數(shù)千。小有營建，動費巨萬。今以我朝各宮計之，尚不及當日妃嬪一宮之數(shù)。我朝外廷軍國之需與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宮闈中服用，則一年之用尚不及當日一月之多。蓋深念民力惟艱，國儲至重，祖宗相傳家法，勤儉敦樸為風。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源藶橛?，不敢過也?！?sup>

訓曰：“朕所居殿現(xiàn)鋪氈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換者有之。朕生性廉潔，不欲奢于用度也?！?sup>

又訓曰：“朕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無過費，所以然者，特為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sup>

（三）忠臣與良臣孰優(yōu)孰先

君臣關系，是君主在治國理政中，大量、直接、時刻發(fā)生作用的關系，也是頗為微妙、頗為難處的關系?？傮w而言，是忠臣與良臣在治國理政中孰優(yōu)孰先的關系。

康熙帝在閱讀了《論納諫》后有感，曾直接就忠臣與良臣關系一事說道：“人臣進言，固當直切無隱；人君納諫，尤當虛懷悅從。若勉聽其言，后復厭棄其人，則人懷顧忌，不敢盡言矣。朕每閱唐太宗、魏征之事，嘆君臣遇合之際，千古為難。魏征對唐太宗之言：‘臣愿為良臣，毋為忠臣?！迖L思忠良原無二理，惟在人君善處之，以成其始終耳。”

湯斌為江蘇巡撫時，就把康熙帝“以民為本”“民意即天意”作為為官執(zhí)政的第一要領：“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復丁寧，告以君命不可負，民命不可殘。”

不僅康熙朝的大員必須以康熙帝“以民為本”“民意即天意”作為為官執(zhí)政的第一要領，康熙帝的第二代接班人乾隆帝在執(zhí)政五十八年時，也再次重申了這一點。乾隆帝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己酉（二十日）冬至第二日，乾隆帝對大臣諭旨：“朕自御極以來，惠愛黎元，加恩海寓。凡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漕糧二次。此外，偶遇水旱偏災，隨時蠲免賑恤者，又不一而足。敬念圣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朕繼承統(tǒng)緒。于重熙累洽之后，惟日孜孜，無刻不以民依為念……彼時大臣中或以經(jīng)費有常，儲蓄宜裕為詞者。似為國用起見，易于動聽。而不知民為邦本，為民、正所以為國，其言斷不可聽從也。至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為重……倘復有奏請開捐者，即為言利之臣，更當斥而勿用?！?sup>

乾隆帝在執(zhí)政近六十年之際，他懷念并更為敬重的，是皇祖康熙帝；他公開宣布，他繼承、奉行并堅持推行的，仍是皇祖康熙帝“以民為本”“民意即天意”“君命”與“民命”并舉并重的君民治國理念。

對臣屬的取舍好惡，究竟是以是否忠于皇上為先，還是以民輿民心為重，康熙帝的立場態(tài)度是非常顯明、堅決的?？滴跞拍辏?700）十一月，康熙帝在提到張鵬翮、彭鵬、郭誘等官員時說：“臣下之賢否，朕處深宮，何由得知？緣朕不時巡行，凡經(jīng)歷之地必咨詢百姓，以是知之?！?sup>

又云：“凡居官賢否，惟輿論不爽。果其賢也，問之于民，民自極口頌之，如其不賢，問之于民，民必含糊應之。官之賢否，于此立辨矣?！?sup>

康熙帝并未將忠君列為第一條，官做得好不好，首先要問老百姓，這實際上已經(jīng)回答并解決了忠臣與良臣孰優(yōu)孰先的問題。何為良臣、好官？“不取非義之財，一心為國效力，即為好官”。

康熙帝的良臣、好官的標尺十分簡單明了，但真正做到、做好，也非易事。

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26歲的康熙帝就對在廷眾吏說：“人臣事君全在辨心術之公私，今爾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務，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為國者少。若諸臣肯洗心滌慮，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和衷協(xié)恭，實盡職業(yè)，庶務何患不就理，國家何患不治平哉?！?sup>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十三日諭部院大臣：“從來君臣之分雖甚尊嚴，上下之情貴相浹洽。嘗觀唐宋盛時，堂廉不隔，以成交泰之治?！?sup>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初七日諭大學士等：“（國家）必得賢能之人，始能管理?！保ㄍ蠒笆戮?，不欺為本?！?sup>“何事當行，何事當革，悉意以陳，毋有所隱也?！?sup>

祖母孝莊太后有一次問玄燁有何愿望，玄燁答：“惟愿天下義安，生民樂業(yè)，共享太平之福而已?！?sup>他為此立志：“所愛不在一身，總為天下生靈計?！?sup>

他14歲親政時，詔諭天下：“朕以沖齡圓，嗣登大寶圓……朕以涼德，夙夜柢懼。天下之大，政務至繁，非朕躬所能獨理。宣力分猷，仍惟輔政臣、諸王貝勒、內外文武杠小各官是賴。務各殫忠盡職，潔己愛民，任怨任勞，不得辭避。天下利弊，必以上聞，朝廷德意，期于下究，庶政舉民安，早臻平治。凡我軍民，宜仰體朕心，務本興行，樂業(yè)安生，以迓休寧之慶。政在養(yǎng)民，敢虛天地生成之德；時當親政，恒念祖宗愛育之心。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笔悄?，又諭吏部等衙門曰：“民為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yè)，方可稱太平之治。近聞直隸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顛連，深可憫念。或系官吏貪酷，胺削窮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業(yè)，果何道以遂其生耶？一切民生利病，應行應革，爾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等官，念切民依。其各抒所見，毋隱。”

官吏隊伍龐大，猶如林子一大什么鳥都有?？滴醯鄣霓k法是：“舉賢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廢，如但舉賢而不退不肖，則賢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懲，終非勸眾之道。惟黜退不肖之員，則眾方知所戒，俱勉為好官矣?！?sup>

在以上眾多要求和標準中，康熙帝從來沒有、一次也沒有對官員提出過要把忠于皇帝個人的忠君要求作為良臣首條，也從未把忠君作為好官的標準。即使有時也會偶爾露出為臣要忠誠，也始終是把為官清廉、公而忘私、心有百姓、一心為國效力放在首位。

此外，能臣與良臣也非一回事。能臣是辦事能力頗強之臣。若為官雖清、待民刻薄，康熙帝也不喜歡。康熙帝喜歡為官清廉、辦事能力頗強，又能待民寬仁、深得民心之臣，方是良臣。

（四）“天人感應”說之運用

康熙、雍正二帝都說過、都用過“天人感應”說，但出發(fā)點和落實點有所不同?？滴醯塾谩疤烊烁袘闭f威嚇百官，要他們老實做人、清廉、實干為官；雍正帝則用“天人感應”說威嚇百官、若對他有所不忠，則必會受到老天報應。他為此還發(fā)明了一個新詞“天誅”，把對八阿哥、九阿哥等眾多人之殺害，一概歸之“天誅”。

先看康熙帝如何說“天人感應”。

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二十八日，京師地震后第三天，七月三十日，康熙逾吏部等衙門：“朕薄德寡識，愆尤實多，遘此地震大變，中夜撫膺自思，如臨冰淵，兢惕悚惶，益加修省，仍宣布朕心，使爾諸大臣、總督、巡撫、司道有司各官咸共聞知，務期洗心滌慮，實意為國為民，斯于國家有所裨益，即爾等亦并受其福，庶幾天和可致，若仍虛文掩飾，致負朕意，詢訪得實，決不為爾等姑容也?！裆咸鞂掖咕?，敢不昭布朕心，嚴行誡飭，以勉思共回天意，作何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特諭。”

康熙帝把京師地震作為上天屢垂警戒、自己益加修省之機，借此誡飭所有官員務期洗心滌慮，實意在為國為民，斯于國家有所裨益，實是用心良苦。

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丙申駐京城南苑時，諭八旗都統(tǒng)：“愛養(yǎng)生民，勤勞宜肝，理所宜然，并未有神奇之德。”康熙帝認為，自己勤政愛民是理所應當、份內之責，并未有什么神奇，也并不可以百姓恩人、功臣自居。

凡康熙帝說到“天”字，多與“民”相連并列。如：“惟民為不可欺。居官之善與不善，到任不過數(shù)月，人即知之。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意即天意也?！?sup>

“為人君者，但能為天下民生憂心，則天自佑之?！?sup>“天下托命于人主，而相職佐君以有為。故朝廷振作則慶流宗社，澤被蒸民，非時命所得而主也。李泌云：‘惟君、相不可言命’，確是實理?！?sup>“人時之重莫過乎耕獲，敬天之事莫過乎愛民。”

故，康熙帝一再強調“敬天”的這個“天”，除了宇宙自然科學上“天”的含義外，更多的是人文思考、政治含義上的“天”。例如，康熙十五年六月諭禮部：“朕惟天人感召，理有固然。人事失于下，則天變應于上。捷如形影，豈曰罔稽。”“以此觀之，上天之眷可知矣。既承天眷，安得不為國為民竭盡心力乎。”

康熙帝雖然也曾用“天之眷”為自己壯膽，卻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又回到“安得不為國為民竭盡心力”上并以此鞭策自己。

康熙帝雖說到“天之眷”，也并未躺在“天之眷”上停止不前，而是永不自滿，始終充滿著危機意識，始終意識到問題所在。例如，他在群臣的一片贊頌聲中“清夜自問，移風易俗，未能也；躬行實踐，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給人足，未能也；柔遠能邇，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顧，未能也。自覺愧汗。”

這七個“未能”，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七個問題導向，就是施政執(zhí)政的改進方向。

“今海內雖定，民生未盡悅安?！翦嶂^升平，則泰然自足，無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諭旨，此等夸張盈滿語，勿復擬入?！?sup>“一切頌揚之文，俱屬無益。朕見近來頌圣之語殊多，表策內亦以此等語鋪張湊數(shù)，悉應停止?！?sup>

（五）“為君難”的思想理念

康熙帝“為君難”的思想理念，最早是其祖母孝莊皇太后灌輸，又受到漢文化儒家經(jīng)典思想影響?？滴醯凵钪盀榫y”，并非一般意義上“大有大的難處”，首先是為君者的責任之重大，使命之艱巨。

14歲的少年天子親政后，玄燁的祖母孝莊太后特親自書寫了“為君難”條幅，送給她心愛的、寄予厚望的孫子玄燁，諄諄告誡：“古稱為君難，蒼生至眾，天子以一身臨其上，生養(yǎng)撫育，莫不引領，必深思得眾則得國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綿歷數(shù)于無疆，惟休。汝尚寬裕慈仁，溫良恭敬，慎乃威儀，謹爾出話，夙夜恪勤，以祗承祖考遺緒，俾予亦無疚于厥心。”

孝莊皇太后要玄燁親政后能時時刻刻不忘“為君難”。這是清代文史中明晰可見清帝“為君難”思想最為直接的歷史和思想淵源。

中國向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作為一代統(tǒng)治者的康熙帝，當要熟讀孔、孟的經(jīng)典。

康熙帝的為君難思想，受《論語》影響也很大，此見《論語·子路》。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這里的“一言”，不能簡單理解為只是一句話，而是泛指什么樣的治國理念、什么樣的制度政策。也可泛指什么樣的君主可以興國興邦，什么樣的君主可以喪國喪邦。而國家除君主外，還有大臣。國家興亡除了與君主統(tǒng)治理念直接相關外，同大臣也有重要聯(lián)系。換言之，君臣關系狀況如何，某種程度上也就反映出了國家狀況如何。所以，定公在與孔子討論“為君難”問題前，先向孔子問了君臣關系如何相處。（《論語·八佾》）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然，君使臣以禮，禮不夠，不好；禮過，也不好，不易恰到好處。再，說道臣事君以忠的問題，首先是君識臣、君用臣的問題。而識人難，又是君臣關系中之首難。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在《為君難論》中指出“為君難”之難，最難的是用人：“《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于用人?！?sup>此論確是抓住了“為君難”的要害。

歸納起來，康熙帝的為君難思想，一是指國之興亡系于人主一身，肩責重大，擔子艱難；二是君臣關系之難，識人用人之難；三是君臣能否為國民之利始終如一之難。經(jīng)過長時間治國理政的實踐，康熙對為君難思想不僅牢記于心，勤于實踐，還一再以此諄諄訓導自己的兒孫與滿漢大臣。

后來，康熙帝的為君難思想更是大量、直接、集中地見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冬在乾清宮對皇子、滿漢大臣的長篇面諭中?？滴醯壑I曰：“朕年將七十……，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shù)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概）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為前代帝王剖白，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人臣者，惟諸葛亮一人耳?！舻弁踝屑缟踔?，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yōu)游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即貽千百世之患?！瓲柕扔型诵葜畷r，朕何地可休息耶？”這270余字，既是康熙帝的理想抱負，也是他“為君難”之所以難、難在何處之所在。

甚至在朝鮮史料中，也有“以為君不易之道，訓誡胤禛”的說法。

可見，康熙帝的“為君難”理念、“為君不易之道”，當時還已影響到了國外。

清代帝王的“為君難”理念，烙印甚深、行之甚勤，康、雍、乾三帝于此尤為彰著。例如，乾隆帝去世當天頒布的太上皇遺誥曰：“朕惟帝王誕膺天命……誠知夫持盈保泰之難，而慎終如始之不易也”；“即位以來，日慎一日，敬思人主之徳，惟在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此數(shù)事者，非知之難，行之維艱，數(shù)十年來嚴恭寅畏，弗懈益虔”；“永惟創(chuàng)業(yè)之艱，益切守成之懼。萬幾躬攪，宵旰忘疲，引對臣僚，批答奏章，從無虛日?！?sup>

因此，康、雍、乾三帝“為君難”的理念，可謂根深蒂固，其中心思想，誠如乾隆帝所概括之“惟在敬天、法祖、勤政愛民，非知之難，行之維艱，永惟創(chuàng)業(yè)之艱，益切守成之懼”。

經(jīng)過長時間治國理政的實踐，康熙對為君難思想不僅牢記于心，勤于實踐，還一再以此諄諄訓導自己的兒孫與滿漢大臣。

康熙帝自述：“當年立心以天下為己任，許‘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養(yǎng)，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過無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豈不痛恨于未死？”

可見，康熙帝的“為君難”，又特指難在為君者責任重大、難以卸肩；又感嘆自己雖有以天下為己任“死而后已”之志，卻又面臨身己衰老、力不從心之“為君難”。

又諭曰：“《尚書·洪范》所載：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終命列于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sup>可見，康熙帝的為君難，又指難得五福齊全。

又諭曰：“昔梁武帝亦創(chuàng)業(yè)英孳，后至耄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chuàng)之主，不能預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又如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遙見燭影之類，秒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轍？皆由辨之毛早，而且無益于國計民生。漢高祖?zhèn)鬟z命于呂后，唐太宗定儲位于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為恥之?；蛴行∪耍D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豈肯容此輩乎？”“立儲大事，朕豈忘耶？”

可見，康熙帝的為君難，又特指后事難以預料，接班人大事，未嘗定能如愿，難在選立接班人上?！扒稗H”（歷史上選立接班人問題上教訓）多多，此也康熙帝為君之難。

（六）“不生事”的思想理念

常見有人批評康熙帝治國理政中的“不生事”理念，把“不生事”同“不作為”等同起來混為一談，實是對康熙帝“不生事”理念之誤解。縱覽康熙帝“不生事”原旨，并無一處與“不作為”相干。與此相反，他是從務實、辯證角度，論述“不生事”與“作為”的關系。

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乙卯（二十六日），康熙帝在暢春園接見巡撫潘宗洛時訓諭：“凡為督撫者，操守甚為緊要。爾宜潔己，為下屬表率。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則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職此事也。”

又訓諭：“馭下宜寬，寬則得眾。為大吏者，若偏執(zhí)己見，過于苛求，則下屬何以克當。至于紅苗（貴州苗族之一支），處在荒隅，不得與內地百姓同視，宜善為撫綏。朕觀爾等漢官，一遇難事，便欲告退。夫設官分職，原欲令其寧謐地方，撫養(yǎng)百姓。既為封疆大吏，凡事宜一己擔當，黽勉效力。一遇難事即圖脫卸，可乎？”

這是康熙帝較早提出“不生事”理念，既是對自己執(zhí)政五十年經(jīng)驗之總結，也是對為官者如何撫綏一方之小結。但，何時何處有“不作為”之意圖？非但沒有“不作為”之意圖，與此相反，他要求大吏“宜潔己，為下屬表率”，要有“擔當，黽勉效力”，要“寧謐地方，撫養(yǎng)百姓”，不可“一遇難事即圖脫卸”。

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甲寅（初七日），大學士等以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農忙之時京城地方亦應遵例停訟請旨，康熙訓諭：“農忙停訟之言，聽之似乎有理，而細究之實無裨益，趙申喬總未知事之本源耳。天下之民，非獨農人，商賈涉訟即廢生理，百工涉訟即廢手藝，地方官不濫準詞狀，于應準者準之，即行結案，則不失農時，訟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訟，而平時濫收民詞，案牘堆積，冬季詞訟，遲至次年五六月而后審理，雖停訟何益”？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辛巳（初五日），針對有人禁礦之議；康熙訓諭說：“有礦地方初開時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經(jīng)開采，貧民勉辦貲本爭趨覓利，藉為衣食之計，而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傊蟮亻g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領）在（于）地方官處之得宜，不至生事耳?！?sup>

這個“不至生事”，是指不要因官吏或政策不當而導致地方發(fā)生事端，是指不要因官吏或政策不當而導致百姓生計窘迫，與“不作為”毫無關聯(lián)。

地方政策地方行動必須與中央一致，不要自搞一套，更不要瞎搞一套，不要瞎折騰，這才是康熙帝“不生事”的要義所在?？滴醯厶岢龅摹疤斓亻g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的思想，與順治初期清軍進京后大肆圈禁田地、搶占民房，形成強烈反差。

早在青年時代，年僅26歲的玄燁就體會道：“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損益，期于盡善。原無數(shù)百年不敝之法。果屬不可行者，自應參酌時宜，歸于可久。至于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議論紛紜，朝更夕改。近閱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為更張，或粗識數(shù)字，即為大言，準之事理，殊屬茫昧，如逞空言，無補實用，其誰不能。且明末一切事例，游離不定，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以致淪亡，此皆爾等所親見，亦眾所共知。今后凡條奏本章，爾大學士等務加詳酌?！?sup>

青年康熙帝訓誡臣屬：“人臣為國，不擇利害（不要以個人利害作為選擇）；有志之士，雖死不畏，況降級乎？”哪里是什么“不作為”的思想？

制度、政策都是因事而定，也要與時而進。但制度、政策一旦確定，就不應“議論紛紜，朝更夕改”。講空話容易，但于事無益，不解決問題。實踐證明不可行者，當然要改進。一旦確定，就應該“歸于可久”。

制度、政策要有連續(xù)性、穩(wěn)定性，百姓才能知行止，社會才會穩(wěn)定。

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庚子（初八日），諭大學士等：“朕御極五十余年，于誠偽公私之介（界），詳加審辦。古帝王先圣治理，無不專務誠敬、屏棄虛浮，是以朕孜孜圖治，亦皆崇尚實政，不貴空言。督撫系地方大吏，凡關系民生，興利除弊，有裨風化，鼓舞士子，果有真知灼見者，即應竭慮殫心，見諸躬行，以利地方?！?sup>

“崇尚實政，不貴空言”“凡關系民生，興利除弊，即應竭慮殫心，見諸躬行，以利地方”，這與“不作為”都毫無關聯(lián)，完全是兩種思想、兩種實踐。

康熙帝討厭地方大員瞎折騰、亂作為，從他對左都御史趙申喬的訓諭里，可以清楚領會：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丁酉（二十二日）召大學士等諭：“觀近日南方風景，民間生殖較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時，似覺豐裕?！?/p>

康熙帝將此總結為“大約任地方督撫者，安靜而不生事，即于民生有益。倘徒恃才干，不體下情，以此爭先出發(fā)，民必受其殃”。

如此看來，官員是不是“生事”，有兩條鑒別標準：一看其是不是“徒恃才干，不體下情”，二看其小民百姓是不是“受其殃”?？滴醯垡宰约簽槔骸疤入抻麑⒅菘h官員日加驅使（瞎折騰），未為不可。（之）所以不忍為者，亦因體恤微員耳。（真仁君矣）今總督巡撫能如此體恤者甚少。”康熙帝特別對趙申喬“居官誠清，但性喜多事，所以小民反致其累”。

好心未必辦好事，官清也未必不累民。根子在于“徒恃才干，不體下情”，亂作為、瞎折騰上。怎么去克服呢？康熙帝有訓諭：“清而能寬斯為盡善?！?sup>

早在青年時代，康熙帝就深諳此道。

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十二月十七日戊午，上御干清門，聽部院各衙門官員面奏政事。午時，上召學士熊賜履至懋勤殿問曰：

“漢官中有以言官風聞言事請者，朕思忠愛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其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濟私，人主不察，必至傾害善良，擾亂國政，為害甚巨?！?/p>

賜履對曰：“言官瀆奏亂政，固足馬害，但言路通塞，關天下治亂。古云諫無端官，士庶亦得建白。蓋人主深居九重，一日萬幾，若非兼聽廣納，明目達聰，則政事得失，生靈休戚，何由周知其故。古人懸靶設鐸，止輦旌檻，良以此也。蓋聞見不可以不廣，而采納不可以不慎。聞見不廣，則病在壅塞；采納不慎，則病在泛濫。好問好察，執(zhí)兩用中，舜之所以為大知也。”

上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好多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p>

賜履對曰：“《書》云，臨下以簡。又云，監(jiān)于先王成憲?；噬洗搜裕\千古守成之要道也。但欲省事，必先省心，欲省心，必先正心。自強不息，方能無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人主誠能清心寡欲，日新又新，則大本已立，凡舉措設施可不勞而理矣。紛更繁擾，別則叢挫罔功……怠窳廢弛，則痿痹不振。歷觀前代，俱有明驗也。”

上曰：“居敬行簡，方為帝王中正之道，爾言朕知之矣。”

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日乙卯諭吏部：“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無能。噶禮雖才具有余，辦事敏練，而性喜生事，并未聞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參，皆起于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為可恥?！?sup>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在江寧織造給的奏折上朱批：“凡平糶官員等，倘有多事者，爾即寫密折奏聞?！?sup>

“為政之道以愛養(yǎng)百姓為本，不宜更張生事，爾到地方當務安靜，與民休息。”

康熙帝還作詩記之、歌之、總結之：“問道愚民何為愿，官清省事便豐年?！?sup>

康熙帝借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其意在于，經(jīng)過50年實踐證明，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yè)，社會繁榮穩(wěn)定，地方官就不要脫離中央軌道另搞一套，就不要亂折騰，就不要擾民、累民、害民。

“不生事”并不是不作為，而是針對地方官背離中央政策自搞一套、亂作為、瞎折騰，“小民反致其累”，應予糾正杜絕。

二、雍正帝的治國理念

（一）重評雍正帝之勤政：雍正帝是累死的嗎？

雍正之勤政，因孟森贊其“自古勤政不及雍正”，在馮爾康等先生的詳細介紹后，已為世人所稱贊，筆者也深為敬仰之。然，若以為雍正勤政“十三年如一日”，實是未明全部真相。雍正帝自語，雍正八年后，“勤政大不如前?！鼻〉凵先魏螅矊Υ擞型瑯釉u語。

查《雍正朝起居注》可知：雍正八年只見其1—6月，7—12月全為空白。雍正帝以養(yǎng)病為自己辯護，這同康熙帝右手不能寫字，改用左手批文，勤政之狀況大不一樣。不僅雍正八年如此，雍正九年至十一年，連續(xù)三年《雍正朝起居注》也是全部缺檔、空白。說明雍正勤政大不如前己不僅只是雍正八年下半年，而是雍正八年下半年至十一年，連續(xù)四五年里已是常態(tài)。雖然雍正帝也說到“十九日地震，朕恐懼修省，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倍加干惕”之類的話，卻并不像康熙帝那樣帶病堅持工作。雍正八年（1730）九月二十四日“庚寅，諭內閣，今年八月十九日地震，朕恐懼修省，以澟天戒，并將夏秋以來朕躬靜攝，不能勤敬如前，以上干天和，引過自責，曉諭天下。今經(jīng)一月矣，地氣尚未全寧，又值兩次陰雨?！?shù)貏又?，朕已先登舟，是以并未受驚?！?sup>這同康熙朝地震時，康熙帝堅持在帳篷內辦公完全不同。雍正八年地震時，雍正帝從圓明園大殿逃到船上，不停在船上叩頭。工作狀態(tài)與康熙帝大不一樣。

雍正提到康熙朝地震，“皇考訓諭，‘大動之后必有微動?？滴跏四甑貏又烈辉掠杏嚯奚砭訋つ恢?，寤寐悚惕，寢食未寧者，已一月有余矣?！笭柎蟪肌⒐賳T、士庶、兵丁等人人誠心感激上天示儆之深恩，返衷自問，思過省愆。不但惡事邪念急宜掃除，即怨尤抑郁之心亦當屏絕，則天高聽卑，必垂照察，不但地土寧靜，共獲安居，且可永免上帝之譴責，斷無再罹險厄之虞也。朕非以地動之異，諉過于臣工黎庶也。朕之生平，先責己而后責人，先自勉而后共勉，愿天下臣民共知朕心。”

這段話的言外之意是，雖然他因地震恐懼修省，但康熙朝也有地震，意即地震并非君主之過引起天怒。所謂“先責己而后責人”，甚為表象。他喜歡用用祥瑞美化神化自己，用地震天災恐嚇臣工黎庶，要他們“誠心感激上天示儆，返衷自問，思過省愆”，“（方）可永免上帝之譴責，斷無再罹險厄之虞?！睋?jù)有的材料透露，雍正八年雍正帝曾大病一場，大內已在悄悄為其準備后事。之所以《雍正朝起居注》中雍正八年下半年月為空白，很可能與此有關。這場大病，又同當時京城大地震給他帶來的恐懼有關。

有材料說，這次大地震京城死傷十萬人。地震死傷帶來巨大的恐懼，更加重了他的病情。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1730年9月30日）京城大地震，震壞了圓明園、暢春園、紫禁城的宮殿?？从赫绾握f這次地震：雍正八年（1730）八月三十日“丙寅，諭內閣，京師十九日地震，朕恐懼修省，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倍加干惕。今年各直省收成頗好，而其中又各有被水澇溢之處。該省督撫大往往引過自責，朕即批示并宣諭左右大臣曰，此非臣工之咎，其過實在朕躬。蓋今年春夏以來，朕體中違和，仰惟宗社悠關，列祖皇考付托之重，不敢不保護此身。是以屏除思慮，（所謂屏除思慮，說白了就是放假靜休）葆靜頤養(yǎng)，而勤政敬事之心實不及平時……”

到雍正七年（1729）后期時，雍正已將政敵全部徹底掃除，皇位、政權已徹底穩(wěn)固，這是雍正從勤政開始走向懈怠的重要原因之一。與此同時，從雍正七年起，雍正后宮先后從4人、8人，一下子猛增到37人，這是雍正從勤政走向懈怠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之一。雍正后期西北用兵偃旗息鼓、罷兵撤退，既同路途遙遠、后勤困難等客觀條件有關，又同雍正帝銳氣大減、勤政大不如前大有關系。這與康熙帝平三藩后又三次親征準噶爾之銳氣、之勤政，完全不一樣。

以《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為據(jù)，將雍正八年一月至十三年八月滿文朱批驟減狀況為例，揭示于下。

表1-1 雍正八年一月滿文朱批狀況

表1-2 雍正八年二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3 雍正八年三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4 雍正八年四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5 雍正八年五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6 雍正八年六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7 雍正八年七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8 雍正八年八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9 雍正八年九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10 雍正八年十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11 雍正八年十一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12 雍正八年十二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雍正八年有2個月（七、八月）完全冬眠休止狀。排除生病原因，全年平均每日批0.3—0.6件。

表1-13 雍正十三年正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14 雍正十三年二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15 雍正十三年三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16 雍正十三年四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17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18 雍正十三年五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19 雍正十三年六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20 雍正十三年七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表1-21 雍正十三年八月滿文奏折御批狀況

雍正帝病于雍正八年（1730）夏秋，逝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從雍正八年一月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逝世止，從以上每月每日滿文朱批狀況看，雍正勤政大不如前己非止雍正八年夏秋有病期，見如上統(tǒng)計。據(jù)此，可贊其“十三年如一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累死的”乎？

（二）康雍二帝勤政之異同

1.康熙帝的勤政

康熙帝與雍正帝都是有抱負的勤政皇帝，為什么三十多年來會產生康熙帝勤政不及雍正帝這種感覺呢？康熙帝與雍正帝的勤政又有什么異同呢？從這些異同中，又能得出什么歷史比較呢？

清代史學名家章梫依據(jù)皇家文獻編輯的《康熙政要》，是了解康熙帝執(zhí)政理念與風格的一部重要史書。為幫助讀者閱讀，魯源生先生對這部珍貴記錄加以整理、譯注，以《康熙治國要略》之名編印出版，現(xiàn)摘錄若干條，介紹于下。

（1）怎一個“勤字”了得?！笆プ孀巫吻笾?，日昃不遑。幾務之余，猶有日課。”（這是章梫的記載，大意是康熙帝治國從不懈怠，太陽西斜也不休息。處理政務之余，每日還有自己的功課。以下還有康熙帝本人記述。）“朕于宮中，未明求衣，辨色而起。則命講官捧書而入，討論義理，是典學者為一時。出御宮門，則群工循序奏事，朕親加咨度，是聽政者為一時。已而閣臣升階，朕與詳求治理，咨諏軍國者久之。若夫宮禁之務，各有攸司，廷臣退，乃裁決焉。既事竟，罷朝。宮中圖籍盈幾案，朕性好讀書，丹黃評閱輒徑寸，辨別古今治亂得失。暇或賦詩，或作古文，或臨池灑翰，以寫其自得之趣。止此數(shù)事，已不覺其日之夕矣。及宮中燃燭，玉漏初下，則省一日所進章疏，必審其理道之安而后已。要非夜分，不就宴息也。如是者歲率以為常。夫禹湯、文武、成王之德，自揣烏能企及，而不敢懈逸之心，或者其庶幾焉。因為記自勖，以比于盤銘之義云。”

魯源生先生對此作了譯文，大意是：“康熙帝在宮中，天不亮就要穿衣，天微明就起床。命令講宮捧書而入，與其討論義理，此時朕是一名學者。從內宮出來，群臣按順序奏事，朕親自加以裁奪，此時朕是一位聽政者。然后大學士拜見，朕和他們共同商議軍國大事。至于宮內事務，各有部門負責，大臣退下之后，再行裁決。這些事完成后才能退朝。宮中圖書眾多，朕喜歡讀書，加以評閱的史籍動輒數(shù)寸，以考辨古今治亂的得失。閑暇之時或者賦詩，或者作文，或者運筆寫字，以求自得之樂。等這些事完成，太陽已經(jīng)落山了。在夜晚來臨，宮中點亮蠟燭之時，就審閱一天所上奏的奏疏，一定要處理完成才行，不到午夜不能休息。每年每日都是這種工作節(jié)奏，已經(jīng)習以為常。像夏禹、商湯、文王、武王、成王他們的品德，自覺不能企及，然而自己努力勤政不敢懈怠的心思，或者已經(jīng)如同這些圣王一樣了。寫下這些話以自勉，就像盤銘一樣時刻警醒自己?！?sup>

（2）為民不自夸?？滴醯壅J為，君臣勤政，“只求實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托哉？”康熙帝認為，君臣勤政是理所應當分內之事，不必過度贊頌，也不必王婆賣瓜，自賣自夸。

（3）處變不驚。為政者時會遭遇突發(fā)大事，或天災，或入侵?！翱滴蹰g，臺灣蠢動。閩省警報到日，圣祖正率皇子在暢春園習射，諭令該部知道。旋報全臺失陷，仍如前諭。諸皇子請宣旨指授機宜，圣祖不答。射畢回宮，始召諸皇子諭之曰：‘閩省距京數(shù)千里，臺灣復隔重洋。平日用督撫、提鎮(zhèn)，原為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辦。若降諭旨，豈能悉合海外情形？督撫不遵是違旨，遵則誤事?！磶?，全臺收復矣?！?sup>

（4）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康熙十二年（1673），圣祖御弘德殿，講官進講畢，諭講官等曰：“從來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當為。近見有寸長片善，便自矜夸圓，是好名也?！庇种I曰：“有治人無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難得。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必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熊賜履奏曰：“圣諭及此，誠知人之要道也?！睂び种I講官等曰：“從來君臣一心圖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末易多得。朕與諸臣，何可不交勉之？”

（5）“君子進，則小人退?！薄翱滴跏辏v官喇沙里、陳廷敬等進講《孟子·一暴十寒章》。圣祖曰：“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小人，勢不并立。孟子所謂‘一暴十寒’，于進君子退小人，親賢遠佞之道，最為明快，人君誠不可不知也?！?sup>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上有好者，下必迎之。人君喜歡親近什么人，自然就會任用什么人。人君身邊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多了，阿諛、生事、損公肥私的小人就會遠去，就會畏避。

（6）“不在徒言，惟當躬行實踐?！笨滴跎钪嚎照務`國，實干才能解決問題?！翱滴跏?，諭講官曰：‘爾等進講經(jīng)書，皆內圣外王、修齊治平之道。朕孜孜詳詢，每講之時必專意以聽，但學問無窮，不在徒言，要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于所學。爾等仍直言無隱，以助朕好學進修之意?！?sup>

（7）身先士卒、親臨一線，“巡行地方，軫恤民隱，咨諏利弊，有應興革者，即見諸施行”“務期盡除積弊”。

無論是平三藩、西部用兵三征準噶爾，還是治水視察水利，都親臨現(xiàn)現(xiàn)場。為了親自耳聞目睹百姓民情、了解官吏為官一方的民輿，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康熙帝初次南巡起，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24年中，6初次南巡，沿途實地視察。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初十日（1689年4月29日）諭戶部：“朕巡行地方，軫恤民隱，咨諏利弊，有應興革者，即見諸施行。近聞江、浙、閩、廣四省海關，于大洋興販商船，遵照則例征取稅課，原未累民，但將沿海地方采捕魚蝦及貿易小船，概行征取，小民不便。今應作何征收，俾商民均益，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特諭?！?sup>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1689年10月30日）諭戶部：“朕勤求治理，篤念民依，欲使婦子干寧，用是頻蠲租賦，至于時值荒歉，倍切焦思，賑贍之恩，尤宜亟沛。今歲畿輔亢旸為虐，播種愆期，年谷不登，小民艱食。旱災情形，朕所親見，夙夜殷勞，軫念已久。顧此煢煢之民，糊口尚不能給，若更責以輸賦，必致流移失業(yè)。直隸被災州縣衛(wèi)所，所有本年地丁各項錢糧，除已征在官外，其余未經(jīng)征收及康熙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爾部速行該撫，通行曉諭，務使均沾實惠，以副朕拯恤窮黎至意如民人仍致流散，或不肖官役蒙混侵蝕及仍行私征者，將該撫一并嚴加處分。爾部即遵諭行。特諭?！?sup>

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八日諭戶部：“朕頃巡行邊外，入喜峰口見有民間田畝為蝗蝻所傷，又聞榛子鎮(zhèn)及豐潤縣等處地方被蝗災者，亦所在間有。秋成失望則民食維艱，朕心深切軫念，倘及今不為區(qū)畫儲蓄，恐至來歲不免饑饉之虞。著行該撫親歷直隸被災各州縣，通加察勘，悉心籌畫。應作何積貯，該撫詳議具奏。其被災各地方明歲錢糧仍照例催科，小民必致苦累，著俟該撫察報分數(shù)到日，將康熙三十一年春夏二季應征錢糧緩至秋季征收。用稱朕體恤民生休息愛養(yǎng)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sup>

康熙帝還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從下面這條諭旨中可生動得知。

康熙十八年（1679）京師地震后，七月三十日康熙帝諭吏部等衙門：“朕薄德寡識，愆尤實多，遘此地震大變，中夜撫膺自思，如臨冰淵，警惕悚惶，益加修省。仍宣布朕心，使爾諸大臣、總督、巡撫、司道有司各官，咸共聞知。務期洗心滌慮，實意為國為民，斯于國家有所裨益。即爾筆亦并受其福，庶幾天和可致。若仍虛文掩飾，致負朕意，詢訪得實，決不為爾等姑容也。一民生困苦巳極，而大臣長吏之家日益富饒，以民間情形雖未昭著，近因家無衣食，將子女入京賤鬻者，不可勝數(shù)，非其明驗乎！此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官，苛派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轉而饋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間易盡之脂膏，盡歸貪吏私囊，小民愁怨之氣，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泉涸之異。一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會推選用時，皆舉其平素往來交好之人，但云辦事有能，并不問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謂不上干天和者，未之有也。一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于攻城克敵之時，不思安民定難，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為通賊，每將良民廬舍焚毀，子女俘獲，財物攘取，名雖救民于水火，實則陷民于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一外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聞，朝廷一切為民詔旨亦不使下達，雖遇水旱災荒，奏聞部覆，或則蠲免錢糧分數(shù)，或則給發(fā)銀米賑濟，皆地方官吏茍且侵漁，捏報虛數(shù)，以致百姓不沾實惠，是使窮民而益窮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一大小問刑官員，將刑獄供招，不行速結，使良民久羈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證據(jù)無憑，枉坐人罪，其間又有衙門蠹役，恐嚇索詐，致一事而破數(shù)家之產，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一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稱名色以網(wǎng)市利，干預詞訟，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鋒，反行財賄。甚且身為奴仆，而鮮衣良馬，遠勝仕宦之人，如此貴賤倒置，為害不淺。以上數(shù)條，事雖異而原則同?？傊?，大臣廉則總督、巡撫有所畏憚，不敢枉法以行私；總督、巡撫清正，則屬下官吏操守自潔，雖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大為民。此等事朕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際，每示寬容。今上天屢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嚴行誡飭，以勉思共回天意。作何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特諭?！?sup>

政策不是深宮高墻內聽取匯報就可制定，須來自社會實踐，來自廣大人民現(xiàn)實生活中之迫切需求，來自“有應興革者，即見諸施行”，也就是來自社會改革的迫切需求。

這一年康熙帝26歲，親政已12年。他對宮中、官場弊端、下層民生疾苦，已看得十分清楚。他決心“務期盡除積弊”，這就是他勤政、興革之目標，也是勤政、興革之目的。他深知肩負重任，因為，“為人臣者尚有可諉，為人君者將安諉乎？……惟當敬天勤民，鞠躬盡瘁而已。”是勇于承擔領導責任，還是諉過于人，這是勤政者也經(jīng)常會遇到的問題。

（8）與民同樂。雖貴為君主，并不以天子身份高高居上，遠離群眾。“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旁露娜眨ヱ{南巡?！罩撂K州，……即在工部衙內安歇?！稳栈薁斣缙穑瑔栐唬骸⑶鹪谀睦?？’工部曰：‘在閶門外?！显唬骸偷交⑶鹑??！寥罩泻螅狡瘃{，撫院傳百姓：‘俱要執(zhí)香跪接，候圣駕?！弦嘀^等哈傳諭百姓：‘不論男女，盡他們看，不許攔趕。大小店肆，仍舊開張，不許掩閉。’自此傳聞，百姓擠擁街道。圣駕過，百姓叩首俯伏曰：‘愿我皇萬歲’。上曰：‘你們百姓多有壽。’婦女多在樓窗內擠看。駕出閶門，到山塘上，人擠難行，河內舡亦擠滿。上在馬上又傳旨曰：‘百姓不要跪?！沟交⑶?，到山門即下馬進去，自己上山，并無扶援者。登大殿，拜三世佛，拜畢，即到后殿看寶塔。又走至四賢祠，回出到大殿，對正門東向坐。撫院及兩將軍、工部、布政、兵道，并隨從官員，俱兩行立。傳蘇州清客打十番。打完，上曰：‘好！果然好！但是只曉得南方的音，還不曉得我北方的音。叫小番來，打一番與你們看?！纯田w傳舡上小番來，俱十五六歲俊俏童子，一樣打扮，俱穿醬紅緞衣，頭戴紅緯貂帽，共一十六個，各持樂器上山。在大殿前兩旁邊立，打一套十番，果然好絕。姑蘇極老班頭，亦從未聞見者。約有一個時辰方畢，時已黃昏矣。上起而出，到天王殿，見下邊百姓擠擁，塔上俱點紅燈，照耀滿山，看者不肯散去。上曰：‘上邊百姓都已聽見了，下邊的還沒有聽見，再打一套去?！S坐千人石上，打起十番。上自動手打鼓，后乃連打數(shù)套，逐件弄過，直打至二更時方完。即隨二將軍及長隨哈等，在人叢中擠出山門，竟下舡，如飛開去?！?sup>

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止，康熙皇帝先后六巡江南?？滴醵晔状文涎曹囻{進入山東境內，出現(xiàn)萬人空巷、爭睹御容場面?？滴醯厶刂I扈從人員不得驅趕百姓，并作詩以紀其事。詩云：“東來端為重民生，不事汾陰泰畤名。井里儼存齊國俗，田疇還憶歷山耕。暫寬羽騎鉤陳衛(wèi)，一任村童野老迎。敢道邇言勤訪察，止期治理得輿情?！?sup>

（9）心中始終存有敬畏之意。一次，康熙帝在弘德殿與講官熊賜履、孫在豐、喇沙里談及：“人主勢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需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致差錯，便有差錯，也會省改。若任意奉行，略不加勤，鮮有不失之縱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嘗敢一刻暇逸也。”因此，“朕斷不以己之過移之他人?！?sup>

即使“朕意已定之事，但視何人之言為是，朕即擇而行之?！?sup>“關于用人行政，刑名錢糧要務，必折出，著扈從內院諸大臣請旨商酌。復奏之時，皇上必和顏虛衷，俾諸臣各盡言其意，然后皇上始行獨斷?！?sup>

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崇奉公杜弊，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觀型，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此從來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紀，勤修職業(yè)，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顧畏，不敢妄行。

這實際上就是老百姓口中常說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問題?？滴醯厶貏e注意抓朝廷的廷官京官和督、撫大員的表率，也就是朝廷的高級領導層，應該是對的。

（10）學習?？滴醯凼贩Q千古一帝，不僅專指他一生的業(yè)績，也指他是清代皇帝中、可能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所有帝王中，最肯刻苦學習的皇帝。

“機務之余，猶有日課”“既事竟，罷朝。宮中圖籍盈幾案，朕性好讀書，丹黃評閱，輒經(jīng)寸，辨別古今治亂得失。暇或賦詩，或作古文，或臨池灑翰，以寫其自得之趣。”

他并不以天子之高位而目空一切。他深知并告誡眾皇子：“人心虛則所學進，盈則所學退。朕生性好問，雖極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于此等決不遺棄，必搜其源而切記之，并不以為自知自能而棄人自善也。”

他深知“玩物喪志”之理，他在勤政之余、罷朝之后，案幾上堆放的全是書。他要從中挖掘識得“辨別古今治亂得失”之道。

他也一直以此教育諸皇子：“《尚書》記載帝統(tǒng)道法，關切治理”；“思帝王之政之要，必本經(jīng)史”，“朕惟以《春秋》者，帝王治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

他對諸皇子訓曰：“朕自幼好看書，今雖年高，萬幾之暇猶手不釋卷。誠以天下事繁，日有萬幾，為君者一身處九重之內，所知豈能盡乎？時?？磿湃耸?，庶可以寡過。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無甚差忒者，亦看書之益也”。

又訓曰：“凡人進德修業(yè)，事事從讀書起。多讀書則嗜欲淡，嗜欲淡則費用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立品高。讀書之法，以經(jīng)為主。茍經(jīng)術深邃，然后觀史。觀史則能知人之賢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故凡事可論貴賤老少，惟讀書不問貴賤老少。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此夫子所以發(fā)憤忘食，學如不及也?！?sup>

康熙帝看書，以治國理政為軸，以治國理政中有用為目的，視此為正書，其他為閑書。他把方術符道視之為邪書，鄙之、棄之。

康熙帝的讀書、學習范圍還不限于中國古代經(jīng)史。勤政之余，他還通過西方傳教士，學習西方的天文、數(shù)學、幾何、地理、哲學、拉丁文、音樂、醫(yī)藥、解剖學等。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幾百位帝王中，史無前例，又空前絕后者。

以上，乃康熙帝勤政，或與勤政密切相關讀書學習之若干內容。

2.雍正帝的勤政

雍正帝的勤政幾乎已婦孺皆知，這里僅將他與康熙帝勤政的不同之處，作一些簡述。

雍正帝的勤政始終囿于深宮高墻之內，主要集中并局限在養(yǎng)心殿和圓明園兩點一線間，他勤政只勤在奏折朱批上。他從來不上馬帶兵，也從來不下馬視察民情。即使是軍事、水利、莊稼、天災等大事，他也全是坐聽匯報，審閱奏折，這是雍正帝勤政與康熙帝勤政的最大不同。

雍正帝的勤政取得成績時，喜歡聽歌功頌德之言，甚至樂聞祥瑞之說，這是雍正帝勤政與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處。

在處變不驚上，雍正帝的勤政不及康熙帝勤政中從容、鎮(zhèn)定、自信。例如，雍正上臺之初西部20萬人動亂、貴州苗民動亂、京師大地震等事件時，雍正帝的慌亂、恐懼之狀，顯而易見，這是雍正帝勤政與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處。

在識人、用人上，雍正帝有許多打破傳統(tǒng)常規(guī)之法，值得借鑒。但雍正帝很迷信八字、迷信面相，偏重才能卻輕忽品德。雍正帝尤其突出把忠君作為識人、用人首條，這是雍正帝勤政與康熙帝勤政的很大不同之處。

關于進賢、退不肖，雍正帝與康熙帝有相同之處。但在施行中，往往仍把忠君作為賢良，把不忠或忠字不純作不肖，這與康熙帝勤政中對官員要求的主要內容有所不同。

在不尚空談，提倡務實、實干上，雍正帝與康熙帝有相同之處。但在施行中，往往一拖再拖，計劃與兌現(xiàn)經(jīng)常脫節(jié)、落空。其清虧空、西部用兵、改土歸流、整頓風俗，基本上皆如此。這是雍正帝勤政與康熙帝勤政的不同之處。

在身先士卒、以身作則上，雍正帝對下級臣僚講得多，自己在身教行動上做得少，這是雍正帝勤政與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處。

雍正帝執(zhí)政一生中，從不與民同樂，甚至根本不與人民百姓接觸，這是雍正帝勤政與康熙帝勤政的很大不同之處?？滴鯐r代，有一次康熙帝問大學士馬齊：前代君王不接見諸臣，所以諸臣也見不到君王，君臣之間怎樣通氣呢？馬齊回答說：明代皇帝向來無接見諸臣之例，即使接見，也不許說話。康熙皇帝慨嘆道，“為人君者若不面見諸臣，則政何以理焉？”

君主理朝誠然不可不見大臣，則君主理朝可執(zhí)政十三年至死不見百姓乎？

雍正帝心中并無敬畏之心?！熬刺臁薄半藜磭笔怯赫矍谡械囊粭l總綱、主線，這是雍正帝勤政與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處。

無論在皇子時代還是身為皇帝時代，雍正帝勤政之余對讀書、學習看得很淡，更不愿向西方先進科技文化學習。雍正帝雖作了這樣那樣讀書的肖像畫，猶如今人擺姿拍照，作秀大于紀實。雍正在勤政之余如何讀書，空白無紀。而玩狗玩鳥玩收藏，癡迷于煉丹，追求長生不老，倒有詳細記載。這是雍正帝勤政及勤政之余，與康熙帝勤政及勤政之余的又一不同之處。

3.雍正帝為何勤政

勤政，即勤于朝政、勤于理政也。從20世紀80年代起，很多研究者都在大力宣傳突出介紹雍正帝勤政，多數(shù)介紹基本上只是在簡單重復、照搬、人云亦云，很少去深究雍正帝為什么勤政。而如果不去深究雍正帝為什么勤政，不去深究雍正帝勤的是什么政，則雍正帝的勤政就失去了正能量。有人戲云，希特勒不勤政嗎？然，希特勒那樣的納粹狂人越“勤政”，則全世界就越遭殃?？梢?，勤政是有能量正負之分的，本應是當然之義。

勤政兩字本身、單從字面上言，無所謂正負。但誰在勤政，為何勤政，在勤什么政，必然會在勤政內容與勤政目的、勤政帶來的社會結果上存在社會能量的正負之分。例如，從歷史紀錄片中可知，德國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這個戰(zhàn)爭狂人，也是勤于朝政、勤于理政的。然，希特勒這個戰(zhàn)爭狂人越“勤政”，被他屠殺的各國人民就會越多，世界就會越遭殃。

因此，分析雍正帝為什么勤政，在勤什么政，就很有必要。

雍正帝為什么勤政，有其內因、外因之因之果。

康熙帝去世后第七天，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1722年12月27日），雍正帝在其漢文版即位詔書中開首部分的第一句話，就提出：“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

這句話本是康熙帝遺詔之所言，也是雍正帝即位之初對于如何治天下的政治表態(tài)。

敬天法祖是兩個部分、有兩個內容，這里先說法祖。法祖，就是效法列祖列宗，就是繼承、學習列祖列宗治理天下的理念、做法。而清代入關前后，雍正帝的列祖列宗無一不是勤政者?？滴醯墼谶z詔中要求其繼承者必須“敬天法祖”，有許多內容，勤政，只是其中之一，卻又是首先、必須之一條。先不去評論雍正帝即位是否正常、名正言順，雍正帝即位后，首要的必須的表態(tài)和表現(xiàn)，就是必須要勤政。否則，就不符合康熙帝對即位者的政治要求。

換句話說，康熙帝去世后，無論誰繼位，都首先、必須要勤政。

雍正帝有過諭旨：“圣祖仁皇帝御極六十余年，孜孜圖治，圣壽已至，猶日攪萬機，不倦于勤。朕仰承鴻業(yè)，自宜效法前朝乾夕惕，事無巨細，親為裁斷，豈當力富力強之時，而可稍圖暇逸乎?；矢钙哐q日攪萬機，不倦于勤。自己正值年富力強，豈可貪圖暇逸?！?sup>這應該是雍正帝發(fā)自內心的真實思想。故，筆者將其歸于雍正帝勤政的內因之一。

康熙帝8歲繼位，14歲便開始親政。他自己規(guī)定：“每日聽政，必御正門?！闭T，即與皇帝所居內廷最近的乾清門。每月除初五、十五、二十五這三日常朝在太和殿之外，其余時間都去乾清門聽政、理政。常朝比較隆重，一般是臣下參拜、升轉各官謝恩、各國各省進貢使臣行禮等例行禮儀。常朝之后，康熙帝仍再去乾清門聽政，“嗣后日以為?！保L雨不誤。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視朝”，天尚未大亮即更衣上朝。春夏早六時，秋冬早七時，必親御乾清門聽理朝政。盛夏季節(jié)，因天氣炎熱，臨時移往西苑南海之瀛臺，“每日早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令臣下各勤職掌，時來啟奏”。有時因病不能御門，則另換時間，“日理奏章，未嘗廢事”。

有時春季駕臨玉泉山，每天早晨按時在玉泉山內前亭照常聽理政務?？滴醯鄢鲅矔r，部院各衙門章奏集中于內閣，每二三日通過驛遞馳送行在。一般多于晚刻到達，康熙帝便立召扈從大學士、學士等，于行幄帳內或行宮，處理折本。有時，早晨于網(wǎng)城南門外，召諸王、大臣，發(fā)布諭旨。至秋，康熙率禁旅至北京永定門外二十里的南海子（南苑）圍獵習武，每日合圍四五次，奔逐百余里，不以為勞，至晚與隨行學士“舉火讀奏章”，認真批答，“一更乃已”。

康熙后期，每年都去承德避暑。避暑山莊的內午門、“煙波致爽”寢宮及“萬壑松風”等地，都是康熙帝接見官吏、批閱章奏之處?？滴醯圻€時常去暢春園暫住，仍每早按時“御暢春園內澹寧居聽政”。因為澹寧居位于暢春園大門東墻角內，便于官員尤其是年老官員進出。總而言之，康熙帝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辦公理政。呈到他手里的，都是軍政國計民生大事。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康熙帝不僅不分寒暑晝夜勤政，他的勤政理念也相當開明。他多次強調：“一切政事皆國計民生所關，最為重大，必處置極當乃獲實效”。因此，他最反對臣下附會、迎合，而是真誠鼓勵臣下各以所見直陳。他對臣下說：“朕從來不憚改過（不怕修正個人意見），惟善是從，但視何人之言為是，朕即擇而從之，此爾等所共知也。”

他希望“上下一體，勵精圖治之意”。他認為“致治之道，務在精勤，勵始圖終，勿宜有間”。即勤政是為圖治，勤政不可中斷。

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月，他曾小結說：“朕三十年來，每晨聽政，面見諸臣，咨詢得失，習以為常。今若行更改，非勵精求治初終無間之道。且與諸臣接見稍疏，朕衷亦甚眷念”。他還對大學士明珠等人總結道：“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至四方疾苦、民生利弊，無由上聞”，“朕雖涼德，上慕前王之盛世，凜遵祖宗之家法，思與天下賢才共圖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誼相待臣僚，罔不兢業(yè)，以前代為明鑒。”

他力圖將君臣關系如家庭內父子之誼相待。遇有戰(zhàn)事，本章最多時，日達三四百件；通常，少者每天亦不下四五十件。不論多少，康熙都“親覽無遺”。一般人以為，堆積如山的奏章，皇帝未必全看，書寫時不免粗心疏忽。豈知康熙帝連其中錯字都能發(fā)現(xiàn)，并予一一圈岀改正。其翻譯不準確者，亦親手改正之。

康熙帝勤政，還注意不陷于事務主義，不拘謹于細枝末節(jié)?？滴醯勐犝邪l(fā)現(xiàn)有同一件事兩部重復啟奏，便創(chuàng)立了會同啟奏制，以簡化程序，提高效率。如：“兵部議敘軍功之事，必請下吏部。及至吏部，乃并無別用察核之處，復行啟奏?！卑凑諘瑔⒆嘀?，避免兵、吏兩部重復啟奏，“可以會同一次題復。事既不繁，且經(jīng)兩部詳確會議，不至舛錯?！?/p>

再如分編佐領一事，戶部、兵部啟奏重復，“委屬繁冗”，康熙決定，“以后如此等事，俱著兩部會同啟奏”。還諭令大學士、學士等：“凡可二次會題完結之事，嗣后不必兩、三次具題，于應會會同之部院，即會議結案奏聞，如有仍違誤具題者，爾等即隨簽以進?！?/p>

康熙帝勤政之理念及勤政之方法，為后來者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雍正帝急切要想有所作為，要當“一代令主”乃至“千古令主”。用今天的白話來說，就是要做一個有所作為的英明領袖。但雍正并不是經(jīng)過實踐一步步熬到君主之位，而是一夜之間一步登天的，以前并無任何重要職位，沒有從政經(jīng)歷，更無政績功業(yè)，他曾自認皇子時代甚是“平庸”，必須以勤補拙方可行政。這從他的兩次諭旨中也可以清楚看出。

其一，雍正即位之初，在給太后的面奏內曾坦言：“朕于政務素未諳練。”

既然如此，唯一出路和辦法，惟有勤政；其二，“敬天法祖”是必須遵循之法理，雍正四年十月丁亥（1726年11月22日），他對大學士諭：“朕自即位以來，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sup>

從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1723年9月11日）閩浙總督滿保奏謝奉朱批訓諭折中，也可以看出他為何勤政。雍正朱批道：

昔日為王時，持身閑適，無意求取聲名，茲每思前事，即深感慚愧。茲不意驟登大寶，倘再不留意名操，則是關系朕皇考六十年辛勞之是非也。此雖非朕之本心，但往日夙愿已不可行矣。若仍固執(zhí)前行，則有負皇考也。雖平庸，亦要事事勉為學習，以求日新。至爾等省臣，以前有隱瞞未奏或因掣肘無奈導致舛誤怠懈等事，朕如此推誠相見，體諒爾等，唯不副朕造益地方百姓之誠，對以往過失仍行推諉，隱瞞真情，百般掩飾，務期以往舉措獲朕稱許，則反誤其間，極為可惜，豈能行耶？我君臣俱應開誠相見，捐棄前愆，以求來日。凡事唯求實心黽勉，愛惜心血，不圖安逸，勤勉整治地方。勉之。

“雖平庸，亦要事事勉為學習，以求日新”，就不僅是泛指過去曾經(jīng)平庸，更是泛指當下。這是雍正自己親口承認的，是實話真話，非政敵對其攻擊之言。正因為過去平庸，現(xiàn)在又不甘平庸，事事要勉為學習以求日新，這就不能不勤政。他常道：“當朕在藩邸時，朕從不留心聞聽，今居此位，不得不如是也?！?sup>

“不得不如是”，是指他的角色、身份、地位變化以后，責任和使命擔當“不得不如是”之必然，也是因過去長期以來政務素未諳練，如今“不得不如是”事事勉為學習之必然。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四日（1723年9月23日），雍正在給廣東巡撫年希堯的朱批中寫道：“向日朕之疏懶，你是知道的，何也？應當那樣，何苦徒自苦于無用而反有害也？俗云：‘不是閑人閑不得，閑人不是等閑人’。及至今日，如何圖得安閑？”雍正自己一語道出，正是向日之疏懶，造成向日之平庸。

過去長期以來，父皇康熙帝對其并不特別重視，所以疏懶，是個“天下第一閑人”“閑王”。這種狀況一半是出于無奈，一半是出于韜光養(yǎng)晦。同日，在給廣東巡撫年希堯的朱批中又諭旨道：“既有責任在身，非勤不可。”這既是他對臣屬的要求，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依筆者之見，雍正帝勤政還有一個深隱于身心的內因，那就是他要迫不及待地將功贖罪，用勤政求得九泉之下皇考的諒解與保佑。如，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兩江總督查弼納的奏折上朱批：“我君臣只勤而又勤，慎而又慎，若能以全皇父臉面，上天必鑒而惠保?！?sup>

顯然，雍正帝希望通過君臣勤政，以求得上天與皇考的認可、惠澤與保佑。

同年三月初四日又在兩江總督查弼納的奏折上朱批：“我君臣僅將此意此行敬而益敬，勤而益勤，如此而為，我君臣必定叨蒙永久恤憫、佑庇之恩矣?！?sup>

以上這些，都是促使雍正帝“不得不如是”勤政的內因。

4.雍正帝的勤政內容

勤政，顧名思義，是勤于政務。但雍正帝的勤政內容，不僅是勤于政務，而是幾乎無所不包：一方面，大至密折制度、攤丁入畝政策的制定，重大軍事行動的決策、指揮，國家人事的升降獎懲與調動，宗室、后宮的人事升降、獎懲、冊封與調動或變動，每年秋后對刑部處決人犯作最高層級核準批復。以上，理當屬勤政項目之內。另一方面，雍正帝的朱批甚至還包括對臣屬家事（如婚宴之類）的干預或決定，甚至小至對某件工藝品的制作、改進要求，甚至對狗窩、狗衣的具體要求，等等，都要等候雍正帝的一一諭旨或朱批才可決定如何行動。

雍正帝的勤政，主要或大部精力投入在并見諸于朱批上。雍正元年（1723）二月的一條諭令對此有過詳細記載：“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屬員某優(yōu)某劣，營伍是否整飭，雨旸是否時若，百姓之生計若何，風俗之淳澆奚似，即鄰近遠省以及都門內外，凡有駭人聽聞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見，悉可以風聞入告也?！?sup>

此外，雍正朝還有大量滿漢文的謝恩折、請安折。其細小瑣碎之程度，實屬罕見。

下面，僅以雍正元年（1723）《雍正朝內閣六科史書·吏科》第一冊為例，進行說明。

（1）請求休致（告老告病退休）、報告州縣官吏病故本

從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1723年2月18日）起，請求休致（告老告病退休）、報告州縣官吏病故本就開始呈現(xiàn)，從此源源不斷。如，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盛京禮部侍郎巴濟納題為年老體衰請求休致本，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1723年2月17日）南巡撫楊名時題報阿迷州知州詳請休致本，同日，署山西巡撫德音題為留晉辦理軍需之工部郎中賽龍阿年老乞休本，河南巡撫楊宗義題報裕州知州董學禮病故日期本，廣東巡撫楊宗仁題報河源縣知縣申玉衡病故本。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撫傅澤淵題報歸安縣知縣丁績曾患病乞休本；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廣東巡撫楊宗仁題報博羅縣知縣韓欽病故本，廣東巡撫楊宗仁題報博羅縣知縣韓欽病故本，河南巡撫楊宗義題報鞏縣知縣鄒傳堯病故本，河南巡撫楊宗義題報河道總督陳鵬年病故本，等等。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1723年2月17日），一天之內，竟有4個乞休本和病故本。

對中央政府而言，知縣這樣的官吏屬基層單位多如牛毛。為什么病故或要求休致（告老告病退休）之類事，還要題本皇帝過目？因為，無論休致還是病故，必須要另外及時更換或補充。而更換補充必須要皇帝親自批準。

雍正帝這個人愛信八字，選人時還在乎面相，這便常常要過目過堂。更要求即將更換、補充的官員要牢記皇恩，所以必要籍此召見訓話。中國這么大，每年乞休和病故的知縣都要批復并召見，確實勤政。然，將這類勤政謂之雍正帝事事攪權，事事獨裁，亦并不冤枉他。若雍正帝只對朝廷大臣的乞休、病故、更換、變動掌控，將知府知縣的乞休、病故、更換、變動交由吏部或六部按錄用條件去運作，自己時加考察是否可以勤政得更為合理，更為開明？

（2）謝恩本

從雍正帝即位之初起，謝恩折就風起云行，這同雍正帝本身的做法大有關系。例如，雍正帝即位之初的半年內，多次將圣祖康熙帝遺物（衣帽、筆硯、扇子等）賞賜臣工，作為寵信、攏愛之舉。如，雍正元年三月初六日（1723年4月10日）山西巡撫德音奏謝賞先帝衣服等物之恩本，三月二十七日安徽巡撫李成龍奏謝賞先帝親用端硯等物本，四月初一日閩浙總督滿保奏謝賞先帝御用物品本，福建巡撫黃國材奏謝賞先帝親用衣物本，四月初四日陜西巡撫噶世圖奏謝賞先帝御用硯墨等物本，四月十九日河南巡撫石文焯奏謝授河南巡撫并賞先帝御物之恩本，二十六日貴州巡撫金世揚奏謝賞端硯荷包等物之恩本，五月初三日云南巡撫楊名時奏謝賞先帝御用物品本，云貴總督高其倬奏謝賞先帝御用物品本，六月十一日甘肅巡撫綽奇奏謝賞先帝親用之物本，湖廣總督楊宗仁奏謝賞先帝親用之物本，七月十九日江西巡撫裴律度奏謝賞圣祖遺物之恩本，七月二十日四川巡撫蔡鋌奏謝賞人參之恩本，等等。這些謝恩折，其實就如同效忠書，一封接一封從全國各地飛向雍正案前，達到了雍正帝預期的目的。

臣屬升職，更必須謝恩。如，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1723年3月12日）新升湖廣巡撫那齊哈奏謝升授湖廣巡之恩本，山西巡撫德音題為代新升山西布政使森圖謝恩本，福建巡撫黃國材奏為臣子補授陜西甘山道謝恩本，二月二十四日廣西巡撫孔毓洵奏為欽奉皇上御極恩詔謝恩本，等等。這類謝恩多如牛毛，幾乎已成所有升任官員接旨上任后之定例。

甚至，連官員兒子入國子監(jiān)讀書，也要謝恩。如，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1723年4月19日）漕運總督張大有奏為欽奉恩詔送一子入監(jiān)讀書本，三月十七日兩江總督查弼納奏謝送一子入監(jiān)讀書之恩本，三月二十三日廣東巡撫黃炳奏為欽奉送子入監(jiān)讀書恩詔謝恩本，二十四日云貴總督高其倬奏謝實授云貴總督之恩本，四月初四日江寧巡撫昊存禮奏謝照品封贈并送子入監(jiān)讀書之恩本，七月二十一日署廣東巡撫年希堯題代廣東布政使王朝恩謝封贈二代并送子入監(jiān)讀書之恩本，等等。

這個監(jiān)，是國之監(jiān)，相當于今日之干部子弟學院，雍正特批恩準這些官二代入監(jiān)讀書，這些為父的做官者自然要謝恩。雍正還在景山開辦宗學，將宗室（即皇親國戚或大官的子女）入學。此舉與其說是重視教育，不如說是更重視官二代與人民群眾的社會等級差別和文化等級差別更為到位。

更為滑稽可笑的是，兄為弟謝恩，弟為兄謝恩，也粉墨登場，熱鬧不已。如，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署廣東巡撫年希堯奏為賞弟年羹堯太保世襲三等公兼兵部尚書職銜謝恩本，八月初四日川陜總督年羹堯奏為旅兄年琺堯授湖廣上荊南道謝恩本，就是一例。

（3）事務瑣碎、無當奏本

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將精力放在抓國計民生大事上，還是陷入雞毛蒜皮的瑣碎事務堆中，不僅是個工作方法問題，更是個執(zhí)政理念問題，是執(zhí)政有無重大規(guī)劃、有無頂層設計，有無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有無國家明確走向及藍圖的重大問題。從雍正朝題本奏折與雍正朱批的內容上，不難看出以上問題之存在、之嚴重。

雍正即位之初，急于要解決朋黨問題，急于要解決反對派，這是任何執(zhí)政者無可回避，也是無可非議的。但事實上，雍正初年，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反對派朋黨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人心所向、朝野輿論。即使雍正懷疑或擔心有朋黨存在，在雍正的處置下，也很快就不復存在。在朋黨已基本上不復存在或已被打散的情形下，發(fā)展國家經(jīng)濟，提高國家實力，改善人民生計應是重中之重。但雍正在頭六年內，不是在發(fā)展國家經(jīng)濟，提高國家實力，改善人民生計上作出重大規(guī)劃、作出頂層設計，作出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以研究決定國家走向，而是仍在解決并不存在或已不復存在的朋黨反對派上殫精竭慮。

雍正也并未提出新的經(jīng)濟增長點，而是忙于三年內清退虧空。事實上，三年內清退虧空的近期目標也并未實現(xiàn)，終于將期限一拖再拖，一改再改。這同雍正將大量精力浪費在關注、解決瑣碎事務堆中，也大有關系。如：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吏部尚書隆科多題參工部貼寫書辦不慎燒毀稿卷該管官員一并罰俸本；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署掌河南道事監(jiān)察御史邁柱題為照例查報上年十二月下吏部科抄咨呈已完未完數(shù)目本；雍正元年二月初五日署云貴總督高其倬題為造送貴州秋季己未逾限錢糧命盜案件清冊本；雍正元年三月十一日吏部尚書隆科多題為員外郎吳黑等承差疏忽致使八人脫逃請革職本；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吏部尚書隆科多題為直隸昌平州知州隱諱盜案請革職本；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兩江總督查弼納題報江寧府理事同知系族侄請令回避本；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兵科掌印給事中陳世倭題明獨石口外章尉拿獲盜賊一案遲延之故系兵部逡漏注銷本；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安徽巡撫李成龍題請準來安縣知縣馮文漢歸宗改復李姓本；雍正元年六月十八日川陜總督年羹堯題參陜西光棍馮氏父子庇匿欽贓請將其子革職一并監(jiān)追本；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浙江巡撫李馥題應得蔭監(jiān)之嫡長孫請準在家讀書本；八月初四日兩廣總督楊琳題浙江山陰縣貢生吳征入幕十三載實屬歷練老成本；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奉天府府尹鄒汝魯題參錦縣知縣婁起鎬昏庸無能請敕部嚴加議處本；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吏部尚書隆科多題參內務府員外郎等擅騎驛馬請拿交刑部從重治罪本；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兩江部督查弼納題報本署幕賓品行本；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署甘肅巡撫傅德題報工部侍郎王懿行至莊浪病故本；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江西巡撫裴律度奏長子崇錫遵旨在家讀書本；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漕運總督張大有題為遵旨呈報所延幕賓姓名本；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廣東楊琳奏為長孫楊鑄奉恩詔得蔭生情愿隨本職任所讀書本；等等。

以上題本，無一件是國計民生大事，無一件是十萬火急之軍情大事，也無一件是非要由皇帝親自處理不可之事。然，從各省總督巡撫到府尹，連官二代子弟可否在家讀書，內務府員外郎等擅騎驛馬，幕賓品行，有家奴脫逃等瑣碎事情，卻都無不正兒八經(jīng)題報龍案，非要由皇帝親自處理或過目，雍正不勤政也不可以。

翻看雍正朝滿漢文奏折中幾乎80％以上都是雞毛蒜皮的瑣碎事務。這說明雍正之獨裁，已成國家政治生活之常態(tài)。雍正如此集權卻又將精力消耗在一大堆無關國計民生的雞毛蒜皮的瑣碎事務上，是作繭自縛，工作方法很不可取。他將自己陷入一大堆雞毛蒜皮的瑣碎事務之中燈下朱批，是可歌可泣值得歌功頌德之勤政，還是對如此勤政應予剖析，應予去蕪存精？雍正本人已不可反思，習史之人是否可對其勤政作些歷史反思呢？

（4）有質量的題本寥若晨星

雍正龍案上堆積的大量題本，幾乎80％以上都是如上無關大局、瑣碎事務的謝恩、請求退休、報告官員病故或其他雞毛蒜皮之類的題奏，有質量的題本寥若晨星。

自雍正元年一月一日起，直至六月底，在堆積如山的幾百件題本中，跳出了一件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七日云貴總督高其倬題為欽奉上諭不許家人出入衙門在堂辦事本，六月二十九日云南巡撫楊名時題報欽奉上諭不許家人出入衙門在堂辦事本。這是相同事、重復題報的題本。不許家人出入衙門在堂辦事，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回避制度。雍正注意到并規(guī)定不許家人出入衙門在堂辦事，具有司法革新、廉潔公道的意義。但這樣有質量題本寥若晨星，在幾百件題本中僅2件。而這2件又是相同事重復題報，實質上只是一件。

雍正元年七月十八日（1723年8月18日）湖廣總督楊宗仁題報查明湖北華容縣知縣馬世珍居官平庸本，是年八月初六日漕運總督張大有題參江西贛州府通判勒詐銀兩請革職本，這些都是吏治中直面問題，有質量的題本。

（5）題本中暴露出的問題

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1723年11月20日）吏部尚書隆科多題報候選鈿府監(jiān)生等捐納米駝請按各官品級給予封典本，暴露出雍正初年用捐納進仕做官已蔚然成風成為制度慣例。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723年12月6日）……廣東巡撫年希堯題參儋州知州重加火耗請革職本，說明對重加火耗一事如何處置是有不同看法的。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24年1月16日）通政使圖蘭題參福建巡撫黃國材題本與例不符本。然，同一天，福建巡撫黃國材竟也題請告休守陵本。

按雍正帝的要求，奏本應嚴格保密。通政使圖蘭的題參與巡撫黃國材之間顯然存在芥蒂，黃國材也顯然與圖蘭在斗氣，這才會出現(xiàn)圖蘭題參黃國材的同一天，黃國材竟也題請告休守陵本的怪事。

如果圖蘭心存善意，黃國材題本與例不符的事可予當面指正，何至為此驚動圣駕。說明利用題本相互攻擊，已愈演愈烈。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1723年6月18日）和碩簡親王雅爾江阿題請將云貴總督革職、貝子允禵永行停俸本?；侍鬄跹攀希ㄓ赫?、允禵兄弟兩人的生母）五月二十三突然自殺憤然離世，同五月十六日后雍正帝下旨永行停止允禵俸米有關，同五月二十二日太后下旨召允禵回京不得，更直接有關。

（6）奇怪題本

如，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1723年6月14日）直隸巡撫李維鈞題為宣化府知府實難稱職請準原品休致本。既是不稱職，要么降職，要么停職，怎可按原品待遇退休？這與通政使圖蘭題參福建巡撫黃國材的小題大做儼然迥異。

還有更奇怪的。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1724年1月4日），內閣學士希布題為年老力衰請求休致本。拉錫原為康熙帝身邊御前侍衛(wèi)，任職七年從未提升?？滴醯凼攀篮?，半年不到，拉錫連升四級，官至都統(tǒng)、內閣學士。照理，拉錫應該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怎能雍正元年就提出休致請求？

題本中暴露出的問題還有，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1724年1月1日）吏部尚書隆科多題請糾拿督撫嚴飭各州縣廉潔自持嚴束吏役不得滋擾鄉(xiāng)民。隆科多是老成謹慎大臣，如果此類現(xiàn)象不是普遍現(xiàn)象且已相當嚴重，隆科多怎會為此專門題本？

以上，均為題本所存、所見，也系雍正十三年全部題本之縮影。雍正帝勤政之內容，也從中歷歷在目、窺豹一斑。

5.雍正帝的以農為本

“國之大事在農，而為政在人?！?sup>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庚寅（初三日）諭內閣：“自古帝王致治誡民，莫不以重農為先務……《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献釉疲袷虏豢删徱?，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yǎng)人，久安長治之本也?！?sup>說明雍正帝對農業(yè)非常重視。

但雍正帝的重農，與康熙帝尚有不少異同之處。雍正深知，民事之所以不可緩，因為民以食為天，天天要吃飯。只要老百姓有口飯吃，就不會造反。老百姓不造反，社會才能久安長治。為什么必須以重農為先務，根本原因在這里。

雍正帝雖然也念了《論語》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個“足”，只是“足”以糊口吃飯、餓不死而已，決不是富裕之足。綜觀雍正帝的十三年，其政策的傾向始終不斷向皇室、向皇家貴族集團、向朝廷大官傾斜。這是以官為貴，不是以民為本。社會腐敗和貧富差距，比康熙帝、康熙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康熙帝也是封建帝王，他的制度、政策從根本上說，也為貴族集團、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但康熙帝不僅自己相當節(jié)儉，而且深諳不患貧、患不均之害。這個“患不均”并非指沒有差距，而是指不合理的巨大差距，是指畸形之不公。

康熙、雍正帝“以農為本”的相同之處是：兩帝都非常重視農業(yè)，都在奏折朱批中對此投入了大量精力，都重視開墾荒地與移民，都在災年及時發(fā)賑濟荒，都重視水利建設，都重視倉儲，等等。

康熙、雍正帝“以農為本”的不同之處，則可見于以下諸項：

（1）雍正帝以農為本中的機械唯物觀

如說：“朕觀四民之業(yè)，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農、工，賈，皆賴食于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這是典型的機械唯物觀，不僅嚴重壓抑了商業(yè)發(fā)展，其實也并不利于農業(yè)發(fā)展。

（2）雍正帝以農為本中的迷信與形式主義

雍正二年八月初十日（1724年9月26日）順天府尹張令璜奏進：“皇上躬耕耤田內，瑞谷一莖四穗者，三本一莖三穗者，三本一莖兩穗者十二本，臣等傳觀之下，不勝歡忭?！?sup>

大臣們顯然都知道雍正帝喜歡聽這一套，于是，八月二十九日大學士馬齊等又奏：“八月二十四日臣等同現(xiàn)豐澤園皇上躬耕田內收獲之稻，一莖四穗者五本，一莖三穗者四十五本，一莖兩穗者二百三本，皆穗長盈尺，珠粒園堅，較之往年稻穗多至一百六十余顆，諸臣敬觀之下，不勝踴躍慶幸?！?sup>

因為康熙帝向來反對、不信、不喜歡這套東西，大臣們自然也就從不敢在朝廷中搞這一套東西，這就是區(qū)別。

雍正在春耕伊始，親自開犁，以為親農、重農表率。然，后來又流于形式。如，“耤田和先農壇原來設于首都，雍正于四年（1726）下令，命各府州縣設立先農壇，備置耤田，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舉行耕耤禮，意思是讓他們知道皇帝‘敬天勤民’，學習皇帝注重農功的精神，勸率百姓力田務本?！?sup>

這些華而不實的形式主義，康熙帝向來不喜歡，也反對臣僚胡搞。雍正二年（1724），雍正說農民辛勞作苦以供租賦，不僅工商不及，連不肖士人也不如他們。因此下令各州縣官，每年在每鄉(xiāng)中選擇一兩個勤勞儉樸、沒有過失的老年農民，給予八品頂戴，以示獎勵。

此舉不僅徒有形式，反而滋生賄賂、地霸鉆營釣譽，后被乾隆帝廢除。

（3）雍正帝擴大開墾

雍正二年（1724年），指示年羮堯爭取在寧夏擴大開墾。雍正六年（1728），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四省人民數(shù)十萬進入四川，雍正命根據(jù)各地區(qū)流來人口的多寡，分給三四十畝、五六十畝不等的荒地，并給牛種口糧，以事安置。

（4）雍正帝邊修筑水利邊建造龍王廟

雍正二年，派吏部尚書朱軾往江浙會同巡撫何天培、法海商議修治辦法，修筑浙江，江南海塘。朱軾提出動用帑銀十五萬筑浙江海塘，十九萬筑松江海塘，雍正予以批準。松江海塘開始修筑的是土塘，雍正說不牢固，東南是財賦重地，應保證安全，改筑石塘。后來在石塘之外，修貼石土塘一道。

雍正朝的水利建設與改造，總理大臣允祥（即康熙帝的皇十三子）功勞大矣，另述。然，雍正帝一邊修海塘，一邊又在浙江海寧錢塘江邊筑造龍王廟，求龍王佑護地方平安、風調雨順。

雍正朝在浙江，江南修了海塘，江北鹽場卻出了人命大事。海潮沖決范公堤，沿海二十九個鹽場被淹，竟溺死灶丁男婦四萬九千余人。

除了擴大開墾、修筑海塘、興修水利是振興農業(yè)的實政外，康熙帝親耕，為選良種；雍正帝親耕，為大臣渲染祥瑞提供平臺與材料；康熙帝治黃河及其他水利，親臨現(xiàn)場，幾十年如一日。雍正朝搞水利，雍正帝從不親臨現(xiàn)場；康熙帝蠲免，災年免，豐年有時也免；康熙四十年二月十五日（1701年3月24日）諭直隸巡撫李光地，“雖遇豐年，民猶艱食，務使真正窮民咸沾實惠?！?sup>雍正朝蠲免，大都由督撫報災才施蠲免，豐年不免，還要將災年所免補繳。此外，與之相關的米價、賦稅都要高于康熙朝、康熙帝。

雍正朝的可耕地田數(shù)要高于康熙朝，但農民生活未必提高。一方面，同米價、賦稅提高有關，另一方面，耕地田數(shù)有虛報、浮夸或隱蔽少報等不實之弊。督撫多報、是為多征；督撫向中央隱蔽少報，是為少繳。故，雍正朝的可耕地田數(shù)，并不準確。

此外，康熙帝御制《耕織圖》，是為感慨農民耕織之不易與辛苦；雍正帝御制《耕織圖》，是為美化自己，是為掩飾、美化他與宮女鈕祜祿氏私生弘歷于熱河避暑山莊外獅子園的那一段歷史。

雍正帝岀于經(jīng)濟與統(tǒng)治需要雖然主觀上不得不重視農業(yè)，但他在以農為本、以民為本的理念、制度、實際政策上，未見得比康熙帝的以農為本理念及實際政策更先進、更見成效，某些做法例如擴大稅收、擴大社會貧富差距上，其實是在倒退。

（三）以“君即天”“天無二日”的“君本位”統(tǒng)治思想為綱——從頭戴假發(fā)與《雍正刺虎圖》說起

1.君即天

“君即天”，天至高無上，故，君主即天主；君主代天主行使意志；對君主不忠、冒犯君主或至埋怨，都必會遭天譴，重則天誅（滅亡）。這就是雍正帝的君本位統(tǒng)治思想，也是他經(jīng)常在朱批中宣傳、灌輸、訓斥臣工或威脅臣民的工具。

雍正帝向臣工強調：“為人臣者，奉君之法是即奉天之道?！?sup>

“不以至誠事主，斷無不遭上天譴責之理，是以數(shù)年來，凡欺罔負恩之人，無不即行敗露，天道之近且顯若此，豈不可畏之甚哉。”

“君即天……，逆天豈能逃于天譴乎？如汪景祺，查嗣庭其明證也?！?sup>

“上天之賜福降災，即如人君之賞罰，若休征而承之者驕矜縱肆，則將轉福為災；咎征而承之者戒慎恐懼，則將化災為福。即如君臣上下，用賞用罰，無非曲成之，使改過遷善也?！?sup>

“是是非非，惟朕是從?！薄盃栔T臣若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于朕所嘉賞之人，爾等若一體稱贊，其人則愈加鼓舞，一他人亦企慕效法。朕所惡刁惡之人，爾等若一體賤惡，其人乃無地自容，亦可望其悛改?！?sup>

“為臣的，要心上惟知有君，這就是盡為臣的理?！?sup>

“竭慮殫誠，惟圖報主，除此一念之外，毫無所顧?！?sup>

雍正七年正月，兵部侍郎史貽直奉雍正旨意，訓誡福建總督高其倬云：“大凡人臣事君，不但當以身事，更當以心事，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禮，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己，斯可以任封疆之重?！?sup>“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sup>

雍正帝還當面訓斥直隸巡撫李紱：“你實不及朕遠矣。何也？朕經(jīng)歷處多，動心忍性者，非止數(shù)年幾載。若與朕一心一德，心悅誠服，朕再無不教導玉成你的道理。若自心謂記載數(shù)篇文章，念誦幾句史冊，心懷輕朕之心，恐將來悔之不及。當敬而慎之，五內感佩可也。朕非大言不慚，縱情傲物以位以尊勝人之庸主，莫將朕作等閑皇帝看，則永獲益是矣?！?sup>

“人臣若能以誠事君，則一言一動無非出于忠愛之心而無一毫欺隱之念。何患事有不立政有不舉哉？”“君親大義也，而君為尤重?！?sup>

雍正帝最為敏感、最易惱怒的底線、紅線，是臣屬不能有二心，必須有忠心。為防止臣下不忠、有二心，雍正帝特別忌諱、防范朋黨。“朕以為君子無朋，小人則有之。”

雍正帝當然也講過許多做官要公而忘私，要國家、社稷至上的話，如，“蓋忠則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正則知有法而不知有情?！?sup>

田文鏡積極配合，“惟知有君，則凡事悉秉至公?！?sup>雍正帝當然喜歡他。

“大凡為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為心，而不得有瞻顧身家之念，古圣賢之教忠皆是道也，及乎居官，則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頗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惠之念，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于是乎出矣?！?sup>

雍正帝之所以特別鼓吹人君天授、君即天的君本位統(tǒng)治思想，是雍正初年為應對其繼位不合法、不名正言順、缺失有力證據(jù)的強大輿論壓力下的特殊政治需要，是為這種特殊政治需要所作的特殊政治宣傳。同時，也確實是他自我感覺極度良好的反映。但，康熙帝從不這么說。

如，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十五日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諭：“皇考以沖齡登極，深居九重，一切纖悉艱難之處，尚有未盡周知者，亦未可定。若朕在藩邸四十年，閱歷甚久，豈得猶以朕為未盡知者乎？”

類似相同的話，雍正說過多次。其言外之意用大白話直截了當?shù)卣f，就是，先帝登位時，還只是個稚童，能懂什么？怎能如我已四十年閱歷之久之帝王？

同一天，他又說了以下這段話：“古來書史所紀，多言人君為臣下蒙蔽，朕以為不然。夫人君豈皆庸暗，必待賢明之臣引君于道，獨無睿哲之君可以訓迪臣工而引之于道乎？朕自揣生平諸事不讓于人。向在藩邸時，諸王、大臣不能為之事，才力能辦之，諸王、大臣見不到之處，朕之智慮能及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大學士馬齊、公隆科多、大將軍年羹堯、領侍衛(wèi)內大臣等奉上諭：

……從前罪過交宗人府議處者，不止數(shù)十件。朕俱曲為寬宥，不過切加訓誡，冀其改過自新，并未降職一級，罰俸一月。乃在廷諸臣為廉親王所愚及，以朕為過于苛刻，為伊抱屈。

即朕屢降諭旨之時，觀眾人神色，未嘗盡以廉親王為非，惟舅舅隆科多、大將軍年羹堯、大學士王瑣齡、侍郎沈近思曾在朕前陳奏。一年以來，大小臣工因廉親王貽累者甚多，乃甘心忍受，并不歸怨廉親王。而廉親王恬然自安，全不知愧，又不念及國法，全無恐懼，此黨援之終不能解散者也。”

這說明，不僅八阿哥廉親王對雍正帝“君即天”的君本位天人感應說毫無恐懼，而且，在廷多數(shù)臣工竟公然用臉色向雍正帝表明，他們并不以廉親王為非，即以雍正帝為過于苛刻，多為廉親王抱屈。甚至，即使為此受廉親王之株連而受傷害，也甘心忍受，也并不歸怨廉親王。

可見，即使雍正帝舞弄“君即天”大棒，玩弄天人感應的天譴說，也未能成功，失敗了。朝廷的民心，據(jù)雍正帝本人以上自述，并不在雍正帝這一邊，則是顯而易見的。不僅如此，即使當時完全站在雍正帝一邊的舅舅隆科多、大將軍年羹堯等人，未幾，也都受到了“天譴”與“天誅”。

年羹堯、隆科多、延信、戴鐸，這些雍正帝曾經(jīng)的心腹、恩人、功臣，未風光幾年，都相繼倒在了雍正帝架設的“有二心”這條底線、紅線上。

領侍衛(wèi)內大臣是清廷職高位重大臣，竟也公然對抗雍正帝。此事見于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1725年4月11日）上御干清門諭旨：

阿靈阿、鄂倫岱二人原系廉親王允祀等之黨首，罪惡至重……朕（四阿哥雍親王）奏云，皇父圣體初愈，此等悖逆之人屢煩圣怒，亂臣賊子自有國法，若交與臣，便可即行誅戮……令其邊地料理驛站效力行走，伊到彼處并不效力，以撫恤驛站之人及將驛站事務敗壞，致蒙古等不能存活。朕聞知后，賞賚數(shù)萬金，另遣效力人員前往料理，以甡蒙古之困。鄂倫岱種種罪惡俱行寬免，并未治罪，從驛站調回，仍令為領侍衛(wèi)內大臣，又為都統(tǒng)，伊之父祖，朕俱厚加恩典，冀其悛改過惡，為朕出力。而鄂倫岱結黨之心堅如金石，并無感激報效之念。以為朕之加恩其父祖，皆因隆科多之力所致，在朕前并無一語奏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