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記者中的無名鼠輩。我確信，直到最后一刻，我都會握著寫稿的藍筆，和用來校對的紅筆。

——花森安治

花森安治，1954年7月攝于生活手帖社。
（攝影：樋口進　照片提供：文藝春秋社）

序　《生活手帖》誕生的街

一瞬的記憶

我與花森安治不曾有過會面。只是在很久以前，我曾在街上偶然見過一次他的身影。

那是傍晚時分，在國電（現(xiàn)在的JR）新橋站附近外堀街（即電通大街，現(xiàn)在的西銀座大街）的十字路口。只見一個身材矮小、體形結實的男人，和與他同行的機關職員似的男人并排站著，正目不轉睛地朝這邊看。所謂“這邊”，指的是正在從他面前經(jīng)過的五十人左右的小規(guī)模游行隊伍，隊伍當中也包括了一個月前剛剛成為大學生的我。

現(xiàn)在回過頭去一查，發(fā)現(xiàn)1957年的5月15日，英國在南太平洋的英屬圣誕島（現(xiàn)屬基里巴斯共和國）上進行了本國首次的氫彈試驗。

這恐怕是在那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由大學的學生自治會匆忙組織的抗議游行。在半藏濠的英國大使館正門前，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了和其他人一起喊口號。當時我應該相當緊張。不僅是因為喊口號，也因為在那之前我還一次都沒有參加過政治性質的游行。

結束了大使館前短暫的抗議集會后，游行隊伍來到內(nèi)堀大街。正當我們穿過新橋站銀座出口的鐵路橋，慢吞吞地向解散地點土橋行進時——

“喂，那不是花森安治嗎？”

身旁一個抱著胳膊的面生的學生低聲對我說，說的正是那個男人。他有著像平家蟹（即武士蟹）一樣寬寬的下巴，面容威嚴，眼神十分有力，可發(fā)型卻像隨處可見的中年婦女留的娃娃頭，甚至像是特意燙過。倒是沒有穿著他那著名的短裙，可是毫無疑問，眼前的確是以愛穿女裝而為人所熟知的那位主編——來自《生活手帖》的花森安治。

——哦，果不其然啊。

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目不轉睛地斜眼盯著十字路口的短發(fā)男人。他留意到了這一點，若無其事地轉開視線，向身旁的男人說了一句什么……

我的記憶就到此為止，夠得上十五秒嗎？即便如此，這一瞬的記憶，也給了此刻正開始寫這本書的我一些隱秘的自信。年輕時，我確實目睹過那位花森安治——類似這樣的自信。為什么需要這種自信呢？因為從他去世起，已經(jīng)足足過了三十年，即便是對我來說，花森安治也逐漸變成了一個真實感稀薄的、一半是由傳說構成的人物。

包括剛剛提到的女裝傳說在內(nèi)，花森是一個擁有很多傳說的人物。他自己也有為這些傳說推波助瀾的一面。每個關于他的傳說都十分有趣。我準備在接下來的文章中也充分利用這些傳說。

另外，我認為花森安治不僅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也是現(xiàn)代日本所催生的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編輯。他為什么能保持如此之高的獨創(chuàng)性呢？我非常希望能一窺其中的奧秘。

然而花森安治的傳說化，卻常常使他身為編輯所懷的愿景和所做的事情顯得扁平又簡單。這可就難辦了。我希望在享受傳說的同時，也能逃脫傳說所帶來的單純化和扁平化。對此，年輕的自己在游行隊伍里所看到的花森的身影，應該能發(fā)揮一些作用吧。

——那時，在游行學生的注視下利落地轉開視線的短發(fā)男人，并不是存在于傳說中的人物，而是和我呼吸著同一個時代空氣的、活生生的人。

這算是一個證據(jù)——不，這更像是一個符咒。我懷揣這樣一個符咒，希望能為正在書寫的花森傳帶來一絲鼓舞。

百萬銷量雜志的緣起

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花森安治的時代，那就是“戰(zhàn)后”。

經(jīng)歷了以日本侵華為始的漫長戰(zhàn)爭，日本在1945年終于品嘗到慘敗的滋味。從那時開始，經(jīng)過了經(jīng)濟高速增長的60年代，到那本可謂概括他一生的《一分五厘的旗》發(fā)行的1971年為止——可以說，這是《美好生活手帖》，一本由半個外行人手作的雜志，從戰(zhàn)后的廢墟里創(chuàng)刊，不久后更名為《生活手帖》，連續(xù)展開以商品測評為代表的人氣策劃，實銷數(shù)量超過一百萬本，影響力大到被稱為“新國民雜志”的時代。

在此期間，不，直到1978年六十六歲急逝，花森安治一直在《生活手帖》這一堡壘中固守著主編的位置。

那些通過考試上崗的工薪族編輯可做不到這一點。從這方面來說，就連花森親密的友人，被譽為戰(zhàn)后出版界著名主編、《周刊朝日》的扇谷正造，或是《文藝春秋》的池島信平，都不例外。在擔任幾年主編之后被調(diào)到其他部門，如果尚有機會和余力，則會被調(diào)回原來的雜志再做上幾年主編——不論是扇谷還是池島，無論是從前還是現(xiàn)在，在出版企業(yè)里工作的編輯們注定是這樣的命運。

就算有例外，在一段時間里持續(xù)出版同一本雜志，人通常會厭煩，開始想做點別的事情。可花森安治卻不一樣。他在三十年里毫不厭倦地做著同一本雜志，基本上堅持著同樣的風格，手握堪比獨裁者的權力，用權威支配著自己的城寨。

但他并不是一個獨裁的管理者，而是一個超凡卓越的團隊成員兼經(jīng)理人。

每一期，他除了要撰寫大部分的文章和宣傳文案之外，還要獨自完成插畫、花體字、排版、照片拍攝、報紙廣告和電車內(nèi)懸掛的廣告，以及從策劃到執(zhí)行的編輯工作，并且是用其他人絕對無法模仿的、極富個性的方式完成。

假如要形容他的話，那就是雜志編輯中達·芬奇式的萬能型人才。

現(xiàn)代日本的編輯中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像他這樣的人。你想說《滑稽新聞》的宮武外骨嗎？哦，要說相近也算是相近，可即使是這位打破常規(guī)的怪人編輯，出版的也不只是《滑稽新聞》一本雜志。從1887年創(chuàng)立《機智協(xié)會雜志》到1929年創(chuàng)立《半開玩笑》，他創(chuàng)辦了好幾種雜志和報紙，但屢辦屢禁。他沒能把一本雜志做到三十年，也沒能創(chuàng)造一百萬的發(fā)行量。

可是，花森安治也并不是一開始就當上了發(fā)行量破百萬的雜志的大主編。

不僅如此，系統(tǒng)地閱讀以酒井寬所著《花森安治的工作》為主的相關資料后，我再次感到驚訝的是，《生活手帖》這本雜志其實誕生于一個偶然的機會。最初想到這個點子的人并不是花森安治，而是他碰巧結識的一位名叫大橋鎮(zhèn)子的女性。在這位當時只有二十多歲的女性的提議下，出版面向女性的生活雜志這一想法才在花森的腦海里牢牢地扎了根。

1911年10月，花森安治出生于神戶。戰(zhàn)敗時，他三十三歲。從戰(zhàn)前到戰(zhàn)爭期間，他參與了化妝品“伊東蝴蝶園”［后來的巴比利歐（Papilio）］和大政翼贊會的宣傳工作，書籍裝幀和繪制插畫的能力也因此獲得了承認。可是，那僅僅是在小部分人當中所獲得的評價，對于整個社會來說，他仍是一個寂寂無名之人。

不僅寂寂無名，花森還和當時大多數(shù)日本人一樣非常貧窮。原先所屬的大政翼贊會在戰(zhàn)敗的兩個月前忽然解散，失業(yè)的他還負擔著學生時代與自己結婚的妻子和剛升上小學的女兒的生活，轉眼就陷入日復一日的窘迫之中。隨后便是戰(zhàn)敗。他在無可奈何之下，一邊靠著為雜志畫插畫勉強糊口，一邊為了與翼贊會時期的同事們成立新的廣告公司而四處奔走。

就在同一時期，他受到了曾一同在舊制松江高中和東京帝大就讀的好友、《日本讀書新聞》的主編田所太郎的邀請，得以每周數(shù)次前往位于御茶水文化公寓的編輯部繪制插畫。除此之外，他也算是田所的個人顧問。

在這里，花森與一位年輕的女編輯相遇了，那就是大橋鎮(zhèn)子。她1920年（大正九年）出生在東京，比花森小九歲，當時是二十五歲。念小學時，工薪族的父親病逝，她因此在獨自一人奮斗的母親身邊長大。從府立第六高女（現(xiàn)在都立三田高中）畢業(yè)后，她先是在日本興業(yè)銀行工作，后來考入了日本女子大學，可是卻因病中途退學，于1941年進入日本讀書新聞社工作。

而在同一年的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了——

伴隨著戰(zhàn)爭的爆發(fā)，日本讀書新聞社被統(tǒng)合到了日本出版文化協(xié)會（后來的日本出版會）這一國家機關當中。該機關歸內(nèi)閣情報局管轄，負責管理和檢查戰(zhàn)時出版物。大橋搬到了協(xié)會的秘書室，田所主編的《日本讀書新聞》也變成了機關報?？呻S著戰(zhàn)局的激化，田所手下的編輯部成員們陸續(xù)被送上戰(zhàn)場，報紙很快陷入了休刊的窘境。戰(zhàn)敗那年的11月，《日本讀書新聞》在退伍后的編輯部成員手中復刊，大橋也回到了編輯部。田所向花森發(fā)出邀請應該也是在這一時期。

相繼從戰(zhàn)場回到田所編輯部的成員中，有后來因為“眠狂四郎”系列而成名的作家柴田煉三郎。

起初，柴田眼中的花森安治不過是一個出入編輯部的半吊子“插畫家”?！霸谀怯字珊妥玖又?，有著專業(yè)人士身上不具備的新感覺”，這雖是事實，可光靠這些，總有一天他會“沒成大器就消失了”。這樣的男人被大橋鎮(zhèn)子這位與眾不同的女性注意到，“對他來說是好運的開始”。

“她在戰(zhàn)爭期間便是《讀書新聞》編輯部的一員，是公認的全能型女性——不光是在工作上，就連在日常各種司空見慣的事情上也如此能干，這樣的人極其少見。即使在物資逐漸稀缺、各方面都不充裕的戰(zhàn)爭期間，無論是砂糖還是火車票，只要拜托大橋鎮(zhèn)子，任何東西她都能搞到手?！@種超乎尋常的才能不知道幫了我們多大的忙?！保ā堆謹?shù)學家：花森安治》）

拋開這段話中柴田式的夸張，年輕的大橋鎮(zhèn)子確確實實是一個擁有非凡行動力的人。她不得不代替早逝的父親來支撐母親和兩個妹妹的生活，而這種行動力正是在這強烈的使命感中孕育出來的。與花森安治的關系也是如此。雖說被大橋“看中”確實為花森安治帶去了“幸運”，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大橋也是被家境逼得走投無路，才“看中”了花森，這件事也和她自身的“幸運”緊密相連。

總之，率先行動的不是花森安治，而是大橋鎮(zhèn)子。根據(jù)大橋鎮(zhèn)子九十歲時出版的回憶錄《〈生活手帖〉與我》（2010年出版，大橋于2013年去世）中的記述，當時她剛剛完成《日本讀書新聞》復刊號的校對，應該是1945年底。她找田所主編商量，說自己無論如何也要讓一直以來辛苦操勞的母親和外公能夠享福，可依靠目前的收入根本做不到。她這樣向田所咨詢——

我感覺自己一定要做點什么，為此也想了很多。我是一個經(jīng)歷戰(zhàn)爭的女學生，沒怎么念書，什么都不懂。如果去查一查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我想知道的事，再拿來出版的話，我覺得，那些比我大五歲，或者小五歲，加起來年齡跨度是十歲的讀者們，都會愿意看的。我想為這些女性制作出版物，您覺得怎么樣？

田所收到咨詢后向她推薦道：“這樣的話，你不如和編輯部的花森安治談談，他在這方面更有能力?！贝髽虍斕炀驮诰庉嫴康慕锹淅?，向因為“長得有點嚇人，有種不好接近的感覺”而一直敬而遠之的花森大膽地說了自己的計劃?；ㄉ卮鸬溃骸拔颐靼琢?，讓我為你的孝心也出一份力吧?！睅滋旌?，花森把大橋叫到了尼古拉堂旁邊一家小小的咖啡店里。我從其他資料里引用一下當時花森所說的話：

這次的戰(zhàn)爭，女性沒有責任。即便是這樣，女性卻吃盡了苦頭。我對此負有責任。如果女性都能幸福，如果人人都擁有溫暖的家庭，戰(zhàn)爭也就不會發(fā)生了。所以，就讓我為你的事業(yè)出一份力吧。

（《〈生活手帖〉與半個世紀》）

女性沒有責任?？墒?，我有責任——

如果花森真的這樣說過，那么這個責任究竟是指什么呢？一定與他戰(zhàn)爭期間在大政翼贊會宣傳部里所做的事有關。確實有傳說，現(xiàn)在仍臭名昭著的“奢侈就是敵人！”這一戰(zhàn)爭時期的標語，作者正是花森安治。

話說回來，我也只能推測到這種程度，更為詳細的情況就不清楚了。不，不對，包括這件事在內(nèi)，只有一件事，是連我也清楚知曉的。在收到大橋詢問后的幾天時間里，出乎花森的意料，恐怕也是戰(zhàn)敗之后第一次，他心里有什么東西被觸動了，開始蠢蠢欲動。

很快就到了新的一年，大橋辭掉了日本讀書新聞社的工作，與兩個妹妹晴子和芳子一起，按照花森的忠告，開始為成立新公司做準備。

“既然出版的書要在全日本銷售，出版社放在銀座比較合適。你們先考慮在銀座開一個事務所吧。”

按照大橋的回憶，這是花森最初所說的話。這些話并不算是老板下達的命令，在這個階段，只是作為“你們”的事業(yè)協(xié)助者所提出的建議?？墒?，同一件事在柴田煉三郎的筆下卻是這樣的：

“（花森）早早地命令她們?nèi)カ@取資金和大樓里的一個房間。她們則通過一直以來的關系，很快地為花森帶去了二十萬日元，以及銀座八丁目日吉大樓里的一個房間?！?/p>

挺有意思的嘛，柴田先生，你把這故事寫得也太有意思了吧，我不由這么覺得。

首先，“獲取”了“大樓里的一個房間”的人并不是鎮(zhèn)子，而是她的妹妹晴子。晴子曾在丸之內(nèi)的保險公司上班，在午休或下班回家的路上，她一座接一座地在沒有被空襲燒毀的銀座大樓里詢問打聽，終于聽說在西八丁目名叫“日吉大樓”的老舊三層建筑里，位于頂層的“名川律師事務所”的房間好像可以出借。而且很偶然地，大橋家和同住在大井鹿島町的名川家稍有來往。靠著這層關系，她總算借到了一個八坪[1]左右的小房間。

還有一點是柴田煉三郎提到的錢，也就是出版社的成立資金，這也是晴子在保險公司時負責的一家位于千葉的釀酒廠慷慨解囊，一下子借出了兩萬日元（而不是二十萬日元）?；ㄉ指吲d，說“有了這些，就能盡情做事了。簡直像是絕處逢生”。他把錢交給大橋的母親保管。

以下是我的推測。

早期的生活手帖社，恐怕就像漫畫《海螺小姐》里長谷川町子姐妹一起設立的“姊妹社”一樣，是一個家族出版社?；ㄉ灾笇д叩纳矸輩⑴c大橋家的家族生意，投入的感情越來越多。不僅是助一臂之力，他開始把這里作為自己戰(zhàn)后再次出發(fā)的起點，最終從之前一直籌備的廣告公司中抽身，認真地立下了從事出版的決心。概括起來，應該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吧。

未被燒毀的街道一角

就這樣，1946年春天，花森安治與大橋家的三姐妹在日吉大樓的一個房間里成立了一家小小的出版社。算上負責財務的橫山啟一（原先在日本宣傳技術家協(xié)會工作，后與晴子結婚），一共是五個人。社名定為“衣裳研究所”。這里發(fā)行了好幾本Style Book，有《上班族的Style Book》等，與其說是雜志，更接近單薄的小冊子。兩年后的1948年9月，他們把社名改為生活手帖社，以大橋為社長、花森為主編，創(chuàng)辦了《美好生活手帖》雜志，也就是后來的《生活手帖》。

這次更改社名，如同做出了這樣的宣言——從今往后這不再是家族生意了。在這一階段，常年積攢在花森安治心里的、可稱為編輯欲的東西一下子爆發(fā)了出來。我知道這話有些夸張，卻仍然想這樣說，因為原先的Style Book和新的《美好生活手帖》相比，在熱情和完成度上有著天壤之別。

可是要把這一點展開來說還為時過早。等我們把花森安治戰(zhàn)前和戰(zhàn)時的經(jīng)歷，以及在此期間他編輯欲的萌芽，都調(diào)查清楚之后再說吧。在這里，不妨再聽我說說他事業(yè)的起點——銀座西八丁目的景象。

首先是“銀座西”，和字面意思一樣，指的是西邊的半個銀座。用現(xiàn)在的西銀座街（外堀街）來說的話，數(shù)寄屋橋路口索尼大樓所在的那一帶是西五丁目，從那里往新橋方向是六丁目，接著是七丁目，不一會兒就到了土橋，這時在眼前的就是西八丁目?，F(xiàn)在，土橋過來的轉角處是Recruit公司高大的辦公樓。

說到土橋，毋庸置疑，我在前文所寫的游行隊伍向著土橋行進，指的正是這個土橋。外堀川從數(shù)寄屋橋下流過，在新橋站前邊向左拐了一個大彎，立刻就到了那座小小的橋。在戰(zhàn)后的一段時間里，這里也作為五一游行等游行隊伍的解散地點而廣為人知。

可是，這座橋已經(jīng)不在了。就在我偶然目睹花森身影兩年之后的1959年，為了開通首都高速公路，它和外堀川（這一帶曾被稱為汐留川）一起被填埋，現(xiàn)在只有名字還勉強留在首都高速公路“土橋入口”和“土橋路口”的標志牌上。

那么，日吉大樓又在八丁目的什么位置呢？

我偶然在家附近的圖書館里發(fā)現(xiàn)了由“平和博物館創(chuàng)立會”編寫的《銀座與戰(zhàn)爭》畫冊，里面折疊著一張1937年制作的手繪銀座街道地圖。我借來用放大鏡細細查看，從土橋靠近銀座這一端的橋頭，也就是現(xiàn)在Recruit公司大樓所在的角落出發(fā)，沿著首都高速公路找，沒有找到。沿著汐留川左轉，則很快就在第二個街區(qū)的一角找到了“名川事務所”的小字。不會有錯。雖然沒有日吉大樓的名字，但這里應該就是大橋晴子找到的那間“名川律師事務所”吧。

我還想多說幾句，在制作這張街道地圖的1937年前后，現(xiàn)在Recruit公司大樓所在的位置上，面朝大街的方向雜亂地分布著加油站、名片印刷店、煙草店、理發(fā)店、榻榻米店、美容院等十幾家小商鋪。若對地圖上的那一帶進一步凝神細看，會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一家被標注為“虎屋汽車”的店鋪。

舊銀座五至八丁目地圖。箭頭所指處寫著“名川事務所”一行文字，這里就是后來改為生活手帖社的“衣裳研究所”所在地。（收錄于畫冊《銀座與戰(zhàn)爭》）

咦，這個虎屋汽車店，不是小澤先生出生的地方嗎？

小澤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作家小澤信男。這位小澤先生的長篇小說《小說昭和十一年》，就是以繪制這張街道圖的前一年（1936年）為題材創(chuàng)作的，那一年發(fā)生了“二二六事件”和“阿部定事件”。小說在1969年發(fā)行。我時隔四十年重讀了這本小說，正如我所料，小說開始不久就有這樣一個章節(jié)：“這里是銀座靠西邊的外側，土橋橋頭的電車軌道?；⑽萜嚨晔菢蝾^數(shù)過來的第五家。木造的車庫包著白鐵皮，幸運的是沒有被前一天的大雪壓垮。正前方停著三輛汽車，勉強擠靠在一起。在那后面，一側是事務所，另一側凹進去的位置停放著一輛汽車，車后面是四疊[2]半的小房間和廚房。這樣就走到了頭?？墒牵菂s有六疊和八疊的房間，甚至還有晾衣服的平臺。這是座頭重腳輕、造型奇特的違法建筑。四疊半的房間里住著兩個住家?guī)蛡虻乃緳C，而店主的孩子包括嬰兒在內(nèi)一共五個人，正在二樓香甜地沉睡。”

虎屋汽車店，是小澤的父親在關東大地震（1923年）后不久開辦的貿(mào)易商行。小澤是五個孩子里的第二個，當時他還是西五丁目泰明小學三年級的小小少年。從虎屋到日吉大樓，以少年的腿腳奔跑的話連三十秒都不用。原來如此啊，在經(jīng)歷了夾雜著戰(zhàn)爭的十二年之后，花森安治他們又在這條街上創(chuàng)辦了《生活手帖》。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太平洋戰(zhàn)爭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45年，銀座遭到三次猛烈的空襲，受到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其中1月27日的空襲里，有樂町站有兩百五十人死亡，尸體在地鐵站臺上堆成了小山。除了奇跡般沒有被燒毀的尾張町路口的服部鐘表店（現(xiàn)在的和光）以外，三越、松屋、松坂屋等百貨公司，歌舞伎座，泰明小學，以及讀賣新聞社，都因為五十六架B——29遠程轟炸機投下的兩百五十公斤的彈藥雨而熊熊燃燒。燒剩下的大樓外墻黑漆漆的，并排聳立在殘留的瓦礫堆上。土橋另一側的新橋也同樣遭受了毀滅般的破壞。而在這之中，為什么日吉大樓平安無事，沒有被燒毀呢？這便是我的疑問。

答案就在上文提到的畫冊《銀座與戰(zhàn)爭》中。書中還收錄了戰(zhàn)后不久制作完成的地圖《戰(zhàn)災燒失地圖》，圖中顯示，幾乎整個銀座都作為燒毀地區(qū)被涂成了紅色，其中只有七丁目和八丁目仍維持著白色。即使同在銀座，不知為什么只有這一帶一直到最后都躲過了空襲。各處因為強制疏散而造成了大量的空地，可盡管如此，空中交錯飛過的B——29始終沒有向這個地區(qū)投下大量炸彈和燃燒彈。

——要開出版社的話就要去銀座。就從銀座出發(fā)吧。

花森曾這樣說過，而那個銀座，既不是戰(zhàn)爭前的摩登都市銀座，也不是如今有著索尼大樓和Recruit大樓，正逐漸高層化的銀座。實際上，那是不久前被美軍的空襲所燒毀，如經(jīng)歷過野火的荒原般慘淡的銀座。

從橫跨汐留川的土橋上邁一步就到了新橋。新橋也被破壞殆盡，整條街都被臨時搭建的商店、廉價夜總會、場外馬券銷售點擠得熙熙攘攘，成了黑市。那種野蠻的氣氛，一定也深刻影響了西八丁目一帶——只有這銀座的盡頭一帶還維持著舊時街道的原貌。

這一帶雖然好不容易才躲過燒毀，卻被卷入了戰(zhàn)后復興的浪潮，轉瞬間就改頭換面了。當我1957年游行路過這里時，小澤信男出生的地方——虎屋汽車店一帶，已經(jīng)變成了名為Showboat的大型夜總會。后來Showboat也在1970年關閉了。隨后不久就被大火燒毀，那塊地皮上蓋起了Recruit總公司的大樓。

而說到生活手帖社，1953年在麻布貍穴的蘇聯(lián)大使館旁增設了“生活手帖研究室”，編輯的重心也轉移到了那里。在那之后，日吉大樓的房間仍繼續(xù)使用了一段時間?；蛟S就是那時，花森安治剛剛從社里走出來，在Showboat前的十字路口遇見了我們的游行隊伍吧。這一點我無法確定，也并不打算確定。以灰蒙蒙的街道為背景，兩個男人沉默地佇立著——傍晚時分的這幅景象仍留在我遙遠的記憶深處。

[1]坪，日本傳統(tǒng)面積單位，1坪約合3.3平方米。（本書除特別說明外，均為譯者注）

[2]疊，表示房間面積的單位，1疊約合1.62平方米。（編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