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擁戴宋哲元

張自忠傳 作者:林治波 著


1.擁戴宋哲元

反蔣聯(lián)軍失敗后,北方的冀、察、綏、甘、陜、寧、青等省均被蔣軍和東北軍所控制,山東在此之前已為韓復榘所盤踞。這樣一來,山西便成為反蔣軍在北方的最后一塊根據(jù)地。不甘投蔣的西北軍將領紛紛渡過黃河,進入山西。

1930年10月上旬,張自忠部進入山西南部,先駐晉城,后移曲沃。其時,進入晉南的西北軍將領還有劉汝明、魏鳳樓、韓多峰、張人杰、鮑剛、張遂印、童玉振、過之綱、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劉驥、秦德純等人。不久,宋哲元也率呂秀文、趙登禹、張維藩等人入晉。各部合計約六七萬人,分駐晉城、曲沃、運城、聞喜、安邑等地,就地取食,勉強維持。因群龍無首,互不相屬,加以糧餉無著、裝備殘缺、編制不整,上述部隊處境艱難。于是,收拾殘局、整編部隊便成為當務之急。

入晉的西北軍殘部雖有六七萬人,但多已殘破不堪,槍彈兩缺,惟張自忠之第六師建制相對完整,尚有十六旅、十八旅和特務團,共計6000余人,裝備較好,且訓練有素,是殘部中的精銳勁旅,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于是,張自忠的何去何從便成為各方面關注的焦點之一。

這時,馮玉祥的參謀長兼新編第一軍軍長劉驥找到張自忠,提出將新一軍殘部與第六師合編為1個軍,由他任軍長,負責在外邊接洽軍隊的改編事宜和對各方面的聯(lián)絡;張任副軍長,負實際責任。張表示,如馮總司令同意本人決無意見。馮玉祥于10月中旬進入山西,希望掌握入晉殘余部隊轉(zhuǎn)赴西北另謀出路。劉驥請示馮玉祥,馮暗示劉交出軍隊歸孫良誠收編,劉驥遂將新一軍交張自忠照應,下野而去。

進入山西后,馮玉祥始而命令各部統(tǒng)歸孫良誠節(jié)制,但孫良誠昔日在西北軍為人輕佻,飛揚跋扈,不得人心,且此時已無一兵一卒,幾乎無人愿歸其指揮。馮見未果,繼而欲親自出面掌握。張自忠、劉汝明等人對此愿意接受,但多數(shù)將領鑒于兩次反蔣失敗,感到繼續(xù)隨馮絕無出路,故持消極抗拒態(tài)度。馮玉祥未能如愿,很是失望,遂隱居汾陽峪道河。

在此形勢下,宋哲元首先將直屬的田春芳、趙登禹師稍事整頓,隨即于10月30日親赴太原,面謁閻錫山、馮玉祥,請示善后辦法。初步議定,入晉西北軍整編為兩個軍,分別以宋哲元、孫良誠為軍長,每軍每月?lián)馨l(fā)晉鈔16萬元,以維持伙食。這算是閻錫山對處于困境中的西北軍殘部的援手了。

此時,孫、宋兩軍并無正式番號。孫所轄之六師分別為:湯傳聲第一師駐翼城,鮑剛第二師駐浮山,張人杰第三師駐翼城,張遂印第四師駐絳縣,童玉振第五師駐新絳,張自忠第六師駐曲沃。

宋哲元此時所轄部隊,則未見記載。據(jù)何智霖《中原大戰(zhàn)后期宋哲元動向之探討——兼論入晉西北軍之整編》一文記載,可知趙登禹師駐臨晉,王治邦師駐聞喜;另據(jù)宋哲元于12月中旬啟程前往天津與張學良接洽前曾致電參謀長張維藩云:“希轉(zhuǎn)致劉(汝明)、呂(秀文)、趙(登禹)、王(治邦)各軍師長,切實訓練隊伍?!?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23/16261728554946.png" />由此推測,宋哲元所轄之另外四師當是劉汝明、呂秀文所屬部隊。由于尚未得到南京方面和張學良的首肯,此時兩個軍的部隊,只是松散的臨時性組織。

11月中旬,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新任全國陸??哲姼彼玖顝垖W良應邀赴會。關于北方軍事善后問題,蔣介石決定將晉軍及西北軍改編事宜交由張學良負責,并歸其節(jié)制。張學良北返后即著手研究改編問題,確定將西北軍殘部縮編為一個軍。這樣,就出現(xiàn)了宋哲元與孫良誠競爭的形勢。

張自忠部實力雄厚,在晉南舉足輕重。孫良誠派鄭道儒送錢送車,拉攏張自忠,部將們認為孫良誠輕佻,勸先虛與委蛇。

除馮玉祥之外,入晉西北軍諸將領中以宋哲元資望最高。宋哲元字明軒,1885年生,山東省樂陵縣人,是西北軍五虎上將之一。馮玉祥對他十分賞識,稱贊他“勇猛沉著”“忠實勤勉”“遇事不茍”“練兵有方”,視之若心腹股肱,常常畀以重任。針對馮玉祥已經(jīng)掌握不了部隊,而孫殿英卻在積極活動收編西北軍殘部的情況,宋哲元決心出面收拾殘局,遂派員同各方聯(lián)絡。

此時,蕭振瀛和總部參議李文田來見張自忠,勸張擁戴宋哲元,張表示同意,隨后又同蕭一道赴太原見宋,表明了擁戴之意。但擁宋之余,張自忠又恐此舉有違馮先生意愿,研究后決定請石敬亭出面調(diào)解,因蕭與石在陜西省政府時有所不睦,張自忠決定親赴天津見石。

張自忠向石敬亭說明來意,請教善后良策。石對張說:“西北軍這個爛攤子你收拾不了,孫良誠和劉汝明他們都比你資格老,你指揮不了他們?!睆埥榻B晉南將領情況及馮玉祥意見,石敬亭深思后表示:“孫良誠輕佻難與共事,宋明軒老成可依,可請他出來善后,馮總司令那里由我出面。”宋哲元的顧問張文穆回憶說:“同時張自忠在天津還就此事請教過鹿鐘麟。鹿也對張說‘可與宋共事’。于是張自忠決意擁宋。”

經(jīng)石敬亭斡旋,馮同意由宋哲元孫良誠兩人分別善后收編。宋高興地說:“此次張自忠率部來歸,皆筱山大哥之力也?!?/p>

這時,馮治安從北平來找張自忠,張為其收編了湯傳聲騎兵師殘部。時趙登禹師尚有千余人,趙為馮十一軍師長,馮因新鄭投降繳械之事自感無顏指揮于趙,張自忠與蕭振瀛親自為其疏通,趙慨然同意重歸馮節(jié)制,馮遂重獲兵權。

12月2日,蔣介石、張學良再議北方善后。4日,張學良攜夫人渡江北歸。

張自忠的擁戴,使形勢變得對宋哲元十分有利。這個時期,蕭振瀛代表宋哲元先后與南京方面和張學良方面進行了斡旋。蕭與張學良為東北同鄉(xiāng),且很善于講話。他先赴南京活動,然后北上天津,利用東北同鄉(xiāng)的關系,得到張學良啟承官裴某之助,見到張學良,收到了先入為主的效果。秦德純則托請舊相識、張學良行營辦公廳主任鮑文樾為宋哲元陳情。

15日,張學良電宋哲元、龐炳勛、張自忠到天津洽商。

17日,宋哲元偕總參議秦德純、秘書長楊兆庚、軍需處長胡維周與龐炳勛、傅作義,自山西抵津謁張學良。18日,宋哲元晉謁張學良,報告軍隊情形,并商議改編原則。宋哲元提出的改編方案是:西北軍殘部縮編為一個軍,宋任軍長,下轄第一、第二、第三3個師,由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任師長。龐炳勛、孫殿英兩部各編一個師,歸宋節(jié)制。

20日晚,張自忠抵達天津。22日,張學良召見張自忠,詢問他對宋哲元擔任軍長的意見,張回答:“宋先生是我們的老長官,德高望重,我們都愿歸他領導?!庇伤握茉獊碡撠熣幬鞅避姎埐坑纱舜笾麓_定。

張學良又召見孫良誠,詢及是否獲得西北軍將領廣泛支持,孫出去后,張學良對身邊人表示:“孫良誠不過一勇之夫,充其量是一個團長的材料,馮玉祥卻委以方面重任,宜其失敗?!?/p>

這樣,張學良終于允準由宋哲元出掌西北軍殘部。及孫良誠的代表鄭道儒晉見少帥游說時,為時已晚。

12月下旬,張自忠在天津數(shù)次進見張學良,詳談部隊整編問題,并拜會老長官石敬亭、鹿鐘麟,請示機宜。

25日,張學良致電蔣介石云:“宋哲元、孫良誠兩部,據(jù)表報尚有十二師,合卅五個團,人數(shù)雖未必可靠,為數(shù)當亦不少,亦應極力裁汰。擬縮編為步兵一軍,計兩師,每師兩旅,每旅兩團。擬委宋哲元為軍長,并責令負責改編。其龐炳勛一部,擬改編一師,委龐炳勛為師長,直接隸屬于良。”同日,蔣介石復電云:“縮編辦法,弟甚贊成,請即照辦?!?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23/16261728554946.png" />

1931年1月2日,張自忠、馮治安、薛篤弼一道前往峪道河謁見馮玉祥,報告部隊整編情況。關于部隊整編的框架,馮玉祥早先曾提出一個意見:編一個軍三師,軍部下轄兩師,另一師為獨立師,可獲得一路軍的框架,由宋任總指揮。但西北軍殘部的整編方案已不是馮先生能說了算的。1931年1月16日,陸??哲娍?、副司令蔣介石、張學良聯(lián)銜通電,正式任命宋哲元為陸軍第三軍軍長,下轄兩師四旅。此前,孫良誠已于13日被任命為陸??哲姼笨偹玖畈寇娛聟⒆h官;晉軍殘部主力則被改編為四個軍,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分別任軍長;龐炳勛部、孫殿英部分別被改編為第三十九師、第四十師,龐、孫分任師長。

馮治安將軍

宋哲元能夠出任軍長,固然得益于張自忠的擁戴和蕭、秦等人的奔走活動,同時蔣介石和張學良對宋哲元的印象也不容忽視。蔣認為宋“是一個單純的軍人性格,政治上的花樣比較少”,又“是一個守本分的人”。張學良則認為宋“忠誠可靠”。

關于師長人選,除張自忠為當然人選外,經(jīng)張力薦,馮治安成為第二人選。中原大戰(zhàn)中,馮部被蔣軍顧祝同部繳械,馮治安成了光桿司令,只身北返,寓居北平。他與張自忠長期共事,換帖結拜,私交甚厚,且曾在張失意之際伸以援手,故張不忘舊情,知恩圖報,向宋哲元力請讓其歸隊。因馮治安曾在宋哲元麾下任職,宋很爽快地應允了。

l月19日,宋哲元由北平返回太原,31日,由太原返抵晉南運城,沿途編制各部。鑒于西北軍殘部人數(shù)太多,兩師四旅實在容納不下,特別是分駐于解縣、運城等地的劉汝明部尚有數(shù)千人苦無出路,2月3日宋哲元一面領銜通電就職,一面致電張學良報告改編辦法——原十二師暫縮編為十二團,編成兩師,每師三旅,每旅兩團,并請發(fā)表馮治安、張自忠為師長,以及各師番號。這個方案等于增加了兩個旅的編制。張學良接電后,于10日回復宋哲元說:“以此種編制,僅可作為過渡辦法,不能即認為改編完了。”理由是“因事關通案,恐對該軍一有特例,他方即引為口實?!?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23/16261728554946.png" />次日,張學良又來一電,對宋哲元說:“此種意思可認為由兄臨時主持,弟不與問,對外亦不必宣布?!边@說明張學良待人厚道,等于默認了宋哲元的方案,與宋原來要求的三師兩旅制已相差無幾,只是少設了一位師長而已。有了這兩個旅的編制,劉汝明、呂秀文等人的部隊就有了番號,劉汝明以副軍長職實際指揮自己的部隊。

陸軍第三軍的番號與編制就這樣確定下來,從此西北軍的名號在中國歷史上消失了。宋哲元、張自忠等人整編西北軍殘部的努力,實際上達到了“延統(tǒng)系而維團體”的目的,盡力為西北軍保留了血脈。這支部隊隨后抓住機遇進一步擴編發(fā)展,恢復至十萬雄師,并在抗日御侮中綻放光芒,銘刻史冊。

1931年6月,南京政府開始整編全國陸軍,第三軍改番號為第二十九軍。序列如下:

軍長宋哲元 駐運城

第29軍軍旗

副軍長秦德純 劉汝明 呂秀文

參謀長張維藩

總參議蕭振瀛

第三十七師 師長馮治安 駐運城

第一〇九旅 旅長趙登禹 駐運城

第一一〇旅 旅長王治邦 駐聞喜

第一一一旅 旅長李金田 駐解縣

第三十八師 師長張自忠 駐曲沃

第一一二旅 旅長張自忠兼 駐曲沃 侯馬(原旅長童玉振于1931年4月下旬被免職)

第一一三旅 旅長張春棣 駐新絳

第一一四旅 旅長張人杰 駐翼城

全軍共2萬余人。其中第一一一旅、第一一四旅實為獨立旅,前者由劉汝明殘部編成,由劉直接指揮;后者系暫隸第三十八師,同年脫離第二十九軍投晉。

第38師師長張自忠

第三十八師第一一二、第一一三旅共轄6團,全師序列是:

師長 張自忠

副師長 賈自溫 鮑剛 李文田

參謀長 張克俠

第一一二旅 旅長張自忠兼(1932年夏由黃維綱升任)

第二二三團 團長黃維綱(由新一軍新兵旅編成)

第二二四團 團長董升堂(由新一軍新兵團編成)

第二二五團 團長劉振三(由第六師手槍團編成)

第一一三旅 旅長張春棣

第二二六團 團長佟澤光(由第六師第十八旅編成)

第二二七團 團長寧殿武(由第六師第十六旅編成)

第二二八團 團長祁光遠(由魏鳳樓殘部編成,師部直轄)

直屬特務團(團長不詳)

部隊整編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用人。昔日生死患難的諸多袍澤必須照顧,卻苦于無編制安排。宋哲元、張自忠煞費苦心,力求公道。從第三十八師的干部任用看,既有張自忠的老部下,又有外來的新干部。如黃維綱、董升堂二人均為保定軍校畢業(yè),又都是劉驥之新一軍出身,且都是參謀人員,均被張委以要職。中原大戰(zhàn)期間,黃、董任第二方面軍總部參謀處正副處長,大戰(zhàn)快結束之際才由秦德純推薦得以出任劉驥部帶兵官。按西北軍排外和參謀不帶兵的傳統(tǒng),二人擔心失去帶兵職務,尤其是董升堂,聞與師長共患難多年的張知行在謀取團長職位,即表示要讓賢,但張自忠卻打破傳統(tǒng),仍委以帶兵職務并給以全力支持。在部隊縮編,張之舊部多降職使用的情況下,張自忠卻厚待于己,使黃、董深感張知遇之恩,遂向其保證:一文公款用到公家,一分精神獻給軍中!張更表示信任,囑黃、董放心大膽去干。這二人后來均成為張部重要戰(zhàn)將,其中黃身經(jīng)百戰(zhàn),功勛卓著,成為張麾下第一號戰(zhàn)將,深為張所倚重;董則忠心耿耿,埋頭苦干,練兵作戰(zhàn)樣樣在行,成為張之得力助手。1960年,曾與張將軍共事的五人撰寫《七七事變紀實》一文詆毀張將軍,是董升堂第一個站出撰寫《張自忠將軍生平概述》一文為將軍辯解,這在當時形勢下殊為不易。董升堂,當?shù)闷稹爸伊x”二字!

善后改編期間,張自忠派張克俠離軍外出考察,整編完畢后,仍請其回任參謀長。這期間,張克俠則乘機從南京轉(zhuǎn)上海,通過董健吾找到張存實,向中國共產(chǎn)黨機關匯報了此次中原大戰(zhàn)情況,并請示工作事宜。時共產(chǎn)黨已利用中原大戰(zhàn)之機發(fā)展壯大,建立多個根據(jù)地,發(fā)展了數(shù)萬紅軍。中共中央對張克俠很是重視,曾派陳賡等人前來探視。張克俠已覺察張自忠的冷淡,恐再難相處,請求到蘇區(qū)工作,但中共中央仍令其繼續(xù)留在西北軍發(fā)揮作用。此時二張關系有些敏感,張自忠既想通過張克俠保持與馮玉祥的聯(lián)系,又要照顧宋哲元情緒,與張克俠保持適當距離,以避免宋哲元產(chǎn)生越過他直接與馮玉祥打交道的嫌疑。

第二十九軍的編成,總算為西北軍保存了一點香火。為了鞏固團體,謀求發(fā)展,諸將領共同議定永遠以宋哲元為首領,張自忠居次,以下依次為馮治安、趙登禹、劉汝明,日后如有發(fā)展,也照此順序,依次擢升。軍政事務由宋、張、馮、趙、劉和秦德純、蕭振瀛、張維藩8人共議,謀定而后動。

第二十九軍完成改編只是取得了保存有限實力的合法性,但仍有兩大難題未得到解決:

其一是給養(yǎng)問題。自中原戰(zhàn)敗以來,西北軍殘部接濟不繼,糧餉斷絕,即使取得正式番號后,每月也只能從張學良處領到5萬元軍餉,這點錢連兩萬多人的肚子都填不飽,更談不上頒發(fā)津貼和購置裝備了。

其二是地盤問題。第二十九軍客居于晉南的解縣、運城、曲沃、翼城、離石、侯馬數(shù)縣,這里原本是晉軍楊澄源部的防區(qū),如今主客混駐,矛盾迭起,宋、楊兩部始終處于相互敵視的氣氛中。

此刻第二十九軍的處境艱難,可謂是“他人屋檐難為客,囊空如洗饑又寒”。弱肉強食是軍閥間通行不悖的法則,戰(zhàn)場上的較量既然失敗,其余的一切就只能委曲求全。為了打開局面,宋哲元不得不以大部分時間活動于太原和北平,并令秦德純常駐北平,專門負責與奉張方面的聯(lián)系,同時以蕭振瀛辦理對蔣交涉,以圖生計。由于阮囊羞澀,蕭從聚義銀號貸款兩千元赴南京謁蔣,力陳第二十九軍在北方牽制晉閻和奉張之大功,說得蔣介石喜形于色,答應每月為第二十九軍撥特別費30萬元。這對于捉襟見肘的第二十九軍來說,猶如久旱之逢甘霖。從此,第二十九軍不僅解決了全軍的吃飯問題,而且可借此購置軍械,擴充隊伍,軍容一天天興旺起來。以后每當提及這段往事,蕭振瀛便說:“二十九軍有了地盤,站得住腳,是我蕭某人折沖樽俎,給明軒打出來的天下!”

晉軍首領閻錫山自中原戰(zhàn)敗后,逃往大連規(guī)避,及風聲漸平,又從大連返晉。這位山西的土皇帝豈能容自己的床榻之上有他人酣睡,因而極力策動蔣介石、張學良調(diào)第二十九軍離晉。此時,蔣介石在南方“剿共”正需要炮灰,便借機調(diào)第二十九軍赴江西。宋哲元、張自忠深知南下絕無出路,故不愿南調(diào)。他們召開“八人會議”,急謀對策。計定后,首先派秦德純、門致中與東北軍方面交涉,說明“閻歸而予以坐大之害”,說服了張學良。然后第二十九軍佯裝離晉赴冀,途中突然發(fā)兵以趙登禹部搶占榆次車站,炮指太原,張自忠則率第三十八師一夜疾馳,進占陽泉,嚴加守備;第二十九軍其余部隊進抵和順,與張自忠部相呼應。這樣一來,第二十九軍不僅未離開山西,反而控制了戰(zhàn)略地位更為重要的晉東正太路咽喉地帶。閻錫山見狀大驚,急忙派員交涉,蕭振瀛對來使大笑說:“山西也是中國土地,我軍愿意駐在此地就可以駐在此地!”閻錫山知二十九軍善戰(zhàn),盡管吃虧上當,卻也無可奈何。二十九軍造成既成事實,再施先斬后奏之伎,派蕭振瀛謁蔣,說明第二十九軍“不僅能解決西北軍殘余之改編問題,淘汰軍閥殘余,保存愛國志士,更將能在華北起穩(wěn)定作用,請蔣對此予以支持”。蔣介石見調(diào)不動第二十九軍,又覺得蕭振瀛之言有理,南調(diào)二十九軍之議遂作罷。

1931年7月,華北又發(fā)生了一個事件:

7月20日,石友三在順德(今邢臺一帶)叛蔣反張(學良)。石乃一投機軍人,1926年曾叛馮投晉,后又來歸;1929年再次叛馮,向蔣投誠;中原大戰(zhàn)前夕,復叛蔣歸馮,任山東省主席;閻馮失敗,石再降蔣,任第十三路軍總指揮,駐順德,歸張學良節(jié)制?,F(xiàn)在石某人又一次叛蔣,舉兵進攻張學良,其前鋒很快攻抵高碑店。為了取得二十九軍的協(xié)助,石友三函電交馳,并派人游說宋哲元、張自忠,請他們念“西北同源”,出兵相助。在此之前,有關二十九軍不穩(wěn)的謠諑已紛傳開來,引起張學良的猜疑和戒備。但實際上,宋、張等人極厭惡石友三的反復無常,斷然拒絕了石的請求,使他陷于孤立。東北軍于學忠部與晉軍商震部因此得以前后夾攻,迅速平息叛亂。宋哲元、張自忠等人的表現(xiàn)贏得張學良的感激和信任。作為報償,他從自己的地盤內(nèi)劃出高邑、元氏、內(nèi)丘、贊皇4縣(均位于冀南)作為二十九軍防區(qū)。第二十九軍一部移駐上述4縣,局促山西的壓力減緩了。不過,張自忠與宋哲元仍駐于山西平定、陽泉,未入冀南。1932年8月,經(jīng)張學良推薦,宋哲元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察哈爾省主席。至此,第二十九軍總算名正言順地有了自己的正式防區(qū)。

2.太行練兵

第二十九軍改編剛剛就緒,張自忠就投入了艱苦緊張的練兵工作。雖然糧餉不足,處境艱難,但張自忠的精神并未因此餒喪,因為艱苦對他來說早已習以為常。中原大戰(zhàn)的失敗對于他猶如一次脫胎換骨。西北軍慘遭敗績、馮玉祥下野隱退固令他難過,但同時他也敏銳地意識到,中原大戰(zhàn)的結局為避免自相殘殺、斷送國脈的無義內(nèi)戰(zhàn)的重演提供了可能。作為一名愛國軍人,他多么渴望全國的軍人能團結一致,槍口對外,為捍衛(wèi)祖國而效力!在這種心情的支配下,他咬牙苦撐,埋頭練兵,訓練工作搞得有聲有色。1931年10月,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奉命考察華北政務,便道歸晉掃墓,宋哲元特派張自忠請其檢閱第三十八師??紫槲醌@得的印象是:“卒武整飭,無矜氣,無怠容?!?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23/16261728554946.png" />

第29軍士兵

1931年夏,第三十八師由晉南曲沃、翼城一帶移駐晉東太行山區(qū)的陽泉、平定、昔陽和冀西井陘一帶,師部駐于平定縣城。這是個歷史悠久的小城,古色古香的建筑鱗次櫛比,十分整齊。張自忠沒有擠占士紳的豪門大院,而將師部設在一所廢棄的私塾內(nèi)。

移防不久,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張自忠對于日本軍閥的瘋狂侵略和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甚為憤慨。9月20日,他與宋哲元、龐炳勛、呂秀文、劉汝明、馮治安、沈克、馬法五等將領聯(lián)名通電全國,請纓抗戰(zhàn),呼吁全國4億同胞“寧為戰(zhàn)死鬼,不做亡國奴,奮斗犧牲,誓雪此恥”。

九一八事變時,馮玉祥尚在支持甘肅舊部雷中田等人重起西北,宋哲元、張自忠等感到國難方殷之際,內(nèi)爭不合時宜,故不愿繼續(xù)盲目追隨,與馮關系漸為疏遠。張克俠在軍中頗覺難處,時陸軍大學招生,便決心投考,幸被錄取。本來第二十九軍正在太行練兵,急需人才,張自忠見克俠求去,也順水推舟,同意其赴陸大學習。陸大每期本來年底開學,因上海、南京形勢緊張,開學時間也順延下來。不久,傳來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率第二十六路軍大部于寧都起義的消息,第二十九軍也發(fā)生了張公干等人圖謀發(fā)動兵暴組織紅二十五軍的事件,張自忠、宋哲元以張克俠曾留學蘇聯(lián),思想左傾,也心生戒備,克俠更難有所作為。次年,上海爆發(fā)一·二八戰(zhàn)爭,開學時間進一步推遲。4月,張克俠始踏上南京求學之路。張自忠以李文田繼任參謀長,從此李成為張自忠的主要幕僚,張克俠退居次席。張自忠同意張克俠上學本屬權宜之策,但克俠陸大三年并未虛度,學得精髓戰(zhàn)術,為日后抗戰(zhàn)襄助軍機打下良好基礎。

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變后僅僅4個多月,東三省即告淪陷,成為日軍鐵蹄下的殖民地。九一八事變的發(fā)生,使張自忠進一步認清了軍閥內(nèi)戰(zhàn)的惡果:正是那場斷送國脈的中原混戰(zhàn)給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機。從此以后,反對內(nèi)戰(zhàn),“槍口對外”成為張自忠、宋哲元等人堅定不移的基本立場。

既然不能揮師殺敵,張自忠轉(zhuǎn)而發(fā)憤練兵,整軍備戰(zhàn),準備有朝一日報效國家。由于九一八事變的刺激,他在部隊訓練上更加重視愛國主義的精神教育,即“國恥”教育。他的教育方式很豐富,其中之一是在每日的朝會上進行國恥回答:

問:“東北是哪一國的地方?”

答:“是我們中國的!”

問:“東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們痛恨嗎?”

答:“十分痛恨!”

問:“我們的國家快要亡了,你們還不警醒嗎?你們應當怎么辦呢?”

答:“我們早就警醒了,我們一定要團結一致,共同奮斗!”

方式之二是唱歌,如士兵在吃飯前要唱《吃飯歌》:“這些飲食,人民供給,我們應該,為民努力。日本軍閥,國民之敵,救國救民,我輩天職。”這首歌早在西北軍時期就傳唱于士兵當中,張自忠將原歌詞中的“帝國主義”直截了當?shù)馗某闪恕叭毡拒婇y”,增強了針對性。

還有一個辦法是舉行“國恥紀念”。第二十九軍為了讓官兵們銘記“九一八”,特將這一天定為“國恥日”。9月18日這天,官兵們要組織唱國恥歌;開飯時,饅頭、窩頭上印有“勿忘國恥”四個字。有的部隊令官兵禁食一天,躺在床上凝神靜想,痛思國難,以期官兵們能夠知恥后勇,發(fā)奮圖強。在有伙食節(jié)余的營團,紀念國恥的方法更是別具一格,他們買來幾頭活豬,貼上“日本帝國主義”的標簽,讓各連派出一名士兵端起刺刀向肥豬猛刺過去。哪個連隊刺死了,哪個連隊抬走吃肉。

在旗幟鮮明的愛國教育的熏陶下,第三十八師官兵無不同仇敵愾,銘記國恥,抗日意識十分強烈。

對于軍風紀,張自忠仍一如既往,毫不松懈。1932年他在視察平定城防時,偶然發(fā)現(xiàn)師部副官處兩位副官從尼姑庵內(nèi)走出,立生警覺。經(jīng)查訊得知兩人果然不懷好意,即令軍法處棍責數(shù)十,禁閉數(shù)日,以儆效尤。

在干部任用上,張自忠堅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有一天,他打電話把第二二六團團長佟澤光從昔陽叫到平定師部,當面拿出兩封信交給?。阂环馐莿⒅艁淼?,一封是程潛來的,均以復信口氣寫給佟澤光,似乎佟曾跟他們通過信。來信的大意是:大函已悉,已轉(zhuǎn)上峰,諒無問題。希待機而動。

佟澤光看后,氣得把信扔在桌子上,說:“我和他們毫無關系,既不相識,也沒去過信。這兩封信純系造謠,挑撥離間!”

“你的認識和我一樣,我們不會中人挑撥離間之計,我對你始終是相信不疑的。如果對你有疑惑,這信也就不叫你看了?!睆堊灾疫€告訴佟澤光說:“早在曲沃的時候,就接到類似的一封信,知道是挑唆,不值一笑,所以沒有叫你看,我就銷毀了。現(xiàn)在又接到這兩封信,明知道還是造謠離間,我想不能再不叫你知道。如果不坦率地和你說明,倘若傳到你的耳中,反而增加誤會,所以請你來當面說明。你還要安心工作,勿生疑意?!?/p>

佟澤光在回憶錄中寫道:“師長這一番話,坦率真誠,使我銘刻肺腑?!?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23/16261728554946.png" />

在繁忙的軍務之余,張自忠很注意抽空閱讀書籍。每到一地,他都派專人收集、購買書報雜志,無論時事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國際的、國內(nèi)的,都加以瀏覽,以便開闊視野,增長知識。練習書法是他的另一個愛好。每日回營,必寫兩頁漢隸,常年不輟。有時還饒有興致地教女兒廉云、侄女廉瑜如何懸肘,如何運筆。張自忠的讀書習字給所部官兵以很大影響,官兵們多仿而效之,以此為雅。久而久之,讀書寫字在老粗居多的第三十八師居然蔚成風氣,令人稱奇。

這個時期的軍事訓練,張自忠主要抓了行軍、筑城、戰(zhàn)術演練和中下級軍官培訓。

強行軍訓練

第二十九軍編成后,尚未設置干部培訓機構。有鑒于此,張自忠在第三十八師設立了訓練班,編制有軍官隊、軍士隊和學兵隊。軍官隊專門輪訓排長,軍士隊專門輪訓班長,學兵隊則專門培養(yǎng)新招的學兵。培訓結束要按軍部制訂的校閱考試計劃進行考核。

1932年夏,張自忠和馮治安兩師共同在和順縣北門外麻衣山舉行了一次夏令會,對兩師團、營長進行軍事理論培訓,主要講授中外戰(zhàn)史。外國戰(zhàn)史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史,以坦能堡會戰(zhàn)為主;中國戰(zhàn)史以北伐戰(zhàn)爭和剛結束不久的中原大戰(zhàn)為主。每天早晚兩次課,每次兩小時。

10月9日,馮玉祥抵達張家口,第二十九軍連以上軍官均到火車站迎接。為表達對老長官的敬意并確保其安全,張自忠經(jīng)宋哲元同意,調(diào)三十八師第一一二旅第二二三團(團長彭國政)作為馮玉祥的警衛(wèi)團,駐扎張家口土兒溝新村。

太行山區(qū)地勢起伏,道路崎嶇,很適合于行軍訓練。第三十八師各部隊每周要進行一次行軍訓練。官兵全副武裝,負重40斤,由每天往返50里,逐步增加到80里、100里、150里,最后向200里目標沖擊。長途行軍艱苦且乏味,一些官兵尤其是新兵嘖有煩言,張自忠仍像以往一樣不厭其煩地訓誡說:“練習行軍是鍛煉軍人體力的一項重要訓練。凡是能征善戰(zhàn)的軍隊,都是兵強馬壯的。如果步兵不善走路,那還有什么用呢?”師部移駐平定后,每日朝會,張自忠都組織部隊登城跑步,訓練耐力,跑得大家汗流浹背,名曰“出汗會”。

中原大戰(zhàn)的激烈攻防,使張自忠對野戰(zhàn)工事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體驗,也促使他對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問題作進一步思考。在一堂軍事課上,他特別對軍官們強調(diào)了利用筑城保存自己的問題,他說:“練習射擊是為了殺傷敵人,構筑工事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消滅敵人之前,不使自己受損傷,就必須深溝高壘。”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第三十八師大力開展筑城訓練,使野戰(zhàn)工事的構筑能力和構筑速度都進一步提高。在1938年的臨沂戰(zhàn)役中,張自忠部趕筑的野戰(zhàn)工事非常堅固,令換防的第四十六軍官兵贊嘆不已。

在戰(zhàn)術演練方面,張自忠最重視實戰(zhàn)演練。這種演練包括行軍、爬山、夜戰(zhàn)和各級對抗演習,是對軍事訓練水平的綜合檢驗。從農(nóng)民秋收完畢田地空閑時起,一直到三九臘月,每隔一天演練一次。拂曉開始,中午野餐。張自忠常親自視察演練情況,披星戴月進行講評。上自團長的指揮部署、下達命令的決心,下至一個尖兵排、一個偵察兵的動作,都要指出優(yōu)缺點,提出改進意見。在訓練中他還注意到,有些軍官演習完畢后,置士兵于不顧,先行騎馬回營。張自忠嚴肅批評他們說:“士兵從早到晚,整天爬山越嶺,饑渴疲倦;解散后,各主官騎馬飛奔回營,最使士兵傷心。今后解散回營時,應該營長在本營后,團長在本團后,要同隊伍一塊回營!”由于張自忠的嚴格要求,從此以后,每當部隊前進時,主官都在隊前;后退時,主官則在隊尾。這在國民黨各系軍隊中是少見的。張自忠部之所以能在1938年的徐州突圍中成功地為數(shù)十萬大軍殿后,掩護大軍突出日軍重圍,與此大有關系。

張自忠視察部隊時,一般要檢查軍官內(nèi)衣,看他們是否與士兵穿戴相同。有一次,他發(fā)現(xiàn)個別官佐內(nèi)穿毛衣或棉背心,很不滿意,當即批評他們說:“我們天天講同士兵同甘共苦,你們這些穿毛衣、棉背心的,與士兵們甘苦同到哪里去了?你們?yōu)槭裁匆闾厥??這樣是不能允許的!”除此以外,他還規(guī)定:“我們這個部隊,不準腳兒脆(即不準穿呢子鞋);不準戴手表(可以帶懷表);帶鋼筆不能將筆帽露在外邊;連隊干部伙食一律同士兵一樣,絕對不準吃小灶?!?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23/16261728554946.png" />由此可見張自忠治軍之細致,用心之良苦。一個缺乏治軍經(jīng)驗和心中沒有士兵的將領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3.長城抗戰(zhàn)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很快占領了東三省,并于1932年3月拼湊了偽滿洲國。但日本軍閥并不以此為滿足,復于1933年開始了新的侵略擴張,這次擴張的目標,就是與東三省毗鄰的熱河省。

1933年元旦之夜,日軍突然出兵向“天下第一關”山海關發(fā)動攻擊。東北軍守軍何柱國部敗退。3日,山海關失陷。日軍因此取得了進攻熱河的有利態(tài)勢。

國民政府一面發(fā)表《山海關事件宣言》,請求國聯(lián)制裁日本,一面制定了“以確保冀熱并鞏固平津為目的”的作戰(zhàn)計劃,將北方各軍及中央軍北上增援部隊編組為8個軍團:

宋哲元

第一軍團由于學忠第五十一軍及龐炳勛第四十軍組成,于學忠任總指揮,總兵力約4.5萬人,集結于大沽、蘆臺,擬用于天津及大沽口、蘆臺一線。

第二軍團由商震第三十二軍和王以哲第五十七軍組成,商震任總指揮,兵力約4.3萬人,集結于灤東、灤西,擬用于灤東及灤河防御。

第三軍團由第二十九軍組成,宋哲元任總指揮,集結于三河、玉田、薊縣,擬用于凌南、義院口之線。

第四軍團由第五十三軍組成,萬福麟任總指揮,兵力約4.3萬人,集中于葉柏壽、凌南、義院口,在原地擔任防御。

第五軍團由第五十五軍組成,湯玉麟任總指揮,兵力約3萬人。集中于建平、赤峰、朝陽,擬用于建平、赤峰之線。

第六軍團由孫殿英第四十一軍、馮占海第六十三軍和張作相第六十五軍組成,張作相任總指揮,集中于赤峰、下洼、魯北,擔任赤峰以北之作戰(zhàn)。

第七軍團由傅作義第五十九軍、李服膺第六十一軍組成,傅作義任總指揮,兵力約3萬人,集中于沽源、張家口,擔任察東防御。

第八軍團由何柱國第六十七軍、徐庭瑤第十七軍和肖之楚第二十六軍組成,兵力約6萬人,楊杰任總指揮(后由徐庭瑤代理),集中于北平,擬用于古北口方面。

以上各部統(tǒng)歸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張學良調(diào)度指揮。

1933年2月21日,日本關東軍以第六、第八師團,獨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團和騎兵第四旅團等部為主力,并糾集偽滿軍張海鵬等部約10萬人,在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指揮下,分兵三路進攻熱河。熱河省主席兼第五軍團總指揮湯玉麟部連同義勇軍不下10萬人,或逃或降,一觸即潰。湯玉麟本人以200輛汽車裝運私產(chǎn),逃至天津。23日,日軍向熱河發(fā)起總攻,長城抗戰(zhàn)開始。3月4日,日軍先頭部隊128人不費一槍一彈,耀武揚威地占領了熱河省會承德。

日軍進攻熱河

熱河省在短短十余天里竟被日軍全部占領,舉國上下為之震驚和憤慨。在輿論壓力下,張學良被迫辭職,遺職由何應欽代理。

此時,第二十九軍已擴編為3個師,序列是:

軍長 宋哲元

副軍長 秦德純

參謀長 張維藩

總參議 蕭振瀛

第三十七師 師長 馮治安

第一〇九旅 旅長 趙登禹

第二一七團 團長 王長海

第二一八團 團長 仝瑾瑩

第二二二團 團長 曾國佐

第一一〇旅 旅長 王治邦

第二一九團 團長 劉景山

第二二〇團 團長 戴守義

第二二一團 團長 李志遠

第三十八師 師長 張自忠

第一一二旅 旅長 黃維綱

第二二三團 團長 彭國政

第二二五團 團長 劉振三

第一一三旅 旅長 佟澤光

第二二四團 團長 董升堂

第二二六團 團長 李九思

直轄第二二八團 團長 祁光遠

特務團 團長 李致遠

暫編第二師 師長 劉汝明

第一旅 旅長 李金田

第一團 團長 李曾志

第二團 團長 陳德祿

另有軍直屬特務團。全軍約3.4萬人。第二十九軍擴編后兵力雖有所增加,但武器裝備仍極為窳劣,全軍只有野炮、山炮十余門,重機槍不過百挺,輕機槍每連只有兩挺。步槍多數(shù)為漢陽造和38式,還有一些老毛瑟槍和土造槍。由于槍械陳舊復雜、型號不一,彈藥補給困難,許多槍甚至沒有刺刀。根據(jù)西北軍的傳統(tǒng),第二十九軍給每位士兵打造一把大刀,并多制造一些手榴彈,以資彌補。

1月10日,第二十九軍各部奉命開赴通州、蘭河、薊縣、玉田一帶集結待命。第三十八師除第二二三團第一、第二營隨同宋哲元留在張家口外,其余部隊全部開拔。

第29軍向長城進發(fā)

這是張自忠有生以來第一次同日軍交戰(zhàn)。部隊出發(fā)前,他在陽泉召集第三十八師營以上干部開會,作戰(zhàn)前動員。他慷慨激昂地說:“日本人并沒有三頭六臂,只要我們?nèi)珖娒颀R心協(xié)力,與日寇拼命,就能將日寇打出中國去。國家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為國捐軀,重如泰山!”他還要求部隊特別注意兩點:第一,與當?shù)乩习傩沾虺梢黄粍永习傩找徊菀荒荆坏诙?,?zhàn)斗中要節(jié)省子彈,不瞄準敵人不準打槍。

1月20日前后,第二十九軍各部在通州、薊縣一帶完成集結。軍部初駐通州,繼移薊縣,后又遷至遵化。3月1日至7日前,張學良賦予二十九軍的任務是扼守以冷口為中心的防御陣地。宋哲元遂命令何基灃率兩個騎兵連及王長海團作為前進支隊抵達冷口布防。3月3日,東北軍陷入混亂,4日冷口與承德同日失守。5日冷口為商震部所恢復。此時,萬福麟部已敗退至喜峰口附近,其先頭部隊退至喜峰口南三四里的喜峰口寨。日軍跟蹤而來。鑒于敵情變化,華北當局改變作戰(zhàn)計劃,令第二十九軍迅速趕赴喜峰口阻敵,冷口防務交商震之第三十二軍接替。

宋哲元即命趙登禹率一〇九旅先頭出發(fā),奔赴喜峰口,其余部隊跟進,準備策應喜峰口作戰(zhàn)。3月4日,張自忠致電在張家口的彭國政團長,調(diào)該團第三營(營長張宗衡)赴前線。經(jīng)馮玉祥同意,該營隨即開拔,3月中旬抵達灤陽城,歸佟澤光旅長指揮。3月10日,張自忠與馮治安抵達遵化三屯營。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第二十九軍就將前線指揮所設在這里。張自忠與馮治安共同指揮兩師作戰(zhàn)部隊,此職雖未見正式任命,但張就是實際上的第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這在前線官兵中十分自然而沒有異議。在與馮治安、趙登禹商討作戰(zhàn)計劃時,張自忠鼓勵他們說:“人生在世總是要死的,打日寇為國犧牲是最光榮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們決心與日寇血戰(zhàn)到底!”馮、趙二人極為贊同。

趙登禹將軍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遷西縣北部燕山山脈的中段,是萬里長城的一個重要關隘,也是塞北通往北平的交通要沖。這里山屏聳秀,層巒疊嶂,險山深谷,絕壁危崖,構成天然之險。沿山嶺脊背而修筑的萬里長城依勢蜿蜒,華北賴以屏障。

進攻喜峰口方面的日軍為獨立混成第十四旅團(旅團長服部兵次郎少將)、第八師團第四旅團(旅團長鈴木美通少將)及偽滿軍一部,總兵力3萬余人。

由熱河凌源、平泉敗退至喜峰口一帶的萬福麟部經(jīng)日軍打擊后,士氣沮喪,不堪再戰(zhàn)。第二十九軍尚未趕到之際,該部已望風逃入喜峰口內(nèi),致使日軍先頭部隊于3月9日上午占領了喜峰口東北長城制高點孟子嶺。敵人居高臨下,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勢對我極為不利。

3月9日午后,第二十九軍先頭部隊第一〇九旅由趙登禹旅長率領,相繼抵達喜峰口。日軍亦源源增兵。雙方在喜峰口及其兩側(cè)高地展開激烈遭遇戰(zhàn),混戰(zhàn)至深夜,始告沉寂。當夜凌晨時分,趙旅長令兩個營分頭夜襲白臺子、蔡家峪之敵,但因兵力太少,效果不甚理想。

日軍機槍陣地

10日拂曉,日軍以密集炮火掩護步兵3000余人,向我喜峰口陣地猛烈攻擊。我軍死守待援,情勢危急。張自忠令第三十八師第一一二旅第二二四團和第一一三旅一部星夜跑步增援,于次晨拂曉前趕到撒河橋,董升堂團自石門到撒河橋一夜強行軍160里,同時到達的還有第三十七師第一一〇旅。援軍的到來,使我軍士氣大振,戰(zhàn)局得以穩(wěn)定。但由于日軍居高臨下,炮火熾烈,我軍仰攻不利,致一連士兵生還者不過二三人,連繼之以營,營繼之以團,犧牲慘重。

第29軍長城抗戰(zhàn)示意圖

由于前線各部建制紊亂,為便于指揮,宋哲元通過三屯營指揮所臨時任命趙登禹為第二十九軍喜峰口方面作戰(zhàn)軍前敵總指揮,統(tǒng)一指揮各部。趙旅長是山東菏澤人,魁偉健壯,武功高強,是西北軍有名的勇將。他見日軍炮火猛烈,乃令部隊停止攻擊,并離開戰(zhàn)壕,埋伏于各峰巒幽僻處,靜候待機。及日軍炮火稍戢,再返原壕,待日軍步兵進距戰(zhàn)壕僅數(shù)十米時,鳴號出戰(zhàn)。我官兵蜂擁而上,揮舞大刀與敵展開白刃廝殺。趙旅長亦親自沖入敵陣,左砍右剁,如入無人之境。經(jīng)過一天鏖戰(zhàn),我軍以此法擊退敵多次沖鋒,但我之傷亡也很大,第一〇九旅特務營營長王寶良陣亡,趙登禹腿部被炮彈炸傷,官兵傷亡總數(shù)達1000余人。

經(jīng)過兩天連朝接夕的激戰(zhàn),我軍雖頂住了日軍進攻,卻未能克復日軍占據(jù)的高地,處境仍然被動。此時秦德純奉宋哲元軍長所派來三屯營,張即與秦馮趙舉行會議研究作戰(zhàn)方略。張自忠感到,這樣與敵硬拼消耗終非良策,經(jīng)與秦、馮、趙商議,決定實施大規(guī)模夜襲。

11日中午,張自忠與馮治安聯(lián)名向趙登禹下達命令:敵以大部兵力,連續(xù)沖擊,賴我官兵誓死抵抗,終未得逞。我軍為殲滅該敵計,應乘其疲憊夜襲之。

夜襲定于11日夜實施。為此,張自忠與馮治安作了周密部署: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師各出一團分兩路夜襲敵后;第三十八師第二二六團楊干三營由鐵門關就近夜襲董家口之敵;第三十七師第一一〇旅于12日拂曉向喜峰口正面之敵攻擊,以策應我夜襲部隊;第三十八師第一一二旅防守興城鎮(zhèn)至潘家口間灤河右岸及東西城峪至龍井關一帶陣地,隨時準備策應喜峰口方面之作戰(zhàn)。

趙登禹奉命后,即于11日晚召開前線團以上干部會議,下達了夜襲的具體部署:

第三十七師第二一七團附手槍第一、第二連及王昆山營,由王長海團長率領,于本晚11時從潘家口出發(fā),沿灤河右岸至藍旗地,向東迂回,襲擊蔡家峪、白臺子敵炮兵陣地。其中,王昆山營占領白臺子后,破壞寬城子大道,阻擊援敵。

第三十八師董升堂之第二二四團由趙登禹、董升堂率領,于本夜11時20分在潘家口集結后,即沿灤河左岸襲擊北山土、三家子、橫城子之敵,然后與第二一七團聯(lián)絡,沖擊喜峰口之敵。

當晚,皓月當空,風清夜靜,山間白雪皚皚。

11時許,兩路健兒2000余人,身背寒光閃閃的大刀,在當?shù)亻悦?、獵手帶領下分頭出發(fā)了。趙登禹強忍劇痛,裹傷出戰(zhàn)。官兵們雖寂寂無聲地行進,內(nèi)心卻是熱血奔騰,士氣如虹。

記得拿破侖有一句名言:“任何小徑只要山羊能走過,就可以用來迂回敵軍。”第二十九軍大刀隊的官兵們活生生地實踐了這句名言。

趙登禹、董升堂率領的第二二四團順著樵夫打柴的羊腸小道披荊斬棘,艱難前行,爬過摩天嶺,繼出潘家口。潘家口與喜峰口之間,有一狹長谷地,兩側(cè)壁坡傾斜較緩,分布著北山土、三家子、南北丈子和橫城子等幾個小村莊,日軍就在這些村莊里宿營。

大刀隊誓師出征

大刀隊員之背影

第二二四團3個營在潘家口東端河灘集中,爾后按趙登禹的吩咐,分頭襲敵:第一營向北山土、三家子之敵襲擊;第二營襲擊北丈子、橫城子之敵;第三營為預備隊,隨第一營跟進。

右二為張自忠,右三為劉汝明,宋哲元、秦德純立于中間,立于后者為馮治安

午夜稍過,第一營行抵北山土。宿營這里的是日軍一支騎兵部隊。由于傲慢輕敵,他們對中國軍隊毫無戒備,個個高枕橫臥,睡夢正香。大刀隊乘敵不備,悄悄摸進日軍陣地,向酣睡之敵猛撲過去。日軍從睡夢中驚起,朦朧中看到明晃晃的大刀片直砍過來,頓時魂飛魄散,不知所措。許多敵兵尚未清醒,便已身首異處,魂歸西天。有的則嚎哭驚叫,抱頭鼠竄。大刀隊揮刀迫殺,一個也不肯放過。頃刻間,頸血四濺,死亡枕藉,不一會兒的工夫便干凈利索地結束了戰(zhàn)斗。

當?shù)谌隣I進至三家子時,敵哨發(fā)覺,遂鳴槍報警。趙登禹、董升堂急令各營向橫城子、北丈子、三家子之敵包圍襲擊。第二二四團的大刀隊員們不愧是張自忠一手訓練出來的精兵,個個剽悍勇猛,氣壯如牛。他們揮舞大刀,奮勇突擊,殲敵無數(shù),并擊毀敵彈藥車10余輛。

酣戰(zhàn)至11日晨8時,日軍由寬城大道增援。我大刀隊以寡敵眾,鏖戰(zhàn)至下午2時,始撤回長城以內(nèi)。從繳獲的日軍文件中得知,該方面之敵為日軍獨立混成第十四旅團第二十七、第二十八聯(lián)隊各一部及騎兵第四旅團第三聯(lián)隊。

王長海團于12日凌晨5時行抵蔡家峪日軍炮兵陣地,當即沖入敵帳篷之中,奮力砍殺,很快將該敵消滅,占領了蔡家峪陣地。拂曉時分,擔負掩護任務的日軍步兵向我猛烈掃射,大刀隊傷亡較大,團副胡重魯、營長王風芝陣亡。炮兵出身的蘇東元營長急中生智,操縱剛剛繳獲的日軍野炮,調(diào)轉(zhuǎn)炮口向敵轟擊,殲敵甚眾。只可惜蘇營長也被日軍射來的子彈擊中,壯烈犧牲。我軍見天已大亮,再戰(zhàn)不利,遂將日軍野炮、汽車、彈藥車破壞、焚毀,而后沿原路撤回。此役我軍殲敵數(shù)百人,繳獲機槍20余挺、攝影機1架及軍用地圖多種,大刀隊傷亡600余人。

占領白臺子的王昆山營,因地凍無法挖斷公路,就以沙袋阻斷寬城通往喜峰口的公路交通,并在公路兩側(cè)設伏。寬城日軍發(fā)現(xiàn)喜峰口方面火光沖天,立即出動增援,行至白臺子為沙袋所阻。王營乘機伏擊,將日軍支隊長植田擊斃,最終遲滯日軍達數(shù)小時之久。

夜襲董家口之第二二六團楊干三營也全勝而歸。此役,楊營以迅猛動作將董家口一個連的日軍幾乎全殲,繳獲機槍2挺、手槍2支、自動步槍7支。尖兵排士兵李大興還繳獲一架極為珍貴的高倍望遠鏡。當張自忠收到第一一三旅旅長佟澤光送來的這架望遠鏡,稍一端詳,即喜形于色:“這是指揮炮兵射擊用的十二倍觀測鏡,很有使用價值,我們花錢也是買不到的?!彼敿聪铝钪刭p李大興。

擔任正面攻擊的第一一〇旅,在旅長王治邦的指揮下,于12日拂曉向喜峰口正面日軍發(fā)起攻擊,官兵勇猛突擊,但因山崖陡峭,日軍火力熾烈,未能奏功。不過他們的攻擊仍然起到了牽制日軍的作用。

鐵門關方面,第三十八師第二二六團陣地于12日拂曉遭日軍攻擊,李九思團長指揮官兵英勇抗擊,打退了進犯之敵。

13日,蔣介石特地致電宋哲元予以慰勉:“鼓勇卻敵,竟至趙旅長(趙登禹)在前線指揮突擊負傷。王(鳳芝)營長陣亡,激烈可想,佩甚!念甚!”

此次喜峰口夜襲戰(zhàn),既是第二十九軍長城抗戰(zhàn)的第一個勝利,也是整個中國軍隊長城抗戰(zhàn)的第一個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此次行動,第三十七師和第三十八師并肩作戰(zhàn),共同奪取戰(zhàn)斗勝利。綜觀整個行動,張自忠參與了指揮決策,第三十八師出動董升堂團和楊干三營參加了夜襲,出動兵力和取得戰(zhàn)果不亞于第三十七師。喜峰口夜襲戰(zhàn)之后,趙旅長率傷亡慘重的第一〇九旅移至二線陣地,一線陣地交王治邦旅。至3月17日,后續(xù)部隊全部到達,重新分配作戰(zhàn)地段,前線各部仍歸三屯營指揮所指揮,第三十八師董升堂團調(diào)回原陣地重歸第一一二旅黃維綱旅長指揮。董升堂本為第二十九軍勇將,以后在南苑之戰(zhàn)和臨沂大戰(zhàn)時功勛顯著,后來因不服從張克俠指揮被撤職排擠出本軍,秦德純在回憶錄中稱喜峰口夜襲出動兵力為趙登禹和王治邦兩旅,這一記述有嚴重疏漏,不符合實際情況,不能作為第三十八師沒有參加此戰(zhàn)的依據(jù)。

關于第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問題,有人故意將此職與喜峰口方面軍作戰(zhàn)總指揮相混淆,以此斷定總指揮是趙登禹,而非張自忠。由于人們經(jīng)常使用喜峰口大捷或喜峰口抗戰(zhàn)來代替第二十九軍整個長城抗戰(zhàn)的概念,這是國人喜歡以點代面突出重點的習慣,以致容易將兩者混淆。其實,將兩者區(qū)分開并不困難:前者(張自忠)是第二十九軍全局性的戰(zhàn)役級總指揮,可以根據(jù)軍長(宋哲元)授權指揮第二十九軍甚至配屬第二十九軍的所有部隊;后者(趙登禹)是二十九軍局部陣地的戰(zhàn)術級總指揮,指揮的是喜峰口這一局部戰(zhàn)場的相關部隊,并受張自忠、馮治安指揮,而不能指揮喜峰口戰(zhàn)場以外的第二十九軍參戰(zhàn)部隊?!端喂噬蠈⒄茉獙④娺z集》第234頁有“軍團……電第三十七師馮師長命令要旨如左:本軍團茲為作戰(zhàn)便利指揮容易起見,所有最前線作戰(zhàn)各部隊暫統(tǒng)歸該師趙旅長登禹指揮,王旅長治邦、佟旅長澤光兩部共同協(xié)助之”。這其中有“最前線”三字,并非指所有前線部隊。最前線只是前線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喜峰口最前線之外還有后續(xù)的次前線部隊,再之外還有部署于潘家口、董家口、鐵門關、羅文峪等地之部隊,這些部隊無論是最前線還是次前線,趙登禹將軍是指揮不了的,宋軍長也不是親自指揮,還是由張馮二師長指揮。另外,任命趙登禹旅長為喜峰口最前線部隊的前敵總指揮只是一個臨時措施,因為第二十九軍剛到喜峰口前線的部隊建制紊亂,既分屬第三十七、第三十八這兩個不同的師,第三十八師到達喜峰口的董升堂、楊干三等部又分屬黃維綱和佟澤光兩個不同的旅,指揮困難,故臨時任命現(xiàn)地各旅長中資格最老、威望最高的趙登禹旅長統(tǒng)一指揮。喜峰口夜襲戰(zhàn)后,后續(xù)部隊陸續(xù)到達,重新調(diào)整分配防區(qū),趙旅長即不再指揮第三十七師以外的部隊。只有缺少歷史常識和別有用心之人才會認為第二十九軍的長城抗戰(zhàn)只有一個喜峰口戰(zhàn)場,喜峰口的作戰(zhàn)只有第三十七師幾天的作戰(zhàn),那種認為第二十九軍全軍部隊由一位旅長作為前敵總指揮統(tǒng)一指揮的認識,既不符合軍事常識,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至于有人說,沒有任命材料證明張自忠擔任過第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故而否定張自忠曾擔任此職,筆者就此提出兩點理由以駁之:

其一,有歷史當事人的回憶為證。黃筠,張將軍部屬,自1930年起就跟隨左右。他在40年代刊印的《張上將自忠紀念集》中撰文回憶張將軍時寫道:“最難忘是二十二年喜峰口戰(zhàn)役,先總司令(張自忠)和現(xiàn)總司令馮公(馮治安)共同組織指揮所,指揮著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一四三等三個師,與敵血戰(zhàn)兼旬,創(chuàng)成了‘一二八’以后最光榮的戰(zhàn)績?!?982年12月,原第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將領張宗衡在《北京文史資料選編》第十五輯發(fā)表《二十九軍長城抗戰(zhàn)》一文,在“喜峰口方面的抗戰(zhàn)”一節(jié)中描述到:“在敵情突然變化的情勢下,張學良改變了作戰(zhàn)計劃,令第二十九軍迅速占領喜峰口,阻止敵人前進,冷口方面改由第三十二軍商震部隊擔任。宋哲元即刻命先頭部隊趙登禹部出發(fā)占領喜峰口。趙登禹即派王長海團以戰(zhàn)備急行軍的態(tài)勢向喜峰口前進,并率其余部隊跟進。其后方部隊則迅速集結在三屯營、撒河橋、灤陽城一帶,策應喜峰口作戰(zhàn)。張自忠?guī)熼L為前線總指揮。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兩個師部均駐三屯營?!?992年10月,《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八集收錄了原三十八師軍官劉景岳《回憶張自忠將軍》一文,在“喜峰口抗擊日寇”一節(jié)中說:“當時駐山西陽泉、平定的宋哲元第二十九軍一再請纓抗日,后經(jīng)當時北平軍分會調(diào)令,于1932年底移平東通縣、三河、香河、薊縣一帶集結待命。1933年,日關東軍以驕橫不可一世之態(tài),調(diào)集了兩萬余眾,企圖向我長城各口進犯……。軍長宋哲元當令三十七、三十八兩師推進至遵化、三屯營一帶,暫編第二師劉汝明部控制在馬蘭峪及其以東地區(qū)。委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為前線總指揮,以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副之,軍部即進駐薊縣以東馬伸橋附近。各部到達目的地后,迅即做好了一切應戰(zhàn)準備?!边@是歷史當事人的回憶。

紀錄片鏡頭

其二,長城抗戰(zhàn)中,第二十九軍確在三屯營設立了前線指揮所,由張自忠與馮治安共同主持,兩人在三屯營坐鎮(zhèn)指揮長達兩個月之久,這是公認的事實。在第二十九軍,由于張自忠對于成軍的貢獻及突出的治軍與作戰(zhàn)能力,其在軍中有“二頭兒”之稱,其地位僅次于宋哲元,這也是公認的事實。正因如此,張是第二十九軍高級將領赴廬山受訓的帶隊人,是第二十九軍師級將領中第一個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的人,也是第一個擔任地方大吏(察哈爾省主席)的人。宋外出而張、馮二人都在軍部所在地時,一般由張代理軍長,只有宋、張二人均不在軍部所在地時,才由馮代理軍長。華北事變期間張自忠代理軍長一事已見諸很多史料,沒有爭議。華北事變之后仍有史料證明這一點,比如《翁文灝日記》記載,宋哲元請假一月,綏靖主任由秦德純代拆代行,二十九軍由張自忠代拆代行,馮治安助理之。宋此次外出,為時達40多天,直到3月10日方歸北平,期間一直由張代軍長。這也是第三十八師師部與第二十九軍軍部同在南苑的原因所在。長城抗戰(zhàn)中,宋哲元沒有親到第一線指揮,故有設立前線總指揮之必要,張自忠在第二十九軍中地位僅次于宋,所部實力最強,又具有很強的指揮能力,自然是第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的最佳人選。然而,從現(xiàn)有史料中卻找不到張為前線總指揮的任命。這恰恰是由宋哲元的特點所決定的,宋既不肯抬高張自忠在軍中的地位,自然也不愿明令發(fā)表張為軍的前線總指揮,因此只是籠統(tǒng)地讓張、馮二師長在三屯營組織共同的指揮所,指揮前線各師。與一般的師指揮所不同,三屯營指揮所是張、馮二師長共同下達命令指揮作戰(zhàn)的場所,是第二十九軍實際的前線總指揮部。三屯營前線指揮所既然由張與馮二人主持,自然以張為主(這如同后來第33集團軍成立,張為總司令,馮副之是一樣的道理。自1931年第二十九軍成立后,直至1940年張將軍犧牲,張、馮之間的關系一直是以張為主)。無論宋哲元有無正式任命,都改變不了張自忠是長城抗戰(zhàn)第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這一事實。至于口語和文字表述中有時馮治安排名于張自忠之前,則是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師番號序列使然,也絲毫改變不了張自忠是長城抗戰(zhàn)第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這一事實。故真正了解第二十九軍歷史的人對張是該軍長城抗戰(zhàn)實際的前線總指揮并無異議,以至于雖無宋哲元的正式任命,不少當事人也有此記載和說法。本來,張將軍待人忠厚,并不計較名位,筆者也未將此事看得多重,但鑒于有人以雞蛋里挑骨頭的態(tài)度,千方百計污蔑貶低張將軍,筆者在此不得不花費筆墨加以說明,以正視聽。

13日,日軍連續(xù)對我軍陣地發(fā)動兩次大規(guī)模反撲,其中向我鐵門關陣地的攻擊尤為激烈。悍勇善戰(zhàn)的李九思團長率第二二六團官兵與敵展開白刃搏斗,雙方往復沖殺,異常慘烈。關鍵時刻,張自忠命第二二二團以一部向敵側(cè)擊,終于合力將敵打退。

經(jīng)過上述戰(zhàn)斗后,張自忠雄心勃發(fā),亟思進取。他認為日軍士氣已餒,命王治邦之第一一〇旅和佟澤光之第一一三旅向當面之敵實施“拂曉攻擊”,一舉殲滅之。王、佟兩部遵令發(fā)起攻擊,官兵們異常勇猛,一次又一次地向日軍高地仰攻。戰(zhàn)至下午2時,將喜峰口東北長城之一半占領,斃敵數(shù)百人。日軍據(jù)長城一隅頑抗,并出動飛機轟炸掃射,我軍傷亡重大,被迫退回原陣地。

此后,張自忠、馮治安經(jīng)請示在遵化的宋哲元軍長后,將傷亡最大的趙登禹第一〇九旅撤至后方休整,正面防務交由王治邦之第一一〇旅接替;令佟澤光第一一三旅之第二二六團和特務營進駐三岔口,在右前方一帶占領陣地。鑒于第一一〇旅也傷亡較大,張自忠不久又命令第二二六團承擔了董家口以東的防務。

15日一早,張自忠由三屯營親臨前線,視察陣地,慰勞官兵。他將全國民眾送來的錢物,一一分發(fā)給大家,以示犒勞。官兵們見師長來到陣地,頓時歡聲雷動。在前線,張自忠細致地視察了陣地,對將士們的英勇戰(zhàn)斗表示誠懇慰問和高度評價,同時針對視察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作了如下指示:

(一)現(xiàn)在防御是暫時的,收復失地才是我們的目的。在中央戰(zhàn)略未決定之前,我們暫時利用地形,加強工事,一面阻止敵人前進,一面俟機襲擊敵人,不能呆板地死守挨打。如果只知死守陣地,日子長了,士氣就會消沉。

(二)防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據(jù)點必須加強。要控制一定數(shù)量的預備隊以備必要時增援和出擊。

(三)現(xiàn)在你們選的陣地很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太暴露,易遭敵機轟炸和敵炮射擊,應在半山腰選擇隱蔽地點,再作一道工事,下邊多設鹿角柵,多埋地雷。上挖交通溝,通到主陣地。

1933年3月15日,國民黨宣傳委員會主任邵元沖到三屯營勞軍。前排左起:張子英、張自忠、馮治安、秦德純、韓占元;后排左起:蕭振瀛、門致中、宋哲元、邵元沖、傅汝霖、楊斌甫、劉自珍。

(四)我們沒有對空武器,易受敵機低空轟炸??捎酶鳡I預備隊,集中火力,對在千米以下飛行的敵機齊發(fā)射擊,但每人只放一槍即速隱蔽,避免敵機發(fā)覺。

(五)設置假目標,使敵人誤假為真,誘敵射擊,耗其彈藥,避免我們的損傷。

上述指示,是張自忠總結了長城抗戰(zhàn)打響以來的經(jīng)驗教訓之后提出來的,體現(xiàn)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和積極防御的一貫作戰(zhàn)思想。佟澤光旅長回憶說:“我們一一執(zhí)行了張師長的指示,在以后的戰(zhàn)斗中,確實避免了不必要的傷亡。”

第二十九軍在喜峰口一帶的6天鏖戰(zhàn),使日軍“志氣餒敗”“異常疲憊”。他們見雷池不可逾越,遂將主攻方向轉(zhuǎn)向羅文峪方面。

正當喜峰口血戰(zhàn)獲勝、羅文峪鏖兵開端之際,宋哲元軍長為激勵士氣,親書“寧為戰(zhàn)死鬼,不做亡國奴”和“有進無退,死而后已”兩條手諭,傳令全軍,士氣為之一振。

羅文峪地處喜峰口與古北口之間的凹入處,倘被敵人占領,則喜峰口與古北口側(cè)后都將受到攻擊,我軍勢必腹背受敵。偵悉敵將大舉進犯羅文峪,守衛(wèi)在該地的劉汝明暫編第二師便迅速部署,嚴陣以待。

第29軍重機槍陣地

由于暫二師只轄3團,兵力薄弱,張自忠、馮治安16日決定將第三十七師之第二一九團劉景山部和第三十八師之第二二八團祁光遠部調(diào)往羅文峪方面,歸劉師長指揮。行前,張自忠召集第二二八團少校以上軍官訓話,對他們說:“日寇在長城地區(qū)被我軍打得落花流水,未能前進一步?,F(xiàn)又集中兵力向我軍陣地猛撲,并派兩個聯(lián)隊向我軍左翼迂回,敵人的便衣隊已竄入遵化北二十里的羅文峪地區(qū)。你團要迅速出發(fā),搶占羅文峪長城之線阻擊日寇西犯。到達羅文峪后,首先集中兵力,將敵便衣隊消滅。要不惜一切犧牲,消滅該地區(qū)所有敵人?!?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23/16261728554946.png" />

16日,由承德南下之敵經(jīng)半壁山向羅文峪前進,同時喜峰口方面日軍2000余人也向羅文峪、山楂峪方向移動。劉汝明根據(jù)敵情作了如下部署:

(一)祁光遠部擔任右至千家峪經(jīng)羅文峪,沿長城至大毛山之線防御;

(二)暫編第二師第一團李曾志部之劉福祥營右接祁團、左至山楂峪左端之高山炮樓;

(三)二一九團劉景山部置于下營援助祁團;

(四)李曾志率其第三營及機槍、迫擊炮各連援助劉福祥營。

17日上午8時,日軍5000余人分兩路向羅文峪、山楂峪同時發(fā)動猛烈攻擊。祁光遠團和劉福祥營死守陣地浴血奮戰(zhàn),陣地屢失屢得。經(jīng)劉景山、李曾志率預備隊增援,戰(zhàn)線始告穩(wěn)定。當日午夜,祁團第三營王合春營長率大刀隊由左翼繞至水泉峪附近,向敵背后偷襲,我正面守軍同時發(fā)動攻勢,激戰(zhàn)一晝夜,與敵肉搏20多次,擊斃日軍吉田少佐以下數(shù)百人,生擒日軍軍官3名。跟隨張自忠8年之久的王合春營長不幸陷入敵機槍陣地,前胸中彈,壯烈捐軀。

1933年3月19日,在保定火車站與蔣介石合影。左起:張自忠、宋哲元、蔣介石、楊永泰、馮治安。

18日上午8時,日軍調(diào)集3000余人再次發(fā)動進攻。劉汝明師長親率手槍隊督戰(zhàn),終于頂住了敵人的進攻,并活捉日軍上尉1人。中午,日軍又向山楂峪我軍陣地兩側(cè)進犯,激戰(zhàn)持續(xù)到黃昏時分,我陣地巋然不動。這天夜里,我軍按照喜峰口勝敵之策,再次實行大規(guī)模夜襲,由李金田旅長和祁光遠團長各率一團,由沙寶峪出發(fā),分頭向敵左右側(cè)背奔襲。兩路勇士縱兵奮擊,搏戰(zhàn)通宵,日軍尸積如山,再遭敗績。劉師長見敵陣線動搖,急令全線反攻,對敵實行前后夾擊,遂將三岔口、快活林、古山子、水泉峪、馬道溝一帶之敵完全擊潰,殘敵狼狽逃遁。這就是與喜峰口大捷齊名的羅文峪大捷。

在保定的蔣介石得到捷報,喜不自勝,特電宋哲元、張自忠等赴保一晤。19日上午巳時,宋、張、馮3人赴保謁蔣,受到盛情款待,并合影留念。有人沒有認真研究就武斷地宣稱:“無論是大陸或是臺灣的史書中,所記載的都找不到張自忠在1933年3月19日去保定的片紙只字”,且指左起第一人為龐炳勛。果真如此嗎?且看臺灣出版的《蔣總統(tǒng)秘錄》一書的記載:“在戰(zhàn)斗告一段落的三月十九日,蔣總統(tǒng)于保定召見宋哲元以及張自忠、馮治安,對二十九軍官兵加以慰勉。原來是屬于馮玉祥屬下將領的宋哲元,在全國統(tǒng)一之后的一九二九年雖曾反對中央,但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為民先鋒,卓著戰(zhàn)功?!绷?,臺北國史館1980年版《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各重要戰(zhàn)役史料匯編——長城戰(zhàn)役》第472頁亦記載:“三月十九日,蔣委員長于保定接見廿九軍將領宋哲元、張自忠、馮治安等人,慰勉有加。”

第29軍堅守長城

第二十九軍參加長城抗戰(zhàn)之初,即作了長期作戰(zhàn)的打算。喜峰口戰(zhàn)事一起,宋哲元軍長就以一部兵力在民工的協(xié)助下,按計劃在興城鎮(zhèn)、撒河橋沿灤河右岸至馬蹄峪之線,趕筑了一條綿密堅固的主陣地帶。

迨至4月3日,因冷口方面吃緊,第二十九軍為防不測遂將前方主力部隊配布于主陣地帶內(nèi),具體劃分為四個防區(qū):

第一防區(qū),由興城鎮(zhèn)至車頭峪(含),趙登禹為防守司令,轄一〇九旅二二二團,二二一團第一、第二營及三十七師騎兵連;第二防區(qū),右接第一防區(qū),左至尖山頂,黃維綱旅長為防守司令,轄一一二旅及一〇九旅二一八團;第三防區(qū),右接第二防區(qū),左至馬蹄峪,董升堂為防守司令,轄二二四團;后黃花峪經(jīng)壽店子至松樹胡同為警戒陣地,佟澤光旅長為防守司令,轄一一二旅(欠二二四團),二二二團第三營及三十八師騎兵連。

從上述部署看,第三十八師承擔了四個防區(qū)中的三個,出力最大。4月10日,張自忠又對防區(qū)稍作調(diào)整,令黃維綱與佟澤光換防,以便使他們適應不同地形的作戰(zhàn)。

4月11日,戰(zhàn)局發(fā)生重大變化,日軍從我長城防線右翼冷口突破商震部第三十二軍防線,攻入長城以內(nèi),繼而占領遷安。第二十九軍遂陷于腹背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12日一早,日軍由二道坡子出動步兵3000余人,向喜峰口以南二十九軍孩兒嶺、灤陽城陣地猛烈攻擊。雙方血戰(zhàn)四五小時,肉搏四五次,日軍洶涌進撲,攻勢不減。張自忠急令李九思率部增援,才使戰(zhàn)局稍緩。此役我陣亡營長杜國邦以下500余人,其中軍官10余人。南京軍委會聞訊,致電第二十九軍說:“貴軍在孩兒嶺灤陽城附近與敵作殊死戰(zhàn),致傷亡甚眾,至為悼念。除杜營長一員交部匯案議恤外,尚希鼓勵所部,期收最后之勝利為要。”

由于冷口、遷安的失守,日軍迅速深入長城以內(nèi),我軍固守現(xiàn)有防線既不可能,也無必要。4月13日,第二十九軍奉軍委會之命,向西南方向且戰(zhàn)且退。

19日,第二十九軍撤至邦場鎮(zhèn)一帶,旋即撤往通縣運河左岸。接著,日軍強渡灤河,侵犯灤西,占領遵化、玉田、唐山等地。國民政府加緊向日軍謀求停戰(zhàn)。5月,任命黃郛出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會同何應欽與敵謀求妥協(xié)。經(jīng)過一系列秘密談判,終于5月31日同日方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協(xié)定》,在事實上承認了日軍對東三省的占領,并使察東、冀東成為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區(qū)。這等于為日軍提供了侵略華北的特許證。從此,長城即為國境,平津化為邊塞,華北的冀、魯、晉、察、綏五省全部暴露于虎口之下。

長城抗戰(zhàn)雖以失敗告終,但第二十九軍的表現(xiàn)卻是值得中國軍人驕傲的。喜峰口、羅文峪大捷是長城抗戰(zhàn)中唯一的勝仗。消息傳來,舉國振奮。日軍自侵入中國以來,攻無不克,氣焰猖獗,而國民黨軍棄城失地,一敗再敗,令國人痛心失望,二十九軍的勝利可謂“萬人焦急一佳音”,使中國人民熱血沸騰,揚眉吐氣。第二十九軍大刀隊隨之揚名宇內(nèi),張自忠與宋哲元、馮治安、趙登禹、劉汝明等人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

1933年3月15日,第29軍將領在三屯營前線指揮所合影。左起:張自忠、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

第二十九軍的勝利不僅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光榮傳統(tǒng),而且洗雪了熱河作戰(zhàn)中中國軍隊不戰(zhàn)而逃所蒙受的奇恥大辱,顯示了中國軍隊抵御外侮的能力。長城抗戰(zhàn)前,汪精衛(wèi)曾在德國柏林對記者說:“中國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戰(zhàn)。”但喜峰口、羅文峪的勝利證明日軍并非不可戰(zhàn)勝。就裝備而言,兩軍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但裝備低劣的二十九軍居然打退了日軍的幾十次猛攻,殲滅日軍3000余人,使日本朝野為之震驚。日本《朝日新聞》不得不承認:“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p>

宣傳畫中的大刀隊員

第二十九軍之所以能夠以弱勝強,打敗日軍,其因有三:

第一,以攻為守,積極防御。第二十九軍雖然承擔著防御任務,卻并不是一味死守陣地,而是攻守兼?zhèn)?,以攻為主,在堅守正面陣地的同時,利用日軍驕橫麻痹的弱點,出奇兵偷襲敵后,以近戰(zhàn)夜戰(zhàn)對日軍進行突然攻擊。這種戰(zhàn)法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我軍武器裝備的劣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注重野戰(zhàn)工事的構筑。筑城對于攻守雙方都具有重要意義,而對于防御的一方尤其重要。正如恩格斯所說:“野戰(zhàn)工事可以使兵力較弱的軍隊成功地抵抗優(yōu)勢的敵人,因而能對戰(zhàn)局的結果起重大作用。”長城抗戰(zhàn)中,第二十九軍利用有利地勢,構筑了綿密堅固的主陣地帶和第一線野戰(zhàn)工事,大大減弱了日軍賴以制勝的飛機、火炮的威力,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

第三,發(fā)揚精神優(yōu)勢。在反侵略戰(zhàn)爭中,能否有效地發(fā)揚精神優(yōu)勢,以彌補武器裝備的劣勢,對于戰(zhàn)爭勝敗至關重要。第二十九軍在這方面積累了成功的經(jīng)驗。張自忠將其歸納為四點:“具和睦無間之精神,全軍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揮單應之效果者一也;抱絕大犧牲決心,冒死爭先,有進無退,足以沮喪敵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堅韌不拔之毅力,苦撐于危急震撼之際,而卒賴以戰(zhàn)勝困難環(huán)境者三也;絕對守軍紀不擾民,造成武力與民眾結合,為戰(zhàn)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23/16261728554946.png" />

青天白日勛章

喜峰口、羅文峪大捷是第二十九軍全體官兵奮斗犧牲的結果。為了抵抗暴日,保衛(wèi)祖國,第二十九軍付出了傷亡8000余人的重大代價,僅張自忠部就有王合春、杜國邦兩位營長捐軀沙場。旅長佟澤光、黃維綱,團長董升堂、李九思、祁光遠等人,表現(xiàn)出色,戰(zhàn)績顯赫。作為戰(zhàn)役總指揮官之一的張自忠,更是威名遠播,備受輿論贊揚。一首題為《頌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的詩這樣寫道:

軍稱模范久馳名,誓與倭奴苦戰(zhàn)爭。

深夜出兵來殺賊,刀光閃爍氣崢嶸。

第二十九軍此次長城抗戰(zhàn),是該軍將領共同指揮的。宋哲元、張自忠、馮治安是主要的決策者和指揮者,趙登禹、劉汝明則分別是喜峰口、羅文峪兩方面的第一線指揮官。他們都為戰(zhàn)役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其中,張自忠發(fā)揮了前線作戰(zhàn)總指揮的作用,其所部第三十八師戰(zhàn)功赫赫?,F(xiàn)在有人聲稱“日軍沒有進攻張自忠部陣地,張自忠沒有戰(zhàn)功”,這不僅不符合史實,甚至是故意歪曲史實。事實上,第二十九軍的長城抗戰(zhàn)持續(xù)兩個多月,喜峰口夜襲戰(zhàn)只是該軍整個戰(zhàn)役的序幕戰(zhàn),是一個時節(jié)的戰(zhàn)斗,在全時段作戰(zhàn)中,防守責任區(qū)經(jīng)常是變化的。第三十八師既有劉振三、李九思兩團的正面浴血奮戰(zhàn),又有董升堂和祁光遠兩團分別支援第三十七師喜峰口和暫編第二師羅文峪兩個方向的作戰(zhàn),故第三十八師是第二十九軍唯一一支參加了三個戰(zhàn)場作戰(zhàn)的部隊。日軍多次向第三十八師陣地進攻,第三十八師陣亡的營長以下軍官比馮、劉二師為多。張自忠將軍與其所部第三十八師長城抗戰(zhàn)之功永不可沒。

1935年7月17日,張自忠以長城抗戰(zhàn)有功,獲頒最高級別勛章——青天白日勛章,同獲此勛章者為宋哲元、秦德純、張維藩、馮治安、劉汝明、黃維綱、王治邦、董升堂、李曾志。

  1. 陳森甫:《細說西北軍》,臺灣德華出版社1977年版,第484頁。另一說為三四萬人,見《劉汝明回憶錄》第110頁;還有一說為9萬人,見李云漢著《宋哲元與七七抗戰(zhàn)》第18頁。
  2. 劉驥:《蔣馮閻關系和中原大戰(zhàn)》,《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第30頁。
  3. 臺灣《國史館館刊》第二十八期,第18頁。
  4. 劉振三:《細說張自忠將軍的一生》,臺北《傳記文學》第31卷第3期,第15頁。
  5. 張文穆:《駐晉國民軍改編經(jīng)過》,《中原大戰(zhàn)內(nèi)幕》,第519頁。
  6. 秦德純,1893年生,山東沂水人,曾任西北軍第二十三軍軍長、總參謀長等職。
  7. 秦寄云等:《秦德純的一生》,《文史資料選輯》第52輯,第234頁。
  8. 《天津宋哲元致運城黃建平巧電(民國19年12月18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國史館 閻檔 微卷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9. 李云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zhàn)》,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頁。
  10. 《蔣介石為西北軍縮編事宜復張學良電(12月25日)》,《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張學良與中原大戰(zhàn)》下冊,第455頁。
  11. 《劉汝明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頁。
  12. 李世軍:《宋哲元和蔣介石關系的始末》,《江蘇文史資料》第4輯,轉(zhuǎn)引自陳世松等《宋哲元傳》第97~98頁。
  13. 轉(zhuǎn)引自何智霖文,臺灣《國史館館刊》第二十八期,第22頁。
  14. 轉(zhuǎn)引自何智霖文,臺灣《國史館館刊》第二十八期,第24頁。
  15. 據(jù)李泰回憶,副軍長還有呂秀文,見《抗日名將張自忠》,第69頁。
  16. 王贊亭:《跟隨馮玉祥二十余年》,第90頁。
  17. 參見《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第36頁;蕭振瀛:《華北危局紀實》,第24頁。
  18. 《華北危局紀實》,第24頁。
  19. 《華北危局紀實》,第26頁。
  20. 《實報》,1931年8月18日。
  21. 孔祥熙:《宋老伯母沈太夫人七十壽序》;《張上將自忠紀念集》卷八,第3~4頁。
  22. 孫湘德、宋景憲主編:《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175頁。
  23. 《大眾雜志》,1971年7月第43期。
  24. 《佟澤光的回憶》,《抗日名將張自忠》,第53~54頁。
  25. 《佟澤光的回憶》,《抗日名將張自忠》,第51~52頁。
  26. 顧相貞:《臨沂抗敵紀略》,《徐州會戰(zhàn)·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zhàn)爭親歷記》,第146頁。
  27. 董升堂:《張自忠將軍生平概述》,《抗日名將張自忠》,第7頁。
  28. 王錫英:《回憶我們的軍長》,《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第62頁。
  29. 《二十二年抗日經(jīng)過講演稿》,陸軍軍官訓練團1934年9月印,第4~5頁。
  30. 《二十二年抗日經(jīng)過講演稿》,第4頁。
  31. 《陳芳芝的回憶》,河北省遷西縣文史資料第二輯:《喜峰口血戰(zhàn)記》,第143頁。
  32. 《陳芳芝的回憶》,河北省遷西縣文史資料第二輯:《喜峰口血戰(zhàn)記》,第144頁。
  33. 《喜峰口血戰(zhàn)實錄》,《喜峰口血戰(zhàn)記》,第26頁。
  34. 《二十二年抗日經(jīng)過講演稿》,第18頁。
  35. 《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各重要戰(zhàn)役史料匯編:長城戰(zhàn)役》,臺灣國史館1980年10月印行,第236頁。
  36. 《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各重要戰(zhàn)役史料匯編:長城戰(zhàn)役》,第237頁。
  37. 《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各重要戰(zhàn)役史料匯編:長城戰(zhàn)役》,第237頁。
  38. 董升堂:《張自忠將軍生平概述》,《抗日名將張自忠》,第9頁。
  39. 《佟澤光的回憶》,《抗日名將張自忠》,第55頁。
  40. 何基灃在《二十九軍與喜峰口的抗戰(zhàn)》一文(載于《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中有“在三屯營沒有前方指揮所”的句子,此處“沒有”,當為“設有”之誤。如果三屯營沒有,其他地方更沒有,為何不提其他地方?再者,三屯營如沒有前方指揮所,張、馮跑到那里干嘛?——作者注
  41. 《翁文灝日記》,1937年1月22日日記,第110頁。
  42. 《佟澤光的回憶》,《抗日名將張自忠》,第56頁。
  43. 日軍聯(lián)隊相當于團的編制,但如將火力因素統(tǒng)計在內(nèi),則其綜合實力遠超中國軍隊之團。
  44. 《陳芳芝的回憶》,《喜峰口血戰(zhàn)記》,第144~145頁。
  45. 《二十二年抗日經(jīng)過講演稿》,第23~24頁。
  46. 《喜峰口血戰(zhàn)實錄》,《喜峰口血戰(zhàn)記》,第49頁。
  47. 《喜峰口血戰(zhàn)實錄》,《喜峰口血戰(zhàn)記》,第55~56頁。
  48. 同上書,第62頁。
  49. 《中央日報》,1933年1月11日。
  50. 《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一卷,第501頁。
  51. 轉(zhuǎn)引自《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上冊,第166頁。
  52. 醉丐:《頌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喜峰口血戰(zhàn)記》,第216~217頁。
  53. 趙登禹未獲青天白日勛章,可能是因為長城抗戰(zhàn)后不久即升任一三二師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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