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是蕭公權(quán)先生給我的題目，遲至今日始勉力完成，雖是愧疚得很，但已如釋重負。十三年來，承知友關(guān)懷，盼望此書早日問世，其所以姍姍來遲者，實因題目太難和所遭遇困難很多的緣故。題目難，至為明顯，所遭遇的困難，已無庸敘述，只有一點必須說明的：梁任公是一位聲名洋溢的知識分子，當其熱情奔放的青年時代，他有種種理想，一度有志革命，然不旋踵間，轉(zhuǎn)趨溫和，認為漸進的改革才是正途。如是者幾番改變己見，每一改變，皆能發(fā)而為文，洋洋灑灑，“言人口中之所不能言，心中之所欲言”，不知風靡了多少同時代的人物。但坐而言與起而行之間，是有著極大距離的。人皆喜于批評握有權(quán)力者當如何，而不當如何，然一旦身歷其境，或因困于環(huán)境，或因理想主觀過強，疏忽了客觀形勢；或因發(fā)生逆來的事故阻撓，不但不能遵循理想而行，甚至陷于進退失據(jù)的狀態(tài)，被迫置理想于不顧。政治學者洪庭洞嘗謂：革命家喜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改革家則不輕易同時推動多種政策；由于后者難以滿足前者的要求，因此被批評無能或保守。然而前者當軸之后，卻又發(fā)現(xiàn)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是有其限制的，并非事事皆能以激烈手段解決，因此，昔之革命家一變而為保守者，甚至一籌莫展，無所作為。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變而為君主立憲主義者，辛亥革命民國建立后，再變而擁護共和。民國元年結(jié)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歸來，組織政黨，擔任閣員，“非國務(wù)大臣不做”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其于民國初年之財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個國家大計，直接間接，皆嘗擔任決策角色。然其理想實踐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暫？何以在護國之役、討伐復辟，以及新文化運動中，其表現(xiàn)又與革命家無異？任公對民國之貢獻如何？蓋難估計。謹就上述范圍，試為探討梁氏進退之道，激進與緩進，何者為是，作一答案，這答案是否允當，朋園不敢自是，仍請方家賜予指正。

本書初稿于七年前草成，承蒙吾師郭廷以先生在體衰中過目指正。蕭公權(quán)夫子命題在前，復加審閱指教，并承作序謬獎，前輩之愛，誼高云天，除拜感萬分之外，并愿我輩后學，應以此師道作為培育人才的范律。廷以師逝世已兩年余，人天永隔，報答無由，仰望穹蒼，慟悵曷極！蕭公權(quán)夫子健康如恒，福壽綿綿，更祝他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本書從撰寫之日起，至問世之日止，承黎安友（Andrew J．Nathan）、李又寧、金承藝、陶晉生諸老友初審指正，秦賢次、康葆延、黃寬重諸先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或提供史料，或補充觀念；鄭亦芳、劉紀曜、張瑞德、雷慧兒諸同學校讀；張宛慧小姐編定索引；美國福特基金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助；食貨主人陶希圣不但過目指教，并以其出版社印行，謹在此一一致謝。

岳父母汪宗魯、聶炳霞大人，視我如子，妻雁秋視我如兄，都鼓勵我只管讀書，不問家事，我無后顧之憂，而能專心研究教學，這種幸福，誠如佛家所言，真不知幾生修來！我不敢言謝，只有繼續(xù)努力，希望能夠為學術(shù)界多貢獻一份綿力，不辜負他們的愿望。

張朋園 于臺灣南港

1978年2月5日

1. 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Cha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