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布雷”到“畏壘”

面包　布雷　布鼓

陳布雷跨入社會的第一個臺階，是應聘為上?！短扈I報》撰述記者。

《天鐸報》由浙江全省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潛創(chuàng)辦。在清末立憲活動中，湯是一個重要人物。湯為進士出身，先后任山東巡撫張曜幕僚、翰林院庶吉士等。八國聯(lián)軍打進北京時，曾游說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實行“東南互保”。數(shù)年后，湯追隨清末立憲派領袖人物張謇，參與組織預備立憲公會，任副會長。為宣傳資產(chǎn)階級立憲思想，湯于1910年3月在上海創(chuàng)辦《天鐸報》，自任董事長。

湯為浙江紹興人，與慈溪陳屺懷有浙東“鄉(xiāng)黨”之誼。因陳屺懷此前辦過《生活雜志》，故湯創(chuàng)辦《天鐸報》時，力邀陳屺懷出任社長。與陳屺懷的激進立場比起來，湯的立憲派思想已經(jīng)趨于保守。然湯的長處是：除了提供財政支持外，自己不甚過問社中事務，社中筆政能夠放心地委托陳屺懷主持。于此，陳屺懷通過公開招考的方式，從全國各省招聘新聞編輯人員，將戴季陶、洪佛矢、胡甄瓦等滬上名筆招至麾下，并大膽起用思想激進、筆力剛勁的原《上海日報》編輯戴季陶任總編輯。由是，在陳屺懷、戴季陶等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的主持下，《天鐸報》一變而成為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輿論陣地，極盡鼓吹反清革命之能事，一時大受歡迎，成為當時最具革命影響的13種大報之一。

陳布雷對《天鐸報》的編輯業(yè)務并不陌生，這是因為在半年前，他已經(jīng)從事了一段時期的編輯業(yè)務。這一年的初春，陳布雷繞道上海赴杭州入學，暫住《天鐸報》社。時戴季陶正為新婚期間無人可代其業(yè)務而犯愁，見陳布雷不期而至，不覺眼前一亮，當即要陳布雷代主筆政。陳布雷有心一試，但缺乏自信，頗有些躊躇不決。戴季陶看出陳布雷的心思，當即轉(zhuǎn)述了當初陳屺懷力排眾議，將自己提升為總編輯的故事，熱情鼓勵陳布雷：“兄致楊度信在我報刊出，文筆犀利，頗受讀者歡迎，且汝中、英文俱佳，可以代主筆政。”陳至此欣然應允。于是，陳布雷每日撰短論兩則，間亦代撰論說。陳所撰短論，善用典故，語言文白夾雜，句式短而鏗鏘，語頗激烈昂揚，讀起來瑯瑯上口，頗能吸引讀者，亦受報社同仁好評。這一次成功的編輯“演練”，成為陳布雷進入社會的一次心理與業(yè)務準備，為其在畢業(yè)后投身新聞界，一錘定音。

1911年秋，陳屺懷已辭去《天鐸報》社長一職，但是，經(jīng)胡甄瓦等人引薦，陳布雷仍順利地進入《天鐸報》，從此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自豪與留戀的報人生涯。陳任撰述記者，與報社約定的合作條件是：每日撰短評2則，每10天撰社論3篇；報社每月付薪水40元，是為銀貨兩訖?？傆?個月要寫60篇短評，9篇社論。以今人“寫文章，如磨槍”的寫作速度來看，陳布雷真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了。況且，以現(xiàn)代通行的辦報準則來說，社論與短評不啻是一個報紙的靈魂，若非報社的頂尖高手，是難以勝任的。而陳布雷初出茅廬，就擔綱報紙主筆，這說明陳布雷的實力，在當時已得到報社同仁的一致推崇。

至于40元的月薪，雖不能說多豐厚，但在當時，也就不薄了。據(jù)陳布雷說，當時他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行臺旅社，每月住宿費加伙食費，總共12元，開銷是綽綽有余了。況且，比起戴季陶初入報社時的30元，對陳布雷算是另眼相待了。如果我們想到陳家黨頭子陳果夫，六七年后進上海晉安錢莊時，每月薪水只有8元，那陳布雷確是算得上“高薪階層”了。

《天鐸報》時期，陳布雷每天的工作方式是：上午休息，午后到報館收集材料，提煉主題，打好腹稿。晚9時再到報館撰文。一般情況下，大都工作到夜12時左右，等稿子拼版后歸寓休息。其時，《天鐸報》內(nèi)部派系紛爭，情形相當復雜。但是，陳布雷崇尚與世無爭，淡泊名利，與同仁之間倒也相安無事。其時，陳布雷與“南社”諸子柳亞子、高劍父等人往來日密，漸成知己；與性格粗疏、情緒熱烈的戴季陶關系尤密。陳布雷后來常以充滿眷戀的心情回憶這一段時期的生活：“少年初涉社會，對一切感到新異而有趣味，交游漸多，來者不拒，居常備白玫瑰酒一瓶，每日購醬牛肉小銀幣兩角，以待賓客?！?/p>

讀者據(jù)此可以想象出這樣一幅圖景：在南京路第一行臺旅社前樓臨街的一間客舍中，一瓶酒，一碟醬牛肉，二三知己好友，高談闊論，評點古今，縱論天下，一吐為快，以至通宵達旦而渾然不覺，這是何等愜意的人生快事。正所謂：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辛亥時期的上海，正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進行反清輿論宣傳的前哨陣地，同盟會的重要領袖、曾任《民報》撰述的宋教仁先生，此時在上?！睹窳蟆啡沃鞴P。陳布雷久慕宋教仁大名，專程到《民立報》拜訪。從年齡上說，宋只比陳布雷長八歲，相距并不懸殊；然而，從資歷上說，宋早已是名動海內(nèi)外的大革命家了，自非初次出道的陳布雷可以企及。故宋教仁以革命前輩的口吻，在詢問了陳布雷的學歷之后，接著問他何以不進大學繼續(xù)讀書而到報館做事。在內(nèi)心深處，陳布雷一直以未能上過正規(guī)大學為憾事。然在口頭上，心高氣傲的陳布雷又不便如此坦言。于是，便以守為攻地回答：“為求學問，長見識而來，自信較大學為有益?！?/p>

宋教仁是以革命家為終身職業(yè)的，辦報只是他從事革命活動的一個手段，從未聽說過、自然也從未想過以辦報作大學的說法，初聽陳布雷此語，頗有些不解地對《民立報》的同事說：“你們聽到了嗎？這位青年朋友要以報館為學校，豈非海上奇聞？”于此，宋先生的“職業(yè)病”上來了，對陳布雷說：“報紙為啟迪民智、宣傳革命之工具，辦報的人向社會傳播見聞，刊播新知識，反映輿論。報館是社會的學校，記者以學問服務于報社，怎能把報館當學校？”這種話讓陳布雷聽起來，就不那么入耳了，他是很敬慕這位職業(yè)革命家的，但對他如此武斷的指摘，大不以為然，亦有點不快了。陳布雷當即反駁：“蒙先生教誨，得益匪淺，但竊以為教學相長，在報社做學相長，并無不同之處。如記者入報社后，不努力吸取新知識，自己落伍，報紙也不會進步。竊以為在報館確比上大學進益?！标惒祭渍f話的態(tài)度也還真誠，但言語之間的火藥味出來了。那意思就是：一個人不能吸取新的知識，就要落伍；辦報的人落伍了，報紙自然也辦不好；報紙辦不好，談何“宣傳革命之工具”？

不但針鋒相對，語語見血；而且說理嚴密，無懈可擊。所謂高手過招，點到即止。陳布雷雖僅三言兩語，但宋教仁聽出味道來了，也聽出水平來了，不但對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而且頗有些肅然起敬了。真正有大學問的人，無不虛懷若谷，宋教仁也不例外?，F(xiàn)在陳布雷搶白了他兩句，不但不以為忤，不以為不敬，反而一下子拉近了他與陳布雷之間的距離，感嘆陳布雷這樣的年輕人值得敬重，亦值得交往。從此以后，宋教仁與陳布雷遂成談友，過從甚密。宋教仁精于史地，長于國際政治，善論世界大勢，且頗多著作?！睹窳蟆返盟谓倘手鞒止P政，很快成為上海新聞輿論界評論國際政局的權威日報，影響日隆，聲譽日高。陳布雷得宋教仁提挈后，視野亦日益開闊，每值國際大局有變，也爭先在《天鐸報》上著文評論。次日，《民立報》亦必有一篇唱和。如此，陳、宋文章相互印證，相互輝映，一時享譽滬上。陳布雷與宋教仁，《天鐸報》與《民立報》，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發(fā)表國際時評的“雙筆”與“雙星”。

陳布雷進入報社，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筆名”問題。當時的社論，均須署名。此前戴季陶撰寫社論時，用的是“天仇”這個筆名。“名者，實之賓也?！笔聦嵣希豢催@個筆名，就知道戴季陶的為人與個性了。果然，《天鐸報》一篇篇以“天仇”署名的評論發(fā)表以后，好評如潮，被稱為“以極犀利詞鋒，寫極激越言論，煽動力至強，引起讀者興趣，一時名滿海內(nèi)”，以至“窮達利眼識天仇”，竟是滬上無人不知戴了。

陳布雷既主筆政，也不得不想一個頗能體現(xiàn)自己個性的筆名。他沒有戴季陶那么狂放不羈，“天恨”一類的筆名，他是不喜歡的；但也不是那種庸碌無為的人物，有理想，有大志，風花雪月、桃紅柳綠一類的筆名，他亦不感興趣。想來想去，陳布雷決定啟用“布雷”這個筆名。提到這個筆名，也算是頗有些來歷。陳布雷在浙高讀書時，因其面頰圓滿，胖乎乎的，同學邵元沖等人當即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呼之為“面包孩兒”。面包的英文為Bread，音譯則為布雷。在同學汪德光等看來，陳布雷好撰文字，以投報館，不若以“布鼓”作筆名，頗有寓意。陳布雷亦感有趣，故欣然接受。我們今天看到的陳布雷的一些照片，大都是他從政以后所拍。從這些照片上看到的形象，無一不是形容枯槁，面目黃瘦，儼然一個老太婆。我們沒有看過陳布雷在浙高時期的照片，但面包的形狀大抵是知道的，的確是豐豐滿滿，胖胖乎乎，珠圓玉潤，惹人喜愛。想來那個時候的陳布雷，學業(yè)優(yōu)異，生活優(yōu)裕，諸事順利，前程遠大，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一副好心情。

“布雷”二字，固然是一個“舶來品”。不過，自譯成中文后，已經(jīng)與“面包”一詞大異其趣，聽起來倒也別具一格。陳布雷自己解釋：布雷即布鼓。以布作鼓，其聲類雷，究非雷聲，亦即“布雷非雷也”，作用終究有限。從陳布雷一生所走的道路及悲劇性的結(jié)局來看，這大概也寄托了某種寓意。大學問家與大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名非天造，必從其實?！贝似淙灰?！

說到“陳布雷”這三個字，我們知道本是源于《天鐸報》時期。而在這之前，一直是使用“陳訓恩”這個名字。筆者從本書開篇就用“陳布雷”這個名字，本是為了敘述方便，若勉強地作一個比喻，好比司馬遷作《高祖本紀》，開篇第一句就是：“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逼鋵?，劉邦生前，何曾用過“高祖”之名。“高祖”二字，本是源于劉邦死后，群臣公推：“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惫噬献鹛栐桓呋实?。此后，始有“高祖”之稱呼耶。筆者用心，亦本乎此。

滬上“布雷”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海內(nèi)外論壇為之矚目，陳布雷亦為之“歡欣鼓舞，而不能自已”，決定寫專文響應。鄂事初起，許多?；庶h輿論均稱武昌民軍為“逆軍”。《天鐸報》總編輯李懷霜屈于清政府的壓力，力持慎重，主張在宣傳方針上固然不必呼民軍為“逆軍”，但也不必稱之為“義軍”，打一次“擦邊球”，毋觸清廷之怒。然陳布雷大義凜然，認為以《天鐸報》的革命聲譽，絕不可附和各報，人云亦云，義逆不分，而應該旗幟鮮明地闡明自己的觀點，表明自己的立場。據(jù)此，陳布雷在專文中，大凡提到武昌義軍，無不以“革軍”、“義軍”、“黨軍”、“民軍”呼之，并連日撰寫評論，以《談鄂》為專題，按日刊布，總計十篇，一時哄傳京滬，名動海內(nèi)，從此奠定了陳布雷在新聞界作為第一流政論家的地位。

陳布雷《談鄂》十篇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在義逆之間，絕不持模棱兩可的騎墻態(tài)度，而是以筆為槍，以《天鐸報》作戰(zhàn)場，愛憎分明、無所畏懼地與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并肩作戰(zhàn)，并通過介紹辛亥革命局勢，分析國內(nèi)政局演變趨向，為武昌義軍大唱贊歌，為推翻封建制度大造輿論。在《談鄂》（壬）篇中，陳布雷一針見血地指出：義軍起事，在于清廷政治的腐敗。申明：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安涣颊握?，革命種子之所由胎息也”。武昌義軍“不惜犯空前之大難，志在出同胞于水火而已”。從而表明了武昌義軍乃正義之師的鮮明立場。當看到武昌義軍之火，以燎原之勢席卷十二行省，全國“三分天下，既有其二”時，陳布雷情不自禁地大聲謳歌：“鄂風泱泱，扇遍天下?！鳖A言：武漢將與美國波士頓、法國巴黎“同為世界史上一至足紀念之勝地”?！墩劧酢肥兴磉_的那種無所顧忌、縱橫肆張、一瀉無余的革命激情，第一次將陳布雷憎惡腐朽、追求進步、向往變革的熱烈情懷，痛快淋漓地進行了宣泄。

《談鄂》十篇的另一個特色，是它的新文言的語言。陳布雷寫文章，一方面善用警句、典故、成語，喜用排比句和對偶句，句式短促而精練，文字深透勁銳、精微奧博，語言激越、鏗鏘，氣勢磅礴、有力，感染力極強；另一方面，陳布雷雖然以文言行文，而筆下頗有白話氣息，“我手寫我心”，文字明白易懂，通達流暢，許多段落語句，可誦可吟，如詩如賦，給人以強烈的美感。特別是有些篇章，如《談鄂》（辛）等，語句中常間以反筆行文，語言幽默，諷刺辛辣，可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這些方面，初步展示了陳布雷的舊學造詣與新學功底，以及在語言文字方面，善以舊瓶裝新酒，新舊勾兌的雄勁筆力。陳布雷在其文字生涯的初始階段，其文往往亦莊亦諧，亦勸亦刺，亦溫亦厲，亦雅亦俗，有著多重風格。反觀陳布雷成為國民黨的文膽和代言人之后，其文往往是：莊重有余而輕靈不足，雅善有余而放逸不足，正辯有余而反諷不足。成年陳布雷的文章，很有些君臨天下、老氣橫秋的味道，這與青年陳布雷那種鮮活而犀利的文風，相去甚遠了。陳布雷的《談鄂》十篇，也許在今天的青年人讀起來，仍是文乎文乎的，有不少語句亦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然而，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發(fā)起五四新文學運動，尚是七八年以后的事情呢。

《談鄂》十篇，不但寫得情文并茂、明白曉暢，而且旗幟鮮明、愛憎分明，這樣的文章，受到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的熱烈歡迎，是可以想見的。當時，即使是對愛新覺羅氏家族忠心耿耿的?；庶h人，也不得不滿懷敵意地買一份《天鐸報》瀏覽一下。一時之間，《天鐸報》以日發(fā)行4000份的驕人業(yè)績，不僅越過了老資格的《新聞報》和《時報》，以至直追聲譽卓著的《神州日報》和《民立報》，成為當時上海地區(qū)最受讀者歡迎的報紙之一。

《天鐸報》身價不凡，銷路大漲，“陳布雷”三個字更是如雷貫耳，名震滬上了。友人曾為之贈詩：“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笨坍嬃岁惒祭灼鋾r以筆為棰、以報為鼓、執(zhí)著而忘形地為武昌義軍鼓與呼的壯士形象。從此，陳布雷“歪打正著”，原名“訓恩”逐漸被人遺忘，字“彥及”亦不復人知，剩下的就是一個“舶來品”的筆名：“布雷”，反倒成了他的“真身”，哄傳京滬各報。

陳布雷從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間，先后寫下了大量時評，諸如：《錢镠弩，鴟夷血，嗚呼寂寂》、《歡迎章太炎》、《共和而外非所愿聞》、《喜捷》、《社會主義大總統(tǒng)》、《戰(zhàn)機動矣》、《砭頑》等等，均為其中名篇。特別是《錢镠弩，鴟夷血，嗚呼寂寂》一文，全篇僅320字，卻寫得激情澎湃，難以自已；詞鋒犀利，銳不可當，反復誦讀之余，大有令人動容失色之慨。以至20多年后，當有記者詢問陳布雷在《天鐸報》時期，以哪一篇文章最具代表性時，陳布雷未作深思，便以此文作復。可見，陳布雷是頗以此文為得色的。據(jù)統(tǒng)計，陳布雷其間發(fā)表時評近百篇。這些時評，長則三四百字，短則一二百字，無不是清通簡要、雅善譏彈、文心美境、練達高華，風格獨樹一幟，大受時人歡迎。

陳布雷在《天鐸報》期間的另一個杰作，是為孫中山先生翻譯了《告友邦人士書》。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是為民國伊始。改朝換代，萬象更新，按國際慣例，孫中山要發(fā)表一篇煌煌文告，向各國打個招呼。于是，孫大總統(tǒng)事前擬就一份《對外宣言書》（亦稱《告友邦人士書》），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親自將其帶到上海發(fā)表。當時，在上海各報中，以《民立報》與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的關系最深，《民立報》亦差不多成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機關報。臨時政府的許多大事，尤其是事關國際事務，大都由《民立報》首先發(fā)表。既然是孫大總統(tǒng)的《對外宣言書》，不用說，這個獨家新聞的“專利”，自是非《民立報》莫屬。

但是，問題來了。孫大總統(tǒng)的這篇《對外宣言書》，本是用英文擬稿，王大總長到了上海后，一時竟找不到譯稿的高手。有的人英文雖好，但中文不佳，翻譯起來往往言不由衷；有的人中文是沒得話說，但英文不敢恭維，翻譯起來又詞不達意。王大總長有點犯難了。此事恰被《天鐸報》總經(jīng)理陳芷蘭聞悉，陳即對王說：“我們報館有位陳君，可任譯事?！?/p>

其實，就王寵惠本人來說，不但是美國耶魯大學的高才生，而且是名動海內(nèi)的法學專家，他之能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第一任外交總長，其英文水平之高，可想而知。況且，以他的耳聞目睹，滬上報館的英文高手，豈有不略知一二的。因此，陳芷蘭吹下“牛皮”，王寵惠便有些將信將疑，只是時間已經(jīng)相當緊迫，王總長的處境，便有些狼狽，只得病急亂投醫(yī)，好歹跟著陳芷蘭走一趟了。到了《天鐸報》館，王寵惠先指定了一段文字，當面叫陳布雷試譯，以期親自鑒別。王寵惠的這一手很厲害，決不輕信，亦決不輕疑，而是采取當場考試的辦法，是驢子是馬，先拉出來遛遛。

陳布雷的中文，稱得上是國手，這是不用說的，至于英文，自然不敢說這個大話了。但是，先后經(jīng)過家庭書院的陳屺懷、董氏館的姚魯彥、慈溪縣中的胡先生等高手傳授，陳布雷的英文已經(jīng)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最后，又經(jīng)過五年浙高生活的嚴格訓練，其英文也就有相當水準了?，F(xiàn)在陳布雷臨“難”受命，將英文譯成中文，英文已有定稿，需要“二度創(chuàng)作”的，只是中文而已，這就多少可以彌補陳布雷英文不及中文的弱項。況且，所謂的《對外宣言書》之類，無非是內(nèi)政外交上的一般傳統(tǒng)文件。這一類的文牘，大都有固定的樣式，而且也頗多習慣用語，陳布雷雖沒有寫過，但見得多，讀得亦多，經(jīng)年累月，耳熏目染，其擅長的就是這一類的政論文體，因而也就比別人多了一層悟性，正所謂“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了。

因此，陳布雷接下這份讓王大總長頭疼的《對外宣言書》后，臉上全無一絲難色，而且是提筆就譯，奮筆揮灑之下，很快從筆底流淌出充滿韻味的中國文字：自“清盜竊中國，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間虐政，罄竹難書”。不錯，是這樣的。王寵惠點點頭。“至于今日，實已忍無可忍。吾人鑒于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神圣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于萬重羈軛。”很好！王寵惠贊嘆了?！敖袢罩?，始于吾古國歷史中展光明燦爛之一日。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謂非千載難得之勝會也?！本褪谴巳肆?，王寵惠自忖。

于是，等到王寵惠看完了陳布雷的試譯稿，愁容盡消，笑容燦爛，連連贊許說：“不失原意，陳君可將全文譯出?！弊鳛橐环N獎賞，也作為一種交換條件，王大總長同意由《天鐸報》首先刊布這份譯稿。至此，中華民國開國的第一篇對外宣言書—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先生于民國元年元月5日發(fā)布的《告友邦人士書》，只因陳布雷一筆建功，竟由一家創(chuàng)刊才一年多的民營報紙—上?！短扈I報》搶得首發(fā)權，率先于元月6日在國內(nèi)刊出。不要說那些老資格的《申報》、《時報》、《新聞報》了，一個個被晾在一邊，就是素來與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關系極為密切的《民立報》、《神州日報》，也未能爭得此等殊榮。據(jù)說，等到《民立報》的同仁看到當天的《天鐸報》后，一個個不禁頓足驚呼：“可惜，可惜！”

被逐出《天鐸報》

陳布雷在滬上新聞界聲名鵲起，對《天鐸報》亦建功頗偉。但這時，他在報館的地位卻岌岌可危了。事情緣于報社內(nèi)部復雜的派性關系。

當初，陳布雷把《天鐸報》作為自己進入社會的第一塊跳板，不外是源于陳屺懷與《天鐸報》的關系。并且，陳布雷的第一篇新聞作品，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實踐，也都是源于《天鐸報》。此外，陳布雷在浙高就讀時，就已經(jīng)與《天鐸報》建立了很深的人事關系，諸如戴季陶、洪佛矢、胡甄瓦等人，都可以說是陳布雷的好朋友。這樣，從一開始，陳布雷就與《天鐸報》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問題是，等到陳布雷進入《天鐸報》館時，《天鐸報》已經(jīng)易主了?！短扈I報》本是靠湯壽潛總理的浙江全省鐵路公司的雄厚財力創(chuàng)辦起來的。到了1910年8月，湯的浙江全省鐵路公司總理職務被清政府一紙革除，《天鐸報》的財源被堵，經(jīng)濟逐漸枯竭，虧欠甚多。湯眼看自己無法維持下去，只得把《天鐸報》總經(jīng)理的寶座轉(zhuǎn)讓給漢冶萍公司駐上海經(jīng)理陳芷蘭。陳屺懷是湯壽潛請來的人，按官場和商界的老例，老帥一走，幕僚也得卷鋪蓋開路。于是，陳芷蘭另聘廣東人李懷霜為總編輯，陳布雷就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報館的。這是因為，陳屺懷雖然走了，但報館的一套人事關系還在。新主人剛進來，要想全部革除舊主的班底，勢不可能，陳布雷要進來，是沒有問題的。再說，就人論人，不但陳布雷是個人才，陳屺懷網(wǎng)羅提拔的其他人，也都是名重一時的杰出之才，《天鐸報》的江山，就是靠他們打下來的。而且，陳芷蘭是個商人，并不懂辦報。李懷霜懂一點辦報之道，但在上任之始，還拿不出像樣的辦好該報的辦法來，對于像陳布雷這樣的辦報俊才，陳總經(jīng)理與李總編輯是不得不用，也不能不用的。有此幾個原因，這才有了辛亥時期陳布雷以一支筆哄傳京滬的傳奇佳話。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到了民國元年2月，情況漸次發(fā)生變化。其一，在武昌舉義的宣傳方針上，“革命黨”出身的陳布雷，與慣于在政治上騎兩頭馬的李總編輯不能保持一致，終被李懷霜所忌；其二，陳布雷年輕氣盛，鋒芒畢露，不懂得自全之道，也被氣量狹小的李總編輯所恨；其三，李懷霜經(jīng)過幾個月苦心經(jīng)營，開始拉起了自己的一套班底，羽翼漸豐。這樣，對陳布雷等人的去留問題，也就不怎么在乎了。

但是，以陳布雷其時在滬上新聞界的聲譽來說，畢竟不是一個可以呼來喝去的小人物，以李懷霜的那點老本，也還沒有膽量直接叫陳布雷卷鋪蓋走路；況且，《天鐸報》原本是湯壽潛、陳屺懷等一批浙江人創(chuàng)辦。即便在這時，浙江人在《天鐸報》館里，仍保持著相當大的潛在勢力。李懷霜深知：一個陳布雷的問題處理不好，一枝動，百枝搖，削弱了《天鐸報》的根基，豈不是因小失大，弄得不好把自己的飯碗也砸了?？斓恫幌髯约旱谋@點權變之道，李懷霜還是懂得的。

不過，老于江湖的李總編輯亦非庸人，筆桿子固然搖不過陳布雷，嘴皮子也不一定耍得過陳布雷，但權變之術終比陳布雷略勝一籌。針對陳布雷的年輕好勝、心高氣傲，李懷霜設下了一套連環(huán)妙計，無非是“猴子不鉆圈，多篩幾遍鑼”罷了。

于是，李懷霜把陳布雷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裝得很為難地說：“社中經(jīng)濟困難，君之月薪，只能發(fā)30元，其余10元，將填給股票?！薄坝嫸緹o過斷糧”，李懷霜企圖通過釜底抽薪，迫陳布雷自動走人。哪里知道陳布雷竟說：“我入報社，酬薄事多，非為金錢，乃興趣關系耳?！标惒祭拙剐廊煌饬?。

李懷霜的第一遍鑼篩得不響，只得抖擻精神，再篩第二遍。過了幾天，李懷霜派人通知陳布雷：論說一欄，總編輯已派莊先生為主撰，今后你只要寫些短評即可。話說得這樣露骨，陳布雷至愚至憨，也能懂得李總編輯的用心所在了。其時的陳布雷，二十來歲年紀，正所謂青年多勇，寧折不彎，為人處世，只懂得“伸”，不懂得“屈”，豈肯為李懷霜這樣一個庸才所羈。陳布雷二話不說，當即收拾行裝，準備辭職歸里了。

1912年初，民國開元，正是許多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在上海大辦報紙，為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張大造輿論、鳴鑼開道的時候。如戴季陶等創(chuàng)辦了《民權報》，葉楚傖等創(chuàng)辦了《太平洋報》，邵元沖、寧調(diào)元等創(chuàng)辦了《民國新聞》等。這些革命黨的“喉舌”們，聽說陳布雷被《天鐸報》所逐，也就紛紛來人來函，約請陳布雷入伙，以壯其勢。尤其是陳布雷的好友戴季陶、葉楚傖、邵元沖等人，更是力勸陳布雷留在上海，共同致力于民國的新聞事業(yè)。當時，陳陶遺正在接盤《申報》，以《申報》的影響及地位，可以說位居上海報界“老大”，素來人才濟濟。即便如此，陳陶遺聽說陳布雷竟不為李懷霜所容，也不惜紆尊降貴，聲稱要以優(yōu)厚的報酬，請陳布雷入館任撰譯。

只是，這個時候的陳布雷，一方面已經(jīng)開始形成自己的新聞理論，認為：“民國成立，報紙宜鼓吹建設，不可如革命時期以摧陷廓清之論調(diào)，炫眾而導亂。誠如孫中山先生當年告誡報界之言：‘報紙在專制時代，則利用其攻擊，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報紙在共和時代，則不宜用攻擊，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绷硪环矫?，陳布雷的父親陳依仁及岳父楊遜齋都不同意他繼續(xù)留在上海，而且楊遜齋也不同意他以記者為終身職業(yè)。加之這個時候，陳屺懷正在參與創(chuàng)辦寧波私立效實中學，該校亦有意聘陳布雷任教。反復權衡的結(jié)果，陳布雷決定只接受《申報》館義務翻譯一職，以便與新聞界保持一種藕斷而絲連的關系，對戴季陶、葉楚傖、邵元沖等人的邀約，一一婉言謝絕，并詳告其辭職歸里的原因：“家鄉(xiāng)父輩，認為十里洋場，不宜青年獨居，力勸我勿再留滬作記者。寧波一批教育界和地方紳士，發(fā)起創(chuàng)辦私立效實中學，有意聘弟任課?！睂嵲谡f起來，當時的上海洋場，盡管也頗有些王維詩中所描繪的那種“香車寶馬共喧闐，個里多情俠少年”的意境，然遠不可與三四十年代的十里香風，萬戶逐靡可比，況且陳布雷在生活上的謹慎自持、循規(guī)蹈矩，從小就受到嚴格訓練，原是不用多慮的。但陳依仁等人還是不能放心，依然將其召回寧波，以便就近耳提面命。陳氏家風，于此可見一斑。

從1911年秋到1912年1月，陳布雷在《天鐸報》工作了五個多月，差不多算是半年吧。對于陳布雷的一生來說，半年僅僅是短暫的一瞬，但卻是陳布雷59年人生歷程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它基本上奠定了陳布雷其后近40年的人生歷程，尤其奠定了陳布雷作為民國第一流新聞記者及政論家的地位。這一點，不僅得到了滬上新聞界的確認，也可以說是得到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的確認。如宋教仁、葉楚傖、戴季陶、邵元沖、王寵惠等，都是持這種認同態(tài)度的。到了后來的商報時期，陳布雷的這一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fā)展，并且先后得到孫中山、蔣介石等國民黨領袖人物的充分肯定，這為他以后能在北伐期間，以一介布衣一躍而成為國民黨最高統(tǒng)治者蔣介石的國策顧問，奠定了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天鐸報》的半年，不但是陳布雷開始打天下的半年，而且也是他立志用自己的一支筆，通過記者及報人這個特殊職業(y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過程。

吃蹄髈，喝紹酒，“汝能否”

1912年3月8日，寧波私立效實中學開學，陳布雷正式到校任教，擔任英文及外國史課程，每周授課18小時，年薪400元。

效實中學的創(chuàng)立，始于趙林士、陳屺懷等甬籍通人的“教育救國論”。當時，寧波府六縣的新式小學堂創(chuàng)辦有年，從小學畢業(yè)的學生日漸增多，而寧波府中學堂因管理不善，教學質(zhì)量及招生人數(shù)均不能適應形勢需要，中等教育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升學壓力。寧波城內(nèi)還有其他一些私立學校，但均由外國教會創(chuàng)辦和控制。對于這些洋教士所推行的教育宗旨，是很令人不安的。于是，趙林士、陳屺懷等人商量，決定另創(chuàng)一所完美的私立中學來解決這個問題。恰在此時，北京大學陷于停頓狀態(tài)，陳季屏、何旋卿等北大教授回鄉(xiāng)與錢吟葦、李云書、葉叔眉、何吟苢等人發(fā)起組織效實學會，利用原育德小學的場所上課。不久，學校初具規(guī)模，即以陳季屏為校長，招收了三個班的學生，正式開校，是為效實中學。

由這么一班著名的大學教授及新聞界高手“下嫁”，辦這么一所初級中學，確有點小題大做了，效實中學的水準之高，可以想見。即以陳布雷來說，因其所授課程本就不難，英語與外國史又都是他的拿手好戲，讓他來對付這么一班剛從小學升上來的娃娃，也可以說是游刃有余。

陳布雷授課之余，便以讀書譯稿自娛自樂，一方面廣泛閱讀英法文書報，以不斷補充新知識；另一方面為上?！渡陥蟆妨x務譯述稿件，以踐其諾。為《申報》的譯述稿件，大抵三天一篇，以“彥”署名，然后寄出。由于當初言明是義務譯述，稿酬一事，自然也就免談。但《申報》“剝削”了這么一個大手筆的“剩余勞動力”，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以五六種外文報刊相贈，以表示“銀貨兩訖”。陳布雷本是恥于言利的人，譯述原是他的愛好之一，現(xiàn)在又有這么多外文報刊閱讀，故雖無分文進賬，依然干得一頭的老勁，不但日子過得充實，而且英文水準大進。從開學到暑假，陳布雷任《申報》的義務譯述記者，約有半年時間。

1912年3月，寧波成立同盟會支部，陳布雷被正式吸收為同盟會會員。在成立大會上，因選舉一事，陳布雷與會員徐家光、林斗南展開了激烈辯論。徐、林均為法政學校畢業(yè)，故陳布雷譏諷說：“學法政者志趣卑下，好尚空談，不務實事，法政學校不關門，民國必無治日?！币螂p方各執(zhí)一端，激辯甚久，以至影響會議進程，主席張申之出面為之排解，亦未能奏效。陳布雷后來回憶這段時期的思想情緒時說。當時“年少氣盛，自視不可一世，尤喜演說，每逢集會，輒自登臺，好評騭人”。

不難看出，這個時候的陳布雷，盡管還只是一個二十來歲的毛頭小伙子，但是自經(jīng)受了縣試“扛榜”、府中退學、《天鐸報》被逐等挫折后，每每表示要“痛改前非”，這也算是積累了相當?shù)娜松?jīng)驗了?？墒?，等到有了一定的機會，陳布雷依然是一副“初生牛犢”的勁頭，火藥味十足，敢打敢沖，不計后果，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事后，趙林士先生為之感嘆說：“訓恩君辯論術可造，然年少氣盛，倔強太過，甚招物議?！标惒祭椎亩鲙燅T君木先生聽到這件事后，亦甚為關注，當即把陳布雷找到家里，為之訓誡：“少年時炫露才華，只自形其淺薄。且汝自視身體精神比范壺公何如？范公一餐能食一大蹄髈，數(shù)斤紹酒，汝能否？汝想學范公，步范公后塵，搞政治活動，以汝之身體，必不能勝，不數(shù)載必勞瘁以夭其年。還是努力學問，跳出政治圈子?！?/p>

范壺公即范賢方，寧波法政界的領袖人物之一。此公性格豪爽，交際廣泛，精力充沛，尤其是吃蹄髈與喝紹酒兩大“功力”深厚，很有那么一點江湖壯士“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遺風。這在豪俠的北人中，自是不值一哂；但在性格陰柔的南人中，也就算不容易了，在寧波法政界，更是鮮有人能敵，因而被傳炒一時，更被一批熱心從政的青年激進黨人所效法，故馮君木有此一比。

以食蹄髈和喝紹酒的功力，作為能否進入政治圈的“唯一標準”，這當然是馮君木的一家之言。不過，馮先生關注陳布雷的一顆愛心，也算是溢于言表了。馮先生是陳布雷深為愛戴的恩師，半年后馮又登堂入室，成了他的四姐夫。恩師與學生，姐夫與舅子，當然可以把話說得如此坦誠。以至馮先生進而直言：“我想，你不如致力于學問，政治讓別人去搞。”

但是，這個時候的陳布雷，剛剛經(jīng)歷了辛亥革命和民國建元這兩大歷史事件的熏陶，正處于對國家民族的命運最為關注的時期，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從小就接受了這種使命感的教育，現(xiàn)在一下子要他遠離政治圈子，卸脫這種神圣的歷史責任，他如何能做得到？況且，此時的陳布雷，打天下伊始，偏又非常順利，鬧得名聲很大，“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很有點漢高祖劉邦在《鴻鵠歌》中詠唱的氣象。這么一來，陳布雷也就更加躊躇滿志，堅信：“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老實說，這個斯人，就是自己了。所以說，馮先生的這一番告誡，雖是肺腑之言，不過有點逆耳，陳布雷聽是聽了，只是聽不到心里去。據(jù)此，陳布雷雖然表示：今后于大庭廣眾之下，要竭力約束自己，不可輕率發(fā)言。但對于馮先生要他遠離政治的忠告，是不以為然的。若干年后，陳布雷不但跨進了政治圈，而且被卷進了漩渦的中心，越陷越深了。又過了若干年，陳布雷重新想起了馮先生當年的告誡，想要脫離政治圈，回歸學問，惟因陷入太深，已是難以自拔了。

對于陳布雷來說，這一段時期的粉筆生涯，實在是過得無憂無慮，悠然自得。

一方面是每天與一批天真爛漫，稚氣未脫的孩子們打交道，無須機心，亦無須權謀，有什么就說什么，學多少就教多少，省卻多少世俗社會的煩惱和桎梏。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生活，陳布雷自己也感受到一種靈魂的凈化。初秋，效實中學有一批學生被北京大學錄取，其中就有經(jīng)陳布雷親手指導的汪煥章、馮中等同學，陳屺懷之子陳孟扶也在被錄取之列。春種秋收，春華秋實，陳布雷此時的心情，有如老農(nóng)望著即將開鐮收割的莊稼一樣，其喜悅、興奮的心情，實在是無可言喻。

另一方面，浙高時期的同學范秉林、董貞柯、馮威博等人，這時均在寧波任教，課余假日，“有朋自‘校外’來，不亦樂乎”！加之此時，從寧波回官橋，已有火車可通，僅有四站路，可謂咫尺之遙。陳布雷大抵每月歸省一次，與家人團聚，共享天倫之樂，“白頭父子燈前語，忘卻江湖久別離”。其中三昧，實在不是局外人所能領略的。一年后，長子陳遲出生，陳布雷為人子，為人夫，為人兄，現(xiàn)在又添上了一重“為人父”的責任，歸家之念更切，亦更勤了。

1913年春，陳布雷受友人之托，到寧波師范學校代理國文課三個月。1914年，寧波府中學堂與寧波師范學校合并為省立第四中學，陳布雷被聘兼職教授第四中學的法制、經(jīng)濟課，每周計四節(jié)。17歲時，陳布雷被趕出寧波府中的門墻，很有一種惶惶然如喪家之犬的感覺。25歲時，堂而皇之地出任授課老師。陳布雷想起八年來的歷歷往事，不勝感慨。

數(shù)年教職，陳布雷既體驗到生活的充實與滿足，又感受到知識的貧乏與不足，于是再次萌生了上學深造的愿望。考慮到父親的態(tài)度，出國是無望了，退而求其次，投考北京大學哲學系，或許父親會網(wǎng)開一面。陳布雷先是就商于陳屺懷，得到大哥的明確支持后，再就商于陳依仁。只是，從父親那里得到的答復依然是一個硬梆梆的“不”字。理由很簡單：“父親多病，汝為長子，不能遠離?！边@一次的迎頭痛擊，等于是一次“終審判決”，將陳布雷多年來蠢蠢欲動的求學愿望，徹底打入冷宮。陳布雷從此死心塌地地與大學絕緣了。

一段憂傷無奈的日子

然而，不能說陳依仁沒有遠見，就在他以其鐵腕，最后一次封殺陳布雷的求學之門不久，便突然病故了。陳依仁之死，不但在精神上給陳布雷帶來了沉重打擊，更給陳布雷的生命軌跡帶來了一次急轉(zhuǎn)彎。

事實上，此前數(shù)年，陳依仁就已經(jīng)感受到了一種生命之火即將熄滅的恐懼。早在十年前，陳依仁曾算過一次命。算命先生批斷的“八字”是：發(fā)妻柳氏（陳布雷的母親）在40歲時，便要去世；48歲這一年，將是他的兇年。如果這一關闖過，便能活到60多歲。

事實上，也只有江湖上的巫師術士，才有這個膽量來批斷陳依仁的生死劫，因為他在吹下這個天大的牛皮后，很快就云游四方、無影無蹤了。老實說，十年之后，這位算命先生連自己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哪里還管得到你陳依仁的事情。到了那個時候，設若陳依仁死了，自然不會來找他算賬；設若自己死了，你陳依仁找他也找不到。如果大家都還活著，慶幸都還來不及，哪里還會想到秋后算賬的事情。退一萬步說，即使你陳依仁能夠找到他，說是他的這卦打得不靈吧，他也可以用“信則靈，不信則不靈”的玄語進行抵擋，更何況，他當時并沒有把話講死?！澳骼锬峥偸怯欣怼?，江湖巫術是永遠都可以立于不敗之地的。

后來的事實說明，這一次算命的結(jié)果，從心理到生理，都給陳依仁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特別是發(fā)妻柳氏果在39歲時去世，陳依仁對這次算命的靈驗程度，幾乎是確信不疑了。隨著平淡的日子一天天過去，陳依仁對死亡的恐懼與日俱增。又由于家族事業(yè)的理想接班人陳訓懋不幸夭折，陳依仁在承受了失子之痛的巨大打擊后，又多承受了一份家族事業(yè)后繼乏人的憂慮和痛苦，這就更加重了陳依仁心理上的緊張和恐懼。這也正是陳依仁不同意陳布雷投考北京大學的重要心理動因。由心理而生理，原先十分壯碩的身體，也就一天天垮下來，用陳依仁自己的話來說：“感到大不如前了?！?/p>

事實上，當一個人十余年來，始終處于對死亡的極度恐懼之中，其心理的緊張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個人的心理，終日處于這種不正常狀態(tài)，即使沒病，也會弄出病來?，F(xiàn)代醫(yī)學的研究成果證實，許多生理上的疾病，都是源于心理失衡。事情的經(jīng)過是，到了1913年除夕夜，陳依仁已經(jīng)能夠確信自己48歲這一關，可以安然無恙地闖過了。他的第一念頭，就是慶幸自己能活到60多歲，原先焦慮不已的心態(tài)，一下子放松下來；第二個念頭，就是想到要將十年前那次算命的秘密，向孩子們發(fā)布。

于是，陳依仁將陳布雷及一班弟妹召到身邊，講述了那次算命的經(jīng)過，然后告誡說：“你們的母親去世時39歲?？梢?，算命先生的話相當靈驗?！苯又终f：“因此近幾年我常常擔心，不知哪天將棄你等而去。今天是除夕，看來48歲是不會死了?！辈坏f的人十分高興，聽的人也是異常興奮，一屋子的人，都感到十分慶幸，自然也不會想到巫師術士之言，有何虛妄之處。

哪里知道江湖術士的騎墻術，到底還是沒能滑過去。陳依仁闖過了48歲大關，卻在49歲上翻船。陳依仁的這一次劫難，來得毫無前兆。1914年6月初，因天氣酷熱，陳依仁初時略有不適，染病在床。數(shù)日后，病勢加劇，經(jīng)醫(yī)生診斷為傷寒。又數(shù)日，病勢日危。

6月17日夜，陳布雷忽得一夢：被人用草繩捆綁起來，渾身動彈不得。陳布雷驚醒后，仍有忐忑不安之感。這個時候，陳布雷已經(jīng)感到父親的情況有些不妙了。果然，6月19日晚9時余，陳依仁因氣促痰塞，開始瞠目直視，發(fā)音不清了。陳布雷見狀，趕到病床前，握著父親的雙手。此時，陳依仁淚跡渾濁，掙扎著捏住陳布雷的拇指與食指，如此反復數(shù)遍。陳布雷初不解其意，繼而恍然大悟，當即大聲對父親說：“你不放心的是弟妹教養(yǎng)和宗族事嗎？兒一定舍棄一切，一心一意把這兩件事辦好，讓你老放心?！标愐廊事牭竭@里，微露笑意，氣絕而亡。

從醫(yī)學的角度說，陳依仁自然是死于傷寒。然換一個角度，未嘗不可以說是死于胡言亂語的巫師之手，也就是說，陳依仁死于49歲，正是他十余年來迷信巫言的結(jié)果。古書上曾有“心力交瘁，患疾遂卒”的說法，可見，心理的過分緊張，也是會置人于死地的。陳依仁“該死”的時候沒有死，“不該死”的時候突然死了。他的死，到底是純生理疾病的因素，還是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心理疾病的暗示與影響？這是生命科學的大問題，筆者不敢妄加揣測。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人的生死問題，絕不可輕易交給一個江湖巫師去批斷。以孔圣人的英明，尚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圣訓，況江湖巫師耳！遺憾的是，不但陳依仁相信看相算命，即便是陳布雷，對看相算命、求筮問卜之類，亦很熱中，宿命論的意識頗濃。特別是自母親死于39歲，父親死于49歲后，陳布雷對“9”這個數(shù)字，十分忌諱，甚而批斷59歲，亦將是自己的大劫。陳布雷后來于59歲時主動了斷，與這一怪異的念頭，或許不無關系，這是后話了。

陳布雷存亡繼絕，于陳依仁彌留之際，責無旁貸地繼承了父親的兩大遺愿。從處理宗族公益事務來說，陳布雷長期在外，不親庶務，且生性疏闊，不諳于人情世故等等，是為處理宗族公益事務之大忌。從教養(yǎng)弟妹來說，這更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家族使命。自陳布雷以下，計有五弟五妹，除22歲的三妹初嫁外，最大的僅20歲，恰是“窈窕淑女”的花季；最小的才滿月，正是嗷嗷待哺的時候，都是稚弱無知的一群。最要命的是，陳布雷雖以長子承家，但是對如何帶好這一個班的小弟弟與小妹妹，全無經(jīng)驗。接下這樣一副千鈞重擔，陳布雷確是輾轉(zhuǎn)反側(cè)，夜不成眠了。反復權衡的結(jié)果，陳布雷決定辭去效實中學及師范學校的教職，擺脫一切外務，家居數(shù)年，專心教養(yǎng)弟妹，管理家政及族中義田、義學和公益事務等，以竟父親遺愿。于是，陳布雷從學習珠算、整理賬冊、對簿冊籍、采購米鹽、管理僮仆等啟蒙課程開始，一項項地進行學習。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jīng)過不知難，這真是至理名言。這些事情，在祖父、父親手中，都做得有條不紊、井然有序，一旦到了陳布雷手中，頓有老虎啃天，無從下口之感。即以清理家庭田產(chǎn)和族中義田來說，便是一項讓陳布雷大為頭痛的難題。

自從祖父陳克介以經(jīng)商盈余置買田產(chǎn)，又經(jīng)父親陳依仁不斷增益之后，這一份家業(yè)傳到陳布雷手上，已經(jīng)相當可觀了。陳布雷居家開始，第一件大事，就是手持陳依仁繪就的莊園圖冊，每天巡行于田舍之間，按壟檢視，以便對號入座，加深記憶，熟悉田產(chǎn)。然陳布雷的毛病總是隨記隨忘，一段時間下來，最終能夠叫得出名字的，僅十分之一二罷了，這是一件很使他氣餒的事情。

更有一件讓陳布雷難堪的事情。一次，陳布雷繼承祖輩遺風，替陳氏義莊購置田產(chǎn)，因為接受了饋贈，而吃虧數(shù)百金。陳布雷原想對簿公堂，后經(jīng)人出來斡旋，才以調(diào)停了事。

陳布雷自主持家政、族事之后，固然是“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但是自感未能完成父親的遺訓，給祖輩及家族丟臉，故憂傷抑郁，不能復釋，終日長吁短嘆，憂思無計，夫妻相對，全無歡顏，這真是一段憂傷無奈的日子。陳布雷在給朋友寫信時，曾經(jīng)哀嘆：何堪人事盤錯，日相摧殘，形質(zhì)上之布雷，猶在人世，精神上之布雷，早隨先君于地下矣。這個時候的陳布雷，正像一只搏擊長空的大鳥，倏然間跌落羅網(wǎng)，其情其狀，至為狼狽。

從父親去世到這一年底，大約有半年時間，陳布雷的全部身心，都被淹沒在家族公益事務及教養(yǎng)弟妹的種種瑣事之中，既沒有摸過書，亦沒有動過筆，標準的一個田舍翁。以一個曾經(jīng)在京滬新聞界“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的著名報人，竟過上沒有書報紙筆的日子，其生活的黯然失色與落寞寡歡，可想而知。陳布雷弟弟陳訓慈在《先兄陳布雷雜憶》中，曾說到陳布雷原是一個奮發(fā)前進、早露頭角的青年：“不意在他25歲時，突遭父喪，起了一個突變。這對他的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傷，是十分嚴重的。”

翌年，陳布雷決定接受朋友的建議，適當改變生活方式，以期調(diào)整心態(tài)，逐步走出父喪的陰影。春間，陳布雷接受朋友的邀請，到效實中學小住一段日子。1916年，陳布雷決定重返效實中學任教，約定每周五小時，星期五去寧波，星期六返回官橋。1917年初，陳布雷考慮到父喪三年，決定為父親修建永久性墓地。這一年4月，父墓落成。隨后，陳布雷率眾弟妹迎父親并母親柳氏靈柩，合葬于王家橋北之山麓。

先考與先妣的靈柩入土，使陳布雷如卸千斤重負。接下來，陳布雷開始為六妹、七妹籌辦婚姻大事。為不負父親臨終之托，并使妹妹們滿意，陳布雷從慎選“紅娘”開始，到送新娘上轎結(jié)束，無不事必躬親，思慮周詳。如此，不但弟妹感激，長者稱許，就是鄉(xiāng)間“長嘴婆”，也都無話可說。覺得一個讀書人，能把婚嫁之事辦得如此精細風光，殊屬不易。獨陳屺懷頗不以為然，認為以陳布雷的可造之才與可立之志，如此躬親瑣細，甚屬無謂。但陳布雷認為父母雙親都不在了，長兄如父亦如母，對諸弟妹除了要負教養(yǎng)的責任，婚娶之事也是不可掉以輕心的。此后，陳布雷為了轉(zhuǎn)移精神上的痛苦，也為了在學問修養(yǎng)方面進一步充實自己，曾有意于學做駢文，并將一些駢文名家的文集找來研讀。然遠在北大任教的岳父楊遜齋得知后，大加反對，來信予以勸誡：駢文不易學，弊在窒息性靈，變得矯揉造作。愿爾以遠大為期，勿沾沾于文詞也?！袄咸┥健钡挠栒]，真是人生的大智慧，不可不聽；但駢文確有其文辭整飭、聲韻和諧與瑯瑯上口的特點。陳布雷“執(zhí)兩用中”，學做駢文的念頭是放下了，但在空閑時，仍找來一些駢文名篇翻閱、朗讀。在陳布雷的政論佳作中，許多文字不但富有哲理，發(fā)人深省，而且對仗工整，聲韻和諧，頗受時人歡迎，可見他的文章，是深受駢文影響的。

駢文不做了，嘗試做詩的念頭又上來了。學詩的念頭，陳布雷是很早就有的，孔夫子有言：“小子，何莫夫?qū)W詩？”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大白話就是：你們年輕人，何不學詩？詩可以排遣情感，可以知人論世，可以交朋會友，可以發(fā)泄牢騷，近則可以孝敬父母，遠則可以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等等。在孔圣人的心目中，詩有這么大的作用，陳布雷自然不能無動于衷。當年的一首七絕《苦雨》詩，固然有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但也可以看出，他對詩歌也不是全無天賦。

陳布雷嘗試做詩的念頭，也來自恩師馮君木的勸導。馮看到陳布雷枯守家園，將成心疾，每每勸他：“汝心情極宜作詩，詩可言志、寄情、怡性情，望勿自餒?！边@就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道理了。經(jīng)此一激，陳布雷詩興大作，于是搜集了許多詩集，每天誦讀、試作。但令人氣餒的是，做出來的詩，每每粗率笨拙，生硬凝滯，連陳布雷自己都看不上。好友錢吟葦見狀，當即勸誡：“此事宜未冠時為之，則放手大膽，久亦有成。今爾眼高手低，都是年齡智力關系，即強學亦難有成，不如輟之?！卞X先生曾對教育心理學下過一番功夫，故能一語道出其中緣由。陳布雷聞此語，如醍醐灌頂，一語驚醒，當即感到錢吟葦?shù)莱隽俗约旱男牟?，從此不復有“詩翁”之念?/p>

“悲莫悲兮生別離”

少年喪母，中年喪偶，老年喪子，此三事，是為人生大不幸。陳布雷16歲喪母，25歲喪父，都算得上是人生至哀至痛之事。豈料在陳布雷30歲時，愛妻楊宏農(nóng)亦不幸病逝。以陳布雷的追求來說，最為看重的，就是人倫之間的親情。十數(shù)年間，身邊最親近的幾個親人，一個個地亡故。人生三大不幸，以陳布雷一人，就獨占其二。陳布雷的哀痛之深，實在是無可名狀。

中國人有句老話，叫做入土為安。偏偏自先考與先妣入土開始，家中就沒有安過，新的喪事可謂接踵而來。先是性格寬厚、氣質(zhì)酷似父親的三姐，于1917年過世，接著是繼母羅氏因肺病于1918年11月乘鶴西去。這時，羅氏所生的三子一女，最大的12歲，最小的才4歲多，陳布雷感到壓在肩上的這副擔子實在是太重了，大有不勝負荷之狀。

以陳布雷這個時候的心境，真可以說是“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晦氣到家了。到了這一步，陳布雷只剩下最后一個精神支柱，這就是秀麗賢淑、冷暖知心的愛妻楊宏農(nóng)。陳布雷于1909年完婚，與楊氏事志相得，心意相通，出入十載，愛深情長，確是一對恩愛夫妻。許多時候，陳布雷哀痛莫名，不能自拔，因有楊氏的軟語溫存，百般化解，從而得以解脫，這是陳布雷深為感激的。特別是自父母和繼母去世后，楊宏農(nóng)簡直成了陳布雷的最后一處“精神避難所”。

老百姓有句喪氣話，叫做“恩愛夫妻不到頭”。這種民間俚語，說不上有多少道理，但生活中的這類實例，的確不少，偏偏陳布雷與楊宏農(nóng)也算是其中一對。自1914年楊氏生長子遲之后，先后于1915年生次子過，于1916年生三子適，于1918年生長女琇。五年之中，連得四子（女），陳布雷喜則喜矣，然楊氏因生育太頻，氣血虧竭，面色已呈浮腫之相。加之這幾年陳家又是多事之秋，楊氏既要相夫，又要教子，用力太過，身心兩虧，以至常有心悸力竭之感，這已是不祥之兆了。

1919年，楊氏再懷次女陳璉，病勢日甚。隨著臨產(chǎn)期日益臨近，楊氏心中已有不祥預感。夏初之夜，楊氏做一噩夢，夢見三姐入棺之時，自己與眾人哭送，忽見三姐棺旁又有一新棺，上寫一“楊”字。夢醒，楊氏滿懷憂戚之色，對陳布雷述以夢中經(jīng)過，繼而含淚說：“我恐怕不能再作君之永久伴侶矣！”陳布雷心中一驚，當即正色勸慰說：“夢境無稽，不足信也。你好好將養(yǎng)，是不妨事的?！标惒祭渍f是這樣說了，只是楊氏心中有數(shù)，心境終不能坦然，也就于暗中替自己準備了壽衣壽鞋。

9月初，楊氏生女陳璉，初因失血過多而暈厥，數(shù)十分鐘后始蘇醒。陳布雷情不自堪地說：“宏農(nóng)，你好好將養(yǎng)，如有不測，我也活不下去了?！绷呷蘸?，楊氏體溫漸高，右手右腳，均感麻木，舌頭亦逐漸僵硬，吐語艱難，發(fā)音艱澀，往往音義錯亂，所言非所意，視“鏡”而謂之“刀”，以其光澤相似；稱“尺”而謂之“秤”，以其用途相似。陳布雷見此情景，痛心泣血，憂心如焚，連換三個醫(yī)生診治，然病情均無起色。

9月22日，楊氏氣喘吁吁，聲若游絲，情勢更危，陳布雷見狀，急欲再請醫(yī)延治。楊氏身心兩竭，自知不起，招陳布雷到身邊，勉力搖頭，示其已不可救。接著，楊氏拉過陳布雷的手，一聲喃喃自語：“難過”，隨即氣絕。此時，楊氏所生三子二女，最大的6歲，最小的尚未滿月。

喪親之痛，一之為甚，不可再，不可三。在連續(xù)經(jīng)歷了喪母、喪父、再喪繼母之痛，又加失弟、失姐之苦的陳布雷，早已像一只飽受驚恐的麋鹿，被一根“痛苦”的鞭子趕到一處懸崖之上，躑躅徘徊，進退失據(jù)，真是其恨也多，其鳴也哀，心理與精神的重壓，都處于不勝負荷之中。然而，倏忽之間，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陳布雷又要再一次面臨喪偶之痛，這個打擊，實在是太殘酷了。所謂晴天霹靂，所謂雪上加霜，都不足以形容陳布雷此時的痛苦。事實上，這個打擊，使陳布雷的心理頓時陷入一片空白，神經(jīng)頓處一片迷亂之中。

兔子急了也會咬人，先前讀到這個民間俗語，好像不過是一句空話，現(xiàn)在卻應驗了。陳布雷本是個心慈面軟、性格溫和的文弱書生，因無力承受及無法排解的喪妻之痛，他心中溢滿了悲憤，神情變得兇猛而可怖，精神恍惚之間，看到襁褓中的女兒，一下子發(fā)了瘋似的撲上去，歇斯底里地提起嗷嗷待哺的嬰兒，就要往痰盂里塞，決意將這個心目中的“孽障”溺死。

在“殘暴”的父親面前，嬰兒固然是處在不堪一擊的境地，但為了求生，亦自有絕招，這就是將自己的哭聲通過變異的方式，向其他親人發(fā)出尋求救助的信號。陳布雷的岳母聽到嬰兒哭聲異常，“SOS”！情況不妙，老人急忙沖進內(nèi)室。陳布雷見狀，驚慌失措之下，當即沖向窗前，怒不可遏地將孩子從窗口拋了出去。所幸孩子命大，樓下恰有一層篾棚，將孩子凌空托住，小生命終于安然無恙。老人見陳布雷精神已經(jīng)失常，決難照顧孩子，于是將孩子帶到自己身邊，并取名“憐兒”，以志其身世可憐之意。直至上學時，陳布雷始依據(jù)諧音，改名“陳璉”。

楊宏農(nóng)死后，陳布雷將其葬在先妣柳氏原先的墓地，并寫了一篇長文祭奠。

失去了善良的母親，失去了慈祥的父親，失去了賢淑的妻子，亦失去了自己深愛的三弟和深愛自己的三姐，在人倫親情中，幾乎失去了一切最美好的東西，陳布雷反而有了一種一切希望都歸于破滅之后的平靜，唐人孟云卿在《古樂府挽歌》中曾有“至哀反無淚”的詩句，大意是說：人到了哀傷過度的境地，往往因無哀可傷，而無淚可流了，哀極則不傷，恨極則不怒，此之謂也。

在心理上與精神上的傷口稍稍得到平復后，陳布雷開始冷靜地考慮自己今后的人生歷程了。陳布雷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希望能重新將自己融入社會，置身于同學師友之中，從而擺脫父亡妻故給自己帶來的沉重的心理壓力。于是，陳布雷將家庭及宗族事務作了一番簡要安排：幼女陳璉，年紀最小，已由岳母照料，可以放心；長女陳琇，托小舅母照顧，一并將家事托付，亦可以放心了；長子遲，次子過，三子適，送寧波兒童公育社寄養(yǎng)。該社本是陳布雷于數(shù)月前與友人共同創(chuàng)辦，內(nèi)設識字、游戲等科目，并負責膳食，實際上也就是一所全托幼兒園。至于宗族公益事務，陳布雷決定托付給父執(zhí)輩的族人陳錫卿代管。

諸事安排妥當，陳布雷于1920年初，匹馬單槍，重新來到寧波效實中學任教，課余則兼任《四明日報》撰述。當教書先生，做新聞記者，這兩項職業(yè)都是陳布雷所深深眷戀和熱愛的，現(xiàn)在有了重新溫習的機會，自有一種來之不易的感慨和激動。從此，陳布雷上午在效實中學授課，下午則到報社撰述短評一二則，好在兩項都是熟門熟路，并不感到吃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鄙罱K于翻開了新的一頁，日子重新變得平靜而充實，昔日的憂傷和痛苦，也開始在這種平淡的日子里漸漸逝去。只是，與六年前相比，陳布雷變得更為老成、多愁、善感了。

從《天鐸報》時期的“談鄂十篇”，到父故之后的“‘六’年無改于父之道”，陳布雷以“忠孝節(jié)悌”四個字完成了人生的框架結(jié)構，從而向“當代完人”邁出了第一步。

重返“江湖”

據(jù)說，臺灣武俠小說高手古龍先生有句名言，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予識也淺，不敢肯定這句名言是否古龍先生首創(chuàng)。但是，不管怎樣，以陳布雷來說，如果不是他第二次重返“江湖”，如何會出現(xiàn)晚年“身不由己”的局面。然而，這只是講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作為一個極具憂患意識的儒家知識分子，陳布雷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這種人，你要他息隱江湖，其實也難。因此，陳布雷的重返“江湖”，本是其個性使然，也是其文化人格使然，決非一時的環(huán)境或家庭變故所能改變。從這個意義上看，也可以說是重返“江湖”、身不由己吧。

陳布雷息隱六年之后重返“江湖”，很快引起外界的注意。新聞界素來敏感，第一個捷足先登的是《四明日報》?！端拿魅請蟆肥莻€地區(qū)性的小報，在陳布雷來說，只是當初，借一塊版面，恢復一下筆力和感覺而已。即便如此，陳布雷在《四明日報》上發(fā)表的那些“隨感錄”，也是哄傳杭甬，備受浙人喜愛。他的恩師馮君木就是忠實的讀者之一，并稱許說：“隨筆之筆墨與思想，均不多見。看來汝之性情文字在于政論，不擅作詩文也?！毕惹榜T君木是極力鼓動他學習做詩的，現(xiàn)在也開始改變觀念了。優(yōu)秀的詩人需要有激情勃發(fā)、灑脫豪放的氣質(zhì)，這與陳布雷的個性特點是不相宜的。而陳布雷的擅長之處是：強烈的使命感與憂患意識，深刻敏銳的政治洞察力，縝密嚴謹?shù)倪壿嬎季S與雄渾遒勁的筆力，這正是一個政論家所必須具備的特點。到此時為止，陳布雷之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政論家，所缺者已經(jīng)不是實力，唯時機耳！

陳布雷很快成為商務印書館的獵物。在中國，商務印書館是一家老資格的文化出版機構，實力和名聲都是一流的。1920年6月，陳布雷受商務印書館之聘，赴上海出任《韋氏大學字典》編譯之職，參與編譯英、漢雙解字典的工作。這種工作，枯澀繁重，要求苛刻，編譯者不但需要有高深的英、漢語言文字功力，而且需要有耐得寂寞的板凳功夫，這在陳布雷來說，都不算是難事。陳布雷每天入所工作七小時，懇懇為之，甚至還能在每天的編譯之余，閱讀一些哲學及時事書籍以自娛，也常與杭甬之間的同學好友通信論學，評點政事。對于編譯，陳布雷自能找到一種心理平衡，心理上不能平衡的，是編譯待遇的懸殊問題。

當時，商務印書館為保證英漢雙解《韋氏大學字典》的編譯質(zhì)量，廣邀國內(nèi)高手加盟，實力頗為雄厚。但在任職待遇方面，不問實際水平，也不問編譯能力，完全以學歷劃線，“一票否決制”。比如，凡是留學歐美的，均可享受一等“公民待遇”，月薪可達200元以上；留學日本的等而次之，月薪降到150元以下；國內(nèi)大學畢業(yè)的，只能是“第三等級”，月薪跌到90元以內(nèi)。在同一等級內(nèi)部，又有不同檔次。比如，如果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畢業(yè)生，又當過國內(nèi)大學教授，月薪高達250元，是為商務之冠；雖為留學歐美的博士，但沒有國內(nèi)大學教授的任職資歷，月薪就要打一個折扣；都是留學日本的高才生，出身帝國大學的比明治大學的月薪要高出20元；都是出身日本帝大，當過國內(nèi)大學教授的比沒有當過的，月薪又要高出30元。都是國內(nèi)大學的畢業(yè)生，出身同濟大學及東吳大學的，月薪可以拿到90元，而北大畢業(yè)的，則只有60元，這些人可以說是處于商務印書館的底層了。

如此三等九級，苦就苦了個陳布雷。陳既未出洋一步，亦未當過大學教授，甚至連國內(nèi)大學的一張畢業(yè)文憑，也沒能混到手，到了“萬般皆下品，唯有‘學歷’高”的商務館，簡直就是一個“等外品”，一下子被打入“零冊”。商務不唯在月薪上按學歷劃線，壁壘森嚴，其他方面亦復如此。就是一張寫字臺，因?qū)W歷高低，也要分一分大小，哈佛大學出身的“驕子”，就可以弄一張“老板桌”坐坐；北大出來的“阿鄉(xiāng)”，只能搬一張簡陋的三抽桌對付一下。至于陳布雷，可以說還沒有入流，也就諸事講究不得了。可以想見，如此鮮明的級別落差，給陳布雷的心理帶來的那種失衡感，一定是十分強烈的。陳布雷在商務館，前后只干了一年時間，就匆匆離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經(jīng)濟上的入不敷出，也是陳布雷離開商務館的另一個原因。當時，陳布雷經(jīng)濟上面臨著沉重的負擔，既要教養(yǎng)六個弟妹，還要撫養(yǎng)五個子女，一家十幾口人，要吃，要穿，要上學，要開銷，這使陳布雷第一次意識到“孔方兄”是那么可愛，也是那么重要，而商務館給他的待遇又是如此之低，沒有辦法，只得另謀生財之道。他一方面先找了一份兼差，在通商銀行兼文書主任職，另得月薪70元，聊補商務之不足；另一方面，則考慮重新謀一份薪水較優(yōu)的職業(yè)，以解決面臨的“財政”困難。

1921年7月，陳布雷辭去商務館的編譯之職，“跳槽”到中易信托公司，任籌備處文書主任。中易信托公司分信托、銀行兩部，而以證券買賣為主業(yè)。以陳布雷的性情，本不愿進入商界，之所以作出這樣一個選擇，完全是出于經(jīng)濟考慮。當時，上海證券業(yè)方興未艾，因投機證券業(yè)或炒股，而于一夜之間狂富者不乏其人。這個階段，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恒泰幫”兄弟，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翻云覆雨，大撈鈔票。陳布雷很可能是受了這個“炒股風”的影響，在進入中易伊始，一出手，毫不猶豫地認購了“神州”及“中商”公司股票，計二百數(shù)十股。其如意算盤是：于獲利之后，作為兄弟及子女的教養(yǎng)婚嫁之資。

可是，陳布雷的運氣實在是壞透了，入市未及一年，恰遇上海證券業(yè)發(fā)生“信交”風潮，股價一路狂瀉，中易信托公司因虧損甚巨，亦只得停業(yè)清算。陳布雷所購神州公司及中國商業(yè)公司股票，一下子被“套牢”，幾成一堆廢紙，個人經(jīng)濟瀕于破產(chǎn)，總計欠款達8000金之巨，這對于陳布雷來說，不啻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為了清償債務，陳布雷先將記在自己名下的田產(chǎn)撥出10畝出售，得2600金；次是約集諸好友成立了一個互助會性質(zhì)的錢會，大家湊份子，共得5000金，由陳布雷分十年償還。經(jīng)多方籌措，陳布雷才將欠款還清。

加盟中易，入市炒作，在陳布雷的想法，本想乘著上海證券業(yè)方興未艾的潮頭，撈它一票，發(fā)一筆“意中”之財。豈知因循坐誤，損失慘重，弄得連老本也搭了進去。甬人素有經(jīng)商傳統(tǒng)，自晚清以來，可謂富商大賈輩出。陳布雷本人亦出身于商人之家，從小耳濡目染，潛移默化，雖未做過買賣，但生意人的門檻多少也懂得一點，無非是“千做萬做，蝕本不做”。陳布雷自然也知道，要做一個成功的商人，殊屬不易，但也未想到兇險有如此之大。陳布雷這一次出師失利，不但造成巨大損失，認為：“先君遺產(chǎn)，耗損至此，對諸弟妹無以交代”；而且徹底摧毀了他的從商信念，從此視商界為畏途，終身不再輕言“下海”。

中易結(jié)束后，陳布雷再入商務，出任交通科第二股股長，主要負責廣告編撰及出版圖書提要審查等，月薪120元，這也就算是相當?shù)恼疹櫫恕?923年6月，因受修能學社社長馮君木之邀，陳布雷再辭商務職，入修能學社教授國文，每日下午授課四小時，月薪90元。其后，陳布雷經(jīng)不住中國通商銀行總經(jīng)理傅筱庵多次敦請，遂再辭修能教職，入中國通商銀行任文書員，月薪70兩白銀。

在加盟中易期間，經(jīng)好友介紹，陳布雷續(xù)娶鎮(zhèn)海王允默女士為妻。婚禮在寧波舉行，次日歸官橋祭祖，第三日便乘輪赴滬，移住上?？ǖ侣窂V安里新居。年底，寧波兒童公育社結(jié)束，遲、過、適三子均來滬依繼母生活。一度破碎的家庭，得以重組，陳布雷創(chuàng)痛巨深的身心得以稍慰。

事實上，自重返江湖之后，陳布雷無論是任商務印書館編譯，還是任中易信托公司文書主任，抑或是出任修能學社國文教員，都只能算是他的“第一職業(yè)”，也就是陳布雷白天所做的工作。此外，陳布雷始終兼著一個“第二職業(yè)”，這就是上?！渡虉蟆肪庉嬛魅温?。因這份職業(yè)只需在夜間工作，也就是現(xiàn)代人所說的“八小時以外”，與第一職業(yè)不發(fā)生沖突，故陳布雷一只腳下“?！?，一只腳在“岸”，“八小時”內(nèi)外，得以兩全。

《商報》由趙林士資助，湯節(jié)之創(chuàng)辦。陳屺懷與陳布雷兄弟，都是當年創(chuàng)辦《天鐸報》的主將，在廣大讀者中具有相當?shù)摹皬V告效應”，也可以說是一筆“無形資產(chǎn)”。湯節(jié)之辦的是新聞事業(yè)，運用的卻是商人手腕，故辦報伊始，就約請陳屺懷任總稽核，陳布雷任編輯主任。在外人看來，這是湯節(jié)之對陳氏兄弟的信任。湯節(jié)之自己清楚，這是占了一個大便宜?！渡虉蟆酚?921年1月24日正式刊出，其創(chuàng)刊宗旨是：“《商報》者商工業(yè)者所公有之報紙，由商工業(yè)者所經(jīng)營之報紙，為商工業(yè)者利益而發(fā)刊之報紙?！辈⒐荚搱笮艞l為：對于世界，代表本國之利益而發(fā)言；對于本國，代表人民之利益而發(fā)言；對于社會，代表商工業(yè)者而發(fā)言。以此可知，這是一個代表民族資產(chǎn)階級利益的新聞工具。

《商報》時期，陳布雷仍以撰寫評論為主，每周五篇，星期日另撰短評一則。思想尖銳，觀點獨到，文筆犀利，議論透徹，這是陳布雷的政論風格。其時，更有潘公展、潘更生等一班《商報》同仁鼎力相助，通力合作，不斷革新版面，充實內(nèi)容，使得《商報》很快在工商界站住了腳跟，并在青年學生及知識界也爭取到了大量讀者。

與十年前的《天鐸報》時期相比，《商報》時期的陳布雷，在為人處世及政論風格方面都發(fā)生了明顯變化。十年前，陳布雷20歲出頭，初生牛犢，血氣方剛，鋒芒畢露，嫉惡如仇，很有點“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英雄氣概。加之那個時候，陳布雷上有老父主持家政，下無子女拖累，真可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從離開《天鐸報》到進入《商報》，生活給陳布雷上了一堂人生的大課，使他懂得了人生的艱難和不幸，也使他懂得了做人最要緊的就是要瞻前顧后，鋒芒內(nèi)斂。從此，陳布雷老成持重，謹言慎行，簡直就是如履薄冰。

即以社交活動來說，《天鐸報》時期的陳布雷，可以說是性格開朗，待人熱情，交際活躍，來者不拒。其時，半瓶老白酒，一碟醬牛肉，四五只水果，二三知己好友，便縱論天下大事，評點世界大勢，古往今來，海闊天空，神侃胡聊，無不涉及，上海南京路第一行臺旅館前樓臨街的那一間客房的燈光，常常由此而通宵達旦，徹夜光明?？墒牵搅恕渡虉蟆窌r期，陳布雷不僅社交宴會很少出席；就是報社同仁之間，亦鮮有過從，以至十年前以《談鄂》10篇哄傳京滬的陳布雷，在重返新聞界以后，有很長一段時期，上海報業(yè)同行竟很少有人能說出《商報》編輯部系何人主筆。當時，上?！吨腥A新報》由名筆張季鸞任總編輯，沈鈞儒任主筆，故若論言論，《中華新報》與《商報》堪稱對手。張季鸞對《商報》言論固然佩服，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卻是不甚了然。后經(jīng)輾轉(zhuǎn)打聽，始知是陳布雷主筆。陳布雷后來特意到《中華新報》拜訪這位名報人，張、陳從此訂交。十數(shù)年后，兩人同時成為蔣介石的高級幕僚與國策顧問，可謂殊途而同歸了。

陳布雷的這個變化，既是人世滄桑的慷慨饋贈，也是自己在幾度創(chuàng)痛之后的大徹大悟，并直接影響到他的政論風格。多少年后，他之能成為蔣介石的入幕之賓，并出任國民黨的首席“軍機大臣”，這與蔣介石欣賞他的這種鋒芒內(nèi)斂、藏而不露的政治個性及蘊含凝重、欲露還藏的政論風格是分不開的。

1923年，湯節(jié)之因經(jīng)營證券交易破產(chǎn)，不得已將《商報》盤出，由中國通商銀行總經(jīng)理傅筱庵支持的李徵五接辦。其后，李徵五也辦不下去了，再次讓渡為方椒伯接辦，仍以傅筱庵為后臺大老板。李與方都是浙江鎮(zhèn)海人，與陳布雷同為寧波籍，與王允默為小同鄉(xiāng)。有此一層關系，《商報》雖然數(shù)次易主，但陳布雷主筆之職，始終穩(wěn)如泰山。陳布雷在《商報》供職，前后長達六年之久，在他一生中，這是從事新聞事業(yè)時間最長的一次。

“哪一個人也寫不過陳布雷”

1923年，《商報》的評論改署名制，陳布雷取“畏壘”作筆名。如果說當年的“布雷”是“舶來品”，那么“畏壘”大概就是“國貨”了。從此，“畏壘”與當年的“布雷”一樣，很快在報業(yè)同行及廣大讀者中聲名鵲起。

《商報》時期，可以視為陳布雷的第二度記者生涯，與《天鐸報》時期一樣，成為陳布雷一生新聞事業(yè)的兩個“黃金時代”之一。在這一階段，陳布雷最為鮮明的特色，是他的不妥協(xié)的反帝反軍閥的政治立場。諸如：在《解決國是與個人面子》一文中，陳布雷大聲疾呼：“內(nèi)政不修，外侮不御，家盜不除，悍仆不懲”，則國家前途何得有望！在《秘密接洽與宣布始末》一文中，陳布雷既深惡北洋當局“甘心置國民于不顧，而惟仰承日本之意旨以為快”的奴才嘴臉。在《統(tǒng)一國是之先決問題》一文中，陳布雷痛斥有“水晶狐貍”之譽的北洋軍閥徐世昌“首在必驅(qū)，戎首禍魁，毒浮慶父，時勢至今，豈尚可一日之容忍乎”。1923年10月，臭名昭著的“賄選總統(tǒng)”曹錕，以每張選票5000銀元的大價錢，大肆收買國會議員，被“選”為大總統(tǒng)，陳布雷更是高張義旗，罵曹為“捐班總統(tǒng)”，指斥受賄議員為“豬仔”議員，以揭露賄選丑聞。1924年，“賄選總統(tǒng)”曹錕舉直系數(shù)省之兵，圍剿浙江督軍盧永祥，福建督軍孫傳芳乘機引兵入浙?！渡虉蟆芬回灣址粗绷觯瑢O傳芳大加討伐，這與國民黨南方革命政府的政治立場比較接近，從而得到孫中山先生的賞識。中山先生甚至稱許：我們有些報紙，“雖屬黨員辦的報紙，可是為黨宣傳最得力的成績，遠不及《商報》，《商報》只是幾個同志在那里撐持，可稱為忠實的黨報”。中山先生的這個評價，肯定了陳布雷在大革命時期對國民革命所作的貢獻，被他引為驕傲。

陳布雷表現(xiàn)出的那種不妥協(xié)的反帝反軍閥的新聞立場，不但得到國民黨人的高度評價，也得到共產(chǎn)黨人的充分肯定。1924年7月，陳布雷因抨擊租界當局援用不合法的所謂《出版律》，竟被租界工部局控告，傳至會審公廨出庭受審，幾被投獄，經(jīng)延請英人律師克威先生辯護，始以罰代獄。雖有此驚，陳布雷卻豪氣干云地說：“主筆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筆?！睘榇?，陳布雷在《商報》著論，積極支持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提議：“一，中國法庭，聲明今后不認公廨之判案有效；二，租界以外之中國官廳，聲明今后不給予公廨以各種之協(xié)助；三，中國人民間，各依其鄉(xiāng)籍或職業(yè)別而成立各種之公斷機關，—遇有爭議時，寧提交本國人之公斷機關，勿向公廨訴訟?！边@一著釜底抽薪的妙棋，受到有識之士的廣泛好評。其時，中共老資格的宣傳理論家蕭楚女就曾在《向?qū)А分芸现摮?，認為：“我們?nèi)魺o切實的事實上的抵抗方法，空空的東跑西跑，和他們講那‘外交’有什么用處？惟一的對癥藥方，只有《商報》在最近所提議三條?！痹凇秾Φ聟?zhàn)之功罪》一文中，蕭楚女以“善哉《商報》畏壘君之言”，明確肯定陳布雷的著論立場。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在反帝反軍閥的斗爭中，陳布雷與共產(chǎn)黨人成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同路人。

這一段時間的生活，陳布雷過得充實而有序。上午11時，陳布雷到中國通商銀行辦公，處理文書事務；下午5時，陳布雷從通商銀行下班，即到報館搜集材料；入夜，陳布雷留在報館，備一聽香煙，泡一杯濃茶，購幾只饅頭。如此三樣東西入口，慢慢地便開始化為文字，然后凝神運筆，擲地作金石聲。等到一篇評論草就，已是深夜一兩點鐘。陳布雷回到家中，大都在深夜3時左右。此時，兒女們均已入睡。第二天，孩子們早起上學，陳布雷尚在夢鄉(xiāng)。因此，這一階段，雖然是一家人團聚，但全家人一起吃飯聚談的機會反而很少。

進入1925年，國民革命運動進一步興起，南北兩營壘的斗爭（以國共合作為主導的南方革命政府與以直系軍閥為代表的北京政權）更加尖銳激烈。陳布雷在南北兩政權的對峙中，以堅定的立場擁護南方革命政府，擁護國民革命。這一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平，“噩音既播，哀動八荒；元良云亡，慟之百世”。消息傳到上海，《商報》著論哀悼，嘆斯人斯績不可復續(xù)，策后死諸君仍須努力。然在當時，《時事新報》竟載文，謂：中山先生之精神與陳炯明決裂時即已死去，今不過是形骸逝去而已。陳布雷閱后大怒，漏夜即作《精神的死與形骸的死》一文，對《時事新報》的謬論予以當頭棒喝，一棒就將其打悶下去。

1925年發(fā)生的“五卅慘案”，在陳布雷的記者生涯中，是最為閃光的一段時期。其時，陳布雷以《商報》記者的身份，深入到罷工、罷課、罷市的風潮中心。他一方面奔走呼號，主張懲兇，監(jiān)督政府交涉；一方面采訪工人、學生、店員，每天撰寫揭露英日暴行的評論，高張愛國旗幟。五卅以后，陳布雷繼續(xù)以極大的熱情和勇氣，通過《商報》這個輿論陣地，揭露各處發(fā)生的慘案，竭力主張“懲兇”，呼吁撤銷領事裁判權，支持省港大罷工，歡呼九江、漢口收回租界等等。此間，中共《向?qū)А分芸苍D(zhuǎn)載《商報》評論，并加以評注。蕭楚女甚至直接致函陳布雷，對畏壘在五卅愛國運動所表現(xiàn)出來的革命精神給予嘉許?？偲饋砜?，陳布雷在這一段時期所寫的言論，不但才思橫溢，筆力千鈞，膾炙人口，飲譽滬上，而且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也與中共提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張相一致，故而受到共產(chǎn)黨人的真誠歡迎。陳布雷自己亦回憶：“在整個五卅運動中，余與公展每日注視事態(tài)發(fā)展，間亦親至各團體訪問消息，交換意見，故能把握問題中心而所有議論，均能在群眾中發(fā)生影響?！?/p>

五卅運動之后，陳布雷曾經(jīng)致書四弟訓慈，袒露了自己的心跡。其時，陳訓慈在寧波效實中學任教，同時奉陳布雷之命，兼理官橋家族事務。因此，陳布雷在信中照例先交代了幾件家務瑣事，然后話鋒一轉(zhuǎn)，寫道：“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寫這封信，是在極繁亂極悲痛的心境下寫的。這回學生運動，英捕竟開槍殺人！遠道聞者尚且發(fā)指，何況我們親在上海目擊喋血前后之種種愁慘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無處哭。有時也想，連哭的自由也沒有嗎？毋寧冒險放聲一哭。但幕后又似有聲音傳來說：‘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傭！怎么能要哭便哭！’嗚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殘血猶熱，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眾頗有覺醒，而總商會諸老成，猶怕?lián)上?，怕說話，竊恐禍猶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趕快進行愛國之宣傳。嗚呼四弟，人間何世？痛！痛??！痛?。?！”

陳布雷的這封信，可謂是字字血淚。尤其是三個“痛”字，簡直有撕心裂肺之感了。陳布雷在信中所說的“總商會諸老成”，是暗指以虞洽卿為代表的一批民族資本家，這說明陳布雷對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妥協(xié)性與動搖性是極為不滿的。陳布雷在信中所提的“琯卿”，據(jù)陳布雷的外甥翁永澤解釋，“琯卿”即當時寧波國家主義派的領袖李琯卿。陳布雷把教育民眾的希望寄托于“國家主義派”，這說明他的思想，還未能從國家主義派的窠臼中完全解脫出來。這也就是陳布雷在五卅之后，為什么不能進一步前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6月下旬，上?？偵虝为毿纪Ｖ沽T市，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被撕開了一個大口子。陳布雷在蓬勃興起的群眾運動面前開始變得憂心忡忡，以至主張“縮小對象”，退縮持平等。在《民族墮落之憂》一文中，陳布雷更是明白斷言：中國者，“最不適于試行共產(chǎn)黨之國家”。在《國民黨之內(nèi)閣》一文中，公開宣布：中國國民革命，“舍國民黨莫屬”。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以陳布雷的政治面目來說，既沒有加入共產(chǎn)黨，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是一個“黨外人士”。然而，他的黨派立場已經(jīng)昭然若揭了。或許可以說，陳布雷在組織上雖沒有加入國民黨，但在思想上已經(jīng)加入了。

此間，陳布雷對他的浙高校友、《京報》著名記者邵飄萍（邵振青）被害事件，深感痛心。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因持同情國民軍及反奉立場，被張大帥的奉軍槍殺。陳布雷聞訊邵飄萍被害，悲憤莫名，漏夜寫出專評《共和國家與生命保障》一文，開篇便是：“《京報》邵飄萍君竟于昨晨為軍團司令部判決死刑，執(zhí)行槍斃。入民國以來，除袁世凱軍政執(zhí)法處時代外，未有不顧法律，不重人權，下如此駭人之手段者也?！睂τ诜钴姶伺e，陳布雷一針見血地指出：“小而言之，監(jiān)謗緘口，偶語者誅?！薄按蠖灾?，法律無靈，人權失障，以死懼民，將令民不畏死。”

總起來說，陳布雷在《商報》時期的政治立場，是為：反帝、反軍閥、反專制。為此，他寫下了大量政論性文章。據(jù)有心人統(tǒng)計，僅在1926年3月至11月的9個月里，陳布雷就發(fā)表了80余篇政論文章，平均每月著文近八九篇。若以此類推，陳布雷在《商報》所發(fā)表的文章，大抵有600多篇。雖然，陳布雷在不少文章中，明確表明對工農(nóng)運動及“赤化”的憂慮，與中共黨人有意識地拉開距離，而對國民黨人則主動表示親近。但是，客觀地說，陳布雷仍不失為一位反帝反軍閥的勇士。

從1920年10月至1927年初，陳布雷為《商報》筆耕六載有余，這也正是國民革命從發(fā)端到高潮的一段時期。古賢有詩：“夜來劍氣沖牛斗，猶是男兒未遇年。”從陳布雷來說，他的重返江湖，恰遇蓬勃興起的國民大革命“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云往”，這就使得他的反帝反軍閥的政治理想得以張揚抒發(fā)，亦使得他的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政論文章得以一展所長。

《商報》時期，成為陳布雷新聞生涯中的一段黃金歲月，著名報人鄒韜奮曾經(jīng)贊嘆說：“布雷先生在報界文壇的聲譽，在《商報》時代就已建立起來。他當時不但富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以畏壘為筆名在《商報》上發(fā)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tài)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敝娙藙⒋蟀拙驼f得更坦率了：“今天上海報紙的言論，哪一個人也寫不過陳布雷。”歷經(jīng)清政府、北洋政府、南方革命政府的“三朝老臣”葉恭綽先生說得婉轉(zhuǎn)一點，但是對陳布雷的推崇也是毫不掩飾的。葉說：“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的人才寥寥無幾，論議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顏旨微，在南惟陳畏壘而已。”

陳布雷聽了葉先生的贊許，頗有些不好意思，連忙表示：“我的見解與文字，在南不及張季鸞，在北不及顏旨微與陳博生?！逼鋾r，張季鸞是上?！吨腥A新報》的總編輯，陳博生是北京《晨報》的總編輯，顏旨微是天津《益世報》的主筆，張、陳、顏與陳布雷一樣，都是擅長寫政論文章的高手，在當時，號稱是中國報界“四大主筆”。但是，謙虛盡管謙虛，若以文章的思想性、革命性及戰(zhàn)斗性而論，陳布雷當為“四大主筆”之首，這在時人中是沒有什么疑義的。

經(jīng)過陳布雷及報社同仁的苦心經(jīng)營，《商報》在鼎盛時期，發(fā)行已達12000份，一度成為與《申報》、《新聞報》鼎足而立的新聞媒介，也是上海商界最為重要的新聞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