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

我作這一篇文的本意，其實是想研究怎樣改革家庭；又因為中國親權(quán)重，父權(quán)更重，所以尤想對于從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fā)表一點意見?？偠灾褐皇歉锩锏嚼献由砩狭T了。但何以大模大樣，用了這九個字的題目呢？這有兩個理由：

第一，中國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動搖他的兩樣東西。一樣不必說，也與我輩絕不相干；一樣便是他的倫常，我輩卻不免偶然發(fā)幾句議論，所以株連牽扯，很得了許多“鏟倫常”“禽獸行”之類的惡名。他們以為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quán)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但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橋梁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F(xiàn)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也便是將來的祖。我知道我輩和讀者，若不是現(xiàn)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補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個時間。為想省卻許多麻煩起見，我們便該無須客氣，盡可先行占住了上風，擺出父親的尊嚴，談?wù)勎覀兒臀覀冏优氖拢徊坏珜碇謱嵭?，可以減少困難，在中國也順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聽了害怕，總算是一舉兩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說，“我們怎樣做父親?！?/p>

第二，對于家庭問題，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經(jīng)略略說及，總括大意，便只是從我們起，解放了后來的人。論到解放子女，本是極平常的事，當然不必有什么討論。但中國的老年，中了舊習慣舊思想的毒太深了，決定悟不過來。譬如早晨聽到烏鴉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卻總須頹唐半天。雖然很可憐，然而也無法可救。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還有，我曾經(jīng)說，自己并非創(chuàng)作者，便在上海報紙的《新教訓》里，挨了一頓罵。但我輩評論事情，總須先評論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說話，對得起自己和別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創(chuàng)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發(fā)見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里面，取了一點心以為然的道理；至于終極究竟的事，卻不能知。便是對于數(shù)年以后的學說的進步和變遷，也說不出會到如何地步，單相信比現(xiàn)在總該還有進步還有變遷罷了。所以說，“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

我現(xiàn)在心以為然的道理，極其簡單。便是依據(jù)生物界的現(xiàn)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xù)這生命；三，要發(fā)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

生命的價值和生命價值的高下，現(xiàn)在可以不論。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因為生物之所以為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生物為保存生命起見，具有種種本能，最顯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攝取食品，因有食品才發(fā)生溫熱，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個體，總免不了老衰和死亡，為繼續(xù)生命起見，又有一種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發(fā)生苗裔，繼續(xù)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現(xiàn)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飲食并非罪惡，并非不凈；性交也就并非罪惡，并非不凈。飲食的結(jié)果，養(yǎng)活了自己，對于自己沒有恩；性交的結(jié)果，生出子女，對于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扒昂蠛?，都向生命的長途走去，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竟與這道理完全相反。夫婦是“人倫之中”，卻說是“人倫之始”；性交是常事，卻以為不凈；生育也是常事，卻以為天大的大功。人人對于婚姻，大抵先夾帶著不凈的思想。親戚朋友有許多戲謔，自己也有許多羞澀，直到生了孩子，還是躲躲閃閃，怕敢聲明；獨有對于孩子，卻威嚴十足。這種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和偷了錢發(fā)跡的財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人類的性交也應(yīng)如別種動物，隨便舉行；或如無恥流氓，專做些下流舉動，自鳴得意。是說，此后覺醒的人，應(yīng)該先洗凈了東方固有的不凈思想，再純潔明白一些，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創(chuàng)造者的意義。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領(lǐng)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領(lǐng)，將來還要交付子女，像他們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個過付的經(jīng)手人罷了。

生命何以必須繼續(xù)呢？就是因為要發(fā)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只能延續(xù)著，在這進化的路上走。走這路須有一種內(nèi)的努力，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nèi)的努力，積久才會繁復(fù)，無脊椎動物有內(nèi)的努力，積久才會發(fā)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yīng)該犧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yīng)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yīng)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后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fā)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孫子理應(yīng)終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兒必須時時咒罵他的親娘。是說，此后覺醒的人，應(yīng)該先洗凈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于子女，義務(wù)思想須加多，而權(quán)利思想?yún)s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況且幼者受了權(quán)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將來還要對于他們的幼者，仍盡義務(wù)。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過付的經(jīng)手人罷了。

“父子間沒有什么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quán)利思想很重，義務(wù)思想和責任心卻很輕。以為父子關(guān)系，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yīng)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卻件件與這要求反對，我從古以來，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縮，社會的進步，也就跟著停頓。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雖不免也有缺點，但結(jié)合長幼的方法，卻并無錯誤。他并不用“恩”，卻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shù)目太多——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fā)展的長途。

人類也不外此，歐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為本位，便是最合于這生物學的真理的辦法。便在中國，只要心思純白，未曾經(jīng)過“圣人之徒”作踐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發(fā)現(xiàn)這一種天性。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nóng)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為將要放債。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愿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這離絕了交換關(guān)系利害關(guān)系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倘如舊說，抹煞了“愛”，一味說“恩”，又因此責望報償，那便不但敗壞了父子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種子。有人做了樂府，說是“勸孝”，大意是什么“兒子上學堂，母親在家磨杏仁，預(yù)備回來給他喝，你還不孝么”之類，自以為“拼命衛(wèi)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窮人的豆?jié){，在愛情上價值同等，而其價值卻正在父母當時并無求報的心思；否則變成買賣行為，雖然喝了杏酪，也不異“人乳喂豬”，無非要豬肉肥美，在人倫道德上，絲毫沒有價值了。

所以我現(xiàn)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

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應(yīng)當?shù)氖隆＿@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xù)生命的根基。因為將來的運命，早在現(xiàn)在決定，故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譯本，載在《新潮》一卷五號）雖然重在男女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看出遺傳的可怕。歐士華本是要生活，能創(chuàng)作的人，因為父親的不檢，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愛母親，不忍勞他服侍，便藏著嗎啡，想待發(fā)作時候，由使女瑞琴幫他吃下，毒殺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親了。

歐“母親，現(xiàn)在應(yīng)該你幫我的忙了?！?/p>

阿夫人“我嗎？”

歐“誰能及得上你?！?/p>

阿夫人“我！你的母親！”

歐“正為那個?！?/p>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歐“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給我的是一種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這一段描寫，實在是我們做父親的人應(yīng)該震驚戒懼佩服的；決不能昧了良心，說兒子理應(yīng)受罪。這種事情，中國也很多，只要在醫(yī)院做事，便能時時看見先天梅毒性病兒的慘狀；而且傲然的送來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遺傳，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許多精神上體質(zhì)上的缺點，也可以傳之子孫，而且久而久之，連社會都蒙著影響。我們且不高談人群，單為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就令硬做了父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tǒng)。將來學問發(fā)達，社會改造時，他們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總不免要受善種學（Eugenics）者的處置。

倘若現(xiàn)在父母并沒有將什么精神上體質(zhì)上的缺點交給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當然健康，總算已經(jīng)達到了繼續(xù)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責任還沒有完，因為生命雖然繼續(xù)了，卻是停頓不得，所以還須教這新生命去發(fā)展。凡動物較高等的，對于幼雛，除了養(yǎng)育保護以外，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需的本領(lǐng)。例如飛禽便教飛翔，鷙獸便教搏擊。人類更高幾等，便也有愿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這也是愛，上文所說的是對于現(xiàn)在，這是對于將來。只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于祖先的事，應(yīng)該改變，“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單細胞動物，也遵著這教訓，那便永遠不敢分裂繁復(fù)，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人類了。

幸而這一類教訓，雖然害過許多人，卻還未能完全掃盡了一切人的天性。沒有讀過“圣賢書”的人，還能將這天性在名教的斧鉞底下，時時流露，時時萌蘗；這便是中國人雖然凋落萎縮，卻未滅絕的原因。

所以覺醒的人，此后應(yīng)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于后起新人。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yù)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jīng)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fā)達。所以一切設(shè)施，都應(yīng)該以孩子為本位，日本近來，覺悟的也很不少；對于兒童的設(shè)施，研究兒童的事業(yè)，都非常興盛了。第二，便是指導(dǎo)。時勢既有改變，生活也必須進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異于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dǎo)者協(xié)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不但不該責幼者供奉自己；而且還須用全副精神，專為他們自己，養(yǎng)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yīng)該盡教育的義務(wù)，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yīng)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這樣，便是父母對于子女，應(yīng)該健全的產(chǎn)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會怕，仿佛父母從此以后，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這種空虛的恐怖和無聊的感想，也即從謬誤的舊思想發(fā)生；倘明白了生物學的真理，自然便會消滅。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yīng)預(yù)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jīng)帶著過去的色彩，卻不失獨立的本領(lǐng)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要幸福么？連你的將來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還童”，要“老復(fù)丁”么？子女便是“復(fù)丁”，都已獨立而且更好了。這才是完了長者的任務(wù)，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領(lǐng)，樣樣照舊，專以“勃奚谷”為業(yè)，行輩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虛無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間要疏隔了。歐美的家庭，專制不及中國，早已大家知道；往者雖有人比之禽獸，現(xiàn)在卻連“衛(wèi)道”的圣徒，也曾替他們辯護，說并無“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親；惟其沒有“拘攣”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沒有反抗“拘攣”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誘，便無論如何，決不能有“萬年有道之長”。例便如我中國，漢有舉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還有孝廉方正，都能換到官做。父恩諭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屬寥寥。足可證明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并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

獨有“愛”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說，“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fā)耳。子之于母，亦復(fù)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漢末的孔府上，很出過幾個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現(xiàn)在這般冷落，這話也許確是北海先生所說；只是攻擊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發(fā)笑罷了。）雖然也是一種對于舊說的打擊，但實于事理不合。因為父母生了子女，同時又有天性的愛，這愛又很深廣很長久，不會即離?，F(xiàn)在世界沒有大同，相愛還有差等，子女對于父母，也便最愛，最關(guān)切，不會即離。所以疏隔一層，不勞多慮。至于一種例外的人，或者非愛所能鉤連。但若愛力尚且不能鉤連，那便任憑什么“恩威，名分，天經(jīng)，地義”之類，更是鉤連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長者要吃苦了。這事可分兩層：第一，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卻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樣社會中，不獨老者難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難于生活。第二，中國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歲，早已老態(tài)可掬，待到真實衰老，便更須別人扶持。所以我說，解放子女的父母，應(yīng)該先有一番預(yù)備；而對于如此社會，尤應(yīng)該改造，使他能適于合理的生活。許多人預(yù)備著，改造著，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實現(xiàn)了。單就別國的往時而言，斯賓塞未曾結(jié)婚，不聞他亻宅傺無聊；瓦特早沒有了子女，也居然“壽終正寢”，何況在將來，更何況有兒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這事也有兩層，全如上文所說，不過一是因為老而無能，一是因為少不更事罷了。因此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wù)。中國相傳的成法，謬誤很多：一種是錮閉，以為可以與社會隔離，不受影響。一種是教給他惡本領(lǐng)，以為如此才能在社會中生活。用這類方法的長者，雖然也含有繼續(xù)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卻決定謬誤。此外還有一種，是傳授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yīng)社會。這與數(shù)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因為市上有假洋錢，便要在學校里遍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之類，同一錯誤。社會雖然不能不偶然順應(yīng)，但決不是正當辦法。因為社會不良，惡現(xiàn)象便很多，勢不能一一順應(yīng)；倘都順應(yīng)了，又違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進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會。

就實際上說，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guān)系父子關(guān)系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于今為烈”，正是“在昔已然”。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為難；拼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我們試一翻大族的家譜，便知道始遷祖宗，大抵是單身遷居，成家立業(yè)；一到聚族而居，家譜出版，卻已在零落的中途了。況在將來，迷信破了，便沒有哭竹，臥冰；醫(yī)學發(fā)達了，也不必嘗穢，割股。又因為經(jīng)濟關(guān)系，結(jié)婚不得不遲，生育因此也遲，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經(jīng)衰落，不及依賴他們供養(yǎng)，事實上也就是父母反盡了義務(wù)。世界潮流逼拶著，這樣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無非覺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機可望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國家庭，實際久已崩潰，并不如“圣人之徒”紙上的空談，則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無進步呢？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潰者自崩潰，糾纏者自糾纏，設(shè)立者又自設(shè)立；毫無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間，本來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詞流行之后，便都改稱“革命”，然而其實也仍是討嫖錢至于相罵，要賭本至于相打之類，與覺醒者的改革，截然兩途。這一類自稱“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尋出《孝經(jīng)》，勒令誦讀，想他們“學于古訓”，都做犧牲。這只能全歸舊道德舊習慣舊方法負責，生物學的真理決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為要進化，應(yīng)該繼續(xù)生命，那便“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三妻四妾，也極合理了。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類因為無后，絕了將來的生命，雖然不幸，但若用不正當?shù)姆椒ㄊ侄危堁由叭巳?，便該比一人無后，尤其“不孝”。因為現(xiàn)在的社會，一夫一妻制最為合理，而多妻主義，實能使人群墮落。墮落近于退化，與繼續(xù)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無后只是滅絕了自己，退化狀態(tài)的有后，便會毀到他人。人類總有些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精神，而況生物自發(fā)生以來，交互關(guān)聯(lián)，一人的血統(tǒng)，大抵總與他人有多少關(guān)系，不會完全滅絕。所以生物學的真理，決非多妻主義的護符。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yīng)該是義務(wù)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jié)舊賬，一面開辟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边@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但世間又有一類長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準子女解放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孫子曾孫都做無謂的犧牲。這也是一個問題；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對于這問題，現(xiàn)在不能解答。

一九九年十月。

燈下漫筆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zhí)迷于現(xiàn)銀的鄉(xiāng)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贅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于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后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xiàn)。雖然停止兌現(xiàn)，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lǐng)，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支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么，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么，到親戚朋友那里借現(xiàn)錢去罷，怎么會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于現(xiàn)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后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xiàn)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后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xiàn)銀，沉甸甸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yīng)的。

但我當一包現(xiàn)銀塞在懷中，沉甸甸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fā)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xiàn)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shù)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zhàn)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那一面，但又屬于無論哪一面。強盜來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于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nèi)プ霭傩?，——不敢，是拿他們?nèi)プ雠ｑR，情愿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么奴隸規(guī)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上У氖峭鶗簳r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zāi)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guī)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guī)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guī)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后，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guī)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圣。而且這規(guī)則是不像現(xiàn)在那樣朝三暮四的。于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shè)些什么“漢族發(fā)達時代”“漢族發(fā)祥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shù)恼f法在這里——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huán)，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后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圣天子驅(qū)除云爾?！?/p>

現(xiàn)在入了哪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贊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fù)古，可見于現(xiàn)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哪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zhàn)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wěn)”，暫不至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fù)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時代么？都像復(fù)古家一樣，不滿于現(xiàn)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滿于現(xiàn)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chuàng)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xiàn)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yù)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么無產(chǎn)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么地方刮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著對于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F(xiàn)在西洋人也一樣，嘴里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卻被魅于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筑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jīng)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zhàn)游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xiàn)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圣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xiàn)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xiàn)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jīng)獻于北魏，獻于金，獻于元，獻于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shù)?；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茍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xiàn)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xiàn)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p>

（《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qū)使了。如此連環(huán)，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xiàn)在也太遼遠了，但“復(fù)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么？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么？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并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jīng)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旁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巨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xiàn)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shù)糜肋h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yǎng)尊處優(yōu)，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贊嘆者，也還可恕的?？墒沁€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贊中國的舊物。其一是愿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贊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xiàn)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并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于是大小無數(shù)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xiàn)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xiàn)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xiàn)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從胡須說到牙齒

1

一翻《吶喊》，才又記得我曾在中華民國九年雙十節(jié)的前幾天做過一篇《頭發(fā)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罷，那時是《語絲》出世未久，我又曾為它寫了一篇《說胡須》。實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釗之所謂“每況愈下”了，——自然，這一句成語，也并不是章士釗首先用錯的，但因為他既以擅長舊學自居，我又正在給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當時就聽說，——或者也是時行的“流言”，——一位北京大學的名教授就憤慨過，以為從胡須說起，一直說下去，將來就要說到屁股，則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報》一樣了。為什么呢？這須是熟精今典的人們才知道，后進的“束發(fā)小生”是不容易了然的。因為《晶報》上曾經(jīng)登過一篇《太陽曬屁股賦》，屁股和胡須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說此部，即難免不說彼部，正如看見洗臉的人，敏捷而聰明的學者即能推見他一直洗下去，將來一定要洗到屁股。所以有志于做gentleman者，為防微杜漸起見，應(yīng)該在背后給一頓奚落的?！绻f此外還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竊聞之：歐美的文明人諱言下體以及和下體略有淵源的事物。假如以生殖器為中心而畫一正圓形，則凡在圓周以內(nèi)者均在諱言之列；而圓之半徑，則美國者大于英。中國的下等人，是不諱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諱，所以雖是公子而可以名為黑臀。諱之始，不知在什么時候；而將英美的半徑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間或更在其上，則昉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銳敏了之故罷，向來就很嬌氣，什么也給他說不得，見不得，聽不得，想不得。道學先生于是乎從而禁之，雖然很像背道而馳，其實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們還是一看見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冢就要做詩。我現(xiàn)在雖然也弄弄筆墨做做白話文，但才氣卻仿佛早經(jīng)注定是該在“水平線”之下似的，所以看見手帕或荒冢之類，倒無動于衷；只記得在解剖室里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體上動刀的時候，可似乎略有做詩之意，——但是，不過“之意”而已，并沒有詩，讀者幸勿誤會，以為我有詩集將要精裝行世，傳之其人，先在此預(yù)告。后來，也就連“之意”都沒有了，大約是因為見慣了的緣故罷，正如下等人的說慣一樣。否則，也許現(xiàn)在不但不敢說胡須，而且簡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論”或“天地玄黃賦”便不屑做。遙想土耳其革命后，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么下等的事？嗚呼，她們已將嘴巴露出，將來一定要光著屁股走路了！

2

雖然有人數(shù)我為“無病呻吟”黨之一，但我以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夠明白底細的。倘沒有病，誰來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經(jīng)有了呻吟病了，無法可醫(yī)?！７伦匀挥质抢狻＜慈缱院氈敝疗ü傻容?，倘使相安無事，誰愛去紀念它們；我們平居無事時，從不想到自己的頭，手，腳以至腳底心。待到慨然于“頭顱誰斫”，“髀肉（又說下去了，尚希紳士淑女恕之）復(fù)生”的時候，是早已別有緣故的了，所以，“呻吟”。而批評家們曰：“無病”。我實在艷羨他們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間的毫毛，向來不很肇禍，所以也沒有人引為題目，來呻吟一通。頭發(fā)便不然了，不但白發(fā)數(shù)莖，能使老先生攬鏡慨然，趕緊拔去；清初還因此殺了許多人。民國既經(jīng)成立，辮子總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將來要翻出怎樣的花樣來，但目下總不妨說是已經(jīng)告一段落。于是我對于自己的頭發(fā)，也就淡然若忘，而況女子應(yīng)否剪發(fā)的問題呢，因為我并不預(yù)備制造桂花油或販賣燙剪：事不干己，是無所容心于其間的。但到民國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進高等女子師范學校去了，而她是剪了頭發(fā)的，再沒有法可梳盤龍髻或S髻。到這時，我才知道雖然已是民國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視剪發(fā)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視剪發(fā)的男子相同；校長M先生雖被天奪其魄，自己的頭頂禿到近乎精光了，卻偏以為女子的頭發(fā)可系千鈞，示意要她留起。設(shè)法去疏通了幾回，沒有效，連我也聽得麻煩起來，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隨口呻吟了一篇《頭發(fā)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來竟居然并不留長，現(xiàn)在還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來，也可以無須說下去了，然而連胡須樣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憤，要時時想到的。胡須的有無，式樣，長短，我以為除了直接受著影響的人以外，是毫無容喙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而有些人們偏要越俎代謀，說些無聊的廢話，這真和女子非梳頭不可的教育，“奇裝異服”者要抓進警廳去辦罪的政治一樣離奇。要人沒有反撥，總須不加刺激；鄉(xiāng)下人捉進知縣衙門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個頭道：“謝大老爺！”這情形是特異的中國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周年，我的牙齒又發(fā)生問題了，這當然就要說牙齒。這回雖然并非說下去，而是說進去，但牙齒之后是咽喉，下面是食道，胃，大小腸，直腸，和吃飯很有相關(guān)，仍將為大雅所不齒；更何況直腸的鄰近還有膀胱呢，嗚呼！

3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歷之重九，國民因為主張關(guān)稅自主，游行示威了。但巡警卻斷絕交通，至于發(fā)生沖突，據(jù)說兩面“互有死傷”。次日，幾種報章（《社會日報》，《世界日報》，《輿論報》，《益世報》，《順天時報》等）的新聞中就有這樣的話：

“學生被打傷者，有吳興身（第一英文學校），頭部刀傷甚重……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門牙二。其他尚未接有報告?！?/p>

這樣還不夠，第二天，《社會日報》，《輿論報》，《黃報》，《順天時報》又道：

“……游行群眾方面，北大教授周樹人（即魯迅）門牙確落二個?！?/p>

輿論也好，指導(dǎo)社會機關(guān)也好，“確”也好，不確也好，我是沒有修書更正的閑情別致的。但被害苦的是先有許多學生們，次日我到L學校去上課，缺席的學生就有二十余，他們想不至于因為我被打落門牙，即以為講義也跌了價的，大概是預(yù)料我一定請病假。還有幾個嘗見和未見的朋友，或則面問，或則函問；尤其是朋其君，先行肉薄中央醫(yī)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門牙無恙，這才重回東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風來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兩個門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頓學風”者和其黨徒之氣罷；或者算是說了胡須的報應(yīng)，——因為有說下去之嫌，所以該得報應(yīng)，——依博愛家言，本來也未始不是一舉兩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場。我之所以不到場者，并非遵了胡適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從了江紹原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著易卜生博士的遺訓正在“救出自己”；慚愧我全沒有做那些大工作，從實招供起來，不過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門牙，卻是“確落二個”的。

4

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齒健全，決不會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見他歪著嘴角吸風，模樣著實可笑。自從盤古開辟天地以來，中國就未曾發(fā)明過一種止牙痛的好方法，現(xiàn)在雖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鑲牙補眼”的了，但大概不過學了一點皮毛，連消毒去腐的粗淺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論，以中國自家的牙醫(yī)而論，只有幾個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貴不可言。至于窮鄉(xiāng)僻壤，卻連皮毛家也沒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醫(yī)好，怕只好去叩求城隍土地爺爺罷。

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齒不痛的正人君子們立異，實在是“欲罷不能”。聽說牙齒的性質(zhì)的好壞，也有遺傳的，那么，這就是我的父親賞給我的一份遺產(chǎn)，因為他牙齒也很壞。于是或蛀，或破，……終于牙齦上出血了，無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無牙醫(yī)。那時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謂“西法……”也者，惟有《驗方新編》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試盡“驗方”都不驗。后來，一個善士傳給我一個秘方：擇日將栗子風干，日日食之，神效。應(yīng)擇那一日，現(xiàn)在已經(jīng)忘卻了，好在這秘方的結(jié)果不過是吃栗子，隨時可以風干的，我們也無須再費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醫(yī)，服湯藥，可惜中醫(yī)仿佛也束手了，據(jù)說這是叫“牙損”，難治得很呢。還記得有一天一個長輩斥責我，說，因為不自愛，所以會生這病的；醫(yī)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從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長崎，再去尋牙醫(yī)，他給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謂“齒辱”，這才不再出血了，花去的醫(y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nèi)。

我后來也看看中國的醫(yī)藥書，忽而發(fā)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它說，齒是屬于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我這才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來，原來是它們在這里這樣誣陷我。到現(xiàn)在，即使有人說中醫(yī)怎樣可靠，單方怎樣靈，我還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還很多哩，假使我有Victor Hugo先生的文才，也許因此可以寫出一部《Les Misérables》的續(xù)集。然而豈但沒有而已么，遭難的又是自家的牙齒，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單，是不大合式的，雖然所有文章，幾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辯護?，F(xiàn)在還不如邁開大步一跳，一徑來說“門牙確落二個”的事罷：

袁世凱也如一切儒者一樣，最主張尊孔。做了離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時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兩年。自此以來，相承不廢，但也因秉政者的變換，儀式上，尤其是行禮之狀有些不同：大概自以為維新者出則西裝而鞠躬，尊古者興則古裝而頓首。我曾經(jīng)是教育部的僉事，因為“區(qū)區(qū)”，所以還不入鞠躬或頓首之列的；但屆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執(zhí)事。執(zhí)事者，將所謂“帛”或“爵”遞給鞠躬或頓首之諸公的聽差之謂也。民國十一年秋，我“執(zhí)事”后坐車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氣很冷，所以我穿著厚外套，戴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車夫，我相信他是因為瞌睡，糊涂，決非章士釗黨；但他卻在中途用了所謂“非常處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將我從車上摔出。我手在袋里，來不及抵按，結(jié)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門牙為犧牲了。于是無門牙而講書者半年，補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現(xiàn)在使朋其君一見放心，釋然回去的兩個，其實卻是假的。

5

孔二先生說，“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矣?！边@話，我確是曾經(jīng)讀過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兩個門牙，借此能給若干人們從旁快意，“痛快”，倒也毫無吝惜之心。而無如門牙，只有這幾個，而且早經(jīng)脫落何？但是將前事拉成今事，卻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為有些事情，我還要說真實，便只好將別人的“流言”抹殺了，雖然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無損于自己者為限。準此，我便順手又要將章士釗的將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涂賬揭出來。

又是章士釗。我之遇到這個姓名而搖頭，實在由來已久；但是，先前總算是為“公”，現(xiàn)在卻像憎惡中醫(yī)一樣，仿佛也挾帶一點私怨了，因為他“無故”將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經(jīng)說過：我正在給他打官司。近來看見他的古文的答辯書了，很斤斤于“無故”之辯，其中有一段：

“……又該偽校務(wù)維持會擅舉該員為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難容，亦法律之所不許。……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請執(zhí)政將周樹人免職，十三日由執(zhí)政明令照準……”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駁掉他：

“查校務(wù)維持會公舉樹人為委員，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該總長呈請免職，據(jù)稱在十二日。豈先預(yù)知將舉樹人為委員而先為免職之罪名耶？……”

其實，那些什么“答辯書”也不過是中國的胡牽亂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釗未必一定如此胡涂；假使真只胡涂，倒還不失為胡涂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說過：“挽近政治。內(nèi)包甚復(fù)。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難于跡象求之。執(zhí)法抗爭。不過跡象間事?！彼蕴热羰虏桓杉?，則與其聽他說政法，談邏輯，實在遠不如看《太陽曬屁股賦》，因為欺人之意，這些賦里倒沒有的。

離題愈說愈遠了：這并不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F(xiàn)在即此收住，將來說到那里，且看民國十五年秋罷。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對于批評家的希望

前兩三年的書報上，關(guān)于文藝的大抵只有幾篇創(chuàng)作（姑且這樣說）和翻譯，于是讀者頗有批評家出現(xiàn)的要求，現(xiàn)在批評家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而且日見其多了。

以文藝如此幼稚的時候，而批評家還要發(fā)掘美點，想扇起文藝的火焰來，那好意實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則嘆息現(xiàn)代作品的淺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則嘆息現(xiàn)代作品之沒有血淚，那是怕著作界復(fù)歸于輕佻。雖然似乎微辭過多，其實卻是對于文藝的熱烈的好意，那也實在是很可感謝的。

獨有靠了一兩本“西方”的舊批評論，或則撈一點頭腦板滯的先生們的唾余，或則仗著中國固有的什么天經(jīng)地義之類的，也到文壇上來踐踏，則我以為委實太濫用了批評的權(quán)威。試將粗淺的事來比罷：譬如廚子做菜，有人品評他壞，他固不應(yīng)該將廚刀鐵釜交給批評者，說道你試來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卻可以有幾條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沒有“嗜痂之癖”，沒有喝醉了酒，沒有害著熱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對于文藝批評家的希望卻還要小。我不敢望他們于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將自己的精神來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無淺薄卑劣荒謬之處，因為這事情是頗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過愿其有一點常識，例如知道裸體畫和春畫的區(qū)別，接吻和性交的區(qū)別，尸體解剖和戮尸的區(qū)別，出洋留學和“放諸四夷”的區(qū)別，筍和竹的區(qū)別，貓和老虎的區(qū)別，老虎和番菜館的區(qū)別……更進一步，則批評以英美的老先生學說為主，自然是悉聽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兩國；看不起托爾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調(diào)查一點他的行實，真看過幾本他所做的書。

還有幾位批評家，當批評譯本的時候，往往詆為不足齒數(shù)的勞力，而怪他何不去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之可尊，想來翻譯家該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譯者，一定因為他只能翻譯，或者偏愛翻譯的緣故。所以批評家若不就事論事，而說些應(yīng)當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權(quán)以外的事，因為這類言語，是商量教訓而不是批評?，F(xiàn)在還將廚子來比，則吃菜的只要說出品味如何就盡夠，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縫或造房子，那是無論怎樣的呆廚子，也難免要說這位客官是痰迷心竅的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戰(zhàn)士和蒼蠅

Schopenhauer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后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

正因為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chuàng)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

戰(zhàn)士戰(zhàn)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fā)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zhàn)士更英雄。但是戰(zhàn)士已經(jīng)戰(zhàn)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zhàn)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fā)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chuàng)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zhàn)士終竟是戰(zhàn)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zhàn)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三月二十一日。

古書與白話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會長進，到現(xiàn)在仍是說非“讀破幾百卷書者”即做不出好白話文，于是硬拉吳稚暉先生為例?？墒蔷褂謺小叭饴楫斢腥ぁ保稣f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實吳先生的“用講話體為文”，即“其貌”也何嘗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不是“縱筆所之，輒萬數(shù)千言”么？

其中自然有古典，為“黃口小兒”所不知，尤有新典，為“束發(fā)小生”所不曉。清光緒末，我初到日本東京時，這位吳稚暉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鈞大戰(zhàn)了，其戰(zhàn)史就有這么長，則見聞之多，自然非現(xiàn)在的“黃口小兒”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辭用典，有許多地方是惟獨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夠了然，從青年看來，第一是驚異于那文辭的滂沛。這或者就是名流學者們所認為長處的罷，但是，那生命卻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學者們所拉攏恭維的相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顯出長處，也無法滅去名流學者們的所謂長處；只將所說所寫，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梁。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據(jù)別人的心，愈善于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里，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著腸子里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里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如果“不朽之大業(yè)”不過這樣，那未免太可憐了罷。而且，到了一九二五年，“黃口小兒”們還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過于可慘罷，即使它“自從孤桐先生下臺之后，……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

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為深知，最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發(fā)小生”，也何至于說，要做戒絕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盡幾百兩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經(jīng)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為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雖然據(jù)說美國的某處已經(jīng)禁講進化論了，但在實際上，恐怕也終于沒有效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新的薔薇

——然而還是無花的

因為《語絲》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題目，所以破格地奮發(fā)，要寫出“新的薔薇”來。

——這回可要開花了？

——嗡嗡，——不見得罷。

我早有點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為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為”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聽說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開過了。我沒有見，我就不以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東西是存在的?！獙W者們怕要說。

——好！那么，由它去罷。——這是我敬謹回稟學者們的話。

有些講“公理”的，說我的雜感沒有一看的價值。那是一定的。其實，他來看我的雜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話倘會合于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會員了么？我的話不就等于他們的話了么？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于一個人和一番話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jīng)一無所有。

這回“北京城內(nèi)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為之憤慨：“……至于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國國旗，以為保護生命財產(chǎn)的護符?！?/p>

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chǎn)的護符”，我們自有“法律”在。

如果還不放心呢，那么，就用一種更穩(wěn)妥的旗子：紅卍字旗。介乎中外之間，超于“無恥”和有恥之外，——確是好旗子！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貼在酒樓飯館里，至今還沒有跟著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zhí)筆的人。

但這時卻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她本不愿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說“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呵！”

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卻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為“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于是自然要發(fā)生“節(jié)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來華的時候，“有些志士”卻又大發(fā)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xiàn)今尚為許多人所反對，節(jié)育也行不通。為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為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秘訣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為了“愛”。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fā)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這也許還是因為“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

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扶清滅洋”，各國聯(lián)軍入京的余澤。

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〇〇年。二十六年之后，我們卻“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吃飯；如果大師兄有靈，必將爽然若失者歟。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yè)”的，也是這一筆款……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革命時代的文學

——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么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jīng)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里聽文學。其實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經(jīng)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纯吹?，不過并無心得，能說出于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jīng)驗，對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于人們又有什么益處呢？

在自然界里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jié)果，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于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挽聯(lián)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wěn)當?shù)馁I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guān)系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于八股，在文學中并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

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guān)系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钡珵槭裁慈祟惓闪巳耍镒咏K于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只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并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于站起，講話，結(jié)果是他勝利了。現(xiàn)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么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于種種社會狀態(tài)，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guān)于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于革命沒有什么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并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于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了分發(fā)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jīng)了結(jié)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于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么聲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yōu)榕稹Ｅ鸬奈膶W一出現(xiàn)，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jīng)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fā)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fù)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復(fù)仇的文學，然而他的恢復(fù)，是靠著歐洲大戰(zhàn)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zhuǎn)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面包吃尚且來不及，那里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fā)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fā)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爭，非先行變換現(xiàn)代社會底狀態(tài)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只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會底狀態(tài)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這時候就又產(chǎn)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于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shè)，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于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于新的建設(shè)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后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么大的罪名。

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huán)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于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diào)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shè)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挽歌來。但是懷舊，唱挽歌，就表示已經(jīng)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挽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制度挽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于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于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于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并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游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卻已產(chǎn)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jīng)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贊美建設(shè)是革命進行以后的影響，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樣，現(xiàn)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jié)果。

現(xiàn)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著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于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么舒服?；蛘咧v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一出戲里，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里的角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只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xiàn)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nóng)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nóng)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xiàn)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于鄉(xiāng)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gòu)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xiàn)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只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F(xiàn)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nóng)民不解放，工人農(nóng)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nóng)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zhàn)爭者，是革命的戰(zhàn)士，我以為現(xiàn)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于戰(zhàn)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zhàn)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于戰(zhàn)余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nóng)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xiàn)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zhàn)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于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余裕的產(chǎn)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

我呢，自然倒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只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一九二七年。

讀書雜談

——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

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里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么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wù)勛x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么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并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yè)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yè)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座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jīng)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yè)，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于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并沒有什么分別，并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于職業(yè)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現(xiàn)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yè)的讀書。

現(xiàn)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guān)系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xù)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后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里，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于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并非說諸君應(yīng)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于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shè)法使人們對于非做不可的事發(fā)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xiàn)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nèi)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并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yīng)該在抽屜里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yīng)做的功課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yè)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子，對于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F(xiàn)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么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gòu)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并不計及那些，就如游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xiàn)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只限于文學方面，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于已經(jīng)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chuàng)作家。創(chuàng)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嘗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jù)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chuàng)作也沒有什么關(guān)系的。

事實上，現(xiàn)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chuàng)作不值錢，養(yǎng)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chuàng)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fā)點熱，于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yè)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嗟挂擦T了，結(jié)果還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證據(jù)，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里面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么，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里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大發(fā)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yīng)該看什么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zhàn)》之類，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chuàng)作何嘗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jīng)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后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后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guān)于批評的事?，F(xiàn)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么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于是批評家也便應(yīng)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于讀者，至少對于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xiàn)在，似乎應(yīng)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于創(chuàng)作是操生殺之權(quán)，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涂，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鞒上，后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于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xiàn)成的驢子卻不騎。于是老人對孩子嘆息道，我們只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jié)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只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只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shù)，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叔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里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jīng)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干荔枝，罐頭荔枝，陳年荔枝，并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枝。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于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墻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xiāng)下找一個沒有歷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jīng)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只好先行泛覽，然后抉擇而入于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一九二七年。

文藝與革命

來信

魯迅先生：

在《新聞報》的《學?！窓趦?nèi)，讀到你的一篇《文學和政治的歧途》的講演，解釋文學者和政治者之背離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寧為滿足，這滿足，在感覺銳敏的文學者看去，一樣是糊涂不徹底，表示失望，終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腳。我覺得這是世界各國成為定例的事實。最近又在《語絲》上讀到《民眾主義和天才》和你的《“醉眼”中的朦朧》兩篇文字，確實提醒了此刻現(xiàn)在做著似是而非的平凡主義和革命文學的迷夢的人們之朦朧不少，至少在我是這樣。

我相信文藝思潮無論變到怎樣，而藝術(shù)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這是不得否認的。這是說，文藝之流，從最初的什么主義到現(xiàn)在的什么主義，所寫著的內(nèi)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練的才技，造成一篇優(yōu)美無媲的文藝作品，終是一樣。一條長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現(xiàn)的形相，雖然不同，而長江還是一條長江。我們看它那下流的廣大深緩，足以灌田畝，駛巨舶，便忘記了給它形成這廣大深緩的來源，已覺糊涂到透頂。若再斷章取義，說：此刻現(xiàn)在，我們所要的是長江的下流，因為可以利用，增加我們的財富，上流的長江可以不要，有著簡直無用。這是完全以經(jīng)濟價值去評斷長江本身整個的價值了。這種評斷，出于著眼在經(jīng)濟價值的商人之口，不足為怪；出于著眼在藝術(shù)價值的文藝家之口，未免昏亂至于無可救藥了。因為拿藝術(shù)價值去評斷長江之上流，未始沒有意義，或竟比之下流較為自然奇?zhèn)ィ参纯芍?/p>

真與美是構(gòu)成一件成功藝術(shù)品的兩大要素。而構(gòu)成這真與美至于最高等級，便是造成一件藝術(shù)品，使它含有最高級的藝術(shù)價值，那便非賴最高級的天才不可了。如果這個論斷可以否認，那末我們?yōu)槭裁捶Q頌荷馬，但丁，沙士比亞和歌德呢？我們?yōu)槭裁床荒軇?chuàng)造和他們同等的文藝作品呢，我們也有觀察現(xiàn)象的眼，有運用文思的腦，有握管伸紙的手？

在現(xiàn)在，離開人生說藝術(shù)，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記時代之嫌；而離開藝術(shù)說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會運動家的本相，他們無須談藝術(shù)了。由此說，熱心革命的人，盡可投入革命的群眾里去，沖鋒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藝作那既穩(wěn)當又革命的勾當？

我覺得許多提倡革命文學的所謂革命文藝家，也許是把表現(xiàn)人生這句話誤解了。他們也許以為十九世紀以來的文藝，所表現(xiàn)的都是現(xiàn)實的人生，在那里面，含有顯著的時代精神。文藝家自驚醒了所謂“象牙之塔”的夢以后，都應(yīng)該跟著時代環(huán)境奔走；離開時代而創(chuàng)造文藝，便是獨善主義或貴族主義的文藝了。他們看到易卜生之偉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國革命時期內(nèi)的作家葉遂寧和戈理基們的熱切動人；便以為現(xiàn)在此后的文藝家都須拿當時的生活現(xiàn)象來詛咒，刻劃，予社會以改造革命的機會，使文藝變?yōu)槊癖姷暮透锩奈乃嚒Ｉ谒^“世紀末”的現(xiàn)代社會里面的人，除非是神經(jīng)麻木了的，未始不會感到苦悶和悲哀。文藝家終比一般人感覺銳敏一點。擺在他們眼前的既是這么一個社會，蘊在他們心中的當有怎么一種情緒呢！他們有表現(xiàn)或刻劃的才技，他們便要如實地寫了出來，便無意地成為這時代的社會的呼聲了。然而他們還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藝術(shù)，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稱頌為改革社會的先驅(qū)，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稱為人道主義的極致者，還須賴他們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經(jīng)幾個真知灼見的批評者為之闡揚而后可。然而，真能懂得他們的藝術(shù)的，究竟還是少數(shù)。至于葉遂寧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說了，戈理基呢，聽人說，已有點灰色了。這且不說。便是以藝術(shù)本身而論，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譏笑那不切實的詩人的詩。況且我們以藝術(shù)價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還是疑問呵。

實在說，文藝家是不會拋棄社會的，他們是站在民眾里面的。有一位否認有條件的文藝批評者，對于泰奴（Taine）的時間條件，認為不確，其理由是：文藝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藝家，還是站在那時候，以那時候的生活環(huán)境做地盤而出發(fā)，所以他畢竟是那時候的民眾之一員，而能在朦朧平安中看出殘缺和破敗。他們便以熟練的才技，寫出這種殘缺和破敗，于藝術(shù)上達到高級的價值為止，在他們自己的能力范圍之內(nèi)。在創(chuàng)造時，他們也許只顧到藝術(shù)的精細微妙，并沒想到如何激動民眾，予民眾以強烈的刺激，使他們血脈賁張，而從事于革命。

我們?nèi)绻姓J藝術(shù)有獨立的無限的價值，藝術(shù)家有完成藝術(shù)本身最終目的之必要，那末我們便不能而且不應(yīng)該撇開藝術(shù)價值去指摘藝術(shù)家的態(tài)度，這和拿藝術(shù)家的現(xiàn)實行為去評斷他的藝術(shù)作品者一樣可笑。波特來耳的詩并不因他的狂放而稍減其價值。淺薄者許要咒他為人群的蛇蝎，卻不知道他底厭棄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們平常譏刺一個人，還須觀察到他的深處，否則便見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標準，既沒有看到他的深處，又拋棄了衡量藝術(shù)價值的尺度，便無的放矢地攻刺一個忠于藝術(shù)的人，真的糊涂呢還是別有用意！這不過使我們覺到此刻現(xiàn)在的中國文藝界真不值一談，因為以批評成名而又是創(chuàng)造自許的所謂文藝家者，還是這樣地崇奉功利主義呵！我——自然不是什么文藝家——喜歡讀些高級的文藝作品，頗多古舊的東西，很有人說這是迷舊的時代擯棄者。他們告訴我，現(xiàn)在是民眾文藝當世了，嶄新的專為第四階級玩味的文藝當世了。我為之愕然者久之，便問他們：民眾文藝怎樣寫法？文藝家用什么手段，使民眾都能玩味？現(xiàn)在民眾文藝已產(chǎn)生了若干部？革了命之后的民眾能夠賞識所謂民眾文藝者已有幾分之幾？莫非現(xiàn)在有許多新《三字經(jīng)》，或新《神童詩》出版了么？我真不知民眾化的文藝如何活法，活在內(nèi)容上吧，那我們就有表現(xiàn)民眾生活的文藝了；活在技藝上吧，那么一首國民革命歌盡夠充數(shù)了，你聽：“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多么宏壯而明白呵！我們?yōu)槭裁催€要別的文藝？他們不能明確地回答，而我也糊涂到而今。此刻現(xiàn)在，才從《民眾主義與天才》一文里得了答案，是：“無論民眾藝術(shù)如何地主張藝術(shù)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藝術(shù)作品無論如何自有無限的價值等差，這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所謂普遍性啦，平等性啦這一類話，意思不外乎是說藝術(shù)的內(nèi)容是關(guān)于廣眾的民間生活或關(guān)于人生的普遍事象，而有這種內(nèi)容的藝術(shù)，始可以供給一般民眾的玩味。藝術(shù)備有像這種意味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待說是不可以否認的，然而藝術(shù)作品既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以上，那些比較高級的藝術(shù)品，好，就可以說多少能夠供給一般民眾的玩味，若要說一切人都能夠一樣的精細，一樣的深刻，一樣的微妙——換句話說，絕對平等的來玩味它，那無論如何是不得有的事實。”

記得有人說過這樣的話：最先進的思想只有站在最高層先進的少數(shù)人能夠了解，等到這種思想透入群眾里去的時候，已經(jīng)不是先進的思想了。這些話，是告訴我們蕓蕓眾生，到底有一大部分感覺不敏的。世界上有這樣的不平等，除了詛咒造物的不公，我們還能怨誰呢？這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人類的演進史，可以一筆抹殺，而革命也不能發(fā)生了。世界文化的推進，全賴少數(shù)先覺之沖鋒陷陣，如果各個人的聰明才智，都是相等，文化也早就發(fā)達到極致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所謂“螺旋式進行”一句話，還不是等于廢話？藝術(shù)是文化的一部，文化有進退，藝術(shù)自不能除外。民眾化的藝術(shù)，以藝術(shù)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差來說，簡直不能成立。自然，借文藝以革命這夢囈，也終究是一種夢囈罷了！以上是我的意思，未知先生以為如何？

一九二八，三，二五，冬芬

回信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評家，因此也不是藝術(shù)家，因為現(xiàn)在要做一個什么家，總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評不可，沒有一伙，是不行的，至少，在現(xiàn)在的上海灘上。因為并非藝術(shù)家，所以并不以為藝術(shù)特別崇高，正如自己不賣膏藥，便不來打拳贊藥一樣。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是時代的人生記錄，人類如果進步，則無論他所寫的是外表，是內(nèi)心，總要陳舊，以至滅亡的。不過近來的批評家，似乎很怕這兩個字，只想在文學上成仙。

各種主義的名稱的勃興，也是必然的現(xiàn)象。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世界上的民眾很有些覺醒了，雖然有許多在受難，但也有多少占權(quán)，那自然也會有民眾文學——說得徹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

中國的批評界怎樣的趨勢，我卻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覺得各專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國尺，有美國尺，有德國尺，有俄國尺，有日本尺，自然也有中國尺，或者兼用各種尺。有的說要真正，有的說要斗爭，有的說要超時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說幾句短短的冷話。還有，是自己擺著文藝批評家的架子，而憎惡別人的鼓吹了創(chuàng)作。倘無創(chuàng)作，將批評什么呢，這是我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腸的。

別的此刻不談?，F(xiàn)在所號稱革命文學家者，是斗爭和所謂超時代。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xiàn)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xiàn)世，怎么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著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社會停滯著，文藝決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里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為這社會所容，已經(jīng)離開革命，其結(jié)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揭載稿子的機會罷了。

斗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為什么不斗爭？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著，于是大罵“偏激”之可惡，以為人人應(yīng)該相愛，現(xiàn)在被一班壞東西教壞了。他們飽人大約是愛餓人的，但餓人卻不愛飽人，黃巢時候，人相食，餓人尚且不愛餓人，這實在無須斗爭文學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乾轉(zhuǎn)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yīng)用他，我以為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

美國的辛克來兒說：一切文藝是宣傳。我們的革命的文學者曾經(jīng)當作寶貝，用大字印出過；而嚴肅的批評家又說他是“淺薄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也淺薄——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么，用于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為當先求內(nèi)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于掛招牌?！暗鞠愦濉薄瓣懜逅]”，已經(jīng)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又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

但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似乎又作別論。招牌是掛了，卻只在吹噓同伙的文章，而對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fā)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或則將劇本的動作辭句都推到演員的“昨日的文學家”身上去。那么，剩下來的思想的內(nèi)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罷？我給你看兩句馮乃超的劇本的結(jié)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兒：我們反抗去！”

四月四日。魯迅

一九二八年。

文壇的掌故

來信

編者先生：

由最近一個上海的朋友告訴我，“滬上的文藝界，近來為著革命文學的問題，鬧得十分囂?！庇腥O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爭論過。但鬧得并不“囂”，戰(zhàn)區(qū)也不見擴大，便結(jié)束。大約除了成都，別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xiàn)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這爭論的起源，已經(jīng)過了長時期的醞釀。雙方的主體——贊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獞岩伤麄兯^革命文學的，是九五日報社。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峙；接著因了國民政府在長江一帶逐漸發(fā)展，成都的革命文學家，便投機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產(chǎn)階級的文學。而湊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wù)劯锩膶W》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xiàn)。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家的怒，兩面的戰(zhàn)爭，便開始攻擊。

至于兩方面的戰(zhàn)略：革命文學者以為一切都應(yīng)該革命，要革命才有進步，才順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余孽，帝國主義的爪牙。同樣和創(chuàng)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為根據(jù)的。——可是又無他們的徹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并為一談?！磳φ叱姓J“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為文學上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guān)，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學不應(yīng)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說法。加入這戰(zhàn)團的，革命文學方面，多為“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系，則半屬不相識的朋友。

這一場混戰(zhàn)的結(jié)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zhàn)線，自愿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

關(guān)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只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很可觀。據(jù)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面，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只算預(yù)備將來“文壇的掌故”起見，并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面的意思。

廢話已說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勻。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慶

回信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確切了，是丁丁編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又一幕。至于“囂”與不“囂”，那是要憑耳聞?wù)叩穆犛X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zhàn)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但向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chuàng)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蔣光×（恕我還不知道現(xiàn)在已經(jīng)改了哪一字）拜帥的《太陽》，王獨清領(lǐng)頭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shù)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藝術(shù)家潘漢年編撰的《現(xiàn)代小說》和《戰(zhàn)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幾天看見K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zhàn)旗》七月號），才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nèi)的。

含混地只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徹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卻確是無產(chǎn)階級文學，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jù)，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chǎn)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jié)到斗爭文學，一講斗爭，便只能說是最高的政治斗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shù)?，因為正是勞農(nóng)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前就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并且根據(jù)了資產(chǎn)社會的法律，請律師大登其廣告，來嚇唬別人了。

向“革命的智識階級”叫打倒舊東西，又拉舊東西來保護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聲，卻不肯吃一點革命者往往難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偽，并且左右不同，連葉靈鳳所抄襲來的“陰陽臉”，也還不足以淋漓盡致地為他們自己寫照，我以為這是很可惜，也覺得頗寂寞的。

但這是就大局而言，倘說個人，卻也有已經(jīng)得到好結(jié)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開步走”和“打發(fā)他們?nèi)ァ?，又改換姓名（石厚生），做了一點“珰魯迅”之后，據(jù)日本的無產(chǎn)文藝月刊《戰(zhàn)旗》七月號所載，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溫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沒有），并且在那邊被尊為“可尊敬的普羅塔利亞特作家”，“從支那的勞動者農(nóng)民所選出的他們的藝術(shù)家”了。

魯迅。八月十日

一九二八年。

現(xiàn)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么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于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里來講幾句，情不可卻，只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么——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huán)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shù)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沖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chuàng)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和的，創(chuàng)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xiàn)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nèi)α似饋怼?/p>

各種文學，都是應(yīng)環(huán)境而產(chǎn)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后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huán)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xiàn)，并不如文學家所預(yù)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jié)果，略有喘息的余裕，這才產(chǎn)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為什么呢，因為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xiàn)的，然而其實并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于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xiàn)的烏托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zhuǎn)變，來作刺戟，正如飽于飲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里失敗了，卻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嘆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兇橫，渴望著“光復(fù)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后，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并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zhí)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愿受風雷的試煉。但后來，詩人葉遂寧、小說家索波里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有些反動。這是什么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并不是暴風雨，來試煉的也并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障氡粨羲榱?，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后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吃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jīng)死掉了。

中國，據(jù)說，自然是已經(jīng)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并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chǎn)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chǎn)階級文學在哪里呢，連“頭”也沒有，哪里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并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并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于創(chuàng)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chǎn)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里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內(nèi)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只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準備失去一只手，是能減少戰(zhàn)斗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兑恢皇帧芬策€是窮秀才落難，后來終于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diào)。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xiàn)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著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征》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lián)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卻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里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chǎn)階級！”現(xiàn)在的人們既然神經(jīng)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準紅了，對于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著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對于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幾句才會明白罷。這是帝制時代的事。一個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么門外面，皇帝差一個太監(jiān)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花費，那么，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在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據(jù)日本的雜志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nóng)工大眾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只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于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guān)于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幾本，一定較為切實可靠。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后，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紹介到中國來；翻譯并不比隨便的創(chuàng)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的發(fā)展卻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一九二九年。

流氓的變遷

孔墨都不滿于現(xiàn)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家伙，則都是“天”。

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叭逭?，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為終極的目的。到后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quán)貴相饋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quán)貴如“五侯”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滿洲入關(guān)，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鏢，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并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shù)?，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奸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xiāng)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發(fā)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后面是傳統(tǒng)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xiàn)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中的章秋谷，以為他給妓女吃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杠，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由現(xiàn)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為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的近作。

一九二九年。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

——夜記之五

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于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面，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記得前幾年，《狂飆》?？瘯r，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發(fā)表，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xiàn)在書店不愿出版了，安知（?。┎皇囚斞高\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著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著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面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著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jié)蒂，終于是“學匪”，理應(yīng)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眾。所以我的經(jīng)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tǒng)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后謚為“文忠”一般。于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杰先生的文章——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zhàn)》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并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shè)法，以為在這樣四面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并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并無什么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lǐng)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于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并不傳授什么《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里，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么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么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于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匀唬埜叩扰u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面說，發(fā)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面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guān)于皇帝的事，說“天皇圣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wù)D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現(xiàn)在我們圣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圣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贊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也是我們古圣賢的教訓。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話，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會“滅族”也說不定的，連主張“放諸四裔”也不行，這時他不和你來談什么孟子孔子了?，F(xiàn)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開國之初相仿。（不完）

這是“夜記”之五的小半篇。“夜記”這東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將偶然的感想，在燈下記出，留為一集的，那年就發(fā)表了兩篇。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兇，又做了一篇半，題為《虐殺》，先講些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俄國皇帝的酷待革命黨之類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我也就借此偷懶，不再寫下去，現(xiàn)在連稿子也不見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個書店去做雜志的編輯，來托我做點隨隨便便，看起來不大頭痛的文章。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記”，立了這樣的題目。大意是想說，中國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鈔整篇，而須東拉西扯，補綴得看不出縫，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還是等于沒有做，而批評者則謂之好文章或好人。社會上的一切，什么也沒有進步的病根就在此。當夜沒有做完，睡覺去了。第二天柔石來訪，將寫下來的給他看，他皺皺眉頭，以為說得太嚕蘇一點，且怕過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約他另譯一篇短文，將這放下了。

現(xiàn)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經(jīng)一年有余了，偶然從亂紙里檢出這稿子來，真不勝其悲痛。我想將全文補完，而終于做不到，剛要下筆，又立刻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所謂“人琴俱亡”者，大約也就是這模樣的罷?，F(xiàn)在只將這半篇附錄在這里，以作柔石的紀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記。

柔石小傳

柔石，原名平復(fù)，姓趙，以一九〇一年生于浙江省臺州寧海縣的市門頭。前幾代都是讀書的，到他的父親，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營小小的商業(yè)，所以他直到十歲，這才能入小學。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師范學校；一面為杭州晨光社之一員，從事新文學運動。畢業(yè)后，在慈溪等處為小學教師，且從事創(chuàng)作，有短篇小說集《瘋?cè)恕芬槐荆丛趯幉ǔ霭?，是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為北京大學旁聽生。

回鄉(xiāng)后，于一九二五年春，為鎮(zhèn)海中學校務(wù)主任，抵抗北洋軍閥的壓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寧海青年，創(chuàng)辦寧海中學，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項，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長，改革全縣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鄉(xiāng)村發(fā)生暴動。失敗后，到處反動，較新的全被摧毀，寧海中學既遭解散，柔石也單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藝。十二月為《語絲》編輯，又與友人設(shè)立朝華社，于創(chuàng)作之外，并致力于紹介外國文藝，尤其是北歐，東歐的文學與版畫，出版的有《朝華》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藝苑朝華》五本。后因代售者不付書價，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〇年春，自由運動大同盟發(fā)動，柔石為發(fā)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立，他也為基本構(gòu)成員之一，盡力于普羅文學運動。先被選為執(zhí)行委員，次任常務(wù)委員編輯部主任；五月間，以左聯(lián)代表的資格，參加全國蘇維埃區(qū)域代表大會，畢后，作《一個偉大的印象》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經(jīng)特別法庭移交龍華警備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槍決，身中十彈。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學上的成績，創(chuàng)作有詩劇《人間的喜劇》，未印，小說《舊時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譯有盧那卡爾斯基的《浮士德與城》，戈理基的《阿爾泰莫諾夫氏之事業(yè)》及《丹麥短篇小說集》等。

唐朝的釘梢

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隨不舍，術(shù)語謂之“釘梢”?！搬敗闭撸瑘愿蕉豢砂我?，“梢”者，末也，后也，譯成文言，大約可以說是“追躡”。據(jù)釘梢專家說，那第二步便是“扳談”；即使罵，也就大有希望，因為一罵便可有言語來往，所以也就是“扳談”的開頭。我一向以為這是現(xiàn)在的洋場上才有的，今看《花間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經(jīng)有了這樣的事，那里面有張泌的《浣溪紗》調(diào)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回嬌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計是，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

這分明和現(xiàn)代的釘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譯成白話詩，大概可以是這樣：

夜趕洋車路上飛，

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

顯出腿兒肥，

亂丟俏眼笑迷迷。

難以扳談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帶著油腔滑調(diào)且釘梢，

好像聽得罵道“殺千刀！”

但恐怕在古書上，更早的也還能夠發(fā)見，我極希望博學者見教，因為這是對于研究“釘梢史”的人，極有用處的。

論“第三種人”

這三年來，關(guān)于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里發(fā)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里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預(yù)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chǎn)階級的走狗”。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xiàn)代》雜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我在這里先應(yīng)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chǎn)階級的走狗”，甚至于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chǎn)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jù)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階級斗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預(yù)感。

我相信這種預(yù)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xiàn)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shù)，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并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jīng)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并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板，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fā)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圣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著，一面進軍著，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xiàn)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xiàn)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fā)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并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產(chǎn)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xiàn)在要問：左翼文壇現(xiàn)在因為受著壓迫，不能發(fā)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fā)表的可能，不至于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產(chǎn)階級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只從壞處著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我以為這種預(yù)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jù)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歷，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預(yù)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么？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zhàn)斗的時代而要離開戰(zhàn)斗而獨立，生在現(xiàn)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xiàn)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fā)，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預(yù)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里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zhàn)斗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過現(xiàn)在的，他在創(chuàng)作超階級的，為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xiàn)，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fā)生的罪孽，都推給它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huán)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chuàng)造一些屬于將來（因為他們現(xiàn)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為現(xiàn)在而寫的，將來是現(xiàn)在的將來，于現(xiàn)在有意義，才于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托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nóng)民看，也不自命為“第三種人”，當時資產(chǎn)階級的多少攻擊，終于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于蠢到不知道“連環(huán)圖畫是產(chǎn)生不出托爾斯泰，產(chǎn)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為可以產(chǎn)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里是可以產(chǎn)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xiàn)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的連環(huán)圖畫么？而且是為了那時的“現(xiàn)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chuàng)作，這是極不錯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氣，才會有工作的勇氣！”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卻又因為預(yù)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

“怎么辦呢”？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談金圣嘆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圣嘆，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jù)三民主義以自辯，并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后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拾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并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余；而且經(jīng)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余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于《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

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后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于流寇，只痛恨著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鄉(xiāng)，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nóng)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換了一只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xiàn)在為便于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嚙野草，茍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后來能夠比較的不復(fù)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qū)別的只在“流”與“坐”，卻并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

宋江據(jù)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圣嘆卻道應(yīng)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xiāng)下人卻還要看《武松獨手擒方臘》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xiàn)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jīng)驗了。聽說四川有一支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價值既遠過于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發(fā)，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關(guān)于婦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迸优c小人歸在一類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后來的道學先生們，對于母親，表面上總算是敬重的了，然而雖然如此，中國的為母的女性，還受著自己兒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

辛亥革命后，為了參政權(quán)，有名的沈佩貞女士曾經(jīng)一腳踢倒過議院門口的守衛(wèi)。不過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們男人去踢罷，他一定會還踢你幾腳。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還有，現(xiàn)在有些太太們，可以和闊男人并肩而立，在碼頭或會場上照一個照相；或者當汽船飛機開始行動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個酒瓶（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說不定，我不知道那詳細）了，也還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樣的職業(yè)，除女工，為的是她們工錢低，又聽話，因此為廠主所樂用的不算外，別的就大抵只因為是女子，所以一面雖然被稱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榮的廣告。男子倘要這么突然的飛黃騰達，單靠原來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變狗不可。

這是五四運動后，提倡了婦女解放以來的成績。不過我們還常常聽到職業(yè)婦女的痛苦的呻吟，評論家的對于新式女子的譏笑。她們從閨閣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是又成為給大家開玩笑，發(fā)議論的新資料了。

這是因為她們雖然到了社會上，還是靠著別人的“養(yǎng)”；要別人“養(yǎng)”，就得聽人的嘮叨，甚而至于侮辱。我們看看孔夫子的嘮叨，就知道他是為了要“養(yǎng)”而“難”，“近之”“遠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緣故。這也是現(xiàn)在的男子漢大丈夫的一般的嘆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沒有消滅“養(yǎng)”和“被養(yǎng)”的界限以前，這嘆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的。

這并未改革的社會里，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并無兩樣。拿一匹小鳥關(guān)在籠中，或給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變了，其實還只是一樣的在給別人做玩意，一飲一啄，都聽命于別人。俗語說：“受人一飯，聽人使喚”，就是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jīng)濟權(quán)，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別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別，然而地位卻應(yīng)該同等。必須地位同等之后，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消失了嘆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zhàn)斗。但我并非說，女人應(yīng)該和男人一樣的拿槍，或者只給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只以為應(yīng)該不自茍安于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jīng)濟等等而戰(zhàn)斗。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xiàn)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斗爭，也還是必要的。

我沒有研究過婦女問題，倘使必須我說幾句，就只有這一點空話。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說“面子”

“面子”，是我們在談話里常常聽到的，因為好像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

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里，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他們似乎在研究。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lǐng)，只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yīng)，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面子；他既然沒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這是不是事實，我斷不定，但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頗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頗疑心他們想專將“面子”給我們。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幾種的，每一種身價，就有一種“面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丟臉”。不怕“丟臉”，便是“不要臉”。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臉”。而“丟臉”之道，則因人而不同，例如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才成為“丟臉”。但車夫也并非沒有“臉”，不過這時不算“丟”，要給老婆踢了一腳，就躺倒哭起來，這才成為他的“丟臉”。這一條“丟臉”律，是也適用于上等人的。這樣看來，“丟臉”的機會，似乎上等人比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車夫偷一個錢袋，被人發(fā)見，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仿佛也不見得怎樣“丟臉”，況且還有“出洋考察”，是改頭換面的良方。

誰都要“面子”，當然也可以說是好事情，但“面子”這東西，卻實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報》就告訴我們一條新聞：滬西有業(yè)木匠大包作頭之羅立鴻，為其母出殯，邀開“貰器店之王樹寶夫婦幫忙，因來賓眾多，所備白衣，不敷分配。其時，適有名王道才，綽號三喜子，亦到來送殯，爭穿白衣不遂，以為有失體面，心中懷恨，……邀集徒黨數(shù)十人，各執(zhí)鐵棍，據(jù)說尚有持手槍者多人，將王樹寶家人亂打。一時雙方有劇烈之戰(zhàn)爭，頭破血流，多人受有重傷?！卑滓率怯H族有服者所穿的，現(xiàn)在必須“爭穿”而又“不遂”，足見并非親族，但竟以為“有失體面”，演成這樣的大戰(zhàn)了。這時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卻可以完全不管。這類脾氣，是“紳商”也不免發(fā)露的：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于勸進表中為“有面子”；有一國從青島撤兵的時候，有人以列名于萬民傘上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說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說，人應(yīng)該“不要臉”。現(xiàn)在說話難，如果主張“非孝”，就有人會說你在煽動打父母，主張男女平等，就有人會說你在提倡亂交——這聲明是萬不可少的。

況且，“要面子”和“不要臉”實在也可以有很難分辨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笑話么？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扳談為榮。有一個專愛夸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當然，這是笑話，是形容這人的“不要臉”，但在他本人，是以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為“有面子”了。別的許多人，不是四大人連“滾開去”也不對他說么？

在上海，“吃外國火腿”雖然還不是“有面子”，卻也不算怎么“丟臉”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善于變化，于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谷川如是閑說“盜泉”云：“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币舱f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

臉譜臆測

對于戲劇，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國戲劇的文章，有時也看一看。近來的中國戲是否象征主義，或中國戲里有無象征手法的問題，我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伯鴻先生在《戲》周刊十一期（《中華日報》副刊）上，說起臉譜，承認了中國戲有時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詐，紅表忠勇，黑表威猛，藍表妖異，金表神靈之類，實與西洋的白表純潔清凈，黑表悲哀，紅表熱烈，黃金色表光榮和努力”并無不同，這就是“色的象征”，雖然比較的單純，低級。

這似乎也很不錯，但再一想，卻又生了疑問，因為白表奸詐，紅表忠勇之類，是只以在臉上為限，一到別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詐，紅也不表示忠勇了。

對于中國戲劇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時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戴假面的，這假面上，大約一定得表示出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這角色的臉相的規(guī)定。古代的假面和現(xiàn)在的打臉的關(guān)系，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過，假使有些關(guān)系，那么，“白表奸詐”之類，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類，卻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國古來就喜歡講“相人術(shù)”，但自然和現(xiàn)在的“相面”不同，并非從氣色上看出禍福來，而是所謂“誠于中，必形于外”，要從臉相上辨別這人的好壞的方法。一般的人們，也有這一種意見的，我們在現(xiàn)在，還常聽到“看他樣子就不是好人”這一類話。這“樣子”的具體的表現(xiàn)，就是戲劇上的“臉譜”。富貴人全無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詐。紅表忠勇，是從關(guān)云長的“面如重棗”來的?！爸貤棥笔窃鯓拥臈椬樱也恢?，要之，總是紅色的罷。在實際上，忠勇的人思想較為簡單，不會神經(jīng)衰弱，面皮也容易發(fā)紅，倘使他要永遠中立，自稱“第三種人”，精神上就不免時時痛苦，臉上一塊青，一塊白，終于顯出白鼻子來了。黑表威猛，更是極平常的事，整年在戰(zhàn)場上馳驅(qū)，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戰(zhàn)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門一門的將人們分類，平民也在分類，我想，這“臉譜”，便是優(yōu)伶和看客公同逐漸議定的分類圖。不過平民的辨別，感受的力量，是沒有士君子那么細膩的。況且我們古時候戲臺的搭法，又和羅馬不同，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現(xiàn)倘不加重，他們就覺不到，看不清。這么一來，各類人物的臉譜，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畫化，甚而至于到得后來，弄得希奇古怪，和實際離得很遠，好像象征手法了。

臉譜，當然自有它本身的意義的，但我總覺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臺的構(gòu)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時候，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別一種有意義的玩藝上，在現(xiàn)在，我卻以為還是很有興趣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從“別字”說開去

自從議論寫別字以至現(xiàn)在的提倡手頭字，其間的經(jīng)過，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記得自己并沒有說什么話。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癥，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么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前幾天在《自由談》上看見陳友琴先生的《活字與死字》，才又記起了舊事來。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寫了誤字，“劉半農(nóng)教授作打油詩去嘲弄他，固然不應(yīng)該”，但我“曲為之辯，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誤字，是以“倡明”為“昌明”，劉教授的打油詩，是解“倡”為“娼妓”，我的雜感，是說“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還未必是“曲”說；至于“大可不必”之評，那是極有意思的，一個人的言行，從別人看來，“大可不必”之點多得很，要不然，全國的人們就好像是一個了。

我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提倡過寫別字，假如我在做國文教員，學生寫了錯字，我是要給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這不過是治標之法。至于去年的指摘劉教授，卻和保護別字微有不同。（一）我以為既是學者或教授，年齡至少和學生差十年，不但飯菜多吃了萬來碗了，就是每天認一個字，也就要比學生多識三千六百個，比較的高明，是應(yīng)該的，在考卷里發(fā)見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yōu)越之感，好像得了什么寶貝一樣。況且（二）現(xiàn)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zhì)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壞，但這不能含含胡胡，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么，他只要能筑堤造路，治河導(dǎo)淮就盡夠了，寫“昌明”為“倡明”，誤“留學”為“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說，別國的學生對于本國的文字，決不致鬧出這樣的大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于中國學生的偏偏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癥。

改白話以至提倡手頭字，其實也不過一點樟腦針，不能起死回生的，但這就又受著纏不清的障害，至今沒有完。還記得提倡白話的時候，保守者對于改革者的第一彈，是說改革者不識字，不通文，所以主張用白話。對于這些打著古文旗子的敵軍，是就用古書作“法寶”，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證明了反對白話者自己的不識字，不通文。要不然，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還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為別字辯護，戰(zhàn)法也是搬古書，弄得文人學士之自以為識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為那所謂“正字”就有許多是別字。這確是轟毀舊營壘的利器?，F(xiàn)在已經(jīng)不大有人來辯文的白不白——但“尋開心”者除外——字的別不別了，因為這會引到今文《尚書》，骨甲文字去，麻煩得很。這就是改革者的勝利——至于這改革的損益，自然又作別論。

陳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這決戰(zhàn)之后，重整陣容的最穩(wěn)的方法，他已經(jīng)不想從根本上斤斤計較字的錯不錯，即別不別了。他只問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錯。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大綱》來做自己的代表——

“……古人用通借，也是寫別字，也是不該。不過積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沒有法子強人改正。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是《易經(jīng)》里所說的‘千父之蠱’?？v使不能，豈可在古人寫的別字以外再加許多別字呢？古人寫的別字，通行到如今，全國相同，所以還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別省別縣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種大障礙嗎？……”

這頭幾句，恕我老實的說罷，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們先不問有沒有法子強人改正，自己先來改正一部古書試試罷，第一個問題是拿什么做“正字”，《說文》，金文，骨甲文，還是簡直用陳先生的所謂“活字”呢？縱使大家愿意依，主張者自己先就沒法改，不能“千父之蠱”。所以陳先生的代表的接著的主張是已經(jīng)錯定了的，就一任他錯下去，但是錯不得添，以免將來破壞文字的統(tǒng)一。是非不談，專論利害，也并不算壞，但直白的說起來，卻只是維持現(xiàn)狀說而已。

維持現(xiàn)狀說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贊成者也不會少，然而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效，因為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假使古時候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xiàn)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將來的現(xiàn)狀，直至遼遠的將來，一切都和太古無異。以文字論，則未有文字之時，就不會象形以造“文”，更不會孳乳而成“字”，篆決不解散而為隸，隸更不簡單化為現(xiàn)在之所謂“真書”。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假使能夠遏止，那就成為死水，縱不干涸，也必腐敗的。當然，在流行時，倘無弊害，豈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實際上，卻斷沒有這樣的事?；貜?fù)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xiàn)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事也是沒有的，只可權(quán)大小。況且我們的方塊字，古人寫了別字，今人也寫別字，可見要寫別字的病根，是在方塊字本身的，別字病將與方塊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這方塊字之外，實在并沒有救濟的十全好方法。

復(fù)古是難了，何先生也承認。不過現(xiàn)狀卻也維持不下去，因為我們現(xiàn)在一般讀書人之所謂“正字”，其實不過是前清取士的規(guī)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謂“翰苑分書”的《字學舉隅》中，但二十年來，在不聲不響中又有了一點改變。從古迄今，什么都在改變，但必須在不聲不響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礙，維持現(xiàn)狀說來了，復(fù)古說也來了。這些說頭自然也無效。但一時不失其為一種窒礙卻也是真的，它能夠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革者遲疑一下子，從招潮者變?yōu)槌顺闭摺?/p>

我在這里，要說的只是維持現(xiàn)狀說聽去好像很穩(wěn)健，但實際上卻是行不通的，史實在不斷的證明著它只是一種“并無其事”：僅在這一些。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人生識字胡涂始

中國的成語只有“人生識字憂患始”，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們常常給我好教訓，其一是學話。他們學話的時候，沒有教師，沒有語法教科書，沒有字典，只是不斷的聽取，記住，分析，比較，終于懂得每個詞的意義，到得兩三歲，普通的簡單的話就大概能夠懂，而且能夠說了，也不大有錯誤。小孩子往往喜歡聽人談天，更喜歡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點心，但也為了愛熱鬧，尤其是在研究別人的言語，看有什么對于自己有關(guān)系——能懂，該問，或可取的。

我們先前的學古文也用同樣的方法，教師并不講解，只要你死讀，自己去記住，分析，比較去。弄得好，是終于能夠有些懂，并且竟也可以寫出幾句來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為通，別人也以為通了，但一看底細，還是并不怎么通，連明人小品都點不斷的，又何嘗少有？人們學話，從高等華人以至下等華人，只要不是聾子或啞子，學不會的是幾乎沒有的，一到學文，就不同了，學會的恐怕不過極少數(shù)，就是所謂學會了的人們之中，請恕我坦白的再來重復(fù)的說一句罷，大約仍然胡胡涂涂的還是很不少。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為我們雖然拼命的讀古文，但時間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說話，整天的可以聽見；而且所讀的書，也許是《莊子》和《文選》呀，《東萊博議》呀，《古文觀止》呀，從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讀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駁雜，腦子給古今各種馬隊踐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亂七八糟，但蹄跡當然是有些存留的，這就是所謂“有所得”。這一種“有所得”當然不會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卻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自己本是胡涂的，寫起文章來自然也胡涂，讀者看起文章來，自然也不會倒明白。然而無論怎樣的胡涂文作者，聽他講話，卻大抵清楚，不至于令人聽不懂的——除了故意大顯本領(lǐng)的講演之外。因此我想，這“胡涂”的來源，是在識字和讀書。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會用些書本子上的詞匯的。雖然并非什么冷僻字，或者連讀者也并不覺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細的讀者，請了我去，交給我一枝鉛筆和一張紙，說道，“您老的文章里，說過這山是峻嶒的，那山是巉巖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幅樣子呀？您不會畫畫兒也不要緊，就鉤出一點輪廓來給我看看罷。請，請，請……”這時我就會腋下出汗，恨無地洞可鉆。因為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峻嶒”和“巉巖”究竟是什么樣子，這形容詞，是從舊書上鈔來的，向來就并沒有弄明白，一經(jīng)切實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瓏”“蹣跚”“囁嚅”……之類，還多得很。

說是白話文應(yīng)該“明白如話”，已經(jīng)要算唱厭了的老調(diào)了，但其實，現(xiàn)在的許多白話文卻連“明白如話”也沒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只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至于舊語的復(fù)活，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須選擇，二須有字典以確定所含的意義，這是另一問題，在這里不說它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我要騙人

疲勞到?jīng)]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xiàn)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一樣，外面非有殼不可的。而且還得有清水。淺間山邊，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罷，但我想，卻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為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為窮余的一策，我近來發(fā)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個水兵，在閘北被暗殺了。忽然有了許多搬家的人，汽車租錢之類，都貴了好幾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里，非常之冷靜，再沒有賣食物的小商人了，只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著犬吠。然而過了兩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拼死命的在毆打那些拉著行李的大車夫和洋車夫，日本的報章，中國的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對于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個“愚民”的徽號。這意思就是說，其實是天下太平的，只因為有這樣的“愚民”，所以把頗好的天下，弄得亂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動，并未加入“愚民”這一伙里。但這并非為了聰明，卻只因為懶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戰(zhàn)爭——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歡稱為“事變”似的——的火線下，而且自由早被剝奪，奪了我的自由的權(quán)力者，又拿著這飛上空中了，所以無論跑到哪里去，都是一個樣。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哪一國人，都指這為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并不是缺點?？偸且?，而并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深知道這秘密。其實，是在下著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后來的事實，卻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的確。中國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沒有搬家，也并不是因為懷著天下太平的確信，說到底，仍不過為了無論哪里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五年以前翻閱報章，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尸的數(shù)目之多，和從不見有記著交換俘虜?shù)氖拢两裣肫饋?，也還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毆打車夫，還是極小的事情。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quán)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凈的人物的，現(xiàn)在單是這模樣就完事，總算好得很。

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或者坐在家里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走遠一點，到電影院里散悶去。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我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zāi)的捐款，因為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后，付給她一塊錢。她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贊我道，“你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只要拿著這收條，就無論到哪里，都沒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謂“好人”，也輕松的走進里面了。

看了什么電影呢？現(xiàn)在已經(jīng)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為著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fā)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jié)婚之類罷。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傍晚回家，又走進了靜悄悄的環(huán)境。聽到遠地里的犬吠聲。女孩子的滿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現(xiàn)，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樣。

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zāi)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國有著叫作“水利局”的機關(guān)，每年從人民收著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這樣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因為后來只有二十幾元，衙門就發(fā)怒不肯要。連被水災(zāi)所害的難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guān)槍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tǒng)統(tǒng)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拼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卷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著，卻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zāi)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躕，答道真有的罷。

然而這一天的后來的心情卻不舒服。好像是又以為孩子和老人不同，騙她是不應(yīng)該似的，想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fā)表之處，于是中止了，時候已是夜里十二點鐘。到門外去看了一下。

已經(jīng)連人影子也看不見。只在一家的檐下，有一個賣餛飩的，在和兩個警察談閑天。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存著的材料多得很，可見他并無生意。用兩角錢買了兩碗，和我的女人兩個人分吃了。算是給他賺一點錢。

莊子曾經(jīng)說過：“干下去的（曾經(jīng)積水的）車轍里的鮒魚，彼此用唾沫相濕，用濕氣相噓，”——然而他又說，“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卻的好?！?/p>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卻。而我，卻愈加恣意的騙起人來了。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yè)，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yè)，又未中止之際，遇到山本社長了。因為要我寫一點什么，就在禮儀上，答道“可以的”。因為說過“可以”，就應(yīng)該寫出來，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

寫著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后，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chǎn)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著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要彼此看見和了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shù)姆椒ǎ枪倘皇欠浅Ｖ玫?，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寫著漫無條理的文章，一面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

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預(yù)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二月二十三日。

寫于深夜里

一、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入中國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墻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jīng)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里面，各各藏著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也有幾個人懂得這意義。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創(chuàng)刊不久便被禁止的雜志《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畫，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Kaethe.Kollwitz）的木刻連續(xù)畫《戰(zhàn)爭》的第一幅，題目叫作《犧牲》；也是她的版畫紹介進中國來的第一幅。

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紀念。他是我的學生和朋友，一同紹介外國文藝的人，尤喜歡木刻，曾經(jīng)編印過三本歐美作家的作品，雖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為了什么，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龍華和別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槍斃。當時的報章上毫無記載，大約是不敢，也不能記載，然而許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間了，因為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我知道她一定還以為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偶然看到德國書店的目錄上有這幅《犧牲》，便將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無言的紀念。然而，后來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覺得所含的意義的，不過他們大抵以為紀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這時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集正在由歐洲走向中國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懇的紹介者卻早已睡在土里了，我們連地點也不知道。好的，我一個人來看。這里面是窮困，疾病，饑餓，死亡……自然也有掙扎和爭斗，但比較的少；這正如作者的自畫像，臉上雖有憎惡和憤怒，而更多的是慈愛和悲憫的相同。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的母親的心的圖像。這類母親，在中國的指甲還未染紅的鄉(xiāng)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說做母親的只愛不中用的兒子。但我想，她是也愛中用的兒子的，只因為既然強壯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孩子去了。

現(xiàn)在就有她的作品的復(fù)印二十一幅，來作證明；并且對于中國的青年藝術(shù)學徒，又有這樣的益處的——

一，近五年來，木刻已頗流行了，雖然時時受著迫害。但別的版畫，較成片段的，卻只有一本關(guān)于卓倫（Anders Zorn）的書?，F(xiàn)在所紹介的全是銅刻和石刻，使讀者知道版畫之中，又有這樣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畫之類更加普遍，而且看見和卓倫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內(nèi)容。

二，沒有到過外國的人，往往以為白種人都是對人來講耶穌道理或開洋行的，鮮衣美食，一不高興就用皮鞋向人亂踢。有了這畫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實許多地方都還存在著“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是和我們一氣的朋友，而且還有為這些人們悲哀，叫喊和戰(zhàn)斗的藝術(shù)家。

三，現(xiàn)在中國的報紙上多喜歡登載張口大叫著的希特拉像，當時是暫時的，照相上卻永久是這姿勢，多看就令人覺得疲勞。現(xiàn)在由德國藝術(shù)家的畫集，卻看見了別一種人，雖然并非英雄，卻可以親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覺得美，愈覺得有動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滿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國出現(xiàn)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國式計算起來，她是七十歲了，這也可以算作一個紀念。作者雖然現(xiàn)在也只能守著沉默，但她的作品，卻更多的在遠東的天下出現(xiàn)了。是的，為人類的藝術(shù)，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二、略論暗暗的死

這幾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個人是極其慘苦的事。

中國在革命以前，死囚臨刑，先在大街上通過，于是他或呼冤，或罵官，或自述英雄行為，或說不怕死。到壯美時，隨著觀看的人們，便喝一聲彩，后來還傳述開去。在我年青的時候，常聽到這種事，我總以為這情形是野蠻的，這辦法是殘酷的。

新近在林語堂博士編輯的《宇宙風》里，看到一篇銖堂先生的文章，卻是別一種見解。他認為這種對死囚喝彩，是崇拜失敗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愿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彼允埂胺彩枪艁沓晒Φ牡弁酰S持幾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殘害幾萬幾十萬無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時的懾服”。

殘害了幾萬幾十萬人，還只“能博得一時的懾服”，為“成功的帝王”設(shè)想，實在是大可悲哀的：沒有好法子。不過我并不想替他們劃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給死囚在臨刑前可以當眾說話，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jù)，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給他在臨死之前，得到一個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我先前只以為“殘酷”，還不是確切的判斷，其中是含有一點恩惠的。我每當朋友或?qū)W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斃命于幾個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殺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調(diào)笑。到得就要失敗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財產(chǎn)的數(shù)目和安放的處所；再下去，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殺人。這時他也如銖堂先生一樣，覺得民眾自有好惡，不論成敗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種秘密法，是即使沒有策士的獻議，也總有一時要采用的，也許有些地方還已經(jīng)采用。這時街道文明了，民眾安靜了，但我們試一推測死者的心，卻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慘苦。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于這作者設(shè)想的殘酷，但到現(xiàn)在，閱歷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xiàn)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三、一個童話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ZZ》，有為紀念海涅（HHei-ne）死后八十年，勃萊兌勒（Willi Bredel）所作的《一個童話》，很愛這個題目，也來寫一篇。

有一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國度。權(quán)力者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都是強敵了，拼音字好像機關(guān)槍，木刻好像坦克車；取得了土地，但規(guī)定的車站上不能下車。地面上也不能走了，總得在空中飛來飛去；而且皮膚的抵抗力也衰弱起來，一有緊要的事情，就傷風，同時還傳染給大臣們，一齊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還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實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須查考向來沒有印過的字典。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釋，例如：“解放”就是“槍斃”；“托爾斯泰主義”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親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為防學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堅固的磚墻”；“道德”條下注云：“不準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條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飛機載炸彈向‘匪賊’頭上擲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學者，往各國采訪了現(xiàn)行律，摘取精華，編纂而成的，所以沒有一國，能有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頭有一頁白紙，只有見過沒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夠看出字來，首先計三條：一，或從寬辦理；二，或從嚴辦理；三，或有時全不適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犯人，在開庭時候是決不抗辯的，因為壞人才愛抗辯，一辯即不免“從嚴辦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人，是決不上訴的，因為壞人才愛上訴，一上訴即不免“從嚴辦理”。

有一天的早晨，許多軍警圍住了一個美術(shù)學校。校里有幾個中裝和西裝的人在跳著，翻著，尋找著，跟隨他們的也是警察，一律拿著手槍。不多久，一位西裝朋友就在寄宿舍里抓住了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的肩頭。

“現(xiàn)在政府派我們到你們這里來檢查，請你……”

“你查罷！”那青年立刻從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條箱來。

這里的青年是積多年的經(jīng)驗，已頗聰明了的，什么也不敢有。但那學生究竟只有十八歲，終于被在抽屜里，搜出幾封信來了，也許是因為那些信里面說到他的母親的困苦而死，一時不忍燒掉罷。西裝朋友便仔仔細細的一字一字的讀著，當讀到“……世界是一臺吃人的筵席，你的母親被吃去了，天下無數(shù)無數(shù)的母親也會被吃去的……”的時候，就把眉頭一揚，摸出一枝鉛筆來，在那些字上打著曲線，問道：

“這是怎么講的？”

“……”

“誰吃你的母親？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嗎？我們吃你的母親？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為槍彈，打了過去的樣子。

“哪里！……這……哪里！……這……”青年發(fā)急了。

但他并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將信一折，塞在衣袋里；又把那學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鐵流》，《靜靜的頓河》，剪貼的報，都放在一處，對一個警察說：

“我把這些交給你！”

“這些東西里有什么呢，你拿去？”青年知道這并不是好事情。

但西裝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順手一指，對別一個警察命令道：

“我把這個交給你！”

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門口去了。門外還有兩個年紀相仿的學生，背脊上都有一只勇壯巨大的手在抓著。旁邊圍著一大層教員和學生。

四、又是一個童話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后，拘留所里開審了。一間陰暗的小屋子里，上面坐著兩位老爺，一東一西。東邊的一個是馬褂，西邊的一個是西裝，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樂天派，錄口供的。警察吆喝著連抓帶拖的弄進一個十八歲的學生來，蒼白臉，臟衣服，站在下面。馬褂問過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之后，就又問道：

“你是木刻研究會的會員么？”

“是的?！?/p>

“誰是會長呢？”

“Ch……正的，H……副的?！?/p>

“他們現(xiàn)在在哪里？”

“他們都被學校開除了，我不曉得?！?/p>

“你為什么要鼓動風潮呢，在學校里？”

“啊！……”青年只驚叫了一聲。

“哼。”馬褂隨手拿出一張木刻的肖像來給他看，“這是你刻的嗎？”

“是的。”

“刻的是誰呢？”

“是一個文學家?！?/p>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盧那卻爾斯基?！?/p>

“他是文學家？——他是哪一國人？”

“我不知道！”這青年想逃命，說謊了。

“不知道？你不要騙我！這不是露西亞人嗎？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亞紅軍軍官嗎？我在露西亞的革命史上親眼看見他的照片的呀！你還想賴？”

“哪里！”青年好像頭上受到了鐵椎的一擊，絕望的叫了一聲。

“這是應(yīng)該的，你是普羅藝術(shù)家，刻起來自然要刻紅軍軍官呀！”

“那里……這完全不是……”

“不要強辯了，你總是‘執(zhí)迷不悟’！我們很知道你在拘留所里的生活很苦。但你得從實說來，好使我們早些把你送給法院判決?！O(jiān)獄里的生活比這里好得多。”

青年不說話——他十分明白了說和不說一樣。

“你說，”馬褂又冷笑了一聲，“你是CP，還是CY？”

“都不是的。這些我什么也不懂！”

“紅軍軍官會刻，CP, CY就不懂了？人這么小，卻這樣的刁頑！去！”于是一只手順勢向前一擺，一個警察很聰明而熟練的提著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寫到這里，似乎有些不像童話了。但如果不稱它為童話，我將稱它為什么呢？特別的只在我說得出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一封真實的信

“敬愛的先生：

你問我出了拘留所以后的事情么，我現(xiàn)在大略敘述在下面——

在當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們?nèi)齻€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開檢查庭。這檢察官的審問很特別，只問了三句：

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

今年你幾歲？——第二句；

你是哪里人？——第三句。

開完了這樣特別的庭，我們又被法院解到了軍人監(jiān)獄。有誰要看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藝術(shù)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軍人監(jiān)獄里去。他的虐殺異己，屠戮人民，不慘酷是不快意的。時局一緊張，就拉出一批所謂重要的政治犯來槍斃，無所謂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時候，曾在三刻鐘之內(nèi)，打死了二十二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也槍斃了不少。刑場就是獄里的五畝大的菜園，囚犯的尸體，就靠泥埋在菜園里，上面栽起菜來，當作肥料用。

約莫隔了兩個半月的樣子，起訴書來了。法官只問我們?nèi)湓?，怎么可以做起訴書的呢？可以的！原文雖然不在手頭，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條目已經(jīng)忘記了。

……CH……H……所組織之木刻研究會，系受共黨指揮，研究普羅藝術(shù)之團體也。被告等皆為該會會員，……核其所刻，皆為紅軍軍官及勞動饑餓者之景象，借以鼓動階級斗爭而示無產(chǎn)階級必有專政之一日?！?/p>

之后，沒有多久，就開審判庭。庭上一字兒坐著老爺五位，威嚴得很。然而我倒并不怎樣的手足無措，因為這時我的腦子里浮出了一幅圖畫，那是陀密埃（Honoré Daumier）的《法官》，真使我贊嘆！

審判庭開后的第八日，開最后的判決庭，宣判了。判決書上所開的罪狀，也還是起訴書上的那么幾句，只在它的后半段里，有——

‘核其所為，當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條，刑法第×百×十×條第×款，各處有期徒刑五年?！槐桓娴冉阅暧谉o知，誤入歧途，不無可憫，特依××法第×千×百×十×條第×款之規(guī)定，減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于判決書送到后十日以內(nèi)，不服上訴……’云云。

我還用得到‘上訴’么？‘服’得很！反正這是他們的法律！

總結(jié)起來，我從被捕到放出，竟游歷了三處殘殺人民的屠場?，F(xiàn)在，我除了感激他們不砍我的頭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幾多的知識。單在刑罰一方面，我才曉得現(xiàn)在的中國有：一，抽藤條，二，老虎凳，都還是輕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跪下，把鐵杠放在他的腿彎上，兩頭站上彪形大漢去，起先兩個，逐漸加到八個；四，跪火鏈，是把燒紅的鐵鏈盤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還有一種叫‘吃’的，是從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燒酒……；六，還有反綁著犯人的手，另用細麻繩縛住他的兩個大拇指，高懸起來，吊著打，我叫不出這刑罰的名目。

我認為最慘的還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櫳的一個年青的農(nóng)民。老爺硬說他是紅軍軍長，但他死不承認。呵，來了，他們用縫衣針插在他的指甲縫里，用榔頭敲進去。敲進去了一只，不承認，敲第二只，仍不承認，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終于十只指頭都敲滿了。直到現(xiàn)在，那青年的慘白的臉，凹下的眼睛，兩只滿是鮮血的手，還時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難于忘卻！使我苦痛！……

然而，入獄的原因，直到我出來之后才查明白。禍根是在我們學生對于學校有不滿之處，尤其是對于訓育主任，而他卻是省黨部的政治情報員。他為了要鎮(zhèn)壓全體學生的不滿，就把僅存的三個木刻研究會會員，抓了去做示威的犧牲了。而那個硬派盧那卻爾斯基為紅軍軍官的馬褂老爺，又是他的姐夫，多么便利呵！

寫完了大略，抬頭看看窗外，一地慘白的月色，心里不禁漸漸地冰涼了起來。然而我自信自己還并不怎樣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涼起來了……

愿你的身體康健！

人凡四月四日，后半夜。

流言和謊話

這一回編輯《莽原》時，看見論及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的投稿里，還有用“某?！弊謽雍蛶讉€方框子的，頗使我覺得中國實在還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國事大有可為。但其實，報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載過許多次了。

今年五月，為了“同系學生同時登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那些事，已經(jīng)使“喜歡懷疑”的西瀅先生有“好像一個臭毛廁”之嘆（見《現(xiàn)代評論》二十五期《閑話》），現(xiàn)在如果西瀅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覺得“世風日下”了罷，因為三個相反，或相成的啟事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一是“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二是“楊蔭榆”；三是單叫作“女師大”。

報載對于學生“停止飲食茶水”，學生亦云“既感饑荒之苦，復(fù)慮生命之危?！倍芭畮煷蟆痹啤叭珜僮犹摗?，是相反的；而楊蔭榆云“本校原望該生等及早覺悟自動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種種之不便也”，則似乎確已停止，和“女師大”說相反，與報及學生說相成。

學生云“楊蔭榆突以武裝入校，勒令同學全體即刻離校，嗣復(fù)命令軍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楊蔭榆云“蔭榆于八月一日到?！┝訉W生肆行滋擾……故不能不請求警署撥派巡警保護……”是因為“滋擾”才請派警，與學生說相反的；而“女師大”云“不料該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謾罵極端侮辱……幸先經(jīng)內(nèi)右二區(qū)派撥警士在校防護……”是派警在先，“滋擾”在后，和楊蔭榆說相反的；至于京師警察廳行政處公布，則云“查本廳于上月三十一日準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函……請準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來校……”乃又與學生及“女師大”說相成了。楊蔭榆確是先期準備了“武裝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為臨時叫來，真是離奇。

楊先生大約真如自己的啟事所言，“始終以培植人才恪盡職守為素志……服務(wù)情形為國人所共鑒”的罷。“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務(wù)情形，則不必再說別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師大”和她自己的兩啟事之離奇閃爍就盡夠了！撒謊造謠，即在局外者也覺得。如果是嚴厲的觀察和批評者，即可以執(zhí)此而推論其他。

但楊先生卻道：“所以勉力維持至于今日者非貪戀個人之地位為徹底整飭學風計也”，竊以為學風是決非造謠撒謊所能整飭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來說話了，或者西瀅先生們又許要聽到許多“流言”。然而請放心罷，我雖然確是“某籍”，也做過國文系的一兩點鐘的教員，但我并不想謀校長，或仍做教員以至增加鐘點；也并不為子孫計，防她們在女師大被誣被革，挨打挨餓，我借一句Lermontov的憤激的話告訴你們：“我幸而沒有女兒！”

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