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學術為生命——記傅璇琮先生二三事

柴劍虹

傅璇琮先生于2016年1月23日去世的噩耗傳來時，我正在南下的高鐵列車上。盡管知道傅先生已入住電力醫(yī)院治療多日，但傳來醫(yī)生對他的診斷只是“營養(yǎng)不良”，即將出院回家休養(yǎng)，且他一直惦念著要繼續(xù)進行手頭的研究工作，因此覺得一位“視學術為生命”的學者，以他頑強的生命力，戰(zhàn)勝眼下的傷病是沒有問題的。殊料如此一位堅持勤奮治學，以辛勞奔波為樂事的學術前輩竟突然乘鶴西逝，確實令人悲痛！我因參會不能回京參加告別儀式，只得在列車上擬了一副挽聯，發(fā)給朱振華編審，請他轉呈書局領導：

究古籍揚棄乾嘉陳規(guī)豐標卓立，

研唐音成就學術新功實至名歸。

這僅是從學界公認的傅先生的治學專長及杰出成就來作概評，并不全面，卻也是三十多年來我個人最突出的感受。

我結識傅先生得益于導師啟功先生的推薦。1979、1980年讀研期間，我為了更好閱讀理解唐代的邊塞詩作，準備撰寫學位論文，利用暑假三次到北疆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南疆庫車及庫爾勒一帶進行實地考察，之后撰寫了幾篇習作。啟功先生為鼓勵我，將我所寫《胡旋舞散論》寄送北大陰法魯教授批閱，又專門寫信給傅璇琮先生，將拙作《“瀚?！北妗吠扑]給傅先生與張忱石、許逸民共同編輯的《學林漫錄》學術集刊。很快，1981年春天出版的該刊第2集就刊登了拙文，成為我與中華書局結緣的開端。也就在該年5月，啟功先生又寫信聘請傅先生以答辯委員的身份，來師大中文系主持我的學位論文答辯。啟功先生這封信的內容，在后來傅先生和我發(fā)表的文章中均已引述，茲不贅敘。答辯會上，他對我學位論文的具體評判意見，至今已記不太具體了，但給我很深印象的是，他肯定了我提出閱讀唐代邊塞詩作品中發(fā)現的問題，贊成結合歷史文獻進行實地考察來研究唐代文學的做法，還舉了他自己考索唐代詩人的例子，給我以很好的啟示。這是我第一次面見并受教于傅先生，領略了他樂于提攜后進及謙虛謹慎的學者風度。研究生畢業(yè)后，啟功先生又推薦我進中華書局做編輯工作，有了更多向傅先生及其他老編輯請教、學習的機會。

我1981年冬到書局后，先分配在文學編輯室工作。其時，雖然傅先生具體負責及當副總編后仍分管古代史編輯室的工作，但與文學室的業(yè)務聯系甚密。1982年后，王府井36號辦公大樓里我所在的二樓大辦公室坐了8位編輯，其中5位是進書局不久的年輕人。傅先生進我們辦公室的次數并不多，他的習慣是常常將編輯叫到樓道里談與文學室業(yè)務或與治學相關的事情。我在文學編輯室工作近6年，有幾件事至今記憶猶新。第一件事是書局要重印1960年版點校本《全唐詩》，這套大書原由傅先生責編，他希望由我來做重印責編。其實，因為這部名著原先的編校質量不錯，所以我并沒有花太多精力就順利地完成了任務。過了一兩年吧，此書獲暢銷圖書獎，書局將獎狀給了我，我馬上聲明這成績應該歸功于原責編傅先生，卻聽說他堅持不要。第二件事是文學室要重印整理本《盧照鄰集楊炯集》，此書原責編是傅先生的夫人徐敏霞老師，大概傅先生覺得我對“初唐四杰”的作品比較熟悉，所以讓許逸民主任把重印的任務交給我。我認真地審讀了全書，感覺是書的整體質量還是不錯的，但也發(fā)現所收的作品尚有缺漏，而補遺部分又有與原集重復的；在寫審讀報告時，我開始是有些猶豫的，因為此事涉及對原責編工作的評判，但是考慮到為提升書局出版物水平，還是不揣冒昧地將問題一一標識在重印樣書中，寫入了審讀意見。我覺得，此事當時肯定也讓編輯室主任為難了，而以學術為重的傅先生卻表現出了大度風范，沒有一絲不悅。第三件事是1983年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決定創(chuàng)編《唐代文學研究年鑒》，作為副主編的傅先生希望我寫一篇介紹他治學的文章。我覺得自己對傅先生的治學理念、方法、成就都領略甚淺，怕寫不好，開始是謝辭的，但傅先生出于對我的信任，卻一再鼓勵我寫。文章寫成后，一方面，我心中是很忐忑的，因為自己的學識淺陋，又是我做編輯后寫的第一篇此類文章，確實沒能很好寫出傅先生在唐代文學研究上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面，卻又十分感謝傅先生給了我一次練習撰寫學術評介文章的機會。后來該文并沒有刊登在《唐代文學研究年鑒》中，好像傅先生將它交給了1986年創(chuàng)刊、江蘇古籍出版的《古典文學知識》。

傅先生在《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4）的“唐代文學研究筆談”的《年鑒的工作要有一個總體規(guī)劃》一文中主張“年鑒工作要有一個總體的規(guī)劃”，認為近些年唐代文學研究成績主要表現在：（一）“注意到了對某一歷史時期文學加以綜合的考察和概括，力圖從中探求文學發(fā)展的帶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二）“對作家作品的考訂更加細致精確”；（三）“開拓了研究領域”，“注意到文學與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門類的比較研究，有些論著以文學為中心而擴展到對佛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科舉制度以及社會風尚的研究”；（四）“對文學藝術性分析的加強”。他還指出了“掌握眾多繁復的研究信息”的重要性。這實際上正是為揚棄乾嘉學術陳規(guī)、銳意開拓創(chuàng)新指明了具體可行的途徑。在該文中傅先生又特別提出：

要充分注意和重視中青年研究者所作出的努力，對他們近年來的貢獻和成就要有充分的估計，足夠的評價?！@幾年來，我因工作上的關系，接觸了不少大學畢業(yè)或研究生畢業(yè)的三十歲左右的研究、教學和編輯工作者，發(fā)覺他們富有朝氣而又腳踏實地、立論新穎而又基礎扎實，有進取心而又對前輩學者的成就十分尊重，他們路子正，學問面寬，又善于吸收新的東西?！觇b要把他們吸引到自己的周圍，反映他們的成就，報導他們的情況，對他們的論著作實事求是的科學的評價。年鑒要把工作的基礎放在中青年研究者身上，這是年鑒工作的基點。

我想，正是因為傅先生與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前輩學者貫徹實施了這個以傳承學術薪火為重的倡議，使得一大批研治唐代文學的中青年學者在前輩學者的扶助下，于80年代迅速地成長起來。

1982年夏天，書局主管文學編輯室的副總編程毅中先生帶我參加了在蘭州、敦煌兩地舉行的“敦煌文學座談會”；1983年，我又參加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成立大會暨敦煌學術研討會。根據書局的要求，編輯參加學術會議必須提交相關論文。我撰寫的初步研究法藏敦煌P.2555寫卷的兩篇論文均得到與會學者的肯定。之后，年鑒編委會正是貫徹了傅先生的倡議，為了鼓勵我，特地將我列入了1984、1985兩年《唐代文學研究年鑒》的“主要撰稿人”名單，并讓我撰寫了1985、1986兩年《唐代文學研究年鑒》的“敦煌文學研究情況綜述”文章；編輯室也先后安排我擔任了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和《敦煌文學作品選》以及重印《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等書的編輯工作，這對我鍛煉編輯能力，加強與敦煌學界學者的聯系，進一步拓展學術視野均極有幫助。

從1982年秋季起，書局為了提高書局年輕職工的古代文化知識水平，同時也想充實編輯室的新生力量，利用業(yè)余時間開辦了“古代漢語學習班”，由傅先生和魏子杰副總經理做正、副主任，讓陳抗、盛冬鈴和我三位“文革”后的第一屆研究生擔任授課教員。這個學習班舉辦的兩年內，不但局內編輯部、總編辦、古籍辦、出版部、發(fā)行部的人員都踴躍參加，也有局外的一些大學本科畢業(yè)生來聽課，正式報名的學員就有60多位，還吸引了不少旁聽者，王府井36號樓的禮堂里常常是濟濟一堂，氣氛也頗為活躍。課堂提問、課外作業(yè)和階段測驗都很正規(guī)。當時，傅先生的二女兒傅文清不僅積極參加聽課、認真完成作業(yè)，而且也是列次考試成績出色的學員之一。記得當時傅先生得知這個情況后，雖然沒有更多的言語表達，但我們卻可以感覺到他內心的欣喜之情，說明了他對提升書局員工整體業(yè)務水平的重視，也表達了對子女傳承家學學風的期盼。

1987年夏秋之際，書局調我到《文史知識》編輯室工作。十年中，因忙于編務，加上業(yè)余時間大多用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處的協(xié)調事務中，我于唐代文學研究處于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我自1998年負責漢學編輯室工作到2004年退休，書局又在一個缺乏安定團結的環(huán)境里進退失據，書局培養(yǎng)“學者型編輯”的好傳統(tǒng)也遭到嚴重干擾，研治唐代文學的年輕編輯可謂后繼乏人。傅先生退休后則主要活躍于清華、人大等高校及忙于一些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的主編事務。雖然我和書局同仁失去了進一步得到傅先生直接指導的機會，不免留下遺憾，但也感覺到傅先生的學術生命更為年輕、充實了，乃是學界之幸。

從2008年起，經袁行霈先生提議，書局李巖總經理同意，我參加了中央文史研究館立項編撰大型叢書《中國地域文化通覽》的審讀工作。傅璇琮先生是文史館館員，是該叢書的副主編之一，于是我又有了多次在審稿會議期間聆聽傅先生學術見解的機會。傅先生參會踴躍，發(fā)言積極，而且他對于各卷書稿的意見基本上是出于唐代文學的治學范圍。他對唐代史料及作家作品的稔熟，對相關研究信息的關注，所提意見之具體細微，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仿佛又回歸到已經幾乎生疏了的領域，受益非淺。當時，若干卷書稿存在的一些問題，都與掌握相關研究信息欠缺有關，這也讓我想起了傅先生三十多年前就指出“要掌握繁多研究信息”，并提出“創(chuàng)立唐代文學研究史”的倡議，確實非常必要。對于我在審讀書稿中提出的修改意見，他也十分重視，并鼓勵我為提高書稿質量傾心竭力多做些工作。該叢書三十四卷全部出版印行后，2014年12月18日，中央文史研究館與中華書局專門舉辦了帶有新聞發(fā)布性質的研討會。傅先生雖然因腿部傷痛無法出席會議，卻仍然關心會議的方方面面。我在開會回書局途中，還接到他特意打來的電話，詢問會議發(fā)言的情況，還說：“你應該發(fā)言呀！”這正是一位以學術為生命的前輩學者，雖身處“落霞與孤鶩齊飛”之晚境，猶念念不忘表達對學術傳承的殷切期盼。

寫于2016年12月—2017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