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獨尊儒術”和經(jīng)今古文的興替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強盛的時代，也是儒家思想取得“獨尊”，并使儒家經(jīng)學成為封建文化正統(tǒng)的時代。
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詩》（《魯詩》《齊詩》《韓詩》）、《書》、《易》、《禮》（《儀禮》）、《春秋》（《公羊》）五書成為“法定”的儒家經(jīng)典，博士也就限于儒生。這些經(jīng)書都是今文，從此，今文經(jīng)學如日中天，煊赫一時。
隨著西漢王朝的衰落，今文經(jīng)學逐漸失去了原來的地位，而原在民間流傳的古文經(jīng)學卻逐漸興起，王莽改制還利用了它。西漢古今文學是怎樣興盛和消替的？它的興替和西漢政治有什么關聯(lián)？又是起了什么作用？這就是本文準備探討的問題。
一
漢初，面臨秦末動亂給社會經(jīng)濟造成的嚴重創(chuàng)傷，“民無蓋藏”，“人失作業(yè)”，“天下苦秦久矣”，不能再蹈秦朝橫征暴斂、嚴刑苛法的覆轍了，急需安定社會，恢復生產(chǎn)。還在入關之初，劉邦就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sup>
采取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
“無為而治”，并不是“無為因循”，漢初曾采用各國遺制，如“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連敖”是楚官制，見《史記索隱》引“李奇曰”?！稘h書·曹參傳》：曹參以軍功“遷為執(zhí)珪”，注引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位執(zhí)珪’，古爵名也?！笨芍敃r曾采用各國遺制。劉邦進入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認定它的檔案價值，作為后來沿用秦制的參考。這種積極行動，不能說是“無為因循”。
“無為而治”，也不是消極的“無為”，而是積極的有為，它要求“權行于海內(nèi)，化流于諸夏”，“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執(zhí)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要求有一個統(tǒng)一的封建國家的政治局面。它不是放任自流，無所作為，而是主張國君應不給人民增加煩勞而能統(tǒng)治廣大民眾，這才是“君子之為治”。所以陸賈說“故無為者，乃有為者也”，它是吸取了秦亡的教訓，“與民休息”，以達到安定秩序、恢復生產(chǎn)、鞏固新王朝的目的。事少政寬，“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無為”其實“有為”。
漢初君臣崇尚黃老，黃老之學成為社會上的主流思想，但并不因此排斥其他學術流派，對其他學派的存在和發(fā)展，也不干預。劉邦滅楚，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弦歌之聲不絕，講習禮樂，對新朝廷并不信任。劉邦并未殺戮，反而禮葬項羽而去。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劉邦“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成為帝王祀孔之始?；莸塾H幸傳儒家《易》學的田何草廬?！妒酚洝ざY書》稱文帝好道家之學，不喜儒家繁文縟節(jié)，“以為繁禮飾貌，無益于治”，但他還遣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為置博士。當時諸侯王競相聘賢招士，如淮南王劉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shù)千人”；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jīng)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搜集文獻，禮賢下士，使各種學術并存共進，《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改秦之敝，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p>
漢初對儒家的逐漸重視，又是和儒家思想的多面性及其有利于封建統(tǒng)治有關的。劉邦從儒生叔孫通定朝儀，大為高興，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sup>叔孫通也被拜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劉邦從叔孫通的定朝儀感到躊躇滿志，而叔孫通為“綿蕝之儀”，也為部分儒生開拓了道路?！妒酚洝防m(xù)稱：“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從臣共為儀，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p>
同時，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粗述存亡之征”，使本來“不好儒”的劉邦明白儒家學說有利于安邦定國。稍后，賈誼撰《過秦論》，指出秦統(tǒng)一后“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認為依靠武力不能維持政權長久，應該考慮“仁義”。鑒于秦朝的“遺風余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提出“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親，六親有紀”的政治主張。這種明禮制，重教化，正是儒家之所長，和秦朝的重視刑法截然不同，所謂“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賈誼區(qū)分禮、法的不同，要求“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這和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旨意相同。文帝的下詔廢除肉刑，也應是受了儒家德教禮治思想的影響。漢初黃老之學盛行時，對儒學既不罷斥，而儒學的德治禮教，隨著時代的推移，漸為臣下所稱道，并引起帝王的注視。
“儒術之興”，除陸賈、賈誼總結秦亡經(jīng)驗，對皇帝陳說利害外，儒家思想的內(nèi)容豐富、理論相容，也是重要因素。姑舉兩例：
其一是提倡“孝”。孝是封建宗法制度維系的紐帶，是封建倫理思想的主要組成部分?！妒酚洝ざY書》稱：“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倍Y天祀祖，就是儒家鼓吹的孝。皇帝對上而言是天子，對下而言則是民之父母，“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天子和家長的身份是合一的，天下可視為天子的家。這種天子和家長的身份，造成了維系和鞏固漢王朝在現(xiàn)實社會政治制度的生活中的至尊無上，“天子至尊也”，“至尊同于父也”，天子是天下最高的統(tǒng)治者。天子和家長成為中國皇帝的共性，還集中表現(xiàn)為孝的性格。禮天就是孝天，這和孝事祖先、孝事父母相一致。另一方面，在家既能盡孝，在國也能盡忠，因為天下是天子的家，忠于皇帝，也是孝事“以天下為家”的家長?；实凼翘熳樱羌议L，這是社會政治制度，也是社會政治觀念，對維護和鞏固封建統(tǒng)治自然能起作用。所以漢代重孝，自惠帝以下的謚稱都加“孝”，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等。《漢書·惠帝紀》師古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蔽鳚h“貴孝弟而好禮義”，已漸形成風氣，并長期延續(xù)下來。儒家鼓吹的“孝”，無疑是有利于封建統(tǒng)治的。
其二是儒家所倡導的“中庸”。秦用法家，漢初重黃老，兩者都會走向極端。儒家則講中庸，孔子所謂“叩其兩端而執(zhí)其中”，在思想上不偏不倚，在政治上既不同于法家的嚴刑重罰，而是主張“為政以德”，用禮教來整頓社會秩序，對刑法又不絕對排斥；又和黃老的無為有別，較之積極得多。中庸之道，能夠吸引和消化其他學派學說而加以折衷，它吸引和包含了道、法學說的某種合理東西而加抒發(fā)。它沒有法家的刻薄寡恩和道家的消極無為，盡管也有其保守的一面，卻對長期維持政權和安定社會有著特殊的作用。它的政治效果既比法家的暴政容易為各階層所接受，它的“以孝治天下”的倫理提倡，也較黃老理論更適合于宗法封建社會。儒家“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內(nèi)容豐富，理論縝密，富有融合力的中庸能廣采博收，兼容并包，而又有所取舍，發(fā)揮運用。儒學之逐漸“獨尊”，絕非偶然。
二
儒家獨尊，在武帝即位之初，正是“文景之治”經(jīng)濟恢復發(fā)展之后，也是吳楚七國之亂平定、社會安定繁榮之時，還是漢初統(tǒng)治者倡道和奉行的黃老學說已不能適應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需要之際。這樣，儒家的《春秋》大一統(tǒng)思想，神化皇權的政治理論和以仁義為核心的倫理學說就代替了黃老思想。
武帝即位后，諸侯王權勢削弱，中央威信提高，“中外乂安，公私富溢”。政治上是逐漸中央集權了，思想上也要與之相適應，儒家的大一統(tǒng)思想正能適應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需要，對儒家的尊崇，也是時勢使然。
漢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等高級官員，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到朝廷受策問。武帝連下三制，策問古今治道，希望應舉者從“天人之際”來闡明先王之業(yè)，以幫助其實現(xiàn)德澤四海的偉大目標。在一百多個應舉者中，有儒家，也有其他學派。儒家代表董仲舒在對策中發(fā)揮他的天人感應學說，他的結論是：
《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shù)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他的《對策》得到漢武帝的贊賞，“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wèi)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準其奏。罷黜的實際是法家（申不害、商鞅、韓非）和縱橫家（蘇秦、張儀）兩家，這兩家正是董仲舒所要“罷黜”的主要對象。他反對法家，是為了禁止嚴刑苛法，代之以孔、孟的德治；反對縱橫家，是為了謀求社會政治上的安定。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經(jīng)博士，把儒家抬高成官學。
漢武帝立的五經(jīng)博士，是今文五經(jīng)博士，他是根據(jù)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又精研《春秋公羊傳》，這樣，就有如下特點：
第一，董仲舒講“天人感應”，采用“陰陽五行”學說，其闡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經(jīng)籍，就有了自己的思想觀點和議論，并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還帶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第二，董仲舒長于《春秋公羊傳》，“五始”“三世”諸說，都源于《公羊》并加發(fā)揮，以闡明“大一統(tǒng)”的必要。這固然因為《春秋》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獨尊儒術”，就得首重《春秋》，同時也因為《春秋》辭簡義隱，可以隨加闡發(fā)。在《春秋》諸傳中，《公羊》是以“義”勝，是能“獨得”《春秋》的“微言”，知圣人之“隱”。這樣，董仲舒以《公羊》為博士，今文經(jīng)學也以《公羊傳》為主要經(jīng)典?！豆颉范唷拔⒀浴保裎慕?jīng)學的主要特點，也是重“微言大義”，與當時政治的關系也較密切。
第三，董仲舒講今文，參雜陰陽五行，帶有神秘色彩，這和后來的“經(jīng)學讖緯化”有關，和西漢今文學者的一般信讖緯有關，所以有人還以為《春秋繁露》是“緯書”的起源。
第四，“獨尊儒術”，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制度“大一統(tǒng)”的需要，是為了加強思想上統(tǒng)治的需要。為此，董仲舒在倫理道德上也制訂了一套新的規(guī)范。
倫理道德規(guī)范，是一定的社會向人們提出的應當遵循的行為準則。董仲舒對此極為重視，提出了“三綱五紀”的規(guī)范。《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循三綱五紀”，三綱指君臣、父子、夫婦的人倫關系，所謂“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也……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yǎng)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綱是提網(wǎng)的總繩，君、父、夫為綱，是屬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
五紀，指君臣、父子、夫婦之外的人倫關系?！栋谆⑼x》把“五紀”發(fā)展到“六紀”，又對“三綱”作了說明：“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沃^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sup>“三綱六紀”淵源于董仲舒而予以推演。
董仲舒對“張理上下，整齊人道”的“三綱五紀”，特別是“三綱”，認為是天經(jīng)地義，不可動搖的。因為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由于這是“受命于天”，所以“尊壓卑也，固其義也”，而“卑勝尊”即是“逆命”?！澳婷北仨毜种?，所謂“直行其道而不忘難，義之至也”。
如果遇到“君不君”“父不父”，那也可以“臣不臣”“子不子”，甚至可以“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義矣夫”，但只是“君”“父”嚴重違迕禮法、為非作歹時才能“不君”“不父”。至于婦人，則因男尊女卑，應順從男子。
“三綱五紀”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西漢時的新發(fā)展，它予以陰陽五行化，添附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但用這種倫理思想，對當時確立君主的尊嚴，對中央集權的維護，對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曾起過作用。
董仲舒在“三綱五紀”之外，還提出了“五常之道”的倫理思想，“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以仁、義、禮為主?！拔宄！笨烧f是孟子“四端”（仁義禮智）的繼承和發(fā)展，內(nèi)容更充實，含義更深刻，其目的還是維護封建專制制度，鞏固中央集權。
董仲舒根據(jù)人們對倫理道德的認識和遵循程度，把人性分為上、下、中（善、惡、中）三等，有所謂“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的區(qū)別。主張“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因為“中民之性”可上可下、可善可惡，須“性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性有三品，人可分為圣人、仁人、君子、賢人、善人、正人、庶人、小人。“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無私”，“擇于身者盡為德音，發(fā)于事者盡為潤澤”，是最能貫徹三綱、五紀和五常之道的?！叭嗜恕薄罢湔x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圣人”相仿佛，“賢人”“法圣人”，不與民爭利。“君子”則天性，知仁義，能做到“仁之寬”和“義之全”，與“圣人”略同。“庶人”忙于求利而怕破產(chǎn)?！靶∪恕眲t“負擔者，小人也”。董仲舒以為“圣人”“仁人”可當三公，“賢人”“君子”可當卿大夫，“正人”可為士。但有的“圣人”“仁人”可以為天子，有的“君子”可以任公侯。“庶人”可以富有財產(chǎn)，但要加以限制，使富而好禮?！靶∪恕笔亲允称淞Φ膭趧诱?，衣食應有保證，但須貧而好義。“君子”“賢人”“善人”“正人”“庶人”，都屬“中民之性”，盡管職務不同，都要尊奉、宣揚倫理綱常，以仁、義、禮為行為準則，向“圣人”“仁人”學習。他歌頌“圣人”“賢人”，贊揚“君子”“賢人”，批評“庶人”，同情“小人”，痛斥“斗筲”，借以維護封建倫理道德。
如上所述，董仲舒宣揚三綱五紀、五常之道、“性三品”，提高了西漢君主的地位，確立了封建等級體系，使綱常倫紀成為從君主到臣民每個人的行為準則和活動準繩，從而更好地安定社會秩序，維護封建統(tǒng)治。因而，董仲舒的出現(xiàn)，儒家的獨尊，今文經(jīng)學的開始盛行，是西漢政治的需要，也是兩漢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三
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詩》《書》《禮》《易》《春秋》五部儒家典籍被法定為“經(jīng)”，《論語》《孝經(jīng)》成為吏民士人的必讀之書。從此，儒家經(jīng)學在政府的扶持下高踞堂廟傳經(jīng)授業(yè)。
《史記·儒林列傳》說：“今上（指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āng)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后，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母生，于趙自董仲舒?！薄稘h書·儒林傳贊》說：“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這樣，便有了五經(jīng)博士。這五部經(jīng)書都是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記錄，大都沒有先秦的古文舊本，而由戰(zhàn)國以來學者師徒父子傳授，到漢代寫成定本，故稱今文，即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所書。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準公孫弘議，為博士置弟子員，五經(jīng)博士弟子主要是從普通百姓中選拔的。博士執(zhí)教傳經(jīng)、弟子受業(yè)學經(jīng)，博士代表官方傳道授業(yè)，弟子作為朝廷選拔官吏的后備力量。
儒家博士“援經(jīng)立說”，西漢皇帝“引經(jīng)下詔”，他們想從儒家經(jīng)籍中找取可資運用的資料，作為政令的依據(jù)?！安┦恐缺岸氉稹保爸缺啊?，是說博士本身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表面上并非高級官僚；“職尊”，是說博士能參預政權，通過博士，弋獲高官厚爵，如請列博士弟子員的公孫弘，“曲學阿世”，援經(jīng)論政，“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由儒生而封侯拜相。至于“直言正論”，不符合或觸犯皇帝意旨的，也會受到處罰，如宣帝初即位，詔下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武帝“功德茂盛”，“于是群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博士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不宜為立廟樂”，結果以“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而下獄。又如王吉，宣帝時征為博士諫大夫，上疏引《詩·大雅·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希望宣帝“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引《春秋》“大一統(tǒng)”，要求宣帝“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以改變“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的狀況，還提出“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宣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
封建政府依賴“經(jīng)術”，博士傳播經(jīng)術以宣揚官方思想，“曲學阿世”的獲得政治上的地位，“守經(jīng)據(jù)古”的又無力改變腐敗的政治?！叭寮要氉稹焙螅敖?jīng)術”已成為封建文化的主體，皇帝利用儒家學說，建立上層建筑，以鞏固皇權，博士掌握經(jīng)學傳授，“成為官學”。伴隨著時代的不同，經(jīng)說的分歧，博士弟子員的增加，如何更有利于封建統(tǒng)治，對經(jīng)書以至經(jīng)說，也就有了再次“平議”的必要。
四
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此后，博士弟子員數(shù)量日增，說經(jīng)者日眾，經(jīng)說越詳密，異說也越分歧，所謂“雖曰承師，亦別名家”。為了“平定”五經(jīng)同異，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未央宮石渠閣舉行御前會議，史稱“石渠閣議”。
宣帝出于民間，表示“奉承祖訓”，對武帝極為尊敬。武帝獨尊儒術，宣帝在詔書中也屢引經(jīng)文，崇經(jīng)尊儒，并于經(jīng)學的傳播范圍在官方民間不斷擴大，經(jīng)學內(nèi)容在不同經(jīng)師間發(fā)生變化之時，以皇帝名義召開石渠閣會議。
《漢書·宣帝紀》說：
詔諸儒講五經(jīng)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漢書·儒林傳》說：
（宣帝）召五經(jīng)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jīng)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并論?！豆颉芳叶嗖灰姀摹Ｔ刚垉?nèi)侍郎許廣，使者亦并內(nèi)《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jīng)誼對，多從《穀梁》。
“石渠閣議”主要是“詔諸儒講五經(jīng)同異”。參加閣議的，有《易》學博士施讎（從田王孫受業(yè)）、黃門郎梁丘臨（賀子，受業(yè)于施讎）；《書》學博士歐陽地余（高孫）、博士林尊（歐陽高弟子）、譯官令周堪（事夏侯勝）、博士張山拊（事夏侯建）、謁者假倉（張山拊弟子）；《詩》學韋玄成（父賢，受詩于瑕丘江及許生）、博士張長安（事博士王式）、薛廣德（事王式）；《禮》學戴圣（后倉弟子）、太子舍人聞人通漢（后倉弟子）；《公羊》為博士嚴彭祖（事眭孟）、侍郎申挽、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學議郎尹更始（事蔡千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等二十二人。“石渠閣議”的結果是“孝宣皇帝以為去圣久遠，學不厭博”，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這樣，《易》學除施（讎）氏外，益以梁丘說；《書》學除歐陽博士外，又有大、小夏侯說；《春秋》除公羊外，又有穀梁說。漢代博士經(jīng)說的分家，除《詩》學原有魯、齊、韓三家外，其余都起于“石渠閣議”。它所增立的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都是與當時朝廷博士說經(jīng)不同的“異說”，允許同博士并存。從此，本來某經(jīng)只有“一家”的，現(xiàn)在增添其他家說了。所以“石渠閣議”是漢武帝以后又一次整齊“歸于一是”的重要辯論會。但它與武帝時不同：武帝時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這次卻是平定經(jīng)說同異。前者是儒家學派與其他學派的斗爭，后者則是儒家學派內(nèi)部經(jīng)說異同的爭辯。這次爭辯的結果，使博士經(jīng)說分家，而穀梁學也隨之而興。這一方面可以看出漢代統(tǒng)治階級對儒家學說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儒家內(nèi)部也以不同說法爭取統(tǒng)治階級的信仰。因此，當時的儒生各以經(jīng)說爭立博士，企圖取得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權勢。
“石渠閣議”之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和《穀梁春秋》為博士，一方面反映他們爭奪政治上和學術上的地位，也反映了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梁丘《易》始于梁丘賀，他曾受《易》于田王孫，為人“能心計”“小心周密”，曾以治《易》而為宣帝所喜。當宣帝“飲酎行祠孝昭廟”時，“先驅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刃鄉(xiāng)乘輿車，馬驚”，帝“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剛好霍光外孫任宣謀“逆”，于是梁丘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官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在宣帝心目中已“喜梁丘《易》”。等到梁丘賀的兒子梁丘臨參加“石渠閣議”后，就立為博士了。夏侯勝講授時，曾對諸生說：“士病不明經(jīng)術，經(jīng)術茍明，取其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jīng)不明，不如歸耕?！?sup>他喜以陰陽災異推論時政得失，漸為宣帝所“親信”。夏侯《尚書》之立為博士，也非偶然。穀梁學在“石渠閣議”前，宣帝即“善穀梁說”，并“湣其學且絕”，曾授穀梁學者蔡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宣帝之所以“善穀梁說”，可能因穀梁的尊王說能邀皇上的歡心。按《穀梁傳》對周天子極為尊崇，如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周平王）崩。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左傳》都以戎為戎狄，而《穀梁傳》卻說：“戎者，衛(wèi)也。戎衛(wèi)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wèi)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zhí)也?！币詾樾l(wèi)伐天子之使，故貶稱為“戎”。隱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公羊傳》《左傳》都無傳，《穀梁傳》獨說聘諸侯非“正”。《穀梁》的這些尊王理論，應為最高統(tǒng)治者所喜。那么，宣帝的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傳》，還是因為符合其需要的緣故。
五
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都是今文；漢宣帝“石渠閣議”，討論對象也主要是今文。所謂今文經(jīng)，指漢代學者所傳述的儒家經(jīng)典，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記錄，大都沒有先秦的古文舊本，而由戰(zhàn)國以來學者師徒父子傳授，到漢代才一一寫成定本。如《書》出于伏生，《禮》出于高堂生，《春秋公羊傳》出于公羊氏和胡母生。漢武帝表彰儒家經(jīng)典，建立經(jīng)學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經(jīng)籍。那么，所謂“今文”，就是用漢時通行的文字所書，也就是用現(xiàn)代文字書寫的意思。西漢博士傳本，都是今文。
至于古文經(jīng)，指秦以前用古文書寫而由漢代學者加以訓釋的儒家經(jīng)典。漢代發(fā)現(xiàn)的古籍，相傳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間。據(jù)《漢書·藝文志》記載，武帝末，魯共王（劉馀）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禮》《論語》和《孝經(jīng)》等，凡數(shù)十篇，都用漢以前的文字（隸書以前的文字）書寫，叫做“古文”。另有景帝之子劉德（河間獻王），史家稱其“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羅致山東儒生。相傳曾得《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等先秦舊書，也是古文。但當時古文雖在民間流傳，立于官學的卻是今文。今文、古文還沒有對峙，他們的經(jīng)籍雖有不同，也不過是文字、來源和篇數(shù)方面的不同而已。
到了漢成帝時，劉向“以中古文《易經(jīng)》校施、孟、梁丘經(jīng)，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jīng)與古文同”。“以中古文?！渡袝窔W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shù)十?！?sup>所謂“中古文”，就是漢代藏于皇帝秘府中的古文經(jīng)籍。盡管后來學者對這個中古文存有不同看法，但即如《漢書·藝文志》所云，也還是文字、脫簡的問題。此后，隨著今文經(jīng)學的逐漸衰落，古文經(jīng)學逐漸興起，他們之間的爭論，也不只是文字訓詁之爭了。
西漢王朝元、成、哀、平日趨衰落，自漢武帝以來如日中天的今文經(jīng)學也隨著西漢王朝的衰落而日趨衰落。
今文經(jīng)學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有二：一曰迷信，二曰煩瑣。
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等以陰陽五行說和《公羊傳》相糅合的今文經(jīng)學，獨尊儒術。盛言天人感應的儒生很多是齊人，齊是鄒衍陰陽五行說泛濫之地，好多方士宣傳神奇怪力的發(fā)源處，《齊詩》和《春秋公羊傳》都來自齊人，在西漢也時有發(fā)揮，又由于《齊詩》《春秋公羊傳》中多“微言”，易于在不同時期根據(jù)需要隨意闡釋，從而雜有“怪異”之論。如翼奉傳《齊詩》，用陰陽災異比附解釋，釋《齊詩》五際說為“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也”，以陰陽變化為政治變化的征兆。
然而，天人感應、陰陽災異，雖曾得售于一時，但不能得售于永久，因為它畢竟是迷信的假托，而沒有科學的依據(jù)。于是，當陰陽五行說給人們帶來困惑時，今文經(jīng)學家又宣傳起讖緯。
“讖緯”，經(jīng)常聯(lián)稱在一起，事實上它并不是一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以“讖”為“詭為隱語，預決吉兇”，以“緯”為“經(jīng)之支流，衍及旁義”。
當社會生產(chǎn)力沒有高度發(fā)展，人民對自然缺乏預測以至征服能力之時，迷信落后是必然現(xiàn)象，“詭為隱語，預決吉兇”之“讖”隨之而起。因此，“讖”早于“緯”，來源久遠，每逢社會動亂，天災人禍發(fā)生之際，“預決吉兇”的“讖”也隨之而作。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在歷史上自有貢獻，但他橫征暴斂，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史記·項羽本紀》“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就是“讖”。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燕人盧生使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sup>《論衡·實知》：“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薄兑拙暋ねㄘ则灐罚骸翱鬃颖怼堵鍟霰佟吩疲骸銮卣吆病！庇缮峡芍?，《錄圖書》即河洛讖緯一類的書。
《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蓟事勚灿分饐柲?，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币惯^華陰，有“今年祖龍死”讖語。
從上述《史記》所載，這些讖語都是對秦統(tǒng)治的不滿，對當時的反秦斗爭也有過影響。劉邦反秦時，也曾有斬蛇的傳說，利用當時人們的迷信心理，對劉邦加以神化?！对娋暋泛汀洞呵锞暋分幸灿蓄愃朴涊d。
由上可知，“讖”早于“緯”，讖緯之間，既有區(qū)別，也有聯(lián)系。
武帝以后，隨著儒家的“獨尊”，讖緯也就隨之泛濫。他們不但對漢的稱帝加以刻劃，對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也制造了不少神話，甚至說孔子是?？?、牛唇、舌七重、虎掌、龜背、輔喉、駢齒。這種形狀，為人類所無。緯書如此刻劃，無非是說孔子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是“教主”?？鬃有抻喌慕?jīng)書，也就不是一般的書，而是有著深刻的含義。如《詩》為“天地之心”，《書》為“上天垂文象”，《禮》則“日月為明，上下和洽”，《易》則“上經(jīng)象天，下經(jīng)計歷，文言立符，象出期節(jié)，彖言變化”。至于《春秋》，經(jīng)過孔子筆削，更是含有“微言大義”。
“經(jīng)”是經(jīng)過“法定”的，只可解釋，不可增損，是不能修改的，而“緯”卻可自行編造，任意發(fā)揮。盡管“緯書”中記錄和保存了一部分天文、歷史和地理知識，又保存有很多古代的神話傳說，但充滿迷信。因為它是混合神學附會儒家經(jīng)義之書，而且它隨著儒家經(jīng)學的“獨尊”而愈益發(fā)展，讖緯流行，迷信充斥。今文經(jīng)學信用讖緯，經(jīng)書失去了學術和理論上的價值，墮入災異的宗教神學。
今文經(jīng)學衰落的另一原因是煩瑣。
西漢經(jīng)學傳播，重“師法”。某一經(jīng)的大師，被立為博士后，他的經(jīng)說便叫“師法”?！稘h書·胡母生傳》“惟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即指嬴公能傳其師景公時博士胡母生的《公羊春秋》。師之所傳不能出入，只能尊從師說，不能懷疑；只能就師法化解，不能別出新意；只能就師說疏解，不能自行發(fā)揮。這些不但阻礙了學術的發(fā)展，并且愈釋愈細，愈演愈碎，愈來愈煩瑣。
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恭，據(jù)記載：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
顏師古注曰：
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桓譚《新論》也說：
秦近〔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余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四個字的經(jīng)書，解釋了三萬字，全書“增師法至百萬言”，分文析字，煩瑣不堪。
經(jīng)學的煩瑣，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所謂：“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北M管他帶有政治目的而寫《移讓》，但上述數(shù)語，還是反映了當時的實際。班固也說“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確成為“學者之患”。他們把經(jīng)書說成永恒不變，絕對正確，只能疏解，不能自出新意；只能本本是從，不能獨立發(fā)揮，勢必束縛思想，錮蔽學術。
迷信、煩瑣，是今文經(jīng)學衰落的主要原因。今文經(jīng)學在盛行一時之后，走向保守、沒落，不可避免地衰落下來。
六
正當今文經(jīng)學如日中天之時，據(jù)說已有古文經(jīng)書被發(fā)現(xiàn)，上面已經(jīng)談到。今文經(jīng)學隨著西漢王朝的衰落而消替，原在民間流傳的古文經(jīng)學卻逐漸興起。
古文經(jīng)學的由民間流傳到宮廷爭立，始于劉歆。
哀帝建平時，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于學官。他一方面攻擊今文經(jīng)傳殘缺，說古文《尚書》較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多十六篇，《逸禮》較高堂生所傳《禮經(jīng)》（《儀禮》）十七篇多三十九篇。說是有的古文可以校補現(xiàn)有經(jīng)傳的脫簡，他用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知脫去“無咎”“悔亡”，用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今文《尚書》，知《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說是或者較現(xiàn)有經(jīng)傳為可信，如《左氏春秋》較《公羊》《穀梁》“信而有征”云云。當時“哀帝令歆與五經(jīng)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劉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激起了一場大爭論。這是今古文的第一次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劉歆雖得到哀帝的支持，卻遭到大司空師丹等猛烈反對，斥為“改亂舊章”，迫使劉歆請求改放外任。
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哀帝崩于未央宮。年僅九歲的平帝即位，大權落在大司馬王莽手中。王莽重用劉歆。劉歆沒有忘懷古文經(jīng)學的提倡，王莽也想從古文經(jīng)中找些“改制”的根據(jù)。這樣，古文經(jīng)學又重起波瀾，并逐漸代替了今文經(jīng)學的地位。
王莽對《周禮》特別重視，曾模仿《周禮》所載古代井田制，于始建國元年（公元6年）把全國民田改稱“王田”，不許買賣。規(guī)定男子不滿八口的人家，如果占用超過一井（九百畝），就要分余田給九族、鄰里或鄉(xiāng)黨。原來沒有田地的人，便按照制度，一夫一妻授田百畝。同時，他還把私家奴婢改稱“私屬”，也不許買賣。他援用《周禮》作為解決土地和奴隸這個基本問題的依據(jù)。王莽企圖利用《周禮》，托古改制，以滿足其欺騙性改革的需要。但《周禮》畢竟是王莽以前的東西，不盡適用于當時，因而王莽只是汲取他所需要的東西，甚至在其他儒家書籍中對他有利而與《周禮》制度不同的，他也有所取。如王莽改制的封地四等，不同于《周禮》，卻大體同于《王制》。至于西漢立為博士的今文經(jīng)學，對王莽政權沒有危害的，也不排斥。當然，王莽也摒斥今文學說中對他統(tǒng)治不利的，如傳施氏《易》及《禮》的劉昆，“王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又因他姓的是“劉”，遂處罰了劉昆。
在王莽統(tǒng)治時，有些今文學家，不愿因保持祿位而取媚王莽，對其統(tǒng)治表示不滿?！埃ㄍ趿迹┥俸脤W，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稱病不仕，教授諸生千余人?！?sup>“（蔡茂）哀、平間，以儒學顯，征試博士對策，除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sup>此外，根據(jù)《后漢書·儒林列傳》的記載，王莽時“避去”者，有傳孟氏《易》的洼丹，傳歐陽《尚書》的牟長，傳《魯詩》的高詡，傳《魯詩》《論語》的包咸。世傳古文《尚書》、《毛詩》的孔子建對本來“友善”而仕王莽的崔篆表示：“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戀，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又如桓譚“莽時為掌樂大夫”，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芍趺ПM管在政治上收攬統(tǒng)治階級各方面的勢力，并在經(jīng)學上對古文經(jīng)學讓步，但古文經(jīng)學家也并不完全是“新臣”。
如上所述，王莽依附古文經(jīng)典，但也援用今文經(jīng)典；王莽提倡古文經(jīng)學，但并不排斥今文經(jīng)學，王莽拉攏一些治古文經(jīng)的人，但并不妨礙其統(tǒng)治的今文經(jīng)師也得保持其祿位?？傊?，他以“經(jīng)典”作為其統(tǒng)治欺騙的工具，從而“取其所需”，“托古改制”，企圖解決土地的無限制的集中和農(nóng)民的大量轉化為奴隸，以挽救當時的社會危機，在政治上收攬統(tǒng)治階級各方面的勢力，從而達到奪取西漢政權并鞏固王氏政權的目的?！敖?jīng)學”只是他利用來作為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一種工具而已。
王莽利用劉歆提倡的古文經(jīng)《周禮》作為“改制”的依附，提高了古文經(jīng)學的地位，而今文經(jīng)學卻因迷信、煩瑣而逐漸衰落。東漢時，立于學官的今文經(jīng)學只講一經(jīng)，拘守家法，已不能適應政治上的需要，作為“私學”的古文經(jīng)學派卻能“博通群經(jīng)，融會貫通”。于是古文經(jīng)學逐漸壓倒今文經(jīng)學。西漢的經(jīng)學，在黃巾起事后沒落了，在這大混亂之時，融合今文、古文為一體，既不談政治，又不談思想，專談訓詁的“鄭學”正符合“明哲保身”的傳統(tǒng)習慣，流傳很廣?！班崒W”實際是古文經(jīng)學的支流，這樣古文經(jīng)學取代了今文經(jīng)學的地位，今文經(jīng)學則被冷落了兩千年。
——原載《中國經(jīng)學》第3輯，清華大學經(jīng)學研究中心主辦，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 《史記·高祖本紀》。
- 《史記·淮陰侯列傳》。
- 《新語·懷慮》。
- 《新語·無為》。
- 《漢書·高帝紀》。
-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 《漢書·景十三王傳》。
-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 《尚書·洪范》。
- 《儀禮·喪服傳》及疏。
- 這時仍襲用秦正朔，十月，即當年的頭一個月。
- 《漢書·董仲舒?zhèn)鳌贰?/li>
- 《漢書·武帝紀》。
- 金德建：《論〈春秋繁露〉是緯書的起源》，《浙江學刊》1986年第3期。
- 《春秋繁露·基義》。
- 《白虎通義·三綱六紀》。
- 《春秋繁露·順命》。
- 《春秋繁露·精華》。
- 《春秋繁露·執(zhí)贄》，本段其他引文見《漢書》董氏本傳。
- 《漢書·夏侯勝傳》。
- 《后漢書·章帝紀》。
- 《漢書·宣帝紀》。
- “王亥”，《后漢書·賈逵傳》注作“王彥”。
- 《后漢書·章帝紀》。
- 《漢書·夏侯勝傳》。
- 《漢書·儒林傳》。
- 《漢書·藝文志》。
- 如龔自珍認為中古文是劉向、劉歆父子所假托，見《龔自珍全集·說中古文》。又有以為即孔子壁中書，孔安國所獻的，如顧炎武、皮錫瑞、王國維、劉師培。近人任銘善則以為中古文有其書，而與魯壁古文卻是不同的古文，見《經(jīng)傳小識·中古文》，載《中華文史論叢》創(chuàng)刊號，中華書局1962年版。
- 《漢書·翼奉傳》注引《詩內(nèi)傳》。
- 《史記·秦始皇本紀》。
- 《孝經(jīng)·鉤命訣》。
- 《漢書·儒林傳》。
- 《漢書·藝文志》顏注引。《文心雕龍》也說：“秦延君注《堯典》十余萬言?！?/li>
- 《漢書·藝文志》。
- 《后漢書·儒林列傳》。
- 《后漢書·王良傳》。
- 《后漢書·蔡茂傳》。
- 《后漢書·儒林列傳》。
- 《后漢書·桓譚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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