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篇

周　剛

1．候任大使

1988年8月27日，我和鄧俊秉離開北京，取道曼谷，于29日抵達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馬來西亞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助理、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臨時代辦龔滬生夫婦和使館高級外交官到機場迎接我們。歡迎的人群中有巴基斯坦駐馬來西亞高級專員（大使），這反映了他對中國的友好，以及中巴兩國關系的密切。

第二天星期六及隨后的星期日，我們沒有休息，而是立即同龔代辦和辦公室、研究室主任等同志見面，聽取他們介紹馬來西亞外交部關于大使遞交國書的規(guī)定，以及使館的有關準備工作。

國書是一個國家派遣和召回大使時，由派遣國元首致接受國元首的正式文本，其中表示任命某人為派遣國駐接受國特命全權大使，同時召回現(xiàn)任駐該國大使某人。國書由派遣國元首簽署，外交部長附署。國書正本由新任大使親自遞交駐在國元首，國書副本由大使在此之前交給接受國外長部禮賓司長或副司長。

新任大使到任后，在遞交國書前，是候任大使，只有向駐在國元首遞交國書正本后，才能正式履行大使職務。候任的時間有長有短，短則不到一天，長則多達數(shù)月。

9月1日，我由龔代辦陪同，拜會馬來西亞外交部禮賓司長卡利姆，商談遞交國書事宜。我首先交了國書副本?？ɡ穼ξ业饺伪硎練g迎。他說，大使在向馬來西亞最高元首遞交國書正本前，可以先拜會外交部官員，是否拜會外交使團自己決定。遞交國書后，馬外交部再安排我拜會馬政府有關部長。當日，馬方還安排我先后拜會了主管中國事務的襄理秘書黃柏海和外交部副秘書長馬吉德。馬吉德表示，以后有事可來找他，雙方多交換意見。后來在我近三年的任期中，馬吉德是我常會見的外交部高官。他為人坦率、平易，不打官腔，對發(fā)展中馬關系態(tài)度務實、積極，對我的工作多有幫助。

從外交部返回使館后，我請使館辦公室按照馬外交部關于候任大使禮節(jié)性拜會的規(guī)定，盡可能多安排一些拜會，主要是馬來西亞政府部門主管官員，同中國大使館打交道比較多的馬來西亞職能部門負責人和社會友好人士，以及友好國家駐馬來西亞的使節(jié)（大使或高級專員）。高級專員是英聯(lián)邦成員國派駐另一成員國的最高級外交代表，其地位和職能同其他國家間派駐的大使是一樣的。我之所以急于安排這些禮節(jié)性拜會，是想盡快盡多地結識一些官員和朋友，以便在遞交國書后早點開展工作。

中馬于1974年5月31日建立外交關系。在我上任時，中馬關系已經歷了14個春秋。由于雙方的努力，中馬雙邊關系已有一定發(fā)展。我的前任王幼平大使、葉成章大使、陳抗大使和胡崗大使及使館的同志們?yōu)榘l(fā)展中馬關系做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中馬關系的發(fā)展還面臨很多困難，不少深層次的問題有待解決，如華人和華僑問題、南海爭端以及馬來西亞同中國臺灣的關系等問題。總的說來，雙方的高層往來不多，各領域的交往和合作處于起步階段，民間往來困難重重，雙方缺乏政治互信。如何進一步增加交往、擴大合作、增進互信和逐步解決兩國關系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對我來說是十分艱巨的任務和巨大的挑戰(zhàn)。這就是為什么我有一種強烈的“只爭朝夕”的使命感。

隨后幾天，我拜會了外交部規(guī)劃司長哈希姆·泰布、副秘書長哈龍。8月6日，我拜會了馬來西亞外交部長阿布·哈桑?？梢钥闯?，馬方對我的上任拜會安排是及時的、友好的。我在正式遞交國書之前已同馬來西亞外交部的高官建立了正常的工作關系。

接下來，我馬不停蹄地拜會了馬來西亞貿易和工業(yè)部秘書長薩爾吉·阿卜杜勒、副部長郭偉杰、農業(yè)部副部長李裕隆等。他們是我以后經常打交道的有關部負責人。為了工作開展的方便，我拜會了馬工商聯(lián)合會主席、全國投資委員會主席、橡膠執(zhí)照局主席、制造商協(xié)會主席、國際戰(zhàn)略問題研究所所長，以及社會友好人士薩麗哈。薩麗哈女士是馬來西亞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夫人的姐姐。她為人熱情友好，樂于助人，在馬來西亞有“嘎嘎”（大姐）之稱。

在這期間，我還拜會了外交使團長和不少友好國家駐馬來西亞的大使。

在開展上任拜會活動的同時，我同中國大使館各職能室、處的同志見面，了解使館各部門的工作情況，并處理日常業(yè)務。毫無疑問，當時我和使館領導最關心的一件事是我何時向馬來西亞最高元首遞交國書。這不僅因為只有遞交了國書，我才能作為中國大使全面開展對外工作，而且因為我館面臨著很快就要舉行國慶招待會。一般來說，邀請馬政府官員、駐馬使團以及馬來西亞各界友好人士出席使館招待會的請柬需要提前半個月左右發(fā)出。隨著“十一”越來越靠近，使館多次向馬外交部了解何時安排我遞交國書，并向馬方說明這涉及是否以我的名義印制和發(fā)送請柬的問題。在馬外交部遲遲不能做出答復的情況下，我的夫人鄧俊秉想到了上面提到的馬來西亞大姐薩麗哈。在這個重要時刻，這位大姐伸出了友誼之手。在后面的章節(jié)中，鄧俊秉有專門的敘述，這里不再累述。

9月14日，馬來西亞外交部秘書長尤素夫·希塔姆約見我，商談遞交國書事宜。希塔姆通知我，馬來西亞最高元首將于9月16日接受我遞交國書。會見時，秘書長和我還就中馬關系交換了意見。

在此之前，馬外交部禮賓司已向我介紹了遞交國書的程序，并提供了程序冊。使館同志也同我談過有關注意事項，還特別提到某國新任駐馬大使遞交國書時不慎掉了鞋子的趣聞。原來，按馬方禮儀，大使在遞交國書之后向最高元首告辭時，不能立即轉身背向最高元首而行，必須在握手告別后，后退至大廳出口的門檻前才能轉身跨過門檻出廳。這位大使在后退時，一不小心掉了一只皮鞋。他不好拾起穿上，只得光著一只腳退出大廳，其后由馬方工作人員將鞋子撿起來送給他。

會見秘書長后回到使館，我在腦子里對遞交國書的程序又“過了一遍電影”，按程序冊的要求操練了一遍，可以說已爛熟于心，不會像我的外國同事那樣為人留下笑談。

2．別開生面的遞交國書儀式

9月16日，馬來西亞外交部通知我，遞交國書安排在上午10：30。約10：00許，馬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率禮賓車隊抵達中國大使館。他請我登上主車。因為我還未遞交國書，主車的前面只插掛馬來西亞國旗，我是馬方的客人，坐在汽車后排的左邊，禮賓司副司長作為主人坐在我的右邊。參加儀式的中國大使館的政務參贊和商務參贊乘坐馬方的其他禮賓車。禮賓車隊在兩輛開道摩托車的引導下離開使館，快速駛向王宮。

抵達王宮大殿后，禮賓司副司長請我下車。王室典禮官已在門口恭候。他帶領我步入正廳，沿著對面的臺階上樓到達典禮大廳門口。我左手持國書，跨過大廳門檻。舉目望去，只見最高元首蘇丹伊斯坎達爾站在大廳正中，兩旁有王宮總管和外交部高級官員陪同。最高元首距離大廳門口約七八米。按照禮賓程式，我向前走了七步，稍停一下，向最高元首致鞠躬禮。之后，又向前走三步，再次鞠躬致意如儀。接著，我按禮儀規(guī)定致頌詞。我表示，本人被任命為中國駐馬來西亞特命全權大使深感榮幸。我首先轉達了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對最高元首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愿。我贊揚馬來西亞近年來在國家建設中取得的成就和在中馬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國關系的不斷發(fā)展。表示我在任職期間將為進一步發(fā)展兩國人民的友誼和兩國的友好合作關系而竭盡全力。相信在我履行這一崇高使命時，一定會得到最高元首和馬來西亞政府的支持和合作。我祝愿最高元首身體健康，馬來西亞繁榮昌盛，人民幸福。接著，我用雙手將國書遞交給最高元首。

最高元首在雙手接到國書后，熱烈歡迎我出任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他表示，他本人和馬來西亞政府將對我為發(fā)展中馬關系的努力給予幫助與支持。

1988年9月16日，周剛大使向馬來西亞最高元首遞交國書

周剛大使向馬來西亞最高元首遞交國書后，在留言簿上簽字

之后，雙方握手。最高元首向我介紹出席儀式的馬方高級官員。我同他們一一握手，并介紹了陪同的大使館參贊們。在我向最高元首告辭時，按照禮儀，我向后退三步，向最高元首頷首致意，隨后再后退七步，再次向最高元首致鞠躬禮。由于事先做好了準備，這時正好退到大廳的門檻前。我隨即轉身邁過門檻，走出典禮大廳。

接著，王宮典禮官陪同我走到樓下，登上檢閱臺，檢閱王室儀仗隊。儀仗隊人數(shù)雖不多，但儀態(tài)莊重，精神抖擻，步伐整齊劃一，體現(xiàn)了馬來西亞對遞交國書儀式的重視。在此隆重場合，你會感到作為一國使節(jié)的榮耀。

整個禮儀完畢后，禮賓司副司長引我登上禮賓專車。這時，禮賓車的左前端已插掛中國國旗（馬來西亞的交通規(guī)則是左行）。作為已正式就任的大使，我已經成為主人，禮賓司副司長作為客人坐在我的左手。禮賓車隊在摩托開道車引導下離開王宮，很快抵達中國大使館。使館招待員禮貌地打開車門，請禮賓司副司長下車。我隨后從汽車右門下車，并請禮賓司副司長進入使館會客室。服務員上茶點。賓主友好交談，我感謝他和馬來西亞外交部的周到安排和友好合作。副司長起身告辭，我禮送他登車離去。

下午1時，我和夫人鄧俊秉前往柔佛宮，出席最高元首和元首后的午宴。見面握手后，我們向最高元首夫婦贈給了紀念品。宴會氣氛輕松友好。由于應邀出席宴會的還有其他國家新任駐馬大使夫婦，大家系初次見面，宴席間的話題主要是有關馬來西亞的風土人情。

在遞交國書和應邀出席馬來西亞最高元首的歡迎宴會之后，我完成了由候任大使向在任大使的轉變。新的工作開始了。

3．做馬來上層工作

我抵達馬來西亞的時候，中馬建交已經14年。建交以來，兩國領導人開始互訪，在各領域開始一些往來。在當時的國際大背景下，總的來看，中國同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東盟各國關系處在初始階段。中馬之間既存在南海爭端等歷史遺留問題，又存在華人、馬臺關系等現(xiàn)實問題。要進一步推動中馬關系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兩國關系的新局面，需要增加雙方的往來，增進相互了解，不斷開展經貿合作，拓展雙方的共同利益，建立政治互信。開展這些工作的關鍵是做馬來西亞上層的工作，特別是政府中馬來族領導人和高級官員的工作。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聯(lián)合邦宣布獨立。占人口多數(shù)的原住民馬來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獨立后，以馬來民族統(tǒng)一機構（簡稱“巫統(tǒng)”）為首的國民陣線長期執(zhí)政。在馬來西亞政府中，由馬來人出任總理和副總理，國防、外交、財政、內政、貿易和工業(yè)、教育、文化等重要部的部長也由馬來人擔任。

我在上任之初，禮節(jié)性拜會了文化旅游部長沙巴魯丁、新聞部長拉赫馬特、貿易工業(yè)部長拉菲達女士、外交部長哈桑、青年體育部長納吉布·拉扎克、農業(yè)部長薩努西·朱尼德、國防部長里陶丁和副部長阿布·巴卡爾、教育部長安瓦爾·伊卜拉欣、福利部長穆斯塔法、上院議長艾哈邁德·烏來和下院議長扎希爾·伊斯邁爾、最高法院院長阿卜杜勒·哈米德、武裝部隊參謀長哈希姆、森美蘭州蘇丹（馬來西亞最高副元首）、初級資源部副部長阿里亞斯·阿里、公共企業(yè)部副部長西蒂·扎哈拉，以及吉隆坡市市長伊利亞斯、前最高法院院長蘇菲安、前外長阿卜杜勒·卡迪爾和穆罕邁德·卡扎利·沙菲。

周剛大使和夫人鄧俊秉拜會馬來西亞貿易工業(yè)部長拉菲達女士（右2）和丈夫

馬來西亞青年體育部長納吉布與周剛大使夫婦

在一般情況下，在征得對方同意后，我的夫人鄧俊秉教授和我一同去拜會馬方高官及其夫人。一些德高望重的上層女士則由鄧俊秉去拜會，如前總理拉扎克的夫人、馬哈蒂爾總理夫人的大姐薩利哈等人。我們還利用馬來西亞部長們訪華和中國部省級領導訪問馬來西亞的機會為馬來西亞高官及其夫人舉行宴會。

馬來西亞的重要節(jié)日，如穆斯林的開齋節(jié)，也是我們結識馬來朋友的機會。每年逢開齋節(jié)，馬哈蒂爾總理和賈法爾·巴巴副總理，以及馬來族部長都舉行開門迎賓活動，歡迎各界人士前往其府邸共度佳節(jié)。人不分男女，位不分高低，一律歡迎。這些場合，張燈結彩，人流如鯽，互相祝賀和問候，到處都是歡笑的面孔，家家戶戶都有賓至如歸之感。

馬來西亞福利部長廖莫宜參加中國大使館國慶招待會

這里特別要提到同馬哈蒂爾總理和賈法爾·巴巴副總理的會見。

11月3日，我拜會了馬來西亞副總理阿卜杜勒·加法爾·巴巴。20天前，我和鄧俊秉在大使館宴請了他的7位子女。10月26日，我在拜會馬來西亞前外長阿卜杜勒·卡迪爾議員時，卡迪爾告訴我，馬政府對發(fā)展馬中關系持積極態(tài)度，馬方擬放寬對中國大使館的一些限制。因此，我同加法爾副總理談話的氣氛輕松友好，很自然地談到中馬雙方增加往來的問題。我表示，中馬兩國一衣帶水，隔海相望，兩國人民應該多來往。據(jù)我了解，馬方對馬來西亞華人到中國大陸探親訪友和旅游經商有一些特殊規(guī)定。有些規(guī)定是否可以做些修改。例如，到中國探親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年齡要求夫婦二人都在60歲以上，要組團而行，每個團必須有30人。我開玩笑地說，如果一位60多歲男子的夫人比丈夫年輕得多，這對夫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中國省親，能否只要求一方的年齡滿60歲。我請閣下運用你的崇高影響，早日取消這些限制。加法爾聽后微微一笑并表示，馬政府將對此進行研究。

由于中方的多方推動，以及中馬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1990年馬政府取消了對馬公民訪華的限制，中馬民間交往出現(xiàn)了新局面。

12月22日，馬哈蒂爾總理在總理府會見我。這是我到任之后第一次正式拜會他。在這之前，在很多別的正式外交場合，如外國政府首腦來訪的歡迎儀式和宴會、馬來西亞的重要慶典，作為外國大使都有機會同他見面和握手寒暄。但是，在這些場合，外國使節(jié)們都不可能同他多作交談。這一次情況卻不同。這是馬來西亞政府首腦正式會見中國新任駐馬大使。我首先感謝他在百忙中會見我，并向他轉達了李鵬總理的問候。我表示，到任之后，親眼看到馬來西亞在閣下的領導下在經濟發(fā)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也親身體驗到在中馬雙方共同努力之下兩國關系不斷發(fā)展。我特別強調，中馬是隔海相望的近鄰，兩國人民之間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歷史。中馬都是發(fā)展中國家，同馬來西亞發(fā)展友好合作關系是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政策。中國真誠希望中馬兩國進一步增加往來，擴大雙邊貿易，發(fā)展在各領域的合作，不斷把兩國關系推向前進。馬哈蒂爾總理歡迎我出任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他對近年來馬中關系的發(fā)展表示高興。他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也是一個鄰國。他本人和馬來西亞政府重視同中國的關系。他相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馬中關系一定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改善和發(fā)展。

4．我所了解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

我在馬來西亞工作的近33個月中，有機會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近距離接觸。除向他進行禮節(jié)性的到任和離任拜會之外，還多次陪同到訪的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高官拜會他。至于在馬來西亞的重大節(jié)日和國事活動中同他見面的機會就更多了。不用說，研究馬哈蒂爾總理為首的馬來西亞政府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更是我和中國大使館的重要任務之一。

馬哈蒂爾1925年12月生于馬來西亞西北部吉打州的一個普通印度裔穆斯林家庭。時逾耳順之年的他總是精神矍鑠，雙目炯炯有神，表情雖然有些嚴肅，但給人平易近人之感。在不同場合，馬哈蒂爾或著馬來傳統(tǒng)服裝，或穿政府官員工作服。工作服相當于我們的獵裝，一般為淺灰色，左胸處標有自己的名牌。

馬來西亞朋友向我提及馬哈蒂爾總理時，總帶著敬佩之情，贊揚他工作認真，孜孜不倦，處事果斷，講求效率，說他是工作型的總理。

在吉隆坡和我訪問過的一些州的首府，城市一般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市場繁榮，物價穩(wěn)定，人民安居樂業(yè)。1981年，在侯賽因總理因健康原因辭職后，時任副總理的馬哈蒂爾出任第四任總理。馬哈蒂爾總理堅持奉行已故總理拉扎克制定的“新經濟政策”，提高馬來人的經濟地位，發(fā)展汽車、鋼鐵、電子等民族工業(yè)，大力招商引資，發(fā)展外向型經濟，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學習外國先進科技和管理經驗，使馬來西亞經濟從80年代中期起持續(xù)8％的高速增長，從而改變了馬來西亞的經濟面貌。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當時的1800多萬人口中，馬來人占60％以上，華人約占30％，印度人占7％左右。雖然種族關系有一定敏感性，馬來人在政治上居主導地位，在經濟上享有特權，但在馬哈蒂爾的領導下，主要民族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關系比較穩(wěn)定。馬哈蒂爾重視民族和睦，視其為國家穩(wěn)定的基石。華人和印度人的訴求和利益也受到一定的照顧。華人和印度人都有自己的政黨，保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在以“馬來民族統(tǒng)一機構”為主體的執(zhí)政黨聯(lián)盟“國民陣線”中，華人政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人民運動黨”（又稱“民政黨”）和“馬來西亞印度人國大黨”是重要成員。在馬政府中，“馬華公會”、“民政黨”和“印度人國大黨”占有約四分之一左右的部長和副部長席位。盡管也存在馬來人和華人的反對黨，他們不時批評政府，但是馬來西亞政局總體上是穩(wěn)定的。

馬哈蒂爾不僅以高超的治國才能在國內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也以對國際事務的遠見卓識聞名于世界。在外交上，馬哈蒂爾奉行中立、不結盟和大國平衡政策，視東盟為外交基石。他曾倡議成立東亞論壇。他旗幟鮮明地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維護發(fā)展中國家利益敢于仗義執(zhí)言。他對國際關系的獨到見解、犀利的言辭和堅定的態(tài)度常常引起一些西方國家的非議，卻更多地受到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歡迎與支持。曾有某些西方“人權斗士”指責馬來西亞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破壞了馬來西亞土著民族的生存環(huán)境和傳統(tǒng)文化。對此，馬哈蒂爾反唇相譏。他說，馬來西亞不會為了滿足這些西方紳士的獵奇心態(tài)而停滯不前，保留落后。他看不出貧困落后有什么值得留戀之處。

中馬建交之后，兩國關系有了長足的進展。這是中馬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也同馬哈蒂爾對中馬關系的重視和對中國的正確認知分不開。馬哈蒂爾在擔任總理期間曾對中國進行過7次正式訪問和工作訪問，2003年離任之后至2009年4月又應邀訪華3次。我們可以從馬哈蒂爾2009年4月30日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報告中清晰地看出他對中馬關系和中國振興的看法。筆者出席了這次報告會，并同馬哈蒂爾進行了問答互動。下面讓我引用馬哈蒂爾講話的部分內容。

馬哈蒂爾在回顧中馬關系發(fā)展的歷史時說：“20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同中國建交之前受西方影響，害怕越南落入共產黨之手，東南亞其他國家將逐一陷落。但是，這種事情沒有發(fā)生。中國沒有野心和惡意。有的西方人問我，是否擔心中國。我說，葡萄牙1509年來到馬來亞，一年后征服我們。但中國不是。鄭和曾率龐大艦隊到東南亞，但不是為了征服和占領。馬來西亞雖小，但不受大國影響，不會為西方而遏制中國。”

馬哈蒂爾表示，馬來西亞每一屆總理都重視對華關系。馬來西亞有很多華人，有的華人是反對黨，但是中國沒有利用他們。中國是我們的鄰國。馬來西亞必須同中國友好相處，而不能同中國對抗。

馬哈蒂爾強調，對待中國要采取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中國存在那里，這是現(xiàn)實。不能要求中國去搞什么民主，不能無視13億中國人。馬來西亞不懷疑中國的內部制度，中國對馬來西亞也是如此。我見過很多中國領導人。他們很現(xiàn)實，從不談論馬來西亞的內政，只講兩國雙邊關系。同他們很容易打交道。

馬哈蒂爾批駁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他說：“中國是個大國，要保護自己。中國為了防務要花錢，GDP的1％就是很大的數(shù)字。中國的經濟增長對馬來西亞有利。我們可以向中國出口棕油、天然氣、橡膠。很多馬來西亞人到中國做買賣。中國人到馬來西亞旅游的多起來，馬來西亞人到中國旅游的更多。中國和鄰國都富起來，相互沖突就少?！?/p>

在談到中國東盟關系時，馬哈蒂爾說：“中國對東盟很友好，未來也會這樣。當然，雙方可能有分歧，如貿易、甚至領海爭端。但是，這些分歧只能通過談判解決，而不是通過戰(zhàn)爭。中國和東盟有關國家可以坐下來討論南海問題。”

馬哈蒂爾對中馬關系的發(fā)展前景持樂觀態(tài)度。他說，馬來西亞對中國采取友好政策。中國對馬也是如此。馬中兩國經濟是互補的，雙邊貿易數(shù)量很大，而且還會進一步發(fā)展。雙方應該進一步多來往、多了解。歡迎中國到馬來西亞投資。雙邊關系應該而且可以雙贏。

周剛大使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

在談到為什么他在2003年急流勇退，辭去總理職務時，馬哈蒂爾風趣地說：“是我的母親讓我主動下臺。她說，一個人下臺的最好時間是他還享有威信。”

在一個多小時的報告中，馬哈蒂爾侃侃而談，思維敏捷，廣征博引。在談論當今世界金融危機時，數(shù)字信手拈來，如數(shù)家珍。他特有的幽默風格不時引起在座嘉賓的笑聲。

5．同馬來西亞華人政黨的交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日本于1942年2月占領了英屬馬來亞。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當日，英國宣布在馬來亞建立軍政統(tǒng)治。在此之后，馬來亞各族人民開始了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成立了各種政黨。1946年5月，第一個馬來人的全國政黨——“馬來民族統(tǒng)一機構”（“巫統(tǒng)”）成立。1946年8月2日，“馬來亞印度人國大黨”成立。1949年2月27日，馬來亞華人也成立了自己的政黨“馬來亞華人公會”（在馬來西亞成立后改名為“馬來西亞華人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1952年，“馬來民族統(tǒng)一機構”與“馬華公會”聯(lián)合，不久又吸收了“馬來西亞印度人國大黨”，組成了“馬華印聯(lián)盟”。1974年4月，在馬來西亞聯(lián)盟黨的基礎上擴大成立了執(zhí)政黨聯(lián)盟“國民陣線”。華人的主要政黨“馬華公會”、“人民運動黨”（又稱“民政黨”，The Peoples Movement Party）等都是“國民陣線”的成員。

我抵達馬來西亞履新時，在馬方政府的組成中，約有四分之一的部長和副部長來自上述華人政黨。他們分別擔任交通、初級資源、勞工、衛(wèi)生、科技和環(huán)境、能源和電訊、房屋和地方政府部的部長，貿易和工業(yè)、財政、農業(yè)、青年和體育、教育、工程、文化和旅游、國家鄉(xiāng)村發(fā)展、衛(wèi)生、科技和環(huán)境等部的副部長，總理署的副部長，以及一些部的政務次長。很顯然，中國大使館在為發(fā)展兩國關系而工作時，需要經常同上述政府部門打交道。作為中國大使，同這些部的部長和副部長們商談兩國之間的業(yè)務交往與合作，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此，我在上任初期，除拜會由馬來人擔任的外交、貿易和工業(yè)、國防、教育、財政、文化和旅游、青年和體育、新聞、農業(yè)和林業(yè)、社會福利、公共企業(yè)等部的部長們外，也分別拜會了上述華人部長和副部長，以及一些前政要。除了上任拜會外，我還需要經常就中馬兩國在具體領域的合作同馬來西亞有關部的部長和副部長們商談。在中國省部級代表團來訪時，我都有機會同馬來西亞主管部長們接觸。大家結識之后，你來我往，互相宴請，就是情理中事。我和我的夫人鄧俊秉經常請馬來族和華人的部長以及他們的夫人和子女們到中國大使館品嘗中餐，有時還觀看介紹中國歷史、文化、風景的影片。同上述華人部級高官的交往，有助于兩國在各領域的合作，也有利于結交華人社會各界的朋友。不僅如此，在大使館的日常工作中，我們也經常得到華人部長們的幫助。

這里，我想談談在我任期內同幾位馬來西亞華人部長的交往和友誼。

交通部長林良實是馬華公會的總會長，在馬政府中排位在總理和副總理之后。林良實先生自幼受英文教育，在大學里主攻醫(yī)學專業(yè)，是醫(yī)生出身。一般人稱他為“Doctor林”。在這里，“Doctor”是“醫(yī)生”，而不是“博士”。林良實先生祖籍福建，除操流利的馬來語和英語外，還講家鄉(xiāng)閩南話。開始我們見面時，一般講英語。他可以聽懂簡單的北京話（當?shù)胤Q華語）。日久天長，接觸多了，我發(fā)現(xiàn)他的華語有進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中馬關系不斷發(fā)展，雙方往來增多，聽中國官員講北京話的機會多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濟快速發(fā)展，綜合國力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高，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東盟各國更加重視對華關系。過去只講英語和閩南語和客家話的英語教育出身的馬來西亞政府華人官員，以及工商、教育、文化各界的馬來西亞華人，為了同中國打交道，日益感到講普通話的必要性。對于林良實部長來說，他的華語大有進步還要歸功于他的夫人王維娜女士。王女士自小受華文教育，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我和鄧俊秉同林良實部長夫婦見面時，王女士都是用漢語普通話同我們交談。

會見馬來西亞體育部副部長鄧育桓

民政黨主席林敬益先生長期擔任初級產品部長。他是又一位受英語教育、畢業(yè)后從醫(yī)的“大夫”，一般人稱他為“林敬益醫(yī)生”。林敬益部長為人豪爽，談話風趣，不拘一格，平易近人。每次見面，他總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向中國推銷馬來西亞的土特產品——棕櫚油。那時，馬年產棕櫚油約400萬噸。中國和印度是主要進口國。為馬來西亞的大宗出口產品棕櫚油尋找大買主，是林敬益領導的初級產品部的重頭任務。他常給我算細賬：中國現(xiàn)在對居民食用油還實行定量供應，每人每月半斤油。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人每年多吃一公斤棕櫚油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你們中國現(xiàn)在有10億人口，每人每年多用一公斤，加在一起就是100萬噸。他向我介紹說，棕櫚油既可作食用油，又可用來制作巧克力和點心，還是生產肥皂和洗滌劑的原料。馬來西亞棕櫚油研究所（PORIM）經過多年科研，已掌握棕櫚油的精煉技術，大大降低了油中所含的飽和脂肪酸，長期食用棕櫚調和油對心臟沒有任何副作用。林敬益還兼任馬來西亞精武總會會長，熱心推廣中華武術，積極倡導成立亞洲武術協(xié)會，并為此以馬精武總會會長的身份攜夫人訪華，同中華全國武術協(xié)會進行商談。

馬來西亞原產部長林敬益參加中國大使館國慶招待會

林敬益部長沒有學過華語，只會講家鄉(xiāng)閩南話，聽不懂普通話，也不認識漢字。我們之間用英語交流。但我慢慢發(fā)現(xiàn)，他逐漸可以聽懂和說幾句簡單的普通話。他學習講普通話是很刻苦的。有時他在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宴會上用普通話致辭。這令我非常驚訝。原來他念的講話稿竟是用英文拼寫的。當我于1991年4月1日向他辭行時，我們已基本上用普通話交談。我真佩服他的神速進步。在同中國大使和中國大使館交往中，馬來西亞的華人高官們不是一點顧慮也沒有。那時中馬關系的大背景是，兩國相互信任處于初始階段，馬政府對中國還有不少疑慮，華人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馬來西亞的華人部長們一開始同我接觸時比較謹慎低調。他們不愿引起他們的馬來同胞的不必要猜疑。在外交場合見面多是一般寒暄，不多談。我到辦公室去見他們也是公事公辦，可謂無事不登三寶殿。我和夫人邀請他們及家人到中國大使館出席宴會，有人有時流露出為難情緒。遇到這種情況，我們總是理解他們的考慮，絕不勉為其難。等到后來交往多了，一些朋友私下告訴我說：“作為馬政府的成員，我們到中國大使館出席中國大使的宴會，政府對我們沒有什么限制，在中國大使館周圍的內政部的便衣（警察）也不會阻攔。但我們心里感到還是小心一些為好。比如，有時政府開會時，首相（即總理）隨便開句玩笑對我說，‘中國大使館的中餐味道怎么樣？’我心里就想，準是內政部的人打了小報告。”

隨著中馬關系的改善和發(fā)展，我同馬來西亞政府高官們（包括馬來族、華人和印度裔高官）的交往日益增多，相互宴請成為很正常的事。馬來西亞的華人部長們以及他們的夫人和子女到中國大使館做客，就不再有什么顧慮。

在馬來西亞華人高官中，這里要特別提到農業(yè)部副部長李裕隆和檳州首席部長林蒼佑醫(yī)生。

馬來西亞農業(yè)部副部長李裕隆在中國大使館作客

李裕隆先生初任農業(yè)部副部長，后任工程部副部長。他和他的夫人、母親、兒子、哥哥經常同我和鄧俊秉見面。他為人爽直，熱情友好，毫無架子。我們見面時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有時也就如何發(fā)展中馬關系交換意見。他對兩國關系抱樂觀和積極態(tài)度，并愿盡力推動兩國關系的發(fā)展。1989年10月2日，李裕隆副部長盛情邀請我和鄧俊秉出席馬來西亞皇家委員會為馬最高元首和元首后舉行的宴會，同馬皇室成員和達官貴人見面。李裕隆先生的父親李孝式老先生是馬來西亞的開國元勛之一，在馬來西亞華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李孝式先生原籍廣東，生于1901年。參加過抗日戰(zhàn)爭，1945年創(chuàng)辦《中國報》。他是馬華公會的創(chuàng)始人，在馬政府中歷任要職。1959年獲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授予的“敦”勛銜。1988年11月19日，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Jalan Tun H.S.Lee)?！岸兀═UN)”是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授予除皇室成員外的馬來西亞平民最高的封號，馬來西亞幾任總理和馬華公會、民政黨的創(chuàng)始人等少數(shù)領袖人物曾獲此殊榮。例如，我和鄧俊秉經常會見和相互宴請的老朋友翁毓麟先生就曾榮獲“敦”的封號。翁先生為馬華公會元老，曾任政府部長多年和馬來西亞最高法院大法官，為促成馬華公會同巫統(tǒng)結盟做出過貢獻。李裕隆的哥哥李劍橋曾任議員，獲封“拿督”銜。從李裕隆先生如此顯赫的家庭背景中，可以理解為什么他在同中國大使交往時沒有后顧之憂。

馬來西亞另一個著名的醫(yī)生林蒼佑先生也曾榮獲“敦”的封號。林蒼佑先生是馬政壇元老，德高望重，時任檳州首席部長，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和馬各界無人不曉。我到任后不久就和夫人鄧俊秉去拜會他。他也很快在吉隆坡宴請我們。以后在不少外交場合同他見面。1989年12月初，我和鄧俊秉去檳州首府檳城訪問，林蒼佑首席部長和夫人又設家宴款待我們，他的弟弟出席作陪。林蒼佑先生已70高齡，但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談鋒甚健。從他的言談話語中，可以感到他深厚的炎黃子孫的鄉(xiāng)情，他對中國的關心和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林先生祖籍福建同安，1919年5月28日生于檳城。他曾留學英倫，獲醫(yī)學學位。那時的馬來亞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由于醫(yī)術精湛，他回到祖國大陸后在國民政府海軍總部任醫(yī)務處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他回到馬來亞從政。他是馬來西亞民進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后曾參加馬華公會。林老先生曾先后擔任檳州首席部長21年。作為馬來西亞的華人，“封疆大吏”時間之長，影響之廣泛，是前無古人的。

6．馬來西亞華社精英和郭鶴年兄弟

馬來西亞華社及其精英

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西亞人口中的比重之高在世界各國中僅次于新加坡，在馬政治生活、特別是經濟發(fā)展中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馬來西亞華人的先人主要是中國明、清兩代到民國時期從中國福建、廣東、海南和廣西來馬來西亞謀生的貧苦農民。馬來西亞獨立后，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雙重國籍，這些當年的華僑大多數(shù)成為馬來西亞國民，故改稱華人、華裔。他們主要分布于首都吉隆坡、濱城、怡保、新山、馬六甲市和東馬的古晉等大城市。

從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到1974年中馬建交，由于馬來亞共產黨、馬來西亞華人和馬臺關系等因素，馬對華疑慮較多，兩國政治上處于對抗狀態(tài)。馬政府雖不限制同中國的經貿來往，但對馬來西亞華人訪華和探親卻有嚴格限制。我到任時，馬方政府的規(guī)定是，馬來西亞華人訪華要夫婦同行，雙方需均滿60歲，而且要組團而行，由馬內務部派官員隨團監(jiān)督。1989年12月8日，馬來西亞政府、泰王國政府和馬來亞共產黨簽署和平協(xié)定，解決了馬來亞共產黨問題。此后，馬政府修改了有關馬來西亞華人訪華和探親的規(guī)定。

華人社團、華文教育和華文報刊并稱為華社三大支柱。馬來西亞有1200余所國民型華文小學、60所獨立中學，是中國以外中文教育體系最完善的國家。對于中華文化在馬來西亞的延續(xù)，華人社會做出了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

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西亞經濟發(fā)展方面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為表彰馬來西亞華人領袖人物為國家做出的重要貢獻，前檳城首席部長林蒼佑醫(yī)生、馬華公會前會長陳修信等人都曾獲馬來西亞最高榮譽“敦”（馬來文：Tun）的封銜。馬來西亞華人中的政府高官，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各界的頭面華社人物曾獲“丹斯里”（馬來文：Tan Sri）的封銜。至于獲“拿督斯里”（馬來文：Dato' Seri）和“拿督”（馬來文：Datuk）封銜的人則更多。

馬來西亞貿工部副部長郭偉杰陪同參觀馬六甲州

中馬建交后，不少華社知名人士開始同中國駐馬大使館接觸。十多年來，中國大使館已經有了不少華社的朋友。我上任后，在主動拜會馬政府高官和馬來族上層人物的同時，同華人前原產部長梁琪祥、前農業(yè)部副部長吳清德和巴生港港務局長曾永森等，以及華社老朋友的交往，也是刻不容緩的。短短的三四個月里，我先后拜會了華社的工商巨子和文化教育界名流。他們之中有：馬來西亞“橡膠大王”李成楓，雪隆商會名譽主席黃琢齊，云頂集團丹斯里林梧桐，亞洲“糖王”丹斯里郭鶴年及其兄長郭鶴舉，馬來西亞建筑商會主席楊忠禮，“鋼鐵大王”金獅集團主席丹斯里鐘廷森、溫典光，敦李孝式的遺孀，丹斯里李金友，星洲媒體集團執(zhí)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棕油大王”李深靜，中華大會堂的領導人林玉靜等人。

我這里沒有篇幅詳述同華社工商界巨子交往的細節(jié)，只是列舉了一些朋友的大名。因為，在我出使馬來西亞兩年九個月的時間里，我親身感受到他們對我和中國大使館的熱誠幫助，對祖籍國的關心，以及對發(fā)展中馬關系、特別是經貿合作的不懈努力。回顧中馬關系的發(fā)展，不能忘記馬來西亞的老朋友，這是中國人的傳統(tǒng)美德。

我所結識的郭鶴年兄弟

郭鶴年（Robert Kuok）的名字在馬來西亞家喻戶曉，在中國也廣為人知。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市一個華商家庭。他的父親郭欽鑒祖籍為中國福建省福州市，1909年只身來到馬來亞柔佛州的新山。1920年，郭欽鑒與來自家鄉(xiāng)福州的鄭格如結婚，育有三子：郭鶴舉、郭鶴麟和郭鶴年。兄弟三人都受過良好英文教育，畢業(yè)于新加坡著名的萊佛士學院。1947年，郭鶴年在新加坡創(chuàng)立公司。郭欽鑒去世后，郭鶴年于1949年在馬來亞新山組建了由他母親鄭格如建議，郭母和哥哥郭鶴舉、郭鶴年本人及郭氏堂兄弟們入股的“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經過幾十年的苦心經營，“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發(fā)展為一個龐大的商業(yè)王國，在馬來西亞、東南亞國家、澳大利亞、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擁有大批企業(yè)，經營范圍包括制糖、面粉、種植業(yè)、地產、金融、酒店、船運和國際貿易等。郭鶴年本人號稱馬來西亞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