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前路初定

時間很快來到1931年。任繼愈15歲，該讀高中了。

這時候，父親已經(jīng)擔任了較高的軍職，家庭條件有所改善，任繼愈得以遠赴北平，就讀于北平大學附屬高中。

這所學校的第一任校長是宗真甫，河北人，曾留學法國。因此他的辦學思想有點法國風格。他沒有把教育的力量放在升學，放在死讀書上，而是放在全方位為青少年打好文化基礎(chǔ)上，使他們成為全面發(fā)展的人才。這所高中不分文理科，課程除教育部規(guī)定的之外，二年級以后還開設(shè)了選修課。教材也不用教育部統(tǒng)編的中學教科書，而是授課老師自行選編，集中在文化基礎(chǔ)訓練方面。

給任繼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這所學校招生，并不限于北平本地，學生來自四面八方。學校也不限制學生的愛好，體育、美育、德育、智育并重。學校的校風強調(diào)民主、開放、活躍，不提倡“讀死書，死讀書”的學習之道。

在這種自由民主的氛圍之下，任繼愈昂首闊步地行走于精神世界的廣闊天地，也如饑似渴地吸吮著文學和哲學的充沛營養(yǎng)。他高中時期的幾位國文教員，幾乎都是從北京大學中文系或哲學系畢業(yè)的。

有位教員叫劉伯敭，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他給學生選的教材從《左傳》、《國語》到孟、荀、老、莊等人的文章。他講的語文課像文學史，又像哲學史。從他選的教材中，任繼愈讀過張煦、胡適、梁啟超、唐蘭、馮友蘭等人關(guān)于老子年代的討論，使他對哲學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還有一位教員叫魯滌平。那時國民黨政府要求學校必須有“黨義”的課程。魯老師早年留學日本，喜歡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三民主義課程不重視。他的教學方法和小學時的曹景黃老師有些相似，善于引申開來，把教授“黨義”的課堂變成自己發(fā)表政見的講壇，專門攻擊“三民主義”。

攻擊之前，魯老師選用“三民主義”中的一段話，指出：“大家聽聽可笑不可笑？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你看可笑不可笑？”以此來提起學生的興趣和表明自己輕蔑的態(tài)度。這門“黨義”課先生不重視，學生自然也不重視。同學們私底下組織讀書會，也有參加共產(chǎn)黨，從事革命活動的。

良好的治學精神和校園氛圍，使得在這里受教育的學生，肯鉆研，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后來他們大多出類拔萃，成為社會的棟梁之材，如著名革命家、作家馬識途，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1956年駕機起義的劉善本，等等。

然而遺憾的是，這所中學的壽命太短了。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xiàn)其侵略中國的圖謀制造了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策劃和制造了“柳條湖事件”，以此為借口進攻東北軍駐地沈陽北大營，并占領(lǐng)沈陽。事變震驚世界，標志著日本將征服中國的計劃推進到新階段。

從1931年到1935年期間，日軍一步步加緊侵略華北的計劃。學生和教師因不滿南京政府賣國投降政策，學生運動連年不斷。每次學生游行及宣傳活動，總有北平大學附屬高中的同學參加，這引起了北平警察對這所學校的注意。恰巧由于北平大學各院校不愿意掏錢辦這樣的中學，便借故宣布停辦，由學生自行轉(zhuǎn)學。

學校創(chuàng)辦后的第二年暑假，學生發(fā)起了護校運動，留校的學生推舉代表，進行新聞發(fā)布會，向全國通電，申明不應停辦的理由。最后，大家提出，如當局不收回成命，即聯(lián)合起來，到南京向教育部請愿。根據(jù)同學名冊，通知家在鐵路沿線的同學按規(guī)定時間、車次，會齊同去南京。學生的憤怒像潮水，暫時逼退了當權(quán)者的氣焰。北平大學怕事情鬧大，作出了讓步，答應以后雖不再招生，但一定讓已入校的學生學完畢業(yè)。因而這個學校只辦了兩屆，畢業(yè)了6個班，總共4年的時間。

任繼愈在北平大學附屬高中的3年學習生活，對他的性格、閱歷和知識的培養(yǎng)歷練都有很大的影響。一方面，他覺得自己已經(jīng)長大，要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所以他常常往家?guī)|西，除了帽子、書包之類，還訂了很多報刊，如《兒童世界》、《晨報》、《大公報》給弟弟們。冰心的《寄小讀者》一出版，任繼愈也趕緊買了寄給弟弟。另一方面，他也在思考，究竟要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他推崇老子，愛好哲學，認為哲學是為弱勢者呼，老子所提倡的“上善若水”，更能體現(xiàn)一種寬容。而現(xiàn)實中，老師們給他教授了為社會奉獻的知識，同學們用行動證明著為社會奉獻的信念，這一切都讓任繼愈決心致力于哲學的研究，想為廣大處在動蕩飄搖的亂世中的弱勢群體找到一條出路。雖然他也明白，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讀哲學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但最終還是堅定了信念，決定報考北京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