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受教育的末期和自學的初期

在從法國回來一兩年時間里，我繼續(xù)原來的學習，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內(nèi)容。我剛從法國回來時，父親即將完成出版他的《政治經(jīng)濟學要義》，他讓我在他的手稿上做一種“增加旁注”的練習，即把每段作簡潔的摘要寫上去，使作者更易于判斷和改進思想層次以及整體敘述特點。邊沁先生在他自己所有的作品上也是這樣標注的。之后不久，父親要我讀孔迪拉克的《感覺論》和《修學指南》中有關邏輯和形而上學的幾篇文章；父親讓我通過讀《感覺論》（雖然孔迪拉克的心理學理論表面上與父親的相類似）來認識一種典范，也獲得一種訓誡。我現(xiàn)在已記不清是在這年冬天還是第二年冬天，我第一次讀到了法國革命史。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當時的民主原則在歐洲各地處于被輕視的地位，也沒有發(fā)展的希望，然而卻能在三十年前的法蘭西首先出現(xiàn)，并成為這個民族的信條。由此可見我先前對這個偉大動亂只有模糊的認識：當時我只知道法國人推翻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獨裁統(tǒng)治，處死了國王和王后，把許多人送上斷頭臺，其中一個就是拉瓦西，而最后卻淪為拿破侖的專制統(tǒng)治。于是在此發(fā)現(xiàn)之后，我被這個主題深深地吸引了，它符合我作為一個少年的雄心大志，讓我渴望成為一個民主斗士。在我的意識中，法國不久前發(fā)生的事情，似乎還會發(fā)生；我所能想象的無上光榮之事，就是不問成敗，做一個英國國民議會中的像法國一樣的吉倫特派成員。

1821-1822年冬天，父親在我旅法期間新交的朋友約翰·奧斯丁先生友好地允許我向他學習羅馬法。父親雖然清楚也厭惡英國法律的雜亂無章，但仍然想讓我當律師，總的來說，他覺得這比其他職業(yè)更適合我。奧斯丁先生吸取了邊沁先生思想中的精華，并融入了來自別人的和他自己的思想成分，所以我跟他學習法律不但能得到有價值的法律基礎知識，而且可以成為我的普通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我跟著他讀了埃內(nèi)希斯的《法制論》、《羅馬舊制》和《法規(guī)匯編》帶注釋的一部分，此外，還讀了布萊克斯通的許多作品。開始讀這些作品時，父親又讓我讀邊沁先生的《立法論》，作為這些書之外的必要補充。邊沁的主要思想是由杜蒙向歐洲（實際是向全世界）作了廣泛的解釋。閱讀此書讓我的學習生活進入一個新時代，也是我思想發(fā)展歷程的一個轉折點。

我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從某種程度來說，已經(jīng)符合邊沁思想的方向；父親一直教我運用邊沁的“最大幸?！睖蕜t來看待事物。有關這個準則抽象的討論我甚至比較熟悉；因為它在父親參照柏拉圖模式所寫的、沒有發(fā)表的政治論篇章中，是作為插入性討論的。我剛讀了邊沁這本著作的前幾頁，就被它里面一股撲面而來的清新的氣息所吸引，書中關于道德和立法的一般推理方式那一章的評論就給我留下清新的印象。他指明，這種推理方式是從像“自然法則”“正確理性”“道德意識”“自然公正”等詞演繹而來，它以教條主義為偽裝，以冠冕堂皇的言辭為掩飾，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強加于他人，但是這些言辭并沒有為思想感情表達理由，而是把思想感情本身作為理由。邊沁的理論駁倒了這一切，這是我以前不曾想到的；我很快就意識到，邊沁超出了以往所有的道德思想家，他的理論的確開辟了思想史的新時代。他根據(jù)對各種行為結果的種類和等級的分析，科學地把幸福原則運用在行為的道德上，這更加深了我對他的敬佩。但當時最讓我震驚的是他對“犯罪的分類”，杜蒙在編譯本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比從邊沁的原著中摘出的論述更加清晰嚴密而又讓人印象深刻。柏拉圖的邏輯學和辯證法是我之前學習課程的主要部分，使我對精確的分類法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在法國時又曾學過建立在所謂“自然方法”原則上的植物學，雖然只是為了消遣，我學得卻很熱情，這更增強和啟發(fā)了我對分類法的興趣。當我意識到，在“快樂和痛苦后果”的倫理原則指導下，完全按照邊沁對這些問題提出的詳細方法，把科學的分類法運用到“可罰行為”這個重大而復雜的主題上時，我感覺自己的認識被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從那里能概覽廣闊的思想領域，并能伸展眼光看到無數(shù)的思想成果。我繼續(xù)深入學習他的思想，感覺除了理論上清楚明白，還有實際改進人類事務的激奮人心的前景。我對于邊沁有關構成法律體系的總的觀點，并不是完全不熟悉，我曾認真讀過父親寫的題為《法理學》的精彩文章，但是我從中獲益甚少，也提不起什么興趣；可以肯定的是，因為它過于籠統(tǒng)和抽象，也因為它偏重法律形式而不是法律的實質(zhì)，也就是關注法律的邏輯，而忽略了法律的倫理道德。但是邊沁思想的主題是立法，法理學只是它的外在形式。他書中的每一頁似乎都展現(xiàn)著更清晰、更廣泛的概念，闡明人類應該具有怎樣的思想和制度，怎樣才能具備應有的思想與制度的狀態(tài)，人類現(xiàn)有的思想和制度狀態(tài)與應有的狀態(tài)差別有多大。當我讀完《立法論》的最后一卷時，我的思想完全改變了。正如邊沁書中理解的“功利原則”和他在此三卷《立法論》中以那種方式運用的“功利原則”一樣，確實成為把我零散破碎的知識和信仰融合起來的基本原理，并使我對事物的認識統(tǒng)一起來?，F(xiàn)在的我有各種主張，一種信條、一種學說、一種哲學和一種宗教（從這個詞的最好含義去理解），對這些東西的宣傳和灌輸成為我一生的重要目標。目前我腦海有一個宏偉的想法，就是這個理論將改變?nèi)祟惖臓顩r?！读⒎ㄕ摗分型瞥绲姆N種思想和法律在我面前展示了一幅人生最美妙動人的畫面。書中預測的可行的改良辦法是極溫和的，它反對由許多被看成是模糊熱情的事情引起的幻想。這些事情可能總有一天會被人類當作極為尋常的事情，從而使那些曾把它們看成幻想的人，有可能在將來被證明是不公正的。但是在我的心里，此種超于幻想的外觀加上邊沁理論帶給我的精神力量提高的影響，以及他所展示出的改善人類狀況的宏偉前景，足以點亮我生命的指路燈，確定我人生的志向。

此后，我還常常讀邊沁先生已經(jīng)出版的其他著作，不論是他自己寫的還是杜蒙編譯的。這是我的自修讀物，同時，在父親指導下，開始學習分析心理學中較高級的課程。我在讀洛克的《論文》時，會相應做些筆記，包括每一章的完整摘要以及偶有感悟所做的一些評論；這些評論由父親讀或者我讀給父親聽，然后都要徹底進行討論。我用同樣的方式學習了愛爾維修的《精神論》，這本書是我自己選的。在父親的監(jiān)督下我所做的這種摘要工作，對我非常有用，因為這項工作能讓我對于考慮和表達各種心理學說時用詞更加精確，不論作為真理而接受還是只看作他人的見解。讀完愛爾維修的《精神論》，父親又要我學習他認為是真正思維哲學的杰作——哈特利的《人性觀察》。雖然這本書不像《立法論》那樣能深刻影響我的生活方式，但在它所講述的直接的主題留給我非常類似的印象。雖然哈特利在許多方面敘述得不夠完整，但他以聯(lián)想規(guī)律解釋復雜的精神現(xiàn)象，使我馬上感到這才是真正的分析；相比之下，我認為孔迪拉克用概括化的言辭進行分析的方法要差之甚遠，即使洛克以有啟發(fā)意義的探索和感覺來解釋心理活動的基礎的方法也不算十分完美。就在這個時候，父親開始寫他的《精神分析》，這本書大大拓展了哈特利的解釋精神現(xiàn)象方法的廣度和深度。但他一年當中只有一個月或一個半月的假期，只有此時他才可以集中精力來寫這本書。1822年夏，他在多爾金度過的第一個假期里，開始著手寫這本書，從那時起直到他去世為止，除了兩個年頭外，只要公務許可，每年他總要在多爾金郊區(qū)住六個月。好幾個連續(xù)的假期，他都在寫《精神分析》這本書，一直到1829年該書出版。在他寫書過程中，他允許我分部分讀他的手稿。我讀過的并且喜愛的其他重要的英國思想哲學作家的作品，主要有伯克利、休謨的《論文集》，里德、杜加爾德·斯圖爾德和布朗的《因果論》。而布朗的《演講集》我在兩三年后才讀到，這本書父親當時也沒有讀過。

這一年里，我讀過的對我思想發(fā)展進步幫助很大的書籍中，還應該說到《自然宗教對人類現(xiàn)世幸福影響的分析》，它是根據(jù)邊沁先生的一些手稿寫成的，用菲利普·比徹姆的假名出版的。這本書不是檢驗宗教信仰的真?zhèn)?，而是從最普遍的意義檢驗宗教信仰的實用性，不具備任何特殊啟示的特性。有關宗教的各方面論述中，這本書是這個時期最重要的著作；在這個時期，所有對宗教教義的真正信仰都是非常薄弱而且不堅定的，但是，從對道德和社會目的角度來說這種信仰被普遍認為還是必要的。那些反對啟示的人一般都以樂觀的自然神論為擋箭牌，即崇拜自然的秩序和幻想中通往上帝之路；如果對自然神論有徹底的了解，那么至少可以知道它與基督教的任何教義一樣自相矛盾并且扭曲了道德情操。但是，懷疑這種形式的信仰的實用性的人中，幾乎沒人寫得出可看作具有哲學性質(zhì)的著作。這本以菲利普·比徹姆名出版的著作即是以反對這種信仰作為其特殊目的。我父親看過這本書的手稿后，就拿給我讀，我像讀《政治經(jīng)濟學要義》時一樣在頁邊上寫出評論。除了《立法論》外，此書深入而全面的分析，給了我最深刻的影響。很多年以后再讀此書時，我發(fā)現(xiàn)了其中包含了邊沁思想方法的優(yōu)點和缺點；我認為，此書中除了大部分正確而充分的論點外，還有少數(shù)證據(jù)不足的論點；而且書中還有許多寶貴的資料，可用來更全面地從哲學上更徹底地對這個主題進行研究。

至此，我相信自己已經(jīng)提到了所有對我早期思想發(fā)展有重大影響的書籍。在此之后，促進我智力發(fā)展的訓練主要是寫作而不是讀書。1822年夏天，我寫成第一篇辯論性文章；我對它的具體內(nèi)容已記得不很清楚，只知道它是針對貴族偏見的攻擊，這種偏見認為富人在道德上比窮人高尚。我的文章全是辯論性文字，沒有像青年作家寫到這個主題時允許有的和人們期望中有的犀利言辭；在雄辯方面，我從當時到以后一直都不是很擅長。我能夠或愿意寫出來的只有一般化的論據(jù)，雖然我還是很容易受到以理性為基礎的激發(fā)情感的作品的影響，不論是以詩歌的形式或者是演講的形式。父親在我寫完這篇文章后才知道，對此他表示十分滿意，我甚至從別人那里聽說，他比較喜歡它?？墒且苍S父親希望除了培養(yǎng)純邏輯思維之外，還想培養(yǎng)我其他方面的思維能力，因此，他建議我接下來嘗試寫作演講體文章。聽了他的建議，我根據(jù)所熟悉的希臘史、希臘思想以及雅典的演說家，寫出了兩篇演說詞，一篇是控告佩里克利斯的，另一篇是為他辯護的；這個控告假定的理由是在拉西迪莫尼亞人侵犯雅典時，他不出兵抵抗。此后我繼續(xù)寫論文，但寫的主題往往遠遠超出我的能力范圍，不過這種練習本身以及與父親一起對文章的討論過程，都帶給我很大好處。

現(xiàn)在我開始與我接觸到的受過教育的人士談論一般性的話題，而且這種接觸的機會自然越來越多。在父親的朋友中，我交往最多、受益最大的是格羅特先生和約翰·奧斯丁先生。他們雖和父親相識不久，但很快成為摯友。格羅特先生是李嘉圖先生介紹給父親認識的，我想是在1819年，當時他大約二十五歲，他很積極熱情地與父親交往和討論。他雖然已經(jīng)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在與父親談論人類思想大問題時，卻顯得像個初學者，但是他能迅速地領悟我父親最正確的思想。在他的政治見解方面，早在1820年他就因為寫了一本為激進改革辯護的小冊子而出名，這本小冊子回應了詹姆斯·麥金托什爵士不久前在《愛丁堡評論》上發(fā)表的一篇著名文章。格羅特先生的父親是個銀行家，我認為他是一位完全的托利黨人，他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福音派教徒，所以他本人的自由思想絕非來自家庭的影響。但是不同于大多數(shù)今后能繼承一大筆遺產(chǎn)的人，他雖然積極地承擔銀行事務，但還是花很大一部分時間研究哲學；而他與我父親的深交，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下一階段思想發(fā)展的特性。我常常拜訪他，和他談論政治、道德和哲學等話題，并從中獲得了許多有益的指導。另外，與這樣一位富有才華、道德高尚的人作愜意的思想交流，讓我感到了無比的喜悅和受益，他的才華和道德以他的生平與著作為世人所知。

奧斯丁先生比格羅特先生大四五歲，是薩?？艘粋€退休磨坊主的長子。這位磨坊主在戰(zhàn)爭期間靠給國家供貨發(fā)了財，他肯定是一個優(yōu)秀智慧之人，因為他的幾個兒子個個都是才華橫溢并且道德高尚的紳士?，F(xiàn)在講到的這位奧斯丁先生，是因為他的法理學著作而聞名；他曾在軍隊里服役過一段時間，隸屬威廉·本廷克勛爵麾下西西里的部隊。戰(zhàn)后，他賣掉了所得軍銜開始學習法律，在和我父親認識之前，他當過一段時間律師。他和格羅特先生完全不同，不是作為父親的學生，而是經(jīng)過閱讀和思考，獲得很多與父親相同的見解，這些見解在他本人鮮明果斷的個性驅(qū)使下得以修正與加強。他智慧過人，這在與他的談話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當他討論興奮時，習慣運用有力和華麗的辭藻，對最為普通的主題堅持這樣或那樣的看法，這時他表現(xiàn)得不僅堅決剛毅而且神情鎮(zhèn)定，還略帶一點兒抱怨的口氣。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性格，另一方面因為他感情和思考的一般傾向。這種眼光獨到而敏銳并且高度認真的人，在當前社會和知識的狀況下對生活和世界都或多或少感到不滿，這種不滿使他的性格上帶有一種憂郁的色彩；這對于像他這種自身消極的道德敏感性超過了積極活力的人來說，顯得十分自然。但必須說的是，他的態(tài)度所顯示出的高度自信和堅強的意志力，基本上又被這種態(tài)度所耗盡。他懷有造福人類的巨大熱情和高度的責任感，也有給世人留下著作作為證明的能力和學識，可是他幾乎從未完成任何著作。他給應該做的事定下太高的標準，又總是過分夸大自己的努力不夠，對符合自己情況和目的的精心之作的數(shù)量又如此難以滿足，他經(jīng)常由于過分用心刻畫作為一般用途的作品而最終糟蹋了這些著作；而且他在不必要的研究和思考方面浪費過多的時間和精力，所以他在本該完成任務的時候，反而因過勞致疾，以致還不能完成所承擔的工作的一半。這種思想上的弱點（在我認識的有才能的人中，他不是唯一例子），加上他被經(jīng)常爆發(fā)的雖不危險但影響工作的疾病困擾，讓他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相對于和他的能力匹配應獲得的成就就顯得少之又少了；可是凡是他寫出來的文章，都得到了最有能力的評論家的最高評價。正如科爾里奇一般，他可以說自己功過足以相抵，因為他的見解給許多人帶來許多教益，而且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品格。他給了我極為有益的影響，并且應該是最好意義上的道德影響。他對我真誠而善意的關注，遠遠超過像他這樣的年紀、地位和嚴肅性格的人對我這個普通年輕人所應關心的程度。他的一言一行表現(xiàn)出了一種寬廣的心胸，這是我當時認識的其他人（如果他們也有著同樣心胸的話）中表現(xiàn)得不那么明顯的。因為他和我常見的所有其他有學識之人有著不同類型的思想，所以和他交往對我更有好處。在為人處世方面，從最初他就果斷提醒我不要養(yǎng)成種種偏見和狹隘的思想，這種缺點在當時一個受特殊思想方式或特殊社會圈子影響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身上很容易看到。

他的弟弟查爾斯·奧斯丁在那時及以后的一兩年里經(jīng)常和我見面，也對我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雖然和他哥哥影響的性質(zhì)很不相同。他比我大不了幾歲，那時剛大學畢業(yè)，在大學里他以見多識廣、能言善辯而出名。他對劍橋同輩人的影響可以說是歷史性的；一般來說，他的影響部分表現(xiàn)在自由主義傾向上，尤其是在邊沁式的思想和政治經(jīng)濟學方面，這種傾向從那時開始到1830年止在一部分高年級的思想活躍的學生身上表現(xiàn)出來。當時反響很大的聯(lián)合辯論社是那時政治和哲學上的極端見解每周進行宣講的舞臺，他們與持相反的見解的人進行面對面的辯論，聽眾大部分是劍橋?qū)W生中的精英青年。許多后來小有名氣的人（其中麥考利勛爵最為著名）都曾在這些辯論會中取得初次辯論的勝利。查爾斯·奧斯丁在這些辯論家中算是最有影響力的。他大學畢業(yè)以后，憑借自己能言善辯的口才和個人的聲譽，仍然是他們同齡（過去經(jīng)常和他在一起的同伴）青年人中的領袖，他把我也算作這些同伴之一。通過他，我認識了麥考利、海德、查爾斯·維利爾斯、斯特拉特（現(xiàn)為貝爾拍勛爵）、羅米利（現(xiàn)為羅米利勛爵和法院案錄官）以及后來在文學上或政治上較為出名的一些人。我曾聽到他們對許多主題進行的辯論，至今這些辯論還留給我?guī)追中迈r感。查爾斯·奧斯丁帶給我的影響不同于我迄今提及的所有人，因為這不是一個前輩對孩子的影響，而是那種年齡稍大的人對年齡較小的同輩的影響。正是和他的交往，讓我第一次感到我不再是在老師指導下的學生，而是成人中的一分子。他是第一個和我處于平等地位交往的有學問之人，雖然我在我們共同的立足點上比不上他。凡是和他交往過的人，都對他印象深刻，即使與他持相反見解的人也是這樣。他給人們的印象中帶有無窮的力量，包括他的才能、明顯的意志和性格的力量，這種力量似乎能夠支配這個世界。那些認識他的人，不管和他關系友好與否，都預料到他以后將在社會上有相當?shù)挠绊懥?。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僅憑演講的口才就有如此之大的直接影響，除非他們付出極大努力，而他的努力確實非同尋常。他很擅長打動人，甚至能讓人震驚。

他知道達到演講效果的最主要因素是果斷，所以在辯論中他總是盡可能堅決果斷地發(fā)表自己的見解，當他果斷而大膽的見解讓眾人為之吃驚時，他會感到從來沒有的快樂。他的哥哥極其反對狹義的解釋和運用他們兩人都信奉的原則；而他卻截然不同，他以最驚人、最讓人感動的方式解釋邊沁的理論，并故意夸大邊沁理論的任何結果會與人們先入感情有相抵觸的地方。對此他高度熱情而又非常有力地給予辯護，并能以讓人信服的適當?shù)膽B(tài)度表達出來，所以他總能獲得辯論的勝利，或者是受到對方和觀眾的贊譽。我相信很多人獲得的所謂邊沁主義的觀點或功利主義原則的許多概念，都起因于查爾斯·奧斯丁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的影響。但必須指出，許多摒棄舊政治和哲學觀點的年輕人都以他為榜樣（當然這不是普遍的），夸大人們認為違反邊沁主義理論和原則的任何東西一時成為一個有共同志向的青年團體的標志。所有那些對邊沁理論和準則有信心的人（我也在其內(nèi)）迅速成長起來，丟掉了那種不成熟的虛榮心，而那些對此沒有信心的人開始討厭標新立異的理論，因而他們將自己信奉過一段時間的違反公認標準的見解，不論好壞全部拋掉。

1822-1823年冬天，我制訂了組辦一個小型學會的計劃，它由同意以下基本原則的青年人組成，這些原則就是：承認功利是倫理和政治的標準，承認我從信奉的哲學中得出的某些重要的必然結論。學會每兩周聚會討論一次，按照之前大家約定的規(guī)則誦讀論文和討論問題。本來這件事幾乎沒什么值得談的，但是我命名這個由我計劃創(chuàng)立的學會為功利學會這件事倒值得一提。這是第一次有人用功利主義這個名稱，而且這件小事情讓這個詞從此融入語言之中。這個詞并不是我發(fā)明的，而是我從高爾特的一本小說《教區(qū)編年史》中得來的。這本小說據(jù)說是一位蘇格蘭教士的自傳，書中講述了這位教士告誡他的教區(qū)信徒不要離開福音變成功利主義者。出于孩子對這類性質(zhì)名稱的喜愛，我使用了這個詞。在這之后很多年我都把它作為一個派別名稱來稱呼我自己和其他的同伴，逐漸地一些持有類似功利主義見解的人也偶爾使用此詞。隨著功利主義見解被越來越多的人注意，這個詞被一些局外人和反對者一再使用；而當那些首先使用這個詞的人把它連同代表的宗派特性一起放棄時，這個詞的使用卻已經(jīng)相當普遍。被稱作功利主義學會的團體開始時只有三個會員，其中一位是邊沁先生的抄寫員，他允許我們在他的家里開會。我印象中學會會員人數(shù)從未超過十個人，1826年該學會解散，從創(chuàng)立到結束一共存在了三年半的時間。對我來說，組織這個學會除了給我練習口頭辯論的機會外，更主要的是讓我結交了幾個當時學識上還不如我的年輕人；在這樣一個有著同樣理論的團體中，我有一段時間成為領導人，對他們思想上的進步有相當大的影響。任何同意我的做法的有識青年，只要他們的見解與這個學會所持見解不抵觸，我都會盡力想辦法接受他們?nèi)霑?；如果其中一些人不加入這個學會，也許我們永遠沒有機會認識。這個學會中的成員根本不能算是“門徒”，他們所有人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思想。其中有些人跟我成為知交好友，包括威廉·艾頓·圖克，他是著名的政治經(jīng)濟學家的兒子，他是一位富有才智、道德高尚的青年，卻不幸英年早逝，這對世界是一個重大損失；他的朋友威廉·埃利斯，是一位在政治經(jīng)濟學領域有創(chuàng)造性見解的思想家，現(xiàn)在因熱心教育改良而出名；喬治·格雷厄姆是一位幾乎對所有抽象主題都有獨特見解和優(yōu)秀才智的思想家，后來他成為破產(chǎn)法庭的官方代理人；約翰·阿瑟·羅巴克1824年或1825年第一次到英格蘭學習法律，并參加我們的學會，后來他成為比前面三個人更有名氣的人物。

1823年5月，父親為我在東印度公司找到一個職位，就這樣決定了我以后三十五年職業(yè)的方向和地位。我在該公司的通信稽查署辦公室工作，父親是這個部門的直接領導。我通過正常途徑被錄用，從最開始的底層職員做起（列在書記員名單的末位），憑能力晉升，至少第一次晉升是這樣。但是根據(jù)他們說好的條件，我一經(jīng)錄用就被安排擬定公文電報。他們讓我接受這種訓練，從而準備接替那些位居高層的官員的職位。當然在起初一段時間，我擬定的公文底稿需要由我的頂頭上司多方修改，但我很快熟悉這項工作，并在父親的指點下，也因為我本身能力的提高，幾年之后我就能勝任（實際已能算是）公司一個重要部門——土著部——的主管和印度通信的官員。我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相當長一段時期，直到后來被晉升為稽查官；但我擔任這一新職位的時間只有兩年，兩年后因為東印度公司作為政治實體的資格被取消，于是決定引退。我現(xiàn)在不知道還能找到什么能讓我維持生計的職業(yè)，而且是能比我這個職業(yè)更適合一個沒有經(jīng)濟依靠而又想在二十四小時中抽出一部分時間做自己學問的人。而為報刊寫文章，對于有能力在文學或思想領域取得較高成就的人來說，不能被視為長久的生計來源。這不僅是因為這種工作收入很不穩(wěn)定，而且也因為凡是有良知的作家，不會為除自己觀點外而不愿意接受別人的見解寫文章；而且靠寫作維持生計的作家的作品本身就沒有什么價值，因為它肯定不是作家殫精竭慮之作。真正能夠成為未來思想家的作品，肯定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而且作品即使完成了，一般情況下也要很長時間之后才會被公眾接受而出名，因此作家難以賴此為生。那些只能以寫作為生的作家只能艱難地進行枯燥辛苦的寫作，最好的也只是依靠寫一些通俗性的作品來維持生計；他們只能從乏味的寫作中抽出一點點時間來寫自己喜歡的東西，但這樣抽出的時間一般要比公務員的閑暇時間還要少，而且更容易使身心疲憊不堪。至于我自己，我從生活中體會到，從事公職的事務只是我同時進行其他腦力工作后的實際休息。而從事公務員工作也算是知識性事務，并不是枯燥乏味的苦工，它的用腦強度使習慣抽象思考或從事細致文字寫作的人感到疲憊。然而，因為每項工作都有它的缺點，我也很清楚地知道當公務員的缺點。雖然當公務員讓我不怎么在乎失去某些職業(yè)，比如說律師這個職業(yè)，正如上文中提到，父親想讓我當一名律師，它能給我提供名利雙收的機會，但是對于失去當議員和參加政治活動的機會，我很難不無動于衷。另外我的工作使我必須長期待在倫敦，這更使我感到不快。東印度公司規(guī)定的假期每年不超過一個月，而我在法國的旅居生活激發(fā)了我對旅行的愛好，特別是對鄉(xiāng)間生活的強烈向往。雖然我的這種向往沒有得到無限制地滿足，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滿足。全年大部分周末我都在鄉(xiāng)間度過，即使有時星期天留在倫敦，我也要到郊外做較長時間的散步。在每年一個月的假期里，開始幾年是在父親鄉(xiāng)下的住所居住，后來用部分或全部的時間外出旅行，基本上是徒步旅行，我會邀請一個或幾個青年朋友同我一起旅行；再后來我開始一個人或和朋友一起進行長途旅行。我每年假期的常到之處是法國、比利時和德國萊茵河地區(qū)；在另外兩次較長的假期里，一次是三個月，一次六個月，我在醫(yī)生的建議下去了瑞士、蒂羅爾和意大利。幸運的是這兩次旅行都在我還年輕的時候，給我留下了大半生健康而美麗的回憶。

我對別人這樣的推測表示同意：我的公職給我一個機會，使我能通過個人觀察具備了處理實際公務的能力，這個機會對我作為當時見解和制度的理論改革者來說有很大的價值。當然，并不是說這種需要在紙上辦理而且要在地球的那一邊起作用的公務本身，能帶給我許多生活的實際知識，而是這種工作使我習慣看到和聽到公文在執(zhí)行時所遇到的各種困難，也使我經(jīng)常為了公文的執(zhí)行而提出和仔細討論解決困難的辦法，因而使我有機會觀察到國家政策和其他政治措施什么時候以及為什么不能產(chǎn)生所期望的效果。而對我最重要的是，它使我在這一部分工作中成為機器中的一個輪子，從而使整部機器的各個零件能夠配合起來正常運行。作為一個純理論作家，我本來可以完全自己思考而不需詢問他人，而且本不會在思考中碰到而只有將理論運用到實際中去時才會產(chǎn)生的阻礙；但是作為一個負責政治通信工作的秘書，我所撰寫的命令和發(fā)表的見解一定要使許多與我完全不同的人滿意，一定要讓命令適合執(zhí)行。因此我具備了特別的優(yōu)勢，能夠在實踐中找到辦法，將思想政策用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灌輸?shù)搅晳T上對此沒有準備的人們的心里；同時這項工作也讓我真正理解了打動人心的困難，以及知道妥協(xié)的必要性還有犧牲次要以求保全大局的藝術。我學會了在不能得到所有時，怎么去得到我能得到的最主要的東西；在我的主張不能完全被實現(xiàn)時，我懂得了不去垂頭喪氣，學會了在能實現(xiàn)其中的最小一部分時就感到喜悅和滿足。即使連最小的部分也達不到實現(xiàn)，我依然能心平氣和地面對自己的主張被完全否定的現(xiàn)實。我從生活中獲得這些有價值的感悟，對我的個人的幸福無比重要。這些感悟也讓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是理論家還是實踐家——能夠獲得實現(xiàn)符合他的機遇的最好的事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