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底，年輕的傅吾康在德國取得了博士學位后，為離開即將爆發(fā)戰(zhàn)爭的歐洲，前往向往已久的中國而做了種種準備工作。

1913年秋，傅吾康與大姐、大哥和二哥合影。前排左起：大姐、傅吾康。后排左起：二哥、大哥。他的大姐和大哥出生在北京，但很小就隨父母離開中國。大哥和二哥分別死于戰(zhàn)爭和意外事故。

1912年，傅吾康出生在漢堡的這棟房子里，并度過了少年時期。他不僅在生活上得到了各方面的關(guān)愛，而且受到家里中國氣氛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小就想去中國。

傅吾康的母親。她曾隨福蘭閣在中國生活過幾年，不僅是一位賢妻良母，同時在福蘭閣撰寫文章和書籍時提供幫助，用打字機打出他的手稿。

1934年，傅吾康的父親福蘭閣。福蘭閣作為外交官曾先后在中國生活了13年（1888～1901），后來轉(zhuǎn)向漢學研究，是德國第一位正式的大學漢學教授，也是德國漢學界德高望重的前輩。

少年傅吾康。雖然經(jīng)歷了一戰(zhàn)，但在家庭的呵護下，他健康地成長，并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學畢業(yè)后毫不猶豫地投身漢學學習。

1940年的北京中德學會。中德學會以傳播兩國文化為己任，傅吾康在這里工作了8年（1937-1945），找到了自己一生努力的方向，開始了學術(shù)研究。

中德學會的會客廳。這個傳統(tǒng)的四合院充滿了中國情調(diào)，是各國漢學家聚會的地方，也是對德國感興趣的中國人往來的場所。

30年代末，傅吾康在中德學會。他不僅努力強化語言水平、了解本地的情況，還向他喜歡的中國的生活方式靠攏。

胡雋吟，傅吾康的夫人，1939年底。胡雋吟畢業(yè)于南開大學，學習教育學和心理學，是那個時代為數(shù)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

1938年，傅吾康在北京郊區(qū)騎馬。雖然剛到北京就感覺像到了家里，傅吾康還是尋找機會更廣泛地了解這座城市，融入新的環(huán)境。

胡雋吟，1941年。傅吾康與胡雋吟通過王錦第而結(jié)識，并因為中德學會的工作而不斷加深了解和愛慕，并最終結(jié)合。

王錦第，著名作家王蒙的父親，1939年左右。傅吾康和王錦第通過中德學會的工作，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曾經(jīng)居住在一起，也曾在北海共同擁有一艘小船。這種友誼一直延續(xù)到下一代身上。

1939年左右，在北京生活的外國人、中德學會成員和工作人員合影。左起：方志浵、傅吾康、沃爾特斯、魏智、霍普·約斯頓、楊宗翰、柯立夫、艾克（懷中所抱是中德學會傭人的孩子）、艾克的傭人、衛(wèi)德明。

1939年左右，福華德（左）和艾克在北京。福華德和艾克都是很有成就的漢學家，一個專攻歷史，一個研究東亞藝術(shù)史。他們對傅吾康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福華德，鼓勵并引導傅吾康走上了學術(shù)之路，兩人間的私人關(guān)系也很融洽。

1945年，在二戰(zhàn)即將結(jié)束的時候，傅吾康和胡雋吟在北京結(jié)婚，攜手走過了此后40多年的時光。胡雋吟對傅吾康的教學和研究提供了鼎力的支持和無私的幫助。

胡雋吟的父母和姐妹。由于戰(zhàn)爭，胡雋吟和家人經(jīng)歷了長期分離，最終重逢于二戰(zhàn)結(jié)束后的成都。傅吾康得到了這個家庭的熱忱歡迎和接納。

1951年，傅吾康一家人在漢堡。返回德國后，傅吾康在漢堡大學擔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孩子們在新的環(huán)境里成長，但家里還是一如既往地充滿著中國氣氛。

1953年，萊比錫漢學家會議。左起：傅吾康、傅海波、海尼士、顏復(fù)禮、海尼士的兒子沃爾夫·海尼士。這是德國兩代漢學家的聚會，盡管他們的學術(shù)立場、方向不同，卻有利于德國漢學朝多元化的方向發(fā)展。

50年代，漢堡家中。在當時中國人還很少到的德國，傅吾康的家成為華人的據(jù)點。尤其是有關(guān)中國人的事務(wù)，大家總會想到他們，他們也樂于參與和幫忙。

50年代，傅吾康一家人在漢堡。傅吾康逐漸適應(yīng)了故鄉(xiāng)的環(huán)境，胡雋吟也在慢慢融入異鄉(xiāng)的生活，孩子們在逐漸成長。教學研究之余，他們充分享受著天倫之樂。

50年代，意大利。與意大利漢學家白佐良、白佐良之子在一起?；氐綒W洲后，傅吾康積極參與各種國際漢學交流活動，結(jié)識了很多國內(nèi)外同行。

50年代，意大利。參加漢學學術(shù)會議。通過國際交流活動，傅吾康不僅結(jié)識了同行，也了解了其他國家漢學發(fā)展的情況，這也有助于他自己的研究。

1958年，美國。應(yīng)費正清的邀請，傅吾康前往哈佛大學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訪問研究。在此，他不僅撰寫了關(guān)于中國科舉制度的文章，同時，對美國學術(shù)界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斷呼吁歐洲學術(shù)界應(yīng)對這一重大的挑戰(zhàn)。

1959年，英國劍橋，青年漢學家會議。在劍橋優(yōu)美輕松的環(huán)境里，各國的年輕漢學家聚集起來，自由討論各種話題，加強了歐洲漢學界的整體力量。

1959年，英國劍橋，青年漢學家會議。從前往后：荷蘭漢學家何四維、傅吾康、德國漢學家索伊貝里希。

1960年，傅吾康與得意門生林懋在漢堡大學中文系郊游時合影。傅吾康與自小在中國生活的林懋有許多共同的興趣和話題，他們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保持了終身。

1971年在東南亞旅行，開始搜集華人碑銘資料并先后整理出版，為人們了解東南亞華人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一手材料。

1978年7月，從吉隆坡去檳城的途中。在教學工作之余，傅吾康深入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各地進行田野調(diào)查，探訪華人遺跡，搜集華人碑銘資料，旨在從另一個角度研究華人歷史，也讓自己與中文社會始終保持聯(lián)系。

1980年6月，與馬來西亞的學生一起。左起：葉惠仙、劉曼瑩、洪蓮金、蘇慶華、傅吾康教授、鄭文添、蘇偉妮、陳麗興。傅吾康在馬來亞大學建立中文系之初就來執(zhí)教，他不僅幫助建立完善了該系，同時也培養(yǎng)了一批學生，深受學生愛戴。

1979年9月，經(jīng)過了近30年的阻隔，傅吾康與中國的親友重聚在北京。

1979年9月，傅吾康訪問北京時與老友季羨林合影。40年代，他們在北京大學共過事，返回德國后，傅吾康還幫助季羨林處理過留在德國的書籍運輸問題。

1982年，傅吾康應(yīng)邀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瓊州會館婦女會作演講。

1986年，傅吾康在漢堡的家中，無論何時何地，他始終如一地安守書齋，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為伴，并樂在其中。

1985年3月，在重慶參加四川外國語學院舉辦的“席勒與中國、中國與席勒”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對會議的組織和四川的開放程度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1987年全家在北京。中國開放以后，傅吾康夫婦每年定期來中國，他們的子女復(fù)生和新生也不時地來到中國，對中國有了切身的體會，并從事與漢學和中國有關(guān)的工作。

1987年9月，探訪北京的故居大翔鳳胡同。1939年，傅吾康與王錦第曾租住這個四合院，有兩個中國幫工照料他們的生活。

1994年，傅吾康與原東德漢學家費路教授在一起。早在柏林墻倒塌以前的70年代，他們就有了學術(shù)交往。

1995年馬來西亞《南洋商報》采訪傅吾康教授時的留影。他退休后的時間，仍然被著述占滿，并于1998年最終完成了東南亞碑銘資料整理這項傾注了20多年心血的研究項目。

2000年，傅吾康離開先后生活和工作了30多年的馬來西亞，回到德國定居。離開吉隆坡以前，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生協(xié)會為他舉辦了歡送宴會，表達他們對這位師長的尊敬之情。

1977年在德國。傅吾康深受家庭和中國文化薰陶，心態(tài)平和，隨遇而安，總是保持著和煦的微笑，怡然自得。

1946年，胡適題字贈傅吾康。在傅吾康的父親福蘭閣的倡議下，1932年，胡適當選為德國普魯士科學院通訊院士。1938年，福蘭閣和胡適相會于蘇黎世的歷史學家大會上。

博士學位證書。1935年，傅吾康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其專業(yè)是漢學。此后，他逐漸開始了漢學研究。

傅吾康和胡雋吟的婚宴請?zhí)?945年，兩人經(jīng)過幾年交往后結(jié)合，并在北京自己家里邀請客人參加婚禮和婚宴。

傅吾康和胡雋吟的結(jié)婚證書。德語結(jié)婚證書是教會頒發(fā)的，中文則是由中國政府頒發(fā)。

北京大學公函，1949年。傅吾康于1948年應(yīng)聘前往北京大學擔任德語教授。

1948年，傅吾康好友，北平國立研究院的蘇秉琦給他的來信。信中談到了時局和北京的情況，也交流了傅吾康的工作去向問題。

1949年，吳晗給傅吾康的回信，表達了互相結(jié)識的愿望，以及對中國明史的共同興趣。

1950年，北京大學給傅吾康的回函，涉及書籍互換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