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山娃子到外交官

1945年3月，我出生在浙江樂清雁蕩山麓石門潭畔的大荊鎮(zhèn)東門村一個鞋匠家庭。父母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但也望子成龍，很想讓自己兒子長大后能進城念書當官。我從小就喜歡讀書、聽故事，也聽說“書中自有黃金屋”。但無論升學過程，還是成長道路，都并非一帆風順，而這恰恰磨煉、激勵了自己?！懊坊ㄏ阕钥嗪畞怼?，這句話確有很深的哲理。

1．中考狀元名落孫山

我六歲時，只讀了三天書就罷學了。因玩捉迷藏撞倒了小伙伴，他的門牙被磕掉滿嘴流血，我則挨了板子并被罰站墻角。一跨出校門，我就號啕大哭起來，阿媽看見我的小手都打紅了，心疼得掉下眼淚。我鬧著說，以后再也不去讀書了，我爸不同意，可阿媽總是護著我，說明年再上學也不遲。這樣，我就賴在家里又多玩了一年。要不是晚上這一年學，后來的人生命運恐怕就完全不一樣了。

1952年，我重新開始入學?？赡苁怯羞^血的教訓，我變得特別聽老師的話，從不與同學打鬧，上課專心聽講，放學后認真完成作業(yè)。每天夜里，我無論學到多晚，阿媽都在油燈旁陪伴著，一邊打瞌睡，一邊挑油燈芯或往里加菜籽油。我爸平時不過問學習情況，只是每到期末要我念一遍成績單，然后夸獎幾句并賞給幾分零用錢。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學校的條件很差，桌椅板凳都是臨時拼湊的。我先在大荊小學娘娘廟里讀書，后來搬到關帝廟，幾年間一共換了五個地方。記得冬天尤其不好過，外面一刮西北風，我們在教室里就凍得直打哆嗦，手、腳和耳朵上都長了凍瘡。教書的倒是鄉(xiāng)下頗有名望的先生，對學生的要求相當嚴厲。

石門潭畔大荊故鄉(xiāng)

1956年全家合影

1958年考初中，我得了全區(qū)第一名，但因家庭出身不是貧農、下中農，未能進入公立學校，而被分配到民辦中學，這使我幼小的心靈受到沉重打擊。該校是“大躍進”中冒出來的，師資、設施不正規(guī)，加之半工半讀，被稱為“爛民中”。開始時，勞動時間較多，大煉鋼鐵熱火朝天，白天到山里挑礦石，晚上在溪里洗鐵砂；農忙時下地插秧、割稻，還參加全民打麻雀會戰(zhàn)。原先在家什么活都不干，現(xiàn)在什么都得自己動手，倒是很好的鍛煉。

因為被當作“另類”處理，同學們都憋著一股勁，學習非常刻苦。隨著學校逐步規(guī)范，上課時間也增加了，每天都要上晚自習。教室里沒有電燈，我們每人都準備了一盞小煤油燈，經常學習到深夜。讀完初二后，根據上級通知，民辦中學停辦。我們年級共有四個班，除了一個班合并到大荊中學，其他三個班都解散回家，老師們也都不知道自己的歸宿去向。大家的心情都很憂郁，見面也不說話，學校的整個節(jié)奏都停滯了。最后離別的那天，全校師生集中在操場上，校長表情凝重，含著眼淚宣讀有關整頓民辦中學的通知，并宣布合到大荊中學的55人名單。同學們都屏住呼吸，等待自己的命運安排。

這一次很僥幸，我有機會繼續(xù)上學，但看到許多學習很好的同學不得不輟學，心里十分難過。

就在不久前，我見到一位已失聯(lián)58年的同桌學友，他還特地帶來當初分別時我送他的錢包。這位老同學叫胡齊國，1960年輟學后回家務農。他問：“你還記得這個錢包嗎？”我答：“不記得了?！钡蜷_一看，里面有三層，還裝著幾張鈔票，我突然想起來了。上中學后，阿媽給我縫制了一個折疊帆布小錢包，我嫌層數(shù)不夠，找了兩塊布頭，自己又加縫了兩層。我動情地對他說：“都這么舊了，你還留著呀？”“用慣了，舍不得換?！彼a充說：“1971年家里著火，全部東西都燒光了，就剩下這個錢包，因為平時總帶在身邊，才逃過這一劫?！彼那膯枺骸耙灰€給你？”“那怎么行呢！”我說：“這次給你誰備了一瓶酒和一本書，可惜的是，沒有將你剛才講的錢包故事寫進去?！彼舆^書，小心翼翼地翻了幾遍，問道：“這是你的書？自己寫的？”我笑著點了下頭。他自言自語地說：“那時就知道你讀書最用功，不過沒想到能考進京城的什么大學。”“那是瞎蒙的。”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接著問：“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說：“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你在烏克蘭當大使，就告訴家人，一下子全村都傳開了。去年，我侄子云峰通過北京樂清同鄉(xiāng)會打聽到了你，我就下決心要來北京一趟，會會老同學?！弊蛱焐钜过R國乘飛機剛到北京，今天一大早就讓侄兒聯(lián)系見面。我說：“下次回老家時，一定去拜訪?！彼吲d地表示：“那我得趕緊把新房子建起來。”我拉著他的手說：“咱哥倆就一言為定！”他還記得班里女生小花和香桂的名字，她們得知后頗受感動，都說屆時也要一塊兒去看望老同學。

2．備取生蒙上北大

我在大荊中學只讀了一年書，但對我來說卻至關重要。因為這里師資條件好，治學規(guī)范嚴謹，我是一年當作兩年用，不僅補全了初中該學的知識，而且為下一步升學打下了扎實的基礎。2016年是大荊中學60周年校慶，蔣堅祿校長邀請我回故鄉(xiāng)參加慶典活動，并為母校題詞。我的字不好，但出于感恩之情，欣然提筆寫了幾句，表達對母校的懷念及期待，希望年輕校友青出于藍，更有追求，更有夢想，為母校增光，為家鄉(xiāng)增光，為祖國增光。

致母校大荊中學60華誕題詞

1961年考高中還算幸運，以“備取生”名義進入雁蕩中學。該校位于峰巒疊嶂、風景秀麗的世界地質公園雁蕩山之中，可謂鐘靈毓秀之地，宜于攻書習文。

由于對“備取”二字理解有誤，還鬧了笑話，開學時我沒敢去學校，而一直在家里著急地等候通知遞補。過了一個星期，學校捎口信來問，為什么不去報到？后來知道，五名備取生中，一部分學習成績好，但家庭成分差一點；另一部分是烈士子女，需要照顧。為了抹去矮人一等的陰影，我決心在學習上超過正取生。每天晚自習結束熄燈后，我就拿出初中時用過的小油燈，再多學一個小時；平時午休從不睡覺，除了有時偷偷溜到鳴玉溪里游泳外，就躺在二層床上記單詞、背公式；下午上完課，就到附近小溪旁的樹叢中復習，為了不受干擾，有時還爬到柳樹上去。我腦子并不聰明，無非是笨鳥先飛，比別人多花時間去死記硬背而已。

至今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曾因違反校規(guī)而受罰。那是剛入學不久，我穿著一雙木板拖鞋，“呱嗒呱嗒”地去教室上晚自習，結果被素以嚴格管理聞名的教導主任甘祥球發(fā)現(xiàn)，他從后面追上，讓我立即脫下拖鞋，并訓了我一頓。我認錯后光著腳丫跑回寢室，重新?lián)Q上布鞋。從此，我才慢慢養(yǎng)成遵守學校規(guī)章制度的好習慣。

第一學年結束時，我被評為“優(yōu)秀生”，第二、三學年被連續(xù)評為“三好生”。高三時，有一次班干部馬再滿問我：“你怎么不入團??？”我當時只是一門心思讀書，從未想過政治上要求進步。經他啟發(fā)，還聽同學說這對考大學也有好處，我馬上遞交了入團申請書。經組織審查，認為我可以發(fā)展，但需就家庭出身問題寫一個補充說明材料。

其實，我爸出身貧苦，原籍安徽，因淮河水災，10歲時就流浪到南京要飯，后輾轉到杭州貧民工廠學做鞋。日本侵華戰(zhàn)爭期間，從杭州逃難到樂清大荊鄉(xiāng)下繼續(xù)做鞋。由于在我外婆家白溪置了幾畝地產出租給別人，土改劃分成分時，我家被定為小土地出租者。據大哥說，我爸不服，認為自己的職業(yè)屬于小手工業(yè)勞動者，還找工作組反映過情況。這是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我在寫材料時引用列寧關于小資產階級自發(fā)勢力“政治搖擺性”的論述，對階級烙印作了自我剖析。同時強調，父親是小手工業(yè)者，還屬勞動人民。因我學習好，且人緣不錯，很快就被批準入團。

1964年高考時，我滿以為自己學習拔尖，不知天高地厚，貿然填報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和杭州大學5個志愿。記得當時填寫高考志愿表時，第一志愿有3個專業(yè)，中文系是我的第一選擇，因為文學是我的最愛，夢想成為一名作家；由于中學里學習俄語，加上喜歡俄羅斯文學，第二專業(yè)便選了俄羅斯語言文學系；至于第三專業(yè)，則稀里糊涂地挑了個國際政治系，盡管那時對國際政治沒什么概念，反正對世界大事還是蠻有興趣。怎么也沒想到，這倒成了我后來的終身職業(yè)。

全家福

追憶難忘的中學年代

高考以后，自我感覺良好，就每天跑到鎮(zhèn)上的郵電所打聽有無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果然有一天，聽到郵遞員“鞋匠的兒子考上大學了”的叫喊聲，簡直是喜從天降一般。一看是北京大學的信函，竟一下子發(fā)懵了。唯一感到有點缺憾的是，在專業(yè)上未盡人意，沒能進我渴望的中文系，而上了俄語系。

進校之后才知道，我的成績其實還沒達到北大的錄取分數(shù)線。這是怎么回事呢？據說，當年周恩來總理指示，要求北大、清華等重點高校多招收一些工農子弟，可適當降低點門檻兒。當時的心情十分復雜，既感激不已，又像當頭澆了一盆涼水，沮喪至極。班主任陳君華老師的一席話使我如夢初醒，她說：“農村孩子學習條件差，目前成績可能比不上城市的學生，但天資不見得差，只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趕上?！泵慨敾貞浧疬@一情景，總是心潮澎湃，激勵自己好好讀書，不負厚望。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新起點。

“文革”后，陳老師有機會到莫斯科進行學術交流，我正好在使館工作，有一次請她到家里做客。分別時，我從后院的“自留地”拔了幾棵大白菜送給她。老師高興極了，說來這兒后，覺得最稀缺的就是新鮮蔬菜。

3．鄉(xiāng)下佬進京逸事

1964年8月，我穿上新布鞋，挑著小扁擔，告別家鄉(xiāng)進京求學。先乘長途汽車，經樂清到溫州，次日搭乘“民主號”輪船，第三天到上海，在碼頭租了一輛黃包車直奔火車站，改乘火車赴北京，一路上共花了5天時間。

在溫州時，因語言不通的問題，我還遇到麻煩。我們那兒方言十分復雜，隔著一座山或一條河的發(fā)音都不太一樣，即使是縣城樂清話，我也聽不大明白，至于專區(qū)所在地溫州，人們說的話就更聽不懂了。為了住旅店、找碼頭，我都得靠比畫加寫字進行溝通。聽說大城市里小偷多，所以到上海后一直比較緊張，不時用手摸一下褲袋里的錢包。什么錢包呀，實際上只是一個舊的牛皮紙信封，在車站排隊買票時始終用手捂著，待到窗口問好票價后，我才彎下腰解開褲帶，再拆開內褲小口袋上我媽專門縫的棉線，然后才掏出放在信封里的錢遞進去。這是我爸特地傳授的一套嚴格的防偷之法。

離發(fā)車還有六個小時，我把行李寄存了，準備去逛一逛慕名已久的南京路。很快找到了去南京路的公共汽車站，但怎么也尋不著買票的地方，見別人都不買票上車，但自己就是不敢上，又不好意思問，算了，反正前面有汽車開道，跟著跑就是了。到了繁華的南京路，人潮涌動，目不暇接，商店多得看不過來，大廈高得數(shù)不清樓層。我稀罕那些摩天大樓，見一幢，數(shù)一遍，看哪座最高。沿街走了一個來回，不過癮，又走一次，就是未進商店，壓根就沒想買什么東西?；氐交疖囌荆€有三個來小時，哪兒也不去了，就干等著。

當日傍晚上了火車，先將放在行李架上的箱子和麻袋捆在一起，再用事先準備好的做鞋用的麻繩拴住，繩的另一頭則牢牢攥在手里。其實，行李中沒有任何貴重東西，只是厚厚的被褥、幾件衣服和一些日用品。雖然上海至北京有直達快車，但為了省錢而買了慢車票。一路上南京、蚌埠、徐州、濟南、天津幾個大站都要換車，而且每次都要重新排隊簽票，都得在站臺上眼巴巴地等好幾個小時才來列車，花了整整兩天時間才抵京城。

一出北京站，就看到了廣場上北京大學的紅布橫幅，路途上的疲勞頓時煙消云散。我挑著行李興沖沖地朝著迎新站跑去，自豪地說“北京大學”，人家聽不懂，以為講什么外國話。我說“俄語系”，被聽成是“物理系”，還有人不解地問我是不是“無線電系”。我沒轍了，只得出示粉紅色的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以證明自己的身份。

初到北京大學，感覺就像《紅樓夢》中的劉姥姥進了大觀園。開班會時，大家都踴躍發(fā)言，暢談感想，我卻默默地坐在一旁。最后，老師點名了，我說別人聽不懂我的話。此時，出生在浙江的上海同學陳惠民自告奮勇地說，他可以為我翻譯，這才解了圍。

4．螞蟻啃骨頭精神

上北大后，我的第一課是學講普通話，拜同宿舍的北京同學王光亞為師。我漢語拼音沒學好，經常鬧笑話，如把自己很“瘦”說成很“秀”。

開學上俄語課時，老師讓每個同學都朗讀一段課文，進行摸底。我自以為這是改變鄉(xiāng)巴佬印象的好機會，因為高中時在全校俄語朗誦比賽上曾得過大獎。輪到我時，信心滿滿地大聲朗讀起來，還沒念完，同學們都被我的“怪腔怪調”逗樂了，連老師也憋不住轉過身去。下課后，陳君華老師安慰我說，不要緊，她教過許多南方學生，什么樣的口音都能糾正過來。后來，我買了一面小鏡子，天天對照書上的口型，練習發(fā)音。經常一大早跑到俄文樓附近的未名湖畔，趁著周圍沒人，對著鏡子大喊大叫。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終于把32個俄文字母的發(fā)音一個個地糾正了過來，但這僅僅是跟上一步，班上其他同學的俄文底子和知識面都比我強。從中學時代的名列前茅，到現(xiàn)在的倒數(shù)第一，這種巨大落差使我非常著急和不安。

開學典禮時，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主任曹靖華教授給新生做報告。他強調，學外語要有螞蟻啃骨頭的精神，鍥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學好、學扎實。這幾句話太深刻了，一下子印到我的腦海里，成了我的座右銘。

為了能盡快追上班里的同學，我?guī)缀醢阉锌臻e及娛樂的時間都用到了學習上。每天清晨，除堅持長跑，早讀雷打不動；中午從不休息，離開食堂直接去閱覽室看書；晚飯后，先把書包送到圖書館去占位子，最后等到響鈴了才不得不離開；回到宿舍馬上洗漱，熄燈后還打著手電預習第二天的功課。幾乎天天如此，每個周末和節(jié)假日，則是我階段性復習的好機會。功夫不負有心人，第一學期結束時，我的考試成績到了年級中等水平，第二學期已達中上水平。老師讓我介紹學習經驗，我就談了“螞蟻啃骨頭”的心得。平時生活上很節(jié)儉，每月19.5元的助學金扣除伙食費后還剩4元錢，用來購買學習、生活必需品，連買一支牙膏也精打細算。

平平靜靜地學習不到兩年，隨著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新北大”成為轟轟烈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之地。1966年5月25日，在地處校園中心的學生大飯廳東墻，貼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毛澤東語）。“炮打司令部”——這下可像炸了鍋似的，一發(fā)而不可收?！拔母铩背跗?，紅衛(wèi)兵興起，我也想加入，因不是“紅五類”出身，想當也當不上。我與許多同學一樣，多么渴望能繼續(xù)讀書，但就是要“停課鬧革命”，就是不讓學習，而且讀書有罪，被批判為走“白專道路”。要我們天天早請示、晚匯報、背語錄、跳忠字舞，還要去革“走資派”的命。平時深受尊敬的教授，一個個被打成“黑幫分子”、“蘇修特務”、“反動學術權威”……

1964—1969年在北大

在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恐怖日子里，我這個全靠國家助學金生活、真想報答黨和人民恩情的寒門學子，內心充滿矛盾和彷徨。既不愿當“造反派”，又不甘心成“保皇派”，而落了個不左不右的“中間派”——自稱為“零派”，最后也淪為遠離政治的“逍遙派”。在這兒不能不交代一下的是，在“文革”大潮中，我也違心地寫大字報，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揭發(fā)曹靖華鼓吹“白專道路”，同時指出，他還是做了一些好事，翻譯了《鐵流》等革命文學名著，他寫的散文集《花》也不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中學時，我很喜歡散文，不止一次地拜讀過曹老的《花》，并認真地做了摘記，他寫道：“花是可貴可愛的。然而，最可貴可愛的，是人類的花——新生代……呵，勇敢、機智的新生代喲，滿懷著熱情和美好理想，準備插翅向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高飛遠翔的新生代喲，這人間最美麗的花朵呀，正是須從幼苗著手培育呢！”多好、多美的詩句啊，字里行間浸透著前輩對我們青年一代的深情厚誼。時隔17年后，在蘇聯(lián)駐華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見到曹老，我主動上前打招呼：“曹老，還記得‘文化大革命’中在北大40齋，您親手送給《花》的那個學生嗎？”他思索了一下，點了點頭說：“噢，就是你們的大字報說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令我好感動呵！”告別時，曹老囑咐我：“外交工作很重要，你要好好做事。”恰恰在“逍遙”之際，我參加了長征串聯(lián)，從江西瑞金出發(fā)，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路線，徒步跋涉兩千多里地。雖然行程不到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十分之一，但多少也體驗了“紅軍不怕遠征難”的長征精神。我的分工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帶著一個自制的小半導體收音機，隨時收聽新聞廣播，一有毛主席最新指示，馬上用隨身攜帶的鋼板和蠟紙刻印出來，沿途散發(fā)。如果是晚上，也一定要連夜將印好的“最高指示”敲鑼打鼓地送到老鄉(xiāng)家，這稱為“學習毛主席指示不過夜”。江西老表對我們很熱情，一聽是北京大學學生，都說是毛主席派來的紅衛(wèi)兵，待之如上賓，吃飯不收錢；看我們走路一瘸一拐的，馬上燒熱水，讓我們燙腳；怕我們受潮，在地上鋪了厚厚一層新稻草。

北大入學50周年紀念

重走長征路

當校內兩派武斗升級，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被迫逃難到北京航空學院，寄宿在我們班初禮祥同學的一位大連老鄉(xiāng)劉振升處。素不相識的他，對我這個“難民”倍加關心，安排我睡在他的上鋪，并代買了飯票、澡票等等。在北京航空學院一住就是三個月，這三個月倒成了我最感到自由、收獲頗豐的難得時光。看似流浪，生活卻很有規(guī)律，一日三餐，都在學校食堂吃；上午他們在教室里上課，我在宿舍里學習；下午、晚上他們自由活動，我就到圖書館看書；每天還鍛煉身體，堅持游泳一個小時。

在這個特殊環(huán)境里，我給自己制訂了一個緊張的學習計劃，恨不得將在運動中喪失掉的學習時間統(tǒng)統(tǒng)補回來。每天上午學習外語，把大學三、四年級的俄語教程都自學了一遍，包括做作業(yè)。下午和晚上看課外書，先看同學手頭的書，后來就拿著他的借書證去學院圖書館借閱。假期時沒書看了，我就翻出《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再從頭讀起。當北京大學兩派停止武斗后，我才告別北京航空學院返校。

5．軍墾儲備再教育

1970年3月，北京大學作為高校畢業(yè)分配試點，實行“四個面向”，即面向基層、工廠、農村、邊疆，直接分到全國各地縣以下的基層單位當工人、農民或鄉(xiāng)村教師。有些已經談戀愛的，為了“照顧”他們的關系，只能一起到邊遠地區(qū)，否則只好各奔東西。令人意外的是，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儲備，趕赴河北唐山柏各莊軍墾農場報到。

畢業(yè)離校的前一天晚上，俄語系頭號“走資派”、原總支書記倪孟雄來到學生宿舍與我告別。他說了這樣一番話：“你有時說話太沖，容易得罪領導，以后到社會上可要注意，否則會吃虧的。”我聽了很感突然，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尖銳、坦誠地當面指出我的缺點。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說：“謝謝老師的提醒，我會記住的，你自己也要注意保重！”

此事過了很久，心里一直反復地忖度：一個“走資派”為什么對我說出這樣的臨別贈言？當初，系里兩派實行大聯(lián)合時，學生和老師混合編班，這位“走資派”分不出去，我向宣傳隊的工人師傅表了個態(tài)，可以安排到我們班里。這樣，他就成了我這個班長的“部下”。他曾長期被關在“牛棚”里勞動改造，身體虛弱，經常請假看病，有時分配到重活，我就讓他留下抄寫大字報或出黑板報。倪老師后來調到高教部工作，并先后到駐加拿大、美國大使館任教育參贊。倪老師晚年身體不好，病重住院期間，賀國安同學和我還定期前往看望陪伴。他經常處于昏迷狀態(tài)，但對過去的事依然一清二楚，對學生的暗中保護念念不忘，還多次提到他們的名字。

到了軍墾農場后，我過上了正規(guī)連隊生活，連長、指導員、排長都由軍人擔任。我們都是從全國各重點院校選調來的，在此主要任務是種水稻，接受解放軍“再教育”，住的是野戰(zhàn)營房，睡的是一條土炕，自己種菜喂豬，挖塘養(yǎng)魚，耕地插秧。第一堂課是集體翻地。一塊生地又干又硬，我們每個人都使盡了渾身解數(shù)，一口氣翻了一個多小時，握鐵鍬的雙手都起了水泡，有的還磨出了瘀血。指導員在講話中肯定了我們的干勁，同時指出，干這么點活兒手就打泡了，太嬌氣！還說這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活生生證明”。接著分班討論，同學們暢談對接受解放軍再教育的認識和體會。

部隊的生活節(jié)奏十分緊張，對我們這些在“文革”中自由懶散慣了的學生來說，開始時很不適應。我們先從整理內務學起，要把被子疊成豆腐塊，不僅方方正正，而且要有棱有角。每日的“老三樣”——出操、跑步、摸爬滾打都能忍受，最膩煩的是從早到晚練習走步，既單調，又難熬。抬腳、甩手、挺胸、收腹、昂頭老一套，每個動作都要反復糾正，而且在烈日炎炎下一練就是幾個小時。有一次訓練時，剛好前方是塊水洼地，排長的口哨未停，我們卻不約而同地都原地止步。連長上來把我們狠狠地訓了一通，說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命令聽指揮，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要沖過去，一片水洼地就把你們嚇住了？一位同學插話說，那是在戰(zhàn)場上。指導員表情嚴肅地說，戰(zhàn)場上過硬的本領要靠平時艱苦訓練，駁得我們瞠目結舌。

從此以后，我們的訓練更加嚴格認真。大家最提心吊膽的要算拉練，半夜里睡得正香，突然一聲哨響，整個連隊緊急集合，跑步出發(fā)去完成上級的“戰(zhàn)斗”任務。因為是摸黑進行的，有的穿錯了鞋子，有的穿反了褲子，也有的沒跑幾步背包就散了架，出盡洋相。有人動作慢，怕連累班集體，睡覺時都不敢打開被子。有一次，某一宿舍的同學莫名其妙地全體起床，原來是一位同學夢見急行軍，叫了一聲“快”，大家都猛地跳了起來，打好背包出來集合。還有一次，夜里發(fā)生地震，一位兄弟班的同學奮不顧身地抱著毛主席的石膏像跑了出來。他是深度近視，連眼鏡都來不及戴，這一“壯舉”受到了連隊指導員的表揚。

1971年軍墾留念

軍訓還不算什么，最苦、最累的要數(shù)種水稻。不知道是這兒沒有牛，還是有意要考驗我們，水田的翻耕全用人力。一個同學扶著犁把，班長和其他人在前面用繩子拽著犁頭，光著腳丫踩在冰涼的水田里，靠著肩和腰的力使勁往前拉。沒走幾步，就上氣不接下氣，嘴里還得不停地喊著號子：“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辈逖頃r，排長站在田頭上，掐著表，看誰插得快，插得直。大中午，熱得要命，也不敢喝水，因為男、女生都在一起，“方便”很不方便，得跑老遠的地方，回來時別人都插到前頭去了。我從小在農村插過秧，所以總能遙遙領先。一回到營房，一個個都累得趴下，動彈不了?？墒桥砰L總要催我們起來，用熱水燙腳，并相互做按摩。哪兒有勁做按摩？排長教我們偷懶絕招：躺在炕上，相互用腳踩踏彼此的腰部。這樣的“按摩”之后，換來一種說不出的舒服感，第二天起來腰也不再酸疼了。農忙時節(jié)，勞動強度大，連隊都要殺上幾頭豬，改善伙食。記得有一頓我吃了17個鮮肉包子，但還只是亞軍，冠軍吃了19個。農場自己生產的小站米可好吃了，清香、油亮，不用就菜，幾口就吃下大半碗。

除了農忙顧不上學外語，平時規(guī)定每天早上半個小時“天天練”，每周還有半天外語學習時間。我們班有英、法、德、俄和阿拉伯五個語種的同學，早晨可熱鬧了，每個人都扯開嗓門念，誰也不懂誰的，誰也聽不清誰的。排長以為我們吵架，幾次來到門后觀察。有一天，連長給我們開玩笑說，每天早上就像“八國聯(lián)軍”進村，吵死了，但還蠻好聽。我們說，不止八國，而是“十六國聯(lián)軍”，僅僅東語系就有十幾個小語種。

記得我還自編自演了一幕俄語活報劇。那時，連隊每天高唱“打靶歸來”等革命歌曲，經常舉辦文藝會演比賽。我創(chuàng)作了《打倒新沙皇》的劇本，中間夾雜一些簡單的俄語對話，本人主演侵犯珍寶島的蘇聯(lián)軍官“狗皮蛋”（капитан），另一名同學扮演解放軍戰(zhàn)士“勺達子”（солдат），其他都是群眾演員。因為大家在中學都學過俄語，所以很快也都學會了“打倒蘇修”、“繳槍不殺”等口號。演出后反響不錯，我們還參加了團部的會演呢！

到農場大約三個月后，連隊通知我們可以領工資了，每月43元。大家都很開心，紛紛議論怎么花，多數(shù)意見是先寄給家里父母。領了工資后，我馬上請假跑到場部郵局，給老母親寄了30元，同時給兩位哥哥寫信，說今后母親的一切費用均由我承擔，平時每月生活費為15元。后來有了女朋友，我又增加到20元。據我大哥來信說，母親省吃儉用慣了，每月開銷花不了10元，準備積攢下來給他們蓋房子。1980年，我愛人出國領了1100元的置裝費，她才花了500元，其余也都寄給我家蓋房子用了。2016年4月，大哥寫遺囑時還提到此事，我未同意才刪去。

1971年7月，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我們在唐山軍墾農場儲備鍛煉的同學都到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離別時，還真有點戀戀不舍，部隊農場的首長與我們一起在操場上合影，并向每人贈送了紀念茶杯，上面印有“柏各莊軍墾鍛煉留念”和一棵蒼勁挺拔的青松，寓意深刻。

同一炕上的軍墾老戰(zhàn)友重逢

在農場鍛煉一年半的時間，大家都曬得黝黑。盡管思想上也有過消極抵觸情緒，不能完全接受那種生硬的“再教育”方式，但應該承認，儲備階段沒有白過，我們不僅受到了磨煉，而且學到了解放軍紀律嚴明、雷厲風行的好作風。也正因為有這次親身體驗，后來我對外交官是“文裝解放軍”這句話才有更深的理解。

2016年10月，我們幾個曾在農場同睡一條土炕的北京大學戰(zhàn)友重逢時，一提起往事，40多年前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并都頗有感觸地認為，柏各莊軍墾農場那段非凡的經歷，對我們以后的人生成長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2017年3月，應洪山和國清同學提議，唐山—北京外國語學院的“俄語幫”十幾位同學在北京玉泉山首次聚會。多數(shù)同學都離別幾十年了，見面時激動的情景可想而知。一位同學由于病重住院而不能出席，大家一致決定聯(lián)名致信慰問。信稿由“小黑”云先和“大黑”在君起草，他倆都是山東大學的，憨厚樸實，因臉黑而得此雅號，也是經常被調侃的對象。我們都稱贊此信情真意切，寫出了大家的心里話。一位上海女生在微信中這樣留言：“太感人了，我是含著熱淚讀了好幾遍！”

守忠同學：

今天，唐山—北外的部分同學在北京聚會，可是，44年的期盼，44年的等待，卻沒能見到你，同學們深感惋惜和遺憾。守忠，大家都好想念你啊！

闊別44年了，我們都進入古稀之年。過去的好多事情，如過眼煙云，都隨著時光的流逝慢慢地淡去，唯獨咱們在唐山軍墾農場一起摸爬滾打的記憶卻魂牽夢繞，歷久彌新。

我們都清楚地記得，在全連一百多個同學中就發(fā)展了兩個黨員，而你是其中之一，這在當時是何等的榮耀，又是多么的不易！我們敬佩，我們服氣，因為那完全是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的為人品德，靠你任勞任怨的那股老黃牛精神。直到現(xiàn)在，你那站在鐵鍋前，一邊擦汗、一邊為大家做飯的身姿；拉練路上，你背起大鍋，弓腰走在隊伍最前面的背影；你天天拖著笨重的水車，頭一步一點地，從遠離連隊的水井往炊事班拉水的樣子，依然歷歷在目。

我們欽佩你，不僅僅是你有埋頭苦干的精神，更是因為你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貴品質。大家都知道，從未做過飯菜的火頭軍負責全連一百多號人的伙食，其工作量之大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大家親眼看到，你每天總是第一個走進廚房，最后一個離開，大家吃飯，而你卻忙著刷鍋、打掃衛(wèi)生……大家要睡覺了，你才湊合著吃上幾口，又要忙碌著為第二天做準備。三百六十五天，無論是酷暑難熬的夏日，還是嚴寒冰冷的冬天，你總是天天如此，記得由于過度勞累，你曾暈倒在灶臺上。

我們惦念你，更是因為你的好人品，你有一顆極其善良真誠的心。無論在柏各莊，還是在幾十年的工作中，凡是和你有過交往的人，都覺得你心里裝的全是別人，卻唯獨沒有你自己。張家有困難，你解囊相助；李家有問題，你跑前跑后；你自己有困難時，卻不肯向任何人提起。你有九分苦，寧愿埋在自己心中，可縱有一分樂，也要分享給他人。

我們尊敬你，更是因為你包容大度，誠摯待人。據山東大學的同學講，在你身上，既有原則的堅定性，又有做法的靈活性。當年，作為班長，你善于團結全班同學，不管是哪一幫，哪一派，也不管持什么政治觀點，你都能與他們坦誠相見，親如兄弟。

聽說你身體欠安，同學們無不感到著急心痛，大家最擔心的就是你的身體。但無論我們說什么，都只能是一種安慰，希望你積極面對，堅持吃藥，堅持鍛煉，與病魔做斗爭，藐視它，戰(zhàn)勝它！要相信，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的。本來，大家都想給你打電話，但聽說你的聽力不好，還怕打擾你，故僅以此信表達對你的親切問候和崇高敬意。

永遠的柏各莊，永遠的戰(zhàn)友！

永遠的北外，永遠的學友！

殷切期待你早日康復，急切等候我們下次再聚！

6．北外進修的驚喜

1971年8月，我們結束軍墾農場的勞動鍛煉，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從唐山回來的俄語學生有50人，加上從湖北沙洋農場返校的原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學生，總共130多人。經過“文革”洗禮和農場改造之后，我們都十分珍惜這個難得的“回爐”深造機會。

我們這批老土被戲稱為“太學生”，指在大學滯留時間太長，而且?guī)ЧべY讀書。由于長期搞政治運動，我們的學業(yè)都荒廢得差不多了。我們已吃過苦中苦，相對比較自覺，對學習是如饑似渴。當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外語水平與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同學相比還有相當一段差距時，更是鉚足了勁，奮起直追。這一年半的閉門讀書，不僅把幾乎中斷了5年的業(yè)務學習重新續(xù)上，而且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和技巧，包括翻譯和口語。假如沒有這一次補課，恐怕很難勝任后來的工作。

進修期間，學院還專門聯(lián)系安排到用外語的單位進行對口實習。在教員的帶領下，我們一行到大連外運代理公司當見習翻譯，主要任務是陪同公司的經理登上外國輪船，協(xié)助辦理有關手續(xù)或進行交涉。盡管比較簡單，但畢竟與課堂不一樣，這是真刀真槍，還難免有點緊張，加之業(yè)務不熟，有時一個詞卡住，就翻譯不下去了。我們盡量利用各種機會，爭取多與外國海員聊天，練習口語。每次回來之后，都要向帶隊老師匯報，我還將現(xiàn)場的俄語對話整理出來，請汪嘉斐老師修改指導。

在實習前，我們班的團小組長夏桂林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她叫張信昭，是老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的，與我同屆。小夏說，她們住在同一個寢室，相互比較了解，她是一個老實可靠的姑娘。而且，她家在北京，父親是中國科學院的一名科級干部，這對于外地人來說很重要??！因無思想準備，我沒有馬上表態(tài)。小夏卻很著急，說我們就要畢業(yè)了，得抓緊解決個人問題，讓我第二天就與她約會。我說這不行，還得考慮考慮。赴大連前一天，小夏又催著我去她們宿舍見面。我說，我們相互都不了解，見面說什么呀？她說，小張對你已經很了解了，保準沒問題。我不好再回絕小夏的一片好意，就答應到大連后主動與她建立通信聯(lián)系。

過了一個禮拜，我就給小張寫了一封信，主要談了到大連實習的體會。最后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就是這種情況，條件不大好，家里也窮，需要贍養(yǎng)老母。如果不介意，我們可以先通信，其他等相互了解后再說?！本鸵豁摷垼瑠A在寄給小夏的信中，請她轉交。我很快就接到回信，與她總共通了兩次信，實習就結束了。

返校后我才知道，第一封情書的內容早已曝光，全系的同學幾乎都傳遍了。小夏解釋說，因我是副班長，而她是團小組長，大家以為這是寫給班里的信，所以就當眾拆開宣讀了，幸虧里面沒什么私密悄悄話。但不管怎么說，我們倆的關系八字還沒一撇呢，就弄得沸沸揚揚，讓我感到很難堪。我通過小夏傳話，要求當晚就見面，地點選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校外的蘇州河邊。

我們見面后一起坐在河邊，低著頭沒說話。過了一會兒，我掏出一個從大連帶回的蘋果，削好遞給她。她咬了一口，說好甜啊，并把另一半還給我。吃完蘋果，我們又沉默了一會兒。無奈之下，我嘟囔了一句：“我們還沒見面說過話呢，人家就說咱倆好像已談成了，影響很不好。”她沒吭聲，又沉默了片刻。最后我終于鼓起勇氣，吐出了早已想好的一句話：“如你不反對，我們今天就確定關系；否則，就算了?！蔽铱戳怂谎郏瑳]想到，她連頭也未抬就點了一下……分開時，我們商定，考慮到學習任務仍很重，平時不見面，只在周末約會一次。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之后，根據小夏的建議，我們去魏公村結婚登記處辦理手續(xù)，算是從法律上搞定了我們的終身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