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方澄敏的遺物

方大曾:遺落與重拾 作者:馮雪松 著


一 方澄敏的遺物

我到北京圖書館、檔案館都去找過材料,他的好多照片都沒有標題,所以也不好找,我那時候天天去,借雜志看,也沒找到什么。后來又去北京圖書館報庫,在西黃城根,從單位開了張介紹信,我在那兒查了一個月資料,每天半天時間,找到不少,《大公報》什么的。查到1937年9月30日的《大公報》之后就沒有消息了,這跟全民通信社說的情況吻合,后來就沒有小方的音信了。

——方澄敏的回憶

開始寫作《方大曾:消失與重現(xiàn)》的時候,是馬來西亞航空MH370航班失聯(lián)的第十八天,記得那一段日子里,我一邊專注于書寫,一邊關注著神秘失蹤的飛機給世界帶來的種種困惑,專注加關注的心境伴隨了成書的全過程。

如今,兩三年的時間過去了,馬來西亞官方表示,截至目前,共有22塊疑似MH370航班的外側襟翼殘片在莫桑比克、坦桑尼亞等地陸續(xù)發(fā)現(xiàn),但客機的確切蹤跡迄今尚未找到。除了對于機長沙阿(Shah)動機不良的揣測外,種種豐富的想象力,把輿論引導得如同蝴蝶亂飛。有意思的是,美國女記者內格羅尼(Christine Negroni)日前推出新書《空難偵探》(The Crash Detectives,暫譯),為客機失蹤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新說法,她推測,沙阿去洗手間的時候,由副機師操控飛機,他向越南胡志明市的控制塔發(fā)出“晚安”的呼號后,機艙便發(fā)生“爆炸性失壓”,霎時間,機內大量空氣迅速外泄,使得沙阿因缺氧未能返回駕駛室,副駕駛因缺氧而神志不清,雙手抽搐,最后客機無人控制,在自動飛行模式下偏離航道,飛向浩瀚的印度洋。

當然,在結果沒有水落石出之前,誰又能說這些推測沒有道理呢?世界上不知道還有多少謎面未解,留待未來作答。我期待著有一天,當謎底一一破解時,方大曾的消失之謎也能夠隨之揭曉,給數(shù)十年來等待和尋找他的人們一個撫慰內心的答案。應該相信,有一個問題就會有一個答案,如同有因即有果,遲早而已。

2015年3月底,《方大曾:消失與重現(xiàn)》出版近半年后,我再次前往保定,去參加該市方志館的落成儀式,也再次見到了紀錄片《尋找方大曾》拍攝完成以來,十五年未曾謀面的老朋友孫進柱。感謝歲月,它雖帶走了我們的青春,卻沒有帶走我們的友情,已經(jīng)是保定地方志辦公室主任的進柱兄,在和我敘述彼此分別后的變化時,仍不時地提到我們當年一同尋找過的小方。忘不了1999到2000年的兩年間,為了節(jié)目的拍攝,我曾多次往返北京與保定之間,有時候和攝制組同行,有時候一個人獨往,找知情人、查資料、實地尋訪,他總是抽時間陪著,渴了一瓶礦泉水,餓了一人倆火燒,我們的友誼就是在尋找路上建立的。進柱兄撰寫方志三十年,冷板凳坐了半輩子,這一次能把受人冷落的方志館,開到光園——曹錕當年的大帥府,他除了高興還是高興。

馮雪松(中)與方大曾親屬在方大增紀念室合影

在落成儀式后,我和時任保定市長的馬譽峰談起了籌備方大曾紀念室的想法,當聽說小方在蠡縣發(fā)出最后一篇報道后失蹤了近八十年,至今沒有下落時,馬市長一邊翻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xiàn)》,一邊果斷表態(tài):“一定給小方在保定‘安’個家,地點就在光園!”

幾個月后的7月7日,保定光園,在人們的簇擁下,方大曾的外甥張在璇、查昇年、查松年和親屬走進方大曾紀念室。這是經(jīng)多方籌措,眾人支持的結果。面對舅舅的銅像,后輩們潸然淚下,哽咽無語。中國記協(xié)國內部主任殷陸君先生、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陳昌鳳教授和各界朋友一同見證了小方“安家”保定的歷史時刻。

光園位于保定市區(qū)裕華路中段,原為明代大寧都司右衛(wèi)署和斷事司。清康熙二年直隸巡撫由正定遷到保定后,巡道司獄署駐此。雍正二年(1724年)又改為按察使司獄署。1916年,曹錕任直隸督軍時,在此大興土木,進行改建、裝飾,成為他的公館,據(jù)傳曹錕因敬慕抗倭名將戚繼光,故將此處改名光園。光園主廳呈“工”字形,分前后廳,以廊相連,方大曾紀念室就設在這“工”字的最后一橫起筆的部分,面積不大,二十幾個平方米,由中國新聞學界泰斗方漢奇先生題匾,室內陳設著小方遺留下的旅行箱,展示他的作品、生平和十多年來我們的尋訪足跡,紀念室正中安放著青年雕塑家李一夫敬制的方大曾銅像。

這似乎是一個故事最好的結局,也應該是長時間尋找方大曾的圓滿句號,然而不久后,查昇年先生的一個電話,讓句號再次打開,使小方的故事又一次繼續(xù)下去。

除了表示家人的感激,電話里,查先生向我講述,舅舅失蹤之后,親人們苦盼多年沒有消息,母親方澄敏曾找過哥哥最后供職的《大公報》,報社連著登了三天尋人啟事,仍是沒有結果,又輾轉找到全民通訊社問詢,也不知其蹤。數(shù)年過去,母親和姨媽方淑敏就讓孩子們改口,管外婆方朱理叫奶奶,這個決定,意味著姐妹倆預感小方不會再回到這個家了。查先生還告訴我,母親2006年去世后,有一些私人物品一直沒有動,希望我有空去看看,或許對研究方大曾有用處。

方澄敏九十一歲辭世,沒有讓后人留下骨灰,遵照她的意思,撒了。她之后,我們再也不清楚,世上還有誰曾經(jīng)見過方大曾?除了日常所用,她的遺物是一大一小兩只箱子,大的是小方使用過的旅行皮箱,小的木箱則是小方用七塊大洋找人定制的兩個底片盒之一。我原以為,2006年3月16日,隨著837張底片一同捐獻給國家博物館的那只是唯一存世的,沒想到另一只還在。

整理方澄敏的遺物(孫楠攝)

是時光的雕刻,旅行箱斑駁的皮面劃痕累累,左一橫右一豎,不知道這些經(jīng)年累月的密碼記錄著什么,預示著什么。八十年前,時間的那一頭,它曾伴少年出遠游,行程千里問蒼生;八十年后,時間的這一邊,它靜待來者解迷霧,風塵百載嘆無聲。打開來,一些有關方大曾的雜志和書在里面仔細排放著,還有方澄敏的記錄本、照片、資料、手稿和私人信件,若有若無的樟腦味道告訴我,此刻正在輕輕地接近一段家族的歷史,可以觸碰,可以感知,還可以慢慢喚醒。

小木箱里,一個舊信封外勒著幾道發(fā)白了的皮筋,里邊包裹著數(shù)十枚粉紅色的底片袋,膠片一張張取出來,對向陽光,竟然是從未見過的小方的私人照片和一些陌生人的影像。十幾年前,即使是在紀錄片《尋找方大曾》拍攝過程中,我們曾反反復復地見識過方大曾留下的所有底片,此刻,可以確定地說,這一部分是實實在在沒有見過的。

方澄敏珍藏的哥哥的底片盒(馮雪松攝)

為什么方澄敏老人在紀錄片攝制時沒有拿出這些底片?晚輩們不得而知。它們被精心地保管在隱秘的角落,是因為比較私人化?還是另有隱情?在之后的很長時間里,這個問題一直縈繞著我。除了方澄敏的孩子們,我也曾問過方大曾的姐姐方淑敏的女兒張在娥和兒子張在璇,他們也沒有聽姨媽說過這部分珍藏,難道是因為年深日久被遺忘了嗎?應該不會,在她1987年寫給張在娥的一封信里,看得出,對于方大曾和協(xié)和胡同的老宅這“兩件事”,她有著深切惦念與眷戀,怎么會忘記了呢?

小方留下的底片至今顏色不變(馮雪松攝)

在娥:

來信知悉,大舅的結論問題是辦得晚了,“文化大革命”鬧了那么多年,再加上我這“不為名不為利”的老腦筋,所以沒有趕早進行,奔走了兩年多才有這幾篇文章發(fā)表,到現(xiàn)在還無人理睬,死的死了,官大的不以為然,吳群是搞攝影史的,他的角度跟我們的希望不一樣,吳群只能寫點文章把大舅介紹給今日社會,他也出不了別的力。

大舅的歷史比較短,他只活了二十五歲,焉能有很長的歷史。我寫了一份簡介,并有一份全民社的文章是可以證明他是犧牲在華北戰(zhàn)場,1938年我在重慶曾找過大公報,報館給登了三天尋人啟事,也就沒有下文了,他是中外新聞學社戰(zhàn)地記者,也是大公報的戰(zhàn)地特派員,在那樣動亂的時代,誰能給解決找人的事,就是在后方的人,也還擔心著炸彈,自身難保。

方澄敏在紀錄片《尋找方大曾》拍攝中(馮雪松攝)

此事你如有門路就試著辦,退了休的人就沒有人理了,如果老朋友中有力量的人活著的多些我還可以跑跑,自知無力進行,我給某君的信不知沒有轉到,還是不加理睬,無從知曉。目前我就是靠吳群先生多給介紹,所以他要什么材料我就找什么,聽他說明年是旅游年,他要寫云岡風光,此地大舅到過,他預備把大舅寫進去,雖然是與抗戰(zhàn)無關,介紹一下總比不介紹強,至少他寫的攝影史中已有了“小方”,這本書我也買到了。

我這兩件事辦不成心里老不踏實,一是大舅的事,二是房子的事,我感覺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今生能否如愿尚難說,兩件事都不好辦。

祝好!

二姨澄敏

12月9日晚

哥哥方大曾的事情遙不可期,協(xié)和胡同老宅的修繕問題和拆遷的消息日益臨近。當時,小方在保定前線失蹤了已經(jīng)五十年,他在院子里搭建的用以沖洗照片的小木屋,已經(jīng)朽了、爛了、沒了。對于方澄敏來說,隨著時間的流逝,身邊可供回憶的事物和可談往事的人物愈來愈少,當時七十二歲的她自感到身心乏力,如果老宅也不在了,哥哥和方家五輩居此的氣息和根脈也就沒有了。

方大曾離家時留下的底片在方澄敏和母親的心里視同于他的存在?!熬司藦膽?zhàn)地再也沒有回來,他在北京協(xié)和胡同家中留下了兩小木箱底片。外婆說,小木箱是舅舅在院子里蓋灰色小木屋時請木匠一并做的,有一尺多長,半尺多寬,半尺來高,外面漆上土漆,專門用來裝底片。”張在璇回憶道,“日本投降后,外婆就把小木箱放在了她臥室的平柜上。這箱底片是家人對舅舅的一個念想,看見它就好像舅舅還在,覺得總有一天他會回家來拿這箱底片。但誰都沒有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家人卻很無奈地失去了它。”

1966年夏,“紅衛(wèi)兵運動”迅猛發(fā)展,最初是在社會上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后發(fā)展為抄家、打人、砸物。舅舅的那兩箱底片讓家里人很緊張,因為他拍攝的綏遠抗戰(zhàn)的照片都是抗戰(zhàn)初期布防在綏遠前線的傅作義部隊,官兵們服裝、帽徽以及旗幟都有國民黨青天白日的標識,在那個年代收藏這些是犯忌的;舅舅在通訊《冀東一瞥》中,揭露冀東偽政府統(tǒng)治區(qū)十分猖獗的娼、賭、煙、毒、走私等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照片,那時也都是有口難辯的“四舊”。萬一這些底片讓紅衛(wèi)兵看到,不用說底片,家里的人都將會遭受到滅頂之災。在銀行工作的姨媽就來和母親商量怎么辦,姨媽說她打算瞞著外婆把舅舅的那箱底片交到她工作單位的“紅衛(wèi)兵辦公室”,告訴他們這是家里親人留下的紀念物,看他們如何處置。母親是一名家庭婦女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無奈地說,也只能這樣了,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姨媽在工作單位的人緣很好,說明情況后,“紅衛(wèi)兵辦公室”負責人看她態(tài)度誠懇就沒有為難她,只淡淡地說了一句“那你就放這兒吧”。失落的姨媽回到家里,母親告訴她外婆已經(jīng)知道了送底片的事。母親說,那天外婆問她小木箱怎么不見了?沒想到知道真相后,外婆的表現(xiàn)異常平靜,沉默了一會兒,像自言自語似的說了五個字:“聽天由命吧?!保◤堅阼毒司说牡灼罚?/p>

在寫給張在璇的信中,方澄敏告訴他,北平淪陷后,為了這些底片,外公怕日軍來搜查燒掉一部分,白天燒有煙,晚上燒有火光,也就停止了,留下的這部分藏來藏去?!耙苍S是由于咱家是老住戶,也就避開了日軍的搜查。這些是小方心血的結晶,有綏遠抗戰(zhàn)的第一手材料,如果抄走就無處可尋了。1975年我退休了,一日,我到工會辦公室(前紅衛(wèi)兵辦公室),也就是為了探探消息,看到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堆報紙包,破口處露出了粉紅色的小口袋,當即我就認出是我以前交的底片,經(jīng)說明后就取回來了,小箱子在食堂裝著飯票,后來也還給我了,這些底片是逃過難的!”

逃過難的這些底片中,是否包含方澄敏遺留下的小木箱里的部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這些屬于小方的私人照片,是家人捐贈給國家博物館837張以外的。身著學生裝的少年小方、俊朗陽光的求知時代、與朋友輕松快樂的郊野遠足、和師友記錄情誼的歷史瞬間,還有未知名姓者的笑貌音容,隨著一張張底片沖洗顯影,一個未曾見過的小方脫穎而出,這一發(fā)現(xiàn),使我十幾年的尋找旅程有了更加遼遠的彼岸。

小方編號的底片袋(馮雪松攝)

小方在底片上畫的剪裁線(馮雪松攝)

今天看來,方大曾留下的作品具有多重價值,無論是從新聞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的哪一個角度切入,似乎都能夠找得到相應的關聯(lián)和支撐。他的通訊和攝影,很好地將道途的選擇和行走的足跡有機聯(lián)系,文字是注解,圖片是表達。如果說,十多年前,我在拍攝紀錄片《尋找方大曾》時,由于認識上的膚淺,還沒有完全以兩者統(tǒng)一的角度去豐滿他的形象和血肉,以兩者集合的方式來思考影像的構建和傳播,十多年后的今天,隨著生命年輪的豐厚,未曾停歇的尋找腳步愈加沉實,也愈加篤定。小方是一個富礦,未探明儲量且難以估量,此刻我覺得離他很近,近得能感覺得到親人般的親切,清晰透明。

陽光從窗外照射而來,八十年前,這光不也一樣照射在青年小方的身上?面對方澄敏的遺物,我想,如果沒有她的珍存和傳遞,執(zhí)著和堅持,我們怎么會認識方大曾?怎么會把一個名字和一段傳奇連接在一起?怎么會感覺得到,穿越而來的太陽光線,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

2016年的秋天,我在租住地北京東單史家胡同,接到了交付冬季取暖費的通知,單位落款竟是世界知識出版社,這個單位與我住的34號院一墻之隔,在干面胡同,這一次難道又是巧合?《世界知識》就是它旗下的一本主要雜志,這本雜志20世紀30年代創(chuàng)刊于上海,因視野開闊,圖文并茂,而被廣泛關注,受時任主編金仲華函邀,方大曾擔任過這本新雜志的特約記者。目前已知,他發(fā)表的26篇通訊和1篇譯文中,有6篇發(fā)表在《世界知識》,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zhàn)記》。

不久前,我拜訪曾經(jīng)供職《世界知識》的百歲報人于友先生,據(jù)他回憶,在當時,進步刊物紛紛問世,資歷最老的當數(shù)《世界知識》,它時??菒蹏浾?,特別是揭露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國的險惡陰謀,小方發(fā)表的照片和文字就屬于這一類型,所以深受讀者的歡迎。新中國成立后,雜志社由上海遷到北京,而它所堅持的知識性和時事性的辦刊方針未曾改變。

少女時代的方澄敏(左)與好友齊倫(小方攝)

百歲報人于友贊譽小方是英雄(陳昌鳳攝)

1947年,我從四川回來以后,看到了我哥哥留下幾件衣裳,一件雨衣、一個背包,還有一個箱子,旅行用的,別的就沒什么了,都是很簡單的用品,他沒什么衣服。他的底稿一點兒也沒留下。退休后,我去過世界知識出版社,在干面胡同,我知道,他和這個雜志有聯(lián)系,我就跟他們做自我介紹,他們就幫著我找資料,找出來一篇,就在那兒復印,七頁紙花了四塊多錢。

經(jīng)常發(fā)表小方作品的《世界知識》雜志

位于干面胡同的世界知識出版社(馮雪松攝)

方澄敏復印資料的收據(jù)

方澄敏整理的小方作品目錄

我到北京圖書館、檔案館都去找過材料,他的好多照片都沒有標題,所以也不好找,我那時候天天去,借雜志看,也沒找到什么。后來又去北京圖書館報庫,在西黃城根,從單位開了張介紹信,我在那兒查了一個月資料,每天半天時間,找到不少,《大公報》什么的。查到1937年9月30日的《大公報》之后就沒有消息了,這跟全民通信社說的情況吻合,后來就沒有小方的音信了。找出來的東西,我捋了幾遍,照片都是他離家以后照的,他的照片有他的風格,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拍的,有的署名中外社,我就把這些記下來,做個統(tǒng)計。(方澄敏的回憶)

1986年初夏,方澄敏揣著哥哥方大曾的遺物——幾張120底片,來到離家不遠的北京東單紅星胡同61號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

她已經(jīng)七十一歲了,垂垂老矣,但拍攝這些照片的哥哥當年才二十五歲,永遠二十五歲,永遠是她心中那個青春、熱情、才華洋溢的“小方”。她總想為他做點什么,讓他不至于徹底從人間消失。

在61號院的傳達室,她問門衛(wèi)可不可以找一下協(xié)會的負責人,門衛(wèi)聽了她的情況,建議她先聯(lián)系《中國攝影》編輯部?!吨袊鴶z影》是國內最早的專業(yè)級刊物,創(chuàng)刊于1957年,致力于介紹前沿的視覺表現(xiàn)方式和攝影技巧。

文字編輯吳常云接待了她?!八f她有一個哥哥,留下一些圖片,怎么才可以發(fā)揮作用?”吳常云回憶道。

吳常云對攝影史不太了解,之前也沒聽說過小方,請教單位理論研究室的老人,被告知,這是一個被埋沒的攝影師,應該趕快介紹他的作品。

《中國攝影》1986年第3期選用了方大曾的兩幅作品

吳常云根據(jù)方澄敏留下的地址找到方家。方澄敏取出一只木盒子,有一只小抽屜那么大,里面全是方大曾留下的底片。他一張一張地翻看。片子主要是社會百態(tài)和戰(zhàn)地題材。底片保管的情況一般,很舊,也不是很清晰了。

他試著從《黃河組圖》里挑了幾張構圖講究、人體很有質感、光影效果也不錯的片子,帶回了編輯部??偩庉嬙闫娇催^后,很快同意將其中表現(xiàn)黃河纖夫和黃河船夫的兩張發(fā)表。

照片登載在《中國攝影》當年第3期的“舊作新話”欄目中。事實上,這兩張照片并不太符合該刊的唯美訴求,“舊作新話”欄目也很少出現(xiàn),少數(shù)幾次出現(xiàn)介紹的都是吳印咸這樣攝影大家的作品。這次算是破例了。吳常云還配發(fā)了一篇名為《歷史尚需回顧——有感于方大曾作品的發(fā)表》的介紹。他寫道:“我們從作品中,似乎可以聽到一種被壓抑的、憤懣的吼聲,一種力量的凝聚?!?/p>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何晞宇在對我進行專訪后,撰寫的《尋找神秘失蹤的戰(zhàn)地攝影記者方大曾》一文中有過如此描述。方澄敏曾向吳常云表示,想把底片捐給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經(jīng)請示領導,得知協(xié)會當時沒有保存底片的條件,就婉拒了捐贈。此后,他再也沒見到過方澄敏。

方澄敏曾試圖找一家出版社,將哥哥的攝影作品結集出版,有人曾經(jīng)表示愿意出兩萬元做這個事情,出乎意料的消息讓她在一段時間內滿心歡喜,她努力地回憶,與哥哥在一起的點點滴滴,與哥哥交往的人和經(jīng)歷的事,撰寫了紀念文章,還整理了作品目錄,最終等來的是不能出版的答復,原因是賺不到錢。

方澄敏發(fā)表在1995年第4期《攝影文史》上的懷念哥哥的文章

我這些日子簡直累極了,醫(yī)生給我二十五項化驗及檢查單據(jù),用了兩天功夫才算完成,二姨夫一天天衰弱,一天連一兩糧食也吃不下,大小便失控,侍候病人比做飯還累,我兩樣兼顧,這就要命!

關于出書的事,我沒有太動腦筋,一心一意為了紀念大舅,無經(jīng)濟力量,又無有力的人事關系,所以希望以不要稿費換取成功。曾與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聯(lián)系過,他們也沒有來,本來完全失望了,我的歲數(shù)也大了,希望生前能看到出版事情的實現(xiàn),我過去有言在先,不要稿費以表我對手足之情的忠心。

我所存的材料整理好給你寄去,據(jù)說,盧溝橋事變后的材料,全民通訊社結束后都交到中央檔案館了,他在戰(zhàn)地的照片大多數(shù)都是由全民社發(fā)出去的,我托人跟有關單位聯(lián)系過,但至今并無人來訪,紀念反法西斯勝利五十周年,我記不清是哪個地方在開展覽會,而這些第一手材料完全無人問津。(方澄敏寫給張在璇的信)

新聞易碎嗎?七十多年過去了,在今天的信息爆炸時代,回看當年小方的新聞作品,竟然還是那么新鮮。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江宛柳表示,小方長于攝影,相機與筆是他手中并行的兩件武器。他留在家中被妹妹保存下來的底片編號有1200張,全部是紀實照片,大多數(shù)內容是底層窮苦勞動者,如人力車夫、纖夫、礦工、趕毛驢的農(nóng)民、快餓死的孩子,傳遞著多難中國的現(xiàn)實,這些作品今天來看,照樣引人入勝。每篇通訊,每幅照片,都是中國抗戰(zhàn)初期最具體而真實的歷史回放,年代越久遠,越感受到其價值的永恒。并且當我們同時翻看他的新聞通訊與圖片,會感到十分驚異,那時的小方就有了今天全媒體時代的新聞理念:有圖有真相。

著名記者陸詒送給方澄敏的《戰(zhàn)地萍蹤》

遺憾的是,長期的沉寂,使小方作品的價值并沒有在最初得到這樣的認識,以至于一段時間,他的照片知音者渺渺,他的文字閱讀者寥寥。就連一同在戰(zhàn)地采訪過的同行,也抵不過命運和歲月的折磨,范長江、孟秋江憾然離世,知情者日益稀少,小方更加孤獨了。

和小方同在盧溝橋采訪的《新聞報》記者陸詒,新中國成立后在上海工作,方澄敏輾轉找到他,希望能夠進一步了解哥哥的線索,但仍然沒有答案。在她的遺物中有一本陸詒贈送的《戰(zhàn)地萍蹤》,里面就有描述小方的文章。1983年6月陸詒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xié)六屆一次會議,在1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三時,去外交部街協(xié)和胡同十號訪方澄敏(方大曾之妹),她招待極誠懇,談了小方的情況,估計他是犧牲于抗日戰(zhàn)場的,我建議為他出小冊子?!焙髞?,方澄敏告訴張在璇,在1992年7月上海出版的《新聞記者》上刊有一篇陸詒寫的《悼念抗戰(zhàn)初期犧牲的小方》,陸詒在通信中說,他已經(jīng)八十二歲了,恐怕以后頭腦不行就寫不了文章,他寫此文是為出小冊子作序言用的。

方澄敏捐贈稿費后收到的感謝信

在方澄敏的遺物中,有一封編輯來信,感謝她把發(fā)表在《攝影文史》雜志的《抗戰(zhàn)初期以身許國的新聞攝影記者小方》一文的七十元稿費寄回,捐贈給中國老年攝影學會做活動經(jīng)費。據(jù)中國攝影出版社編審陳申先生回憶,他曾將小方的底片打樣出來,陸續(xù)在報刊上發(fā)表了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每一次得到的稿費,他都給方澄敏送去?!袄咸彩?,但過不了一個禮拜,她就買點東西給我送回來,而且買的禮物比那稿費還多。這似乎是中國傳統(tǒng)中的‘薄來厚往’。”陳申說,“她還不上樓,每次都把東西往門衛(wèi)那一擱,然后門衛(wèi)打電話說,老太太又來了?!?/p>

張在璇(左)把方大曾珍貴攝影作品贈給《大公報》

陳申一直記掛著老太太的心愿——將小方的遺作出版,遺憾的是,當時沒有出版社表現(xiàn)出興趣和意愿。

“姨媽為了保存這些照片,付出很多,尤其在動亂年代?!睆堅阼瘜ξ艺f,“姨媽總是抱著盒子念叨:‘這是全家人的念想,必須保存好。’外婆去世后,母親和姨媽接過了尋找舅舅的重擔,幾十年來一直在搜集他的資料。后來她們年紀大了,眼睛花了、耳朵聾了,這個重擔就落在我們的肩上了。”張在璇說,對于舅舅的生死,家人仍保存著一線希望。

2015年6月29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我受邀出席《大公報》創(chuàng)刊一百一十三周年暨抗戰(zhàn)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并在“一份報紙的抗戰(zhàn)”論壇上發(fā)表主旨演講《偉哉大公報 壯哉方大曾》。自1937年9月30日《大公報》刊出《平漢北段的變化》后,約有一年的時間,報紙上再也看不到方大曾的任何報道。通過多方打聽,一家人輾轉找到報社詢問,據(jù)稱,社里早已與方大曾失去聯(lián)系多時?!洞蠊珗蟆肥切》阶詈蠊┞毜牡胤剑瑓⒓舆@次活動也是為了讓小方“回家”,在演講過程中,我把專程從成都趕來的張在璇先生請上臺,這個家族八十年來有一個未了的心愿,就是讓方大曾回家?,F(xiàn)場,張在璇先生把長期珍藏的、舅舅方大曾完成于20世紀30年代抗戰(zhàn)時期的464張底片的電子文件捐贈給了《大公報》,讓這些抗戰(zhàn)時期的歷史記憶回到方大曾的家?!白屝》交丶摇保蚁?,這既是了卻方澄敏老人的愿望,也是對方大曾最好的紀念。

燈光下,我翻閱著方澄敏留下來的手稿,字跡清秀,洋洋萬言,記述著哥哥的過往和曾經(jīng),這是一份她留給后人的交代,也是一份等待來者的遺囑。小方的朋友很多,方澄敏寫道,“常來我們家的‘客人’,除了李續(xù)剛和方殷以外,我現(xiàn)在能夠記得的還有:李聲簧、夏尚志、王興讓、王經(jīng)方、高尚仁、汪鴻鼎、魏兆豐、吳頌平等等,還有一位攝影愛好者許智方,直到現(xiàn)在,我有時還仿佛能夠想起這些人當時的音容笑貌,我夢想著有一天這些人再到我們的家聚一聚,但是,時過境遷,死的死了,活著的也天南海北,何況小方又早已不在人間了。”

這些人是誰?他們和方大曾有過怎樣的交集?我好奇,在與之交集之前或之后,這些名字的背面會有什么樣的命運故事?

我翻開一本范長江夫人沈譜主編的《范長江新聞文集》,扉頁上有沈譜留下的字跡“淑敏嫂、澄敏姐惠存”。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稱呼?她們之間究竟有什么樣的關系?

沈譜贈送給方淑敏、方澄敏的《范長江新聞文集》

小方拍攝的李大釗葬禮,原片已遺失

在方大曾的私人照片中,有一張據(jù)傳是他在李大釗出殯途中所攝,小方為什么會出現(xiàn)在送葬的隊伍之中?我通過不同渠道查找了有關這次葬禮的歷史圖片,但是這一張并沒有在其中,難道這又是一個新的發(fā)現(xiàn)?

應該說,探索歷史,疑問是最好的向導,尋找方大曾十幾年來,很多時候是疑問給我指引著方向,每一次打開問號,有關他的書寫就輕盈幾分。歲月遺落了什么?今天該重拾哪些?再次出發(fā),對于方澄敏遺物的追問,又將會把這一條覓尋之路引向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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