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辛亥“喉舌”

生活、安居、家業(yè)，今歲已無望；

嬉笑、悲歡、怒罵，明年可再來。

壓迫愈重，反抗愈烈。1906年歲末，贛湘地區(qū)的革命浪潮洶涌澎湃。

為了壯大革命聲勢，促進兩湖地區(qū)聯(lián)合行動，正在日本主持同盟會總部工作的孫中山，特派湖北籍黨人梁鐘漢、朱子龍與湖南籍黨人胡瑛等三人，于1906年12月從日本回到湖北武昌，與日知會領導人劉靜庵商議聯(lián)絡湖北同志，響應江西萍鄉(xiāng)、湖南醴陵與瀏陽起義事宜。

正當日知會緊鑼密鼓部署響應贛湘起義之際，因起義事泄，湖北未及行動，萍醴瀏起義就已經(jīng)失敗，清廷上下通緝發(fā)動起義的湖南革命黨會首劉家運等黨人。此間，因叛徒誣告“劉靜庵即劉家運”，清廷湖北當局如獲至寶，迅速派軍警查封日知會機關。自1907年1月7日起，先后將劉靜庵等九名革命黨人逮捕。因此事件發(fā)生在農(nóng)歷丙午年，史稱“丙午之獄”。

1907年7月，高振霄與革命黨人張振武于武昌黃鶴樓道小學任教。他們以教書為掩護，從事辛亥革命的宣傳工作。由于他文筆犀利，經(jīng)常有文章見諸報端，他因此與新聞同仁相交相知。

次年夏天，共進會員、參謀部長鄭江灝受命從日本回到湖北，在漢口集資創(chuàng)辦《湖北日報》，作為共進會的機關報，鄭出任經(jīng)理、主編。

由于高振霄在武漢三鎮(zhèn)頗富文名，所以鄭江灝特邀高振霄擔任報社記者、編輯。高振霄不僅與向炳焜（字炎生）、李介廉、王伯森、董祖椿、楊憲武等報社同仁，奮筆疾書，針砭時政，還與留日歸來的同盟會員黃侃（字季剛）過從甚密，共襄文學新聞宣傳，鼓吹民族革命。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湖廣大都會武漢地區(qū)報業(yè)為外國人主辦發(fā)展到清廷官方把持，《湖北商務報》《白話憲政報》《湖北學報》《蠶學月報》《湖北農(nóng)會報》《湖北官報》《湖北教育官報》等多種報刊均為官辦。

直到1905年，民間辦報在武漢開始流行。此后七年間，民辦報刊達四十多家。武漢報人多為科舉時代的舉人、秀才和留學生。其中有些人，漢語根底較深，以吟詩作賦、撰寫八股文見長。風竹蓀和宦誨之，時人稱為“二鳳”。蔡寄鷗、貢少芹等人，既能寫政論性文章，又能寫各種風格的文言文小說。胡石庵文筆生動，馬野馬、鄧狂言文筆犀利。溫楚珩、蹺翼龍、姜旭溟、鄭江灝是留日學生。而高振霄、蔡良村等，大多出身于兩湖師范學堂。何海鳴是新軍中文書幫辦，與詹大悲共同主持《商務報》《大江報》筆政。

當時的主要報紙有《大聲日報》《不纏足會畫報》《漢口中西報》《公論報》《工商日報》《漢江日報》《新漢報》《交通報》《現(xiàn)世報》《鄂報》《五洲日報》《通俗新報》《江漢日報》《藝林報》《湖北女學日報》《大陸報》《華報》《通俗白話報》《揚子江白話報》《軍國日報》《趣報》《大江白話報》《雄風報》《繁華報》《政學日報》《武昌白話新報》《新鄂報》等，后多數(shù)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湖北日報》就是在民間辦報的熱潮下，由革命黨人創(chuàng)辦起來的一家進步報紙。1908年10月，孫武受命攜應用文件、印信和旗幟式樣等返回湖北，籌組共進會并主盟。

當孫武得知黨人鄭江灝回國后創(chuàng)辦的《湖北日報》打開了局面后，便與鄭江灝商定，在報社內設立共進會秘密通訊處，加強與各革命團體與黨人聯(lián)系。

自此，《湖北日報》與《雄風報》等均為共進會所控制的革命報紙。它們與日知會員充任主筆的《通俗白話報》、群治學社機關報的《商務報》、振武學社和文學社機關報《大江白話報》《大江報》等，成為湖北地區(qū)敢于鼓吹反清革命、抨擊君主立憲的排頭兵。

此時的高振霄以文筆為刀槍、以《湖北日報》為陣地，樂于同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團體黨人交往，為革命搖旗吶喊。

高振霄、向炳焜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清廷湖北軍政頭面人物陳夔龍與張彪沆瀣一氣，民眾怨聲載道，他們決定敲打一下這兩只老虎的屁股。

那是1909年春，新任湖廣總督陳夔龍走馬上任之初，善于逢迎的軍中將領張彪為了探探新總督的“水性”，在與陳夔龍首次見面的儀式的拜帖中夾了一張大額銀票。

陳氏收到的其他官員的見面禮，大都只是意思意思，唯獨張彪出手大方。陳便立即笑容可掬地對張彪說：“啊，你就是軍機大臣的‘丫姑爺’，自己人，自己人！”

可是，收到軍中副將黎元洪呈送的拜帖，卻是空空如也。陳夔龍看也沒看一眼就丟到一邊去了，在大庭廣眾之下大傷黎元洪的面子。而且陳夔龍是一個典型的見錢眼開的貪官污吏，幾天后，見黎元洪仍不“孝敬”他，再加上張彪的挑撥離間，陳氏就免去了黎元洪軍中副將的職務，這一職務很自然地落到了張彪頭上。

陳夔龍認為，當官就要發(fā)財，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他的老婆許氏則是一位交際花，憑其姿色巴結上了朝中顯貴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又討得了福晉的歡心，慶親王在高興之余就收她為干女兒。

奕劻的貪婪庸惡，時人皆知，其賣官鬻爵之多，至于不可勝數(shù)。人以其門如市也，戲稱之曰“老慶記公司”。

有著這樣的門路怎么會有人不走呢，晚清政壇幾乎都要走慶記門。而許氏經(jīng)常在奕劻府中來往走動，奕劻自然對于陳夔龍的升遷出力不少。其中，陳夔龍本應赴四川就任總督，夫人聽說四川道遠路途艱險，又是貧乏之地，便明確表態(tài)不讓陳赴任。

陳夔龍無奈，只好又求助于“老泰山”奕劻，旋改任陳為湖廣總督。時人胡思敬在《國聞備乘》寫道：“蒞任未久，升川督，夫人又不欲往。夔龍計無所出，乃私于奕劻，令爾巽以兩湖讓之，而令錫良以四川讓爾巽。以一女子之愛憎牽動數(shù)省督、撫，當時用人之得失蓋可睹矣！”

陳夔龍到湖北后更是巧立名目搜刮民財，而且常常利用家人婚喪嫁娶，哪怕是過生日，都由張彪四處活動要求下屬集體送禮。因而錢財源源不斷地涌入他的囊中。

陳夔龍乃進士出身，擅長文辭。為了裝潢門面，總喜歡在人面前哼幾句詩詞。在詩文上狗屁不通的張彪，一開始倒真的難壞了，因為他連斗大的字也認不了一籮筐，更談不上能吟詩作賦。但他反過來一想：我雖然不會作詩，但我有的是錢呀！于是，他花了100兩銀子買到了當時漢口報刊名筆李涵秋代他所作歌頌陳夔龍的四首詩，堂而皇之地署上他張彪的名字，獻給他的主子。

陳夔龍看后，不禁哈哈大笑，并立即組織了一場賽詩會，還當場書贈“儒將風流”的條幅給張彪。張彪頓時感到受寵若驚，回去后竟恬不知恥地掛在自己的堂屋里。

陳夔龍到湖北上任不久，他的幼女突然夭折，陳氏夫婦有意趁機斂財，張彪則大獻殷勤，在湖北軍政各總部門上躥下跳，硬是花巨款買了一件珠衣為之送葬。

高振霄與向炳焜了解到這些消息，覺得應該通過報紙將湖北軍政要員見不得人的事給予曝光。恰逢此時的湖北宜昌地區(qū)，正好發(fā)生了膜拜“石龍”求雨之事件。

高振霄與向炳焜突然靈機一動：陳夔龍，字筱石，亦作小石，不正是與“石龍”巧合嗎？陳名龍非龍也，石亦然。于是，通過一番策劃，向炳焜據(jù)此創(chuàng)作了一幅新聞漫畫《石龍》并題詩，經(jīng)高振霄編輯后，刊登在《湖北日報》上。

這幅畫勾勒的是一石洞，洞有鱗甲化石，即指宜昌所謂之“石龍”古跡，被當?shù)厝罕娨暈樯裎锕┓?，今求雨不應，乃借此“龍”諷刺湖廣總督陳夔龍，似龍非龍。其題句為：“這石龍，真無用，低頭潛伏南山洞；盡日高，拱不動，徒勞地方香火奉?？v有爪牙總是空。吁嗟夫！勿怪事事由人弄?！?/p>

此詩不僅將陳夔龍庸碌無用刻畫得入木三分，還指控了為之撐腰的干岳丈慶親王奕焜，政治色彩十分濃厚。讀者一看，便心領神會。

這幅新聞漫畫的畫意雖然比較隱晦，但配上一定的題詞后，矛頭所指，一目了然。善于吟詩作賦的陳夔龍看后，頓時惱羞成怒，將報紙撕碎。只是詩中未指名道姓，他不能明目張膽地直接以此為罪名封報抓人。

事隔不久，該報又刊載《中國報紙于官場有特別之益》一文，因陳妻拜慶親王為干父，陳是借慶親王奧援，做到督撫的。插畫、題詞、論文，皆挑了陳氏之眼。陳夔龍覺得該是他報一箭之仇的時候了。此時，正值湖北巡警道金鼎來見，陳向金大聲喝道：“《湖北日報》如此明目張膽地與官府作對，討厭得很！”金氏為迎合意旨，隨即將《湖北日報》封閉，并逮捕經(jīng)理鄭江灝與作者向炳焜。

幸虧巡警封報抓人時，高振霄外出采訪，而那時的報紙，為避免官方或民間找作者或記者（時稱訪員）的麻煩，報載文章一般不署名或只署筆名。加之鄭江灝是報社負責人，向炳焜又一口咬定此詩畫與他人無關，高因此逃過一劫。

事后，高振霄一方面會同友人設法營救向炳焜與鄭江灝，另一方面他發(fā)現(xiàn)報紙只要更名即可繼續(xù)辦下去。于是，高振霄會同謝石欽、黃麗中等積極做好創(chuàng)辦《長江日報》的籌備工作。并刊登廣告：《長江日報》“業(yè)經(jīng)規(guī)定章程，招收資本”，開辦經(jīng)費由在漢浙江籍資本家沈某暫行墊付。向、鄭獲釋后，《長江日報》正式創(chuàng)刊，高為編輯，他們又成為一個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

為了通過文學作品宣揚排滿革命，高振霄于1909年5月19日，又創(chuàng)辦了《揚子江小說報》（月刊），由著名報人胡石庵擔任主編，由《漢口中西日報》報館負責印刷出版。第一期為32開本，第五期為改24開本。主要欄目：圖畫、社文、小說、文苑、詞林、雜錄。

此間的武漢，雖然彌漫著陰云，但在1908年8月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限，并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前后，全國青年中掀起了一股研習政法熱潮，高振霄考入湖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深造，借預備立憲之名，行宣傳革命之實。

1910年7月，高振霄在湖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yè)。10月，他與謝石欽、鄭江灝、黃麗中、董祖椿、李福昌、單家燊、康建唐、向炳焜等發(fā)起人創(chuàng)辦德育會。強調“天下興亡，視民德興替”“應修私德以完人格，重公德以結團體”。會長以下的職員均于每周開會時公舉，以推行“德育”為掩護從事革命活動。德育會希望通過個人道德人格的完善，社會公德團體的塑造，來實現(xiàn)團結和強國的目的。

這年冬，高振霄與同仁一道促成德育會與共進會合并，成為共進會骨干。后又促進共進會與文學社的合并，成為辛亥革命的領導機關。

隨著辛亥革命時機的到來，宣傳陣地急需拓展。鑒于《湖北日報》曾被查封，于是，鄭江灝、向炳焜于1910年，以《政學日報》為報名，重新出刊，班底大都是《湖北日報》的原班人馬。

那時的湖廣大都會武漢各界，對清軍將領張彪的淫威深惡痛絕。張彪原是張之洞親隨，因娶張之洞婢女為妻，人稱“丫姑父”。正是在張之洞的羽翼庇護下，張彪在湖廣有恃無恐，無惡不作。尤其是處處與革命為敵，魚肉百姓，成為人人詛咒的“國妖”。

為了充當民眾的喉舌，在《政學日報》復刊不久，向炳焜與高振霄交換了意見后，又勾勒了似虎形之貓的漫畫《怪物圖》，發(fā)表在《政學日報》上。漫畫上的題詞為：“似虎非虎，似彪非彪，不倫不類，怪物一條。因牝而食，與獐同槽，恃洞護身，為國之妖?！逼湓娗楫嬕?，既深刻地揭露了張彪是一“不倫不類”的吃人魔怪，又以“與獐同槽，恃洞護身”的詩句，喻諷張彪借以飛黃騰達的衣食父母張之洞（“獐恃洞”諧音）。

張彪得報后，再次動用夏口廳軍警將該報查封，鄭江灝和向炳焜重陷囹圄。只是迫于輿論壓力，不久才將鄭江灝釋放。而向炳焜仍然繼續(xù)被拘，直到武昌起義才得出獄。

1911年2月13日（宣統(tǒng)三年正月十五），高振霄與彭淵恂（字義民）、向瑞彝、何國楨、羅饒、何世雄、張銘彝等創(chuàng)辦《夏報》，編輯部設在漢口歆生路，由彭義民等人任編輯，何國楨經(jīng)理，發(fā)行所設在漢口河街。

彭義民，善化（今長沙縣）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后曾任長沙民立第一中學堂教員、江寧勸業(yè)公所農(nóng)務科科長。1903年11月4日，黃興邀請章士釗、彭淵恂、劉揆一、柳大任、柳剛、宋教仁、周震霖、徐佛蘇、胡瑛、翁鞏、秦毓鎏共12人，在長沙保甲局巷彭淵恂家集會，商議籌設革命團體等事項。會上決定以“興辦礦業(yè)”為名，對外聲稱成立“華興公司”，入會者均稱入股，“股票”即會員證，并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為口號，隱含“撲滅清朝”之意。此即華興會的成立。次年秋，華興會策劃長沙起義失敗后，他與黃興等先后逃往上海，組織愛國協(xié)會，圖謀再舉。嗣因萬福華刺殺王之春一案牽連，逃亡日本。后加入盟會。不久又跨入國民憲政會及政聞社，任該社常務干事。當革命、立憲兩派論爭激烈時，他為雙方所責難，遂宣布脫離兩派之政治關系，而保持個人友誼，實際上仍為政聞社辦事。1908年1月政聞社本部遷上海，彭淵恂是東京政聞社社員，他任東京政聞社社務負責人之一。次年與前政聞社社員張嘉森、吳貫因、蕭坤、向瑞彝等在日本東京立咨議局事務調查會，宗旨在于調查中央直省之權限和各項行政，以求明確咨議局權限和改良直省政治，并主辦《憲政新志》。

彭義民在滬期間，結識了《國風報》的發(fā)行人何國楨?！秶L報》是1910年2月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立憲派宣傳君主立憲的重要刊物，梁啟超任總撰，何國楨為編輯兼發(fā)行人，實際主持人是梁啟超。它是繼《新民叢報》《政論》之后立憲派的主要報刊之一。該刊在創(chuàng)刊號廣告中稱“以忠告政府，指導國民，灌輸世界之常識，造成健全之輿論為宗旨”。設論說、時評、著譯、調查、記事等欄目，以論說為主，每期8萬字左右，最高發(fā)行數(shù)達3000份。該刊每期半數(shù)以上的文章均出自梁啟超其手，由梁在日本大體編定后，寄至上海印刷出版。

彭義民抵漢口后，與高振霄一行漢上志同道合的朋友，討論了《夏報》的宗旨：“提倡實業(yè)、增進文化?！睍希?jīng)過集思廣益，大家達成了共識，認為《夏報》倡行：言文化務求忠實，主張力求正確，記載要求詳悉，材料盡可能豐富，消息力爭敏捷。

《夏報》同仁齊心協(xié)力，果然出手不凡。出刊一段時間后，贏得了“頗敢言，允為后起之秀”的聲譽，躋身漢口“四大報”（《中西日報》《公論日報》《大江報》《夏報》）之列。

此間，漢上的三大革命報紙也是風生水起。即文學社的詹大悲、何海鳴主編的《大江白話報》及其后更名的《大江報》；日知會李亞東、陳少武等創(chuàng)辦的《武昌白話報》；共進會楊玉如創(chuàng)辦的《雄風報》。

高振霄的文友與革命同志胡祖舜，在《六十談往》一書中回憶說，在當時漢口的四大報中，創(chuàng)刊最早者為《漢口中西日報》，其次為《公論日報》，《大江報》為后起，《夏報》尤為新創(chuàng)?！爸形鳌碧枮樯虡I(yè)報紙，為王華軒等籌集創(chuàng)辦。湖北天門人胡石庵及浙江人鳳竹蓀、江西人余慈舫先后主其筆政。“公論”為江漢關文案之貴州人宦誨之所主辦，時有官報之目?！按蠼睘楹秉h人詹大悲、湖南黨人何海鳴等所創(chuàng)辦，湖北人宛思演、查光佛、梅寶璣等嘗預其事，儼然一群英薈萃的革命報人集團。而《夏報》雖然起步遲、規(guī)模也不大、人員也不多，但卻以善經(jīng)營見長。

首義志士胡祖舜手跡

《夏報》的經(jīng)營方式是不搞大而全，而是善于整合資源，借船出海，并聘請專人負責。在辦報方針上，以敢于直言著稱，享有《大江報》革命色彩的后起之秀的美譽。如《夏報》曾因登載清軍三十一標管帶蕭國斌兄妹通奸事，一度被蕭國斌率兵搗毀。雙方一度劍拔弩張，對簿公堂。釀成震驚武漢三鎮(zhèn)的“夏報案”。

后氏蕭懷疑該文為部下胡祖舜所寫，乃派兵監(jiān)視，胡遂以新聞記者名義上告鄂督瑞澂。瑞澂不得不派人查辦，《夏報》得以暫時維持，但元氣大傷。

1911年7月17日，《大江報》發(fā)表黨人何海鳴的時評《亡中國者和平也》，引起清廷注意。7月26日，該報又發(fā)表黃侃撰寫的評論《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再次激怒了清廷湖北當局。8月1日晚，湖北當局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亂治安”等罪名，下令逮捕詹大悲。編輯何海鳴聞訊則自動投案。

隨即，《大江報》被封，并“永禁發(fā)行”，《大江報》前后存在不到8個月。釀成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報案——“《大江報》案”，也為一個搖搖欲墜的王朝敲響了喪鐘。

詹大悲在審訊過程中坦言：“國民長夢不醒，非大亂不足以驚覺，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語?！碑斪凡椤洞髞y者救國之妙藥也》的作者時，他承擔了一切責任，說：“此稿經(jīng)我過目，不能問作稿之人……一切責任均歸我負。”

《大江報》被封的第二天，同仁就向全國發(fā)出專電：“敝報昨夕封禁、拘總理，乞伸公論?！币粫r輿論大嘩，上海《時報》《神州日報》《白話日報》等都發(fā)表專論，表示強烈抗議。

同年8月3日，于右任在《民立報》發(fā)表《江聲嗚咽》一文：“《大江報》之在武漢，所謂有聲有色者也。乃官場既封禁其報，又嚴拿其主筆。噫嘻！‘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我為之哭?！?日，又發(fā)表《報館與官吏》，表示憤慨。

這年9月2日，余慈舫主辦的《武漢白話新報》，發(fā)表《大江報被封一月之哀辭》等文，對《大江報》表示聲援。高振霄會同漢口各團體和報界公會分別集會抗議，許多新軍士兵和各界人士也紛紛前來慰問、聲援，報社門口貼滿了慰問的紙條和哭吊的短文。清廷本要對詹大悲、何海鳴“從重置典”，迫于輿論壓力最后從輕判處罰金800元了事，因他們兩人無錢可交罰款，才雙雙改判18個月徒刑。胡石庵有詩曰：“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漢口小志》亦云：高漢聲、詹大悲、何海鳴、查光佛、宛思寅等都是享有盛名的近代武漢報人。

“春雷一聲發(fā)，驚燕亦驚蛇?！?/p>

1911年立春剛過，湖廣大都會武昌城下了一場霏霏小雨。當天夜里，尚在夢鄉(xiāng)中的高振霄忽然被一聲春雷震醒。

高振霄早就聽說，湖北有一種說法：“雷打驚蟄前，旱地里好種田?！彼睦镎f：這聲驚雷預示著今年也許是個好年成。但愿它能給老百姓帶來福音，讓百姓的日子會過得好一些。

這一年，也是辛亥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一年。4月27日爆發(fā)的廣州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但革命黨人卻愈挫愈勇。

高振霄在采訪中得知，辛亥革命“第一鐵漢”的日知會領袖劉靜庵，雖身陷囹圄幾年，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他在獄中仍然以中華鐵血軍的名義，聯(lián)絡舊友開展活動，指導革命同志努力奮斗。同時，盡可能把獄中難友團結到自己周圍。每天禱告，他將中國哲學與圣經(jīng)中的道理，傳授給難友。萍醴瀏起義將領歐陽澤垠，一般人大都不敢接近，但他對劉靜庵卻畢恭畢敬。獄卒潘寄貞在劉靜庵的感化下，竟成為他的弟子。劉靜庵多次受酷刑，多次患重病，獄中生活，極端痛苦。他以詩明志，其《移新監(jiān)》一律云：

向前已是慘凄極，那信慘凄更有深。

六月雪霜河海涼，半矢云霧日星昏。

中原有士兆民病，上帝無言百鬼獰。

敢是達才須磨煉，故教洪爐泣精金。

隨著革命時機的到來，高振霄與蔡濟民、劉復基等有識人士認識到，湖北的兩大革命組織共進會和文學社各成山頭、各謀發(fā)展而彼此抵觸，于是他們憑借自己的人脈關系與多重身份，居間做了大量的“勸合”協(xié)調工作。

與此同時，高振霄還在《夏報》等報刊上，引經(jīng)據(jù)典闡發(fā)“合則兩利，分則兩傷”，“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的道理。在黨人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