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勤勞持家，一意舉業(yè)

黃宗羲是家中長子，他既要主持家事，挑起生活重擔，又須出外讀書和應試。其時，上有老母姚氏，妻葉氏；弟四人：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子三：百藥、正誼、百學（后改名百家）。一家十口，生活、子弟的教育乃至婚事，都需他一肩挑。他自己說：吾母五子，唯不孝親乳。先忠端公殉節(jié)之后，室如懸磬。不孝支撐外侮，鞅掌家塾；吾母課壟畝，省廩窖，婚嫁有無，棺槨重復，無一日之暇。壬午（崇禎十五年）冬，吾弟皆以授室，食指繁多，遂別晨舂，然夏稅秋糧，猶不孝一人辦之?！度返谑畠浴段峄诩}辭》。黃百家后來也談到他父親的家務之重：“叔父輩四人，王父被難時，四叔父司輿、五叔父孝先更幼，讀書任之外傅；二叔父晦木年十一、三叔父擇望年九，府君身自教之?！苏嬗钪骈g之勞人也！”《全集》第十一冊黃百家《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所以，在他三十四歲明亡以前，雖然后來弟弟分居，但他又要扶養(yǎng)自己的子女，不但“勞”，而且家境并不好。除此外，他又要葬父，遷墓，建祠。對他一家打擊最重的是崇禎十三年（1640）點解南糧事。

原來明朝征田賦，采取“里甲催征，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jiān)收”《明史》卷七十八《食貨二》。的措施。由于土地兼并，富者田多而賦輕，貧者田去而賦存，甚者貧民逃亡而賦仍在。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其實都名實不符。但明政府仍按冊征收，“不復比較經(jīng)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撲糧長，令下鄉(xiāng)追征”。糧長如果有勢力，“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為空”。糧長如果沒有勢力，則為豪強地主欺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chǎn)補納”，甚至“一人逋負，株連親屬”，“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chǎn)”。

黃宗羲恰好在那一年，成了“點解南糧”的糧長。而且余姚連年受災害之后，那里收得到糧？全家只好相向而泣，不知怎么辦才好。黃百家說：庚辰（崇禎十三年），點解南糧，充是役者，家無不覆。又值歲連大祲，叔祖輩皆相向而泣。府君告糴黃巖，一身竭蹶，又值遏禁甚嚴，馳驅(qū)臺、越間，謀于王峨云、倪鴻寶、祁世培三先生，而其事得集?！度返谑粌渣S百家《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倪鴻寶即倪元璐，上虞人，歷任戶、禮兩部尚書；祁世培即祁彪佳，山陰人，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王峨云，待考。他們都是高官，有錢有勢，更重要的是，他們或為黃尊素所提拔，或是黃宗羲友人，且都是紹興府人。王峨云在黃巖，所以他“馳驅(qū)臺越間”告糴，在他們幫助下，終于避免破產(chǎn)。

在奔波臺越間時，他曾至臨海，拜訪往年在杭州讀書社時認識的故人、曾任靖江知府的陳函輝（木叔）。并游天臺雁巖，有《臺宕紀游》。

是年，次子黃正誼（直方）生。

此后，黃宗羲繼續(xù)過著讀書、應舉的生活。十四年，他因南京親戚黃居中七旬大壽，至南京祝賀，得以盡閱其千頃齋藏書。這一次他看得比較徹底，“番閱殆遍”。當然，他是邊看邊抄，千頃齋藏書后來成了黃宗羲續(xù)鈔堂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還到南京城內(nèi)的著名道觀朝天宮閱《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抄之，矻矻窮日”《全集》第二冊《四明山志》卷五《丹山圖詠》。所抄包括以四明山名勝為內(nèi)容的《丹山圖詠》。他又聽說南京的焦氏藏書欲出售，急往詢問，而對方僅愿整體出售，索價二千金，他無力購買，求助于在南京做官的往年文昌社盟主之一的馮元飆，然未成。

其時，《南都防亂公揭》參加者梅郎中在南京，黃宗羲借宿于鷲峰寺，與梅郎中或于雨花臺賦詩，或至觀音閣聽鳥聲，或同看書畫、賞紅葉，或上燕子磯看漁舟集岸，斜陽掛網(wǎng)，相處共晨夕有數(shù)月之久，交誼日篤。

馮元那時主南京通政司，時馮京第與吳應箕同入南京國子監(jiān)，他們也常相過從。黃宗羲后來有詩記他與梅郎中、馮京第、吳應箕在南京所過的這段愉快的日子：重九南都看葉紅，留將好句廣場中。雨花臺上詩雖少，壓倒清涼數(shù)十通。

天街月色爛如銀，共上酒樓四五人。不道霜花猶抱樹，瞥然重見病中身。

小窗風味絕塵囂，未畫幽蘭香在毫。一紙風波投絳燭，只因曾與共登高?！度返谑粌浴赌侠自姎v》卷三《紅葉本事詩》。正在他吟風弄月之中，忽然接到岳父葉六桐逝世噩耗，匆匆回里。是年十一月葬于余姚西龍蟠山。

崇禎十五年（1642），黃宗羲三十三歲。他因在杭州、南京多次鄉(xiāng)試不中，這次北上，到北京應試，與陸符共讀書于萬駙馬北湖園約半年。萬駙馬即萬煒，為萬泰族父。李文胤《孝廉萬先生墓碣銘》說：萬泰“有族父曰‘煒’，尚長公主。主賢，而都尉雅折節(jié)喜士”。李文胤《杲堂詩文集》，《杲堂文鈔》卷六《孝廉萬先生墓碣銘》。萬泰當年至京應試，也館于萬煒處。由于這一年朝廷有保舉之旨，浙江學使原推薦萬泰，萬泰辭不受，轉(zhuǎn)薦陸符。陸符與黃宗羲都是萬泰知交，故萬泰介紹他倆館于萬煒府第。黃宗羲與陸符因而相交益深，他倆“生平凡事不相隱”《全集》第一冊《思舊錄·陸符》。

這是黃宗羲在崇禎元年為父袖錐訟冤十六年后，第一次至北京。在京重逢故交，也結(jié)識新友。周鑣、方以智、馮京第、惲日初、顧玉書都是老朋友。關于《防亂公揭》南中與吳中有分歧，吳中獨周鑣不欲寬恕阮大鋮事，就是周鑣在這一年告訴他的《全集》第一冊《思舊錄·周鑣》。舊友中有一位為馮元子馮沛祖，馮沛祖是在順治年間力救黃宗炎于寧波死獄的主要人物。新識則為時任僉都御史的金光房，他是列名《公揭》的金光辰之兄，特地從二十里外至駙馬府來訪。當時天啟死難者朝廷尚未賜謚號，黃宗羲遂公疏請他上奏補謚。他答應了，后來因京師戒嚴而未果天啟死難者的謚號，在南明弘光元年已補謚，黃尊素謚“忠端”。見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一?！赌曜V》說：“后十七年，管侍御紹寧疏請，得謚‘忠端’”。有誤。

北京應試榜發(fā)，黃宗羲仍不舉。時內(nèi)閣首輔周延儒欲推薦他為中書舍人，他堅辭。于此年十一月離京回里，與宗炎、宗會在大雪中游四明山，回來后作《四明山志》。

崇禎十六年（1643），黃宗羲三十四歲，浙西崇德澄社社員孫爽來訪，于是共至京口（鎮(zhèn)江），在金陵別離，是為他與孫爽結(jié)識之始。

此年，他為母五十祝壽，副院施邦曜先期以文來祝。劉宗周、徐石麒也有文來。劉宗周的祝文由其子劉汋帶來。此外尚有方震孺（孩未）、瞿式耜、孫嘉績的詩。方震孺在崇禎十四年與他相識，孫嘉績?yōu)橛嘁θ?，后為浙東抗清義兵主帥，他也是劉宗周弟子。而陸符與萬泰則如期親至黃竹浦祝賀。祝賀時尚演出《鳳鳴記》一劇。

黃宗羲參加復社的“黨人”時期約十五年左右，正是他的青壯年時期，這段經(jīng)歷，對他以后一生有重要影響。復社原是以“文章道義”杜登春《社事始末》說，復社、幾社諸君子以“文章道義、互相切劘”。掀動天下。由于復社的文章，主于應付科舉的時文，雖然標榜“復興古學”，然在時文下復興古學，必然膚淺。而科舉得捷，則將他們繼承東林的“道義”滲透到地方乃至朝廷結(jié)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勢力，而這股勢力，使他們足以自上至下，與以溫體仁、薛國觀等閹黨余孽展開斗爭，以實現(xiàn)他們的“道義”。這樣文社與政社就合而為一，發(fā)展為明末的一次政治運動。

從黃宗羲個人講，這段時間的確為他的“文章”打下了基礎。但專攻時文，則使他疏于對蕺山理學的了解。他十余年應舉，而十余年不得一售，他是過來人，使他在明亡后，痛感科舉之失，為他以后批判科舉制度的深切反思，創(chuàng)造了前提和條件。

綜觀黃宗羲在復社的始末，他并非復社的首要者。復社幾次大會，崇禎元年的成鈞大會，二年的尹山大會，他尚未入社。三年的金陵大會，他才初入社，自然影響不大。崇禎五年的虎丘大會，他也沒有參與。復社名士在朝廷與閹黨余孽溫體仁、薛國觀之流的斗爭，更沒有見他的身影。只是到了崇禎九年以后，他才在南都參加桃葉渡大會、《南都防亂公揭》大會和國門廣業(yè)社秦淮河大會等反對閹黨余孽阮大鋮的斗爭。但就是這幾次大會，他也并非是重要人物。桃葉渡大會主角是冒襄，次為魏學濂、陳則梁，《南都防亂公揭》主角為吳應箕、顧杲、陳貞慧。然而人們尊敬他、同情他、幫助他、鼓勵他，與他相濡以沫，是因為他是天啟死難于閹黨的東林子弟。從“道義”上講，他的確受到繼承東林遺風的復社這塊土地的養(yǎng)料而成長。然而從根本上來說，是他家庭的慘變所激起的仇恨，使他積極投身到這一揚正驅(qū)邪的政治改革運動中來。

崇禎末年，阮大鋮是入“逆案”的重要分子。但他后來的確想討好復社，多次哀求，桃葉渡大會后討好侯方域，遭拒；于是他“日夜自贖”，甚至向復社表態(tài)：“茍使大鋮得改事諸君，所謂先死而肉骨也。”《全集》第十冊《陳定生先生墓志銘》。向他們“乞好以輸平生未有間”。吳偉業(yè)《梅村文集》卷三十六《冒辟疆五十壽序》。又為所拒。阮大鋮得知《南都防亂公揭》將發(fā)，他再次“以書來，書且哀”，再為周鑣所拒。拒則拒矣，而拒的手段為“醉而且罵且稱善”冒襄《同人集》卷二陳維松《奉賀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蘇孺人五十雙壽序》。、“撫掌狂笑，達旦不休”，且罵其為“珰兒媼子”，對其來書，“不啟視就使者焚之”陳貞慧《書事七則·防亂公揭本末》。阮大鋮人品的確很壞，但這種做法，是將本來可以利用的助力，不僅僅化為阻力，而且推向死敵了。果然，阮大鋮只好求助于當時為相的周延儒，推薦馬士英任鳳陽總督。這就為后來南明弘光之立及馬士英與阮大鋮聯(lián)手捕殺復社人士的張本。

當然，復社中也有一部人看到這一問題，崇禎十四年周延儒為相，是張溥等人設法推薦上去的，目的在于有利于與閹黨余孽的斗爭，在朝廷推行他們的政策。據(jù)說在這件事上阮大鋮也參與，助銀萬兩文秉《烈皇小識》卷七。張溥、吳昌時、楊維斗等之所以不同意南中對阮大鋮太決裂，恐也有怕打亂他們整個步驟的緣故。

黃宗羲在南中與吳中諸子的分歧中，是傾向南中的，以他后來對此事的說法可以證明，他說阮大鋮在南都“溺灰陽焰”，沈壽民保舉入京劾楊嗣昌時，“并及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公揭》出來后，“大鋮咋舌欲死”《全集》第十冊《陳定生先生墓志銘》。等，他還在秦淮河畔與侯朝宗、冒襄、沈昆銅、梅郎中一起罵阮大鋮，邊飲酒，“邊咀嚼大鋮為樂”。仇恨使他失去了黃尊素“深識遠慮”的政治目光。后來全祖望指出，黃宗羲生平受人“余議”有二，“其一，則黨人習氣未盡，蓋少年即入社會（社集、文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這一評論是中肯的。正是他深刻的“黨人習氣”，使他失去了父親的“深識遠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