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20世紀初年，梁啟超指出：“吾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后國治是也。周代宗法之治，在今日其形式雖廢，其精神猶存也”。^[1]其后，錢穆論中國文化也說：“‘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2]直到清末民初，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仍生活于家族社會，士大夫的家族意識仍然揮之不去。

一個世紀過去了，家國同構的歷史傳統(tǒng)趨于解體，儒家“修齊治平”的思想魅力大為減弱。人們更多地關注、依賴于法制，期望“社會轉型”。許多人從中西分殊的角度，將家族本位到社會本位視為“轉型”的重要標志。但在此過程中，傳統(tǒng)道德觀念趨于崩潰，新的信仰和價值觀念尚未確立，法制捉襟見肘，社會亂象環(huán)生。在20世紀的政治風云中，家族文化也在批判“族權”的激流中被扭曲和根本否定了。

人們常說，對傳統(tǒng)文化當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家族文化也不例外。但何為糟粕，何為精華，則仍是有待研究的課題。家族作為中國社會的衍生機制，其客觀作用不可一概而論。族權和家族主義應予否定，而家教、家學和家風的價值仍值得重視和辨析。簡言之，良好的家教是養(yǎng)成人格、培育人才的搖籃，與學校教育相輔相成，甚至像當代一些教育家所云，家庭的作用對于人才的成長遠比學校重要；家風是培育良風美俗的種子，也是民族文化的外在體現(xiàn)；家學是學術傳衍的重要途徑，也是民間學術繁榮的表征。在中國古代尤其是明清時期，學術家族儼然為一代文化風骨的集中體現(xiàn)。一些家族對于學術的執(zhí)著精神和卓越成就，令后世學者感佩不已。民國年間，社會動蕩，民生艱難，家學遺風稍遜前代，而父子、兄弟、叔侄在學術上并駕齊驅者仍不鮮見。這種現(xiàn)象至今發(fā)人深省。

長期以來，研究者聚焦于學術與政治的關聯(lián)，而對鑄造學術輝煌的家庭因素不甚在意。梁啟超、錢穆等人注意到家族社會，卻未對學術家族展開研究。古代家世其學顯然不只是職業(yè)問題，社會學家潘光旦指出：“世家和一個興驟亡速的暴發(fā)戶又有什么分別？還不是因為遺傳的基礎深厚，而婚姻的選擇審慎么？目前人才問題的癥結，就在沒有真正的世家，目前研究人才問題的通病，正坐不懂世家是什么東西！”^①他注重血緣因素，置重婚姻關系，當然只是一家之言，實際情形可能更為復雜。但看到世家對于人才成長的重要性，仍具有啟發(fā)意義。所謂“遺傳的基礎”，不僅包括血緣關系，還體現(xiàn)在學術、思想，以及家教、家風的薪火相傳。進而言之，無視家族環(huán)境，正如忽略政治制約一樣，都不能深入、全面地闡釋許多學術現(xiàn)象，也不能洞悉古代士人的心靈世界。

清代士人家族眾多，有些科名顯赫，有的家學相傳。僅就學術家族而論，數(shù)量大約也在百家以上。本書顯然不可能對此一一論列，面面俱到。漢學是清代學術的主流，家世其學者比比皆是，典型地體現(xiàn)了學術家族的繁衍、興衰。事實上，目前有關清代漢學的研究已經(jīng)“山重水復疑無路”，亟待轉換視角和思路，關注其家族語境、學術薪火和社會背景。

[1] 梁啟超：《新大陸游記節(jié)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1頁。

[2]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51頁。